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染小说:女性文本的实验_小说论文

陈染小说:女性文本的实验_小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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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出生的陈染,迄今为止已出版《纸片儿》(作家出版社1989)、《无处告别》(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和《嘴唇里的阳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三部小说集。与苏童、格非等先锋派小说家相似,陈染在社会转型、中心价值裂析为多元价值的时代文化语境中登上文坛。在她数量众多、文体迥异的小说中,作家为确认写作主体,不断借助小说叙事转换调整自身与客观世界、现实生活关系所作的种种努力,留下了可勘足迹的刻痕。表面上,它呈现为陈染小说文体的多变,“从情绪体——神话体——情感情节体,这就是陈染小说文体形式演变的大体轨迹。”①而深层上,由于文体即表达方式,“只能是文学意向与作者躯体结构之间的方程”②;纵观陈染全部小说,写妇女的文学意向是很明显的,其文体的多样性特征,便是陈染从自身女性结构出发,所作的女性文本实验。它不仅反映了陈染个人气质、趣味、思想情感和潜意识结构,更主要体现陈染作为一名写作女性,在用小说写妇女时,叙述话语风格、想象方式、意象选择、章法结构的不断探求自由、寻求超越过程。

陈染小说是新潮女性文学的另一种风景。

孤独的旅程

1985年,陈染写完她最初的《大山的雾》这篇以自己大学毕业实习体验为题材的,可以称之为反映社会问题的小说——其中可看出陈染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和较强的语言根底,这或许与她大学期间一直写诗有关。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是成功的,透过吕主任这外表质朴、精神保守的形象,读者已可以捉握新潮流下面潜伏的的惰性与传统对抗力量。——然而很快,陈染放弃完全可能使她尽早引起读者注意的社会问题题材写作。她把笔伸进了自己和与自己同龄的青年一代灵魂深处。在她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嘿,别那么丧气》中,传达出大学生们躁动不安、价值怀疑的无奈情绪,更渲染了冲破这种情绪的青春生命力。女主人公奔犇的性格与她的名字一样富于青春力量的象征意味。潜伏在她身上的不同束缚的青春生命力,正是她勇于表现个性、敢于选择人生的原动力。这就与一般依靠理想召唤而觉醒的青年形象不同,其实正是在强调原生命力这点上,陈染涉入了一个对于当时读者而言十分陌生的领域,也表现了陈染与众不同的“作者躯体结构”。当时引起强烈反响的刘索拉小说《你别无选择》,也写大学生价值迷惘情绪,由于人物形象置身于旧理想破灭渲滞和新理想渴望无成的巨大张力场中,特别能引起读者共鸣。陈染却相反,她对于新的价值渴望很冷漠,却更深地潜入了生命底部。她企图从外部价值逃离出来,这使她的自我定位陷入艰苦的寻觅和痛楚,使她写青年学生的小说充满了自我画像感。

确实,1986年对于陈染而言,具有特别意味。她写了《人与星空》、《孤独旅程》等五篇小说。小说中记录了陈染个我寻找、个我体验和个我定位的“孤独旅程”。这些小说毫不掩饰以第一人称手法出之,显示了陈染强烈的艺术个性。对于一名女性写作者而言,可以称为“自叙传”。

《世纪病》在写一种普遍的压抑、做作和虚伪“病症”中,突出了山子对于人性之恶的思辨和以死相抵。对于这篇小说而言,山子父亲是否强奸了山子妹妹这一情节,并不是最重要的,山子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出走,并自杀,才是撼人心魂的。小说中山子对“我”讲的那个“神话故事”,具有深厚寓意。上帝“为自己的心安理得而惭愧,并感到自己存在的虚伪,于是打了一个撼天摇地的雷,把这个虚伪的智者劈死了,可上帝自己却依然存在下来。”在这里,什么是绝对价值,什么是相对价值,它们与人性的关系,都引起了山子的思辨,结果,由于对绝对价值的虚伪性无法承受,山子自杀了,他的遗言是:“你向我讨寻智慧,那么,你去读苍天吧……”然而,就是在山子的死亡基点上,“我”开始了真正寻找。“我站起身,打算沿原路走回去,也沿往昔那些智者的额痕走回去,沿索罗门明晰善辨的耳管走回去,沿盘古氏开天辟地的来路走回去”,在这里,“往回走”去探寻人性、世界奥秘的极其个性化的思想方式出现了。在陈染看来,“世纪病”是人的原欲(父亲情欲是一个象征)在虚伪价值束缚中的病态变异,摆脱价值是寻源之余的第一步。不过,作为寻觅者的“我”,在《世纪病》里绝非一般意义的“寻根者”。“我”是一位“内心叫劲”的青年女大学生,一位与丁玲《莎菲女士日记》中莎菲近似的苦闷的知识女性。叙述者陈染和“我”处于同一视平面,“我”的内心分裂层面很明朗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一提起左轮手枪、自杀什么的就让我兴奋,就如同我说脏话一样感到一种刺激味的快乐。”和智力相当的男朋友在一起,“总让我忘掉自己的性别”,和山子在一起智力不对等,可“他有一种魔力”,“完全是力量的象征”。如此,“我”的性别性格,“我”潜意识中对自身性别确认的要求,构成小说潜层情节结构。“我”和山子相恋,首先是一种性别确认需求,而当“我”去向山子讨智慧,通过山子的死,“我”获得人类知识,也解脱了灵肉分裂状态的性别确认之苦。与莎菲的南下回避灵肉分裂的绝望不同,“我”跨越山子“越走越远”了。颇具象征性的死亡——升华结尾,使“我”终于找到自我反省、自我寻找和自我确认参照:“我又看见了山子想到了自己。”在陈染看来,似乎性别确认是女性价值、人的价值重新获取的步骤和代价。《世纪病》主题在此也就复杂和矛盾集为一身了。尽管构思有些牵强痕迹(比如山子之死),《世纪病》却仍不失为一个社会转型、价值裂变时代青年和青年女性心灵标本。

