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蓓[1]2003年在《圣母崇拜的历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论述圣母崇拜的产生与发展、其文化和心理内涵以及对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影响。除前言、结语外，全篇分为四章。第一章 本章考察圣母崇拜的文本基础。玛利亚是《新约》中的人物，但相对于耶稣及其门徒她是一个次要角色，她在神学上的意义需要教会通过将之与《旧约》中救世主的预言联系起来才能显现。但圣母崇拜真正所依据是一系列有关的伪经，其中以《雅各第一福音》为代表，它们勾画了玛利亚完整的生平，并成为后来圣母崇拜的礼仪和庆节的出发点。第二章 本章追溯圣母崇拜的文化和心理渊源。事实上，圣母崇拜是近东古老的大女神崇拜传统和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反映之一——母亲原型两者基督教化的表现。一方面父权制社会及其上层建筑的代表基督教压制和改造了对大女神的崇拜，使玛利亚始终无法成为基督教的女神，但另一方面却也无法消除母亲原型所体现的集体无意识的力量，这种情况导致以后的圣母崇拜出现许多令人困惑的矛盾现象。第叁章 本章是关于玛利亚论及圣母崇拜在东方教会（先是东罗马帝国，后为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欧）的发展情况。玛利亚论是基督学的副产品，发源于东方教会，由早期教父对玛利亚—夏娃的对比论述逐步衍生发展。431年以弗所会议对玛利亚“天主之母”称号的确立，总结了前一阶段玛利亚论的成果，也标志着拜占廷（即东罗马帝国）圣母崇拜热潮的开始。5—8世纪拜占廷教会的圣母崇拜在各方面都达到了一个高峰。俄罗斯东正教会继承发展了这一传统，并使之成为俄罗斯文化中极富特色的组成部分。第四章 本章论述天主教会的圣母崇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西方教会圣母崇拜的水平要低于东方，不过4—5世纪拉丁叁博士的有关论述奠定了天主教圣母崇拜的基调。随着西方社会自11世纪开始的全面复兴，圣母崇拜也逐步发展并在中古后期达到高潮。宗教改革分裂了欧洲。在新教信仰和神学中没有玛利亚的位置；而天主教为了对抗新教的冷淡和忽视，将圣母崇拜推向另一个极端，遭到18世纪兴起的理性主义的抨击。19世纪的几次显圣引发了圣母崇拜的新热潮，教廷也于1854年和1950年将玛利亚“无染原罪”和“灵肉升天”确立为教义。但当代天主教会不考虑也不承认玛利亚“女中保”和“联合拯救者”的身份。现代人对圣母的崇拜更多地是为了反映他们对工业化社会种种弊端的不满和反思，并寄托了他们对爱与母性的寻求。
常凤云[2]2016年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圣母”形象初探》文中指出本文以“圣母”玛利亚形象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显现为研究对象,从信仰基督教的作家、非基督徒作家两个不同的立场选取文本,系统考察了五个20世纪中国文学文本中的“圣母”形象、对“圣母”的认识和态度以及“圣母”精神的理解与表达,同时将其与西方宗教和文学中的“圣母”玛利亚形象以及明清之际的传教士汉文传记中的“圣母”形象做比较研究,综合分析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圣母”形象在中国化、文学化过程中的叁个特征:从童贞女到母亲角色的调整;对社会与家庭意识的变化;从神性到人性意识的觉醒。针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圣母”形象的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考查为基督教人物主题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做了基础的补充工作,对其系统的梳理分析和综合研究,以及针对五个文本中显现的“圣母”形象的具体特征和历史发展轨迹的发掘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主题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元素间的关系是当今比较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本文的研究主题和目的也是希望能对其基础性研究作一个补充。另外,系统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圣母”形象对其他学科,例如:艺术、宗教、历史等学科同样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其他相关性主题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李玉华[3]2008年在《中世纪盛期西欧圣母崇拜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世纪盛期西欧基督教文化中出现了圣母玛利亚崇拜极度兴盛的现象,这是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领域的学者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相对于学界关注的程度而言,实际的研究成果却比较稀少。