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中国经济走势综论——“迈向2020年的中国”首次国际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首次论文,中国经济论文,世纪末论文,中国论文,走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3月19日至21日，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在广西北海市举办了“迈向2020年的中国”首次国际研讨会。来自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地区）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与国内一流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的专家、官员共100多人齐聚一堂，就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及2020年远景进行了研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房维中、国家计委副主任佘健明、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董辅礽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刘洪等出席了会议。现将主要观点整理如下。
一、经济持续增长与宏观经济管理
宏观经济学会黄范章教授认为，按购买力平价或现行汇率计算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均难以正确反映中国经济实力。根据进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出合理汇率应为1美元≈5元人民币，那么，到2010年，中国GDP约为1.72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将位于世界前列，人均GDP约为1200美元，仍处在发展中国家行列，从2010～2020年，按经济增长6.8%计算，2020年经济总规模为33320亿美元，经济总量将进入世界经济的前三名。
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京文教授分析了支持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因素，指出产业结构变动和升级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人口增加和消费水平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广阔市场，较高的投资率和大量外资净流入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投资保障，改革的深化为经济增长提供制度保障。他还指出，人口、就业、通货膨胀、新经济增长点的选择、转变增长方式和国际竞争力等方面问题如处理得当，可转化为增长的动力，如处理不当，则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阻力。
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朝翰教授认为，中国未来经济高速增长是有潜力的，其有利条件是市场广阔，存在潜在的巨大投资需求（特别是交通和通信方面）和消费需求，劳动力从低效的农业不断向高效的制造业流动，并且生产率不断提高，较高的国内储蓄率可以支持较高的投资率；其不利条件是，国际市场缺乏长期支持中国出口年增17%的吸收能力，国有企业改革还未到位，法制还不健全，资源（特别是能源和食物）、环境、人口老龄化和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低都制约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学会会长房维中教授指出，2020年的目标能否实现，关键看能否抓好“两个转变”。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高投入、高物质消耗和在某种程度上破坏生态环境取得的。钢产量虽然超过1亿吨，但达到国际标准的只有14%，煤产量超过13亿吨，但都是原煤，含灰份28%，入洗率只有6%，而国外是入洗的商品煤，含灰份10—15%。当我们宣称中国钢和煤产量已居于世界首位的时候，要考虑这种质量上的差异，以及能源、运力等方面消耗的差异。我国许多科技领域与国际上的差距在扩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如果不在发展战略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和调整，就难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难以适应国际市场竞争和科学技术的竞争。
亚洲开发银行国别规划局项目部主任穆雷博士认为，从中国的储蓄与资本产出比率看，其中期可持续的增长速度保持在9%为宜，如超过9%，则可能会出现宏观失衡。此外，要注意经济的平等增长，即地区间、城乡间的增长差距不可越拉越大。缩小差距的办法不仅在于增加欠发达地区的投资，还需增强这些地区对市场的适应能力，提高那里的劳动力素质。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卓元教授指出，财政货币政策的适度从紧既要从紧，又要适度，但不是越来越紧。在总量从紧偏紧的前提下，要根据实际作必要调整。随着体制转轨基本完成，在21世纪初，至迟到2010年，不必再坚持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而改为相机抉择的政策。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董辅礽教授指出，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过渡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困难在于国有企业能否对间接调控信号作出正确反映。宏观与微观要结合起来。宏观调控需要保留必要的行政手段，但行政手段应结合市场，并有利于发挥市场的作用。
