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廷武[1]2005年在《中西部地区农户经济行为与农村反贫困研究》文中认为当前,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遇到的严重障碍。新世纪头20年能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重点在农村,难点在中西部贫困地区。既往的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更多的倾向于区域面上的探索(诸如区域结构、区域增长模型、区域制度、区域政策等),从个体经济角度的研究仅仅涉及到企业层面。家庭经济作为个体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单元,其行为对区域发展有何影响现有文献鲜有触及,既有的研究也难成体系,缺乏系统性。尤其是在对欠发达区域经济的研究中,国内外的对策设计无不是以区域经济增长来促进区域贫困状况的缓解和消除。从农户层面探讨家庭经济行为对区域反贫困战略影响的研究更是鲜见。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本文结合中国反贫困战略的历程和现状,从区域微观单元即农户角度,来探寻区域反贫困的路径选择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本文通过研究农户经济行为(包括分解行为和整体行为),来尝试破解家庭脱困与区域发展协同共进这一难题,以中西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为归宿,谋求家庭脱困与区域发展“双赢”目标的实现,进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殷实的基础。 本文严格遵循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规范与实证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匹配的基本模式,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农户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分析工具,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比较研究法、统计分析法、调查研究法等多种方法,对中西部地区农户经济行为与区域反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的辩证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本研究包括四部分九章,各部分的内容简介如下: 第一部分包括第1、2两章,为本文的引子。概述了研究的背景、目的与意义,评述了相关研究的国内外动态,提出了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假设,对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来源进行了说明,阐述了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通过对改革以来中国反贫困战略的审视,指出既往中国反贫困战略的对策设计,主要是靠贫困区域经济增长来缓解和消除贫困。在新形势下,反贫困行动需要采取新的思路来全面取得突破。本文提出从农户层面来探寻家庭脱困与区域发展的“双赢”之路,通过研究农户经济行为来尝试破解家庭脱困与区域发展协同共进这一难题。 第二部分包括第3章,构建了农户经济行为分析的一般理论框架。主要界定了与农户经济密切相关的三个核心概念,结合当前中国农户属过渡农户这一性质认定,对中国农户的经济理性进行了经验验证,从理论上探讨了我国过渡农户经济行为的一般特征、影响因素和运行机制。实证考察了贫困农户与一般农户的行为差异,对农户、贫困县及其上级政府在区域反贫困进程中各自的利益诉求进行了博弈分析。
陈锋正[2]2016年在《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农业经济粗放式发展特征明显,农业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亟待解决。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坚持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农业发展方向,为破解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矛盾指明了方向。然而,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农业面源污染依然严重,农业生态环境承载力不断下降,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矛盾日益严峻。在相关理论研究中,特别是农业生态环境或农业经济单向度研究的局限性,不能真正探析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之间矛盾的根源,提出的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疗法”,不利于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借鉴系统观和协同学思想,将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置于更加宏大的系统视野中,统筹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的逻辑关系和耦合原理,关注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目标、内容、特征和机理,以及耦合系统协同发展效应,可以对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进行科学、有效的研判,为深入探究二者耦合机理和协同发展机制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同时,通过主客观世界的有效联系,将政府行为、市场行为和农户行为等主体行为分析纳入到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研究中,以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主体行为对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影响,为农业生产实践和相关政策设计提供有效参考。通过对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1995-2013年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和农业经济综合评价指数都表现出随时间发展的增长态势,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主要是由政府行为引发的响应类指标的拉动所致,农业经济综合评价指数中驱动力指标、状态指标和响应指标的贡献率相近且都表现较为稳定;第二,1995-2013年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的耦合度都在0.9以上,属于优质耦合关系,二者协同度在0.40488-0.89117之间,并表现为逐年上升的趋势,耦合协同发展状况以2008年为界线,2008年之前的农业生态环境子系统功效值大于农业经济子系统功效值,2008年之后二者关系倒置;第三,1995-2013年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效应评价结果显示,农业生态环境子系统与农业经济子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和耦合系统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协同发展非有效;第四,在主体行为分析中,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可以统一于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的协同发展过程中,其中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认知程度和受控制程度等变量是影响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提高社会大众增强耦合系统协同发展共识、强化市场机制作用、加大科技与信息建设投入、促进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制度保障建设等方面的政策设计提供可靠依据。
