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忠君”到“为民”：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镜鉴*
白 贤
(咸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00)
[ 摘 要] 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体系完善，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统治者越来越重视，措施也越来越完善，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中国历代最基本的统治手段；以儒家思想及其礼仪规范(礼教)为核心内容，以儒家化的法律为保障，形成“礼法结合”“以刑弼教”的基本模式；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塑造着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高度统一的现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应着眼于人的终身幸福和全面发展，培育公民良好的政治素养和社会人格，需要：践行民主，完成从“忠君”向“为民”的现代转向；开启民智，实现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关注民生，实现从“弱民”到“强民”的转变。唯有如此，国家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拥护，政权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从而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 关键词] 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儒学；礼教；忠君；为民
一、研究的提出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思想政治教育往往被专指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即“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完整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教育，使人们逐步形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2]的实践活动。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发展以及人们认识的逐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同：“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虽然在古代和外国都不曾使用过，但其所包括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却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普遍社会现象。纵观人类历史，任何阶级社会都会对其社会成员进行“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3]等意识形态的教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存在思想政治教育，也是毋庸置疑的。不仅如此，中国古代历史悠久，政治文明高度发达，可以说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资源，而作为内涵广泛、影响深远的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无疑是其中颇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析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征与利弊得失，对当代中国的思想政治(道德)教育与政治(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实际上，学界对此问题已经有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问世。其中较有代表者，如《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4]、《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论》[5]两部力作，对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时代特征等作了系统梳理，可谓资料翔实、观点明确、史论结合，为人们认识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经验教训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在专题性研究论文方面，《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内容方法及其现代借鉴》一文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包括经学教育、封建纲常和礼仪规范教育、道德楷模教育、修身教育等丰富内涵，虽然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以及思想理论体系建构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价值[6]。《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征和现实启示》一文也认为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原则、内容、途径、方法上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应用价值，其对于形成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及价值取向，维护华夏文明的生生不息，均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也表现出“以灌输为主”“公私不分”“轻视人格”等时代局限性[7]。
从以上梳理不难看出，相关学者的研究都充分认识到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借鉴意义，也不同程度地谈到其历史局限性问题。这当然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相对于已有研究对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成功经验的推崇有加，研究者对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局限性的深入分析则明显不足，尤其是缺少对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即培养什么样的人)及其所带来的影响这一根本问题的检讨。众所周知的是，在关于教育实践的活动中，“培养什么样的人”是一切问题的源头和归宿。如果不在这一层面上作正本清源的工作，则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解，即认为中国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几乎可以照搬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鉴于此，文章欲对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征加以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历史借鉴及其现代转向等问题试作探讨。
