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自然生命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流论文,自然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09)12-0096-05
河流生命是一个新概念，是第一次由我国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自然科学家提出①并与国内环境伦理学者共同探索形成的新兴交叉学科——河流生命伦理学的基本概念。②河流自然生命概念的提出和论证，反映了我国河流管理决策者在思想理论上的两个转变：一是从单纯的“水利资源”利用的观念向水的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观念转变；二是从单纯的“自然工程”为特征的“硬”科学管理向“人文与社会建构”为特征的“软”科学与“硬”科学综合管理转变。进而，河流自然生命概念的确证，也是河流学适应外在社会拉力和其学科内在逻辑推力引发的一场河流观念的革命。本文仅对河流自然生命概念形成的时代意义、河流自然生命定位和界定的方法论原则作一简要概括和阐述。
1 河流自然生命概念提出的时代意义
河流自然生命概念的提出，适应了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美国生态思想家托马斯·柏励(Thomas Berry)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正在走向生态纪元。生态纪元(Ecozoic)是继地球产生生命进入生命时代(36亿年前开始)——古生代、中生代之后又产生人类并进入新生命时代(2—3百万年前开始)之后的一个新纪元(2000年开始)。“在生态纪中，人类将生活在一个广泛的生命共同体相互促进的关系中”③。柏励对现时代的概括具有重要意义，他是在地球发展历史的全过程中审视和界定地球的未来时代，即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生存根源：不在于人类个性的经济维系，而在于他们共性的地球生态存在，21世纪找寻的就是如何实现这种共性的生态稳态方式。卡洛琳·墨钱特(Carolyn Merchant)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正处在生态革命的时代④。从产业革命的发展历史上考察，历史上的农业革命解决了人的生存问题但不能解决发展问题；工业革命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同时带来全球环境问题；现在正在进行的生态革命或环境革命就是要解决人类如何生存和社会如何可持续发展问题。纵观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人类生态和环境观念的巨大变化，其中有五大观念的转变值得关注，河流自然生命概念的提出顺应了这种时代观念的变化。
1.顺应了人类生死观的转变[1]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全球环境运动，在上个世纪最后25年酿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环境革命，其重要起点标志之一就是卡逊的《寂静的春天》[2][3]，随之长达20年之久的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大讨论，促使人们不仅仅改变了传统的环境观念，引发一系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而且也扩展了人类的生死观：威胁人类生死存亡的历史事件，不仅仅指人与人之间展开的核大战，还包括人与地球自然之间发生的人为造成的人类生存环境的灾难，因为，我们已经改变了大气层和陆地表面，改变程度超过了地球数百万年里发生的变化，这些改变仍在继续。“我们的命运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自己做些什么，还取决于我们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盖娅⑤做些什么。如果我们使盖娅遭到危险，她将为了更高的价值——‘活着’的系统自身——而放弃我们”[4]。由此为了当代人的生存和子孙后代的可持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全球环境问题，正视所谓“环境神话”论⑥、“工业救世论”⑦。可喜的是在我国已经把环境问题纳入国家，或地区的基本计划，进入常规的管理和教育领域⑧，涌现出一系列新概念，其中河流自然生命的概念，就是引导人们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生态文明理念。确立这种新理念，不仅仅在于调控河流这个“限制因子”，更重要的是推进我国乃至全人类文明生存方式的基本转变。
2.顺应了群众运动观的转变 历史上的群众运动主要起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如“红色”运动、“蓝色”运动⑨，进入20世纪中叶以来，风起云涌的群众性的环境运动，则主要源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矛盾，这就是所谓“绿色”运动。这场“绿色”运动是21世纪新时代群众运动的典型特征，它将成为辅助政府对自然关系的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手段。“河流生命运动”是我国正在兴起的“绿色”群众运动⑩，体现了我国黄河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民族象征，更会使之成为保护母亲河的生命生生不息的强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和行动。
