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增广的菲利普斯曲线及其对中国适用性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适用性论文,中国论文,曲线论文,普斯论文,菲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预期增广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Expectationas－augmented Phillips Curve Model）是在原工资类型（wage－type）Phillips曲线模型的基础上融入预期理论来描述通货膨胀（紧缩）的生成过程，其理论模型为：
它由预期的通胀和需求压力所决定。方程（3 ）为预期通胀的形成过程，即对通胀的预期基于过去有限期的实际通胀水平。联立（2）和（3）可知，劳动生产率成本的短期变化实际上是由过去的通胀和需求压力联合决定。而联立（1）（2）（3）则可看出， 价格（通胀）的变化由预期的通胀和需求压力以及外生的供给冲击联合决定。我们知道，经典的Phillips曲线是指失业和通胀彼此消长的关系。对这类Phillips曲线模型的研究，集中在检验经典的Phillips曲线是否成立并由此派生出反通胀的宏观政策。而增广的预期Phillips曲线则认为通胀的变化主要受劳动力成本调整的生产率工资（或成本）所影响。而劳动生产率成本由通胀的预期和需求压力及对供给的外生冲击所决定，这样，预期增广的菲利普斯曲线较经典菲氏曲线无论从所包括的内容还是从隐含的意义而言，都显得更丰富和深刻。
重要的是，方程（1）（2）（3）实际上可归结为方程（1）。而方程（1）所描述的是价格标高行为。 即预期增广的菲利普斯曲线的核心理论为通胀是劳动生产率成本的标高。其实际含义是名义工资增长率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时，价格标高，加之需求压力和外生冲击导致通胀上升。也就是说，通胀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名义工资增长率快于劳动生产率。若这一理论成立，可说明通胀为成本推动型，反通胀应主要着力于调节劳动生产率和名义工资增长率，从而对价格变化的效应不致于使其标高。由此可以看出，经典菲氏曲线所描述的是现象，而预期增广的菲氏曲线所揭示的是通胀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对预期增广的Phillips曲线模型的研究多是使用多元协整检验来进行，首先检验模型（1）（2）（3 ）所涉及的大部分变量或全部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个或多个长期稳定（或称均衡）即协整关系；若存在，由此长期稳定关系能派生误差校正模型（ECM），基于ECM考察长期稳定关系对价格短期变化的调整，进而，基于ECM 检验价格（通胀）和成本等变量之间是否成立Granger因果关系，由此检验价格标高论是否成立。
预期增广的菲氏曲线是最近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国际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较早的有Barth和Bennett（1975），后续研究有Behra（1977，1991）、Gordon（1988）等， 他们的研究结果是价格和工资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方向是从价格到工资，这些结论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成本无助于解释通胀的近期变化。而Gordon（1988）则发现价格和工资之间没有Granger因果关系。Stiglize（1997 ）的研究则认为通胀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劳动生产率成本所致。这一结论基本与Ghali（1999）的工作相一致。
随着协整理论的发展，对预期增广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研究也正在深入进行。Johansen（1991，1992，1994）证明了当数据呈现随机和确定趋势时，出现在ECM中的协整向量不应包括截距，而ECM则应包括一个截距项。若不如此，模型就被不恰当地设定并可能导致错误的统计推断。Ghali（1999 ）认为前述对增广的预期菲氏曲线的多元协整研究很多都因忽视了截距问题而导致了近期对这些结论的质疑。
本文运用协整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中国的数据，研究预期增广的菲利普斯曲线对于我国的适用性。本文第二部分为我国的变量与数据定义和单整与协整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第三部分为结论及其解释。
二、预期增广的Phillips曲线模型的多元协整分析：中国案例
2.1单位根和协整检验的理论述评
由于变量间成立协整关系首先要求所涉及的变量具有相同个数的单位根即同阶单整，因此，单整检验即为协整分析的第一步。单整检验一般使用增广的迪克—富勒（augmented Dickey－Fuller，以下简记为ADF）检验。实施这一检验是通过对
