乔炜[1]2012年在《会计监管的国际合作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际合作机制是国际社会解决冲突、协调关系的重要手段。本文之所以选择会计监管的国际合作机制作为研究的课题,一方面是基于跨境市场会计监管冲突问题亟需解决的现实状况,另一方面是基于笔者多年从事国际合作和境外上市相关工作的实践总结。经济的边界决定会计的边界,会计的边界影响并要求会计监管的边界与之相协调。跨境证券市场的发展使得上市公司的会计行为突破了国家界限,传统以国界作为会计监管界限的划分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在跨境市场环境下,如果上市地(东道国)和所在国(母国)仍然坚持国家个体单独监管,那么一国的会计监管跨越国界就会产生监管冲突的问题。监管冲突是由于各国会计监管机构对跨境上市公司行使个体管辖权,导致个体监管的边界超出国界所带来的会计监管与国家管辖权的冲突。经济的全球化、市场的国际化客观上推动了会计监管的国际化进程。所谓会计监管国际化是指会计监管活动跨出国界,需要各国会计监管标准趋于一致以及执行相互协调的过程和状态。据统计,截至2009年底,已有126个国家或地区采用国际审计准则或将其作为制定本国(地区)准则的基础；截至2011年底,已有123个国家或地区采纳或接受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监管标准逐步趋于一致更加凸显出在跨境会计监管执行中加强合作与协调的迫切需求。国际合作机制是调节国家间关系的一系列约束性的制度安排的总称。传统以国家个体为立足点的会计监管,难以单独应对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中的财务信息质量风险,需要建立起有效的会计监管国际合作机制,维护国际市场秩序。毫无疑问,跨境会计监管冲突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监管标准是否一致、监管执行是否协调、跨境监管合作机制是否有效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完善跨境会计监管的有关制度体系,建立起有效的会计监管国际合作机制。2011年9月发布的《会计改革与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2011-2015年)》明确指出,要“围绕会计改革和发展的需要”,着力推动“上市公司国际板审计及跨境监管合作”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会计监管的国际合作机制课题,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运用国际机制理论,深入分析了国际合作机制的历史演进和跨境会计监管的现实状况,基于国际合作机制的特征和变迁模式,结合跨境会计监管的特殊性,提出了会计监管国际合作机制的分析框架。本文的主要内容及结论如下：第一,从跨境会计监管冲突的具体问题出发,对相关概念及冲突的原因做出剖析；对解决监管冲突的各种理论观点进行总结与评述；在国际机制理论基础上,提出构建会计监管国际合作机制解决跨境会计监管冲突问题的研究框架。本文认为,会计监管与国家管辖权之间冲突的原因在于会计监管地域性与市场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跨境会计监管冲突问题需要通过各国会计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依靠机制化的手段来解决。第二,对国际合作机制的历史演进做出考察,剖析了国际合作机制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特征、变迁模式以及多层次、多元化国际合作机制现状的原因,就典型的全球性国际合作组织的职能、架构和工作程序做出了分析,为下文跨境会计监管的现状分析以及会计监管国际合作机制分析框架的构建奠定基础。本文认为,国际合作机制历史演进中形成了由大国导向向规则导向转变、由个体理性向集体理性转变、由相对权力向绝对收益转变的基本特征；在历史变迁中体现出四种模式,即经济进程、总体权力结构、具体权力结构和国际组织的变迁模式；在全球发展不均衡的基础上,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国际合作机制的现状。第叁,从标准与执行两个层面对跨境会计监管的现实状况做出分析。本文认为,跨境会计监管在标准统一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实践中将更多地依赖于执行层面的协调与合作；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执行方案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完全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改善的方向在于相互合作基础上的制度约束；同时,跨境会计监管现实中的状况也体现出国际合作机制历史变迁中的转变特征和模式总结。第四,提出了会计监管国际合作机制的分析框架。本文比较了会计监管国际合作机制与其他经济领域国际合作机制的共同及差异性特征；从全球、区域和国家个体叁个层面归纳了构建会计监管国际合作机制的影响因素；总结了构建会计监管国际合作机制的基本原则；并结合分析框架,对多层次、多元化的会计监管国际合作机制进行了探索性的构建。第五,基于分析框架的研究结论,结合我国境外上市的状况和特点,本文对中美跨境会计监管合作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案,同时从推动市场国际化、完善会计监管体系和维护国家利益叁个方面对我国在会计监管国际合作机制构建过程中应采取的战略举措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以规范研究为主,辅以案例分析,实现了论据(会计监管与国际合作机制领域的大量分析案例)、论证(会计监管与国际合作机制理论相结合)与论点(会计监管国际合作机制的分析框架)等叁个层面的创新。本文是会计监管国际合作机制领域研究的初步尝试,希望这些研究创新和成果能够为这一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化打下基础。
龚谊[2]2002年在《我国资本市场会计监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面对中国资本市场的运作现状，资本市场的会计监管问题便成为当前理论界与实务工作者共同关注的研究热点。研究这一问题，对我国资本市场的规范运作及其有效监管体系的设计具有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本文首先阐述了资本市场会计监管研究的相关理论，然后对资本市场会计监管问题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我国资本市场会计监管体系，继而对我国资本市场会计监管的有效性进行了测度，并提出了中国资本市场会计监管应重视的几个问题。
