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技术革命的实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质论文,新技术革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大多数国家呈现出增长乏力、失业率持续上升、经济逐渐陷入萧条的状态。在此背景下，一些专家和学者提出了“新技术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等相关理论。同时，以美德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出有关技术变革或制造业复兴的政策与实践，如美国的“新能源革命”、“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和德国的“工业4.0”等，试图利用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拉动经济复苏，实现经济的再一次繁荣。 一、关于新技术革命实质的争论 由于学者们对工业革命史进行观察的角度和侧重点并不相同，加之判断某些技术创新是否能够构成一次“工业革命”或“技术革命”在学界并无统一的理论标准，关于此次新技术革命的实质，学术界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具体来看，对新技术革命的实质存在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以学者杰里米·里夫金为代表。通过对历次工业革命发展历程的追溯，里夫金认为通信技术与能源技术的组合往往是爆发重要技术变革的标志，意味着重大经济转型的来临。他相信能源机制和信息技术塑造了文明的本质，分布式的信息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结合是新技术革命的基础和本质。①与上述观点类似，一些国内学者也认为能源动力技术是引发技术革命的核心，其引领作用来源于能源技术创新将在其扩散过程中推动关联领域的技术突破。②他们从“绿色革命”的角度出发，认为新技术革命是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以智能电网系统为主导的技术变革。③ 关于新技术革命的第二种认识来自一些观察家和学者对商品生产过程的考察。他们认为此次新技术革命是数字化、智能化生产和以大规模定制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变革。例如，麦基里主要依据工业生产制造过程中的根本性转变对工业革命进行了划分。他认为新技术革命是建立在大规模定制的智能生产方式之上的。由于新制造技术(以3D打印为代表的增材制造技术)、新材料、新型机床和机器人的普及和优化，促使生产少量多批次产品的成本逐渐下降，从而使得大规模定制智能生产成为现实。④与上述观点类似，一些国内学者试图以工业生产所依赖的主导型制造系统的技术特征来定义技术革命，⑤认为在主导生产制造体系不断优化改进的带动下，与其相关的辅助技术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和发展。⑥ 第三种观点认为新技术革命是从更先进的信息通讯技术(ICT)如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的开发和运用为标志的。新一代的智能信息技术如物联网、认知计算、大数据技术是20世纪中期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的进一步深化。⑦例如，2011年，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展上提出的“工业4.0”概念，其本质就是通过在嵌入式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信息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CPS)，促成实物与服务的联通网络，从而实现低成本条件下大规模定制的智能生产。⑧相较于前两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新技术革命其实是更加先进的信息通讯技术在现实生产生活中的全面运用。⑨ 第四种观点则来自于国外的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家。根据对多种长波理论的总结分析，并参考历史上数次技术变革中“核心投入品”、“动力部门”和“支柱部门”的转变，佩蕾丝等人分析了资本主义演化过程中五次重大的技术变革，勾勒出与康德拉基耶夫长波相似的技术创新浪潮，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技术—经济范式。但是他们对此次新技术革命的实质却并没有进行更为详细的阐述，只是提及这是一次以生物技术、纳米、生物电子和新材料为核心的技术革命。⑩ 最后一种观点试图在某种程度上综合上述对新技术革命的不同认识，这类学者采纳了佩蕾丝、弗里曼等新熊彼特经济学家关于技术革命与长波的分析框架，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学者们普遍讨论的所谓新技术革命或第三次工业革命，实际上是20世纪中期开始的第五次长波的继续(也就是第六次长波或技术浪潮)，同时，他们把上述各类新技术纳入一个完整的框架，认为此次新技术革命既包含了里夫金所强调的新能源技术，也应当包括以增材制造技术、物联网、大数据等为基础的智能化制造业革命等多种新型技术形式。(11)(12) 二、新技术集群的内容和特征 虽然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有其独特的技术演化路径和特征，但通过观察技术创新所形成的有限的周期现象，仍然能够总结出其运动的一般性规律。根据上述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学界关于定义技术革命以及判断工业发展阶段的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以主要“通用技术”(13)、“核心投入品”以及“支柱产业”的转变作为发生技术革命的依据；第二种以工业动力源和通讯方式变革为依据；第三种以主导生产制造系统的技术特征为依据。研究者从上述不同的关注点和判断标准出发，试图勾勒出历次技术革命的特征。然而，上述每种方法也各有其局限性。