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政治自由主义在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年代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民族救亡的历史呼唤中，自由主义思潮迎面扑来，影响了中国的几代知识分子，启迪过中国的思想界。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曾涌起一座又一座浪峰，却又总是摆脱不了落入低谷的命运。到了40年代，扑朔迷离的时局，似乎透出了一线希望之光，自由主义大潮骤起，却又随着中国政局的日趋明朗而迅速地退下，并最终悄悄地归于无声无息。自由主义思潮的这种潮起潮落，值得我们重新回顾，认真分析。
一、历史的契机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起源于西方，随着西学东渐，逐步传入中国，和着救亡图存的历史主旋律，形成了跌宕起伏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自由主义运动。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社会有其内在逻辑发展根据，它制约着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张扬与消弭。40年代中后期，自由主义能以巨大的浪潮席卷中国大地，大有重整河山之势，就是历史为它的勃兴提供了又一契机。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的严重对峙，是自由主义重新崛起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缘。抗日战争整合了中国的政治力量，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各种政治势力都希冀与国民党政权平分秋色，这就打破了国民党的一统天下。特别是国共双方围绕着建国问题，在军事和政治上展开了尖锐激烈的较量。蒋介石国民党依然要建立一党专政，实行专制独裁，坚持先军队国家化，再政治民主化。共产党主张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先实现政治民主化，再实行军队国家化。双方的主张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未卜。这种动荡无序，充满战争火药味的时局，在自由主义者眼里就成了导致多元化政治的前奏，也是他们施展政治抱负的难得良机。他们认为国共双方在短时期内难于一决雌雄，需要一个中间力量从中斡旋，以打破两党拥有武力对峙的局面，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罗隆基著文说：“中国要防止内战，在我个人看来，唯一办法，只是第三个有力的大政党产生，以缓冲国共两党的武力对峙与冲突，”①就是说国共之间的对立，唯有通过中间力量──第三个有力的政党给予消融，这个中间力量主要就是自由主义人士。他们的设想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以中间力量为主体的政府，国共双方都把军队交给政府统一管辖，以化解国共之间以武力为后盾的对立。而“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必然有待于自由主义者的努力”。因为“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始终坚持民主的原则和民主的精神来从事民主运动，解决政治问题。”②可见，危机的时局，似乎给自由主义者闪出了一道实现政治理想的空隙，他们踌躇满志，欲展宏图。
政协会议的召开似乎表明，历史的天平将倾斜于自由主义，其政治理想将会变为政治现实。当内战的乌云密布，和平的大门还未最后关闭，和平尚存一丝希望之际，为了争取和平，在多方人士的努力和促进下，1946年6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宣布了国民党的四项诺言：人民享有各种自由；各党派有合法地位；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经过会议内外的激烈斗争，大会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包括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个议案，决定改组政府，和平建国；修改宪法，建立宪政。在军队国家化的政治民主化这两个问题上，国共双方都作了原则上的让步。从总体上看，政协的一系列决议，似接近于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民盟政纲。罗隆基是这样评价政协的：“共产党的主张多，蒋介石的苦恼大，民主同盟的前途好。”③这对自由主义者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他们兴致勃勃地卷入到政治漩涡之中，期望着对中国政局的发展施加影响。自由主义者既自信又亢奋，他们相信，政协会议的召开，已在中国辅设了他们的理想之路，这条路必然会有光明的前途。
战后，美国对中国自由主义的声援，强化了他们作为一股政治势力来左右中国政局的愿望。自由主义的再度兴起显然得到了美国的同情。这不仅因为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基本上是来源于英美自由主义的理论，它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是与美国合拍的，而且美国政府也看到了自由主义者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着一种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美国政府出于全球战略的需要，在中国实行的却是扶蒋反共的政策。为了维护蒋政权，给其打强心针，它曾要求蒋介石政权改组一党政府，容纳更多的自由主义分子，使政权的基础趋于广泛。美国为此也做过努力，如迫使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促成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调停国共军事冲突，主张和平建国，吸收各党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国民党政府等。马歇尔来华调停失败后，在离华声明中还强调今后中国的政治应由“自由分子”来领导，暗示美国将支持自由主义者所领导的中国政府。美国政府对中国自由主义者暗送秋波，犹如给他们注射了一针兴奋剂，进一步促进了自由主义大潮的汇聚。
