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潮流”的顺势与逆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潮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04 一百年前，《青年杂志》创刊的直接原因虽然是针对袁世凯称帝和其打出“孔教”的文化旗帜，但其思想资源却是西学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的基本口号、概念。回首看百年前《青年杂志》—《新青年》引领的新文化运动，相对而言，民主、科学的成就最小，后起的白话新文学成就最大。具体说来，民主追求宪政、法制、人权、自由、公正等基本的制度性建设；科学要求有稳定、健全的体制，群体间才能达成科学共识，形成科学共同体，进而使个体发挥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展开物化性的创造。经历了16年民国政治动荡之后(称帝、复辟、军阀割据)，因1928年国民党政党政治的实现，具有议会、选举的民主化初级进程遭受扼制，唯有“德先生”瓦解旧的纲常伦理和道德约束后人的个性解放(自由恋爱、自由婚姻)才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个体的公共政治属性从先前的帝制被规约到党制(罗隆基所说的“党天下”)，被训诫到服从；个体的私人爱欲属性从先前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中脱出，由自己做主。而后者主体是享受现代教育的知识青年阶层。私人爱欲层面的解放，首先得力于新式学校给予男女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其次是得益于张扬个性解放的白话新文学的启蒙：国语运动启智，新文学运动催情。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文化形态的破与立，都离不开语言这一重要的工具。晚清民初的白话文运动，主要得力于五个方面力量的互动：传教士传经讲道的白话需要、都市市民阶层的萌生、近代印刷技术推动都市报刊出版业的兴盛、科举废止后新式小学教育的普及、民间白话俗文学的暗流涌动。而1917年1月是个节点，即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合流，白话在中国文学的诗歌创作中找到了突破口。中国文学数千年形成的堤坝，因这个口子而溃堤。而开启“这个口子”的胡适，和守护文学传统“堤坝”的梅光迪，都感受到了来自美国“新潮流”的冲击，于是，二者开始了一场变革文学传统与守护文学传统的较量，并引发随后“新青年—新潮派”与“学衡派”的群体对决。 一、面对“新潮流”来势的不同姿态 一个时代新的文学涌动、出现，必有一个先导和代表来引领。 1915年9月17日，梅光迪(觐庄)要往哈佛大学师从文学批评家白璧德深造。临行前，胡适作了一首长诗送给他，其中一句提及“新潮之来不可止”和“文学革命其时矣”：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棰(沈按：手稿原文为“箠”，全集整理时改为“棰”)，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儗。梅生梅生毋自鄙！① 至1916年7月24日，梅光迪致信胡适，批评他白话文主张是“剽窃”欧美文学的“新潮流”。8月2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主张用白话作诗，友朋中很多反对的。其实人各有志，不必强同。我亦不必因有人反对，遂不主张白话……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②他同时在这一天致信《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与之讨论文学革命之事。而梅光迪在致胡适信中却说： 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今之欧美，狂澜横流，所谓“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有心人须立定脚根[跟]，勿为所摇。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 其所谓“新潮流”者，乃人间之最不祥物耳，有何革新之可言？③ 梅光迪列举的“新潮流”是指：文学上的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自由诗；美术上的象征派、立体派、印象派；宗教上的波斯泛神教、基督教科学、震教派、自由思想派、社会革命教会、星期天铁罐派④。 其中文学上的意象主义、自由诗，是梅光迪与胡适讨论文学革命交锋的重点，也是后来最有争议的问题。胡适与梅光迪诸友讨论文学革命的时间，恰是美国“意象派”诗人的文学主张讨论时期。1915年4月，罗厄尔编辑出版了一本《意象主义诗人》。在序言中，她把弗林特的三条规则和庞德的几个“不”改写成六条规则，并被后人视为意象派或印象派诗人的宣言，又称“六戒”： 1.运用日常会话的语言，但要使用精确的词，不是几乎精确的词，更不是仅仅是装饰性的词。 2.创造新的节奏——作为新的情绪的表达——不要去模仿老的节奏，老的节奏只是老的情绪的回响。我们并不坚持认为“自由诗”是写诗的唯一方法。我们把它作为自由的一种原则来奋斗。我们相信，一个诗人的独特性在自由诗中也许会比在传统的形式中常常得到更好的表达，在诗歌中，一种新的节奏意味着一个新的思想。 3.在题材选择上允许绝对的自由…… 4.呈现一个意象(因此我们的名字叫“意象主义”)……我们相信诗歌应该精确地处理个别，而不是含混地处理一般…… 5.写出硬朗、清晰的诗，决不要模糊的或无边无际的诗。 6.最后，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凝练是诗歌的灵魂。⑤ 胡适是在1916年底，通过《纽约时报》的转载而获知这些主张的。他把这“六条规则”剪下贴在12月份的日记上，同时批注说：“此派所主张，与我所主张，多相似之处。”