例如，在历史上的数次技术浪潮中，随着“通用技术”的推广，社会主要的生产制造系统也会发生相应改变；工业的主动力源和通讯的结合形式也会由于与新“通用技术”的不断融合发展而变革；工业动力系统的改进升级也会不断推动工业制造系统变迁。因此，以单一标准判断技术变革的发展阶段虽然可以保证在逻辑一致的前提下描绘工业革命的脉络，但其缺点在于：如果处于技术革命初始阶段，观察和判断视角上的一元论很难全面地判断新技术变革的实质。 以佩蕾丝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建立的技术—经济范式为分析技术变革的内涵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框架。按照熊彼特的观点，虽然渐进的技术创新也有其重要性，但是新技术的出现和扩散是一个不均衡的过程，即存在“创新蜂聚”现象。熊彼特指出：“那些完全未经考验的新事物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阻力一旦被克服了，人们将不仅更加容易地重复相同的事情，并且也更加容易地从不同侧面做类似的事情。所以说，初始的成功总会产生一个集群。”(14)在技术—经济范式的分析框架内，技术革命往往是紧密交织的一组技术创新集群。历史上的数次技术变革都发端于一组彼此协同、依赖的产业，以及基础设施网络。因此，具体来看，此次技术革命中的技术创新集群由以下几类具有代表性的技术组成。 1.新技术革命的核心：新型信息通讯技术 广义上的新型信息通讯技术是以物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认知计算等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的总称。它们是以20世纪中期兴起的传统信息通讯技术的进一步扩展和智能化，例如，物联网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是传感器、互联网、自动化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集成。新型信息通讯技术之所以能成为新技术革命的核心，是因为它属于典型的“通用技术”。在上述关于新技术革命的诸多观点和实践中，不论新技术变革采取何种形式，新型信息通讯技术始终处于核心的位置。如，在以能源互联网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新型信息技术便是建设分布式能源互联网的基础。而在制造业的智能化中，新型信息通讯技术更是其必不可少的核心。不论是通用公司提出的“工业互联网”(Industrial Internet)，还是德国的“工业4.0”，其关键都在于将新一代网络技术与工业融合，通过网络信息系统对整个生产流程进行改进。 通过智能互联技术，工业互联网最终可以使机器之间相互交换信息，自主完成生产合同，导入并且迅速灵活地完成生产流程。基于新型信息通讯技术的工业互联网可以大大地降低成本、优化资产利用率、提高设备效能等，从而使得企业利润存在广阔的上升空间。智能物联网除了可以将工业生产中的机器设备相互联系起来之外，还可以将工业产品互相连接，使之成为智能互联产品。其变革性影响在于让工业产品的部分价值和功能脱离产品的物质实体本身存在，赋予产品一系列的新功能，即监测、控制、优化和自动。智能互联产品不仅能够大大开拓资本主义产品创新的范围，并且具有显著的锁定效应，有助于企业利润的提升。(15) 2.新技术革命的动力支撑：新能源技术 很多学者在考察工业革命时，往往聚焦于生产制造领域，忽视了能源革命与制造革命之间的微妙联系。新能源技术能成为新技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形成都需要能够支撑创新造成的生产扩大的动力系统。这种动力系统将为迅速发展的工业和资本积累提供必要的动力支撑。例如，劳动分工和组织形式逐渐从简单协作变为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这一演变过程需要能源系统的变革为其提供大规模的动力源。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水力到蒸汽力，再发展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电气化和内燃机动力，每一次动力系统的变革都意味着新的工业革命的开始。虽然电气、内燃机动力和其相应的核心技术展现了较长的技术生命周期，并且目前看来也并没有即将被取代的迹象，但是电力系统的动力来源已经开始从煤、石油等化石能源向水电、核能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转变。其次，从长期的角度看，目前电气化和内燃机主要动力来源的化石能源终究有限。此外，化石能源的使用会对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的破坏，因此以此种能源形式支持的资本和利润积累必然会受到环境的极大制约，出现不同于资本主义传统矛盾的第二重矛盾：生态危机。从某种程度上看，新能源技术上也是为了解决资本无限积累动机所带来的生态矛盾。最后，近几十年来关于新能源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使其扩散具备了一定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大范围地使用新能源仅仅是生产方式革命性转变的第一步。新型技术之间的有效结合才是此次所谓技术变革的关键。因此，还需要把新型网络通讯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与新能源系统相结合，把电力系统改变为能够互相分享的能源网络，使能源的生产更加分散化。 3.新技术革命的标志：新型制造技术 国内学者借鉴了马克思工业革命理论，即工业革命或工业化实际上是技术进步引起的“工具机”对人类劳动的替代，认为工业革命的起源和标志是“工具机”的革命。(16)具体到此次技术革命，生产过程中的“工具机”创新表现为新型的制造技术，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种新型的制造技术表现为新型制造装备的创新，例如机器人、增材制造和可重构的制造体系等。此类新型制造技术能够大大降低少量、多批次、个性化定制产品的生产成本。总体看来，虽然某些新型制造技术，例如3D打印仍处在创新的酝酿期，但到目前为止其暂时还不具备在制造业内大规模应用的能力；但以3D打印为代表的新型制造技术标志着未来大规模定制生产的技术演进方向。 第二种关于生产制造方面的技术革命体现在新通信信息技术(如物联网、服务联网、大数据等)与生产系统的融合，是新一代互联技术向工业的渗透。