二、“忠君”是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体系完善，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忠君。
(一)统治者越来越重视，措施也越来越完善，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中国古代最基本的统治手段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私有制与阶级分化的出现，思想政治教育便开始萌芽。思想和道德观念开始发挥其维护特定利益集团的职能，整个社会开始注重父权思想，宣扬男尊女卑的道德观念，维护一夫一妻制习俗。专门的教化场所和司教人员相继出现，担负起维护统治、实施教化的使命。在此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成为维持“劳心—劳力”“统治—服从”的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夏、商、西周时期，政教合一、学在官府，统治者通过垄断文化教育和采取各种宗教、祭祀活动，以神化王权，增强统治的合法性与控制力，初步建立起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作为社会管理和政治控制的一个重要环节，思想政治教育从社会生产生活中分离出来，开始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等级性。夏、商、西周的思想政治教育使民众最终接受了“家天下”的私有观念，适应了新的政治社会生活。该时期形成的宗法观念与礼仪制度，更是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塑造着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活。
秦朝虽然依靠武力结束了春秋战国长期战乱、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实现了空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大一统”局面，但却因其过度迷信武力而短暂而亡，这让后代的统治者深受震动，因此格外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柔性统治功能的发挥。汉朝统治者采用多种手段，以维护君主专制统治，诸如：通过神化皇权，鼓吹“五德终始”等天命思想，以巩固天子的神圣地位；通过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宣扬“君权神授”“天人感应”以维护封建秩序的长治久安。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战乱频仍，但依然通过教育渗透、宗教活动、法律强化等多种手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隋唐时期，既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也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达到新的高度。如在前代基础上，唐代统治者通过官修国史掌握了历史话语权；通过注释儒家经典的官方文本掌握了意识形态制高点；通过科举制度中的“明经”“试策”，笼络和改造天下的读书人；通过树碑、立传、入史、旌表等手段进行榜样教育，培养忠义温顺的民众；通过祭祀活动的仪式化行为，宣传和推行各种封建礼教与礼仪规范；通过“一准乎礼”的法律制度强化封建伦理道德，维护宗法秩序。可以说，唐代封建盛世的出现和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分不开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绝非单纯的忠君宣传教化，而是一个将“个人”与“社会”融为一体、“观念”与“行动”充分结合的系统工程。尽管如此，依然不能阻止封建专制制度的衰亡，归根到底，是由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宋元时期，蒙学、社学、书院等蓬勃兴起，将儒家思想和礼仪教化进一步普及化、民间化，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统治者通过“兴文教”、尊孔崇儒、大力办学等政策，建立起一整套以“礼治”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系统，为后世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础。明清以来，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化、官学化、生活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统治者充分动员全社会的各种力量，运用多种途径和手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建立起一套完整周密的体系来推行其“政教”“文治”活动，使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为维护日渐衰落的封建政权起了不小的作用。
通过以上对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回顾，不难发现：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日趋严密、内容日益全面、范围不断扩大，成为历代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还形成了一整套发达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8]。和暴力强制的统治手段相比，思想政治教育显然更为高明和有效，因此成为历代统治者最基本、最常态化的治国之术。
(二)以儒家忠君思想及其礼仪规范(礼教)为核心内容，以儒家化的法律为保障，形成“礼法结合”“以刑弼教”的基本模式
在社会教育方面，统治者采用巡查制度、宣教制度、祭祀制度、旌表制度等多种手段，以保障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开展。为了检查官方意识形态的落实情况，封建君主往往会派出亲信官员巡视地方，以观民“风俗”，并将“化民成俗”的效果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依据。圣谕宣教也是历代统治者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尚书》中所记的先王诰训，即含有大量劝勉、教化的内容。明清时期，圣谕宣教制度化、常态化，通过地方官定期宣讲、学校中记诵考核、民间社会乡约宣讲等多种形式，使封建伦理道德深入基层社会乃至穷乡僻壤，内化为广大民众的心理认同和行为准则。祭祀制度实际上是通过仪式来强化意识形态的一种手段。古代社会的祭祀活动种类繁多、数目庞大，通过对帝王、祖先、神灵、道德先贤的祭祀和缅怀，完成对封建统治秩序的认可和儒家伦理纲常的构造。与祭祀制度关系密切的旌表制度，是封建朝廷或官府通过对“忠孝节义”之人的赏赐、树碑(牌坊)、立传等多种形式的表彰，来引导社会风气，强化儒家伦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表1列出了4种工况下各部件最大的Von Mises应力值，由此可知工况3和工况4各部件最大的Von Mises应力值基本是工况1和工况2的1.25倍。说明作用载荷呈线性增长，应力分布也呈线性增长。
