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十年来的中国民族史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五十年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209 （2000）01—0130—07
这里说的中国民族史学研究，指的是史学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所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史学中的民族史学，包括少数民族史学及汉族史家的民族史撰述两个部分；其研究任务是探讨民族史学发展的过程、成就与规律。本文试就新中国成立50年来中国民族史学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作一初步的回顾与分析，并就有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认识。
一、中国民族史学研究的步履寻踪
（一）历史上有关民族史学的撰述 民族史学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很早，它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几乎同步而行。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汉族史家有关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载；二是各少数民族在本民族文字产生或中原文明传入之后出现的记载自身历史的史籍。这两种形式的民族史学撰述，在中国古代随着史学史意识[1] 的增强而不断得到重视。如果说在魏晋南北朝以前，民族史学撰述还处在分散的撰述阶段，那么撰成于唐初的《隋书·经籍志》则从文献分类的角度给了民族史学以相对独立的地位，其史部“霸史”类基本上是记载民族政权兴亡历程的史籍。在今天看来，它们当属于民族史学的范畴。《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法，对民族史学意识发展的连续性有重要意义。从民族史学研究的进程来看，魏晋至宋元以后，由于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鲜卑、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先后建立政权，故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民族史著作，如“正史”中的《魏书》、《北周书》、《元史》、《辽史》、《金史》，私人史著如《十六国春秋》、《三十国春秋》，地方史专著如《华阳国志》、《蛮书》等等。后世对这些著作的研究亦不绝如缕，如自明、清直至近代史家对《元史》踵起不断的续作、补订即是一例。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史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史研究的兴起、发展，民族史学的研究亦有所开展。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民族史学只停留在为数不多的一些介绍性文章和对部分史著的校注、考订上，如向达校注的《蛮书》及与之相关的评论文章等。这说明民族史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的阶段。
民族史学研究自70年代末以来取得了很大进展，可称为它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
——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多。与起步阶段相比，近20年来各种学术期刊、论文集及个人文集中的专论民族史学的文章数量大大增多，其中尤以史学史、民族史研究中所包含的成果为多；对少数民族史著的校注、翻译工作亦大大推进，蒙、藏、维、彝等少数民族的经典史著基本都已有汉译本或校注本，有的还有多种版本。
——研究范围的拓展。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于民族史著的考订源流、校勘文字、考辨作者方面，几乎所有民族史学名著，如《华阳国志》、《十六国春秋》、《蛮书》、《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等都成为研究的对象；二是在对史料考订、辨误的基础上，出现了从理论上阐释史学现象与史家思想的倾向。80年代以来出版的一些史学史与史学批评著作，如尹达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瞿林东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均对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史学有专门论述；其他如杨树森、吴怀祺、张大可等先生，就民族史学的某一时期或方面进行理论探讨，各有成果面世。
二、关于研究成果的初步分析
（一）综合研究 所谓综合研究，是以各少数民族史学为线索的综合性研究。其代表性成果有：王尧先生的《藏文古代历史文献述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王尧、 沈卫荣合撰的《试论藏族的史学和藏文史籍》（《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3期），分别对藏族历史上主要史籍的基本情况，藏族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等问题作了概括性论述，涉及到藏族史学发展的过程，藏文史籍的种类及其特点，藏文史籍的价值等问题。这两篇论文是迄今为止关于西藏史学面貌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向中银的《试论彝族的重史传统》（《贵州文史丛刊》1997 年第4 期）、 《中国彝族古代史官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则是作者就彝族这一古老民族在史学上的传统、 制度所作的初步探索。这些研究成果，为揭示不同民族的史学面貌、特点提供了重要启示。