以德国的“工业4.0”为代表，此种新型制造技术不是仅采用先进的制造装备，而是要在制造业领域内构建物理—信息系统，从而彻底改变工业生产组织。通过以物联网、服务联网等技术为基础的物理—信息系统，工厂之间可以实现智能连接，协同互动。拥有嵌入式感应装置的智能产品可以即时产生数据信息流，企业在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和归并后，再对其进行可视化和交互处理。随后，企业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出的关于产品和制造流程的优化决策，再实时传递回智能工厂，从而提高生产的效率。(17) 三、技术变革与范式转换的动力学 在新熊彼特学派的分析框架内，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从而形成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根据历次技术革命核心投入品、支柱产业部门等方面的差别，他们认为在过去200年间的资本主义演变过程中，共发生了五次技术浪潮并存在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与之相对应。“技术—经济范式由一套通用、同类的技术和组织原则组成，代表了技术变革中的最佳实践模式(a best-practice model)，即特定技术革命得以运用，以及利用新技术重振经济使其现代化的最有效方式。”在技术革命及其范式在整个经济中传播的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方面将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社会也会随之发生质变。(18) 虽然技术—经济范式理论通过对新兴产业的演化过程和阶段性特征的分析，通过核心投入品、支柱部门或产业的差异区分历次技术变革等研究视角，为分析新技术革命的实质提供了一种较为的科学方法，但这一理论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即很少或没有试图提供任何对范式转变机制与逻辑的具体阐述。在技术—经济范式的理论框架内，新旧技术体系的竞争是范式转变的主要原因，其理论没有阐明旧技术体制为何会达到极限以及技术与组织具体的彼此作用机制。从根本层面来看，这一研究缺憾主要可归因于技术这一研究主体在其理论分析框架内仍是外生的。类似的，在国内分析新技术革命实质的文献中几乎也将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化作为新旧技术体系竞争、外生技术进步与国家政策驱动的协同结果。 然而，从本质上看来，历史上数次技术—经济范式转变过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不断演变的过程，忽视技术变革和范式转换的动因导致新熊彼特学派在分析历史上多次技术浪潮的过程中逐渐演变为阐述技术变革中新技术、新产业、新基础设施以及常识创新原则的“类型学”，无法把技术革命融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连续演变的历史实践之中。 因此，科学地把握新技术革命的实质需要用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方法对技术—经济范式的理论体系进行重建。实际上，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深刻地分析并且批判了资本主义技术和组织变迁动力的根源，他把这一动力大致归因于：由资本发动的，以稳定阶级(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内在不稳定性条件为目的的斗争。马克思不仅描述并探讨了这一过程的限制和矛盾，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危机理论。同时，由于随着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力的提高和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之间矛盾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从解决此类矛盾并且使非理性的技术创新合理化的角度入手，从理论上探讨了社会形态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型，探索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和规律。(1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中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进步动力主要来自于如下两个方面，同时这两个方面从本质上又统一于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无限欲望。第一，从企业外部来看，由于资本家面临着外在的竞争压力，获取剩余价值和超额利润是资本家生产的目的，因此竞争环境迫使资本家采用先进技术以求得在市场中生存。马克思的核心观点在于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竞争是激励资本主义永久生产力变革的主要因素。马克思曾认为“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20) 资本家们在商品交易中彼此竞争使得每个资本家个体都有改造自身的生产过程使其高于社会平均效率水平的动力，也即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根源。但是，企业通过先进的机器、组织结构等获得的竞争优势(更高的利润)并不可能长期存在。企业的竞争性促使它们迅速采用新的方法(除非新技术有专利限制或被垄断力量保护起来)。这一竞争的结果将是跨越部门的技术上的巨大创新。一旦市场中的竞争者对原先采用先进技术的企业完成了赶超，被超越的资本家为了保持先前获得的相对剩余价值便有了再一次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因此，资本之间的竞争是“各资本的实际运动中的决定因素，只有在这种运动中，资本的规律才得到实现。这些规律实际上无非是这个运动的一般条件，一方面是这个运动的结果，另一方面无非是这个运动的趋势”。