侯伟丽[3]2007年在《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体系构建》文中研究指明我国上市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和证券市场的发展，上市公司会计造假，违法违规现象也在不断滋生。从1997年琼民源公司案发，到后来的红光实业、郑百文、银广厦等重大会计虚假信息披露案件相继曝光，这些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从国外会计监管方面来看，近几年来，美国爆发了一系列会计造假案件从安然事件到世通再到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的“世纪并购”事件，财务丑闻层出不穷，令人触目惊心。这些造假事件不但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引发了关于职业道德、经济、法律制度等多方面的问题。然而，我们应该看到，治理虚假会计信息并非一朝一夕能见效的事情，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中外证券市场的发展证明，有效的监管是其关键一环。会计监管作为公司内部、外部治理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可以有效地防止公司管理层操纵会计信息生成、披露的过程，有效地督促注册会计师勤勉地执业，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与发展。一套行之有效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管体系必然对虚假会计信息的治理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在制度上和技术上不断强化和完善上市公司的会计监管，构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的会计监管体系。本文从监管理论入手，首先探讨了会计监管理论基础和监管产生的动因，接着从监管实践方面，对我国目前会计监管目标、主体、客体和手段四个方面的现状进行了阐述和分析。然后，通过对美国、英国以及法国叁个国家的会计监管模式和监管机构进行比较分析，对比各国监管特色，总结其成功经验，并且指出了各国都在走向以投资者利益保护为目标，政府主导、行业自律为辅的监管模式。接着本文通过借鉴国外会计监管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会计监管的现状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管体系，对上市公司会计监管体系的各组成要素进行了构建，并对有效实施会计监管体系提出了几点建议。
姜明[4]2009年在《上市公司会计监管研究》文中认为本文融合运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公共行政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对我国股票全流通环境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管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通过理论分析导出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的定义:有监管权利的会计监管主体在一定监管目标的指导下,采取一定的会计监管方法、程序和政策对会计监管客体——上市公司的经济行为进行规范与控制的总称。对于有效资本市场而言,股票价格是能够成为反映上市公司价值的市场信号。由于利益集团之间的经济矛盾贯穿于会计信息加工、鉴证、披露和使用过程的始终,因而会计信息在提供者与不同使用者之间分布不对称,这也是产生上市公司会计舞弊行为的诱因。国内、外资本市场不断发生的会计舞弊和审计失责事件,使政府、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充分意识到,会计舞弊与会计信息失真问题足以动摇股票市场的公平与效率,足以干扰社会经济的有效运行,因而加强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由于股票市场的利益机制、运行规则和环境等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对股票市场参与者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效用函数发生了较大变化,导致上市公司会计舞弊的动机变得更加强烈和多元化。为适应股票全流通环境对上市公司会计监管所带来的挑战,本文在构筑高效上市公司会计监管体系的同时,也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会计监管策略,旨在起到遏制会计舞弊和审计失责现象、提高市场依据会计信息进行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这是本论文的出发点和归宿。会计监管的实质是使会计监管作用得以发挥的一种制度安排,其建立与变迁是多方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博弈的过程,即,会计监管主体依据相应的监管政策(法律法规、会计制度、相关准则和规则等)来规范监管客体,进而实现上市公司会计监管目标。基于股票全流通环境,本文所构建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管目标是遵循国家法律法规,以“公开、公正、公平”为原则,采取必要的监管手段,合理保证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相关性和及时性,合理保证会计机构及会计从业人员遵守职业规范,维护投资者利益。本文以上市公司会计监管目标为导向,以股票全流通环境为背景,以上市公司及其相关主体的行为变化为主线,借鉴国外发达资本市场的会计监管模式及经验,结合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现状,在深刻分析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有效性的基础上,优化配置上市公司会计监管权责,运用时间窗口选择的方法,重点监管上市公司在特殊时点所发生的行为,并且从激励机制、决策机制、控制机制和评价机制四个层面,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机制;同时在优化上市公司会计法律监管模式、责任监管模式和回应监管模式的基础上,构筑以政府监管为保障、内部监管为基础、社会监管为辅助及舆论监督为补充的“四位一体”的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体系。本文的写作主旨是为股票全流通环境的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实践提出有益的对策与建议。
