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中国对日占领问题的来龙去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来龙去脉论文,战后论文,中国论文,对日论文,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日占领问题，是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当中饶有兴味的问题，不断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热情探索。经过半个世纪之后，我们再回过来检讨一下中国对日占领问题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把握当时国际形势的总体特征。
一、盟国关于派遣对日占领军的折冲
对日占领问题，是战后初期盟国大国关系中极为重要、极为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与各国利益相联系，故在中、美、英、苏四国之间围绕对日占领问题展开了折冲与斗争。早在1943年11月23日晚，美国总统罗斯福与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会谈时，曾初步探讨过战后对日占领问题。罗斯福向蒋介石提议，战后以中国为主体实施对日占领。尽管罗斯福的建议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但蒋介石明确表示：“如果需要，可以派兵协助。”[1]（p.378）当时参加会议的秘书长王宠惠有如下记录：“罗斯福以为中国宜于占领日本时居于主要之地位。蒋以中国此时尚难有担当此项责任之准备，请美国领导执行，中国必要时辅助之。并谓此事可俟将来实际发展，再作决定。”[2]（p.39）虽然这次会议没有明确提出占领日本的主要方式，但对日占领问题已被提上日程。
还在太平洋战争激烈进行的1944年，美国就已完成了单独占领日本的构想。国务卿赫尔在5月9日的备忘录中提出处理日本问题的三点意见：“第一点是日本应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不应分割。”“第二点是日本政府作为一个主体在武装占领时期应停止活动，亦即终止其制定政策的职能。”“第三点是所有对日作战的主要联合国家应参加对日本的占领和管制。”但是，它只是要求对日占领和管制的盟国提供“象征性的占领军队”[3]（pp.224～245）。中华民国、印度、菲律宾、英国等国得到邀请，而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的苏联一开始就被排斥在邀请之外。
美、苏两国是把对日占领与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联系在一起的，看作是实现自己利益的战略步骤。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共同鉴署发表《波茨坦公告》，确立了对日占领原则。《公告》第七条规定：“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占领。”第十二条规定：“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以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十分清楚，盟国对日本占领的目的在于摧毁日本法西斯主义国家机器，实现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造，使其不再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这是盟国在处理日本问题上的重要考虑，没有什么可挑剔之处。
随着日本战败投降，美苏两国力图加快占领日本的步伐。围绕占领问题，苏联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天，即1945年8月16日，斯大林致美国总统杜鲁门亲笔信，信中提出苏联的占领区是：“在北海道的北半部和南半部之间，从该岛东海岸的钏路镇到该岛西海岸的留萌镇划一道分界线，把该岛北半部的上述城市包括在内。”斯大林为什么提出对日本土地的占领要求呢？斯大林考虑到了国内舆论的重要性。他说：“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日本占领了苏联的整个远东地区。如果俄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没有占领区，俄国舆论就会大哗。”同一天，苏联代表德列夫扬科将军在马尼拉访问了麦克阿瑟，同样提出北海道的北半部为苏联军队进驻的要求。苏联的要求遭到麦克阿瑟的拒绝。独占日本是美国的既定方针，杜鲁门不允许任何国家染指这一地区，他在复信中明确告诉斯大林：“我打算要日本本土各岛——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的日本部队向麦克阿瑟将军投降，并且已经为此作出安排。”[4]（p.796）苏联要求的涵义是，将日本一分为二，由美、苏共同占领日本，将日本置于苏、美的控制之下，防止美国独占。从苏联的要求中可以看出，苏联更加关注的是在东北亚的既得利益，使在雅尔塔会议上得到的权益扩展到日本的北海道。自波茨坦会议以后，美英与苏联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但是苏联在维护自己利益时不能不考虑自身的安全。
