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大海，抓活鱼——谈谈五次采写获奖新闻的感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海论文,活鱼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民群众的生活如大海。
江泽民总书记对全体新闻工作者寄予殷切希望：“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我们记者、通讯员要提倡：走出去，沉下去。首先是走出去，坐在办公室不行，泡在会议上不行，浮在上面不行，只听汇报不行，靠抄材料也不行，出路在于“打起背包，迈开双腿”，到群众中去。但是走出去并不等于沉下去，记者、通讯员要乐于到基层，到现场，到第一线，捕捉鲜活的新闻。打个比方说，就叫“下大海，抓活鱼”。
一、一次非正式采访
这篇题为《值得研究的合同书》，刊登在1984年6月25 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加花边配评论“莫忘吴恒举”，获全国农村改革好新闻三等奖。
集体提留合同书
根据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经过支部研究决定，1984年上交村民委会员公积金、公益金3元（包括四属照顾金、代耕费、五包费）、 管理费3元，民办幼儿教师统筹费1元，合计7元，限期于10 月底前上交村民委员会，任何人不得任意拖延，特此合同。
户主姓名，吴恒举，人4口，合计交28元。
另外农田基本建设费每人暂定10元，水利粮20斤。
孙徐村村民委员会
这份合同书是一个偶然会机的得来的。
4月的一天，记者从江苏省徐州市到睢宁县采访。途中， 司机送一位老乡回家探亲，汽车离开公路，驶进乡间土路，行十余里，来到孙徐村。
车停村口。记者随便走进路西一个农家（没有干部陪同），主人正在院里盖一间土泥厨房，他住的是破旧的草房，看样子生活不宽裕。40来岁的吴恒举向记者介绍说：“全家承包7亩地，去年收小麦1800 斤，交公粮704斤，1亩地留种子30斤，挖河交了40斤，剩下的不多了，今年口粮不够吃。”他领着我走进一间里屋，敲敲几口粮缸，都是空的。我问：“你家的麦子亩产为啥这么低？”他爱人在一旁插话：“没钱买化肥，又不敢借贷款，后来向别人借了100元， 买回化肥上到地里时已经迟了，误了庄稼长。”说罢，她从抽屈里翻出这份油印的合同书，并对我说：“你看看，这上面向我们要的东西有多少？”
我仔细端详，这不是一份合同书，而像一张通知书。当然也不能说集体提留的项目都是不合理的，比如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等，还是应该提留的。但是“另外”那个农田基本建设费，“每人暂定10元”，4口人就是40元，还不包括交的水利粮，这个困难户能承担得起吗？
在村头，我问围上来的农民们：“这户的生活水平在你们村算哪一等？”他们答：“中等偏下。”我没有来得及在这个村详细调查，说不出像这样的合同书，这样的困难户究竟还有多少，但即使不多，也不能忽视。因此，我把这个非正式采访得来的材料向睢宁县和政府的负责同志谈了，他们说：“研究研究”。
这篇现场实录性报道，从形式看，有点四不像，既不像通讯，又不像消息，既不像特写，又不像述评。它的采写过程，使我悟出几点体会：一是没有人陪同，到不常去的地方多看看，从“冷地方”发现热新闻。二是一种倾向掩盖一种倾向时，注意抓苗头。也就是在农民一片叫富声中，我们不忘困难户。现在称“扶贫新闻”。三是探索问题式批评报道的新形式。这份合同书提出的问题，引起县领导“研究研究”，对实际工作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从这个意义说，批评了基层干部与农民定合同中的“乱摊派”现象。
二、一次夜间采访
这篇特写《夜访北农大》，刊登在1989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国内版、海外版，获本报好新闻奖。
12月17日，星期天，晚7时。记者来到燕山脚下的北京农业大学。 这里的学生会正举办“爱我中华，振奋民族精神”演讲比赛会。
教学楼灯光明亮。一间有200多个座位的大教室，坐满了同学。 后赶来的，挤站在走道和门口。
