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社会支持与危机脆弱性的关系
——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王宣予，李祚山*，齐 卉，陈 雪，黄小梅
(重庆师范大学 应用心理学重点实验室，重庆 401331)
摘 要： 为了考察应对方式在危机脆弱性与社会支持之间的中介效应，以探讨社会支持影响危机脆弱性的作用机制.选取499名大学生，采用危机脆弱性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进行调查.发现大学生危机脆弱性与消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与积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P <0.01)；大学生危机脆弱性与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有显著负相关(P <0.01)；社会支持总分与消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与积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P <0.01)；应对方式在大学生危机脆弱性与社会支持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大学生的危机脆弱性、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三者关系密切，社会支持会通过应对方式影响着大学生的危机脆弱性水平.
关键词： 大学生；危机脆弱性；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中介作用
0 引言
近年来，极端事件在大学校园中屡见不鲜，这不仅影响着大学生群体的学习和生活，而且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一个人处境艰难的时候，常规解决问题的办法难以应对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这个人的心理就会出现异常波动，将其称之为心理危机.也就是说，当他不得不面对超出自己能力的困境时，这个人就会有暂时的心理困扰，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短暂的心理波动异常是心理危机的本质[1-2].马建青等[3]在2014年对全国300多所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危机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大学生存在较为严重的心理危机问题.雷冬梅等[4]研究发现，我国在校大学生中有26%的学生萌生过自杀的想法.杨振斌等[5]在2015年对大学生的自杀率进行深度调查，结果显示：因自杀原因死亡的大学生数量占到了异常死亡大学生总人数47.2%，即是说每10万名大学生中至少有2个人自杀.吴素梅等[6]已证实，危机脆弱性是对心理危机进行预测的一项重要指标.危机脆弱性作为一种能力，能够起到帮助个人抵御危机的作用.个人的心理平衡状态经常会被工作或者生活中的负面事件打破，处理事件的方式方法因人而异，各不相同，但是如果个人的危机脆弱性处于较低的水平，心理出现问题的概率就会低很多[7].研究表示，除了个体正在经历的变化，一个人对自己应对困境能力的评估，也是影响其产生心理危机的重要因素.简而言之，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等内外因素在个体危机脆弱性的形成中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8-9].
本研究把个人与他人较为紧密的关系称之为社会支持，社会支持能够为个人提供物质以及心理方面的帮助用以渡过人生难关，它直接影响着个体主观感受到的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对大学生的危机脆弱性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程度越高，个体在困难处境中更容易保持心理平衡状态或更易于从心理不平衡中恢复过来[10].史金平等[11]选择医学院新生作为研究对象，针对社会支持与危机脆弱性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两者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谭艳艳[12]选择流浪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结果与史金平的研究基本一致.但是目前仍然缺乏讨论关于大学生群体危机脆弱性与社会支持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根据前人的研究方向，提出假设1：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影响着其危机脆弱性的强弱.
应对方式是指个体对压力事件做出反应的稳定方式[13]，从性质上可以划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它与危机脆弱性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罗增让等[14]对研究生群体的研究表明，危机脆弱性与积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产生负向预测作用.另一方面，应对方式会影响到个体感受社会支持的程度，当个体采用更加主动的方式解决问题时，其能够获得和感受到的社会支持也就更多[15].已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匮乏的个体对待异常问题时心态常常比较消极，与之相反的是，社会支持较高的个体会乐观的看待问题[16].综上,提出假设2：社会支持为大学生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用以降低危机脆弱性.在大学生获得较多社会支持的条件下，他们解决问题的心态偏向积极，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加，促使危机脆弱性不断降低.
以往有关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对危机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多集中在大学生以外的人群，如流浪儿童[12]，或以医学院学生[11]、硕士研究生[14]等特殊的大学生群体等为调查对象进行考察，而大学生作为社会新技术、新思想的前沿群体，所涵盖的专业领域十分广泛，小部分人群并不能够代表普遍的大学生群体.除了对这三者之间的共同关系缺乏研究外，关于其影响机制的研究也较为匮乏.所以，本文将对大学生的社会支持与危机脆弱性之间的联系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期望能够助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面贡献微薄力量，构建和谐校园，传播健康理念.
