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良性发展机制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贡献论文,机制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D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2—0004—04
自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成为我们党的自觉行为。但这一过程绝非一帆风顺。进入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推进，继邓小平理论之后，又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实现良性发展。邓小平为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良性发展机制做出了重大贡献，保障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健康、持续推进，出现偏差、离轨的可能性被控制在最低程度。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推进的思想先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立足于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或是照搬照抄他国革命和建设模式，都阻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展。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得以实行。从我们党的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飞跃，都是以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破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针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以“苏联为鉴戒”，出现了探索中国自己建设道路的新气象。但是，这时还没有真正摆脱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束缚，解放思想还没有写入党的思想路线。这种思想解放是有限度的，“左”的错误反而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受严重挫折。
邓小平支持、领导了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确立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郑重强调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并将其与实事求是联系起来，共同写入党的思想路线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使我们党实现了三大超越。
其一，超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轨道上来。邓小平坚决反对“两个凡是”，既实事求是地指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旗帜鲜明地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邓小平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这就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接续了中共八大前后对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探索。
其二，超越苏联模式，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上遭受的曲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我们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1980年4月邓小平首次提出“模式”的概念，指出完全按照别的国家的模式来建设中国是不可能的。[1]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强调，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他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
其三，超越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新形态。从深层次看，苏联模式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的反映。邓小平认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他强调，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者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生形态，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它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邓小平理论则将这个科学社会主义观发展成一个新的当代形态。[3]
更为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带来了思维方式的革命，使我们的精神状态始终保持开放性。它要求我们不仅努力超越前人，而且不断地超越自己，实现新的突破，在发展和创新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江泽民郑重指出，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党的十六大把与时俱进写入党的思想路线，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与时俱进，是指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解放思想强调的是打破旧思维，突出的是“破”；与时俱进，强调的是创造新观点，突出的是“立”。从邓小平倡导解放思想到江泽民强调与时俱进再到胡锦涛要求求真务实，反映了我们党的思维方式的重大变化。
二、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效实现的当代要求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实践性内在地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民族化、本土化。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都必须将其民族化、本土化。恩格斯曾指出，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取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纲领一样。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
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本土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所包含的一般性要求对于后者具有指导意义，但后者又与前者有所不同，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在于立足点的不同。马恩所创立的革命和建设学说是依据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提出来的，而近代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是指发达国家革命和建设理论模型在不同发达国家的运用，而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创立适应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情况的新的革命和建设理论模型。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正确把握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问题，但对于结合的立足点的认识不是十分清醒的。马恩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是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这种社会主义的前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崩溃基础上的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而中国是由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这种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讲的社会主义在发展阶段上有着重大区别。1956年中共八大指出我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没有认识到所进入的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将我国现实中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混淆于经典作家所说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导致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屡遭挫折。
邓小平的贡献在于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作了重新判断。他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我们过去的错误在于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强调，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理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反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规律的丰富和发展，都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成果。
三、发展党内民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健康开展的重要保障
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要意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来看，什么时候党内生活比较民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进行得比较健康；什么时候党内生活不健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遭到挫折。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党内生活比较正常，众多领导人思维活跃勇于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诸多成果。如陈云“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邓小平关于执政党建设以及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等。“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4]。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导致正确观点得不到承认，甚至被批判，错误观点不能及时纠正，反而逐渐占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到严重挫折。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邓小平高度强调民主的意义。他说，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5] 邓小平强调要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保障民主的稳定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集体的事业，它的复杂性、艰巨性，决定了它不是由某个人或少数人所能完成的，需要充分发挥党内民主，调动全党同志积极性，集中全党同志的智慧。党的领袖人物尤其是领导核心，由于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领悟，对中国实际的准确把握，又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位，能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对于个人所起的作用要有恰当的估计。邓小平指出，我们实行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并不排除某一个主要领导人的特殊作用”[6]，但是，“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7]，“个人干预问题过多并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也与此有关。”[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创新的事业，其中难免有观点的分歧，这就需要创造生动活泼的民主氛围，相互交流讨论，相互借鉴启迪，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获得比较正确的认识。缺乏党内民主，不同意见不能得到表达，听不见不同声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能健康开展。包产到户，是适合我国经济状况的农村集体经济形式。1962年前后，陈云、邓小平、邓子恢、刘少奇等都提出或表示赞同实行包产到户。这一主张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被斥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被压制下去。
邓小平非常注重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智慧，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里有三种情况，其一是，邓小平与其他同志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各自得出了相似的观点，相互映衬相互补充。1979年3月陈云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即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9] 同年11月，邓小平也指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0] 邓小平和陈云共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其二是，邓小平提出某个观点，得到其他同志的拥护和发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是依据邓小平关于发展市场经济的思想提出的，同时又有所展开和发挥。邓小平说，“这个文件，我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但确实很好。”[11] 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12]
其三是，其他同志提出某种观点，给邓小平以启发并加以提高。经济特区的建立，就是地方同志提出最初设想的。1979年4月，广东省委负责人提出在深圳、珠海和汕头开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邓小平当即表示：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在邓小平的指导下，经济特区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三个有利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推进的检验标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其实际效果而言，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得出正确的认识，其理论形态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二是得出错误结论，甚至走入歧途。要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就需要确立科学的检验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恢复了实践标准的应有地位，并将实践标准进一步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们过去的错误在于，不是用实践检验理论、发展理论，而是用本本裁剪现实，以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甚至是附加到马克思主义上的某些错误认识，来限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实践。“三个有利于”为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效果提供了一个衡量标准。符合“三个有利于”，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处于良性发展状态；违背“三个有利于”，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了偏差，需要及时纠正。
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我们可以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很多纷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存在着创新性思维和教条式思维的矛盾。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判断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求的或是所允许的。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依照“三个有利于”标准，邓小平明确指出，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我们可以有效防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风险。邓小平指出，我们所做的事是有风险的，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往往存在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的矛盾。实践主体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对中国实际的把握程度，以及将两者结合的能力大小，都直接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结果。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健康发展，需要根据“三个有利于”标准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效果，发现问题及时进行调整、纠正。邓小平主张大胆试，大胆闯。“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13]
五、培养高素质干部队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发展的主体条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般性的学术研究，它的实践性、政治性，决定了其主体主要是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党的领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能不能代代相传，关键在于中国化的主体建设。邓小平认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首先，按照“四化”要求，培养选拔优秀领导干部。“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1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无止境的，而人的生命则是有限的。为了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后继有人，必须大量培养选拔优秀领导干部。邓小平提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革命化，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中国化的主体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前进，不能偏离这个方向，更不能走上邪路；年轻化，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艰辛的工作，要求主体有充沛的精力和丰富的创造力；知识化、专业化，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能力要求和时代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由革命转变为建设，要求主体不仅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功底，还要拥有现代专业知识。毛泽东曾经热切地希望党的中央委员会中有许多的工程师，许多科学家。这个希望正在逐渐实现。江泽民、胡锦涛既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又掌握现代科学知识。
其次，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向前看，我们的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不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我们的事业就难以为继。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曾提出在适当的时候辞去党的主席职务，担任名誉主席。这实际上是酝酿废除党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但是，这一设想没有很好实现。邓小平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1980年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要求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十二大党章明确规定各级领导干部的任期都不是终身的。经过党的十三大到十三届五中全会，实现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过渡。进入新世纪，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向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利交班。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在领导集体的前后交替中不断向前推进。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的问题。胡锦涛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进一步丰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收稿日期：2006—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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