此外，方国瑜先生所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耿世民先生的《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关于各民族历史文献如藏文史籍、西夏书契、满文档册考察等民族文献学上的重要成就，以及各民族史料的汇编，不仅是民族史研究的必要史料，同时也为民族史学研究提供了资料。白寿彝先生主编的4卷本《回族人物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1993 年出版）是民族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而其在编纂思想与体例上的创新，于民族史学研究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断代研究 关于以历史上某一时期民族史学为对象的断代研究，受史学史学科整体研究状况的影响，在民族史学研究成果中居多数，情况也各异，兹分述如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史学走向多途发展的重要时期，民族史学占有突出的地位。80年代后半期以来，研究者们对十六国史学进行了较多的探讨。吴振清撰文认为十六国史学是“上承魏、西晋史学发展之余绪，下启南北朝史学之繁荣的重要阶段”[2]； 薛莹则提出，中国史学上不断出现的官修史书，其源出自于十六国时期[3]。 谢继忠就五凉史学的官、私撰述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作了分析与探讨，认为它应在十六国史学中占有一定地位[4]；赵荧先后撰文， 对五凉史学发展的背景、成就及特点、影响作了进一步探讨，并就其中有史迹可考的史家作了考察[5][6]。北魏作为此期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权，其史学亦开始得到有些研究者的重视。可以说，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的认识，正在走向更为具体、深入的层面。
——辽、金、西夏时期。辽与金作为具有独立的文字同时又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史学各具独有的特征。瞿林东先生在《中华文明史》第六卷的相关章节中提出，辽代史学在文字、史书记载内容及史家构成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发展紧密结合；而在民族融合的时代潮流中，史学又成为直接或间接反映这一历史进程的载体。他还认为，金代史学的突出特点是史学与社会历史进程紧密相关，史学形式受社会历史诸方面制约，而同时又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体现者[7]。 对辽代史学进行专门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有杨树森先生的《辽代史学述略》及吴怀祺先生的《辽代史学和辽代社会》二文。杨文就辽代修史制度和门类、辽代史学代表人物和主要的史学著作、辽代史学的特点一一论述，在理论认识上亦多有创见[8]。 吴文着重从史学思想方面阐述了辽史学的发展，认为辽统治者重史鉴的思想是辽史学的重要特点与前提，是辽朝治国安邦的智慧来源。文章还认为辽史家对汉族先民及其文化的认同“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潮的主流，它渗透到各个文化的层面”，此为辽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9]。 此文反映了辽史学研究不断深化的趋势。金代史学研究以崔文印先生用力最勤。他在《金代在史学上的成就》一文中，从女真文字创立、实录修撰、史家生平、著作等方面对金代史学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10]。他于80年代初先后发表的《大金国志初探》、《大金国志新证》二文，亦为金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注：关于《大金国志》的成书年代，史学界众说不一，据崔先生考证，此书当成于金代，故置于此。）吴怀祺的《金世宗时期的史学和大定之治》（《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 何宛英的《金代修史制度与史官特点》、《金代史学与金代政治》（《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金北人的《完颜勖与金代女真史学》（《蒲峪学刊》1992年第1期）等， 则为进一步探讨辽金史学的面貌、特点、影响多有启发。关于西夏史学，在《中华文明史》、《西夏文化》（史金波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党项史研究》（白滨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简明西夏史》（李蔚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史著中均有论及，可资参考。
——元代。新中国建立之初，元代史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元修辽、宋、金三史的评价与分析。近20年来，不仅在三史评价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新的看法，而且还在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元代实录材料的来源、元朝“国史”与“脱卜赤颜”的区别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理论方面，有的学者把元代史学置于民族史学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提出“多民族史学的新发展”是有其最为突出特征的看法[11]；还有的学者注意从史学思潮的角度剖析元代史学的方方面面，其主要成果有叶建华的《论元代史学的两股思潮》（《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王晓清的《宋元史学的正统之辨》（《中州学刊》1994年第6期）， 江湄的《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 期）等。关于元代史学的其他成就如地理书、私人行记等虽有论及，但仍需作进一步探讨。