⑥胡适所说的“相似”，是因为他文学革命的“八事”(后来所说的“八不”)主张已经成熟，并已经寄回国内，将在次年1月(1917年1月)《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因此，我曾在以往的胡适研究中指出，这是胡适既把握了中国白话文学的历史发展趋势，又顺应了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美国文学“意象派”的“新潮流”尽管只是诗歌上的“新潮流”，但对急于改革中国文学现状的胡适来说，却有积极的直接启发，使他找到了变革诗歌语言的突破口，进而引发整个文学革命。这也自然成为胡适立足中国文学现实(当时他尤其反对“南社”成员文学复古、拟古的“宗唐”、“宗宋”主张)，借助晚清以来高涨的“白话文运动”的推力，顺势创造性转化“意象派”的主张，使之“聚化成了自己的文学革命理论”⑦。胡适事后说，他这是被梅光迪等“逼上梁山”的。“民主”、“科学”的理念借助“白话文学”的语言载体，得以广泛地传播。后来胡适把这一划时代的文学革命和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也投身新文化阵营。他在1917年1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欲昌明本国学术，当从积极着想，不当从消极着想。旁搜博采域外之智识，与本国学术相发明，此所谓积极着想也，抱残守缺，深闭固拒，此所谓消极着想也。”⑧紧接着，由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强力推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从白话新文学方面获得了重大突破。陈独秀以“言志”为本，反“载道”的文学思想革命，将胡适的文体形式改良引向文化变革的前沿，并形成一种具有强大发散力的文化运动。胡适在后来所写的《陈独秀与文学革命》一文中称道： 他这篇文章有可注意的两点：(一)改我的主张进而为文学革命；(二)成为由北京大学学长领导，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说庄严灿烂的欧洲是从革命来的，他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为中国文学开辟一个新局面，他有三大主义……这就是变成整个思想革命！ 最后，归纳起来说，他对于文学革命有三个大贡献： 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 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 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⑨ 随之，胡适与钱玄同、黎锦熙、刘半农、赵元任等联手，又在教育、文化界着实展开“国语运动”。以民主、科学为两大旗帜的《新青年》，得到了语言文学工具变革的“白话新文学”的助推，思想革命、文化革命与文学革命、国语运动合流，以“新文化运动”的态势在全国各地迅速蔓延。 1918年12月17日，章士钊在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演讲时，发表了题为《进化与调和》的演说。后来以“孤桐”署名，刊登于他拒绝使用白话和标点符号的《甲寅》周刊第1卷第15号上(章士钊1914年在日本东京创办《甲寅》月刊，1925年7月18日北京复刊始为周刊)。他认为《甲寅》之初即是主张“调和立国论”：“愚意不如以调和诂化。既能为社会演进之实像。而与诸家之说。亦无乖迕。盖竞争之后。必归调和。互助亦调和之运用。创造不以调和为基。亦未必能行。精神生活。尤为折中诸派之结论。”“大学者号称学府者也。其中尤赖富于调和之精神。”章士钊甚至主张以“调和”解决一切问题：“盖调和者进化自然之境也。所有意见。若者政治。若者文学。若者科学。若者宗教。衹须当时思想之所能及。均皆充其逻辑所赋之力。使之尽量发展。人人之所求者。真理而已……各种科学。皆得在此调和之真基础上。奋力前进。相剂相质。而何病焉。吾国人不通此理。两千年来。习以儒术专制。至反乎所谓圣人之道者。一切废斥。今圣人之道之遭废斥者亦同。调和之理。诚吾人所亟宜讲也。”⑩ 胡适不满章士钊的“调和”之论，并在随后的文章中高标他坚决反对调和的个人主张。他在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号刊出《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上表现出两种趋势，并成为新思潮的手段：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功夫。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11)。 任何新的运动，都会遇到来自不同方面的阻力。首先是有归国留学生参与创办的《民心》周报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1919年12月6日，《民心》周报在上海创刊发行。此刊由聂慎余兄弟和尹任先捐款，留学美国时曾担任“中国国防会”会长的张幼涵(贻志)担任总编，吴宓是此刊的美国联络组稿人、发行人。主要作者有尹任先、张贻志、梅光迪、吴宓、君柔、峙冰、晓钟、刘云舫等。这个刊物一度关联着美留学生和归国学子。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张幼涵是1916年袁世凯称帝时，在美国波士顿地区留学生中成立的反袁组织“中国国防会”(“救国会”别名)的会长，他1919年回国后，具体编辑此刊。 1920年1月17日，反对白话新文学的梅光迪，写作半文半白的《自觉与盲从》，刊于《民心》周报第1卷第7期。这是梅光迪上年11月回国之后，公开表示自己对新文化运动中诸种现象的抵制态度。梅光迪认为，现在中国的文化阶段早已超越了改革物质文明的阶段，而居于精神文明改革的时代洪流中。在这个阶段，国内思想界领袖的变迁性压过了保守性，而在短促的时间内经历如许变迁，思想的浅陋是理势上的必然。他尤其不满京沪大量新出版物所谓的顺应“世界潮流”的说法。他认为这些浅陋的西洋思想，多贩自日本。留学西洋者，大率多年少而学未有成，其于西洋思想，多不能贯彻会通，也没有评判取舍之能力。这样的“西洋思想”所产生的“世界潮流”，让国内之青年，靡然从风，以顺应其学说，顺应其潮流，是有问题的。