圣母崇拜在从基督教早期到中世纪盛期的发展史中出现了两次高潮:一是在教父时期,一是在中世纪盛期的西欧。从这两次高潮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二者具有非常不同的特点。在基督教早期,虽然民众中很早就有了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但是她在基督教神学中的正式地位直到5世纪时才确定下来,而且这一地位的获得主要是因为她作为“上帝之母”的身份,她并没有独立的和重要的神学意义。这一时期的神学家对圣母神学的论述主要是强调玛利亚作为顺从和贞洁的典范的形象,这从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当时神学家对待女性的贬抑态度。中世纪盛期西欧出现的圣母崇拜高潮却有着与此不同的特点,玛利亚顺从与贞洁的特征不再是神学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圣母肉身升天、共同的救赎者、人类之母、全能的中保、基督的新娘、智慧的宝座等教条成为圣母神学中论述最多的问题。玛利亚在基督教神学中获得了极高的地位,普通信徒对玛利亚的虔敬甚至超越了对基督的虔敬。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世纪盛期的圣母崇拜主要体现了信徒对圣母玛利亚的权能和保护力量的信仰,表明信徒对最终总能够得到救赎的肯定的希望。由于圣母玛利亚与现实中的女性有着难以分隔的关系,所以想要理解圣母崇拜就无法回避女性问题。虽然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和作用主要取决于男性的态度,但是,男性的观念和女性自我发展的空间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有所起伏变化。在中世纪盛期的西欧,女性观和女性的现实以及两性关系的状况都发生了某些积极的变化。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变化促进了圣母崇拜的兴盛。反之,圣母玛利亚在基督教神学和信仰中的尊崇地位给予现实中的女性某种精神上的支持。圣母崇拜的兴盛与现实中女性观和女性现实状况的某些改善,既是中世纪盛期文化复兴所带来的积极结果,又是这次文化复兴的组成因素。中世纪盛期西欧社会文化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而使社会中的自信乐观精神有所增长。这种自信乐观的精神与圣母玛利亚所代表的希望、安全与救赎等观念是谐调一致而且相互渗透的。作为一种宗教观念,圣母崇拜与其他的社会文化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既是整体社会文化发展所塑造的观念,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塑造者。圣母玛利亚是中世纪盛期西欧文化复兴中的一种柔性力量,她的存在无疑是社会文化向着更加平等、和谐和充满活力与创造性的方向发展的内在推动力。
朱天[4]2013年在《蒙福之女—从《受胎告知》看圣母绘画形像的演变》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拟以《受胎告知》这一绘画主题为例,从基督教发展及传播的角度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发展对绘画的影响来对圣母的形象进行具体分析。从图像的角度,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这两个时期的天使指向马利亚的手势所发生的改变,图像中双方所占据比例的变化,以及对天使加百列自身由原本单纯的男性形象逐步的向中性乃至于女性形象靠拢等一系列不同进行探讨和比较,并深入分析教会力量兴起和扩大的同时与世俗皇权之间势力相互制衡在这一母题表现中留下的影响。此外,本文还根据图像中表现出来的女性地位的提升,针对女性地位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从而由完全的顺从逐步开始想自我意识的萌发进行转变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同时,将《圣经》原文中相关段落的细节描写与本文主题相互印证,其实践意义在于,通过对基督教发展、两个时代绘画特征以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女性地位的变化这叁个方面进行梳理,从而在圣像这一绘画主题上找到更多的共同点和共鸣点,从一个侧面总结出宗教题材绘画的发展和变化是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收到多方面影响的结果,以及美术作品中宗教题材的呈现与表达。
袁月[5]2009年在《古代俄罗斯圣母像艺术解析》文中研究指明11-17世纪是圣像艺术在俄罗斯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时期,先后出现了多个艺术中心,创作出大量壁画、马赛克镶嵌画和木板圣像画,但由于历史及制作工艺等方面的原因,14世纪前的传世作品不多,而且受损严重。自19世纪末开始,考古发掘工作的逐步深入为研究俄罗斯圣像艺术提供了有利条件。在俄罗斯,圣母玛利亚是最受崇拜的宗教人物之一。圣母像不仅数量大、种类多、分布广,其影响更是渗透到信徒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教会赋予的宗教职能外,对玛利亚的崇拜还承袭了古罗斯多神教信仰传统,被视为“俄罗斯的保护者”,成了接受祈祷最多的圣者。圣母像在俄罗斯宗教艺术中也有着至尊地位。由于玛利亚属于非现实人物,因此本文将以玛利亚的圣母身份为设定所指,归纳东正教教义中能代表玛利亚个人特征的主题内容,分析图像表现与宗教含义的关联,探究圣母论中涉及的几大主题在俄罗斯圣母像中的分合归属。本文以木板圣像作为典型材料,结合同类壁画和镶嵌画作品,对古代俄罗斯圣母像艺术的特点及意义进行描述与考证。俄罗斯圣母像艺术在其历史发展中因受到神学规约、皇权意志、文化区域性、圣像画师创作个性等因素的影响,圣像作品在貌似相象之间实已形成不容忽略的差异。本文力求通过对不同画派作品风格的比较,并结合民间神话传说和实际生活中圣母崇拜的习俗,解析圣母像本土化后俄罗斯圣母形象的嬗变等问题。