鹿霞[5]2010年在《萨班斯法案背景下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问题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上市公司会计监管是证券市场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对上市公司的会计监管不力,会加剧其违规活动,从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和破坏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而各国的资本市场发展状况参差不齐,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资本市场的会计监管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美国在本世纪初经历的一系列的财务丑闻促使美国国会在2002年通过了旨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会计改革法案——萨班斯法案。这部法案从多个方面强化了上市公司的会计监管,给世界各国的会计改革和监管带来了全新的框架和理念。而在我国,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快速推进,虽然在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监管体系与模式方面不断发展和深入,但是证券市场上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也是屡闻不鲜。同时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形成的金融海啸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更加复杂多变,监管必须更为有效。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环境的更趋复杂化,对保证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会计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该看到,会计舞弊案的发生、金融危机形势下经济金融环境的复杂多变,既说明加强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又对如何在制度上、技术上不断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强化和完善对上市公司的会计监管、构筑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的会计监管模式提出了要求。本文正是以此为出发点,采用规范研究和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委托代理理论、非对称信息理论、博弈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等经济学基础理论为理论依据,以对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分析、评价、借鉴为主线,本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与开拓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问题进行研究的。首先是上市公司会计监管相关理论研究,为论文后面部分做理论铺垫。其次《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会计监管改革分析及其对美国会计监管的影响。再次,《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的借鉴。最后,文章提出了建立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有效模式的构想。
宋印龙[6]2017年在《法治理念下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监管机制优化》文中研究指明资本市场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成为市场参与主体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然而,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暴露出诸多问题,肩负公众期望的监管机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下,遵从法治理念的指导,研究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监管机制优化问题,实现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依法、从严、全面监管,拓宽了理论研究视角,能够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主要由四部分、七章内容组成:第一部分:提出问题,主要包括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国内外文献综述和第叁章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法治理念下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监管机制优化的选题缘起。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虚假问题屡禁不止,需要依赖法治化的监管机制予以解决。第二章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监管机制、法治理念下的会计信息监管叁方面,沿着国内和国外两个维度,对相关学者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和总结,汲取前辈研究养分。第叁章指明所研究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监管机制的相关概念内涵,明确宪政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有效市场假说理论和保险理论作为全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分析问题,主要包括第四章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监管机制国外经验借鉴和第五章法治理念下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监管现状、问题及成因分析。第四章介绍了美国、英国、欧盟、日本和韩国的上市公司监管经验,从中得出优化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监管机制的有益启示。第五章从法治理念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现行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监管机制的现状,揭示我国现行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第叁部分:解决问题,即第六章法治理念下优化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监管机制的对策建议。提出法治理念下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监管机制优化的基本思路,构建了以法律规范体系、监管组织、上市公司、投资主体为要素的法治理念下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监管机制图。建议通过建立统一协调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监管法律规范体系、优化监管组织职能、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严肃会计信息监管惩处威慑,更好实现监管作用。第四部分:总结与展望,即第七章。主要对全文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未来可能的研究发展方向。