张卓元教授和王永治教授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应保持在经济增长率的两倍左右，通货膨胀可得到控制。
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经济部主任克伦博士认为，中国宏观管理将面临资本账户开放的挑战，所以应注意摆正宏观调控的基础，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渠道要多样化，应尽量避免重复建设和“以小挤大”等行政性投资控制和定向信贷所引起的低效率问题。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产业政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王慧炯教授认为制定产业政策应考虑国际上产业政策的变化趋势，即产业政策行业倾斜转向更一般的产业政策，加大支持产业技术升级和技术转移，发展与工业有关的服务业，促进面向进口的产业，强调区域目标和平稳发展。我们应更新产业政策观念，应由部门或产业倾斜政策向产业通用政策转变。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深的现代社会里，既要重视产业政策，又要重视竞争政策。
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郑永禄博士认为，未来中国的产业政策将面临国际贸易竞争环境、开放资本市场、人民币可兑换、银行系统商业化等因素的挑战，有必要进行调整。比如开放资本市场和人民币可兑换后外资流动的波动可能加大，这会影响产业指导目标的政策作用效果；银行系统商业化后会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会影响银行系统执行产业政策有效性。中国出口导向战略在发展初期（吸收型增长阶段）是有效的，但进一步发展不可能靠一般产品的出口，12亿人口的外向型经济会很快使国际市场饱和。
在振兴支柱产业政策选择上，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吕政教授认为应处理好四个关系，即发挥市场机制与产业政策的关系，支柱产业与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关系，技术引进及消化吸收与自主开发的关系，组织企业集团与促进市场竞争的关系。实行有限目标、重点突破的方针，落实振兴支柱产业所需要的资金，并制定促进支柱产业发展的消费政策。象汽车工业过于分散和规模不经济的问题，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市场竞争来降低销售价格，淘汰落后企业。
社科院江小涓博士指出，中国传统产业的收缩与淘汰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难题，发展支柱产业的同时，夕阳产业淘汰不了，支柱产业的发展也受影响。振兴支柱产业的同时，也应解决如何淘汰落后产业问题。
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所长田江海教授提出加快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机制问题，认为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在于资金的筹措和有效运用。解决途径是：(1)拓宽融资渠道。包括政策性资金、经营性资金、直接融资和利用外资渠道等。(2)提高资金运用效益。选好投向，作好论证；保证重点，避免分散；强化监督，确保质量；鼓励竞争，减少垄断。
宏观经济学会江春泽教授认为应进一步研究基础设施与支柱产业及整个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基础设施与支柱产业两者先后发展，还是交错发展；是适度超前，还是不同阶段有所不同。这关系到有限的资金如何使用。
穆雷博士认为，中国基础设施发展的滞后是今后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而这方面潜在的投资需求远远超过政府财力和多边、双边机构的融资能力。所以，必须发展资本市场，以完成国内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并通过适当政策把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到基础设施建设上来。政府的基础设施发展战略不能仅限于实物扩张，还应通过合理定价和鼓励竞争来提高效率。提高生产率的关键要抓技术进步和加强国内研究开发能力。而要使科技进步发挥最大的效率，还必须改善生产过程中的软件环境（比如管理），这样才有可能使国有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宏观研究院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凤起教授指出，我国能源发展战略应调整为“能源的开发和节约并举，实行节约优先的方针；优化一次能源结构，将天然气、水电、石油等资源做为开发的重点，积极发展核电，逐步改变高度依赖煤炭的状况。以电力为中心，提高电力优质燃料在终端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优化二次能源结构，依靠科技进步和政策，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清洁煤技术，减少由能源生产和使用引起的环境污染。高效利用能源，建立效率高、效益好、污染少的开放式能源经济系统。”