王平达[3]2000年在《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户经济行为》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百业之母，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持续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我国占全国总人口70％的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2.3亿农户是主要的农业生产组织，农户在农业生产、资源与环境的协调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农户经济行为是否优化，决定着目前农业持续发展可操作性的高低。本文在此认识基础上，采取定性、定量、图表式分析等方法，充分分析农户的生产行为、技术选择行为、消费行为、投资行为、组织经营方式选择行为等不同经济行为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试图采取对策措施，引导与优化农户的经济行为，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全文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分析了宏观调控主体（政府）与微观主体（农户）对农业持续发展的调控与决定作用。 第二部分分析了农户经济行为的概念、特征、种类、作用及其系统图。 第三部分分析了农户目标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及二者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第四部分具体分析了农户的五种不同经济行为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要实现农业持续发展就要引导与优化农户经济行为，作为全文的重点部分，从提高农民素质，加强农村市场法制建设，优化农户经济行为选择目标，加快建立和培育农业技术市场，走农业产业化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杨蒙[4]2017年在《黄土高原典型区退耕农户经济特征与决策行为实证研究》文中提出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十几年来,在第一轮退耕还林补贴普遍到期和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实施的背景下,本研究基于退耕还林工程经济学理论、农户行为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围绕退耕还林工程的核心双重目标“改善退耕农民生活”和“持续发挥生态效益”,首先对我国退耕还林试点工程之一的陕西省安塞县的退耕农户进行了早期调研整理并开展逐个回访调研,以研究近15年退耕还林农户的特征及其变化;接着对陇中黄土高原地区的退耕农户进行有计划的随机访谈调研,利用农户调查问卷和开放式问题调研,分析了6种不同退耕还林类型农户的经济行为状况及其差异,较全面的研究了退耕还林农户对工程的评价,并研究了不同种植业收入的退耕农户对工程评价的差异,定量研究了农户决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退耕还林工程的可持续性状况及可能存在的问题。主要结论如下:(1)近15年来,离开农村生活的农户增加,非农业劳动力比例和数量增加,非农业收入增加很快,退耕农户表现出明显的向非农化转变特征,整体收入结构好转;但退耕农户之间收入差异增加,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特征明显;与初期相比,退耕农户的生态保护意识特征趋于淡化,对补贴款发放期限和强度期望提高,停止补贴后有复耕意向的农户有所增加。(2)不同退耕还林类型农户的经济行为存在较明显的差别,特别是种植业收入差异很大。通过对陇中黄土高原有计划的农户随机访谈调查,退耕还林类型为枸杞型(0.25)、花椒型(0.63)和苹果型(0.63)的农户种植结构明显低于杏树型(0.87)和枣树型(0.84)。不同类型农户的人均耕地资源差别明显,花椒型农户的人均耕地资源最少,仅为0.70亩,低于国家规定的人均1.5亩的耕地标准。不同退耕还林类型农户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情况差异较大。生态林型和杏树型农户的生产要素总投入最低,分别仅为385元/亩和410元/亩,花椒型农户的生产要素投入最高,为1077元/亩。不同退耕还林类型农户的开支情况差异明显,不同退耕还林类型农户的生活水平差异较大。花椒型和苹果型退耕农户的消费支出总额最多,杏树型农户家庭支出数额最低,只有花椒型农户的一半。本研究中最直观的差异体现在农户种植业收入上。最高的花椒型农户种植业收入(17756元)是最低的杏树型农户种植业收入(1937元)的9.17倍,悬殊很大。(3)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的评价整体上比较积极,但评价情况也存在分异特征,负面评价需要引起重视。目前农户的退耕还林意愿较高(有96.40%的调查农户表示愿意退耕)。大部分农户(92.79%)认为退耕还林对家庭没有影响或无明确影响,认为退耕还林对家庭有明确负面影响的农户较少(只有7.21%),并且超过一半的农户(53.15%)评价认为退耕后家庭收入多了。关于停止补贴这一问题,大多数农户(60.36%)认为停止补贴对家庭的影响不大或几乎无影响。对退耕还林生态效益满意或非常满意的农户占78.38%,农户对生态效益的满意度较高(1.90分)。但是评价方面也有一些负面的结果:对政策执行情况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的农户只有60.36%,政策执行情况的满意度较差(1.55分);农户对退耕还林政策的了解程度较差(只有7.21%的农户表示清楚退耕还林政策);退耕政策宣传情况不乐观(有79.28%的农户表示近两年没有退耕还林政策的宣传);农户了解退耕还林政策的渠道比较单一且局限性问题突出。因此需要注重退耕还林政策的宣传工作,注重宣传渠道的多样性和宣传内容的普及性。从不同种植业收入水平的农户分异评价来看,种植业高收入型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的评价整体上要优于种植业低收入型农户,但二者差异并不明显。从退耕目的来看,种植业低收入型农户对于“改善生活条件”的需求更大。但在补贴款发放评价上,高收入型农户的评价较差。在满意度评价方面,种植业低收入型农户对生态效益(1.94分)和政策执行情况的满意度(1.59分)均高于种植业高收入型农户(分别为1.87分和1.52分)。在补贴停止对家庭的影响评价方面,更多的种植业低收入型农户(45.10%)认为停止补贴对家庭生活影响较大,高于高收入型农户(36.67%)。(4)在补贴停止的假设条件下,农户复耕的比例(4.50%)很小,但大量农户(53.15%)不会维护退耕成果。陇中黄土高原地区退耕农户复耕的风险较低,加权平均计算出调查样本中退耕还林可持续性得分为1.38分(高于1分)。在农户退耕决策的影响因素方面,回归模型结果中,退耕还林政策宣传情况对农户的决策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0.05),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党员或干部、补贴款发放情况和种植业收入水平对农户决策行为并没有显著影响(P>0.1)。户主年龄对农户决策行为有负向的影响,种植业收入水平对农户决策行为有正向的影响。因此,政府部门应完善和加强退耕还林政策宣传,相关学者需要注重在提高农户的种植业收入水平方面的研究,和政府部门共同探索提高退耕农户种植业收入水平的模式和方案。