“第一位演讲的是生物学院周华伟同学”，主持会的学生会学习部部长冯忠泽宣布。
小周大步走上讲台说：“我讲的题目是：《充分认识我们的国情》。”他表情严肃，话音有力，冷静地对我国国情进行了分析，不时打着手势。“我们承认，比起西方发达国家是落后了，但我们不甘落后，全国人民正发扬苦干精神，向小康水平迈进。”
接着，农业经济管理学院学生宋亚宁发言，他的题目是：“振奋精神，迎接90年代。”农学应用系一年级女生杨俊是校广播站播音员，她说：“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要用行动。当前国家正在进行改革，我们怎能在困难中裹足不前呢？”
王健民同学的演讲迎来掌声最多，得分最高。6 个人组成的评委给予他9.94分。小王今年24岁，现在是园艺系研究生。他以自己所见所闻讲了发生在太行山区的故事，说明农村贫穷与富裕、迷信与科学的斗争和转化。他说：“我真诚地希望大家，当然也包括我自己，都能够贴近时代，贴近给予我们勇气和智慧、供养我们上学的可爱可敬的劳动人民，为他们扎扎实实地做一点事情。”
9时左右，演讲比赛结束后， 副校长李青山发言说：“这次演讲使我受到振奋，又一次想起34年前在中南海怀仁堂与周恩来总理一起看戏时的情景，总理说：‘当代青年是时代的主人’。”李副校长还把农大新校歌献给演讲会：……爱我农大，良好校风，艰苦朴素，治学严谨，发扬优良传统，团结、求实、创新，勇攀科技高峰……献身农业，以农为荣，祖国美景，我们描绘，造福人民，牢记心中！”
这篇特写是这样“踩”出来的。1989年第4季度， 邵华泽总编对《人民日报》报道提出新的要求：“扩大报道面，多想些点子，尽快反映大专院校的新变化。”我驱车赶到燕山脚下的北京农业大学，通过谈话，看书面材料，得到的东西蛮丰富，顺手写篇报道也是可以的，但我并不满足，想找条“鲜鱼”尝尝。“近日，你们学校有什么活动吗？”我问。“星期天，学生会举办爱我中华，振奋民族精神演讲比赛会，已准备好了！”校宣传部的同志告诉我。我高兴地说：“好，我也来参加。”会上发言有十几位同学，争先恐后，十分活跃。演讲比赛结束时，主持会的还接我上台给同学们发奖。会后，又开了一个座谈会，赶回报社已是午夜12点。第二天赶写了这篇特写，第三天就见了报。
社长高狄表扬《夜访北农大》可贵在这个“夜”上。我星期天夜间外出采访是少有的，不知从哪来的那股劲。事后想，当记者写稿靠采，不靠抄。“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人们常常这样说。我认为，“好稿全凭深入采，看你会采不会采”。身到现场，笔写现场，力求多写短而精，不要短而空。
三、一次门边采访
这篇通讯《卖瓜人语》，刊登在1989年夏天《人民日报》二版，并配有画家苗地的杰作：“全家福”。这篇稿发表后，引起读者注意，中国日报、中国妇女杂志、外文出版报等记者纷纷到瓜摊采访、拍照。
这篇报道花了我三个星期天。
一个细雨蒙蒙的星期天。我打着雨伞走出人民日报西大门，在金台西路东侧访问了一个贩瓜大户。从早7点到12点， 我在瓜摊前一边观察卖瓜，一边与这家人聊天。晚上9点又来瓜摊，一直谈到午夜12点。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现场采访，一没有介绍信，二没有陪同，三没有靠记者证，随随便便，自自在在，宽宽松松，得来材料蛮丰富的。
一个电风扇最忙的星期天，我在办公室苦写这篇新作。开头：“北京人这几年有了‘瓜福气’，大家感谢种瓜人，也忘不了卖瓜人。日前，记者访问了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东侧的一个贩瓜大户。本文记述的便是一段段——。”文内4个小标题：“死工资活的紧紧巴巴， 靠一辆三轮车发了家”；“我当上瓜老板，一个摊顶两个店”；“路有千千条，条条有人走”；“家离不开国。国不开放，死水一潭，家也难富。”
接着，记叙了贩瓜户的4位成员：
王大情（母亲、57岁，体略胖，善言谈，说话河北乡音。原是呼家楼南里街道办事处食堂职工，现在个体贩瓜户主，兼任管理小庄一带40多家瓜摊的负责人）：你问我家卖瓜的根根梢梢，我给你从头念叨。记得开张卖瓜是1985年5月19日。为啥干这行？家里生活太紧巴， 我办退养手续，按街道工作8年工龄算，一年发给一块钱， 一个月生活费八块，加上零零星星补助，总共才19元5角。老头、儿子工资也低， 背不动我这包袱。我瞅见别人卖瓜菜挣了钱，狠狠心拿出多年积攒的50块钱，买了一辆破三轮车。头一天上街卖黄瓜，赔了钱。第二天，卖哈密瓜，挣回五块钱，高兴啊！比我上班还强。后来，卖小白菜，一天挣了15块，高兴的不行。头一个月，跟人合伙，挣了70块，一人分了35块。第二个月，我一个人就挣回70块。我对孩子们说：“比你们上班还强。”孩子们也说：“咱们还不如一个老太太。”
