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朝洋[1]2017年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研究》文中提出当前,世界各国都强调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保持协调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如何才能实现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更有效地协调则一直存在争论,特别是对于这种协调在微观主体层面的具体表现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从预期管理出发,结合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表现特征和主要目标,尝试从微观主体层面提出一些密切联系的问题,并以此为逻辑主线勾勒演绎出整个研究框架,最后将落脚点放在如何实现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上。第一个问题是,货币政策调整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同作用如何?与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顺周期调控特征不同,宏观审慎政策主要强调结构调控、逆周期调控。因此,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在公司融资层面主要表现为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控之间的协调以及顺周期调控与逆周期调控之间的协调。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货币政策调整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并首次围绕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对缓解公司融资约束的协同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公司、资产规模较小的公司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更高,货币政策对其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更明显;当货币政策取向由扩张转为紧缩、经济由上升周期进入下行周期、调控规模由大变小时,货币政策对公司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趋于减弱。研究还发现,宏观审慎政策会强化货币政策对非国有公司、资产规模较小的公司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公司的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降低货币政策在调控规模变小、取向转为紧缩、经济进入下行周期时对公司融资约束缓解效果造成的不利影响。基于此,本文认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可以协同地发挥缓解结构性公司融资约束的作用,并熨平货币政策非对称性对货币政策缓解公司融资约束效果造成的影响。第二个问题是,货币政策立场对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及其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同作用如何?与货币政策的价格稳定职能不同,宏观审慎政策主要关注金融稳定目标。因此,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在金融风险层面主要表现为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协调。本文利用中国商业银行数据分析了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首次在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分析框架内,围绕货币政策立场与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会增加银行风险承担,且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小、资本比例越低、流动性越差,承担的风险越高,对货币政策立场的变化越敏感。研究还发现,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力度的加大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削弱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且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小、资本比例越低,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效果降低得越明显。基于此,本文认为宏观审慎政策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削弱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且该效应因银行资产规模、资本比例不同而呈现差异化特征。第叁个问题是,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信贷增速的影响及其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同作用如何?与货币政策的顺周期调控特征不同,宏观审慎政策强调逆周期管理。因此,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在银行信贷层面主要表现为顺周期调控和逆周期管理之间的协调。本文利用中国商业银行数据分析了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增速的影响,并首次在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信贷渠道分析框架内,围绕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信贷增速的协同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加银行信贷供给,且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小、资本比例越低、流动性越差,信贷供给对货币政策的冲击越敏感。研究还发现,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力度的加大会削弱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的冲击,且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小、资本比例越低、流动性越差,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增速的作用效果降低得越明显。基于此,本文认为,宏观审慎政策会显着降低银行信贷增速,削弱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信贷增速的影响,且该效应因银行资产规模、资本比例、流动性不同而呈现差异化特征。最后,本文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与政策机制叁个维度进一步讨论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包括政策目标协调的一般认识、政策工具协调的分类考察、政策机制协调的制度模式。