袁承程[5]2017年在《不同尺度农业土地利用系统定量模拟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普遍实行高投入、高产出和高利用强度的集约化农业土地利用模式,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农业环境问题。现在,如何协调粮食安全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在当前国情下,把农业土地利用作为一个系统,从多角度、多尺度、多效应对农业土地利用系统进行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较好途径。本文从农业土地利用系统定义出发,对农业土地利用系统进行了全面的解析,以人地关系理论、土地可持续利用理论、复杂系统理论及农户理性决策理论为理论基础,基于农户管理单元——小流域——区域三种不同管理尺度为主线,应用线性规划模型、ABM模型、输出系数模型、SFA模型及"3S"技术方法等一系列模型和方法,构建了一套从农户管理单元尺度,到小流域尺度,再到区域尺度的农业土地利用系统定量模拟方法体系,实现了定量模拟不同管理尺度的农业土地利用系统变化对粮食生产和环境污染影响的目标。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农业土地利用系统解析从农业土地利用系统定义出发,本文构建了农业土地利用系统概念框架,并把农业土地利用系统解析为输入、土地利用过程、输出及反馈与控制四个部分。依据农业土地利用系统概念框架和多尺度特征,明晰了三个不同研究尺度的农业土地利用系统模拟的目标:在农户管理单元尺度,主要是以个体农户为研究对象,实现对农户决策过程的模拟,并分析农户决策对粮食生产和环境效应的影响;在小流域尺度,主要是通过对小流域尺度内农业土地利用系统的模拟,研究农业土地利用变化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为将来通过调控农户行为控制水质环境奠定基础;在区域尺度,主要是通过模拟区域尺度的农业土地利用系统变化,协调好农业土地利用系统的社会-经济效应与生态环境效应之间的关系,为未来政府制定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依据。(2)农户管理单元尺度农业土地利用系统模拟研究本文选取湖南省桃江县为案例研究区,采取随机分层典型抽样方法,在桃江县随机抽取调研399个农户,并依据农户主要收入来源和农户经营规模,将农户类型划分为退耕型、传统型、休闲型、兼业型、以农为主型、专业型、大规模型以及养殖专业户型,并全面解析了各个农户类型的土地利用行为和经营特征。研究表明市场因素、政策因素、技术因素、自然条件、社会因素以及农户自身因素对农户作物种植制度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而家庭劳动力个数、户主年龄、耕地面积以及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等因素对农户的农地流转决策行为有较显著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建立了基于线性规划方法的农户土地利用的决策模型和基于物质流分析的耕作单元尺度农业土地利用环境效应模型,并从社会、经济和环境3个方面选取9项指标,构建了农业土地利用综合效应指标体系,对不同农户类型的农业土地利用综合效应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还表明,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专业型农户的农业土地利用综合效应最佳。(3)小流域尺度农业土地利用系统模拟研究本文选取桃江县花园洞小流域为案例研究区,在流域基本特征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ABM-IECM耦合模型,研究2000—2014年间因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导致的农业土地利用系统变化对流域内非点源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2000年至2014年间,随着水稻价格、生猪价格以及劳动力价格的变化,流域内农户生计策略发生了转型,导致该小流域内作物种植制度、土地利用强度、常住人口以及生猪数量均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花园洞小流域内输入到河流中的总氮负荷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此外,在此期间农村生活、家畜养殖以及降雨输入方式交替成为该小流域内主要污染源。尽管该耦合模型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通过ABM-IECM耦合模型不仅可以模拟农户生计转型的动态过程及其对流域农业土地利用系统变化的影响,估算非点源污染状况,而且还能研究社会-经济因子与非点源污染的关系,识别关键污染区,为将来通过调控农户的行为降低流域内的农业环境风险提供科学支持。(4)区域尺度农业土地利用系统模拟及其调控研究本文选取桃江县大栗港镇为案例研究区,通过构建ABM-SFA耦合模型,模拟农业土地利用系统变化对粮食生产和环境效应的影响,以权衡粮食安全与环境风险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将来制定合理的调控政策提供依据等。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农地的流转,耕地资源逐渐向规模种植农户转移,双季稻种植比例和区域水稻总产量予以提高,氮素通过挥发、反硝化、径流以及淋失方式损失的环境输出量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变化趋势,但是氮素盈余量增长幅度低于先前的减少幅度。另外,还对ABM-SFA耦合模型进行相关验证,其验证结果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表明该耦合模型可以被用来研究区域内尺度农业土地利用系统变化对粮食产量与环境效应的影响。在上述基础上,基于已构建的ABM-SFA耦合模型,根据大栗港的实际情况及参考过去十年补贴增长的速率,研究了 2014年至2029年间不同政策情景下大栗港镇农业土地利用系统变化及其对粮食安全和环境可持续的影响。研究表明,四种政策情景均具有不同的作物种植制度变化、粮食产量以及环境效应,其中趋势(TD)情景因其具有相对较高的粮食产量和补贴效率、较少的化肥和农药投入量以及相对较低的氮盈余量和氮淋失量,被认为是大栗港镇最优的政策方案选择。
严青[6]2014年在《当前中国农户小额信贷几个问题研究》文中指出目前国内外关于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不少,但多是从供给的角度考虑问题,即通过提高利率等办法以覆盖成本的角度,而对如何降低交易成本以促进需求,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方面鲜有研究。农户小额信贷值得讨论的问题很多,本论文则重点探讨当前中国农户小额信贷的三个问题,一是农户小额信贷的贷款利率问题,包括农户可承受的最高贷款利率和小额信贷机构可承受的最低贷款利率两个方面,二是为防范小额信贷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加强农村征信体系建设问题,三是中国农户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模式选择问题。通过这些研究,最终目的是一方面求得中国农户的脱贫致富,另一方面则是小额信贷机构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6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都明确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提高农民收入则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户小额信贷从开始的各地试点到现在的全面推广,在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促进农民增收,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实践证明,小额信贷可以为“三农”发展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提高农民收入,特别是帮助低收入农民改善生活状况,有利于和谐小康社会的建设。