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执政的历史教训座谈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座谈会论文,教训论文,苏共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期，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和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共同发起召开“苏共执政的历史教训座谈会”，与会者都是长期研究苏联问题的资深专家，他们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座谈，从诸多方面深入分析了苏联共产党丧权亡党的原因。现将会上发言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苏共党本身存在的要害问题
作为执政党的苏共本身存在很多问题，这是导致苏共丧权亡党、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重要因素。
有学者指出，苏共在执政之初实行的并不是一党制，十月革命之初是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执政，后来由于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等问题上的分歧，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政府，形成了布尔什维克一党执政的局面，但左派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以及其他一些小党仍然合法活动，它们的代表还参加了1920年底召开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对推动布尔什维克改行新经济政策起了不小的作用。在新经济政策刚刚实施时，列宁还曾考虑过让孟什维克合法存在的问题。直到1922年底苏联才最终形成了一党独存的局面。缺乏其他党派的监督、参政、议政的一党制为最终走向体制僵化、个人专权埋下了隐患。
列宁曾要求把党政职能分开。学者们普遍认为，苏共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把党变成了国家机关，从1934年起在党的系统直接建立许多生产业务部。历史地看，苏共没有完成从一个革命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没有实现党的民主化。这体现在许多方面。
1.党的干部制度没有从任命制转向选举制。1921年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人民主制的决议变成了一纸空文，党内的不同意见没有得到民主体制给予的保障，选举制流于形式，任命制泛化。党不仅任命自己的干部，还任命所有政府部门的干部，有了错误难以纠正。干部任命制必然造成干部只对上级负责、脱离群众、产生官僚主义、形成特权阶层，党本身脱离人民，成为机关利益的代表者。人民群众也不再把党看成是自己的代表。
2.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没有正常的机制，也没有任期制，使苏共最高领导者或者是平庸之辈，或者有严重缺点，或者病夫老人治国，也使决策和政策失误长期得不到纠正。列宁是在革命斗争中成为党的领袖的，他既是理论家也是实践家，是出类拔萃的领袖，但是，在列宁之后，苏共则再没出现过这样的领袖。列宁之后，苏共历史上领袖的产生都是非正常的，斯大林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不是列宁的意愿，他是在党内斗争中清除了列宁的所有战友后成为党的最高领袖的；赫鲁晓夫是依靠党的机关的力量，排除了马林科夫等人后成为党的领袖的；勃列日涅夫是党内各派妥协的产物，通过宫廷政变上台，他是苏联领导人中最平庸的一个，对苏联的衰落与解体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都是病夫治国；戈尔巴乔夫明显缺少作为领导人应有的素质，做事优柔寡断，他是体制的产物，是干部终身制、老人政治引起普遍不满的情况下当时所能作出的唯一的选择。
3.民主集中制蜕化成了个人集权制。民主集中制是相对于官僚集中制而言的，其重点是集中，这是当时地下革命斗争的需要，但它并不排除民主。1906年4月苏共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第一次写入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包括：选举制、选出的机构可以更换、公开性、报告工作制等。但是，这一原则在地下斗争和国内战争时期是无法实施的。列宁时期由于他本人比较民主，重大决策由党的代表大会作出，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都有自己的权利。20年代初苏共十大决定实行“工人民主制”，可惜这次转变未能实现。从20年代末开始，一切都听命于领袖个人，党的决策只在少数几个人的小圈子里作出，连政治局委员都失去了对党的方针政策发表意见的权利，普通党员除了执行和服从外别无选择。这种个人集权制造成了许多决策失误，有些失误是致命的，如极少数人作出的入侵阿富汗的决定就对苏联剧变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4.缺乏监督机制。苏共成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拥有无限权力，而其本身又不受任何监督。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在设想未来社会的政治体制时强调议行合一，反对三权分立，但列宁这一设想是以普选制为前提的，即通过普选，随时可以撤换官员来达到监督的目的，实践的结果却是议行合一的政权脱离了普选制这一原则。列宁晚年曾强调建立有效的党内外监督机制，然而并未实现。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造成腐败。苏共最大的腐败是政治腐败，党内的特权阶层享有高居于人民之上、拥有支配人民的命运与国家财富的权力。
有学者强调，苏共对社会制度的设计严重脱离国情，为了把这种模式强加给社会，强加给人民，只能靠强迫命令，把不满者当成社会主义的异类进行镇压。据统计，在斯大林时期，全国有近十分之一的人口遭到直接镇压，其亲戚家属受到株连。这种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大镇压，大大削弱了执政党的社会基础，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埋下了祸患。
二、苏共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搞思想文化专制，压制理论创新，使苏共不可能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者