传统的临床护理工作模式,临床护理人员由于护理工作繁重,病人众多,不具有积极主动性,责任性不强,且不重视护理解决措施,护理效果较差。聚焦解决理念近年来在临床上得到了一定的应用。聚焦解决理念通过找出患者在护理过程中存在的具体症状和问题,查阅资料,进行分析,然后将精力最大化、细致化地放在制定护理解决策略上,制定护理工作、手术操作内容和患者疾病特点相结合的特殊护理方案,以解决护理问题。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聚焦解决理念进行护理的患者,护理有效率为94.44%,效果显著,可推广应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报告，共同方法偏差效应的存在不可避免，因此本文采取三项措施，最大限度消除共同方法偏差效应对研究结果的负面效应.第一，采用的测量工具信效度较高.第二，尽可能增加被试来源空间的差异，分别选择在重庆、山东、甘肃、上海等4所高校进行施测，同时采用匿名方式进行调查.第三，汇总数据之后，在诊断共同方法偏差的过程中引入Harman单因子检验，诊断结论显示，未旋转状态下首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1.983%，与临界标准40%相比低很多，另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14个，由此说明共同方法偏差对本文研究结果的干涉可以忽略不计.
在春季的“大麦黄”和秋季的白露前一星期，使用1次杀纤毛虫的药物，隔日再用1次消毒药物，以预防寄生虫病的发生。
1.2 方法
1.2.1 危机脆弱性问卷
为深入研究个体在危机面前的反应，G·帕里[17]编制了“危机脆弱性”问卷，通过该问卷可以判断个体在问题面前的抗压强度，本研究采用由梁庆峰等[17]翻译的中文版问卷，整个问卷由15个项目组成，每个项目包含三个选项：“是”，“不确定”和“否”.该问卷得分有0分、1分、2分三档，个体在危机面前表现越勇敢，总得分越低.本研究中问卷的信度系数为0.712.
1.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采用肖水源[18]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该量表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以及支持的利用度等三种因子，有10个评价项目.10个项目的得分相加为得分总分，当社会支持程度较高时，总分会比较高.由于在本研究中被试群体为大学生，因此对量表的一些内容进行了修改，如将“邻居”改为“临近寝室”，将“同事”改成“同学”，把题目选项中的“配偶”一项删除，在6、7题的多选中，将选项依次修改为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其他，从而可以真实并清晰的调查大学生社会支持的现状.本研究中此表的一致性系数为0.75，分半信度为0.688.
为准确探明社会支持、危机脆弱性以及应对方式的相关关系，深入分析三者的关联数据，详细数据见表3.由表3可得，以危机脆弱性为衡量中心，社会支持、积极应对均与其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当社会支持得分高的时候，危机脆弱性程度较低；负相关联系出现在社会支持与消极应对两者之间，程度最高的负相关出现在危机脆弱性与主观支持两者之间.除此之外，支持的利用度与主观支持呈负相关，与积极应对呈正相关，而且程度较高.
从年级角度出发，大二年级学生的得分低于大四与大三年级学生的得分，但是高于大一学生的得分.究其原因，离毕业的日期越来越近，大三学生面临考研、就业等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会产生较大的压力.同时，大三年级的学生又负担着比大四更重的学业压力，心理健康状况较大四年级更差，这也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33].不仅如此，大四学生已经有了更多的求职经历和经验，职业规划的制订更加符合自身条件与水平，就业成功率较高，自我认同感较好[34].大三年级在消极应对方面得分高于其它三个年级的原因由此而来.
上式中所获得的商均取整数。将最终获得的结果引入待求图号地形图比例尺代码中，结合图幅命名规则，可以获得对应图幅图号。同时依据地理空间数据所在经纬度差值、图幅行列号，可以获得对应地理图幅经度、纬度坐标。
相关分析仅能够表明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而这种影响关系很有可能是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本研究假设社会支持不仅直接影响危机脆弱性，并且通过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对危机脆弱性产生间接影响.由危机脆弱性、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可以看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且稳定，且三个变量之间大多存在显著相关，因此可以考虑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来明确三个变量间的关系，检验这三个变量相互之间的作用[21].首先，自变量设定为社会支持得分，因变量设定为危机脆弱性，对二者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回归系数较高.其次，自变量设定为社会支持得分，因变量设定为应对方式，对二者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回归系数较高.最后，自变量设定为社会支持得分和应对方式，因变量设定为危机脆弱性，对二者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回归系数较高.详见表4和图1.综合上述分析获知：危机脆弱性得分可通过应对方式得分和社会支持得分预测，在危机脆弱性与社会支持两因子之间，应对方式担当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1.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研究对象为在校的本科大学生，通过网络向其发放调查问卷，合计发放503份调查问卷，去掉4份无效问卷，剩余499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99%.其中,男生213人(42.7%)，女生286人(57.3%)；大一131人(26.3%)，大二44人(8.8%)，大三107人(21.4%)，大四217人(43.5%)；独生子女171人(34.3%)，非独生子女328人(65.7%)；来自城市的有129人(25.9%)，来自城镇的有123人(24.6%)，来自农村的有247人(49.5%).