《定向力障碍》情节远比《世纪病》平淡,但在表达女性个我确认这点上,是相通的。当“我”发现自己凭青春热情崇拜和爱上的老师,无非是个用种种面具装扮起来的势利之徒,“我”断然中止了自己的恋情。小说重在表达青年女学生的自我觉醒,这不是一般意义的觉醒,而是个性对于世俗价值的否认和自我真实的辨析,而且,在对于传统和更为现实的女性价值评判上,“我”颇有尖锐和不妥协立场。“老奈要求我的具有丰富的意味,那是女儿兼老婆、保姆兼淑女的综合教养。”而“我没有教养”!“我”拒绝接受这类教养标准。但陈染显然无法为“我”找到现实和理想哪怕其中一重的新价值参考。在“我”对看上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法师虚伪面孔的揭示中,包含着陈染对人性原欲的基本态度,即禁而无禁的本质认同。“我”处于深重的无奈,所谓“障碍”中,又深知来自“定向力”思维影响。似乎只有接受一切才能否定一切,陈染以相对思维方式解放了“我”——却也局限了女性定位高度:觉醒、拒认已存价值标准,却面对无物之阵,终未看到新曙光。

这种未能看到新曙光的苦恼,一直纠缠着陈染。《消失在野谷》叙写一段虚拟的死亡体验,把“我”的死作为一种“选择”——“我走了,这是唯一的选择。短暂的快乐和漫长的忧郁都已成为过去。”选择死,是与H“他无论什么事都爱叫真儿个‘价值’相对抗,又是与H后来什么价值也无所谓相抵峙的。“我”的死与《世纪病》中山子的死互相呼应,是对绝对与相对两重价值质疑并以死相抵。“我要完成自己”。死亡上升为一种个体内心哲学,一种从各个角度回绝价值、回归本真的方法论。“要完成自己”与其说是女性自我确认的必经之路,不如说是陈染作为写作女性,自我超越的一个永无止限的方向。作为写作女性,不断经历情感、价值,甚至写作本身考验,不断体验到内心死亡,也即自我超越,她所要意识到的是“写作”。这一行为将不但‘实现’妇女解除对其性特征和女性存在的抑制关系,从而使她得以接近其原本力量;这行为还将归还她能力与资格,她的欢乐、她的喉舌,以及她那一直被封锁着的巨大的身体领域;写作将使她挣脱超自我结构,在其中她一直占据一席留给罪人的位置”③。陈染小说写作深入自己和同龄人精神潜层,体现了她作为一个写作女性,非常自觉“要完成自己”的努力。《人与星空》、《孤独旅程》,便是陈染对自己写作经历、探求本我经历的“自叙”。

离异的家,抑郁的生活,陈染《孤独旅程》用书信倾诉形式,向“流浪汉”谈到“我”的成长经历,在复现陈染自己的真实经历中,塑造了一位“没有对手、永无对手”的女性灵魂。一切分崩离析中,写作成为驱除死亡、自我救赎的择决。陈染尚未意识到,“在妇女身上,个人的历史既与民族与世界的历史相融合,又与所有妇女的历史相融合。”但她对于自己个人的历史刻骨铭心的追忆、补叙、倾诉,包含着站在写作定位角度不断重新观照女性命运的因素。事实上“流浪汉”不过是幻想的听众或读者,情人式的特定倾诉对象,《孤独旅程》才是“我”个人历史的艺术形式。陈染后来的文本实验,正是为妇女获得形式的写作。