因此他两耶一乎，提出了三点质疑： (一)现时吾国人之所谓世界潮流者，果为真正之世界潮流耶？ (二)吾国人对于所乐道之各种主义，果能了解其实在价值，有取舍之能力耶？ (三)现在吾国所流行之各种主义，果适用于吾国今日之社会乎？(12) 此时胡适已经由文学革命转向新文学建设，提出并实践他文学的国语与国语文学主张，无暇顾及梅光迪的这类批评文字。 新文化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当即注意到了新诞生的《民心》，他在1920年1月1日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上的《告上海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一文中就指出：“我很希望在上海的同志诸君，除了办报以外，总要向新文化运动的别种实际的改造事业上发展……就以办报而论，也要注重精密的研究，深厚的感情，才配说是神圣的新文化运动……我们所希望的，持论既不谬，又加上精密的学理研究才好……某杂志骂倒一切书报，除研究自然科学的都是鼓吹谬论，又没有举点证据出来，固然是很糊涂，我恐怕他这样非科学的笼统论调，要生出向后反动的流弊，所以上面不得不稍稍辩驳几句；至于他主张‘发表一篇文字都要有学理的价值’，(胡适之先生不主张离开问题空谈学理，我以为拿学理来讨论问题固然极好，就是空谈学理，也比二十年前的《申报》和现在新出的《民心》报上毫无学理八股式的空论总[要]好得多)。”(13)据宗白华刊登在1920年1月3日《时事新报·学灯》上的《答陈独秀》一文所示，陈独秀这里所说的“某杂志”(14)是指《少年中国》，他在批评宗白华、魏嗣銮写给《少年中国》编辑的两封信时，顺便联系到《民心》周报。 1月23日，张东荪在“研究系”掌控的《时事新报》上刊发了《读“自觉与盲从”》(15)一文。张东荪表示自己的看法与梅光迪在《民心》上的文章“未尽相合”，同时也表示出对梅部分支持的态度，认为梅说出了一定的真理，并赞同梅认为新思潮确实有浅陋一面的观点。张认为梅不是在“单调的反对新思潮”，呼吁大家都来当新思潮的诤友，而不是做媚友。张东荪认为当诤友的第一条件是不可笼统，而梅就犯了这个笼统的错误。 若依照张东荪所说，此时梅光迪的看法还只是犯了这个“笼统”的错误，那么，接下来，《学衡》所提出的问题就大大超过了《民心》。这主要是《民心》周刊内部的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其批评新文化的力量也随之减弱。1920年3月28日，吴宓在日记中记有：“近接张幼涵君来信，知已卸去《民心》报总编辑职务。缘《民心》资本，由聂氏兄弟及尹君任先捐出。幼涵持论平允，不附和白话文学一流。聂慎余赴京，胡适、陈独秀向之挑拨，于幼涵漫加讥辱。聂氏兄弟与尹君，本无定见，为其所动，遂改以其戚瞿君为总编辑，而将幼涵排去。”(16) 4月13日，林语堂在哈佛大学致信胡适，尽管他此时的白话文还欠通顺，但意思可以表达清楚。他说：“近来听见上海有出一种《民心》是反对新思潮的，是留美学生组织的，更是一大部分由哈佛造出的留学生组织的。这不知道真不真，我这边有朋友有那种印刊，我要借来看看。但是我知道哈佛是有点儿像阻止新思想的发原[源]。”他读了胡适的《尝试集》自序后，对胡适说，梅光迪与胡适争论时所讲的许多问题都是哈佛大学白璧德教授的东西。白璧德这个人对近代的文学、美术以及写实主义的东西，是无所不反对的。梅光迪师从白璧德研究几年，必然受到相应的影响。“况且这其中未尝没有一部分的道理在里边。比方说一样，我们心理总好像说最新近的东西便是最好的，这是明白站不住的地位。但是这却何必拿他来同白话文学做反对。我也同Prof.Babbitt谈过这件事，好像他对尔的地位的主张很有误会。我碰见梅先生只有一次，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本意；看尔那一篇里他的信，摸不出来他所以反对白话文学的理由。本来我想白话文学既然有了这相配有意识的反对，必定是白话的幸福，因为这白话文，活文学的运动，一两人之外，不要说，大多数人的心理，有意识中却带了许多无意识的分子，怎么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文学理想。但是现在我想有意识的反对是没有的东西；所以反对的，不是言不由心，便是见地不高明，理会不透彻，问题看不到底……我看见尔《新潮》、《新青年》的长篇大论，真不容易呀！”(17) 虽然归国留学生主持的《民心》周刊在第一波抗争中出局，但持续高涨的新文学运动在南京东南大学却遇到第二波强大的抗拒性阻力。1922年1月《学衡》创刊，留美归来的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聚众祭旗，公开反对新文化，反对白话新文学，坚守古体诗词创作，成为钱玄同1917年即感知到的“从消极着想”。梅光迪在《学衡》第1期刊出的《评提倡新文化者》一文，说陈独秀、胡适等“其言教育哲理文学美术，号为‘新文化运动’者，甫一启齿，而弊端丛生，恶果立现，为有识者所诟病”(18)。胡先骕在《学衡》第1、2期连载批评胡适的长文《评〈尝试集〉》，将其开新文学风气的作用一笔抹杀，说胡适“复摭拾一般欧美所谓新诗人之唾余”(19)，判定“《尝试集》之价值与效用，为负性的”(20)。胡先骕同时劝导青年不要“模仿颓废派”(21)，“今日新诗人创作新诗之方法错误”，说明“此路不通”(22)。 吴宓本人，对新文学最为仇视，这首先表现在他的日记上。留学期间，他看到北京大学的《新潮》杂志，便产生极端的敌视(23)。他和梅光迪等相约学成回国后与胡适、陈独秀等相对为垒，大战一场。他在3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宓归国后，必当符旧约，与梅君等，共办学报一种，以持正论而辟邪说。”(24)3月28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幼涵来书，慨伤国中现况，劝宓等早归，捐钱自办一报，以树风声而遏横流。宓他年回国之日，必成此志。此间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之流毒祸世。张君鑫海谓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25)他对陈、胡的愤恨达到了“其肉岂足食乎”(26)和“安得利剑，斩此妖魔，以拨云雾而见天日耶”(27)的程度。 