(21) 第二，从企业内部来看，资本生产不仅仅是物质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价值增殖和劳动力受剥削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资本不停地通过技术创新使新技术成为对劳工进行有效控制的手段，这便是技术进步的又一动力。对劳动过程和劳工的控制一直以来都是资本获取利润、保持资本积累的核心能力。从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可以看出，资本掌控新技术形式的主要目的就是提高资本对劳工的控制程度，不论是通过劳动过程还是通过劳动力市场。这一有目的的控制不仅包括突破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体力限制，还涵盖了对雇佣工人的自我规训、提高劳动的质量、塑造文化习俗和工人对待工作的心态以及预期工资等多种层面。毫无疑问的是，马克思所阐述的技术创新实际上是资本家用来进行阶级斗争的关键武器，资本使用技术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压制工人们的罢工与抗争。 马克思曾指出：“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有意识地宣布为一种和雇佣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2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实际价值的增长依赖于对生产中活的劳动的剥削，这意味着生产和市场两方面的劳动力控制对于资本主义的永久存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控制劳动力是资本主义保证利润的关键要素。因此，针对劳动力控制和市场工资的阶级斗争对资本主义发展而言是根本性的。(23)劳动力作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保持它的再生产对资本积累来说至关重要。 假设保证劳工生存的物质需要恒定不变，那么随着技术进步导致的再生产劳动者所必需商品的部门的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的价值将是下降的。但是在现实的生产中，总会产生一些对抗力量来保证工人能够获得所生产总价值的均衡部分。因此，资本家不得不探索将雇佣工人的抗争维持在既定限度内的各种控制的新形式。一旦工人的工资提高到可能威胁到资本积累的水平，那么压力就迫使资本家在生产中引入节约劳动的技术，并且造成一定程度的失业。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使得工人的工资下降，增强资本对工人的相对权力，就成为在面对不停变化的劳动供给条件时，保证恒久的资本积累的关键要素。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把上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技术进步的两种动力源泉割裂开来进行考察。“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是生产资本。”(24)“资本作为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止境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25)因此，总体来说，不论是企业面对外部残酷的竞争，还是对企业内部劳动过程的控制所采取的技术创新的激励，实际上都统一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利润的追逐。 就此次危机后的新技术革命及其可能导致的范式转换而言，除了上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促使技术进步的两个根本推动力以外，在旧有技术基础上形成的工业生产范式的局限性使其无法满足经济增长和持续资本积累的需要也是造成技术变革和范式转换的直接因素。具体看来，从20世纪70年代起，发达国家的生产制造企业面对福特主义生产组织的危机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以求解决福特主义生产组织的内在缺陷：一种为改变刚性的劳动力市场和劳资关系，通过减低劳动力成本来提升企业边际利润(新福特主义)；另一种以重塑劳动生产组织形式为出发点，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后福特主义)。(26) 然而，诸如精益生产、弹性专业化、模块化与外包等各类试图解决福特制危机的生产组织形式也都存在着各种无法克服的客观缺陷。具体来说，弹性专业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生产多样化产品的低成本问题，但是这类生产组织形式目前只能局限于规模较小的企业，工人之间的合作也是小规模的。小企业形成的弹性生产的网络需要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同盟关系上，而此种同盟关系会受到独特的文化、社会因素的影响，其规模不可能过大，因而限制了生产的数量。精益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种种浪费，降低了生产成本，但是它是建立在一定的企业文化、社会文化和雇佣制度基础之上的，因此，一些努力移植精益生产方式的欧美生产企业，由于缺乏促使工人和雇主实行主动性合作的雇佣政策，其最终效果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终身雇佣制本身有较强的制度刚性，在经济社会条件等各方面发生变化时，由于企业无法得益于灵活多变的雇佣策略，它对企业提升利润将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了以降低工人收入为核心的新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原因在于：第一，自由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不可能无限制地下降；第二，劳动者收入的普遍减少会拉低经济中的有效性需求，可能导致危机的爆发。