《人与星空》在刻露女性写作心理、呈现女性写作经历上,不无独特研究价值。“我”永远与周围人格格不入,永远无法认同世俗和已存价值观念,“我要干的事——对我来说几乎像吃饭和睡眠一样成了生理的需要——它只需要一张纸和一个能够让我完全入戏的宁静空间。”写作变得如此重要,它是使一个内心焦灼和失望的女性能够与自然对视,与自由自在永恒星空同在的唯一手段。女主人公在对学问、名利和编辑、爱情的一概揶揄中,坚持莫名地追寻:“慢慢地走/慢慢地寻/我要去寻那山里人……”某种原本、真实的东西,其实就是驱动写作的原动力。

1985、1986年期间,陈染小说集中记录了一位写作女性个我确认、写作定位的艰难,孤独、自觉和努力,带有明显自我思想印记,甚至可以说,这些小说也就是一部小说的不同片断、有机组成。其中没有结局的恋情情节,只是整个无情节小说表达的衬托而已,女主人公“我”的苦闷、探求,与小说叙述者始终合一。这样,陈染在她写作的第一阶级,把写作女性的内在处境文本化了。把自己文本化了。这些小说的意义不在于题材,也不在于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而在于读者通过宣泄式的叙述,透视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由写作女性传达的,对世界、人生的另种观审观和其发展、表现过程。在以往的小说中,叙述者和女主人公总是携带着来自时代、社会或历史的价值观念去看世界和人生,在陈染这里,女主人公“我”从一片虚无出发,写作并留下写作的印记,就是一切。因此,陈染小说所具有的是女性文本意义,而不是一般小说相比成熟与否、成功与否的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陈染一开始就迈上了“孤独的旅程”,她的早期作品不为人注目。它们无法用一般小说标尺去衡量,使旧的阅读接受失去了评判。和残雪极其个人化的叙述相似,陈染取了极其个人化的叙事(叙述个人历史、故事)。陈染在“探寻自己以及先辈作家没有作过的尝试”,“走在一条孤立寂寥的似有似无的荒僻路上。”⑤

小镇神话载体

1987、1988年,陈染终于发表了一组引起读者反响的小说。这组包括五个短篇,以南方小镇人物、故事为题材的,被人称为“现代主义神话”的“小镇文学”,标志着陈染在第一阶段小说写作的女性定位、叙事的极其个性化取得基础上,已经能够相当自由地运用女性性别目光来审视为人忽略的历史角隅、人物事件。从女性性别视角,陈染发现了一个与一般文学描绘风景如画、温情脉脉“南方小镇”迥然相反,充满人性压抑、荒蛮而怪异世界。陈染的创造性表现在,她将这一蛮荒世界与女性性经验的蛮荒并列象喻,从而,她的小说人物与小说背景,处于双重结构的原欲非开发状态:现实生活和生理、心灵的封闭是并体存在的真相。所谓“走远是神话,回头是现实”,人类生活的避限,其实总是人性开发限度直接表现。这组“小镇文学”确乎具有一种人类学文化意义。

《小镇的一段传说》,是这组小说最富代表性的一篇。它的语言、情节和结尾,整个儿充满了神秘奇诡氛围,其“神话”特色即来源于这种氛围。小说叙述罗古河南岸罗古镇的故事,这个故事却直接与罗古河北岸那片荒地野林相关;小说叙述罗莉性爱故事,这个故事却直接隐含着罗古河北岸荒地野林般神秘蛮荒女性性压抑经验。陈染在小说开端用了三个段落来描绘这种未涉人迹的“荒地”的神秘与恐惧。

罗古河南岸的城镇里,没有一个女人敢渡过这条浅河到北岸那边的荒地野林中去已经有几十年了。为了什么,谁也说不清。

这里,对于小说神秘、象征氛围的营造,与其说是语言的,不如说是思维的。人类自身不能理解和驾驭自然力量以及社会力量时,往往将这种力量人格化,使其外化存在——源自人类童年时代的这种神话思维方式,并没有由于人类的进步而断绝,这仍然是人类用以解释或面对时空所限有知之外无限的手段之一。陈染的叙述者隐身故事后面,通过唤起读者神话想象,充分调动了神话思维方式的艺术潜能。人们对于女性性经验领域的未知和由于性经验作用影响的女性命运的不同理解和驾驭,被外化成罗古河北岸那片“无人敢涉足”的野地存在。“罗古”地名与“盘古”时间近形近义,具有隐喻意味,颇似对人类禁锢已久的女性混沌未开领域的命名和由于命名而始的发现。