国家信息中心乌家培教授指出，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应考虑交通与通信之间的替代作用。如电话会议可替代长途旅行，替代率是30—60%，无线也可替代有线。不考虑这些，就会造成浪费。他还提出了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的目标和对策，认为信息产业特别是电子信息产业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也大，具有先导产业、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三种类型增长点的特性。因此不仅是一个经济增长点，而且还是一个经济成长链。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陈吉元教授认为粮食政策应注意四点：(1)立足国内，适度进口。(2)坚持市场取向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抓住有利时机，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粮食市场，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以市场价格机制为粮食资源的配置基础。(3)处理好粮食产区与销区的经济利益关系。通过区域之间的调剂，实现粮食的区域平稳。(4)发展粮食产业化。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秦池江教授指出，粮食问题的关键是做好两个保护和两个加强，即保护农用资金和保护农民积极性，加强农业科技投入和加强农业资金投入。金融部门不能仅满足于不打白条，而应为工农、城乡间的资金流动创造良好条件。
宏观经济研究院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史清琪教授提出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的设想，指出技术进步是产业升级的前提，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企业应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各方面应为企业的技术进步创造条件、提供服务，从多种渠道落实促进技术进步的资金，通过改革形成有利于企业技术进步的运行机制。
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尚勇指出，按现在的能源消耗推算，2020年的能源问题令人担忧，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视。从我国能耗高于日本十几倍的情况看，我们降低能源还有很大潜力。应加大研究开发和高新技术领域的投入，使工业与信息产业协调发展，这是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方面。中国正面临新技术和信息产业革命的机遇，国家需要采取科技超越战略，后来居上，在体制上应与世界先进科技体制接轨，在促进科技进步中发挥市场机制和大型企业集团的作用，还应加大教育投入，并为人才充分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专家们在讨论中还提出了以下观点：(1)2020年支柱产业与现在不一定相同。应根据实际进行调整。(2)支柱产业的技术是引进消化，还是开发是个难题，应深入研究政府和企业如何结合，开发支柱产业。(3)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是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产业政策和市场机制都是调整的有效手段。(4)结构调整的核心是加快企业的技术进步。只有衰退的技术，没有衰退的产业。(5)应抓住中国老龄化到来之前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现有劳动力，加快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老龄社会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三、人口、就业、收入分配与环境保护
中国人口专家、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田雪原教授认为，人口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是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调节人口的结构。数量控制是重点和关键，是全部人口战略的核心。以数量控制的有效推进，带动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不合理结构的调节。在就业上，预计总人口就业率将由1995年的51.5%降至2020年的49.0%，比发达国家45%的水平高一些。生产年龄人口就业率由1995年的80.3%下降到2020年的77.8%，尚未达到发达国家75%以下的水平。
穆雷博士指出，人口结构的变动与经济活动和增长源关系密切。中国人口2020年将达到14亿，2050年趋于稳定，2030年劳动力占人口比重将开始下降。这种人口变动结构往往伴随着经济增长率的减慢，相关要素比例的变动会引起国内生产总值结构的变化。未来几十年，北美人口稳定，欧洲和日本人口下降，工业化国家老龄人口上升，这将影响中国出口构成和未来资本流向。在环保方面，应利用市场机制鼓励增加对环保的投入，只有使资源投入能反映其包括环保费用的真实经济价值，消费者才会产生强烈的资源保护意识。价格信号可鼓励生产者增加环保技术投入，较高的污染罚款和严格执法可使企业按环保标准从事生产活动。
世界银行中蒙局首席经济学家纽法姆博士认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生活环境标准的提高并不矛盾。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应注意：(1)利用市场促进环保。(2)政府投资要有利于环保。(3)使资源价格高于成本。中国能源和水资源的人均水平与东欧相近，但价格却与美国差不多。(4)加强对污染的课税。中国整体污染减轻率低于10%，北京治理100吨二氧化硫排放的成本是3000美元，但用于防治此项污染导致疾病和死亡的费用则达1.6万美元，污染减轻对社会的回报率是460%，可目前的低污染税使污染者只付出500美元。(5)国家应制订好环保法规和标准，地方政府则做好城市规划和贯彻好国家环保法规和标准。
清华大学邱大雄教授提出了改善生态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对策，认为资源战略应把节约放在首位，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积极引导乡镇企业，推广应用有利于环保的新技术，组建环保投资公司，提高环保投资的效益，加强环保规划，健全环保法制法规，提高全民族的环境意识。