就这样，我领着孩子们做起小买卖，就像冬天娃娃们“滚雪球”，越滚越大。没想到，几年工夫，我家花7000块钱买了一部旧130汽车。 有钱了，吃穿改善不说，孝敬起老人也腰硬了，80多岁的父亲家住在农村，不断捎钱给他，他能不乐？
（像王大情这样街道上的“五七”老太太，当年喊口号，舞红旗。走“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路，吃了不少苦头。如今他们之中不少人靠着两只手上街做小买卖。人还在城里，却真不吃闲饭，还对大家有点贡献呢。）
用这种白描式的简介、实录式的自述、画龙点睛式的评语，分别介绍了大儿子牛建道、大儿媳王彬、父亲牛玉山参加卖瓜走过的路子。“十分高兴地看到一位老共产党员的进步。过去那条无形的穷社会主义绳索紧紧捆了他几十年，难怪他谈商色变，值得庆幸的是他觉醒了，课堂就在他的身边，老师是他的亲人。”这是写在牛玉山转变后的评语。他从不挨瓜摊到在瓜摊夜间值班，他说：“我思想通了，觉得老伴和孩子们很辛苦，自动要求夜里到瓜摊睡觉，替他们值班，睡在瓜窝里，难道成了‘资本主义’，我不信！”
又是一个星期天，新闻出版报约我写《卖瓜人语》的采访体会，我思来想去，题目叫“听听老百姓的脚步声”。我们宣传改革、开放，只有领导的号召声还不行，要努力反映群众的脚步声，反映老百姓再就业观念的变化。
四、一次车厢里的采访
这篇报道《一位乘警的宣传艺术》，刊登在1989年1月25 日《人民日报》四版头条，这是记者从北京到广州的火车上“捕”来的活鱼。
这篇报道的开头说：“‘我讲一个重要问题，我讲一个大问题’，一位衣着警服的中年人走进车厢，神情十分紧张地喊着。我以为车上出了什么事，偷盗啦……坐着的旅客站了起来，正玩的旅客停了下来，看书的旅客抬起了头，睡觉的旅客也醒了。”
报道的第二段接着说：“当人们竖起耳朵听新闻时，这位乘警却不慌不忙，面带微笑地伸出两个指头说：‘我告诉大家第一件事，防盗，把钱保管好好的；第二件，安全，你的亲人在家等着你！’”……
乘警的宣传由抽象到具体，由远而近，由浅入深，提醒旅客“今晚最危险！”但这不是虚张声势，吓唬。听了乘警对随着列车运行里程和时间的延长，旅客由轻松到疲劳、由警觉到麻痹，而小偷却由情况生疏到情况熟悉，因而作案机会增多的入情入理的分析，又有哪个旅客不相信他讲的道理是千真万确的呢？他告诉大家：钱包要随身带；并伸出留下伤疤的手指现身说法。
“同志们，就这样，信不信由你，如果你能按照我讲的去做，保你平安到达广州。”这是这位乘警讲话的结束语。他的宣传丝毫没有“打官腔”的味道，更没有命令人，强加于人的地方；他的语言朴素、深沉、亲切而富有魅力，难怪旅客们都热烈鼓掌，难怪那位青年旅客跳起来喊：“乘警万岁！”这决不是偶然的，乘警的一番话，没有空洞的说教，更没有标语口号的号召，旅客听到的完全是活生生的事实，是对客观情况具体、深刻、合情合理的极有说服力的分析，这是多么高超的宣传艺术和宣传技巧啊！
我被这位乘警的工作态度所感动。待他把18个车厢挨次讲完后，我与他聊了聊。他是广州铁路客运段京七包乘组乘警组组长，名叫蔡许荣，代号0183。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项工作的？”我问。
“已10多年了。每次从广州发车，我挨个车厢讲一遍。从北京返程，又讲一遍。”
“效果如果？”
“旅客警惕了，防在前，比我乘警力量大。在我讲过的车厢里发案很少见。”
“你讲的有吸引力，为啥？”
“我是把透明度交给旅客，让大家清楚列车上防盗、安全的现状。我还研究了旅客的心理和案犯作案的规律。”
通过采写这篇报道，我悟出几点体会：坚持“勤猫捕鼠式”的采访，腿勤、嘴勤、眼勤、手勤、耳勤、脑勤、随时随地捕捉新闻；宣传报道要讲究艺术性，把指导性与可读性结合在一起；要把人与事写活，不要写死，多描写，少叙述，多形象，少概念。
五、一次跟随老总采访
这篇通讯《同志，你和农民一起这样想吗？》副题是：“福建等地农民田头谈话。”刊登在1981年5月15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 这是我随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同志采写的一篇好新闻。