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厌”，对共产党“怕”的心理，迫使他们为实现自己的主张，紧紧抓住历史提供给他们的那怕是一种较为渺茫的希望。抗战期间，为了民族的救亡大业，自由主义者不惜以降格的心态屈从国民党。可是，国民党政府却以其行政无能和政治腐败丧失了社会的权威，专制独裁统治导致了政治上更加暴戾、腐朽与黑暗，经济上的负增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贪得无厌更使国民党的威信一落千丈。这一切使国民党及其政府人心丧尽，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的“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他们认为，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党，一个无自由民主可言的政府，必将为中国现代化的浪潮所吞没。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怀着恐惧心理，他们反对激进的社会革命，认为“共产主义与18世纪的人权运动或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根本是势不两立的。共产党好以民主为口头禅，在未掌握政权之先，他们大声疾呼的让言论自由，实际上他们不过利用民主的机构去打倒民主。国际的共产主义与中国的共产党都是全能主义。”④在自由主义者的眼光里，“共产主义同法西斯主义一样地属于全能主义，同样的不可饶恕”⑤这是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的误解。这种对国民党“厌”和对共产党“怕”的两种情绪揉杂在一起，更加深了他们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紧迫感，他们不愿意轻易地放弃历史为他们搭好的戏台，他们要充当历史舞台上当之无愧的主角。
可见，抗战胜利后，自由主义的声音重新回响，是由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决定的。自由主义者及时地抓住了历史所提供的机遇，试图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迫切要求中国的政治按照自己的理念运行。很明显，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主要是政治自由主义。它在20世纪40年AI写作下了引人注目的篇章。
二、瞬间的辉煌
40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高举着自由主义的大旗，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按照英美模式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们依据自己的思想理论和政治纲领，以《世纪评论》、上海《大公报》和《观察》周刊等报刊为阵地，对时局，尤其是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纷纷发表政见，其重要人物除胡适以外，还有周缓章、施复亮，杨人楩、张东荪、张君劢、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他们绝不单纯是坐而论道、空谈理想抱负，他们的政治参与行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积极。然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辉煌只是闪烁在历史的瞬间，经过一阵轰轰烈烈的喧闹之后，依然是收效甚徽。
自由主义者借助舆论的力量，想以娓娓动听的主张感动“上帝”，使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促进中国迈向和平民主、统一进步的目标。
自由主义者极力推崇政治自由。在他们的理论中，政治自由的意义就是建设民主，拥护民主。这种民主以思想自由和自由思想为前提，从而使一国的政权真正掌握在多数人民的手里，由多数人民的意志来决定一国的政策，以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针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现状，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内容应该体现在实行多党制上。张东荪对此讲得很清楚：我们“主张各党共存，都能发展，这就是民主。除了各党共存合作以外，另求民主，这不是曲解民主，便是有意造成假民主。总之，各党协商，由共同而得一致，由不同而互相钳制，这乃真是民主。”⑥自由主义者倡导的多党制民主政治，是以容忍为根据的。他们认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言。民主建国会在宣言里就提出：“各政治党派必须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相忍相让，通过政治的民主化，以达成军队的国家化。”⑦
自由主义者争取政治自由，也追求经济自由。他们深感官僚资本与封建土地制度是中国发展经济的两大障碍，要使中国的经济按其设想畅行无阻，就要在铲除官僚资本和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自由主义者关切地注意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无政府状态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弊端，为免重蹈覆辙，他们提出“必须采用计划经济，尤其必须采取进步的计划经济，但经济方面一有计划势必不能让其他方面仍留为无政府状态的绝对自由。”⑧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经济的计划性，可以达到一种经济平等，经济平等了以后自由更可增加。他们认为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是“我们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极好的参考资料”，要“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民主政治。”⑨