吴作章[7]2006年在《我国会计政府监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时期进行会计政府监管研究不仅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有关政府监管与自由市场之间的论战，自经济学问世以来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几个世纪以来主张政府干预与强调自由市场的这两种对立思想兴衰交替，多次换位。会计信息处理与披露同样也经历了从“自由放任”到“严厉监管”的漫长嬗变的过程。时至今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对于政府干预会计的必要性普遍赞同，但是对于会计监管模式究竟是以政府监管为主，还是以行业自律为主，以及究竟应该如何设计会计政府监管模式却是众说纷纭，仍无定论，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至于实践意义，安然事件悲剧的上演不仅震惊了美国朝野，而且轰动了世界各国，会计监管不力难逃其咎并再度引发了人们对会计监管的思考，其时的会计监管主体又陷入了世人声讨的困境。会计监管模式何去何从值得人们探索，但毋庸置疑的是，会计信息的政府监管制度必将延续，而监管的力度也必将进一步加大。基于以上的研究逻辑，本文的内容安排除第一章导论之外，其余篇幅共分为四章：第二章首先对我国会计政府监管的发展历史进行回顾，在此基础之上，寻找出我国会计政府监管的特点，并进行总结，从对我国会计政府特征的描述当中，发现我国会计政府监管存在的问题。第叁章首先对西方各国的会计监管模式进行研究，尤其探讨安然事件曝光之后西方各国会计监管模式的改革与发展，并对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加以评述。同时，运用比较评价的方法将我国会计政府监管模式与西方各国会计监管模式进行横向比较，目的在于发现我国同西方各国会计监管模式之间存在的差异。第四章对会计政府监管的理论基础进行研究。本部分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会计政府监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力图按照“会计信息——会计市场——市场缺陷——市场失灵——政府监管”的逻辑主线，建立起会计政府监管模式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五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在这一章对我国会计政府监管模式进行了设计。首先对我国会计政府监管的环境因素进行了分析，然后提出了我们的关于会计政府模式构建的设想，对组成我国会计政府监管模式的基本要素进行了界定。最后，为保障我国会计政府监管新模式的有效运行，探讨模式运行所需要的配套措施。会计监管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新世纪伊始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财务舞弊丑闻引起各界的普遍关注，如何发挥政府在会计市场的监管作用又历史性地摆在了世界各国会计理论和实务工作者面前，要求建立一个更加科学更加高效的会计监管模式。本论文在研究过程中，既要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要力争有所创新。本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第一，界定了会计政府监管的内涵。我们认为会计政府监管不仅仅是政府监管的一个层面，而且是会计监管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引入会计政府监管的概念是为了突出政府在确保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作用，实际上这不仅符合“后安然时代”各国会计监管的改革取向，而且也是未来会计监管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第二，建立了会计政府监管模式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综合运用经济学中关于政府监管和会计监管的理论，以会计信息和会计市场为研究起点，以“会计信息——会计市场——市场缺陷——市场失灵——政府监管”为逻辑主线，力图对政府介入会计监管的必要性、强调政府在会计监管中作用的可行性、会计政府监管的适度性、会计政府监管目标定位的合理性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从而建立起一个构建会计政府监管模式的理论分析框架。第叁，重新构建了我国会计政府监管模式。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立足于中国国情，针对我国会计政府监管现行模式的缺陷，借鉴国外尤其是美国会计监管改革的经验，重新构建了我国会计政府监管模式。这一模式包括会计政府监管的目标、主体、客体、内容和机制等基本要素。本文分别对这些基本要素提出了新见解和新观点。第四，提出了保障会计政府监管新模式运行的政策建议。会计信息质量的保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采取综合性的治理措施。尽管会计监管模式应该以政府监管为主导构建，但也不能忽略会计监管其他层次作用的发挥。因此，为了保障会计政府监管新模式的有效运行，需要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本文提出了加强单位内部会计监管、行业监管和社会监管等方面的若干政策性建议。会计政府监管是一个庞大的课题，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尽管我们在研究中尽可能地遵循历史与逻辑的演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些规律，但本文的研究只是取之一隅，能力有限，再加上环境的变化莫测，因此本文对于会计政府监管的理论探讨都是基于我们的主观认识，在论证与推理中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相信我们的研究能够为理论界和实务界进一步的讨论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此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我们将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继续关注与探索这一问题。