女性性经验的那一片野地,当然不是有史以来从未被发现过的未知,男权统治力量将女性抑入底层的时候,女性欲望作为另一种被排斥的力量,被禁闭潜意识深处不得升起。与女人之躯同在的潜意识却是不可消灭的。这正是“小镇的一段传说”由来。罗莉作为女人,是那种以男性审美标准看既老又丑、因此格外受性排斥的女性,然而她终于与邻镇来的男人二头有了性交往。罗莉最后神秘地消失在罗古河北岸那片荒地野林,完成了对小镇的彻底叛离。那从未有女人敢于渡河去的北岸,罗莉永久地去了。这篇小说的“现代神话”意义,即女性对于男性压迫的反抗,潜藏得极其深幽;而在描述罗莉的叛逆行为上,对于她的潜意识反抗方式作了形象化放大处理。罗莉辞去镇上邮递员职业而开“记忆收藏店”,这荒唐而神奇的举动,受到小镇人们欢迎,人们怀着猎奇和卸下自己沉重人生记忆的心情络绎来到罗莉店里。这里影射女性潜意识的丰富和男性社会对无危险潜意识活动的放任。然而,潜意识堆积中行动力量也就呈现了——只是人的潜意识能量一旦无法完成外在形式转换、无法上升到意识秩序层,其毁灭效果是取消潜意识同在容器——躯体本身的正常状态,或干脆导致躯体消亡。罗莉就这样神秘地消失了,加入小镇神秘的罗古河北岸传说,或者说,一个女人潜意识能量转化为小镇集体无意识,成为传说恐惧的源头之一。陈染这篇构思独异的小说,对女性原欲的神秘和力量进行了形象的揭示。与这篇小说构成呼应的其他四篇小镇文学,也是将原欲受到无比压抑的小镇人物、浓度极高的命运事件,压缩在极精致的构思中,读后令人难忘。无论孤独的纸片儿、塔巴老人,还是麻盖儿,在情与性受扼杀禁闭的生活中,都呈现了生命令人颤栗的本能(潜意识)抵拒与抗争。

选取一组小镇题材,却无意由小镇展示大时代风貌,也不去表现小镇与历史、个人某种意识形态关联。陈染所做的是,把她最初深达生命底部“孤独的旅程”探索得来的另一种审视世界、人生的方法,用来重新剖切“小镇”——这与人类文明历史一并诞生,却一直以原生细胞形态保留下来——的人的生命和精神存在境遇。在这“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孤独世界”,人与人的隔离,男人与女人的隔离,人的原生命力的压抑和窒息,令人悚然。

很显然,陈染绕了一条捷径。穿过时空交叠的女性潜意识甬道(时空在这里被压抑而浓缩、重叠),在潜意识强大女性趋力引导下,非常巧妙地来到文明史起点的象征地址小镇,通过对小镇上人的存在合理性的解构,达到对男权社会的否定和批判。“小镇神话”作为陈染女性思想的载体,纤毫未露咄咄逼人的说教。

这是一组借女性视角对历史时空穿透而“远看是神话,回头是现实”的、对数千年女性生存境遇、同时也就是人(两性关系体)性境遇,从一个特定的、同时也是本质的、原欲被压抑曲扭的角度,作出并不肤浅反映的小说。“小镇”系列使陈染的小说才能获得人们瞩目,但对于“写妇女”的陈染来说,这些小说的成功并未使她陶醉,“小镇”不可能、也永远不会为她提供活生生妇女形象。那些消失了的亡灵虽然不像祥林嫂那样麻木、迟钝(祥林嫂是鲁迅、男性视角下不觉醒妇女形象,是男性作家批判父权社会罪恶的展览品。相比之下,陈染笔下的塔巴老人、麻盖儿,和罗莉这位女人一样,都是父权社会罪恶的展览品),特别无知和不反抗,但罗莉和纸片儿们的原欲抵抗、潜意识抗争,最终都以无声息的自我生命毁灭告终。她们在隔离的、生命自然的孤寂状态中,以无声的生命蠢动存在。作为过去或仍存在于今天的旧式生活见证,她们构成陈染女性文本实验一个重要侧面,正如陈染自己所说:“我写这种小说似乎有一点点‘冒险’味道,它属于尝试。”⑥但它没有成为陈染的逗留和继续。如果说写妇女需得为“她身体的每一种形式和每一个阶段的思考”留下文体,那么,陈染必然不断更换文体,并重新回到自己的身体本文上来;因为纯粹女性意义的写作在今天仍可以说是“自叙”。