3.顺应了科学技术观的转变 人类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科技的发展，科技的发展是人类特有的与其他动物根本不同的存在方式。进入21世纪人类生态大调整的世纪(11)以来，“科技万能论”(12)和“技术终结论”(13)都是错误的，我们坚持科技有限发展的社会建构论，科技观出现了生态转向(14)。其标志是：不仅仅改变“征服”自然的传统科技观，而且要从“征服”向“协调”转变，建构科技的生态价值，实现学科结构性完善。河流自然生命概念的提出适应了河流学科群内在结构性调整的需要，其终极目的是确立一门河流生命伦理学及其研究的社会建制，促进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整合，推动科学技术观的生态转向。
4.顺应了时代哲学的转变 支配人类精神生活的哲学，以往主要关注人际形而上的研究，但在接近20世纪末的25年间，公众的生态意识日益加强，生态哲学迅速发展，哲学的主流也开始在关注人的内心和社会关系的同时，急剧地转向环境和生态领域，人类日常生活的文化生态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成为21世纪哲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河流自然生命概念适应时代精神发展的方向，激发新的河流思维——“像河流那样思考”[5]，有助于推进哲学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哲学走向荒野”的生态文明进程。
5.顺应了文化观的转变 传统的文化视野是基于本土性、民族性的文化观，随着科技、经济革命的世界性扩展，现代性文化冲破甚至颠覆了地域性的、民族性的、阶级性的和国家性的文化束缚，其结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造成了本土文化的消减甚至流失，为此呼唤挽救民族文化成为一种文化观的转向[6]；另一方面，造成全球生态危机，为此要求改变分立的传统文化走向整合的生态文化，成为文化观转向的另一种趋向[7]。提出河流生命的新概念，适应了文化观念的这些转向，促进河流区域自治的政治文明与全球整合的生态文明相互交融，推动人类文化生态的变革。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和确证河流自然生命的新概念，目的就是要以河流为载体推进走向生态纪元的观念转变和环境革命的进程，为此要彻底改变以往那种把河流仅仅视为水利，仅仅看作对人有利的资源，忽视或不顾水是地球生命之根，割裂水与其它生物唇齿相依关系的传统河流资源观，唤醒人们对维持河流生命健康所需的基本水量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对那些潜在着的易被人们忽视的作为河流之源的冰山、雪原、湿地、草原、森林和其它生态环境的关注，使人们懂得要保持河流生命健康，就必须保护好河流生命生态系统及其源流的生态环境，关注“一个整体的整体”，“一个部分的部分”[8]。这种整体论的思维是新时代的思维模式，通过这个思维我们观察到地球河流自然生命的存在方式以及赋予人类的责任和义务：
(1)河流自然生命的存在不是静态分立而是动态联系的有机体，或者是以江、河、湖、海的形式存在，或者是以雨、汽、云、雾的形式存在，或者是以冰、雪和地下水的形式存在。这些看似孤立的存在，在每一河流的生命周期中都以水的不同物质形态进行相互转换。
(2)河流生命自然的发展，是不断流动着的地球有机体的“血脉”，“有其自身的善”(15)，体现在其“耗散结构”、“协同作用”和“超循环”特征方面[9]。以往我们只看到我们人类的善，忽视或不顾其他生物生命的善，更没有河流自然生命之善的意识和观念，这是导致河流生态危机和大自然“报复”的重要原因。
(3)理智健全的人类既是生物群落中的普通一员和公民，也是河流自然生命和生物圈负有义务和责任的道德代理人。人类的生物属性决定了人类的生存与其它生物一样都需要基本的生物和物理条件，都需要河流之水及其完整和健康。“人类之树越高，扎在自然之根越深”；人类的社会属性又决定了人类与其它生物有本质上的不同。人类能认识各种事物的关系，能发现并运用规律同时也应当能肩负起人与河流乃至与生物圈协同进化的道德代理人的职责。即所谓人类的“权力越大，责任越大”。
2 河流自然生命的定义及其方法论原则
河流自然生命是在生态系统层面，把河流生物群落与环境的整合视为生命的功能单位。河流自然生命与传统生命在概念的定义上不可比，它们所依据的“范式”或“游戏规则”不同。因此，在定义河流自然生命时，必须首先阐释河流自然生命的定位和界定[10]。
所谓河流自然生命的定位就是确定河流自然生命概念的“初始条件”或“坐标原点”，“参照系”或“出发点”，其实质就是要回答河流自然生命概念成立的基础、评价的标准和实现的最终目的问题。我们选择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即“生物圈生命活动论”、“系统有机结构要素的整合论”和“有机系统演化的自组织理论”作为“初始条件”。明确河流自然生命是“有机耦合体”或“超级有机体”，基本上是生物圈的活动，是河流生态系统与其环境不断地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维持或增加(减少(16))系统有序性的活动。其系统的结构，符合发生论、教阶论和边界条件论解释，系统的运行或演化是有目的的，符合耗散结构论、协同学和超循环论。所以，河流自然生命定位的基点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它是生物圈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它是生物群落与水环境构成的河流生命系统与人类经济社会系统协同进化的整体属性。