吴宓在《学衡》第4期刊出《论新文化运动》(28)一文时，言辞有所收敛，谩骂之声隐去。胡先骕在1934年所刊的《梅庵忆语》中说《学衡》杂志“刊行之后，大为学术界所称道，于是北大学派乃遇旗鼓相当之劲敌矣”(29)。《学衡》对新文化—新文学领导人的批评具有挑战性和颠覆性，只可惜，如同胡适所说的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期，进入创造的收获期，反对党已经破产，作为“语体文”的白话新文学于1920年1月已经通过教育立法，进入小学一二年级的课本。胡适派文人牢牢掌握新文化运动的话语权之时，也是其话语霸权的形成之日。白话新文学作家风起云涌般的势头，也正显示出他们在报刊媒体上已经争到了文学的话语权。 据当时在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读书的胡梦华的《评〈学衡〉》一文所示：“《学衡》未面世以前，就有人鼓吹：《学衡》出版以后，对于现在的新文化运动要下一针砭，并养成一种反现在潮流的学风。”(30)“反现在潮流”的共同主张体现出当时东南大学“学衡派”同人文化观念的一致性。 梅光迪、胡先骕、吴宓、刘伯明等人在胡适派文人的话语霸权下，亮出一招绝地反击：他们批评胡适等新文化领导人导入中国的“新潮流”并非欧美文化的正宗和精华，青年一代的盲从，导致学风、校风败坏，学潮高涨，社会动乱。梅光迪致信胡适，要他对大学校风败坏和学潮负责，说“今之执政与今之学生皆为极端之黑暗(学生之黑暗，足下辈之‘新圣人’不能辞其责焉)”(31)。并在《学衡》刊文《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指责胡适误导了“吾国学术界”。胡先骕在《学衡》第4期上直言“今日教育之危机”。刘伯明在《学衡》连续发表《论学者之精神》(第1期)、《再论学者之精神》(第2期)、《论学风》(第16期)，也有影射胡适的成分。“学衡派”同人此时明确地将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旗帜高举，是有意抗衡、牵制胡适得自杜威“实验主义”的实用理性的高涨。他们以反现在的潮流，牵制胡适派文人的文化激进，阻挡新潮流的蔓延。 《学衡》出版发行后，立即招来新文学阵营重要人物的批评。1922年2月4日，北京《晨报》有周作人署名“式芬”的文章《评〈尝试集〉匡谬》。9日，鲁迅在《晨报》以“风声”为笔名发表《估〈学衡〉》。21日，《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第29号刊出沈雁冰(茅盾)署名“郎损”的《评梅光迪之所评》。这是当时新文学阵营最具代表性的意见。而旧文学及学术阵营的张謇、柳翼谋、黄侃、金毓黻等则对《学衡》的言论持支持的态度。 1923年12月1日，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胡梦华与同班同学吴淑贞在南京花牌楼中国青年会举行新式婚礼。当事人回忆自己的这场新式婚礼，真实再现了当时两派势力的交手。胡传、胡适父子与胡梦华爷孙三代是世交，胡适此时在南京讲学，应邀作证婚人。梅光迪、楼光来为男女双方介绍人。老师杨杏佛、柳翼谋(诒徵)、吴宓、李思纯到场。胡梦华的同学徐书简为主席。也正是这样一个难得的场合，使北大《新青年》派的胡适与东南大学《学衡》派的梅、吴、柳有了一次当面交锋的机会。胡梦华说，在青年会这个婚礼喜堂上，“吾家博士适之叔展出文学革命观点，梅、吴二师提出希腊大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示当时名遍中国学术界的杜威、罗素二博士，未必青胜于蓝，更不足言后来居上。接着柳师还提出子不学的孟轲助阵，适之叔单枪匹马，陷入重围；杏佛师拔刀相助，雄辩滔滔。事后，淑贞与我研究，认为他们雄辩引经据典，俱有根底，给我们婚仪添了佳话。吾家博士主张文学革命提倡白话，展开新风气。迪生老师坚持白话应提倡，但文言不可废，则是不朽之论”(32)。
柳诒徵在群聚南京的《学衡》社员1924年解散后，从学风上为《学衡》社员抗击新文化的行为作了一个评说。他在《送吴雨僧之奉天序》中说：“梅子吴子同创杂志曰《学衡》以诏世。其文初出，颇为聋俗所诟病。久之，其理益章，其说益信而坚。浮薄怪谬者屏息不敢置喙，则曰，此东南学风然也。”(34) 与《学衡》反新文学、反新文化同时行进的，是东南大学柳诒徵和他的学生创办的《史地学报》，以“信古”反对北京大学“古史辨”派的“疑古”。在双方的论争中顾颉刚明确地认识到“这是精神上的不一致”(35)。钱玄同、魏建功都感到这是“我们的精神与他们不同的地方”(36)。魏建功还特别指出柳诒徵等人因“旧材料与旧心理”的缘故，阻碍了学术的进步。这说明由精神的不同，到“我们”与“他们”的群体对立，进而也就出现了南北学术的差异。这是北京大学新文化同人从时代精神上为南北之争作出的解释。 1927年7月19日，本年度留学美国的学生考试在清华学校举行，吴宓主持的西洋文学门类中有范存忠、郭斌龢两人考取。其中，吴宓对郭的考中尤为高兴，他在日记写道：“而宓对于郭斌龢之取录，尤为喜幸，以吾党同志中，更多一有力之人矣。”(37)因为郭斌龢五年前自香港大学毕业回南京教书时即与吴宓相识。据吴学昭整理、注释、翻译的《吴宓书信集》所示，“文革”期间审查郭斌龢与吴宓关系的“外调人员”专程到重庆找过吴宓。事后，吴宓在1969年12月24日致郭斌龢信中说：“兄到北京考取官费留学美国，宓时在清华主持考事。来查询之人员曰：‘郭已承认：汝曾给予逾格之私助，俾郭得考取。’宓据实答曰：‘宓仅告以希腊文一门，如何出题而已——即是由长篇希腊文译成英文，另作希腊文短句而已。’”(38) 直到1930年6月21日，在美国留学的江泽涵写信告诉胡适自己同学中的情况：“还有一位郭斌龢君，他是同我同时到美国的。他的言论性情最与梅光迪先生相近，学问或者还高些。他当然是最痛恨你们。他回国后主办《学衡》杂志，并在东北教书。他在哈佛学拉丁文与希腊文，从Irving Babbitt学。他也许不去见你们(这里的东南大学的学生很有几位，很奇怪的是他们都反对白话文)。”(39) 此时，已经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复，令教育部通饬全国中小学校在最短期间励行国语教育的4个月之后。通令说：“前大学院曾经通令所属各机关，提倡语体文，禁止小学采用文言文教科书。这是励行国语教育的第一步。