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加强中国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应着眼四个问题,即金融资本“脱实向虚”、信贷集中与信贷供求矛盾、金融监管框架及其有效性、宏观调控框架及其有效性;强调四个理念,即制度安排应科学有效、政策指派应统而有序、政策框架应系统完善、政策协调应合而不分;突出四个重点,即对独立使用强大的权力进行约束、对决策权和控制权分离进行补偿、着力解决延迟行动引发的风险、加强风险评估与化解方面的合作;把握四个方向,即加强货币政策转型、构建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加强中央银行沟通、加强与完善市场预期管理。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1)探讨了货币政策调整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同作用。将货币政策调整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与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结合起来考虑,首次提出宏观审慎政策在缓解公司融资约束中的重要作用,既分析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在缓解结构性公司融资约束中的协同作用,也分析了两者在熨平货币政策非对称性对货币政策缓解公司融资约束效果影响的协同作用。(2)探讨了货币政策立场对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及其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同作用。在风险承担渠道的分析框架内,借助叙事描述法对货币政策立场进行综合识别,并分析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在不同银行特征下呈现的异质性特征。明确将宏观审慎政策引入到风险承担渠道的实证分析中,并重点探讨货币政策立场与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作用。(3)探讨了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信贷增速的影响及其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同作用。借助银行信贷增速-货币政策敏感性来衡量银行信贷渠道的有效性,从而回答了货币政策工具如何影响银行信贷行为以及银行资产负债表变量如资本、流动性、规模等如何影响银行信贷传导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等问题,并探讨了货币政策工具与宏观审慎政策在改善银行信贷传导效率中的协同作用。
张磊[2]2004年在《中国货币市场发展与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分析》文中提出“有效地”执行货币政策是世界各国货币当局力求实现的目标。货币政策通过何种渠道作用于真实变量也即货币政策传导途径长期以来一直是学者们研究和探讨的热点。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实质上是政府对构成微观经济环境的金融机构及非金融机构的放权让利过程，微观经济主体的权能演变为其对货币政策的反馈提供了权力基础，也由此决定了中国以货币市场为媒介的间接调控货币政策传导的特殊性。 本文试图通过对制度变迁过程中微观经济主体参与货币市场的交易行为的分析，阐明政府主导的金融改革中所建立的货币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不具有良好的绩效。指出改革过程中，微观经济主体的权能转变为其在货币市场中谋求制度外收益提供了必要条件；产权制度演进过程中，产权改革不到位、产权不明晰则是微观主体参与货币市场交易行为的充分条件。在分析的基础上，力图为中国货币市场的发展提供制度改革的思路，进而提高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 第一部分：对货币政策传导与货币市场一般理论作简要介绍，突出货币市场微观主体对于货币政策有效传导的重要作用。 第二部分：中国货币市场的建立是制度变迁过程中利益调和的产物，对于货币市场的传统认识存在定位上的偏差。文章从对货币市场功能的重新界定入手，为分析货币市场绩效奠定理论基础。 第叁部分：研究了在微观经济主体权能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谋求制度外收益的行为导致了中国货币市场在传导货币政策上的微效，货币市场微观主体货币市场交易行为对于货币政策传导过程的影响在于货币市场提供了替代性获利渠道，货币市场替代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导致了通过货币市场传导的货币政策微效。 第四部分：通过实证分析，对理论分析进行了检验。 第五部分：在理论和实证的基础上得出本文结论，认为金融机构的产权改革是提高货币市场政策传导效率的关键，并提出改革思路。
任啸[3]2002年在《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制度分析》文中认为论文的研究主旨在于探讨使中国货币传导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因素。随着我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政府越来越倚重于宏观金融的间接调控。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健全是货币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有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在我国，要有效运用货币政策手段调控宏观经济，关键在于完善与之相关的制度条件。 论文结合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分别分析了利率渠道，资产价格渠道，信贷渠道和外汇渠道在我国的作用及效果。论文对计划经济体制和转轨时期及市场经济体制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作了比较。认为近年货币政策作用效果有限的原因在于，货币政策运行机制(即传导机制)的转变没有伴随相应的体制转变，造成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梗阻和渠道短缺。论文着重以历史的眼光考察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制度变迁的逻辑。论文从中央银行运行制度、商业银行运行制度、国有企业制度、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制度、利率制度、外汇管理制度和相关制度，包括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等方面做出了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分析，以达到健全完善目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应对新形势的挑战创建新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目的。