秦朝统一后，奉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统治政策，不料偌大的帝国不过二世而亡。汉朝统治者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在短暂的“休养生息”之后，终于在汉武帝时放弃了“黄老之学”，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儒学从此成为封建社会官方的正统思想。但经由汉儒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吸收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等诸家学说，表现为“神学化”的新儒学。孔孟儒学中的“从道不从君”“君视臣为草芥，则臣视君为寇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相对独立的思想已被大大弱化。可以说，汉朝统治者只是选用并改造了儒家思想中对统治有利的部分，并以之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教育内容。
经过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儒家的伦理纲常与“天理”合而为一，“内圣”与“外王”融为一体，在吸收佛、道思想的基础上，其思辨性与系统性大大增强，从而进入全新的阶段。但“从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被统治阶级歪曲和利用，成为禁锢人民心性的重要思想。宋元以降，伴随平民社会的巩固，“修齐治平”的儒家政治理想被日趋平民化和普及化，影响到每个社会成员的衣食住行，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实王姐也没抱太大希望，来到哈尔滨市第一医院，仍不挂号，便直接领我们到住院部去主任办公室找蒋利学。很不凑巧，蒋利学刚好去查床了，王姐便不客气地掏手机，给蒋利学挂电话。
儒家思想在封建时代日益强化的同时，还经历了“以礼入法”“礼法结合”的历史进程，即所谓的“法律儒家化”。早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所谓的“经义决狱”，即以儒家的思想主张作为审断案件的主要依据。在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一些儒家思想的精义被升华为封建法律的基本原则，成为古代立法、注律，以及司法活动时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使古代法律具有了鲜明的儒家伦理化性质。尤其是被誉为“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的《唐律疏议》，将儒家的“礼法”近乎完美地融入到法律条文之中，诸如“八议”“官当”“准五服以制罪”，等等，从而保证了儒家思想的无上权威性，为此后的《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等国家律典所沿袭。
总而言之，儒家思想既是治国之术，又是做人准则；既是道德标准，又是法律灵魂。儒家的“礼教”思想被不断制度化、系统化、法律化，对维护封建秩序和伦理纲常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成为历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
如果把这次会议的论文，和前几次在绍兴、在武夷山等地区召开的陆游研讨会的论文相比，我们发现一个很大的延续性。这次钟振振提交的一篇论文《老学庵笔记小札(续)》，标题上有个“续”，交代了研究的延续。上次在绍兴会议上他提交的是《老学庵笔记小札》，体现了明显的延续性。日本学者三野丰浩《关于陆游的夜雨诗》论文也有这样的性质，因为他所关注的张大烛《陆游的雨意象》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武夷山陆游研讨会上讨论的论文，所引的一本书《放翁新论》也就是武夷山陆游讨论会后结集出版的论文集，所以它也具有一个延续性。
(三)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塑造着中国的“忠君”政治文化传统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教育，是一个综合而系统的工程。整个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既有学校教育的主流渠道，又有社会教育的广泛参与，还有家庭教育的潜移默化，使国家的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全面渗透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俗等诸领域，发挥出全面而深刻的教化作用。
在学校教育方面，古代有着极为发达的教育教学系统，充当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夏商西周时期，政教合一，学在官府。据史载，成均、庠、序、校、瞽宗、辟雍等地，既是教化之地，又是议政、祭祀、养老、尊贤之所。春秋战国以来，私学兴起，遂有官学和私学之分。随着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加强，无论官、私之学，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场所。汉代以来，统治者将读书与察举、做官结合起来，在社会上掀起向学兴儒的风气，在潜移默化中贯彻着儒家的教化思想。无论是中央的太学、鸿都门学、宫邸学，还是地方的州县(乡)学、私学(学馆、经馆)、家学，都以读儒经、求仕宦为主要目的。宋元以来的社学、义学、书院等，更是将官学的触角以及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深入到广大的乡村和基层社会，形成一整套严密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国家将教育制度与用人制度紧密衔接，从而保证了教育的目的性和针对性。从秦汉时期的察举征辟制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官人之法，再到隋唐五代以降的科举取士，无不渗透着封建统治者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在家庭(家族)教育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西周时的成王母即有胎教记载，并设有“孺子室”对幼儿进行养成教育。两汉的家学、魏晋的家训、唐宋以降的家法和族规，均贯穿着以儒家礼教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以配合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宋元以来，宗族逐渐成为中国乡村普遍存在的社会组织，它主要是通过制定家训家范、开展祠堂祭祀活动乃至修谱等活动来完成意识形态灌输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
很多学者将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简单等同于儒家的道德教化，这虽然有些绝对化，但大体不谬。儒家忠君思想及其礼教的确是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最核心、最基本的内容。
根据苹果白粉病发生规律，防治时应抓住两个关键环节：一是剪除越冬病芽，及时摘除被侵染的病梢，减少初侵染及再侵染的病菌数量；二是抓住关键时机，适时喷洒有效药剂，防止病菌侵染和病害蔓延。
综上所述，三血管序列切面切面可清晰显示主动脉弓的异常，发现ARSA、右位主动脉弓、双主动脉弓，是快速诊断胎儿主动脉弓分支畸形的有效切面；双侧锁骨下切面通过观察无名静脉与左、右锁骨下动脉关系，能更好的快速排查有无迷走的锁骨下动脉，可有效防止迷走锁骨下动脉漏诊；弓降部冠状切面能够弥补三血管序列切面对于MRAA+LDA、RAA+LDA+ASLA、DAA无法明显确诊诊断的缺点，冠状切面通过观察ALSA及ARSA的起源和走行，对MRAA形成的血管环准确诊断率及RAA+ALSA的左锁骨下动脉显示率明显提高，是进一步鉴别诊断主动脉弓异常类型的重要辅助切面。