第二步的办法，应由各该厅、局，一面遵照前令，切实通令所属各小学，不得采用文言教科书，务必遵照部颁小学国语课程暂行标准，严厉推行；一面转饬所属高中师范科或师范学校，积极的教学标准国语，以期养成师资，这是很紧要的。望各该厅、局查照办理。”(40) 胡适、陈独秀等在北京大学“拉帮”，梅光迪、吴宓等在东南大学“结派”。对于郭斌龢，吴宓直接称呼“吾党同志”。一个争鸣的文化时代，一种特殊的自由竞争状态，双方都在寻求并争取话语权。如果思想一致，言行统一，那就变成了政治的独裁统治和意识形态的专制。 在“学衡派”同人批评胡适即新文化领导人没有掌握正宗西方文化，更没有获得西学真谛后，胡适在1926年7月10日《现代评论》第4卷第83期发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重申早在1917年写作博士论文时即表明的积极态度。他认为“拿证据来”是近世宗教的“理智化”，并具体呈现为以人为中心的“人化”和道德的“社会化”。最后胡适在东西文明的比较中，确立了自己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为：“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应该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这样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文明，绝不是唯物的文明。”(41) 在“学衡派”同人那里，理论和实践通常也是严重背离的。尽管吴宓在《学衡》杂志《简章》中标榜“总期以吾国文字，表西来之思想，既达且雅，以见文字之效用，实系于作者之才力。苟能运用得宜，则吾国文字，自可适时达意，固无须更张其一定之文法，摧残其优美之形质也”。但实际上，所谓“无须更张其一定之文法”，即是拒绝白话文，拒绝使用教育部颁布的新式标点符号。吴宓主持《大公报·文学副刊》，所撰写的《本副刊之宗旨及体例》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文学副刊之言论及批评，力求中正无偏，毫无党派及个人之成见……即对于中西文学，新旧道理，文言白话之体，浪漫写实各派，以及其他凡百分别，亦一例平视，毫无畛域之见，偏袒之私。”但实际上，刊物同样是排斥白话文、白话新诗，也排斥新式标点符号。 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万号特刊上刊出胡适《后生可畏——对〈大公报〉的评论》。胡适在文中称《大公报》为“中国最好的报纸”的同时，也提出“有几个问题似乎是值得《大公报》的诸位先生注意的”： 第一，在这个二十世纪里，还有那(哪)一个文明国家用绝大多数人民不能懂的古文来记载新闻和发表评论的吗？ 第二，在这个时代，一个报馆还应该依靠那些谈人家庭阴私的黑幕小说来推广销路吗？还是应该努力专向正确快捷的新闻和公平正直的评论上谋发展呢？ 第三，在这个时代，一个舆论机关还是应该站在读者的前面做向导呢？还是应该跟在读者的背后随顺他们呢？(42) 因此，张季鸾在《一万号编辑余谈》中明确表示：“适之先生嫌我们不用白话，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学着写白话文，先打算办到文语并用。” 《大公报》随后全面改用白话文(即“语体文”)，这标志着中国北方最大新闻媒体对白话新文学的全面接受。其虽晚于上海的《申报》等大报刊媒体，但毕竟显示胡适所倡导的中国的“文艺复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中小学校教育到大众传媒，白话文及白话新文学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我在此前的研究中指出，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学衡派”同人这时仍反对新文化，排斥新文学，拒绝使用白话文，是明显的语境错位，逆新文化大潮流、大趋势而艰难前行。其“消极”作用也十分显著。 二、激烈、改革与稳健、保守 “新潮流”流入中国后，对“新潮流”持不同态度的两派，形成北京大学“新青年—新潮派”与东南大学“学衡派”的不同阵营。双方的核心人物，就是当年在美国对立交战的胡适和梅光迪。有潮起就有潮落，“新潮流”过后，对其进行历史反思的学人因所受的教育背景不同，或所处立场相异的缘故，就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意见。这里，我选取的则是相对客观和富有学理的几种说辞。时间的历史性检验和空间的个体性体验，都有其相应的自足性和排他性。但在客观的展示中，可以明晰“新潮流”流向的方位，以及所产生的发散效应。 1926年12月1日，钱基博在为《国学文选类纂》写的《总叙》中，对民国初期大学学分南北的局面作概括时，首次从学理上提出“北大派”与“学衡派”之说，并分出两个不同的路向： 清廷既覆，革命成功，言今文者既以保皇变法，无所容其喙；势稍稍衰息矣！而章氏之学，乃以大白于天下！一时北京大学之国学教授，最著者刘师培、黄侃、钱玄同辈，亡虑皆章氏之徒也！于是古学乃大盛！其时胡适新游学美国归，方以誉髦后起讲学负盛名……于是言古学者，益得皮傅科学，托外援以自张壁垒，号曰“新汉学”，异军突起……而新汉学，则以疑古者考古……在欲考见“古之所以为古之典章文物”……万流所仰，亦名曰“北大派”，横绝一时，莫与京也！独丹徒柳诒徵，不循众好，以为古人古书，不可轻疑；又得美国留学生胡先骕、梅光迪、吴宓辈以自辅，刊《学衡》杂志，盛言人文教育，以排难胡适过重知识论之弊。一时之反北大派者归望焉，号曰“学衡派”。世以其人皆东南大学教授，或亦称之曰“东大派”。然而议论失据，往往有之！又以东大内畔，其人散而之四方，卒亦无以大相胜！(43) 1928年5月21日中午，胡适在南京出席全国教育会议后，应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之请，与蔡元培等到中央大学出席宴会。胡适在宴会上发表演说，说了这样一段话：“想中央大学在九年前为南高，当时我在北大服务。南高以稳健、保守自持，北大以激烈、改革为事。这两种不同之学风，即为彼时南北两派学者之代表。然当时北大同人，仅认南高为我们对手，不但不仇视，且引为敬慕，以为可助北大同人，更努力于革新文化。”