伍戈[4]2004年在《转轨经济中的商业银行特征与货币政策效率》文中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正处于渐进转轨过程中,特定的转轨过程与转轨方式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提出了特定的要求。本文根据西方经济学所揭示的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以及我国的具体国情,着眼于分析转轨经济下我国商业银行有哪些具体特征、转轨经济对货币政策有哪些具体要求以及商业银行的特征对货币政策的实施效率有哪些影响,最终试图形成一些政策性建议。 银行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商业银行行为对货币供给数量和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笔者先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商业银行的“棘轮效应”,认为不良资产、“存差”这些商业银行的特征都直接与货币政策的实施效率密切相关。实证表明,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存在使市场化改革中的商业银行经营行为发生了变异,相应使商业银行作为主要传导中介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严重影响和弱化。同时我们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出现的信贷结构性集中、信贷配给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结合理论模型,我们解释了现实状况:中央银行的利率和扩大货币供给量的政策行为对扩大银行信贷量失去了部分效率。信贷配给影响了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间变量的有效性。接着,我们对中国的十四家商业银行1995-2001 年经营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得出结论:我国商业银行从微观方面具有混业经营的动力。金融业务综合化会产生货币替代现象,导致货币增长减缓,以及利率水平下降。此外,金融业务综合化还会加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促进利率政策的传导。其政策含义在于,主张在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考虑金融业务综合化所带来的影响。 另外,我们还从宏观体系的层面来分析商业银行特征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我们用“结构——行为——绩效”(SCP)经典范式的部分内容来分析银行业的市场结构、银行行为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并以此分析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我们也通过结构化的市场集中率指标,对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进行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市场的垄断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货币政策效力减弱。我们还运用 Bordo-Jeanne 模型,比较了主动的货币政策与被动的货币政策,认为货币政策即使要考虑资产价格的因素,也应该是以商业银行的放贷行为为中心环节来制定有关政策。商业银行的理性信贷无疑有利于金融监管的实施以及宏观金融的稳定,但却对货币政策的效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最后,我们探讨了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二者的互动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二者协调的主要途径。我们利用 Poole 模型对利率还是货币总量问题的进行了理论分析,货币政策的短期调整与长期变革是必要的,我们还结合国际经验,对我国实践中货币政策、银行监管的协调机制进行了一些探讨。
钱雪松, 杜立, 马文涛[5]2015年在《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有效性研究:中介效应和体制内外差异》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研究了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有效性问题,在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利率传导机制的基础上,运用2007~2013年上市公司披露的委托贷款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整体上看,货币政策对企业借款利率施加了显着影响,存在以Shibor为中介变量的显着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融资歧视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表现出显着的体制内外差异。一方面,对国有企业等享有融资优待的借款者而言,其借款利率对货币政策变化十分敏感;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等体制外企业的借款价格长期处于高位,宽松货币政策并不能降低其借款利率。本文研究表明,为进一步提高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有效性,需要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大力发展面向中小民营企业的金融机构,以夯实货币政策有效影响体制外企业借款利率的微观基础。
朱建勋[6]2009年在《转型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货币政策能否实现其调控经济的目标,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问题。货币政策有效性取决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它是指从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作用过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货币政策金融环境、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规则、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传导途径、货币政策外部因素冲击等变量的函数,是货币政策能否实现目标的关键。只有建立起完善的货币传导机制,才能最终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的研究基本可以划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内容:(1)在理论层次,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有没有影响?即,货币供给变化能否导致实际经济变量(如实际产出)变化的问题;(2)在实践层次,中央银行应当如何选择和实施适当的货币政策,才能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即,中央银行应当如何确定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介目标,选择适当的货币政策工具,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实现宏观调控的目的。要系统地研究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就必须认真回答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本文的研究正是沿着以上的脉络进行的。首先从理论层次上,对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问题进行剖析,探讨货币政策在中国究竟是否有效。在这样的前提下,继续对中国具体货币政策实践进行分析,并指出如何提升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本文主要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的理论研究方面,国外已经积累了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没有更多触笔,主要是引进、归纳和借鉴。研究的主要工作在于,如何把相关的理论同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结合起来,在成熟理论的指导下,对转轨时期中国的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深入分析,并借鉴国外现有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指出中国未来的货币政策取向。这一工作是通过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完成的。