王学梅[8]2008年在《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在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监管者和主要上市公司的一举一动也广受关注。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提高上市公司监管的期许正不断升温。同时,中国资本市场又是一个很特殊的市场。在这些上市的中资企业中,国有企业占了绝大多数,并且在短期内,这种“国资独大”的局面较难改变,这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监管者提出了很大挑战。鉴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本文首先阐述了上市公司会计监管的相关基本概念,介绍了上市公司会计监管的经济学理论依据,对美、英、日叁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监管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了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制度的建议和具体措施。本文旨在在借鉴西方会计监管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为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会计监管制度提供一点建议。
王慧[9]2009年在《独立审计信用监管机制研究》文中提出独立审计信用是提高独立审计质量的核心隐性保障要素,并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公平和效率以及市场经济的信用基础,诸如被世人关注的会计造假、金融危机等无一不与独立审计信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从信用管理视角研究独立审计监管问题,构建独立审计信用的监管机制,不仅是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下日益激烈的会计审计市场竞争,提升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竞争力的客观要求;同时对于拓展审计监管理论创新、寻求独立审计监管创新思路,优化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展环境,为宏观政策层制定监管政策和相应法规提供理论支持,都将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论文首先阐明了研究背景及意义,对国外独立审计信用监管问题的研究进展、我国独立审计信用监管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动态追踪与分析。研究发现,独立审计信用监管机制的多维系统架构、同步交错协调的运行机理、实施保障与机制效率评价等问题是当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为此,作者设计了由八大部分组成的论文研究框架,并针对不同研究内容选择了规范型、解释型、描述型、统计分析及实证检验等相应的研究方法,认为制度伦理理论、审计功能实现理论与机制设计理论等为本文的研究和拓展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接着,对独立审计信用的形成机理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包括独立审计信用的科学内涵与外延,独立审计信用生成原理的模型解构、形成中的维护与修复补偿等问题。然后,从我国独立审计监管制度的现实安排、独立审计信用监管自律效应以及现行监管主体的监管效应等层面对我国独立审计当下的监管实效进行了统计分析,所得到四点研究启示为独立审计信用监管机制设计、监管机制实施与效率评价等后续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持。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独立审计信用监管机制的理论架构,包括独立审计信用监管机制设计的目标导向、影响因素识别、理论架构的层级结构与运行机理,迈出了这一论题创新的探索一步。接着,深入系统地研究了独立审计信用监管机制效率实现问题,着重研究了独立审计信用征信系统有效性,独立审计信用奖惩效应的实现,以及独立审计信用监管机制运行效率实现保障机制构筑。最后,对独立审计信用监管机制评价展开研究,涉及独立审计信用监管机制评价的总体方案、标准、方法及程序。论文的主要创新如下:1、将独立审计信用监管机制的架构设计、要素描述、动力机制、效果评价、效率保障纳入到整体研究框架之中,系统的、多角度的研究独立审计信用监管机制,目前尚未见载文及报道。2、采集1992-2007年为样本窗口的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审计意见时间序列数据作为研究参数,揭示了我国独立审计信用监管自律效应;对1999-2008年财政部公布的《会计师信息质量检查公告》、2004-2008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行业执业质量检查工作动态》、1999-2004年审计署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业务质量的检查结果、1992-2008年中国证监会披露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有关会计师事务所及涉案注册会计师处罚决定进行了统计,分析了现行监管主体的监管效应,所得到的结论为研究我国独立审计信用的监管实效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既是研究思路也是研究方法上的创新。3、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了独立审计信用奖惩机制效应的实现问题。2003-2005年资本市场数据实证检验所得到的我国市场中独立审计信用惩罚效应结论,为我国审计市场监管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4、以制度伦理理论、审计功能实现理论与机制设计理论等为理论支持,基于独立审计信用形成机理与我国独立审计监管的实际效果,充分考虑机制设计中的影响因素,在目标导向下构建的独立审计信用监管机制,以及独立审计信用监管机制运行效率实现保障机制,对我国宏观政策层制定监管政策和相关法规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胡玮佳[10]2017年在《证券分析师关注对财务报告重大错报风险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资本市场秩序的建立和保持需要具备真实可靠的信息,其中可靠的财务信息是投资者及其他利益关系人进行经济决策的基础,也是维持资本市场秩序和保证资本市场正常运行的关键。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监督机制不够完善、法律制度不足等问题,有些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存在重大错报的信息,严重地误导了报表使用者的相关决策,使生产力发展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受到了阻碍,损害了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寻找资本市场多方参与者的监督力量,提高中介机构的监督效力,降低上市公司财务信息重大错报风险成为了优化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重要基础。