40年代自由主义者的经济建设主张是面临着当时的私人企业开始滑坡，整个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的，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经济建设的热切关注，体现了他们对切身经济利益的发展要求。他们还认为，“政治的自由与经济的自由是相辅而行的。我们如得其一而失其二，我们要发现生活是悲惨的。我们如双管齐下，我们的奋斗可以事半功倍。”⑩这表明，他们意识到能否实现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直接关系到民族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存亡。
自由主义者信奉和平改革，以此作为实现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必要手段。他们认为，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是通过和平改革而不是暴力革命的途径实现。在他们的历史视野里，暴力革命造成的结果是“兵连祸结，害了国家，苦了人民。”(11)自由主义的和平改革，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地进行改良，一点一滴地求进步。他们主张“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尽量利用资本主义的优点去发展生产力。”(12)在土地改革方面，他们不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而是要“集中力量，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土地问题，以解除农民痛苦，并扫除国家工业化的障碍”。(13)自由主义者希望通过缓和阶级矛盾，避免社会震荡，兼顾各阶级的利益，和平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当内战的硝烟弥漫之时，自由主义者认为：“内战解决不了国共的问题，也决产生不了统一的中国。”(14)他们提出了对内调和国共的主张。他们调和国共的基本原则是，把“趋于极端”的国共两党拉回中间性的政协路线，以和平合作的方式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经济工业化。为此，通过加强独立的中间力量，“迫使它们不能不‘互让’不能不‘各有所迁就，互有伸缩’，才能获致‘调和’达到‘统一’，建立‘民主主义的社会’。”(15)他们天真地企图通过调和国共双方的武力抗争，以达到自由、和平、民主、其政治上的幼稚是显而易见的。
在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历史关键时期，自由主义者这些模棱两可的主张，实际上是与世无救的。可是，他们当时却陶醉在新自由主义的梦幻之中，对自己的政治前景注满了希望：“现在留下的只有一条可走的路，让中间派来领导革命，实行新政，……倘使他们能够推行缓进的社会主义。领导革命，组织一个多党的联合政府只需30年时间，这班人必能安定中国，完成革命的最后一步！”(16)为了使希望成为现实，自由主义者一时间成为政治的弄潮儿，广泛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随着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的成立，民主党派汇成了一股较强的政治势力，他们活动频繁，卷起了一阵较大的自由主义浪潮。然而，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并没有任何收敛。尽管民主党派人士一再呼吁停止内战，希望“国家的一切问题，都应该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17)，可是，舆论制止不了内战，内战的枪林弹雨使他们构想的美好图景布满了累累弹痕。停战协定一毁再毁，政协决议被公然践踏，和平方案成为一纸空文，伪国大的召开只是粉饰和平，”改组政府“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闹剧。难怪梁漱溟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尽管如此，自由主义人士还要“死马当活马医”，不愿放弃国共间的调停角色，在国共两党之间穿梭奔忙，调停斡旋，施展了浑身的解数。到头来，梦幻终究代替不了残酷的政治现实，历史给予了无情的回答。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仍是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内战的战火从关外燃烧到关内以至全国。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对各民主党派施加政治压力，企图迫使其就范，甚至罗列了种种罪名强加于民盟，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令解散。民主同盟在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刺刀下被迫解散的事实，使自由主义者清楚地看到了，和平的方式浇不灭战火，蒋介石决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们彻底放弃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在人民解放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胜利进军中，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响应中共的“五一号召”，进入解放区，并相继发表声明，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弃原有的自由主义主张。
40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犹如昙花一现，展示过自已的风姿，却转瞬即逝，自由主义的理论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免不了丢盔弃甲，败下阵来。