(44) 胡适这里特别强调“当时北大同人，仅认南高为我们对手，不但不仇视，且引为敬慕，以为可助北大同人，更努力于革新文化”。1928年8月24日，胡适的门生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前夕，曾通过陈寅恪向吴宓转达罗家伦对赵元任说的话：清华可留用吴宓，不以文言白话意见之相反而迫使吴宓离开清华。 但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学者却是另一种心态：前文所引吴宓在日记中表达出对胡适、陈独秀“豺狼当道”、“其肉岂足食”的极端言论；胡先骕在《评〈尝试集〉》时对胡适的“翻脔剔骼”和“讥弹”，都表现出一种十分敌对的立场。 1935年，胡先骕为纪念南京高师二十周年所作的《朴学之精神》一文，也有意从学术精神上分出个南北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的不同路径来。他说： 当五四运动前后，北方学派方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立言务求恢诡，抨击不厌吹求。而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王伯沆先生主讲四书与杜诗，至教室门为之塞，而柳翼谋先生之作中国文化史，亦为世所宗仰，流风所被，成才者极众。在欧西文哲之学，自刘伯明、梅迪生、吴雨僧、汤锡予诸先生主讲以来，欧西文化之真实精神，始为吾国士大夫所辨认，知忠信笃行，不问华夷，不分今古，而宇宙间确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至理存在，而东西圣人，具有同然焉。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以正，人文主义乃得与实验主义分庭而抗礼…… 南雍精神不仅在提创科学也。文史诸科，名师群彦，亦一时称盛…… 幸今日秉国钧者，知欲挽救国难，首在正人心，求实是，而认浮嚣激烈适足以亡国灭种而有余。于是一方提创本位文化，一方努力于建设事业。南雍师生二十年来力抗狂潮勤求朴学之精神，亦渐为国人所重视。吾知百世之下，论列史事者，于南雍之讲学，必有定评。(45) 曾执教中央大学的史学教授金毓黻，为《史学述林》写的“题词”中的一段文字，在大历史观念下有关民国时期的“俗语”与“雅言”之说，为新文化运动的走向增添了新的解释： 尝谓吾国古今之学术，因长江大河之横贯，显然有南、北两派之差别。先秦诸子，孔、孟居北，而老、庄居南，儒、道二家，于以分途。魏、晋、南北朝之世，经学传授亦有南、北两派，颇呈瑰玮璀璨之光。至唐初《五经正义》成书，而其焰以息。清代学者初有汉、宋二派，继则经学家有古文、今文之分，宋学及古文学多属北派，而汉学及今文学多属南派，皆有显然之途轨可寻。史学亦然，廿载以往，北都学者主以俗语易雅言，且以为治学之邮，风靡云涌，全国景从。而南都群彦则主除屏俗语，不捐雅言，著论阐明，比于诤友，于是有《学衡》杂志之刊行。考是时与其役者多为本校史学科系之诸师，吾无以名之，谓为史学之南派，以与北派之史学桴鼓相闻，亦可谓极一时之盛矣。(46) 我在《“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一书中曾明确指出，梅光迪在《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评〈白璧德——人和师〉》两篇文章中，把1920-1930年代“学衡派”反对“新潮流”及新文化的活动视为中国的一场人文主义运动，而他甚至说这是“儒家学说的复兴运动”。同时梅光迪也承认“这样的一次运动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得到公平的待遇”，是“因为缺乏创造性等因素”(47)，自然也是“中国领导人的失败”(48)。其失败的原因有两点曾被我引述： 一是因为它与中国思想界胡适等新文化派，花了一代人的时间与努力想要建成和接受的东西完全背道而驰。二是因为他们自身缺乏创造性，甚至没有自己的名称和标语口号以激发大众的想象力。从一开始，这场运动就没能提出和界定明确的议题。领导人也没有将这样的问题弄清楚，或者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它对普通学生和大众造成的影响不大。《学衡》的原则和观点给普通的读者留下的印象是：它只是模糊而狭隘地局限在一些供学术界闲时谈论的文史哲问题上。梅光迪的反思和总结与罗杰·斯克拉顿在《保守主义的含义》中所说的相通：“因为，保守主义者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因而无法提供任何能够激发大众热情的东西。”(49) 竺可桢1946年1月27日在梅光迪追悼会后所写的日记中，特别指出梅光迪的个性：“关于迪生之为人有三点：(一)标准极高，(二)不求名利，(三)外冷而内富热情。其喜欢批评胡适之，亦以适之好标榜，而迪生则痛恶宣传与广告也。”(50)这正是梅光迪反思自己作为领导人失败的原因之一，即“没有自己的名称和标语口号以激发大众的想象力”。对此，梁实秋之说更为简明：“只是《学衡》固执的使用文言，对于一般受了五四洗礼的青年很难引起共鸣。”(51) 我个人以为，综合上述之说，即“他们自身缺乏创造性”和“固执的使用文言”是“失败”的主要因素。在《学衡》上批评新文化—新文学的几篇重要文章出自梅光迪、胡先骕、吴宓之手，但他们无法提出具体的富有创造性、建设性的意见。 胡适的激进与梅光迪的保守之战仍在继续。1927年2月胡适访问美国，梅光迪正在哈佛大学教汉语。因前一年在巴黎的一次误会(梅光迪请胡适吃饭，胡适负约，说自己临时忘记)，惹恼了梅光迪，致使他们连再一次坐到一起吃饭的机会也失去了。9日，梅光迪致信胡适说：“若你始终拿世俗眼光看我，脱不了势利观念，我只有和你断绝关系而已……我的白话，若我肯降格偶尔为之，总比一般乳臭儿的白话好得多。但是我仍旧相信小说、戏剧可用白话；作论文和庄严的传记(如历史和碑志等)不可用白话。”(52)梅光迪的朋友特别指明其英文比中文写得好。这里他说“我的白话，若我肯降格，偶尔为之，总比一般乳臭儿的白话好得多”，就具有戏剧表演性。因为他根本不写，也不会写白话文，更不可能“比一般乳臭儿的白话好得多”。他在1930年所作的《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一文中承认自己在《学衡》创办伊始的言论是因为“心中的逆反情绪”(53)。