在信息经济学理论下,企业会计信息从内向外流动的过程形成了“信息生产——信息控制——信息鉴证——信息接收(披露)”的链条。在此链条中,上市公司、外部审计师、投资者、监管部门等各自起到了不同的作用。资本市场的制约体制包括注册分析师、会计准则、资本市场监管及反欺诈和内部交易的相关法律,有效的制约体制能够帮助防止和识别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存在的重大错报问题。但由于我国的监管力度较弱,投资者保护还不完善,除了健全现有的制约体制外,寻找其他资本市场的监督力量是保持资本市场有效运行、降低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关键因素。作为资本市场的信息中介和上市公司的外部监督机制,证券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信息监管体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Dyck等(2010)通过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会计欺诈案例进行搜集,发现证券分析师识别舞弊公司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市场监管层及审计师。在我国近年来发生的财务造假事件中,证券分析机构“浑水”沽空公司对“辉山乳业”虚报资产的发现,以及证券分析师蒲某对“银广夏”夸大生产利润的跟踪和证实,都向市场揭露了财务报告中存在的重大错报信息,引起了监管层及投资者的注意。与注册会计师和政府监管相比,证券分析师可以从多渠道获取公司的信息,包括参加股东大会、电话会议和与管理层的私人谈话等,因此信息搜集的成本较低;与投资者相比,证券分析师具有更专业的背景知识,因此信息解析能力更强。尽管以往研究强调了分析师关注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但是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本文认为这是源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证券分析师行业尚处于发展阶段,政府部门对于中介机构的监管还不完善,因此导致研究结果受制度环境的影响;二是已有研究缺乏从会计信息传递链条的整个过程出发,对分析师关注问题进行研究,因此不能全面系统地针对分析师关注对上市公司披露会计信息的影响进行分析。本文借鉴以往研究和现有理论,从研究分析师对会计信息链的“制作(生产)——控制——鉴证——接收(披露)”流程各层面的影响作用入手,为分析师关注对财务报告重大错报风险的影响机理提出了新的解释框架。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较高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存在的重大错报风险较低。具体表现为:(1)在信息制作层面,本文从两个方面衡量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存在重大错报风险。一方面,重大错报在制作层面的直接表征为财务报告舞弊或财务报告重述。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较高的公司,财务报告舞弊、及财务报告重述发生的概率越低。另一方面,重大错报在制作层面的间接表征为盈余管理信息风险。通过识别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与业绩波动相关的可操控应计部分,本文发现,分析师关注越高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存在的盈余管理信息风险及基本面信息风险越低。(2)在信息控制层面,本文认为,当上市公司的内部监督机制出现问题时,分析师可能会选择及时地发现并沟通,如果沟通没有达到有效提高内部控制的目的,分析师在避免发布负面预测的情况下会采取停止对企业跟踪的方式向市场传递信号。因此,在信息的“产品控制”阶段,分析师的关注有效提高了公司内部的治理环境,显着地降低了管理层舞弊的“合理化”因素,从而降低了财务报告中可能存在的重大错报风险。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较高的公司,披露内部控制报告的可能性越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越高,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概率越低。(3)在信息鉴证层面,通过前两个阶段分析师对信息制作和控制的关注,提高了企业的信息环境,完善了上市公司的内部监督机制,有效降低了财务报告舞弊或错报可能存在的概率,因此,减少了注册会计师需要投入的审计成本,同时增加上市公司被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本文主要的研究贡献如下:第一,构建了分析师关注对财务报告重大错报风险影响的新的解释框架,为分析师关注对会计信息传递的整个链条具有监督和改善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研究认为,会计信息是企业向外界披露的“产品”,从产品的制作到“消费者”手中,经历了“制作(会计报告的编制)——控制(企业内部控制)——鉴证(注册会计师审计)——接收(披露给报告使用者)”的一系列流程。但是,以往大量文献把焦点放在分析师关注对资本市场反应或财务报告盈余质量的影响,忽略了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信息中介和上市公司外部监督者对于会计信息流动各层面的影响作用。第二,根据会计信息传递链条的不同层面,构建了财务报告重大错报风险新的度量体系。以往文献主要以受到证监会处罚,或可操控应计利润作为公司财务报告存在重大错报风险的衡量变量,但此类替代变量存在局限性:一是没有受到违规处罚的公司并不意味着其披露的财务信息是“清洁的”(即完全不存在重大错报风险);二是由于盈余管理是中性的,可操控应计利润的高低并不能直接代表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是否存在重大错报风险。因此本研究对重大错报风险的衡量根据会计信息的传递进行了多层面的量化,使研究结论更具有可靠性。第叁,本文的研究结果着重强调了资本市场中介机构——证券分析师在市场信息传递中的重要作用。随着我国资本市场规模的不断增长,证券分析师从早期不规范的民间“股评师”,发展到截止2017年从事证券投资业务的2309人,他们对于上市公司披露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现实意义在于引起监管层对如何利用分析师的职业特点和信息优势,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完善资本市场会计监管等问题的重视。研究结论以期为政府监管及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作为未来决策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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