杜鲁门与其前任罗斯福总统不同。杜鲁门继任后，冷战派与对苏强硬派占据了美国政府的主流，对苏采取了排挤与遏制的政策。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了这一点。日本投降前夕，杜鲁门就已作好了独占日本的准备，防止苏联势力进入日本。美国接受在德国分治上的教训，决不在占领日本问题上对苏联作出任何让步。受降范围的划分实际就是规定了各自战后的势力范围。由杜鲁门总统1945年8月17日签署、后由麦克阿瑟发布的《总命令第一号》规定：“在满洲、北纬38度以北的朝鲜、桦太岛以及千岛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苏联远东总司令投降。”“帝国大本营，其高级指挥官，以及日本本岛及附近小岛和北纬38度以南的朝鲜、琉球群岛与菲律宾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太平洋地区美军总司令投降。”[5]（p.741）在受美国明显排挤、与美交涉无望的情况下，苏联军队于18日迅速在千岛群岛登陆，向南推进占领千岛群岛南部的国后、择捉两岛和属于北海道的色丹岛与齿舞岛。8月30日，麦克阿瑟率46万美军陆续进驻日本，控制所有的主要城市和战略中心，将日本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共同占领日本，不使日本战后依附于某个大国，成为某个大国推行对外政策的工具，满足一定的领土要求，是苏联外交的努力方向。斯大林在日本签订投降书的当天发表的演说，就是这一心理的真实写照，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业已结束，目前吾等可谓世界和平之必需条件已经赢得……因此吾等应就本国之立场，对日作一特别之清算。吾因前辈对于此胜利之日等待已有四十年之久，而目前胜利终于到来，日本现已自任失败，并签字作无条件投降，此即表示库页岛南部与千岛群岛将重归苏联。”[6]（第66卷，pp.881～882）由此看来，苏联对日出兵的目标在于满足其领土要求，仍没有脱离沙俄时代远东战略目标的窠臼。
在1945年9月在伦敦召开的美、英、中、苏、法五国外长会议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为会议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由美、英、中、苏四国共同占领日本，在日本建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反对美国一国独占。苏联积极主张共同占领日本，但它不同意派出的军队接受麦克阿瑟的最高指挥。美国在日本受降后，俨然以日本的主人的面貌讲话或发号施令，规定中华民国、英联邦、苏联等盟国对日占领军的数量，并宣布麦克阿瑟“联合国最高司令官在日本保有军事的及政治的管理权，在认为必须完成使命时，可以自由地在日本诸岛配置或移动部队”[7]（p.169）。鉴于“盟总”一开始就为麦克阿瑟所把持，盟国派出的少量军队将不会起什么作用，对日出兵的目的业已达到，苏联于1946年1月30日正式宣布不愿派军队到日本去实施占领。
二、中国驻日占领军的组成
扶持中国对日本实施军事占领，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政治目标；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亲美的中国，符合美国在亚洲的长远利益。基于这样考虑，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向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提议，以中国为主体对日实施占领，希望中国担当起对日占领的任务。开罗会议以后，罗斯福继续扶持中国，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会起大国作用的。他反对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与美国在亚洲最大利益相违背的观点，私下里斥责这是“完全同他的想法及美国政府的政策相违背的”。又说：“我们的政策是基于如下信念的，那就是尽管中国暂时还贫弱，而且有可能发生革命和内战，但是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有朝一日总会统一和现代化的，总会成为整个远东的最重要的因素。”[8]（p.714）1945年9月6日由杜鲁门总统批准的《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规定：“对于日本本土诸岛，将进行军事占领”，“在对日战争中曾起过主要作用的其他国家的军队，如果参与其事，将予以欢迎”[5]（pp.744～745）。由于美国的支持与号召，国内外舆论密切关注，中国政府为派遣占领军占领日本、洗除国耻，作积极准备。面对旷古未有的新形势，中国上下无疑提高了民族信心与自尊。