河流自然生命的界定，是基于整体论和进化论，而不是还原论。这与我们以往从自然科学的还原论下定义，即专门挖掘被定义事物的本质属性完全不同，而是寻找能够代表事物本质的宏观特征和进化机制。我们采纳黄河水利委员会李国英主任的定义，即“河流自然生命的核心是水，命脉是流动，形成、发展与演变是一个自然过程，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对外界行为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和规范性”[11]。这个定义抓住了河流生命形态的根本性质，但也有一定的问题。如河流自然生命的“核心是水”是什么意思？在语境上，生命是没有核心的；在语用上，生命与核心不搭配。所以征语意上用“根和本”诠释“核心”就会明白水对于河流自然生命的意思。再如河流自然生命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是一个自然过程，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对外界行为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和规范性”。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是从目前人类与地球自然关系来看，“脱离自然的人”与“脱离人的自然”一样都是不可能的，正如维尔纳斯基所断言的那样，“人类成为地质因素”。事实上，河流的现在时和未来时越来越取决于人类现实的抉择。维尔纳斯基说，“生物圈进入智慧圈发展阶段”。因此，河流生命的发展要考虑人类。那么，该怎样考虑？
笔者认为，河流生命研究的出发点、最终目的和评价标准，既不是人类中心论也不是非人类中心论，而是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论。作为一种方法论，人与自然协同进化论的基点有两个方面[12]。首先，人与自然协同进化或共同进化的主导方面是人而不是自然。更确切地说，我们在研究河流生命问题时包含着人对河流作用的结果负责任的伦理，这种伦理责任处于河流生命研究的首位并决定了这项研究的目的性。其次，人与自然共同进化，是自然方向性和人类生活活动目的性的统一。这种观点蕴含着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意义。由此对河流自然生命的界定就是：河流生命的根是水——从“地球的水”、“生命的水”和“人体生命的水”枚举论证；河流生命的命脉是流动——从“流动的水的总量一定”、“流动的循环性质”和“循环的目的性”加以阐释；河流生命的发展是人与自然协同进化——从“河流生命的发展成为伦理问题”开始，阐释河流生态系统是河流生命的主体，理智健全的人是其代理人，构建“人-河流生态系统-社会-代理人”四维结构关系的河流生命道德关怀共同体(17)。
我们这样论证河流自然生命，在思想理论上始终贯穿两个主线：一是人与河流的关系进入发展伦理学，今天河流生命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问题。人类必须在科学设计和规划基础上走人与河流协同进化的道路。二是河流生命发展的原则不是“一个有利于”(人类或自然)，而是“两个有利于”——“益于人类生存，促进河流生态”。[13]河流生命的概念具有以下革命性特点：
第一，扩展了传统的河流世界观。从以往单纯人类世界观扩展到人类世界与其它生物世界相互依存的地球水生态世界观。研究的对象从人与河流的资源关系扩展到生物与水的资源关系，进而到一切生命与水，包括人与地球之水的根源关系。
第二，确立河流生命的价值观，河流具有个体的多样性，也具有整体的统一性。历史上任何河流生死交替的前后相继，是现存河流生命状态的逻辑补充。无论是原发自然河流、人工河流，还是二者混合的复合河流，都具有工具价值，但原发自然河流，或复合河流还具有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其生命的水文特征体现在河水的周期性脉动，有洪水期。
第三，确立人与河流关系的新的评价尺度。即一切事情，只要有助于河流生命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就是对的，反之就是错的(18)，这是人与河流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伦理准则。
按照这种河流自然生命的新概念洞察地球上的河流，必然引发两方面的深入思考：一方面是河流既然是生命，那么就必然使人想到它可能具有生存和健康两种状态，而对健康态的河流生命的界定有“原发自然论”[14][15]和“人与河流复合论”[16]两种观点。事实上，地球上没有被人类破坏的河流已经非常稀有，个别河流的源头人迹罕至，或人类根本就没有办法到达，确实存在。如地处我国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的雅鲁藏布江。但我们今天不能把那种原发自然态的河流看作是健康的标准，否则我们在实践上将陷入矛盾：用很少的原发自然河流作为非自然河流的普遍标准不合逻辑，也不现实(19)。另一方面，复合河流的健康概念不是一种生态自然参数，而是一种多影响因素的人为权衡和统筹(20)，所以，复合河流的健康只是一种河流管理工具。其方法论基础在于：在河流管理中存在着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倾向和利益格局，权衡这些利益关系不仅仅需要法律的强制，更需要科学的信息和伦理道德的诱导。由此，要概括河流生命的健康特征也不能选择单一范畴，必须选择以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为特征的成对的范畴，例如用“源发自然性”与“人类建构性”等这样成对的范畴[17]加以界定。
3 简短结语
河流是地球上孕育和产生生命的淡水生态系统，也是人类繁衍生息和社会发展不可分割的自然基础、人类文化祖辈流传渊远流长的重要精神根源和心灵家园。河流生命的研究不仅仅需要自然科学提供的经验事实，更需要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提供的人文关怀和思想认识工具。其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是协同进化论，改变了传统的“生物”生命视角和思维的“游戏规则”。河流自然生命的研究是构建河流生命伦理学的基础，是河流科学适应21世纪时代发展的新的生长点，将预示着一场河流科学哲学观念的革命。