三、理论的脆弱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却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这固然是中国社会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但自由主义理论本身的脆弱，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它在中国必然会失去立足之地。
自由主义理论始终游离于中国的文化氛围之外，这种理论自传到中国以后，就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抵触，因而格格不入。自由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悖之处主要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了中国人的一元论心态，追求思想的统一和价值观念的一元化，而自由主义学说却提倡思想多元化、思想宽容和价值多样化，两种截然对立的理论要想改造或同化对方决非易事。思维方式的惯性，思想观念的定型，固有文化的积淀都决定了自由主义理论难以逾越中国传统文化的天然屏障。当国家处于存亡危急之秋，更强化了中国人的一元论心态，他们需要向心的一元的中心思想以定趋向、安人心而收团结人民，统一国家之效果。而自由主义的离心、多元、容忍歧见，就似乎颇不合时宜。即使自由主义学说真有光彩夺目的真理性，也由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分离，自由主义者又没有解决好其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衔接贯通问题，就必然失去了它对广大中国人的诱惑力，因而趋于黯然失色。
在解决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上，自由主义理论显得软弱无力，无所作为。国内战争爆发后，自由主义看不清内战爆发的实质是国内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中国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大决战，是国共两党你死我活斗争的必然结果，却从自己的理论出发，认为内战爆发的根源在于人丧失了理性，便从唤醒人的理性出发来制止内战。“我要大声疾呼的请大家‘回到理性’！请大家放弃一切私心，盲动、妄动，一切诉诸理性！大家返依理性”！(18)自由主义者呼吁用理性制止内战，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社会的政治改革，暴露了他们的理论弱点。对于反革命的暴力，对于反动派发动的战争，只能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以革命战争制止反革命的战争。毛泽东曾告诫，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这是为中国革命的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道理。在暴力和强权面前，自由主义者想用人格的力量，想以口与笔代刀枪，以求不流血的革命，实际上是无视中国社会的政治现实，违反中国革命的规律。事实上，历史并不为理论所支配，理性的呼喊不会驱散内战的硝烟，自由主义理论与现实的不协调，使其理论显得苍白无力。自由主义的和平改革主张理所当然地被弃之一边。按照自由主义者的逻辑，自由主义理论的引进是适合中国近代社会救亡主题的，理所当然应为中国人接受。但是，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并不都是完全统一的，良好的出发点，未必就有满意的结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人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没有，人们首先要求摆脱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追求国富民强，而不是个性的独立和解放。而以提倡个体自由相标榜的自由主义虽然是从中国的救亡图存、国富民强切入，以扩大影响，实现自己的使命，但其理论本身的价值取向与中国人当时的处境和要求相距甚远。自由主义理论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显得有些迂阔而不合实际，所以它很难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亿万民众觉醒、参与的过程，民众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主体，理论失去了民众的普遍认同，只能被历史所淘汰。
中国的自由主者视群众为教化的对象，而不是依靠的力量，高踞于群众之上，其理论也就成了少数人的清谈、空谈。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提倡的“平民政治”到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意识层面上被笼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英政治的阴影下。尽管他们在理论上宣传“大众管理的民主政治”可是在实际上却主张国家由少数有能力有才干的人来管理。他们对民众是“开民智”，进行“思想启蒙”，只看到了民众有被接受教育的一面，忽视了依靠民众的一面。40年代自由主义者想走的“中间道路”就是这种理论框架下的产物。自由主义的这种理论及其实际行动，俨然拉开了与民众的距离，使之形成了一种天然的隔膜，所以，他们的理论得不到群众的呼应，他们的政治活动只能局限于在少数人中进行。加之自由主义者大都是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层，大都是受过欧美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把自己置于民众之外。他们的意识不是民众的意识，他们的理论不是民众所需要的理论，他们的语言不是民众的语言，同时，他们没有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和训练民众的政治方案，所以，“自由主义仅是少数知识阶级服膺主义，而不能成为强有力的有组织的民众运动。”(19)