三、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忠君”的本质属性及其影响
既然以物质形式存在的文化是一种实体，那么以非物质形式存在的传统文化就是以意识形态存在的[4]。比如说川剧当中的变脸、戏剧等，这些艺术形式是更加需要传承与发扬的，非物质形式的存在也加剧了它们的脆弱性，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它们的存在变得越来越艰难，人们渐渐开始忽略这种形式的传统文化，对于它们的继承更是鲜少有人在做，这也是令我们所痛心的地方。
必须认识到，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以天下奉一人”的天然劣根性，使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必然以维护君权、忠于君主为根本目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自私性和狭隘性的特点。正如被誉为“中国卢梭”的黄宗羲所批判的那样，封建帝制时代的君主“藏天下于筐奁”，他们“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自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如此种种，“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10]这样的局限注定了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为统治者的个人私利服务的，是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缺乏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的“顺民”，或者说到底是教育广大社会成员如何做一名“合格”的被统治者。在漫长的封建帝制时代，人性始终是备受压抑的，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基本无从谈起。从长远来看，这样的教育不仅有害于广大社会民众健全人格的养成，而且有损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整体利益的良性发展。
(一)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培养忠于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的人才
思想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关系密切，但毕竟是有所区别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侧重政治性、阶级性，偏于政治性格塑造和意识形态教育；而思想道德教育侧重基础性、人文性，偏于文化性格塑造和公民素质教育。在古代社会，思想道德教育实际上是从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或者说，思想道德教育是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的，思想道德必须符合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要求。此时的道德教育，已经不是纯粹的道德教育。
当儒家的道德伦理一旦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便会产生某些异化，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起维护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的工具。比如，在君臣关系上，传统的孔孟之道强调“君”与“臣”在人格和道义上的平等关系，即“君视臣为草芥，则臣视君为寇仇”，当“道”与“势”发生冲突时，可以选择“从道不从君”，甚至当统治者成为“独夫民贼”时，臣下可以用暴力的方式“革”其“天命”，也就是说赋予了人民反抗暴政的天然权力。在家族内部，儒家伦理原本是看重家庭成员之间的亲而有间、和谐共处。可是随着专制政体与思想控制的加强，“忠”与“孝”的观念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成为对君主和尊长无条件的顺从而不得有丝毫违逆。如在君臣关系上，统治者在“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名义下，假借“天”的意志无限提高君主地位，无视臣民的基本权益。违背君主意愿就是逆天行事，一切危及君主地位的行为都被视为最严重的犯罪。诸如“谋反”“谋判”“谋大逆”等罪行位列“十恶”之首，不但要施以最严重的处罚，往往还会株连九族，即所谓“除恶务尽”。在家族内部关系上，统治者虽然号称以“孝”治天下，甚至承认家族成员之间拥有隐匿罪行的所谓“容隐”权利。如法律规定：子孙不得违背尊长的意愿，否则会以“不孝罪”论处；也不能揭发尊长罪行，否则会以“干名犯义”治罪。但是尊长如有谋反、谋大逆的行为，则决不允许“容隐”，必须在第一时间“大义灭亲”地加以告发，否则会受到株连。又如尊长去世，官僚要回家守孝；但皇帝以“夺情”之名，就可以轻易剥夺臣下行“孝”的机会。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见，当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发生冲突时，统治者会毫不犹豫地站在统治阶级利益的一边，而无视基本的道德人伦。道德人伦在君主统治面前，无疑是居于次要地位的。
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与道德驯化之下，道义和亲情被权力和利益日渐扭曲，其社会成员多半会形成某种被动型、依赖型、顺从型，甚至是强迫型的社会人格。这种教育手段虽然可收一时之效，但在长期浸淫之下，很容易导致民众普遍出现麻木、脆弱、虚伪、逆反等非健全人格。
(二)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某些方面有损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
君主专制体制是“家天下”的产物。为了家族皇权永固，统治者长期奉行愚民、弱民、卑民政策，视天下所有人为潜在的敌人。历代帝王忧惧同宗、怀疑臣下，与同宗族人为仇，视天下人为敌，最终不可避免地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子孙也多半不得善终。有学者统计，古代帝王中有近一半属于“非正常死亡”，甚至很多来自于家族内部的自相残杀。正因为此，在思想上控制人民，达到一劳永逸的效果，以符合君主专制体制的要求，成为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任务。既要人民心甘情愿地维护封建君主专制体制，又不敢使民众稍有染指国家权利，因此，只有进行人格上的奴化教育。在古代传统社会，即使号称与君主“共治天下”的士大夫阶层也避免不了“亦主亦奴”[11]的社会人格。
古代专制君主费尽心机进行奴化教育，造成广大民众对于国家事务和民族前途的漠不关心。所有的问题经过长时期的积累沉淀，在近代西方列强入侵时总体爆发出来，让中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在强敌入侵时，大清国的民众普遍表现得漠不关心，历代君主苦心经营的专制帝国也最终难逃败亡的命运。如此一来，只会让国家和民族越来越濒临险境，最终遭遇“亡国”“亡天下”的危局。此类的历史悲剧一再上演，大思想家王夫之遂有“孤秦”“陋宋”[12]的喟叹，黄宗羲才会发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呐喊。