注释：
①参见：李国英.我们该怎样“维持黄河健康生命”.光明日报.2004.2.6
②2004年5月，黄河水利委员会正式提出“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治河理念，联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对该课题展开研究。参见侯全亮主编《河流伦理丛书》，黄河水利出版社，2007年版，序。
③国内第一个对生态纪元展开深入研究的学者是李世雁教授，他的《走向生态纪元》是其创新之作。见李世雁.走向生态纪元.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6。
④卡洛琳·墨钱特从环境史的角度考察了生态革命在西方发生发展的基本特征，并对环境革命的理论框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见Char Miller and Hal Rothman(ed.).Out of the Woods.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89,pp 19—27.
⑤“盖娅”是古希腊神话中生养万物的大地女神，被英国宇航学者拉弗洛克借用，隐喻地球的生命捕获和与地球环境协同进化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有机体功能。参见：詹姆斯·拉弗洛克，盖娅.地球生命的新视野.肖显静，范祥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序1
⑥重要的文献见：Jack Dini.Challenging Environmental Mythology:Wrestling Zeus.Scitech Publishing,Inc.2003:Vii
⑦参见克洛德·阿莱格尔.城市生态，乡村生态.商务印书馆.2003，第3—5页。
⑧见李世书.生态主义实践与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动态2007(6)
⑨“红色”运动是指以《共产党宣言》为旗帜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蓝色”运动是指以反战为目的的和平文化运动。
⑩这场“河流生命运动”是由我国黄河水利委员会发起，其标志是其主持的“黄河国际论坛：维持河流健康生命”，每两年一次，今年是第四届会议(2003，2005，2007，2009)，在郑州10月下旬召开。会议的主题是：“生态文明与河流生命伦理”。前几年该会议论坛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位不同领域的决策者、专家、学者参加，提交论文300多篇，现已经在国内外形成相对稳定的会议制度，是国际河流界少有的精神盛会。
(11)这种生态调整是“通过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实现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目的，并在共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伟大任务中，实现人类大同的崇高理想。”参见：柳树滋.大自然观：关于绿色道路的哲学思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4页。
(12)典型观点见：[美]米切尔·施加格文.90年代的技术观念，载《科技日报》1990年8月4日；批判的观点见：[日]星野芳郎.未来文明的原点.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24。
(13)[日]中山秀太郎.技术史入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65年版，226—227。
(14)见：叶平.生态圈自调节不可替代.载《科技日报》2001年12月14日。
(15)“河流有其自身的善”，是借鉴美国环境伦理学者保尔·泰勒提出并确证的“生物有其自身的善”而来。参见：Paul W.Taylor,Respect For Natu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p 62.
(16)这里主要考虑河流生命的周期，河流有出生、幼年、青年、壮年、老年、死亡等周期，从出生到壮年都保持逐渐增加有序性，从老年致死亡都逐渐减少有序性。
(17)这种“人-河流生态系统-社会-代理人”四维结构关系模式，是借鉴笔者在阐述自然权利时描述的“环境道德关怀共同体框架”，参见：余谋昌，王耀先主编.环境伦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175页。
(18)这是借鉴莱奥波尔德“大地伦理”中伦理尺度的观点：扩展伦理关怀的边界，从人类扩展到地球上的一切事物，包括人类、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整个地球生物圈。所以，这里所指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主要是指复合河流而且是以人与河流协同进化为特征的存在状态。参见叶平.关于莱奥波尔德的“大地伦理”研究，道德与文明，1992：(6)
(19)参见：董哲仁.河流健康的内涵.中国水利，2004(5)
(20)参见：Pollan,M.Only mans presence can save nature.J.For.88(7); 2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