1.4 施测
本研究问卷在网上施测.所有被试使用统一发放的链接进入网上问卷系统，在网上填写问卷.为了确保问卷质量，对问卷完成的时间进行了限制，凡是作答时间短于5分钟和多于15分钟的问卷均列为无效问卷.
1.5 统计处理
用SPSS 19.0统计与分析样本数据.
Cite this article as:HAN Xue-Ying, WANG Ya-Nan, DOU De-Qiang. Regulatory effects of Poria on substance and energy metabolism in cold-deficiency syndrome compared with heat-deficiency syndrome in rats [J]. Chin J Nat Med, 2018, 16(12): 936-945.
2 结果
2.1 大学生社会支持、危机脆弱性、应对方式的描述性统计
采用描述性方式对大学生社会支持、危机脆弱性以及应对方式进行结果统计，具体数据见表1.由表1可见,大学生危机脆弱性处于中等水平，测验平均得分(9.78±3.91)；在应对方式得分上，大学生积极应对的得分(32.51±5.13)低于其他人群的得分，消极应对的得分(27.20±5.58)高于其他人群的得分[20]；观察大学生社会支持数据，(34.56±3.73)为上述肖水源进行的测试得分[18]，与之相比较，大学生得分(67.16±6.85)较高.本研究继续分析了危机脆弱性在不同分数段人数的分布情况，有13.6%的同学得分在5分以下，46.5%的同学得分在5～10分之间，有32.5%的同学得分11～15分之间，特别的，有7.4%的同学得分在15分以上.
表1 大学生的危机脆弱性、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的描述性分析
2.2 大学生生源地、性别、年级、是否独生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在分析差异结果的过程中使用了F 检验和t 检验，运用两个检验工具详细分析了大学生生源地、性别、年级、是否独生等差异结果，详细数据见表2.对比分析表2中数据得知，大学生的生源地得分无统计学意义，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具有统计学意义.表2中数据表明：在社会支持方面，独生子女的得分比非独生子女的得分低；在消极面对方面，从性别角度出发，女生的得分要高于男生，这与性格有关系；从年级角度出发，大二年级学生的得分低于大四与大三年级学生的得分，但是高于大一学生的得分.
1.2.3 特质应对方式问卷
表2 大学生不同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及生源地的差异分析( M ± SD )
注：*P <0.05，**P <0.01，下同
2.3 社会支持、危机脆弱性、应对方式的相关关系
2.4 BALF和血清中TNF-α浓度 结果(表1)表明：损伤后4 h、12 h，治疗组BALF和血清中TNF-α浓度均较对照组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3 危机脆弱性、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各维度的相关
2.4 社会支持和危机脆弱性之间应对方式的作用
采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19]来考察大学生面对应激事件时的应对方式，该量表分为两个分量表：PC与NC，PC代表积极，NC代表消极，共有20个计分项目，PC与NC各占一半.问卷采用1～5级计分.0.69是积极面对的克隆巴赫α系数值，消极面对的克隆巴赫α系数值增加0.01，积极面对的重测相关系数为0.75，积极面对的重测相关系数降低0.1，可见该问卷可信度较高，数据有效.