顾巧明[7]2010年在《基于市场一体化的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化和金融体制的完善,货币政策在我国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日益增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受到了广泛关注。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依靠货币政策来调节宏观经济运行,主要原因就在于西方国家的市场一体化,为货币政策充分发挥效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处于转轨经济的中国,由于长期以来的行政干预与计划体制,市场处于比较严重的分割状况,导致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畅,货币政策调控效率低下。但是,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货币政策在调节国家经济中将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因此,近年来,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货币政策手段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但是现有的研究都是在市场一体化假设前提下展开的,而本文则是从市场分割的角度进行研究。与财政政策相比,我国政府越来越倚重通过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市场分割也是我国转型经济的基本特征。因而,从市场分割的角度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它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运用经典理论的工具和方法,加入转轨经济的变量及其关系,构建转轨经济金融分析框架。它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有助于丰富、完善和发展转轨经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为货币当局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促进货币政策效果的提高,从而提高宏观调控的整体效果,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本文立足于中国特定的国情,采取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实证研究与统计分析相结合、比较分析与系统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市场分割的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特征及存在问题,以及打破市场分割,实现市场一体化,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等内容进行了研究。本文主要工作包括几下方面:1.沿着时间主线,以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研究为起点,归纳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理论,总结其成功经验,剖析其存在的不足,然后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部分,并综述了国内学者们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2.分析货币政策传导的宏观经济环境。以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宏观经济结构特征及其新变化为背景,探讨了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现状、特征和问题。并进一步研究了新巴塞尔协议对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本章的研究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个宽泛的视角。3.由于国内目前尚没有系统从市场分割视角的角度来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本文首次从理论上概括了市场分割的内涵、特征,分析了市场分割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影响及其背后所隐含的经济含义。4.构建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模型,研究市场分割对于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首次,应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多元GARCH-BEKK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同业拆借利率与上证指数收益率负相关,但收益率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同业拆借市场的信息不会迅速传递到股票市场,股票市场的波动也不会影响同业拆借利率,两个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分割”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货币政策对资本市场的宏观引导与调控作用。其次,市场分割还导致我国股票市场对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反应剧烈,股票市场对于货币政策反应存在非对称效应:一是利率或准备金率上调导致股市波动性显着加强,而利率或准备金率下调,股票市场波动性没有明显变化;二是利率市场对于资本市场影响要大于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其原因在于:我国存在的严重市场分割不但降低了货币政策传导效应,而且影响了市场信息的有效传递,进而影响投资者和管理层决策。5.将博弈论引入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中。通过构建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央银行、社会公众、厂商和商业银行四方博弈模型,研究市场分割条件下货币政策博弈的动态过程。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在市场分割下较低,市场一体化下较高;我国中央银行具有制造通货膨胀的政策压力,但由于经济主体理性预期的存在,中央银行在短期内获得收益将会被在长期付出的更大代价所抵消。6.从市场分割到市场一体化是逐步完善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宏观调控效果的过程。本文首次提出了将基准利率作为连接市场分割与市场一体化的桥梁的构想,并提出了构建基准体系的总体框架和实现路径。