进行回归来实现。其中t为时间趋势。若变量无时间趋势，令ρ[,2] ＝0时。基于对（4）式回归的检验结论有时对滞后阶k非常敏感。k的选取既要使残差消除自相关性又要尽量避免减少信息量，而残差有无自相关可通过Ljiung-Box的Q统计量来检验。
关于协整检验，数据中有无确定的趋势直接决定ECM 中出现无约束的截距项还是无截距项。设定的合适与否有可能直接导致检验结论的正确性，Johansen（1991，1994）证明了常数项作为无约束的截距出现在ECM中还是不出现在ECM中，取决于研究所涉及的全部或某些非稳定变量是否包含确定性趋势。
用多元协整理论检验预期增广的菲利普斯曲线的落脚点是检验工资和通胀的Granger因果关系即价格标高理论是否成立。协整理论为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提供了新途径，正如Granger（1986，1988）所指出，如果两个变量协整，则Granger 因果关系必定至少在一个方向成立。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途径为：第一，检验ECM中滞后的误差校正项的系数的显著性；第二，联合的F 检验或对每一个解释变量的系数进行瓦尔德（Wald）的x[2]检验；第三，联合的F检验或对（1）和（2 ）的所有项的系数进行瓦尔德（Wald）的x[2]检验；第四，基于ECM的Granger检验。
2.2数据与变量定义
为了使本文的结果与国际同类研究具有可比性，我们以下的变量定义（除进口略有不同外）与国际上同类研究的数据和变量定义相同，其中：劳动生产率成本（或称劳动生产率工资）W[,t]
（11）和（12）式即是估计的（7）式即ECM的第1个和第2个方程。其他两个方程可依表3类似写出。残差的检验以（11）为例， 其残差图形已明显呈现出围绕均值上下波动的稳定特性且滞后12阶的自相关之和为0.011，L－B的Q＝7.684，J-Bera的正态性检验为N（2）＝0.77，故选取k＝1是可行的。从表3和（11）与（12）式可以看出，尽管协整关系对通胀的短期变化的调整在t检验的意义（t统计量值为－0.57）下并不显著，而对劳动生产率成本调整的速度（t统计量值为－2.49）是显著的，但对通胀变化调整的速度（－0.159）却比对工资调整的速度（－0.024）要快得多。它说明，变量间存在这一长期稳定关系仍有效抑制了通胀的短期变化。从表3第三列还可以看出，变量W、G和I均显著进入协整关系，这一事实意味着这3个变量对于构成系统的长期稳定均是重要的。由此可以推断出价格和劳动生产率成本不能调整到仅由劳动生产率成本和价格之间可能存在的协整（待检验），而是可以调整到由劳动生产率成本、价格、需求压力和进口等变量之间已存在的长期稳定关系（10），在由这4个变量构成的协整系统中，需求（压力）和进口如同成本和价格一样，对保持系统的稳定即协整的存在均能起到显著的作用。
从长期稳定关系（10）式可以看出：我国需求和进口对价格的长期效应大于0，这一现象印证了我国20世纪80 年代中期由于超额需求而引致的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随后进口的迅速增加而刺激了国内价格的攀升，因而（10）的主要部分与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这样，（10）式解释了样本期我国高通胀运行之所以形成的基本因素。但是，劳动生产率成本对价格的长期效应为负，可能由于数据质量问题而导致这一效应的绝对值（2.313）偏大而不尽合理， 但负效应说明：我国较低的劳动生产率成本与较高的通胀形成了严重的扭曲。进一步，将协整关系（10）和误差校正模型（11）（12）联系起来考察，（11）式反映了协整对通胀具有抑制效应（－0.159＜0）， 这是高通胀（样本期1978—1999年，其中大部分年份为高或中度的通胀期，而1998年、1999年的紧缩效应尚未反映出来）情况下长期稳定对通胀的短期调整的典型现象，这一现象与美国正好相反。为说明这一点，我们以Ghali （1999）对美国（样本1959—1989）的研究为例，其中美国的长期稳定关系为（为方便比较，以本文的记号）：
由（10'）可见， 与我国相同的是美国的进口和需求对价格的长期效应均为正，与我国不同的是劳动生产率成本的效应（0.912）大于0，进一步，这一长期稳定关系对价格的短期变化（△P[,t] ）具有刺激效应为0.087＞0；对劳动生产率成本的刺激效应为0.066＞0。这就说明美国的长期稳定关系对美国的低通胀具有使其上升（但较弱）的效应，这是一种典型的低通胀运行现象。这种比较说明了中美两国的劳动生产率成本对通胀的长期效应和长期稳定关系对通胀的短期变化的调整是不一样的，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成本对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隐含了通胀与劳动生产率成本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中国可能不成立而对美国成立。但是，中国在高通胀下的宏观经济运行存在长期稳定关系（10），而美国在低通胀下也存在长期稳定关系（10′），这是两国经济运行的共同点。
2.4价格标高理论的检验
我们以上所作的协整检验，提示了我国通胀P[,t]、需求G[,t]、进口I[,t]和劳动生产率成本W[,t]等变量组成的系统中长期稳定的存在和这种稳定对变量的短期变化所起的调整作用。
从表3可以看出，协整参数均是显著的，但ECM中，协整对工资和进口的调整效应是显著的，但对通胀和需求的调整效应不显著，意味着某些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可能不成立。以下我们基于ECM进行变量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此来验证价格标高理论。