陈染目前为止的小说写作,以《嘴唇里的阳光》集子为代表,是她女性文本实验第三阶段。

女性之躯

陈染被列入跨世纪文丛的《嘴唇里的阳光》,与苏童、格非等先锋派小说家的作品,体现了一个共同特色,即讲究构思,文体丰富,叙事手法繁复多变。在社会转型、中心价值分崩离析、个我意义难于确定的商业时代来临之际,面对过去与未来,寻求对话从而获取重新认识过去(个人的历史与客观的历史),参与建构当代文化话语把握未来的要求,使先锋的小说家们,无法停留在某一固定题材和某个重大主题上,但又促使他们必须以尽可能完善的艺术形式挽留或保留住自己的思想。把叙述当成策略,把文体当成对话场所,成为先锋小说家们的写作方向。当代女性写作置身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对于女性而言,这时代的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主导话语空无、缺席,无疑提供她们寻找自我、发现自己和建立女性话语机遇。这时代甚至比“五四”那种反帝反封建携带着妇女浮出历史地表更有利于妇女解放。在“五四”时代,妇女的解放是民族再生的伴随物,女性处于非自觉的被动状态;在价值多元的今天,女性的真正解放却不是外在的,它意味着女性自身的自然觉醒,自我建构。当代女性写作和写作的女性,历史性地处于先锋小说家们同样自由、空茫而又生机勃勃地创造前沿。

《嘴唇里的阳光》以同名小说为集名。与小说本身一样,这个名字颇耐人寻味:新奇、大胆、热烈的文字后面,隐含着独特的女性性经验张扬。这篇小说在构思上精巧无比,将针头与男性生殖器、嘴唇与女性性器官类拟,无非是弗洛伊德名词的翻炒,并无多大创意,但引入阳光就不同了,它是陈染的创造,是陈染一种解放、自由和无所顾忌女性性态度标识。综观全书,女性性体验无疑是陈染写作重心。女性作为两性关系中性主体出现在陈染笔下,她们不再是男性小说和一般传统小说中被玩赏的欲化对象,也不是一般守身如玉传统女性形象,更不是张洁小说中禁欲的女性理想主义者。敢于以女性之躯去体验、认识世界,在两性关系中探索灵与肉的存在、现代世界灵魂处况、自我深度,陈染小说中的年青的知识女性,并无女性传统负荷,她们受原欲力量推动而以女性特有方式认知世界与人生。如果把陈染小说基于对女性性经验叙述建立的 女性话语场所,直称为“女性之躯”——因为穿透过去与未来的女性对话,正是在被压抑扼杀最深重的女性之躯升起来。而陈染确乎属于能够从女性之躯提取语言源泉的女性作家之一。那么,应当说,与其将陈染《嘴唇里的阳光》中年青知识女性形象看作是不同个体,不如把她们看作一个连续、统一的整体。这就是陈染对女性之躯文本实验的不同侧面、角度的聚合。

叙述者陈染或与人物合为一体,或以另一女性“他者”的目光看人物,《嘴唇里的阳光》由女性审视女性之躯,传达女性自我省悟,包括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人物自身对女性自我的认知,这时候的陈染作为叙述者与人物处在同一视平面。如《与往事干杯》中肖濛在性关系中发现自身与世界存在的秘密,领悟了自我的最初含义;《无处告别》中黛二对性爱中灵与肉分裂、统一哲学问题的思考;《嘴唇里的阳光》黛二小姐对于性认识的过程。另一层次则是读者在叙述者以“他者”目光审视人物过程,受引导而对女性之躯的认知与思考,如读者通过对肖濛、黛二女性之躯能动认知能力的发现,不但加深了对人类另一半女性的认识,更加强了对女性认识世界方式的了解,这必然引发读者诸多思考。因为在传统小说中,在男性笔下,女性作为欲化对象,其能动认知能力不是被抹杀净,便是成为写作的盲点。陈染通过她的小说叙述和叙述的女性对女性之躯前所未有审视,使读者参与女性经验、达成在“女性之躯”话语场所的对话,从而传达出当代最新一代知识女性自我醒悟、追求解放及其艰难的过程。

陈染作为叙述者的态度,其实就是她的女性主义立场。比如《与往事干杯》,陈染叙述了“我”的两个性爱故事,塑造一位通过性爱体验成长起来,拥有独立思考世界和人生能力的青年知识女性肖濛。在叙述中,陈染对女性之躯认识世界、确立自我和超越性爱哲学,表现了格外热情,整篇小说笼罩着抒情诗式氛围,充满忧伤中的欢悦和明朗、悲痛中的彻悟与哲思。如下面的语言:

美丽而巨大的“孕妇”——波音747从墨尔本机场腾空而起仰头滑向天空的一瞬间,我终于感到躲进了一只银白色的大鸟的腹中,遥遥地远离开绿茵如盖、清香四溢的澳洲沃土,离开了那使我无地自容的罪恶的渊薮。我被这只大鸟牵引着向太阳贴近,疲乏和困倦一下子包裹了我,我从头到脚被这只母性的大鸟拥抱着、托扶着,升腾、飞翔。

充分调动女性感觉、知觉,令读者一目了然女性生理、心理特征,来自纯粹女性之躯的体验。17岁的肖濛高考前夕,为年长20岁的男邻居引诱,在一片精神的荒漠中溺入肉体享乐,按照一般叙述眼光,无论如何肖濛和男邻居都难以成为审美对象,提供读者美的享受。但在陈染这里,叙述视点转入人物肖濛身上,肖濛作为面对世界、他人和自身的主体,作为混沌待凿女性认识主体,却为读者开拓了一片清新、神奇又不乏美好的世界。家庭离异、精神孤独、身体处于成长发育阶段,其女性原欲即对于世界、人生未知领域探求欲,来得特别强烈、集中,因而表现也更为深刻、和谐。陈染用了大量篇幅描绘女性原欲觉醒之美,传达出女性认识世界即从认识自己身体开始的女性独有经验。像下面的句子:

那样的一个天高月黑的夏日的夜晚,电视里的爱情成为旁观者,太阳和月亮一同在天空燃烧,黑暗没有了尽头。一个成熟的大男人和一个正在长大的小女人组成了宇宙的空间;他们不知疲倦的动作,流动成宇宙的时间;她才知道,妇科学里的性知识并没有给这“宇宙”里的一切命名。黑夜里天国的阳光照射在她树叶一般轻柔的身体上,她在海洋上飘荡,她变成了一条美丽的白鱼,潮涌而来的海水抚弄着她的面颊,撞击着她的肌肤,她浸泡在黑暗的阳光里。黑暗中她把一种不曾命名过的感觉吸进体内,从此便有了一种东西不再朦睡。

在发现活的身体与妇科学里知识差异的同时,肖濛发现了女性之躯的特异体验,感到了自身和世界未知的“不曾命名”的认知觉醒;虽然这是最初的觉醒,是“不再朦睡”,而这种觉醒与发现,正是陈染小说提供的审美对象。

如果说肖濛把男邻居作为自己认识世界的起点(即发现世界差异),也就是自我确认的开始(我作为主体感知、体认世界差异。),那么,肖濛与老巴——男邻居之子的告别,便是肖濛真正自我独立的开始。肖濛对于男邻居的恋情,与其是恋父情结,不如说是对某种引导依赖傍凭,当然,恋父情结在本质上也即对某种强大和安全引导的依赖。肖濛与老巴的告别,说到底是对依赖傍凭继续寻觅的清醒放弃,因为老巴酷似男邻居的外表和力度,确乎较长时间让肖濛寻找着新的认知感觉。女性自我真正的确立,也是女性生命真正自由与孤独的承担。陈染为肖濛设计的最后限度是自由与孤独,“与往事干杯”。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肖濛对同性朋友乔琳的另一重需要了。肖濛需要乔琳的理解与友情,这是同性对女性自由与孤独的分担。肖濛向乔琳倾诉的,也是陈染向读者传达的,源自女性之躯、迥异于男性话语的另一种生命话语。以回忆式叙述让人物与人物达成对话,叙述者与读者达成对话,肖濛的“女性之躯”构成对话场所。

陈染传达着这些真实的、长期以来却暗哑着的声音,让读者参与寻找、并对话。尽管她的女性主义立场通过叙述策略和叙述倾向表露十分明显,但《与往事干杯》人物丝毫不理念化。肖濛非常女性气质,血肉可触。与肖濛相比,《无处告别》中的黛二,更多书卷气息一些,是一位为女性自由与孤独困惑的年青知识女性——她其实是陈染女性主义思想更成熟的表现。这位思想独立、感知世界能力很强的年轻女性,受过良好民主家庭氛围熏陶、拥有自由度相当大的大学教职工作、外表气质楚楚动人,然而,她活得比莎菲女士更为苦闷和无奈。表面上看,是性爱或爱情无着使她陷入苦恼,而实质上,黛二处于现代知识女性灵与肉互相寻找无着的境地。黛二为摆脱灵魂的困境四处寻觅,冲撞,甚至因此失去工作,陷入更深的生存困境,反过来,双重困境强化了黛二的寻觅和焦灼。小说展示了黛二与朋友、黛二与现代文明、黛二与母亲、黛二与世界无一不处于疏离失望关系中的张力场,这可以说是黛二的格格不入的、又身同而在的存在场。黛二由于自己的思想、思维方式与存在相隔,并由于对这些思想与思维方式的坚持而为存在排斥。黛二体现了现代女性灵魂自由和精神话语一片空白的真正孤独境遇,所谓“无处告别”,没有超越的基点,也就无所谓超越式告别。陈染发现了“女性之躯”话语场缺白无主,也就把她的小说人物推到了可怕现实的边缘:当代妇女的本质解放,别无他途的要经历“女性之躯”灵肉双重历险。这样,黛二显然比肖濛更丰富、更成熟,更呈现了陈染“女性之躯”探索世界的力度。