战争结束之初，美国要求中国提供陆军10个师及空军的派遣，中国政府立即作出以陆军青年军3个师编成对日派遣军的决定。1946年3月，美国鉴于中国在战争中损失过大，派遣如此数量的军队颇为困难的实际情况，对中国派遣对日占领军的数量减少许多，只邀请中国派5万人的军队协助占领日本，以减轻美国的占领负担。中国政府虽表示同意，但在派遣数量上大大减少。因为在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损失严重，军队的给养极为困难，加上国内政治问题尚未解决，蒋介石不愿将大量军队派往国外。在与美方协商后，中国最后拟定派一个陆军师——荣誉二师去占领日本，名为“中国驻日占领军”。在中国驻日占领军先遣人员赴日之际，国内的67师全体官兵也作了充分准备，等待启程前往日本，对日实施占领。
进入1945年年底，国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国共两党的矛盾愈演愈烈，处于大规模战争的前夕，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化的历史关头。无论对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国内形势变化比原来预想的要迅速得多。国内形势紧急，中国国民政府鉴于国内不利之形势，已无心向日本派遣驻日部队。1946年6月下旬，把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改为“中国驻日代表团”，其成员来自外交部、国防部、资源委员会、侨务委员会以及组织部等部门。代表团总部设在东京的麻布区，受外交部主管，其任务“除办理盟委会会务外，并筹办索取赔偿及索还被劫物资事宜”[9]（p.668）。代表团内设四组，第一组主管军事，第二组主管政务，第三组主管经济、赔偿与索还物资，第四组主管教育与文化。秘书处处长为李秉汉。美国要求各盟国提供“象征性的占领军队”，对日派出军队的只有美国与英国。其他国家派出的只是属于外交性质的代表团，其中有苏联、中国、法国等。
在盟国占领日本期间，中国在日本的外交事务悉由中国驻日代表团负责办理。这里应该提及的是，中国驻日代表团是在物质极为匮乏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可以说为索还被日本劫掠的物资、挽回中国所受损失作了大量的艰苦的工作。以书籍和古物的索回为例，在索回的被劫物品当中，有古物、字画、拓本、佛像、寺钟、刺绣织品、家具等，最珍贵之翡翠屏风及缂丝古画，白玉壶、翠玉花瓶，都已于1948年11月4日押解回国；此外，清朝乾隆帝墨迹四大册，康熙时代瓷瓶一尊，宋坑端砚二方，象牙塔一座，大象牙球一具，乾隆时代精雕端砚一对亦都索回。被称为中国学术界之至宝的“北京人”化石在战时遗失，“本会曾竭力搜寻，惜无结果”[10]（pp.111～112）。
三、中国不参加对日占领的国内外原因
中国国民政府为战后对日本实施军事占领，发挥大国作用作了许多准备，但是为什么在“中国驻日占领军”即将出发之际，蒋介石又宣布中止派遣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战后初期国内外形势作一番探讨。
先说国际因素，国际形势的变化是促使蒋介石中止派遣驻日占领军的重要因素。按照蒋介石的说法，中止派遣的理由是：“阻止苏联越发露骨的占领日本的野心。如果中国军队进驻日本的话，我判断苏联一定以此为借口使红军进驻。”“当时，苏联赖在东北，在占领下的朝鲜进行赤化傀儡政权工作，接着把日本作为目标。不能给企图赤化全世界的苏联以占领日本的口实。果然，失去理由的苏联斯大林1946年8月直接向杜鲁门正式提出苏联军队占领北海道北部，但杜鲁门拒绝了这个提案。”[1]（p.413）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中国政府对苏联的对外政策始终是存有戒心的，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做法，使中国增强了对苏联的固有看法。1945年6月，蒋介石派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和青年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蒋经国，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商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事宜。斯大林向中国提出将外蒙古归入苏联的要求，蒋经国据理力争，对斯大林予以坚决回斥。对于此事，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一书中对中苏谈判经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在雅尔塔条约谈判的时候，美国方面有人主张：“要结束战争，必须苏联参加，要苏联参加，他当然要提出对他有利的条件，等到他提出之后，中国政府应该考虑给他好处。”等到会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斯大林对蒋经国说：“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蒋经国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地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蒋经国说完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蒋经国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斯大林干脆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要这块地方的。”他还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11]（pp.83～88）