梅颖莹[6]2010年在《拜占庭镶嵌画初探》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论述拜占庭时期镶嵌画的发展、变迁以及其背后的社会历史。全文共分为叁章。第一章主要包括两个部分：拜占庭帝国之前地中海世界的镶嵌画传统和拜占庭帝国初期镶嵌画的发展情况。古希腊罗马地区和古代东方地区各自的镶嵌画传统为拜占庭镶嵌画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帝国初期随着基督教的发展,镶嵌画作为教堂装饰的最佳选择经历了绘制位置的转移和内容的变迁,但同时仍保留着古典文化的色彩。第二章论述了拜占庭帝国中期镶嵌画的变化情况。圣像破坏运动给宗教艺术带来巨大损失的同时,为世俗内容的镶嵌画提供了发展机会。在圣像破坏运动后,基督教的相关理论稳定下来,镶嵌画随之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模式,其中圣母像随着圣母崇拜的兴盛而深受人们喜爱。这段时间是拜占庭镶嵌画的盛期。第叁章是关于帝国晚期镶嵌画的发展和流传情况。此时的镶嵌画艺术开始摆脱严格的规制束缚,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出现了人文主义的倾向。最终镶嵌画因为拜占庭帝国国力衰微而走向没落,被相对廉价的壁画所代替,但在受帝国文化影响的地区进一步发展。
吴佳[7]2011年在《13-16世纪西欧圣母图像世俗化之初探》文中认为本文将13—16世纪西欧圣母图像世俗化作为中世纪基督教图像的典型表达,从圣母图像的背景、形式和功能叁方面分析公元13——16世纪圣母图像风格形式的世俗化,看出中世纪基督教艺术如何逐渐从神圣走向世俗,从宗教崇拜走向审美;从时代背景、宗教教义、艺术环境叁方面剖析公元13——16世纪圣母图像世俗化的原因。看出图像的流变不完全取决于艺术内部的“自律性”发展,更多是“他律”因素的影响。中世纪社会多重力量的权衡、冲突、融合、矛盾促使基督教图像逐渐走向世俗,走向独立,到文艺复兴时期,最终发展成为艺术。文章综合运用图像学和社会学两种研究方法从中世纪基督教教义、中世纪社会、中世纪基督教艺术等角度分析圣母图像世俗化,并以此得出:中世纪基督教艺术对文艺复兴艺术,乃至整个西方艺术史都有深远的影响。
贾继玉[8]2011年在《早期拜占庭（4-6世纪初）紫衣女性地位评析》文中研究表明早期拜占庭紫衣女性历史地位的凸显是多种因素的结合,罗马法中关于的继承的规定为紫衣女性参与皇位继承提供了法理依据,特殊的时代环境是其走上政治舞台的有利条件。早期拜占庭处于是古典时期向中世纪时期转变的过渡阶段,因此在这一转型期中,紫衣女性的执政也具有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早期拜占庭紫衣女性冲破了古典时期传统的女性形象,成为公众舞台上耀眼的明星,在政治、社会和宗教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中后期的女性执政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先例。本文试图通过以下叁部分的论述,力求对早期拜占庭紫衣女性的历史地位进行公正的评析:第一部分以家族政治的崛起为背景,从罗马法的规定中寻找紫衣女性皇位继承的合法性,并以获封加冕为奥古斯塔来阐述紫衣女性走上政治舞台的正式程序。加冕为奥古斯塔使紫衣女性权利成为现实。第二部分简要分析紫衣女性走向历史舞台的特殊条件,通过她们参与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分析其在政治和公众领域中的影响,以及民众对紫衣女性的态度。第叁部分从皈依基督教、解决宗教争端和积极推动信仰的传播等方面来分析紫衣女性在宗教领域中的历史影响。此外,由于皈依基督教是教会对紫衣女性身份的认可,这一部分的论述还涉及教会对紫衣女性的态度等内容。通过对以上内容的分析,早期拜占庭紫衣女性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值得肯定的。紫衣女性所拥有的皇位继承权利使其成为家族统治的传承者,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皇位继承的混乱和无序。紫衣女性参与的社会和宗教活动可以看作是其参政活动的延伸和扩展,她们的公众形象凸现,并为此后的女性执政提供了先例。