这一切，正如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深刻剖析的那样：“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彼奴隶者，苟抗颜而干预主人之家事，主人必怫然而怒，非摒斥则谴责耳。故奴隶于主人之事，罕有关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之然也。吾国之人视国事若于己无与焉，虽经国耻历国难而默然不动其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之然也。”[13]这里的“势”，正是古代统治者带有“奴化”色彩的思想政治教育长期浸淫孕育的结果。
四、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镜鉴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政治教育”，其根本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政权的巩固、稳定和继承。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高度统一的现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还应着眼于人的终身幸福和全面发展，培育公民良好的政治素养和社会人格。就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教训而言，需要完成从“忠君”向“为民”的现代转向。唯有如此，国家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拥护，政权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一)践行民主，实现从“忠君”到“为民”的转变
一部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足以证明，无论怎样穷尽手段，也没有哪一个阶级政权可以一劳永逸地统治下去。中国历史仿佛陷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怪圈。从“天下归心”的周公，到“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再到被尊为“天可汗”的唐太宗，以及号称“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无论怎样苦心经营、精心设计，都不能挽救后世子孙政权灭亡的历史命运。虽然无数政治家都在探索试图跳出“历史周期律”的路径，但都不得其法，始终没有答案，直至近代历史上著名的“窑洞对”的出现。
1945年7月，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国民政府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赴延安访问。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他所住的窑洞里作客，二人畅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其间，黄炎培提出：“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对黄炎培这一历史疑问，毛泽东略加思索，庄重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4]
这次振聋发聩的对话，既是毛泽东对中国历代兴亡的一次深刻反思，也是共产党人对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探索。正因为毛泽东熟读中国历史，才会有如此切中要害的认识。只有政府和人民团结一致、上下一心，才能走出古代几千年屡屡上演的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可以说，民主是一个政权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也是一个国家能够焕发出勃勃生机的关键所在。
当下中国，民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公民的社会主义民主意识理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重要内容。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民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来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西方式的所谓“民主”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群策群力，大力传承和发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作为祖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理论与实践，在维护政治局面的团结统一、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促进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巩固、保障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平衡稳定等方面，的确起到过巨大的历史作用。在此过程中积累的政治智慧与成功经验，无疑是一笔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人们理应高度重视并继承这些优秀的传统，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笔者无意抹煞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些丰厚遗产及其当代价值，只是认为在汲取历史养分时，正面经验与反面教训同等重要、不可偏废，甚至反面教训更值得后世警惕。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谈及党和国家当时制度中的诸如官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家长制以及各种形形色色的特权等诸多弊端时，曾明确指出这些问题“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9]，这需要一种自信的态度和自省的勇气。也许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回护，在相关论著中，研究者在论及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反面教训时往往一笔带过，尤其是对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以及其负面影响鲜有论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学生在课文有趣的情境当中理解了词语的意思，体会到了激荡于语言文字中的情感，并能将其朗读到位，这时学生的兴致是高的，在学习兴趣很浓的氛围下学写字，肯定是用心写的，比起单纯地花一节课写字的效果要好。
周代，以“尊尊”和“亲亲”为核心，统治者制定了严格的礼乐制度，以达到明等级、别贵贱、序长幼的目的，希望确立稳定的政治局面与社会秩序。这种礼乐文明影响深远，成为后代儒家思想的理论来源。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带来思想上的“百家争鸣”，各种学派纷纷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孔孟儒学在当时虽为显学，但并未受到列国统治者的重用。
为提高种子发芽率，可将其晾晒2～3天，每天晒2～3小时，晒后放在阴凉处散热，可以提高种子活力。为防止因种子带菌而引起病害发生，可将种子先放在冷水中浸泡10分钟后，放于50～54摄氏度温水中浸泡30分钟，再移入冷水中冷却，然后捞出晾干待播；或用种子量0.3%～0.4%的瑞毒霉、百菌清、福美双、代森锰锌，1%～1.5%的农抗751，0.2%的70%乙膦铝(DTM)可湿性粉剂等药剂进行拌种，能有效防治种子所带的霜霉病、黑腐病、软腐病等。