这种严重损害盟友利益的做法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自然引起中国的高度警惕与不安。由此观之，苏联对日出兵作战必然索取补偿，对于盟国尚且如此，对于战败国恐怕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斯大林在1945年8月16日向杜鲁门提出的出兵占领北海道的要求就是一个例子。我国学者也有人指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战略目标，“是要恢复沙皇俄国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虽然这一目的只有在打败日本，而且必须通过自身参战打败日本以后才能实现。正因为如此，出兵东北参加对日作战可以被认为是苏联远东战略的既定方针”[12]（p.91）。如果用这个视角来看中国问题就会看到，中国的对日政策受国际复杂因素的制约，离不开总的国际形势。
再说国内因素。战后中国国内形势发展出乎蒋介石意料，也促使他把主要力量集中于国内。战争一结束，国共的矛盾首先在受降问题上表现出来了。1945年8月9日也就是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毛泽东向其所属部队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人民武装力量根据延安总部对日反攻的命令，开始向绥晋、晋冀鲁豫、晋察冀、华中、山东、鄂豫等敌占区发动进攻，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紧急从西南、西北调集部队，向南京、上海、北平、济南、东北等地运兵，抢占战略要地。国共两个政治实体间的矛盾爆发危在旦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发展与扩大，使蒋介石感到恐惧。1945年9月，共产党已拥有127万军队，268万以上的民兵，19个解放区和1.255亿人口，120多万党员。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扩大，改变了国共两党力量的对比，双方兵力的对比已由抗战开始时的18.88∶1，降为4.1∶1，加上收编的50万伪军也仅为4.5∶1稍强一点[13]（p.13）。这个变化是蒋介石不愿看到的，也是他最担心的。在力量的对比与较量中蒋介石感到了形势的严重性与迫切性，一场大规模内战将在国共之间展开。美国驻华大使馆看得很清楚，它打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威胁正在增长，大使馆感觉情况已几乎绝望。”[14]（p.289）总而言之，中止派遣占领军进驻日本，是国内反共政治需要决定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虽说中国赢得了战争，但是人员伤亡与物质损失过于惨重，很难抽调足够的力量向日本派遣占领军，因此，也限制了中国对日占领军的派遣。第二次世界大战束，只是解决了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而国内国共两党的党争、政争与军争的矛盾一直没有得到最后解决。国共两党斗争的实质，说到底就是夺取政治权力。对于这个问题，蒋介石在1946年元旦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来了：“我们国家的处境，还是备极艰难，外患虽已攘除，内忧却更见严重。这几个月以来演变的经过，不容讳言的，使我们同胞在重见天日之余，心头上仍有重重的阴影……对于国家的现状，真可谓一则以喜，一则以忧！”鉴于这种情况，蒋介石要“消除内部存在的殷忧，收获真正胜利的果实”[6]（第68卷，p.24），对日占领事小，对内消除“殷忧”事大。蒋介石已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了。
蒋介石特别强调日本对自己政权、对亚洲的重要性。蒋介石一直认为，日本侵略不过是“癣疥之疾”，而共产党的红军才是“心腹之患”。即使在国共合作抗战期间，两党的关系也相当微妙。国际形势的变化给中苏关系注入了复杂的因素。虽然苏联在国共问题上曾给蒋介石不少支持，但是后来为了遏制美国在东亚和远东的渗透，以及即将来到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苏联还是弃蒋而转向支持共产党，远东的国际阵线越来越清晰地分成美国、日本和国民党中国，以及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实体。蒋介石对国内问题的考虑优先于对日占领问题的考虑，1946年11月5日向美国方面提出中止派遣驻日占领军，正是国内外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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