但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状况仍然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农户“贷款难”问题并没有根本改变,对于所存在的问题还需要我们去分析、研究和解决。从需求角度看,农户对金融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从满足需求的难易程度角度分析,贷款需求是首要的需求。就供给而言,尽管在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小额信贷供给机构多元化和供给渠道多样化局面,但是,供给总量有限,信贷满足率较低,小额信贷服务仍然极不充分。小额信贷的供给与需求存在的问题影响到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因此对这些问题应该加以分析、研究和解决。具体地说：(1)在中国有大量的、潜在的有信贷需求的农户,但有效信贷需求不足,即大量存在的或潜在的信贷需求不能成为有效需求。而影响农户信贷需求意愿的外生限制条件主要有贷款利率、贷款期限、贷款类型等。其中贷款利率作为价格信号对农户小额信贷活动的规模、形式与作用的影响,在过去的研究与舆论中,往往被低估了。此外,农户信贷需求对贷款类型亦高度敏感,现行以抵押、担保为主的贷款模式并不适合农户信贷。(2)小额信贷交易成本高,成为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以高利率来维持小额信贷可持续观点的理由,但经过本文的实证研究认为,由于在现有的农村收入水平条件下盈亏平衡利率远远超出了农户的可承受能力,从而影响了小额信贷的发展,因此从根本上降低交易成本才是农村小额信贷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3)农村征信体系建设的滞后制约了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建立标准化的农户征信管理系统可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降低农户小额信贷交易成本(主要是经营成本和风险成本),使小额信贷在放贷机构和农户均可承受的利率之下实现可持续发展,达到小额信贷机构和农户“双赢”的根本目的。(4)从中国小额信贷发展模式说,中国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不能盲目照搬某个国家现成的成功经验,而是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设计适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现行阶段要求的小额信贷有效模式,即中国农户小额信贷总体发展模式的现实选择是准公益性制度主义,也就是在公益性制度主义的基础上,加上必要的政策扶持,是一种界于福利主义和商业性制度主义之间的、准市场化的小额信贷模式。(5)从中国小额信贷运行机制说,针对中国农户小额信贷目前存在的机构网点偏少、资金来源不足、贷款面窄、经营成本和风险高、保障和扶持不足、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应构建一种“多元化组织体系+多渠道资金来源+农户征信体系+利率适中的小额信贷+信贷保险+政策扶持+审慎监管”的中国农户小额信贷运行机制。全文共八章,结构安排和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导论。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研究思路和逻辑、主要研究方法、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是理论综述和研究回顾。主要明确农户小额信贷的涵义,简介农户小额信贷相关理论依据,同时综述国内外关于小额信贷的研究现状。第三章是国外小额信贷实践及启示。主要回顾国外小额信贷发展史、发展模式及发展趋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给中国小额信贷更好发展以借鉴。国外小额信贷实践经验体现在以下几点：小额信贷应扩大到尽量多的中低收入群体,且一定要注重风险控制；小额信贷利率的确定既要考虑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亦要考虑客户的可承受性；小额信贷的发展要循序渐进,且对小额信贷的监管必不可少；政府的金融政策和国家的金融改革对小额信贷的发展十分重要,必要的扶持不可少。第四章是中国农户小额信贷发展历程、现状及问题。主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小额信贷发展历程,分析现状特点、存在问题及原因,评估其成效。得出以下基本观点：中国的农户小额信贷从开始引进到现在的全面试行推广,有了长足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户发展的金融需求；农户小额信贷在资金来源、风险防范、利率、政策扶持和监管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其发展,金融机构不能贷、不敢贷、不愿贷,农户无法贷现象仍很突出。第五章是中国农户信贷需求实证分析。本章立足农户视角,通过对广东省茂名市农户借贷情况的调查,对农户的经济行为和信贷需求特征进行分析,并使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对农户信贷需求与来自放贷机构的外生限制条件的关系进行分析,分别运用问卷调查法和收支平衡法测算了农户信贷利率承受能力。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农户信贷需求旺盛,但有效需求不足,主要受贷款利率过高、抵押担保条件和期限过短的影响。第六章是中国农户小额信贷供给实证分析。本章立足小额信贷机构视角,利用对广东省茂名市农村信用社的调查统计数据,首先介绍农户小额信贷供给现状及与农户信贷需求的匹配情况,并分析农户小额信贷的财务收入和交易成本,进而运用盈亏平衡利率模型测算小额信贷机构可承受最低贷款利率,并通过对盈亏平衡利率与实际执行利率、农户心理承受利率进行比较,分析影响农户小额信贷利率的各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供给与农户信贷需求存在不匹配；农户小额信贷在目前的现状下要达到可持续,需要的盈亏平衡利率极高,大大超出了农户的承受能力；造成利率偏高的核心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信贷营运成本率和信贷风险成本率偏高问题。第七章是农村征信体系建设与农户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本章通过回顾国内外农村征信体系建设研究和实践,分析存在问题,提出建设标准化的农户征信管理系统的观点和设计框架,并以广东省茂名市为例实证分析农户征信管理系统的作用。得出以下结论：农村征信体系建设滞后制约了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建立标准化的农户征信管理系统可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降低农户小额信贷交易成本,使小额信贷在放贷机构和农户双方均可承受的利率之下实现可持续发展,达到小额信贷机构和农户“双赢”的根本目的。第八章是中国农户小额信贷有效模式选择。主要提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农户小额信贷模式的设想。主要观点包括：(1)在总体思路上提出建立一种能同时实现农户脱贫致富和小额信贷机构生存发展的可持续“双赢”目标的有效模式的观点。(2)在基本原则上提出“广覆盖、普受惠”、“有偿性、可持续”、“低成本、共发展”、“重激励、有保障”、“强监管、保稳健”等观点。(3)在发展模式上提出选择一种界于福利主义和商业性制度主义之间的、准市场化和准公益性的制度主义小额信贷模式。(4)在运行模式上提出“多元化组织体系+多渠道资金来源+农户征信体系+利率适中的小额信贷+信贷保险+政策扶持+审慎监管”。(5)在运行机制上分述了农户小额信贷市场准入及监管、贷款运作、市场保障等各个环节的具体操作模式。