把对于女性个人而言影响深远的事件具体化,是陈染塑造肖濛和黛二形象的主要手段。把她们“女性之躯”的独特体验和感觉用独特的语言固定下来,从而回避了概念化地解释肖濛因时代饥饿误入歧途、黛二在现代文明中无所适从的迷茫。陈染的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义思想,来自活生生人物形象在具体事件中的感性,而不是作家外加的理念。肖濛是经由男邻居性启蒙来认识人性的,她由于性觉醒,意识到了母亲与外交官相爱的人性,回忆起自己和哥哥童年手足情意中朦胧性别差异;从发现老巴相册中的孩提照是男邻居那里目睹过的相片,到肖濛坚决离老巴而去,情节急转直下却仍有坚实铺垫。黛二作为一位大学哲学系女教师,“女性之躯”阅历比肖濛丰富得多。在塑造这位现代精神苦闷之女时,作家采用了无明显纵贯情节,却无处不充满情节性事件的、四个部分向主题聚拢的叙述设计。各部门充满了“女性之躯”具体而独特经验,充满了黛二思考和探幽的孤独。如:

她与缪一、与麦三都曾经有一段时间好得一星期不见面就想念,都曾经发誓不嫁男人。特别是黛二小姐与缪一,她们躲在黛二家的阳台上,夏日的夜晚无比漫长和深情,她们望着神秘而幽蓝的苍穹,诉说彼此遥远的往昔、梦幻和苦苦寻索的爱情,来自久远时代的声音漫漫浸透她们的心灵。很多时候,她们为悠长而无际的天宇所感动,为对方的人格力量和忧伤的眼睛所感动,泪水情不自禁漫漫溢出。

在这里,事件的具体化即女性心理、生理感觉的丰富层次。陈染小说有美文倾向,亦源自具体而细致女性感觉、思考的语言固定。“女性之躯”由历来的被感知对象,在陈染小说中作为感知主体血肉丰满地走出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丁玲《莎菲女士日记》中,莎菲也有因爱的灵肉分离而生种种苦恼,她的自我心理剖析,她的性与欲的敏感,也当然是具体的;但到陈染小说中,尤其是黛二这一知识女性身上,主体性特征大大超越了莎菲,黛二的感知直接与世界、现代文明大环境相关,与她对现存价值置疑并拒认相关,不同于莎菲对外价值寻找、失望而寄托于分裂的、实无的情感,黛二执著于“女性之躯”对于世界、人生的继续体验、探寻并承担绝望与希望的双重真实。

女性主体与自由的限度

在一定程度讲,女性文本实验是女性写作必须和现呈状态。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解组,意味着男权中心统治的严密性正变得空疏,女性作家写作先定的无法回避的非女性、非特殊性时代话语系统压力大大退弱,靠“换装”和“偷渡”抵达文化主流的写作压力消减;女性作家有可能从容面对男性话语感觉方式、价值标准而解除表达焦虑。(这种表达焦虑曾是“五四”女作家深切面临和体验过的。新潮女性作家却有幸避免了。)回到自身,回到女性独有的感受、经验与思索,在已有世界范围内的女性传统中寻觅、重建女性话语——女性文本实验作为一种新的女性创作态度、创作方法,意味着女性表达的多种可能。女性在今天的存在境遇也直接决定了这种可能:经济和法律保障下,城市、商业已为妇女与男性取得就业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化外在平等提供充足条件,而实质精神处况的悖离、女性话语匮乏,使渴望与期待、探求与困阻,构成内在平等、自我建设的紧张。女性写作成为妇女解放最时代化的策略之一。