这种“逆反情绪”的表演性展示，自然而然带有戏剧化倾向。 对比胡适的荣光，梅光迪则显得生活黯淡。他眼高手低，没有写出学术著作。1945年12月27日，梅光迪在遵义病逝。31日，竺可桢在日记中记有梅光迪“有不可及者三：(一)对于作人、读书，目标甚高，一毫不苟。如读书，必读最佳者，甚至看报亦然。最痛恶为互相标榜、买空卖空。不广告，不宣传。(二)其为人富于热情……(三)不骛利，不求名，一丝不苟……但因陈义过高，故曲高和寡。为文落笔不苟，故著述不富，但临终以前尚有著作之计划”(54)。作为与梅光迪复旦相识、哈佛同学(有一年同住一室)，有着36年交情的竺可桢，在1946年1月29日日记中记有这样一事：“迪生性甚孤介，一文不苟取，家境亦不裕，自然困顿终身，颇欲得一休假年，以执笔作文。当李天助去筑陪同看病，留筑二旬，将回时询迪生有何嘱托。迪生谓有数点要告校长，即本学期不能授课，希望支薪，且此项薪水，在告假期内支者，不扣除其应得一年休假之薪，同时希望继续由洽周代理。此自然是迪生病前一贯态度，以为其不致即去世，亦不自知其病在垂危也。此次星期六在团契，星期日在龙王庙，李医生均报告此数语，而梅太太又告允敏，欲得迪生应可休假一年之薪俸，不知迪生死后与迪生生前之言情形完全不同，安能死人而可告假而可代理耶！”(55)30日，竺可桢专门给杭立武写信，“为迪生请一年休假金，此实无法可给，但请渠另设法耳”(56)。 梅光迪厌恶胡适的“好标榜”，而他自己却陷入另一种“逆反情绪”下保守的戏剧化表演姿态。所谓保守主义者的“戏剧化表演姿态”，即假戏真做，弄假成真或言行不一，名实逆差。 作为“学衡派”的主要成员，同时也是将《学衡》的文化精神延续到台湾的张其昀，在1960年12月25日所写的《中华五千年史》的《自序》中，站在“三民主义”的立场上，对新文化运动有尖锐的批评。他说：“新文化运动很多治史学的人，但他们把史学狭窄化，甚至只成为一种史料学，他们往往菲薄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为保守，这是错误的。历览前史，唯有民族主义才是国家民族继继绳绳发荣滋长的根本原因。当时南京高师，就学风而言，的确有中流砥柱的气概……中国文艺复兴的真正种子，不是所谓新文化运动，而是国父所创造的三民主义。”(57)他的这番话明显是针对胡适、傅斯年、顾颉刚而发的。 以文学革命为先导的“新潮流”，极大地促进、推动了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中华民族在追求自立、强盛、福祉的路径上已经迈步百年，民主、科学以及由此所确立的和平渐进式改革的基本路向已经明确，特别是白话新文学和国语运动带来的语言工具的进步，极大地影响了每个中国人的思想和实际社会生活。“反现在潮流”的“学衡派”的稳健、保守，事实上起到了另一种作用：以理性的精神，制衡、牵制“新青年—新潮派”激进、革命及个性过分膨胀所导致的文化失范。批评、监督和制衡的积极作用在于使新文化运动行进于更加稳健、正确的轨道。容忍批评、争论，吸纳不同意见，是五四一代启蒙思想家的胸襟，也是改革者应有的责任担当。胡适后来自由主义思想成熟的标志性内涵，就是容忍批评反对意见与和平渐进的改革(1947年他在《自由主义》一文中提出自由主义的四个基本原则：自由、民主、和平渐进的改革、容忍反对党)。可以说，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大方向上，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新青年—新潮派”与融化新知、昌明国粹的“学衡派”是一致的。特别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是两派的思想共识。 大方向行进中的同一性、一致性，并不能掩盖其中文化冲突的矛盾性和长期存在的纷争中的宗派性。即胡适将“新潮流”导人中国，与正在高涨的新文化运动交融后，出现了北京大学“新青年—新潮派”积极响应，与东南大学“学衡派”消极抵抗的两大势力的对决，进而形成实验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精神路径，激烈、改革与稳健、保守的两大“学统”及“学分南北”的局面。“新青年—新潮派”知识分子群体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学衡派”知识分子群体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在同一政治体制和文化空间内共存共进。 随后，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都受到民族危急时刻迅速高涨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党派政治的绑架。《新青年》有更激进的政治转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派刊物，又很快停刊；《学衡》坚持十三年，停刊后，其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创办的《国风》转向倡扬民族主义。抗战时期八位“学衡派”主要成员聚集浙江大学，他们创办的《思想与时代》转向关注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重建的问题。而始终能够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者则成为极少数。 ①胡适：《胡适全集》第1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4页。 ②③④胡适：《胡适全集》第28卷，第439，421—422，422页。 ⑤胡适日记整理本中，粘贴有“印象派诗人的六条原理”，并将其中译(《胡适全集》第28卷，第495—496页)。本文引用的是裘小龙的中文译本([英]彼德·琼斯编，裘小龙译：《意象派诗选》，桂林：漓江出版社，1986年，第158—159页)。 ⑥胡适：《胡适留学日记》(《胡适札记》手稿本)第1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2页。 ⑦沈卫威：《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胡适》，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9页。 ⑧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03页。 ⑨胡适：《胡适全集》第12卷，第231—232页。 ⑩孤桐：《进化与调和》，《甲寅》周刊第1卷第15号。 (11)胡适：《胡适全集》第1卷，第699页。 (12)梅铁山主编，梅杰执行主编：《梅光迪文存》，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5—66页。 (13)此处原文资料由专门研究“‘研究系’与新文化运动”的陈捷博士提供。据《宗白华全集》第1卷第154—155页校对。此文未收入《独秀文存》，作为附录收入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49—155页。 (14)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第1卷，第143页。 (15)此处原文资料由专门研究“‘研究系’与新文化运动”的陈捷博士提供。 (16)(23)(24)吴宓：《吴宓日记》第Ⅱ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44，90—91，134页。 (17)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手稿本)第29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13—315页。 (18)梅铁山主编，梅杰执行主编：《梅光迪文存》，第132—137页。 (19)(20)(21)(22)张大为、胡德熙、胡德焜合编：《胡先骕文存》上卷，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第26，59，59，59页。 (25)(26)(27)吴宓：《吴宓日记》第Ⅱ册，第144，144，152页。 (28)初刊《留美学生季报》第8卷第1号(1921年春季号)，1922年4月《学衡》第4期转载。 (29)胡宗刚：《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2页。 (30)胡梦华、吴淑贞：《表现的鉴赏》，1984年自费再版本(台湾)，第143页。 (31)梅铁山主编，梅杰执行主编：《梅光迪文存》，第550—551页。 (32)胡梦华：《重印〈表现的鉴赏〉前言》，胡梦华、吴淑贞：《表现的鉴赏》，1984年自费再版本(台湾)。 (33)据南京大学历史系武黎嵩博士提供的《劬堂诗存》整理稿。 (34)柳诒徵：《送吴雨僧之奉天序》，《学衡》第33期(1924年9月)。又见吴宓：《吴宓诗集·辽东集》，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1页。 (35)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期合册(1926年1月27日)。 (36)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期合册(1926年1月27日)。 (37)吴宓：《吴宓日记》第Ⅲ册，第374页。 (38)吴学昭整理、注释、翻译：《吴宓书信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422—423页。 (39)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手稿本)第25册，第159—160页。 (40)引自《胡适全集》第31卷第604—605页粘贴的剪报。刊登的报纸为1930年2月3日《民国日报》。 (41)胡适：《胡适全集》第3卷，第13页。 (42)胡适：《胡适全集》第21卷，第452页。 (43)钱基博著，傅宏星编校：《国学文选类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12页。 (44)胡适：《胡适全集》第31卷，第117页。第20卷第108页又收录此演讲词，文字上略有出入。 (45)胡先骕：《朴学之精神》，《国风》第8卷第1号(1936年1月1日)。 (46)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组校点：《静晤室日记》第6册，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第4629页。 (47)(48)(52)(53)梅铁山主编，梅杰执行主编：《梅光迪文存》，第186，243，552—553，187页。 (49)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55—456页。 (50)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10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7页。 (51)梁实秋：《影响我的几本书》，《中华散文珍藏本·梁实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33—134页。 (54)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9卷，第600页。 (55)(56)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10卷，第29—30，30页。 (57)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自序》，《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0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年，第10837—108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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