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1)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利用本论文作者直接或参与调查的广东省茂名市农户和农村信用社的数据,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农村小额信贷需求方可承受的最高利率和供给方可接受的最低贷款利率问题,得出现行中国农户小额信贷实际执行利率高于农户预期,而低于小额信贷机构预期,因而应该探寻农户小额信贷供需双方可接受的合理的均衡利率区间的结论,从而既不同意目前比较流行的农户可承受贷款高利率的观点,也不同意小额信贷机构能够在贷款低利率下实现可持续的观点。(2)将本论文作者参与创建的广东省茂名市标准化农户征信管理系统引入农户小额信贷研究中,以求更有效解决农户小额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降低小额信贷的营运成本和风险成本,实现我国农户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该系统与现有信用信息系统的区别与优点在于：它是以“户”(农户)、而不是以“人”(个人)为单位,以统一的农户征信数据元为标准,采用批量导入与手工录入相结合的方法,实现对农户信用的自动评价。(3)根据中国“三农”和农村小额信贷机构现状,本论文首次提出了构建一种界于福利主义和商业性制度主义之间的、准公益性和准市场化相结合的中国农户小额信贷模式的观点,并细述了其运作机制,即多元化组织体系+多渠道资金来源+农户征信体系+利率适中的小额信贷+信贷保险+政策扶持+审慎监管。文章的不足之处可能有：要想全面地系统地把中国农村小额信贷问题搞清楚,需要大量的调研和广泛的资料收集,但由于受到客观现实条件的限制,无法获取我国全面系统的资料与相关数据,因而本文仅以广东省茂名市为例实证分析了传统农业地区农户小额信贷问题,样本有一定局限性,因而也就难以通过完全的量化分析来对农户小额信贷利率进行研究。
朱丽娟[7]2011年在《基于农户响应行为的黑龙江省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全球气候与环境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农业自然灾害风险呈现出受灾频率加快、灾害范围扩大、灾害程度加重、经济损失趋重的态势。从全国各省来看,黑龙江省灾情严重,农作物受灾面积在各粮食主产区中最大,同时,黑龙江省又是国家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基地,因此,黑龙江省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的加大对国内粮食市场供应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通过风险管理、以较小的成本来获取农业经济最大的安全保障,维持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尤其是黑龙江省亟待解决的一个课题。从总体上看,当前的中国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制度和研究更多的强调以政府为主体,以救助和补偿为主要策略,而农户作为灾害风险的承担者和风险处理策略的执行者处于被动地位,较少关注农户的抗风险行为,且现有农户风险策略的研究单一性比较强,不具有系统性。本文从农户这一微观层次出发,从风险管理理论角度,建立起以农户为主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体系,并依据黑龙江省统计数据和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多种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农户对风险管理策略的响应行为以及这些风险管理措施的有效性,并构建logistic模型,对农户采用不同风险管理策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文共八章,分为五个部分。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第一部分,绪论。阐述了本研究背景及目的和意义,系统的回顾及总结了农业自然灾害和农户行为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并进行述评,指明本文研究的出发点,阐述了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说明本文所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路线,并交代了本研究的数据资料及来源。第二部分,黑龙江省农业自然灾害及其趋势分析。通过时间序列数据分析黑龙江省农业自然灾害现状、特征以及未来变化趋势,利用环比增长率对自然灾害和粮食总产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并对粮食生产以及农户收入的影响进行估算。第三部分,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理论分析框架。阐述了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对农业自然灾害风险以及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内涵进行界定；从风险管理理论视角,提出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内容,构建农户自然灾害风险处理策略体系,即：风险预防策略、风险转移策略、风险分散策略、风险缓解策略四个方面,并进一步界定每一策略的研究对象。第四部分,包括第4、第5、第6和第7章。这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依据农户调研数据,分别以玉米优良品种、节水灌溉技术、多样化种植行为和农业保险为研究对象,对自然灾害风险预防策略、缓解策略、分散策略和转移策略的农户响应行为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第五部分,提升农户抗灾能力的对策建议。根据上述四个模型结果得出综合结论,并根据结论,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提出促进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策略能够有效实施,从而提升农户抗灾能力的对策建议。研究结论如下：(1)由于黑龙江省自然灾害呈加重态势,而风险管理策略的农户采用情况并不理想,在仍不改变当前状态的条件下,黑龙江省自然灾害损失风险进一步加大。(2)农户灾害风险管理策略的选择行为是理性的,这种理性选择是由农户自身的资源禀赋、风险认知和自然环境条件决定的。但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信息不对称,从社会福利角度看,这样的理性行为是次优的经济决策,需要政府或第三方力量来矫正农户行为偏差。(3)农户信息获取途径有限且质量不高,主要渠道是传统的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体和人际传播,农业科技推广部门、保险公司等这些风险管理技术的提供者没有成为信息服务主体。(4)农户家庭经营特征比个性特征对风险管理策略行为的影响更显著,政府政策对非工程性策略影响不显著,农户风险认知、风险管理认知程度以及社会资本也对农户风险管理策略采用行为有影响。(5)从风险管理角度构建了以农户为主体的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体系,并根据综合回归结果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提出提升农户抗灾能力的对策建议。