——明清时期。明清时期，对我国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少数民族是满族。从史学史角度对满洲贵族入关以前的满文老档进行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乔治忠先生的《后金满文档册的产生及其史学意义》与《清入关前满文档册考析》二文。作者认为，满文老档“给传统史学注入了新的因素，成为清朝官方史学得以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12]对于清末兴起的边疆史地研究，以往的史学史论著多从御侮图强的角度对其进行介绍与阐发。近年来有学者认为，从清代前期的历史地理学直到张穆、何秋涛、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贯穿了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而后者更“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之深沉的民族觉醒意识”[13]。这一认识表明，在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传统夷夏观、民族观的内涵与外延都开始随着时代特征的转变而产生较大变动。有清一代，民族史学在历史撰述与理论认识上都成果丰硕，对它们的深入研究，亦当是今后民族史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三）专题研究 50年来与民族史学有关的专题研究，主要体现为史家、史著研究：一是对民族史家生平事迹、主要著作的考订，以及民族史著的版本源流、资料讹误的考证校勘；二是对汉族史家及其民族史撰述中所包含的民族史观、编纂思想等理论问题的分析与评价。而全面探讨民族史学的成果则暂付阙如。
——史家、史著的考证性成果。史家研究方面，改革开放以来，藏、契丹、蒙、回、维吾尔、女真等民族史家的生平考略均已展开，其形式多以个别史家为主；但亦有通考某一时代民族史家者，如朱永邦《元明清以来蒙古族汉文著作家简介》（《内蒙古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1981年第1期），朱子方的《辽朝史官考》（《史学史研究》1990 年第4期）等。前者利于对史家个人的全面、深入把握， 而后者则利于从史家群体的考察进一步窥得此历史时期的史学特点。史著考订方面，《云南志》、《契丹国志》、《大金国志》、《蒙古秘史》、《泐史》、《青史》等均出现有份量的考订文章，其考订范围广涉著者、成书年代、编纂体例、史料辨误、续作情况等，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
——史家、史著的理论研究。关于史家民族史观研究，本文将在第三部分专门讨论，此处从略。史著的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对某些新问题的认识，如李锡厚的《〈虏廷杂记〉与契丹史学》（《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 宝力高的《浅谈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的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等； 一是对旧问题的重新思考，如元修三史仓促而成，后人对此多所诟病，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从史料价值、思想传统等方面对其作了新的分析，认为“这三部史书的史料价值，在二十四史中是比较高的”[14]，且在史论、史学思想方面也继承、吸收了前代及当代史学的优良因素，故“元之不善，不当如是也”[15]。这两种形式的研究，对于推动民族史学的发展，无疑都是非常有益的。
三、理论上的拓展与深入
（一）自觉意识的增强与研究对象的探讨 50年来民族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及其良好的发展势头说明，对理论的探讨既是它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史研究在各个层面上的展开，民族史学的相关理论问题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首先提及这一领域的是白寿彝先生，他在1985年指出：“就中国史学讲，现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实际上还逗留在汉族史学史的研究阶段。有的书里，也讲了《契丹国志》、《蒙古秘史》，那太有限了，中国的五十几个民族，不能说每个民族都有它长久的史学，但有不少的民族确实是在这方面有很多积累。”[16]（P343）这种研究的自觉意识的提倡，在史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反响。1989年，施丁先生在总结新中国40年史学史研究成果时亦指出：史学史今后发展的方向是“通”，不仅要通古今，而且“对汉族的史学史要研究，对蒙、藏、回等各族的史学史也要研究。”[17 ]（P600）这段话着眼于建立完整的史学史学科、 从培养史家“通识”的角度谈民族史学的重要性。1995年，瞿林东先生在《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发展与史学特点》一文中，就这个时期民族史撰述的三种表现形式，即皇朝史中的民族史专篇，少数民族所建政权的“国史”与“正史”中所著录的民族史专书，以及地方史与民族史的结合等作了概括[18]，从而第一次对民族史学的研究对象作了明确界定。这说明，民族史学研究的自觉意识在不断朝着明确、具体的方向发展。