4.家长的榜样作用不够。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孩子成长的榜样。调查中发现，有许多的学困生父母，都有价值观不正确或生活习惯差的问题。
表4 社会支持在危机脆弱性和应对方式中的中介效应
注：***P <0.001
图1 应对方式在危机脆弱性与社会支持之间的
中介效应模型
3 讨论
3.1 大学生危机脆弱性的现状
通过深入分析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以及危机脆弱性的描述性结果，可以得出大学生群体的危机脆弱性不是很强，但还未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一半以上的大学生(60.1%)在面临大部分危机时，都能够成功地度过，但是仍有接近五分之二(39.9%)的学生在危机来临时可能表现的非常脆弱，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22].究其原因，大学生面临着“就业难”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这使得大学生的负面情绪(焦虑和抑郁)水平较高[23]，同时，大学生有着较高的抑郁检出率[24]，表明存在抑郁问题的学生群体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当代大学生的自身精神生活状态对自我意识的关注较为缺乏，其精神生活表现出失衡和滞后等特点[25]，精神生活的缺失，将对大学生在面临危机时承受能力的提高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处于学习与生活中的大学生面对着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比如学业压力[26]、人际关系[27]、就业问题[28]、恋爱状况[29]等这些都可能是导致大学生在面临危机时易受伤害的原因.
3.2 大学生不同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和生源地的差异分析
源于性别的差异，在消极应对方面，男生与女生的差别很大，男生的消极应对得分远远低于女生.追根溯源，一方面，女性在情感表达方式方面比男性更加倾向理想化[30],在遇到困境时，女性会放大情境中消极的部分，显得更加慌乱和悲伤；另一方面，男生在认知品质和学习适应性上明显优于女生[31]，在以学习为主的大学生生活中，良好的学习适应能力也有助于培养其良好的应对方式[32]，女大学生的消极应对水平居高不下可能也源于此.
英静静地躺在离家200多公里的生疏城市，药水不停地流进她脆弱的身体。昏暗的灯光，白色的床单，充斥药水味的空气，让她难受不堪。英是在太阳下山时的血色黄昏，突然倒在屋前菜地的。这一畦肥沃的菜地从英十五岁到刘家就一直伴随着她，就像依附身体深处神秘的子宫似的，菜地是英每天都离不开的，和自己最亲密的。
2015年《民诉法解释》对二审撤回起诉问题的明确规定不应成为对这一事项的终结性回应，二审能够撤回起诉且撤诉后不得再诉之制度规定面临的理论障碍应引起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足够关注与重视。二审撤回起诉为诉讼实践中需要处理的普遍问题，该问题的如何应对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不同程序及制度之间的衔接配合，也必然对民事诉讼程序的制度走向模式有着辐射效应。尽管二审撤回起诉为民事诉讼领域老生常谈的问题，期待以本文的讨论研究为视角，能够激发学界及司法实务界对2015年《民诉法解释》规定的二审撤回起诉制度予以进一步讨论及关注，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最终促使我国撤诉制度向深层化和成熟化运作模式的逐渐靠拢及过渡。
将是否是独生子女作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原有研究成果重现，即在社会支持方面，非独生子女的得分远远高于独生子女[35].其中一部分原因可能是，非独生子女在有更多家庭成员的环境中成长，可利用的客观资源(家庭成员人数等)较多.同时由于环境的影响，非独生子女具有较强的互动和与人相处的能力[36]，在交流沟通等方面的能力也高于独生子女，因而能够更好的运用社会支持的力量.
将大学生生源地作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原有研究成果重现，即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得分与生源地相同与否无关[37].这是因为在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城乡差距逐渐缩小，交流也越来越方便，可利用的社会资源能够适时地达到共享状态，农村和城市的大学生都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社会支持，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得分与生源地相同与否无差异的原因正来源于此.
3.3 危机脆弱性、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
通过表3得知，明显的正负相关联系存在于大学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以及危机脆弱性等方面.将应对方式得分、社会支持得分分别与危机脆弱性得分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支持以及其包含的多个因素均与危机脆弱性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这一结果证明社会支持可以很好的对危机脆弱进行保护，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10].社会支持包含主观支持、客观支持以及支持利用度三个方面，主观支持对危机脆弱性的影响力最大，客观支持对危机脆弱性的影响力最小.主观支持侧重于情感体验，个体通过主观支持能感受到社会给予的尊重、支持与理解[38].结果显示，大学生通过感知得到的支持对危机脆弱性的影响大于实际存在的支持.对于主观支持和客观支持的重要性，已有研究持有主观支持作用高于客观支持的看法[39].这从侧面警示，应当对大学生的精神世界进行重点关注，让他们拥有更多的支持感受，此外，在对大学生给予更多情感和精神上支持的同时，也有必要加强社会支持另外两个方面的来源.表3中数据显示，危机脆弱性与应对方式中的积极应对呈现此消彼长的的关系，消极应对与之相反，也就是说，当个体应对能力水平较高的时候，危机脆弱性就越低.这一结果与已有关于“危机脆弱性与应对方式”的研究结果相一致[40]，其原因可能是，当个体选择更加消极的应对方式时，心理状态通常偏向消极、负性的一面，而消极应对方式带来的结果也加重了原有的心理危机现状，此时个体非常容易感受到伤害的存在，这种感受消耗了大量的心理资源，个体的心理防线因此变得异常脆弱，心理危机随之接踵而至.