因此,早期拜占庭紫衣女性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谢子卿[9]2016年在《中国礼仪之争和路易十四的法国（1640-1710）：中国天主教史钩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礼仪之争是中国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明清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本文以法国为切入点,深度探讨法国在中国礼仪之争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主要有两点:第一,1692年康熙帝解禁天主教后中国天主教传教发展顺利,但为何罗马教廷会在18世纪初决定禁止中国礼仪,这其中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叙事尚有重大空缺,因此本文的目标就是完善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叙事,这其中礼仪之争在法国的发展是关键和重点。第二,通过研究中国礼仪之争和法国的关系,从中西关系史和中法对比的角度重新理解中国天主教传教史,重新审视天主教传入中国对于中国融入早期全球化过程的意义和重要性。本文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展开:1.法国传教士和法国的传教团体参与中国礼仪之争的具体过程。这其中包括:第一位进入中国传教的罗历山神父;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创始人陆方济,他将巴黎外方传教会带入中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士阎当,他是中国礼仪之争的主要当事人;巴黎外方传教会在17世纪末取代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成为中国礼仪的主要反对者;法国耶稣会士李明神父和郭弼恩神父支持中国礼仪,他们的着作在法国接受审查,由此法国成为中国礼仪之争的主战场。2.法国各界介入中国礼仪之争。其中,杨森派反对中国礼仪,他们亦是耶稣会一贯反对者。巴黎大主教诺阿耶、莫城主教波絮埃亦反对中国礼仪,康布雷大主教费讷隆同情耶稣会,反对过激处理礼仪问题。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父拉雪兹神父支持耶稣会,曼特侬夫人亦同样牵涉入内。索邦大学在1700年审查中国礼仪,由此中国礼仪之争在法国和欧洲成为焦点话题,罗马教廷随机决定禁止中国礼仪。由此可知,礼仪之争在法国是中国礼仪之争历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3.耶稣会在解释适应政策的时候,承认中国的历史可能比《圣经》历史久远,承认中国文明可能优于基督教文明,因此不被当时基督教世界的核心价值观所接受,是造成各方反对中国礼仪的一大原因。4.法国教会内部的权力斗争、传教团体间权力斗争、法国和葡萄牙在远东的国家利益冲突等等,都是导致礼仪之争矛盾被激化的重要原因。从中可以看到民族国家的地位上升,传教团体依附国家,而罗马教廷的地位下降。5.通过礼仪之争在法国的研究,可见西学东渐对于中国的影响和汉学西进对法国的影响大相径庭。法国人积极讨论中国礼仪之争,法国汉学也随之起步,并且影响到启蒙运动。而康熙年间,中国教徒中的文人数量锐减,中国人对于西学的兴趣在降低。以中国礼仪之争为切入点,探讨明末清初东西交往对于双方的影响,并且从全球化的角度审视东西方历史发展道路上的不同变数。6.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法语原始文献的翻译,为中国天主教研究提供更多的基础史料。
唐宏刚[10]2011年在《中世纪后期英国妇女教育状况及其影响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世纪一直被称作是"黑暗的时代"。和西欧大陆的国家一样,由于受到基督教原罪说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英国妇女的地位也很低,很少受到系统的教育。然而到中世纪后期特别是13、14世纪以后,妇女在经济活动中所扮演角色的提高,圣母崇拜在整个西欧地区的盛行,新的教育机构的出现使得英国妇女受教育状况的改善变得必要和可能了。英国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为其英国社会及其后来为自身解放进行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 圣母崇拜的历史研究[D]. 顾蓓. 复旦大学. 2003
[2].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圣母”形象初探[D]. 常凤云. 上海师范大学. 2016
[3]. 中世纪盛期西欧圣母崇拜探析[D]. 李玉华. 首都师范大学. 2008
[4]. 蒙福之女—从《受胎告知》看圣母绘画形像的演变[D]. 朱天. 南京艺术学院. 2013
[5]. 古代俄罗斯圣母像艺术解析[D]. 袁月. 中央美术学院. 2009
[6]. 拜占庭镶嵌画初探[D]. 梅颖莹.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7]. 13-16世纪西欧圣母图像世俗化之初探[D]. 吴佳. 北京服装学院. 2011
[8]. 早期拜占庭（4-6世纪初）紫衣女性地位评析[D]. 贾继玉. 东北师范大学. 2011
[9]. 中国礼仪之争和路易十四的法国（1640-1710）：中国天主教史钩沉[D]. 谢子卿. 上海师范大学. 2016
[10]. 中世纪后期英国妇女教育状况及其影响探析[J]. 唐宏刚. 宜春学院学报.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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