表7.变量之间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滞后阶为2）
从表7可知，劳动生产率成本和通胀之间没有Granger意义下的因果关系，这一结论与我们前述成本和通胀所组成的子系统中不存在协整关系是一致的。但需求是进口的Granger原因， 说明我国进口是国内需求所拉动，这与我们前述的理论分析相吻合。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我国的价格（通胀）并非是劳动生产率成本的标高，价格标高理论在我国不成立。这一结论与Gordon（1988）对美国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但与Mehra（1991）、Ghali（1999）对美国的研究结论不一致。本文的结论意味着：预期增广的菲利普斯曲线不适用于我国，与此同时，这一结论与我们前面对中美两国的长期稳定关系和短期调整的比较分析相互印证。从数据定义来看，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劳动生产率也低，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成本也低，因此，价格标高理论在我国不成立意味着我国由于工资成本的增加尚不可能形成通胀的压力。
但是，价格不是劳动生产率成本的标高并不意味着成本不影响通胀。本项研究是将通胀、成本、需求和进口等4个变量作为一个系统， 它们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关系，劳动生产率成本即变量W显著地出现在这一关系中，说明W对于构成系统的长期稳定关系具有不可省略的作用，即将P、I、G作为一个子系统，则它们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进一步，成本与需求和进口均是通过系统的长期稳定关系来影响通胀的短期变化，其影响强度为－0.159，ECM所说明的是，W通过系统的长期稳定关系间接与通胀△P[,t]相联系并产生作用。
三、结论
通过对预期增广的菲利普斯曲线所涉及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我们发现：
——由预期增广的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中心命题即价格（通胀）作为劳动生产率工资的标高的结论在我国不能成立，预期增广的菲利普斯曲线不能用于解释我国的通胀过程。这一结论与Ghali（1999 ）对美国的研究不一致。所以，我国的通胀并不是名义工资率快于劳动生产率所致。
——我国的通胀（价格）、劳动生产率成本、需求和进口等四个变量组成的系统中存在一个长期稳定关系，说明由这4 个变量组成的系统为稳定系统，且这种稳定对价格的短期变化即通胀产生抑制作用，其强度为－0.159；另一方面，上述四个变量对保持这个系统的稳定均起着显著作用。此外，将我国的这种长期稳定关系及其对通胀的短期调整（即ECM）与Ghali（1999）对美国的研究结论相比较，不难看出，中美两国的经济处于不同的运行状态：尽管中美两国的经济各自存在一个高（低）通胀下的长期稳定关系，但这种协整关系对通胀的短期调整效应不同，劳动生产率成本对通胀的长期效应不同。
——我国的通胀和劳动生产率成本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说明不宜采用通胀来刺激劳动生产率工资的提高，而我国的通胀、劳动生产率成本和需求之间也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这一结论隐含了用通胀似乎不可能将需求调整至均衡水平。
——我国的进口、劳动生产率成本和需求等三个变量组成的系统中存在一个长期稳定关系（表5）， 说明进口对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运行起显著作用，且进口为国内市场需求所致。
——对我国来说，反通胀（紧缩）的政策应从维持系统的长期稳定的存在性入手，从而使这种稳定关系对通胀（紧缩）的短期变化起显著的调整作用。这就要求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使用，宏观调控应避免对某一个变量（一种政策）的大起大落的调整，以防这种稳定关系被破坏。
必须指出，由于我国可使用的样本期较短，数据质量也不够理想，更重要的是，我国没有官方的或权威的“劳动生产率成本（工资）”、“固定权数的进口减缩指数”等变量的数据，因此，我们上述的主要结论仅仅是初步的，尚不足以为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科学依据，而仅仅是科学意义下的参考。此外还需说明：在计量经济文献中，长期稳定关系和均衡关系均指协整关系，这一名称是等价使用的。但对本文所研究的问题而言，协整关系实质上是指长期稳定关系而非真正经济学意义下的供需均衡（注：在此，我们特别鸣谢左大培教授的提示和他对本文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尽管我们按他的意见作了修改和说明，但文中难免存在的问题由作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