（二）民族史观研究的三个趋势 受中华民族多元统一的历史格局的影响，民族史观在我国古代始终以各种形式存在着，成为思想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概括说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它的发展轨迹大致体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关于史家之民族史观研究由浅及深的趋势。以司马光民族史观的研究为例，有的学者认为他的民族关系主张是“以妥协退让来求得边境的安宁”[19]，有的研究者则强调“务实”、“守信”、反对正闰论是其民族观中的精辟见解[20]。这些观点均带有论述较为分散，缺乏对各分论点进行联系考察的特点。近年来有的研究者开始致力于弥补这一欠缺，如张全明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非正统史观》一文，在对司马光的“非正统”史观作了全面剖析的基础上提出，正是这种“非正统”史观导致了他在史事记述、史学评论、民族史观上的一系列进步主张[21]，此即是从思想根源上探讨史家民族史观的尝试。在杜佑评价问题上，以前的论述多从进化思想角度阐发、评判其民族观，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则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杜佑从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角度来论证其观点，包含了某些“真理的成分”[22]。尽管上述问题尚未得到完全解决，但人物研究中不断深化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
第二，关于对史家与史著之评价逐步走向全面、客观的趋势。在这一点上较具代表性的是对司马迁的《史记》的民族史观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论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是兄弟的思想；二是同情弱小、反对侵扰掠夺的倾向。80年代以来，在肯定司马迁民族观的积极一面的同时，更多的学者指出，用“民族等列思想”而非“民族平等观念”来给它定位更符合司马迁的思想实际[ 23] （P419）；在论及对汉武帝军事政策的态度时，有学者认为司马迁并非反对“施暴力于统一”的方式，而是积极肯定了汉武帝“席卷四海”的历史功绩[24]；还有人从司马迁对西域诸国态度与两关以东地区民族态度加以对比入手立论，认为这导致了司马迁民族史观的欠缺与不足[25]等等。对司马迁及《史记》局限性的阐发，对全面、客观地认识其在民族史学史上的地位颇有启发。
第三，新观点、新认识不断出现的趋势。就同一问题提出的新观点、新认识，一方面是由于新的理论被引入而产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史料不同及认识角度的差异而使然。50年来，在民族史学研究中不断出现的新认识亦不出此两途。第一种情况较为简单，第二种情况则相对复杂一些：如对《华阳国志》民族史观的研究，是从新角度出发开创的新研究领域；而有些讨论则由于各种原因带有明显的论辩色彩：对《南史》、《北史》，多数论著都主张倾向统一是它们的突出特点，但也有学者认为，《南史》、《北史》在编撰过程中是富有正统观的，倾向统一并非其主题[26][27]；与王夫之民族史观代表着反民族压迫的进步倾向观点相对立，有学者提出他的民族史观是完全消极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种族偏见”，“即使在封建社会也是一种倒退”[28]。有的研究者则从王夫之个人思想演变出发，认为他到了晚年，“夷夏之防”观的具体内容及其对清廷的政治态度都有了很大改变，应具体分析[29]。
（三）关于民族史学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民族凝聚力问题是民族史研究、同时也是民族史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在民族史研究当中，近20年出现了一批论述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及其历史作用的成果，其中尤以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最具代表意义。费文指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主流是“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在这个多元统一的格局中，华夏民族集团是各民族融合的核心[30]。这可视为近20年来民族史学界就此问题讨论的总结与最高成就。此外，林甘泉先生的《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3期）、谷苞先生的《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 《再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1986年第1期），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独到见解。在民族史学研究领域，有一些文章涉及到了我国古代史学中的华夷之辨与大一统思想对民族凝聚力的影响。如孙家洲在《“正统之争”与“正统史观”》一文中认为，正统之争不仅是“稳定汉族政权的向心力”，同时也“表现了中华民族文明古国的强大凝聚力”[31]。对此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较重要者有瞿林东先生的《历史·现实·人生——史学的沉思》一书中的有关章节、《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从史学发展看炎黄文化的民族凝聚力》等文章，以及陈其泰先生的《史学传统与民族精神》一文。瞿先生认为，民族凝聚力是我国传统史学现代价值的重要方面，而史学对民族文化的发展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历史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32]。陈先生的文章则重在从中国史学连续性的角度谈民族凝聚力问题，他认为“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性，即是我们民族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明证”[33]。
综上，我们大致可以得到如下几点认识：第一，民族史学研究呈现出不断深化与进步的趋势。第二，相关学科在理论、方法、成果上的交叉与融合。第三，历史学同民族学的进一步合作，尤其是史学史研究同民族史研究的进一步合作，定会对21世纪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收稿日期：1999—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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