3.4 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在验证了大学生社会支持对危机脆弱性的反向预测作用后，将应对方式这一中介变量引入，发现应对方式对危机脆弱性也有逆向预测作用.与此同时，应对方式在社会支持与危机脆弱性之间搭了一座桥，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呈现正负相关态势，在这个过程中，应对方式发挥中介作用.故社会支持较高的大学生常常积极面对危机，个体的危机脆弱性由此削弱，当面对困难与危机时能够具备较高的心理承受能力.应对方式作为个体在面临外界刺激时的一系列评价方式和措施，当个体可以感受到更多来自他人的关心和支持时，也就能够更好的应对来自环境的各种挑战，这会影响到大学生在处理学习和生活事件时的情绪和能力，而这种影响又会泛化到心理的方方面面，包括情绪和整体的身心健康.此外，大学生的社会支持也影响着危机脆弱性程度，社会支持程度越低，对支持的感受和获取能力就越弱，情绪状况就越差，在面对外界事物和感知内心时也就越消极，因而危机脆弱程度就越高.
因此，对于高校的教育管理而言，要降低大学生的危机脆弱性，要在为他们提供各方面社会支持的同时，还要帮助他们学会感知和接受支持.同时，还要通过拓展人际交往等方式，培养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们拥有更积极的应对方式，从而降低其危机脆弱性，这对于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总之，大学生危机脆弱性和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可以通过不同的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加以实现.本研究只考察了应对方式对危机脆弱性和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在后续的研究中还可以探索其他中介变量的作用.
4 结论
(1)大学生整体应对能力水平不高，受社会支持影响明显，危机脆弱性处于中间态势；(2)大学生的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危机脆弱性互相之间呈现正负相关的联系，可以通过危机脆弱性评价社会支持力度的高低；(3)社会支持与危机脆弱性之间经常显现应对方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CAPLAN G. The Principles of Preventive Psychaitry [M]. New York:Basic,1964.
[2] CAPLAN 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ental Health Consultation [M]. New York:Basic,1970.
[3] 马建青,朱美燕. 大学生心理危机及其干预现状的调查分析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4 (23):73-75.
[4] 雷冬梅,唐天旭. “90后”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再建 [J].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29(2):11-15.
[5] 杨振斌,李焰. 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现象的分析 [J]. 心理与行为研究,2015,13(5):698-701.
[6] 吴素梅,吴沁嶷. 中学生危机脆弱性及其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3,21(4):592-595.
[7] 胡月,樊富珉,戴艳军,等. 大学生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生命价值观的中介与调节作用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6,24(1):149-151.
[8] 刘取芝,吴远. 大学生危机脆弱性及其相关因素调查分析 [J]. 青年探索,2007(3):81-84.
[9] 聂衍刚,刘伯兴,梁君倩. 青少年大五人格、应对方式与心理危机特质的关系 [J]. 心理科学,2010,33(3):712-714.
[10] 甘秀英,聂衍刚,罗蕴琪. 中学生心理危机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关系 [J]. 心理与行为研究,2009,7(2):114-120.
[11] 史金平,吴亚男. 医学院新生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与危机脆弱性的关系 [J]. 山西青年, 2018(19):71.
[12] 谭艳艳. 流浪儿童生活事件、社会支持、自尊与危机脆弱性的关系及危机干预 [D].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5.
[13] CONNOR J K. Relations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coping: a meta-analysi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7, 93(6):1080-1107.
[14] 罗增让,刘洋. 陕西省硕士研究生心理韧性和危机脆弱性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 [J]. 职业与健康,2018,34(11):1539-1543.
[15] 胡靖,刘修军,戴晓燕,等. 武汉市社区空巢老人社会支持、应对方式、自我效能与抑郁状况的关系 [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18,38(6):1508-1511.
[16] 向爱华,张罡. 脑瘫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与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相关性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8,26(9):1288-1291.