无疑,陈染将她非常个人化的写作呈现于文本实验,体现了她小说特有的女性写作意义。“孤独的旅程”中她确立了自己的叙事和女性叙述视角,“小镇神话载体”表现她对女性和人的原欲进行探求及个人化认识,“女性之躯”作为女性话语对话场所,展开了历史与未来,现实与理想、个人与性别群体多重层次交流。提取女性语言、保留女性独特经验、感受,又直接展示女性主体意识高扬与更新艺术同步发生、不断引向深广存在本相的风景。写作把陈染带向女权高度。

确实,陈染在《嘴唇里的阳光》中有二篇短小说堪称女权作品。它们是《站在无人的风口》和《空的窗》。前者用寓言体解构和批判男权历史、并充满女性自我批判精神。后者对女性主体生命超越作诗意图解。不是传统小说的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虚构手法,在这二篇短小说中,陈染采用了虚拟手法构思,通过虚拟历史和人物的另一种存在可能,并把这可能悬示于读者想象中,从而对本相的存在不合理进行解构与批判。在这里,显然是作家对女性主体存在的历史匮乏进行了虚拟填充,并就此进一步高扬女性主体意识。陈染企图建立女性话语的历史空无之上的虚拟大厦,而其基地却扎根于现时、植根于觉醒的女权意识土壤。《站在无人的风口》中,她甚至放弃了对话,“我知道故事无疑重新开始叙述,不断开始。”“只是,任何一种重复都使我厌倦。哪怕是有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及人类命运这样重大问题的叙述。”然而饶有意味的是,陈染相信女性个体主体意识觉醒与性别群体主体意识觉醒是同义和同一的,因此,她将个人人生悲剧与历史悲剧放在一个结构叙述。女性个体主体缺席,使尼姑庵红玫瑰色衣装男人与白玫瑰色衣装男人争夺女人斗争永无止歇;女性性别群体主体缺席,导致历史上红玫瑰家族与白玫瑰家庭争夺王位战争世世代代连绵不息。在陈染看来,女性主体的出场,将是命运与历史重写的开始。这正是女权主义宗旨的演绎。《空的窗》将一位生命将尽老人与一位双目失明年轻女人类比,召唤终日生活在黑暗命运的女性(年轻女人既是个体的,同时又具有性别群体象征性)冲破生命局限找寻光明。这篇小说表面上对绝望中找希望的老人铺陈很多,而实际上由于小说叙述者的存在,老人情节变为叙述者与读者对话的一个契机和她的话语隐喻。叙述者自始至终站在她的主体位置,对那位因迷恋男人而陷入黑暗的“我”进行光明引导,充满了鼓动者激情。

从非常个人化的“孤独的旅程”出发,在并不长的六七年时间,陈染由“写妇女”(这用男性习惯的目光来看,会被认为题材狭窄,生活面小)确立并高扬女性主体意识,终于呈现一定程度女权特色,即不但通过女性写作建构女性话语,而且以女性话语重新面对历史与现实,企图为历史与现实的男性话语中心形态找到与之对立的女性话语中心解释,(《时光与牢笼》可视作陈染的现实生活女权作品。在这篇小说中陈染塑造了一位三度离婚、走完世界之后,选择一位单纯年轻男子作丈夫的知识女性形象水水。水水将婚姻作为征服世界、选择人生方式,水水极其独立的思想与人格,或者说,水水拥有独立的个人化女性中心意识,正是她“自由选择地对特定环境的态度。”)应当说,主要的不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外在影响形式记录,而是中国知识妇女内在渴望与西方女权思想渗透的结果。正因为内在渴望与思想在实际上还是纸上的情愿,陈染小说的文本实验性更突出、当然也更具先锋品质。或许应当指出,也就是在实验的必然和现呈状态上,女性主体自由的限度值得引起注意。对本土妇女更深广现实生活、包括解放程度的关注,如果不是写作女性和女性写作的明区而是盲域,那么,很可能使女性文本实验滋生疏离客观世界而过分膨胀女性主体(即写作者女性主体意识载体)倾向,而这种膨胀最终与男性压迫在实质上相通、无法从真正意义带来妇女全面解放。事实上,陈染某些近期实验,便呈现了女性主体超自由而终为自由所累、在自由中无奈的姿态,如《角色累赘》、《时光与牢笼》等。回到更现实的背景重新开始实验,不断进行实验——陈染小说更充实、更有力度的前景,仍建立于作家、女性主体自身参与并调整与客观世界关系的可期望上。

注释:

①周柯:《寂寥而不安分的文学探索》,见陈染《嘴唇里的阳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1版。

②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见《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8年11月第1版。

③④《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

⑤陈染:《走远是神话,回头是现实》,见《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6期。

⑥见《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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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染小说:女性文本的实验_小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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