刘清娟[8]2012年在《黑龙江省种粮农户生产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为世界和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深,农业发展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断上升,粮食安全问题更显突出。多年来国家连续发布的“一号文件”都指出,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十二五”期间我国政府把保障粮食安全问题作为首要任务。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保证粮食产量持续增长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必然要求。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建设的推进和惠农政策的实施,粮食产量的增长涉及到土地投入、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农业技术应用等多维变量,这些变量最终取决于种粮农户的生产行为。种粮农户生产行为的认知及意愿深刻地影响其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其生产行为又直接决定着土地产出率、粮食产量以及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因此,在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的背景下,深入探讨种粮农户生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完善和建立粮食生产扶持政策等相关问题,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持续增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战略意义。本文以区域经济学、需求供给理论、行为经济学、农户行为理论等相关理论为基础,采用理论分析与政策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比较分析、案例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黑龙江省种粮农户生产行为进行系统研究。本文在借鉴已有相关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黑龙江省种粮农户生产行为研究的理论框架。界定了种粮农户生产行为相关概念,概括了种粮农户生产行为的特征、目标,利用大量数据对黑龙江省粮食产量和播种面积变化进行了客观分析；利用黑龙江省58个县705户种粮农户的调查数据,对种粮农户(普通农户和种粮大户)生产行为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描述性分析；从自然、农户自身、资金、市场、科技和政策等方面对影响黑龙江省种粮农户生产行为的因素进行了研究；运用Logistic模型对黑龙江省种粮农户生产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提出了优化黑龙江省种粮农户生产行为的思路与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的基本结论如下：(1)在对种粮农户生行为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基础上,阐述了种粮农户生行为特征与目标；分析了黑龙江省粮食产量与播种面积变化情况。研究表明：黑龙江省已成为全国粮食生产的重心之一,并且粮食需求呈增长趋势；黑龙江省粮食产量呈波动性增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较低,受气候、生产成本、粮食价格和农业科技等因素的影响较大；粮食播种面积稳步增加,其在全国播种面积和黑龙江省农作物面积中所占比例较大,但在不同品种播种面积中呈现“三增一减”格局。黑龙江省粮食产量与播种面积的波动变化,均受种粮农户生产行为所决定。以此作为背景深入研究黑龙江省普通农户和种粮大户的生产行为具有重要价值。(2)从土地经营、种植选择、生产投入、技术认知、农户兼业等方面对黑龙江省普通农户和种粮大户的生产行为现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普通农户以自家和转包为主,实行单一和兼营两种模式经营,并遵循以获得最大效益的生产品种进行种植等；种粮大户以转让和转包形式为主,以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经营,兼业行为较少。同时,种粮农户生产行为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户生产行为过于趋利化,农户生产行为的趋同化,农户生产行为的组织化程度偏低,农户生产行为的被动性较强,农户生产行为兼业化等。(3)从自然因素、农户自身因素、资金因素、市场因素、科技因素、政策因素等方面对黑龙江省种粮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得出,农户市场因素与科技因素是农户生产行为的关键性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对种粮农户的品种选择及种植规模决策和产生影响。农户自身因素是农户生产的内部因素,从种粮农户的主观意识上影响着农户技术认知及兼业行为的选择。资金因素是改变农户生产行为的基础性因素,会从根本上改变农户生产投入行为。而政策因素和自然因素是推动农户生产行为变化的综合性因素,对农户的技术认知、生产投入及兼业行为等均有影响。(4)采用Logistic分析方法,利用抽样调查和典型调查获取的数据,基于普通农户和种粮大户的特征指标对普通农户和种粮大户的生产决策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论是：普通农户受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土地规模和耕地性质、农资和粮食价格及粮食补贴增收效果等影响较显著。而种粮大户主要受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是否参与合作社、耕地租期、粮食价格和粮食补贴、技术指导和种粮效益等因素的影响突出。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种粮大户和普通种粮农户的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着差异,而且影响方向和程度是不同的。(5)通过综合分析,提出了优化黑龙江省种粮农户生产行为的思路与对策建议。以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的思想,强化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加大投入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改革创新,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收为指导思想,以提高种粮农户的比较收益、促进适度规模经营,提高粮田报酬率、提高科技兴农技能,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加粮农合作收益、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为目标,优化黑龙江省粮农生产行为。在具体政策方面,要进一步完善产粮大省的粮食补贴,加大对种粮农户的补贴力度,促进种粮农户的适度规模经营,扶持粮食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加强粮农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对种粮农户的培训,建立健全粮食农农业保险与金融体系,完善粮食生产成本的控制机制,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改善种粮农户的农业基础设施。种粮农户在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下,增加规模经营意愿,加强自身的建设,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农业优化生产的意识,以增加种粮农户收入目标,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贡献。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如下：(1)研究角度的创新。本文从种粮农户生产行为的角度为切入点,分析产粮大省——黑龙江省种粮农户生产行为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并深入分析影响种粮农户生产行为的因素,以丰富黑龙江省粮食生产研究的理论体系。(2)研究内容的创新。本文针对不同类型种粮农户,对黑龙江省粮食主产县的种粮农户生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对黑龙江省种粮农户生产主要环节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在已掌握的相关文献中尚未发现。(3)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采用翔实的第一手调研数据和计量方法对黑龙江省粮食生产者——农户生产行为进行实证研究是本文的重要特色,符合当前经济学研究注重实证研究的发展趋势；本文在应用计量方法的同时,注重分析农户行为背后的资源和社会约束条件。同时通过对农村进行实地调研,丰富了对农户生产行为的感性认识,对农户和乡村领导的面对面访谈,对农户生产行为有了更直观的了解,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更凸显了本文的研究特色。