和晋予[8]2008年在《中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指国家之间协调各自宏观经济政策以消除政策对彼此的负面影响、实现本国经济目标的行为。对中国而言,加强和美国的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有助于平衡国内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平稳发展。本文围绕中美宏观经济联动及政策协调这一主线,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计量模型和博弈模型进行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基础是两国间相互依存理论,是开放的宏观经济学体系的一部分。在借鉴以往关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两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模型,在此理论框架上构建了中美宏观经济联动的计量模型,包括3个模块和19个方程,对中美宏观经济联动情况和两国宏观经济政策模拟冲击进行分析。根据中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两国GDP和CPI冲击的模拟结果,进行了两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静态博弈和动态扩展博弈分析。而后对加强两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出了相关建议。本文主要观点是:首先,中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建立在一个复杂的经济联动机制基础之上,中美两国间的进出口、资本流动、政策传导等构成了一个复杂体系。第二,中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冲击具有鲜明特点:美国在政策传导中仍处于强势地位;两国财政政策对GDP的影响和货币政策对CPI的影响较为显着;两国政策搭配和协调的效果要比一国或单一政策效果好。第叁,中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实质上是一个动态的政策博弈过程,选取协调手段、把握协调时机非常重要。本文在以下叁个方面作了创新性的探索。一是扩展了国际经济互动理论模型,使之变为两国和两国之外的其它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动模型,同时在模型中充分考虑了开放经济下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问题;二是尝试运用计量手段,建立起两国间经济互动模型并对政策变动带来的冲击进行定量分析;叁是尝试将两国政策冲击模拟效果作为博弈的收益分布引进模型,对政策博弈尝试有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和描述。这叁点探索使叁个模型成为一个逻辑上有机联系的整体。
刘鑫[9]2013年在《中国金融市场化过程中的货币需求、货币供给与货币政策》文中认为在市场化改革之前,我国金融体制的主要特征是利率的控制和信贷的配给。金融改革要求政府应逐步减少对金融市场的直接控制,利率逐步由金融市场决定。同时强化制度性的金融监管框架,以及促进货币和资本市场的深化。为了减小金融改革对经济运行的不利冲击,我国采取了渐进性的金融市场化改革方案。实践证明,30年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有力的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市场化改革使我国的经济金融运行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势必影响到货币政策的传导。本文的研究集中于我国金融市场化过程中的这些货币政策问题。货币需求的稳定性是中央银行以货币政策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前提条件。货币需求的稳定意味着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根据货币数量方程式,只有货币流通速度稳定,才能比较准确的预测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一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一物价与收入水平的影响。货币需求或货币流动速度的稳定并不是说绝对不变,而是指其增长率稳定或可以预测。货币需求的决定非常复杂,它受许多变量的影响。货币需求主要决定于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选择行为,主要受规模变量和机会成本变量的影响。另外目前我国处于金融市场化的过程中,因此货币需求还受制度变量的影响。总的来说,货币需求是一个内生变量。在我国金融市场化的过程中,制度的变化可能导致机会成本变量的变动,因此货币需求可能不稳定。但货币需求受到的是多个变量的影响,多个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又可能使货币需求处于稳定状态。因此货币需求的研究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更多是一实证问题。这也是本文进行大量实证分析的原因。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另一个重要前提是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即中央银行要能够控制货币供应量。如果中央银行不能控制自己所设定的中间目标,那更谈不上对最终目标的控制和实现。但货币供应量本身也受很多金融市场中的内生变量的影响,并不是完全外生的,因此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存在很大的困难。进一步讲,即使我国的货币需求是稳定的,中央银行也能够控制货币供应量,但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还要依赖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非常复,从而会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形成挑战。因此,以我国相关的数据对本文设定的货币需求模型、货币供给模型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模型进行分析具有较强的理论与政策意义。本文共分9章。第1章是导论。第2章是对货币需求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综述。这一章首先对货币需求理论进行了梳理,重点分析了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货币需求理论,并对二者进行了比较。在经典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货币需求实证分析的演变与发展以及我国学者这方面的研究现状。货币需求理论及实证研究关注的是货币需求的稳定性问题。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受到规模变量、机会成本变量及制度变量的影响。第3章讨论货币需求对货币政策中间目标选择的影响。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货币政策确实会影响产出水平,但由于政策制定者没有足够的能力预测和控制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因此他们需要寻找一个他们能够控制的最优中间目标变量,借以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主要是货币供应量或利率。但理论分析表明,中央银行不能同时选择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二者只能选其一。如果选择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则一个稳定的、可预测的货币需求函数是货币政策得以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因此它对于货币政策非常重要。IS-LM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如果IS曲线相对于LM曲线更加不稳定,则以货币供应量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更能稳定产出水平,因此应当选择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第4章分析了金融市场化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本章区分了叁类金融市场化：一是利率的市场化；二是间接货币政策工具的采用,具体表现为信贷直接控制的取消；叁是提高金融市场的功能、深度和广度。