自由主义的理论不能在民众中一呼百应，不仅由于其理论本身不适应群众，远离了民众，更重要的是，忽视了广大民众的利益。这一点连马歇尔也看到了：“你们中国知识界中人，太不注意人民的利益，最多，你们注意到你们的自由。”(20)一种脱离群众的理论，一种不注意广大人民利益而把个己放到第一位的理论，当然要被人民悬置起来，其理论本身也就必然失去了自身的价值。
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常使它左右为难、进退维谷，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困境，这更使它在现实面前一筹莫展，无力抗衡，以至逐渐隐退去其理性的光泽。
保守与激进是内含在自由主义理论中的一对矛盾，它使自由主义者无法确当地把握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张力与合力。从自由主义的理论层面上看，它主张缓进，和平，改良，相信历史的发展是缓慢进步的，具有鲜明的保守特征。胡适曾说：“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改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21)可是在他谈问题与主义时，却主张多研究问题，少研究主义，这其中激进主义的成份可以窥而见之，他认为，研究问题的好处是能“在短期生很大的效力”，他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贫穷，疾病、愚味、贪污、扰乱，在他看来，打倒了这五大仇敌就可以全部解决中国的问题。由此可见，在胡适的改良缓进的背后，想要在短期内解决问题的急躁情绪是不言而喻的。正是自由主义理论中这种激进与保守的内在矛盾。使他们在中国社会内部的尖锐矛盾冲突面前，其理论上的保守与具体方式上的激进就会表现出来，并且难以克服，从而进一步证实它的不合理性与虚弱性。
自由主义者无法化解自由与权威、民主与专制之间的矛盾。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他们张扬自由、民主，但有时又不得不选择权威、专制。他们的理论难以一以贯之，有较大的随意性，令人难以把握和认可。自由主义理论是以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等为主要要素构架起来的，应该说它与权威、专制是不能共存、共容的。从逻辑上说，自由主义者视自由主义的理论为一种信念，就应该是一种不懈的追求，但是当他们面对中国的政治现实时，其信念和追求似乎都有改弦易辙之嫌。中国的近代社会是一个专制、独裁的社会，权威的滥用则是司空见惯的，自由主义者对此无力加以改造，特别是他们发现，中国这个一盘散沙的社会，需要通过权威和专制的力量加以汇聚时，他们向现实妥协了。如丁文江就提出独裁政体有效率高的好处，并且呼唤一个“独裁的首领”出现。尽管他对“独裁”加以“新式”的限制语，但这种独裁统治的内容，无论如何同自由主义的理想是背道而驰的。自由主义者这种在专制、权威与民主、自由之间的矛盾选择，有时连自己也包含着困惑，觉得无所适从，“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自由主义诗人徐志摩的话形象地表达了自由主义者的迷惘心理。一种无确定的理论不能担负起武装民众的历史重任，它在近代社会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
国共两党的大搏杀，各种社会力量的较量，各种思想的交锋，自由主义理论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共同决定了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可悲命运。大江东去，大浪淘沙，自由主义思潮及其运动必然成历史潮流的弃儿。
注释：
①罗隆基：《中国需要有第三个大政党》，《观察》第三卷第77期（1948年1月24日）。
②施复亮：《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观察》第三卷第22期（1948年1月24日）。
③《文史资料选辑》第20期第230页。
④⑤杜迈之：《再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文萃》第二年23期（1947年3月20日）。
⑥施复亮：《中间路线与挽救危局》《时与文》周刊，第一卷第8期（1947年5月2日）。
⑦《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民主建国会成立纪念专刊》。
⑧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观察》第四卷第1期（1948年2月28日）。
⑨《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75至77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⑩蒋延黻：《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世纪评论》第17期。
(11)施复亮：《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时与文》周刊第一卷第5期（1947年4月11日）。
(12)施复亮：《两条道路，一个动力》，《周报》第48期（1946年8月3日）。
(13)《民主建国会政纲》，《平民周刊第一、二、三期合订本》（1946年1月）。
(14)钱端升：《唯和平可以统一论》，《观察周刊》第二卷第4期，1947年3月22日出版。
(15)施复亮：《中国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时与文》周刊，第一卷第5期，1947年4月21日。
(16)周钟歧：《论革命》《观察》第一卷第22期。
(17)《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101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18)周绶章：《疯狂了的中国──一个盲动的悲剧的大时代》，《观察》第二卷，第15期。
(19)贺麟：《自由主义与学术》，《周论》第2卷第4期（1948年8月6日）。
(20)罗忠恕：《中国的前途》，上海《大公报》，2月24日。
(21)《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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