李佳[9]2009年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农户经济行为研究》文中指出十七大报告第一次将生态文明纳入原有的三个文明理论体系,这样一来,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一起成为了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当生态环境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的时候,生态文明就成为了其他几个文明的基础。生态文明建设中农户行为起着关键的作用。生态环境与农户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农户的行为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生态环境。合理的农户经济行为能够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反之不合理的农户经济行为将阻碍生态文明的发展。研究农户经济行为的变动规律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可为宏观调控主体制定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提供重要参考,也对采取有效措施引导与优化农户经济行为,切实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对农户经济行为与生态环境之间影响关系的现实问题和理论研究方面的不足,本文通过对农户经济行为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关系的阐述及两者特点的分析,提出了农户经济行为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的理论假设和概念模型,借以探究二者之间的影响及关系。并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在云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洱源县调查取样,共获得186份有效样本,利用SPSS17.0软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及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利用Amos7.0软件对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对概念模型和假设进行了验证。最后以研究结论为基础,对生态文明建设中如何改善农户经济行为提出了对策建议,如构建农户经济行为的生态文化以及理想化的农户经济行为模式。
王娜[10]2016年在《粮食主产区农户生态友好型生产行为研究与政策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农业生产对资源过度消耗导致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能源耗竭,人口剧增,水、大气、土壤生态环境污染严重影响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已有的粗放型、消耗型的农业生产模式亟需转变,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保护型的生态友好型农业则成为解决以上问题的重要途径。本论文以我国粮食主产区为主要研究区域,以农户为研究主体,以分析农户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行为和相关的政府补贴政策为重点,运用社会心理学、社会行为学、农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及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通过宏观把握和微观调研,对我国粮食主产区农户生态友好型粮食种植行为和相应的农业补贴政策评价,并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经验构建我国农业补偿路径,从而激励农户进行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保障我国粮食生产的高产、高效、高质,保护我国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最终促进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本文思路为“研究背景—理论研究—实证分析—结论建议”。具体为:首先对研究基本理论和相关文献进行整理总结,形成本论文理论基础;其次对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及相关问题进行评价分析,包括粮食产量、农业生产要素消耗、农户生产要素利用行为、生产要素转化效率、农民收入、农业产业结构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把握本论文的分析环境;然后提出生态友好型农业内涵及发展现状,从农户视角评价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推广效果;接着分析农户进行生态友好型粮食种植行为及影响因素,并确定关键因素,为后续研究奠定实证基础;然后结合上述研究,评价粮食主产区农业补贴现状及效果;再次结合发达国家农业激励政策经验,构建我国促进“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生态友好型农业补偿路径;最后提炼结论并做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相对较高,农业生产要素消耗过量,利用效率较低。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逐年升高,已实现“十二连增”,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成为粮食产量的主要影响因素。自1993年以来粮食主产区主要农业生产要素(化肥、农药及农用薄膜)消耗量逐年增加,2012年粮食主产区农户农业生产要素认知度较低,且各粮食主产省份生产要素转化效率均较低,农业面源污染较为严重。(2)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相对较低,农业产业结构发生变动。粮食主产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自1993年以来不断增长,但与城镇居民收入仍差距较大,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仍然主产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且区域差异不大,经济因素成为影响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由于种粮收益相对不高,农业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种植业总产值与养殖业总产值比值不断下降。