金融市场化的核心是利率市场化。本章回顾了金融市场化特别是利率市场化政策的相关文献以及这些政策影响货币政策操作的可能机制。金融市场化会对银行的信贷与货币供给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会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此外金融市场化会也导致货币需求的变化以及货币需求的收入和利率弹性的变化,也会使货币需求与利率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明显,从而使市场化过程中的货币需求可能变得非常不稳定。货币需求的稳定性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传导。第5章对中国金融市场化过程中的货币需求与货币流通速度进行了数量描述。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发展培育了金融体系有效运作的环境,市场化的金融框架初步得到建立。金融市场化改革促进了金融深化,增强了金融中介配置资源的功能,从而使经济保持快速的增长,并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同时,金融市场化过程中的经济金融体制的变革、金融资产定价的市场化以及新的金融工具的涌现也导致了货币需求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本章首先分析了我国金融市场化过程中的金融部门结构变动。由于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型期,存在着正规金融部门与非正规金融部门。改革开放以来正规金融部门快速发展,但由于仍然存在着金融抑制,非正规金融部门也大量存在。本文用广义货币与GDP之比衡量正规金融部门的规模和发展,用M0与M1和M2之比衡量非正规金融部门的规模和发展。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M2/GDP的值呈上升的趋势,这说明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不断加深。M0与M1和M2之比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保持在较高水平。虽然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早己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但金融市场化程度比较低,较高的M0/M1与M0/M2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当程度的融资行为发生在非正规金融部门。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加快了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步伐,金融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M0与M1和M2之比不断下行且处于较低水平。这说明随着金融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的金融抑制程度不断降低。其次分析了货币需求的变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层次的货币需求量均呈现增长态势。从各层次货币量的波动幅度来看,其稳定性有所增强。M1增长率1978年到1994年的标准差为0.097,1995年到2011年的标准差为0.057；M2增长率1978年到1994年的标准差为0.062,1995年到2011年的标准差为0.048这似乎说明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对我国货币需求的稳定具有促进作用。与货币需求相对应的是货币流通速度。1978-2011年间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呈现平稳下降的趋势,这也符合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U型规律。货币流通速度的平稳变化似乎也说明了我国货币需求的稳定性。货币流通速度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这说明货币流通速度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很小,因此货币需求的稳定性较高。货币增长率与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率基本上反向变动,这符合理论预期。第6章对我国的货币需求进行了实证分析。稳定的货币需求是中央银行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必要条件。由于我国中央银行目前仍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因此本章中我们对我国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进行实证分析。货币需求函数说明的是货币需求与其决定变量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货币需求函数包含两类变量：规模变量和机会成本变量。但中国属于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1978年以来不断进行经济金融体制的改革,经济金融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在此期间经济金融深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对货币需求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我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应当包括制度变量。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假定货币需求是规模变量、机会成本变量以及制度变量的函数。通过实证检验,本文选取了实际GDP、实际股票流通市值作为货币需求函数的规模变量；信贷约束程度、预期通货膨胀率实际有效汇率作为货币需求函数的机会成本变量。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没有选取实际利率作为机会成本变量,而是用信贷约束程度作为实际利率的代理变量。这是因为目前我国的利率没有市场化,属于管制利率,因为无法真实反映货币持有的机会成本。而信贷约束程度能反映资金市场的供求状况,从而能够较好的反映资金价格的变动。我国目前仍处于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制度的变动会对货币需求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选取了M2/GDP作为影响货币需求的制度变量。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的长期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这就使的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具备了前提条件。但短期动态货币需求函数受机会成本不断变动的影响不太稳定。相比较而言,M2短期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优于M1,因此我国中央银行目前应该以M2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而将M1作为重要的参考目标。第7章实证研究了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决定。货币政策的操作主要是通过控制货币存量以达到一些具体的目标。