福建采访结束后，我们乘火车返回北京。在列车上，我准备好好休息一下，消除紧张采访的疲劳，没想到老安把我从硬卧车厢叫到他的软卧车厢。
“这次福建之行，你说咱们写些什么东西好呢？”老安坐在摇摇晃晃的铺上说。
我翻看了厚厚的笔记本，随口说了几个题目，也讲了一些我的观点，只见他摇头的多，点头的少。他批评我说：“你看，你这人怎么想的尽是老题目，说的也是老话多。这次咱们要写，就写新题目，老话套话统统不要！”
他谈起他的设想。一连讲到十二个题目，什么“共产党进步了”、“跟上农民的思想”、“福州花农的胃口”、“厦门的大门如何开”、“东山的潜力”、“龙溪的优势”，等等。他说：“要短，每篇不超过1500字。”
我觉得写这些题目也不难。因为到福建采访半个月，从省委书记到普通群众，从工厂到农村，从学校到科研单位，走的地方很多，掌握的材料也十分丰富。我是满有信心的。
回北京后，我按照计划交给老安第一篇通讯。几天后，我去办公室找他，他已改变了主意：“我们不写那么多了，要写一篇，下功夫！”从话里听出他的决心之大。
高标准，严要求，难住了我。一连几稿，交不了老安的帐。他说：“我再想想”。又过几天，他利用我提供的素材，亲自动笔写出一篇述评性通讯。题目为：“跟上农民的思想”。稿子排出小样，他还批给几位老编辑请他们帮助修改，把把文字关。稿子见报那天早上，我一打开报纸，题目变了：“同志，你和农民一起这样想吗？”我原以为是编辑改的，问到老安，他说：“昨天夜里，我想到题目不理想，就跑到编辑部改的，你看呢？”我说：“不错，比原题好！”他点了点头。
同行问到老安带我是怎样写出这篇通讯的，我说：“有4 个想不到。”
想不到那么新度。通讯开头写道：“到福建农村，耳闻目睹许多新鲜事情。如果把它概括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政策真正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似乎近于人云亦云。可是新事情中确实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实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如何适应农村的新形势，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一个问题。”接着，例举一位农民谈话后说：“他滔滔不绝地向我们做起思想政治工作来了。”写出我们向农村大课堂学习，农民在给我们上课。
想不到那么高度。文章中评述：“农民对党的感情是不能低估的。我们对农民的思想工作脱离了这个实际，那就是空谈说教。一位农民这样描述自己对党的感情：‘分土地和组织起来的时候，我们从心眼里感激共产党和毛主席。当时高高举起一只手，喊着共产党万岁！有一段时间让天天喊，天天举，我的手举不过头顶了。现在要喊共产党万岁，我双手举得高高的’。农民就是这样总结30年的历史。在嘈杂的议论中，我们从人群中听到洪亮的声音：‘现在共产党进步了。’农民的话是实在的，党的政策得到了这样的评价，证明是真正深入人心了。”
想不到那么宽度。我们本来写的是福建农村，但途经杭州，听到浙江省诸暨县三都公社长连大队社员章光华给《人民日报》写信，关心他所在地区落实党中央关于纠正“左”的错误，落实各种责任制的问题。老安把这件事也写进来，显得报道面很宽，不局限于一时一地。
想不到那么深度。我们在福建渤海村看到修盖寺庙，烧香敬神之多。我认为这些消极的东西，只能写内参。没想到老安把反面文章正面做，他是这样写的：“给迷信落后等等现象贴上政治标签是很容易的，但是政治标签并无多大用处。党的工作就是要来过问农民个人要求解答或解决的问题。农民为什么抽签呢？看来还是党的工作没有做到农民的心坎上……在许多条工作职责中，无妨加上条寺庙里那根签来一个争夺阵地的斗争。”
总结回顾以上5次采写活动， 我悟出写好稿要念好“六字经”：真——真实性；新——时代性；短——集中性；快——时效性；活——现场性；深——思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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