(3)推广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是发展生态友好型农业的基本途径。生态友好型农业是在监督和激励作用下,通过对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的实施应用,能节能增效,降低农业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平衡的农业。目前国家已推广的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主要保护性耕作、施用有机肥、作物轮作、测土配方施肥、种植绿肥、秸秆还田、节水灌溉和农药污染控制技术。其中水土保持技术是我国政府目前重点推广实施的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4)粮食主产区农户采纳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比例较低,2015年农户认知水平有所改善,但仍然不高,农业生产要素效率也较低。即使农户对生态友好型生产技术认知水平和采纳意愿均较高,真正应用与实践的人数比例也较低。很多农户均不能恰当的施用农业生产要素。以山东省小麦生产为例,受访农户平均技术效率仅为0.69,84.8%的受访农户小麦生产都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状态。(5)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认知及采纳态度是影响农户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采纳决策的重要因素。农业生产技术认知和采纳态度对采纳决策影响最大,环保法律法规、风险类型、农业生产技术认知、采纳态度、土壤肥力、农业技术培训、农业保险、与其他农户交流情况、农业生产组织对农户采纳决策有显著正向影响,仅有农业资金可获得性对采纳决策有显著负影响,不同的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具体影响因素有较大差异。(6)政府政策和农业生产预期收入是影响粮食主产区农户进行生态友好型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经调研显示,对国家政策的满意度(41.5%)和经济收益(48.2%)是粮食主产区农户采纳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的主要影响因素。农户进行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对其种粮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种粮意愿的提高对其扩大种粮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扩大种粮规模的主要原因为政府的政策激励作用。经过不同模型识别分析,政府政策和农业生产预期收入是影响粮食主产区农户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7)市场需求对农户进行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有拉动作用。如果与普通大米同等价格(假设3元/公斤)消费者还是更愿意买生态友好型大米,通过log-logit分析消费者对生态友好型大米具有购买意愿,平均支付价格为3.344元/公斤。(8)我国农业补贴力度(尤其环保补贴)相对较小,补贴机制需进一步完善。虽然自2004年各项补贴政策出台,补贴金额均有不同程度增加,但补贴力度仍相对较小,尤其环保相关的补贴或一般服务支持补贴力度和范围均更加不足,相关补贴机制有待完善。(9)农业补贴未显著增加农业生产要素施用量,补贴标准根据帕累托最优评定。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我国农业补贴没有显著增加农业生产要素(以化肥为例)的施用量,根据帕累托最优和外部性理论,粮食主销区要向粮食主产区进行正外部性补偿,粮食主产区补贴金额为1789亿元达到帕累托区域最优。(10)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构建我国与粮食安全和生态保护相关的农业补偿政策体系。对重点农产品进行价格支持,并以挂钩的直接补贴为主,逐步将农业补贴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促进价格支持与直接补贴结合、生产者补贴和一般服务支持结合、挂钩补贴和脱钩补贴结合、使之形成有机整体,相辅相成、衔接互补。通过以上研究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1)界定生态友好型农业内涵,转变生产方式,进一步促进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2)加强农技推广服务(尤其对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提高农户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认知。(3)加强环保和食品安全的宣传与培训,提高农户农业面源污染认知,增加其正确施用农业生产要素的意愿。(4)大力促进科技进步,加快农业生产技术的研发,提升我国农业生产效率。(5)完善最低收购价格政策,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户收入预期和种粮积极性。(6)加大粮食补贴力度,进一步健全粮食补贴体系。(7)发挥农业补贴的生态环境保护功能,促进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8)推动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9)增加农业新技术培训,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培养高素质新型农民。(10)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与生态友好型农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西部地区农户经济行为与农村反贫困研究[D]. 颜廷武. 华中农业大学. 2005
[2]. 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研究[D]. 陈锋正. 新疆农业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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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土高原典型区退耕农户经济特征与决策行为实证研究[D]. 杨蒙.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2017
[5]. 不同尺度农业土地利用系统定量模拟研究[D]. 袁承程. 中国农业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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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于农户响应行为的黑龙江省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研究[D]. 朱丽娟. 东北林业大学. 2011
[8]. 黑龙江省种粮农户生产行为研究[D]. 刘清娟. 东北农业大学. 2012
[9].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农户经济行为研究[D]. 李佳. 昆明理工大学. 2009
[10]. 粮食主产区农户生态友好型生产行为研究与政策分析[D]. 王娜. 江南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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