它假定货币供给是可控的以及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中央银行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重要前提是货币供应的可控性,也就是说货币供应是外生的。本章构建了一个货币供应量决定模型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础。货币供应量决定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而货币乘数又决定于法定存款准备率、超额存款准备率、现金-活期存款比率、定期存款-活期存款比率等因素。一般来说,中央银行能够控制基础货币与法定存款准备率。因此,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就取决于超额存款准备率、现金-活期存款比率、定期存款-活期存款比率等因素。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的货币乘数基本稳定,而且基础货币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远远大于货币乘数。因此我国的货币供应量主要受基础货币的影响。从基础货币来看,虽然外汇占款的增加使我国中央银行被动的增加了大量基础货币,但根据货币政策目标中央银行又通过存款准备率等政策工具对冲掉了大量外汇占款。因此可以认为我国中央银行能够控制基础货币。本章实证分析的结论就是中央银行能够有效的控制货币供应量。第8章对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有效性进行了研究。既然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的两个前提条件得到了满足,那么接下来就应该研究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其效果。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主要包括货币渠道和利率渠道,本章对货币政策传导的这两种渠道进行了理论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实现了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制机制的转变,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信贷渠道是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货币供应量能够显着的影响作为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经济增长与物价水平,但利率的作用却很不明显。这说明我国中央银行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第9章是本文的结论。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信贷约束程度纳入货币需求函数的估计。在目前绝大部分相关文献中都将官方利率作为货币需求函数的重要解释变量。但我国的利率目前没有市场化,属于管制利率。货币市场也不发达,其广度和深度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意味着利率不能反映持有货币的真实机会成本。因此官方利率不能作为我国居民货币需求的机会成本变量,为此需要寻找一个新的代理变量以反映市场利率的变化。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虽然能反映非正规资金市场的供求状况,但也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非正规金融市场处于地下状态,因此这一市场的利率很难观测到；二是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规模有限,其利率不能足以反映整个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为此我们用信贷约束变量(一减去当年新增信贷与GDP之比)来代表市场利率。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因此很大一部分企业的信贷需求不能从正规的金融市场得到满足。我们用经济活动无法从正规的金融市场进行借贷融资的规模来衡量信贷约束程度。信贷约束程度较好的衡量了市场化的利率水平,从而较好的解释了货币需求。二是分析了货币流通速度与经济周期、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需求之间的关系。根据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如果货币流通速度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则说明货币流通速度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很小,因此货币需求的稳定性较高。另外货币需求与货币流通速度反向变动。本文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分析和验证。叁是将国民收入、股票市场交易量、信贷约束程度、预期通货膨胀率、实际汇率、制度因素等变量纳入统一的货币需求分析框架。从长期来看,我国货币流通速度表现出稳定性的特征,这意味着虽然各个变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方向并不一致,但综合作用的结果却起到了稳定货币需求的作用。为此本文在单独分析规模变量、机会成本变量以及制度变量对货币需求影响的基础上又将各个决定变量综合在一起进行了分析,解释说明了长期货币需求函与短期动态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四是利用2001年-2011年的季度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问题。现有的文献大多都认为我国的货币供应是内生的,中央银行无法控制货币供应量。一是认为货币乘数主要受到利率等机会成本变量的影响。由于利率经常发生变动,所以货币乘数变的很不稳定；二是认为中央银行无法控制基础货币,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央行只能被动的增加外汇占款。但这两种分析都有局限性。货币乘数虽然具有内生性,但决定货币乘数的各个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却可能使货币乘数保持稳定。再者,即使货币乘数在一定时期内不稳定,但也可能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很小。在现阶段基础货币的产生虽具有内生性,但中央银行完全可以通过存款准备率等货币政策工具进行有效对冲,从而能够较好的控制基础货币的变动。所以,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归根到底是一个实证问题,需要结合特定时期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单纯的从理论上争论货币供应量的外生或内生性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本文通过最近10年的季度数据实证分析认为,虽然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具有一定的内生性,但中央银行能够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