模块化和离岸外包的生产虽然可以把劳动力价格压低到一定程度，有利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但是，模块化和外包生产的国际分工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过度外流，造成了经济体产业结构的不平衡等种种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例如，对于在生产过程中采用工艺嵌入式创新(如先进材料、专业化学药品等)和工艺驱动式创新(纳米材料、超精密部件、有机发光二极管等)模式的制造企业来说，失去了制造能力，就意味着失去了产品创新能力。(27)此外，强大的制造业与美国庞大的中产阶级息息相关，制造业的外迁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使得劳动者内部两极分化的趋势进一步加深，庞大的政府公共开支难以为继，从而对消费起到严重的抑制作用。(28) 四、资本循环视角下新技术集群对生产系统的改进 虽然福特制之后各类对生产系统的改良在某种程度上规避了一部分福特主义生产体系的缺陷，但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这些生产体系本身也都各有其局限性。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组织亟需运用新的技术变革以解决上述各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缺陷，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促使制造业重新回到发达国家国内，从而维持稳定的资本积累能力。本文试图从资本循环视角出发，分析此次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技术集群对现有生产系统的改进。 1.资本循环的第一阶段 在资本循环第一阶段，新技术革命将使得生产要素的价格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由于机器人、3D打印等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以及工厂自动化程度的持续提升，纯粹的制造过程将越来越不需要体力劳动工人的参与。同时，随着新型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外包生产的普及，原先拥有知识、掌握高技能并且获得就业安全保障的核心劳动者同样将面对全球劳动力的竞争。资本可以通过离岸生产等手段威胁核心劳动者的就业安全，从而增强了资本对核心劳动者的剥削和控制。不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高技能的能力劳动者，其工资都可能被严重抑制。 资本家所需的生产要素除了劳动力和生产商品所需的资料之外，还需要购买电力能源以保证生产持续进行。当前工业界依然是能源消耗的主体，因此能源的价格将影响制造业的利润水平。作为制造成本重要的一方面，能源革命有助于美国保持相对低廉的能源价格，有助于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价格优势。例如，从2008年到2012年短短五年间，美国太阳能和风能的发电平均成本就分别下降了80％和43％之多。虽然除去政府补贴后，太阳能的单位发电成本需要每千瓦时0.072美元，多于天然气的0.061美元和煤炭的0.066美元，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新能源发电的电力成本还有持续下降的空间。同时，风能发电成本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即使免除政府补贴依旧能低至每千瓦时0.037美元。 2.资本循环的第二阶段 在资本循环的第二阶段，资本家开始用自己购买的原材料和劳动力生产商品。在全球竞争的驱动下，企业对传统的制造系统进行重构，使其不仅可以生产高质量低成本的商品，而且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和客户需求。 新技术革命中所包括的新型制造技术将大大提升企业在多样化市场中的制造能力。可重构制造系统(Reconfigurable Manufacturing System，RMS)建立在对市场变化的成本效益的快速有效的响应的基础之上，并结合了专用生产线和柔性制造系统各自的优点，可扩展性强，拥有可定制的柔性生产能力，从而减少了重构生产所需要的实践和人力，提高了制造系统的响应能力，大大降低了系统周期的成本。(29)这一制造系统通过采用一些技术性的手段，例如可诊断产品缺陷的自读取系统，把丰田精益生产方式中对雇员的依赖又重新交给了机器，避免了缺乏良好雇佣关系所导致的精益生产移植过程中的水土不服。增材制造技术的核心在于高度定制化生产与减少生产中的浪费。在传统工业中，工厂制造是一种减材式的制造过程：原材料在被切割和筛选之后，通过组装制造成成品。此类生产系统虽然能带来较高的效率，但在生产过程中，大量的原料被浪费。相反，3D打印属于典型的增材制造，通过软件和程序控制，层层叠加，制造整体产品，大大降低了生产的原料成本。 此外，虚拟现实技术在制造过程中的运用，将大大降低工人劳动过程中误操作发生的几率，同时使得劳动的“概念”与“执行”进一步分离。网络大数据时代的重要特征是企业做出有关决策时将不再依靠传统的分析方法，而是更多地利用知识劳工发明设计出用以分析大数据的认知计算模型。以认知计算、“深度学习”等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模型化的数据分析方式由知识工作者创造出来后，便与他们自身相分离，由此，劳动者脑中的隐性“知识”显性化，成为资本可以占有并加以使用的财富。 3.资本循环的第三阶段 在资本循环的第三阶段，资本家必须把所生产出的商品出卖转化为货币，从而使得资本的循环过程持续进行。如果商品无法及时卖出造成积压，那么它所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就无法实现。在新型信息通讯技术的基础上，生产组织可以更好更快更加高效地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依据消费者的切实需求进行生产，减少存货形式的储备，从而大大降低固定成本。具体来看，企业对消费需要的满足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形式：第一，企业提供定制服务，消费者主动与企业进行有关信息的交流；第二，企业主动追踪消费者需求，并对其可能的变化进行预判。