[17] G·帕里. 战胜危机 [M]. 梁庆峰, 孙红，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18] 肖水源.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 [J].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1994 (2): 98-100.
[19] 汪向东，姜长青，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 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120-122.
[20] 陈思思,郭欣雨,姜峰. 硕士生的自我接纳与特质焦虑:特质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6,24(10):1571-1573.
[21] 温忠麟. 张雷,侯杰泰,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 [J]. 心理学报,2004(5):614-620.
[22] 刘取芝,吴远. 大学生危机脆弱性及其相关因素调查分析 [J]. 青年探索杂志,2007(3):81-84.
[23] 刘春雷,于妍. 大学生就业心理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J]. 人口学刊,2011(6):81-88.
[24] 崔庆霞,王在翔. 大学生抑郁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研究 [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4, 31(8): 629-630.
[25] 曾兰,彭红艳,万美容. 90后大学生精神生活的自我认知：基于39位大学生的深度访谈结果 [J]. 中国青年研究,2015(10):94-99.
[26] 张善红,郑林科,杨宪华,等. 大学生心理压力状况调查分析：基于商洛学院1497名抽样学生的分析 [J]. 安康学院学报,2017,29(6):85-88.
[27] 吴翠萍,杨海波. 大学生人格特质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心理一致感的中介作用 [J]. 卫生职业教育,2018,36(21):117-118.
[28] 武传伟, 吴翌琳. 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与就业压力关系调查分析 [J]. 调研世界, 2018(12):19-22.
[29] 钱燕,汪瑞,万宇辉. 某医专学校在校学生恋爱状况和恋爱暴力发生情况调查 [J]. 安徽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17(3):150-152.
[30] 乔建中,姬慧. 文化和性别在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中的作用 [J]. 心理科学进展, 2002(1): 108-113.
[31] 龚玲,张大均,王金良. 我国当代大学生心理素质的调查与评估 [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0(3):86-92.
[32] 靖文. 五年制高职学生家庭教养方式、应对方式和人际适应关系的研究 [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8.
[33] 刘国华. 不同年级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比较与分析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9, 17(3):297-298.
[34] 陈贝贝. 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特点分析及其对就业指导工作的启示 [J]. 西部素质教育,2016,2(11):43-44.
[35] 张敏婷. 大学生自信心与社会支持的特点及其相关研究 [J]. 职业,2018(9):36-38.
[36] 何梦露.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人际交往差异研究 [J]. 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16(3):96.
[37] 章容,陈晶,雷威,等. 中专护生社会支持与人际关系对其孤独感的作用 [J]. 四川精神卫生,2017,30(3):270-275.
[38] COYNE J C , DOWNEY G . Social Factors and Psychopathology: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Coping Processes [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1, 42(1):401-425.
[39] SINGHMANOUX A, MARMOT M G, ADLER N E. Does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predict health and change in health status better than objective status? [J]. Psychosomatic Medicine, 2005, 67 (6): 855.
[40] 张红,宋洪波,张巧巧. 大学生心理危机脆弱性及自我相关研究 [J].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32(6):96-9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Crisis Vulner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ping Style
WANG Xuanyu ，LI Zuoshan *，QI Hui ，CHEN Xue ，HUANG Xiaomei
(Key Laboratory of Applied Psycholog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find out abou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ping style in between the crisis vulnerability and social support, the mechanism of how social support influences crisis vulnerability was discussed. 499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for the survey using the crisis vulnerability questionnair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and 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It was found that college students’ crisis vulnerability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negative response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ositive response (P < 0.01). The risk vulner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social support, objective support, subjective support and degree of utilization of support (P < 0.01). The total social support score showed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negative coping, and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positive coping (P < 0.01). Response mode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university students’ crisis vulnerability and social support. University students’ crisis vulnerability, social support and response mode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social support will affect university students’ crisis vulnerability level through response mode.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crisis vulnerability; social support; coping styles; intermediary role
DOI ：10.13603/j.cnki.51-1621/z.2019.08.002
中图分类号： B8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785(2019)08-0009-07
收稿日期： 2019- 02- 15
基金项目: 重庆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YKC18017)
作者简介： 王宣予(1995—)，女，甘肃定西人，重庆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格与心理测评
*通信作者： 李祚山(1969—)，男，四川大竹人，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人格与心理健康
(责任编辑： 王 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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