在城市化问题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认为，计划体制下的高速工业化没有带来相应更快的城市化。有必要重新估价小城镇的地位和作用。城市改革使大中城市发展较快，快速的城市化对现有城市管理体系和秩序提出了严重挑战，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发展难以阻挡。提高大城市管理能力比限制大城市发展更为现实。近期城市化的难题是城市公开失业率的提高，未来城市化将会从数量推动转为质量竞争。富有效率的城市经济，可带动经济持续增长，也是未来城市化的可靠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胡乃武教授提出正确处理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指出初次分配应体现效率原则，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再分配中，应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使收入分配最终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应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国家体改委综合司副司长邓先宏认为，两次分配都应体现公平，再分配也要讲效率，过于强调公平，会导致浪费。
四、金融与改革
秦池江教授认为，中国金融业在下世纪初面临四大主题，即完善市场、稳步发展、严格规范、防治风险。金融改革和发展，是建立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体系和以市场为基础的储蓄和投资转化机制，逐步实现金融业的现代化、规范化和国际化。
香港中文大学肖耿博士认为，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已转化为潜在的通货膨胀，即通货膨胀转为银行的坏账。资本市场不发展，中央银行就无法通过利率来有效调控经济，利率一提高，国有企业的负担就增加，从而银行坏账增多，风险加大。风险应该局部化。很多国有企业无资本金，居民银行存款风险就集中于政府，当存款流向股市，风险从政府转化到个人，风险局部化，整个经济系统的风险也降低了。资本市场发展了，间接宏观调控才会更完善。
香港投资专家张家敏博士认为，中国的股本化率相对其他国家是很低的，1995年只占GDP的5%，而韩国的比例是45%，泰国是80%，应该通过发展资本市场来转化一部分银行储蓄，目前中国A股价值远高于B股，原因是A股上市量太小，为了发展资本市场，需要发展投资银行。
房维中教授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到了打攻坚战的时候，在打破政企职责不分和条块分割的改革上需要新思路。比如：对各级政府的机构进行改革，撤消一些专业部门，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的经营，使企业真正有“四有”权，不搞翻牌公司。投资的主体应从政府转向企业。改变各级政府的计划功能，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财税改革要使地方不致于因不直接办企业而减少财政收入。重新研究产业地区布局和扶贫的政策。制定规范企业和政府行为的一系列法规。
美国国际发展政策研究所所长阿嘎瓦拉博士认为，中国的企业改革可以考虑把国有资产的变现作为突破口。
五、对外经济与国际环境
董辅礽教授提出了我国对外贸易的目标，即到2000年，进出口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出口与进口各达2000亿美元；到2010年，进出口总额增加到8000亿美元；到2020年，达到12000亿美元。
吕政教授则认为，1996年外贸增长已从高速转向中速转折。预计2000年前，外贸不太可能保持1995年15%的速度，达到2000年平均增长8%的速度也要经过很大努力。从国际市场容量、国际竞争、并轨后人民币贬值余地越来越小、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提高导致出口成本上升等因素分析，预计今后外贸将从高速向中速转折。
乌家培教授指出，分析外贸应注意两点，一是服务贸易的发展，据世贸组织报告，现在服务贸易已占贸易总额的1/5，服务贸易与产品贸易在同时增加；二是中国外贸应重视EDI（电子数据交换）的应用，缺乏EDI是扩大对外贸易的一大障碍。他还认为，在分析2020年中国的方法论上，应着眼于从未来看现在，从世界看中国。
社科院副院长王洛林教授和江小涓博士认为，借用外资管理的重点是防范债务风险，提高借款的使用效率。外商直接投资的管理重点是完善外商投资导向，加大执行力度，将更多的外资引向中西部、基础设施、农业新技术和农业综合开发出口创汇等重点领域。目前通过借款保持利用外资净额增长的余地已经不大，国有企业在使用借款和还款能力方面也存在问题，近期应适当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保持以长期的、非债务性的资本流入为主的利用外资结构，可能更适合中国的发展阶段和体制特征。
张家敏博士主张中国未来利用外资应以直接投资为主，并指出，对墨西哥试图通过短期外国融资推动长期经济发展作法的失败，中国应引以为戒。
黄范章教授谈到国际环境时指出中国今后仍然面临由大中小三个处于不同层次的三角关系的格局，即大“三角”：中、日、美；中“三角”：中国、四小龙、东盟；小“三角”：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中国经济与美、日（加、澳）等发达国家以及“四小龙”具有较大的互补性，而与东盟等国之间的竞争性大于互补性。“小三角”“大三角”将会成为中国发展经济交流与合作的重点地区。“抓两头，带中间”是合适的方针。发展与东南亚、韩国、新加坡的经贸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受中国与大、小两个“三角”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
摄影：冬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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