从本质上看，无论是提供产品还是服务的企业都需要面对商品的价值实现问题，也即如何找到企业的消费者，如何卖出产品。经济的发展导致消费者需求变化迅速，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提升其获取利润的能力，就需要充分地把握客户的精准需求，再依靠其需求来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 随着物联网、服务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持续发展与普及，以嵌入式感应设备为基础的智能工厂、智能产品将产生关于生产过程和消费者的大量数据和信息。通过大数据技术的模型化运算，企业能够对消费者及其需求进行更加简单高效的分类，从而为个性化产品和定制服务提供基础。大数据分析将从客户、营销和销售三个方面对各个行业产生深刻的影响。首先，通过收集的数据，企业可以实时了解用户的产品偏好、消费行为习惯，增强其客户管理能力。其次，在营销层面，大数据分析可以提升企业判断其营销活动有效性的能力，并使其可以按照客户需求进行营销策划。最后，对于销售来说其价值表现为帮助企业寻找潜在消费者，确定适宜于不同客户的销售方法等。 4.资本的总周转时间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为实现价值不断增殖，必须使他的资本不断反复地运动下去，资本的循环实际上可以作为一个周期性的过程。从整个资本循环的过程看来，增加利润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第一，保证生产稳定、不间断地进行。资本循环过程的连续性本身就是一种劳动生产力，生产过程中资本的停滞或延迟会给资本家造成巨大的损失。第二，尽力降低资本的总周转时间。资本的总周转时间等于资本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资本的周转速度的加快将增加年内资本周转(包括可变资本周转)的次数，从而提升同量资本带来的剩余价值量，以至于提高其年利润率。新技术集群大致也是从上述两方面对生产模式进行改进的。 资产周转率与成本直接相关，尤其对于购买大型设备的公司而言，价格昂贵的大型设备意味着资本密集型公司的利润空间取决于开机利用率。工厂设施管理人员以工业大数据为基础实现预测性维护，将不仅可以降低停机时间，提高产量，还能消除在不必要的维护上所花费的时间和资源。同时，大数据分析还可以优化企业的价值链，使其效率最大化。由于信息技术促使生产全球化不断加深，企业各价值链之间互动日益紧密，但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大数据能够对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影响供需的因素(如上下游变数、气候变化、季节性波动等)进行实时综合分析，模拟预估出企业的最优化策略，从而能提升生产的连续性。与传统福特制中单一功能生产的机器不同，可重构制造系统和以3D打印为代表的增材制造体现在可以用于多功能制造的机器设备，因此，新型制造技术降低了生产的固定资本投资，可以使企业在较短的产品周期中分摊固定资本。并且，机器在生产中的功能转换无需再投入新的固定资本，也无需中断生产过程，从而降低了资本总循环的时间。 在以物联网、大数据为基础的新型通讯技术基础上，企业主动获取消费者信息的能力较以往大大加强。通过在机器、投入品和最终产品等上嵌入微电子传感器、芯片或识别码，企业利用先进的互联技术可以把机器设备联结起来，从而更高效地处理差异化和定制化的订单，实现智能仓储和智能物流，提升端到端的供应链效率。通过生产柔性化、最优能源管理等，实现个性化定制生产的零次品率，实现智能制造过程中信息和机器设备的无缝操作，从而节约资本总周转时间。 五、结语 通过总结关于新技术革命实质的争论并结合新熊彼特学派学者的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危机后逐渐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不是仅仅某一个技术领域的创新或某一个新产业的发展，而是诸多新技术蜂聚形成的创新产业集群。从技术史和工业发展历程角度来看，学者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所讨论的新技术革命实际上指的是区别于20世纪中期兴起的信息革命的新技术变革。此次技术革命以新型信息通讯技术为核心，以新能源技术为动力支撑，并以新型制造技术为标志。 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此次技术革命可能导致技术—经济范式的再一次转换，从而使得社会生产、消费组织形式等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但是对于新技术革命及其导致范式转换的动因却缺乏应有的讨论和分析，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本身的缺陷使得学者仍然把技术进步作为一个外生因素。因此，这一分析框架难以把技术变革和范式转换放在资本主义长期演变的具体历史实践过程中去考察。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内，技术进步的动力既来源于资本家面对的外在竞争压力，也有在生产组织内部控制工人以提高生产效率的动机，二者统一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即追求超额利润是资本家采用先进技术的根本动因。具体就此次技术变革而言，试图克服福特主义之后的各类生产组织形式，如精益生产、弹性专业化、模块化生产等的客观缺陷是其发展的直接因素。此次技术变革将对现存的生产组织形式进行再一次改进，从而降低资本循环的各个阶段的成本并缩短资本的总周转时间，实现更加快速、更低成本的大规模定制生产。 注释： ①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②蔡跃洲、李平：《技术—经济范式转换与可再生能源产业技术创新》，《财经研究》2014年第8期。 ③刘振亚：《智能电网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科技日报》2013年12月5日。 ④"Manufacturing: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The Economist,Apr.21,2012,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53017-html. ⑤黄群慧、贺俊：《“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1期。