(二)开启民智，实现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
孙中山先生说，政治乃是“众人之事”。然而，古代封建帝制时期，广大人民既无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亦无参与国家政治的能力。士人阶层虽然可以通过察举或是科举进入官僚队伍，但终究是以“臣民”的身份“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以牺牲自己的独立人格，换取一部分参政权力。辛亥革命虽然推翻帝制，创立民国，并以“主权在民”相号召，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广大人民的“臣民”地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缺少必要的思想政治启蒙教育和具有自由独立意志的公民。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人民不但要拥有国家赋予的各项权力，而且需要具备行使各项权力的相应能力。换句话说，现代国家的社会成员需要具备公民的基本素养。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需要理性、自主的公民。只有理性、自主的公民群策群力，才能处理好“众人之事”。
目前，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每个中国人的努力。有学者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一个由人身依附的臣民社会向个性自由的公民社会转型的过程。这一社会转型的人格表征，则为马克思所谓‘人的依赖性’向‘人的独立性’的变迁。”[15]可见，“现代化”包括公民的现代化，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现代化的公民。公民的思维应是科学的、理性的而非封建的、愚昧的，公民的人身和精神应是自由的而非依附的，公民的人格应是独立的而非充满奴性、不健全的。但公民并非自古就有，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臣民变为公民，必须经过思想上的启蒙。纵观中西方历史，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再到启蒙运动，历时五百多年，方才完成了由“臣民”向“公民”的历史转变。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年的发展，我国人民的公民素养已经大为提高，但由于古代数千年来以“忠君”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受封建礼教长期浸淫的影响，使不少国人在思想觉悟、道德修养、政治热情等方面，离现代化“公民”的标准尚有一定距离。开启民智，就是要肃清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愚民”“卑民”的思想遗毒，使广大人民群众从封建迷信、世俗偏见中解放出来，达到心智成熟，实现人的自由状态，从而具备较高的公民素养，成为真正的现代公民。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针对目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中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已经有学者意识到：“不能仅用‘工具理性’思维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更要站在人的价值自我实现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性’维度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16]作为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天然的优势和更高的起点，在全面开启民智、促进个人全面发展的道路上自然可以做得更好、走得更远。开发人民的心智，培育公民的基本素养，从而获得个人的全面发展，理应成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三)关注民生，实现从“弱民”到“强民”的转变
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天灾人祸，史不绝书。即使政治相对清明、经济有所发展、社会较为稳定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广大人民的生活依然得不到多少改善。为了安抚民众，防止人民的不满和抗争，统治者只能利用思想政治教育麻痹人民，推行愚民和弱民政策。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不公是滋生犯罪的温床。良性的教育，应该立足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但在封建等级社会，统治者垄断种种权力和财富，“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巨大的社会不公以及由此产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实，使得统治阶级再好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不可能赢得人心。所谓“官逼民反”，实在是广大民众为了寻求活路、铤而走险的最佳注脚。
综上所述，宁波奉化地区HPV18感染率较低，癌相关基因E6区单个位点发生碱基颠换未引起氨基酸变化，应加强对人群HPV感染及其持续感染状况的监测，建议年轻女性需注重预防性宫颈癌疫苗的接种。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以成功的思想政治教育赢得民心，更重要的是实实在在把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觉悟、实现人民富裕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即明确指出，苏维埃政府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大众，在于使广大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17]。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不再受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三重压迫。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也走了一些弯路，但广大人民之所以矢志不渝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利益、改善人民生活放在首要位置。随着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的正确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在内心深处获得幸福感和满足感的同时，其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从而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招平断裂是胶西北三大控矿断裂之一，前人对其进行了大量勘查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找矿成果。2010—2013年，随着深部找矿战略的进一步实施，胶西北地区的勘查深度从-1000m推进至-2000m，三大断裂中焦家断裂纱岭矿区主矿体以及三山岛断裂西岭村矿区主矿体相继突破-2000m，这2条断裂提交的金资源总量相继超过1200t，成为千吨级控矿断裂[1-2]，而黄金产量最高的招平断裂在深部找矿成果上却相对滞后(表1)。