江群[10]2010年在《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研究》文中认为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基本工具之一,其有效性常常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央行运用政策工具能否改变特定经济参数,并最终作用于实体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畅通与否。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模式逐步实现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然而,由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利率传导机制远未完善,而传统的信贷传导渠道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阻塞,这可能是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当前我国央行谨慎对待加息,转而重视信贷总量控制、信贷结构优化以及信贷投放节奏管理,说明目前银行信贷管理仍然是我国央行调控实体经济的重要手段。那么,应该怎样发挥信贷渠道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关系到未来的政策与制度选择。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目标就是通过分析信贷渠道传导货币政策的作用机理、具体路径以及存在问题,探寻优化货币政策操作、提高货币政策效力的策略。论文的核心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首先,结合信贷配给理论、信用观和信息经济学等理论,着力对国内外有关信贷渠道的理论与实证文献进行梳理和述评。在总结信贷渠道传导货币政策的理论前提的基础上,分别从银行间接融资优势、金融机构资产负债可替代性弱、银行信贷配给特征等叁个方面,论证了我国经济金融环境基本满足信贷渠道发挥传导货币政策作用的条件。其次,对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重要性及其动态特征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信贷渠道在我国现阶段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我国信贷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和相互关系看,信贷是推动我国经济周期形成的重要因素。有关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传导货币政策显着性的比较分析显示,信贷渠道仍然是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中央银行主要通过对信贷的控制来调控实体经济,从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看,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均适合充当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利用状态空间模型研究我国信贷渠道传导货币政策效果弱化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导致信贷渠道弱化的主要原因。接下来,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借贷渠道。首先,通过考察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资产组合调整行为,发现央行货币政策能够对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和信贷扩张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相对于国有大型银行而言,中小银行信贷供给行为对货币政策冲击更敏感。然后,构建描述商业银行信贷扩张产出效应的跨期均衡模型。实证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效力不佳,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商业银行在不同经济景气时期的信贷行为差异；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大多具有国有产权特征,其信贷决策往往存在企业性质和规模偏好,相对于国有大型企业而言,信贷紧缩时,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会遭受更严厉的信贷配给。最后,从理论上阐述银行资本监管对信贷渠道的放大功能,2004年以后最低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对我国银行信贷行为的约束力正在渐进加强。然后,从企业投资与家庭消费层面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负债表渠道。首先,在回顾企业投融资关系的相关理论与文献的基础上,对我国上市企业新增投资与银行贷款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企业贷款融资与新增投资之间具有显着的正向传导关系。然后,通过理论建模描述货币政策冲击、企业资产负债表状况与信贷可得性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造协方差模型,利用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对我国企业资产负债表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规模小、抵押能力低、成长速度慢、内部融资能力差的企业更加依赖银行贷款,其信贷可得性更容易受到货币政策变化的影响。最后,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和家庭资产负债表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收入是决定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关键变量,不确定性因素和流动性约束也是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重要因素；我国货币政策虽然能够调控房地产价格,但是房产财富增长并没有显着拉动家庭消费,家庭资产负债表效应不显着。最后,总结各章主要结论,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目前仍需重视发挥信贷渠道传导功能,但从长远看要建立以利率传导机制为核心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支持,增加信贷有效供给；大力发展消费信贷,拓展家庭资产负债表渠道；加快推进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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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转轨经济中的商业银行特征与货币政策效率[D]. 伍戈. 复旦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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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转型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研究[D]. 朱建勋.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7]. 基于市场一体化的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D]. 顾巧明. 上海交通大学. 2010
[8]. 中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研究[D]. 和晋予. 北京师范大学. 2008
[9]. 中国金融市场化过程中的货币需求、货币供给与货币政策[D]. 刘鑫. 东北财经大学. 2013
[10]. 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研究[D]. 江群. 湖南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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