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制造业的应对战略》，《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9期。 ⑦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⑧Acatech-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Recommendations for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ic Initiative INDUSTRIE 4.0",Berlin,8 April 2013,http://www.acatech.de/de/publikationen/stellungnahmen/kooperationen/detail/artikel/recommendations-for-implementing-the-strategic-initiative-industrie-40-final-report-of-the-industr.html. ⑨侯自强：《新技术革命的支柱——新一代信息技术》，《科学与社会》2012年第1期。 ⑩Carlota Perez,"Tommorrow's Capitalism:Growth after the Finance Crisis",Presentation at th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London,June 2009,http://www.carlotaperez.org/download/perez_IPPR_June2009.pdf. (11)贾根良：《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思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12)朱启贵：《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下的转型选择——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内涵、动力与路径》，《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第7期(上)。 (13)布雷斯纳汉、特拉基腾伯格(Bresnahan and Trajtenberg,1995)和赫尔普曼(Helpman,1998)提出的“通用型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GPTs)指的是一种宽泛的、体现基础性和通用性并与专业技术相区别的技术，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是对组合创新来说特别重要的技术类型。 (14)Schumpeter,J.A.,"Essays on Entrepreneurs,Innovations,Business Cycles and the Evolution of Capitalism",Transaction Books,New Brunswick,2000,pp.142. (15)Michael E.Porter and James E.Heppelmann,"How Smart,Connected Products Are Transforming Competiti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November 2014). (16)贾根良：《第三次工业革命：来自世界经济史的长期透视》，《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9期。 (17)黄阳华：《德国“工业4.0”计划及其对我国产业创新的启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2期。 (18)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24页。 (19)Harvey,D.,"The Limits to Capital",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 (2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2页。 (2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1页。 (23)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27页。 (24)《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7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5页。 (26)谢富胜：《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27)加里·皮萨诺、威利·史：《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101-102页。 (28)何自力：《去工业化、去周期化与经济停滞常态化》，《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8期。 (29)约拉姆·科伦：《全球化制造革命》，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172-177页。标签：新技术革命论文; 工业革命论文; 资本有机构成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生产系统论文; 工业生产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组织发展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信息发展论文; 信息革命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