总之，课程文化在新的远程教育环境下的内涵进一步丰富了。通过远程教育环境下课程文化的建设，使每位学习者能够更新知识结构，还能完善自我学习能力，实现现代教育终身学习的最终目标。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进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是中国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18]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思想政治教育也理应和民生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为中国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改善，为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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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Loyal to the Emperor "to “for the People ":the Enlightenment of Chinese Anci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Modern Times
BAI Xian
(College of Marxism,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anyang， Shaanxi， 712000， China)
Abstract :With a long history, rich content,complete system,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ncient China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first,ruler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it,and the measures became more and more perfect,which mad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ecame the most basic ruling means in the past dynasties in China;second,taking Confucianism and its etiquette norms(the Confucian ethical code) as the core content and the law of Confucianism as the guarantee,the basic mode of “combination of etiquette and law" and “education with punishment" is formed;third,it is a systematic project,involving all aspects of society,and shaping China'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anci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lls us that in the modern society where national interests and personal interests are highly unified,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hould focus on people's lifelong happiness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and cultivate citizens' good political accomplishment and social personality.It needs to take actions as follows:first,practicing the concept of democracy and realizing the modern shift from “loyal to the emperor" to “for the people";second,cultivating people's intellect and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ubjects" to “citizens";third,focusing on people's livelihood and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weak people" to “strong people".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country really get the support of the people,and the political power can always stand in an invincible position,so as to truly realiz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society.
Key words :anci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e Confucianism;the Confucian ethical code;loyal to the emperor;for the people
[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120( 2019) 11-0001-12
收稿日期： 2019-03-08
*基金项目： 陕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大学生创新思维教育中的运用价值研究”(编号：SGH18H368)；咸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项目“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借鉴”。
作者简介： 白 贤(1978—)，男，咸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
引用格式： 白 贤.从“忠君”到“为民”：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镜鉴[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9(11)：1-12.
Citation format :BAI Xian.From “Loyal to the Emperor" to “for the People":the Enlightenment of Chinese Anci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Modern Times[J].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search,2019(11):1-12.
(责任编辑： 李文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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