专家们一致认为，苏共的理论宣传工作极不成功，思想理论建设长期落后于实际，最终使苏共在各种思潮面前溃不成军。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苏共实际上推行的是文化专制主义政策，造成只唯上、唯书，缺乏理论创新的动力与机制，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在20年代，苏联的文化思想比较活跃，从30年代开始，苏联出现了思想文化专制的局面，在赫鲁晓夫时期有所放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又进一步强化。其主要表现是：
1.党的最高领袖拥有对真理的垄断权，全面控制信息的传播。
最高领袖握有对马列著作、言论的发表权与解释权，领导人的言论成了判断真理、是非的唯一标准，对于发表不同意见者，轻则进行政治批判、开除公职，重则被定罪、关进集中营、或送进精神病院。在20年代党内大争论中，斯大林依靠其掌握的机关行政力量取得了胜利，此后斯大林以维护列宁和列宁主义为名，垄断了对列宁主义的解释权。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在斯大林的反对下，不能在苏联发表。他们对马列搞实用主义，有利于自己的就拿来用，不利于自己的就避而不谈，同时要求别人对他们的言论不能有丝毫的怀疑，要求把他们的言论当成教条奉行。在30年代，斯大林成了党和真理的化身，斯大林一个人的理论与思想成了一切工作的指针，一个人的头脑代替所有人思考、做结论，其他人只能照本宣科。苏共只允许存在一种思想和方案，这就是领导人的思想和方案。最高领导人成为各学科的最高权威和真理的最终裁决者，甚至自然科学的争论也要由总书记来裁决。这种个人专权、无选择性是造成苏联悲剧的深刻根源。
2.混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用不正常的方式解决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问题。
在斯大林时期，主要用大批判和大清洗的方式解决学术争论。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在接见苏联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成员时，提出把理论领域的争论与党内政治倾向联系起来，指示要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发动“进攻”、“批判”。于是，在政治经济学、哲学、史学、教育科学、语言学和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大批判，许多人被逮捕、非法审讯，被送进劳改营或被枪决。在斯大林的干预下，生物学被分为无产阶级生物学和资产阶级生物学。
在赫鲁晓夫时期，非法镇压的事少了，对文化思想的控制有所松动。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但勃列日涅夫仍要维持自己的那套僵化的意识形态，制造了一系列案件。一些要求重新审视苏联历史、十月革命的性质与意义、研究工业化的问题、重新解读马列著作的学者受到冲击。
3.排斥和否定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文化以外的文化成果，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
苏共没有正确对待资产阶级文化和过去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对于人们复杂的思想问题，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办法加以解决。苏共通过完整的政治宣讲系统和惩治系统，推广官方认定的东西，苏共不认可的任何思想与主张都被视为异端，遭到扼杀。为此苏联建立了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第二书记抓意识形态工作成为惯例，而检查的具体标准极其宽泛，“凡是政治上有害的、思想逆己的，以及无思想性、敷衍塞责和歪曲苏联现实的作品”，都不能出版，克格勃也介入其中。在这样严密的书报检查制度下，任何有创新思想的幼芽都被摧残殆尽。这种文化体制严重窒息了社会。苏共不允许存在与官方不同的思想，而官方的理论又远离实际，不能回答实践中的问题，以致宣传者自己和人民都不相信。苏共的文化专制主义伤害和束缚了广大知识分子，使他们无法发挥作用，不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了他们自由后，许多人便站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
三、一再错过改革时机和改革不配套，积重难返，导致剧变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都是通过不断改革完善的，社会发展和形势变化也不断向苏联提出改革的要求。在苏联的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改革的机会，但苏共领导人没有正确认识和把握，再加上客观阻力，一再错过改革时机。有的是改革方针本身的缺陷导致效果不佳，有的则是当权者拒绝改革，使不适应现代化大生产和世界发展潮流的体制与观念得不到更新，问题越积越多，积重难返。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改革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改革不配套，尤其是没有触及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使改革难以持续下去；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大失误是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选择错误，他没有把重点放在改革党本身、使党民主化上，而是抛开了党，瓦解了维系国家稳定与统一的力量，也使自己失去了权力基础，最后造成了苏共垮台。
1.第一次改革时机是国内战争结束后。1921年苏联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这是苏联历史上第一次改革。这次改革意义重大，列宁通过新经济政策找到了一条在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之路，这一道路的核心是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尊重农民的意愿和农业发展的自身规律，承认和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利用市场把工农业联系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新。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未能作相应的改革，经济改革缺乏政治改革的保障，最后，斯大林得以随意中止新经济政策，使苏联实质上重新回到军事共产主义的老路上去。
2.苏联第二次改革时机出现在战后初期。斯大林模式本身具有严重弊端。政治上过度集权，经济结构严重畸形，特别是集体农庄制度严重阻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掩盖了苏联存在的矛盾与危机。二战期间，许多到过西方的军人、战俘、劳工看到西方并不像苏联宣传的那样腐朽，相反，那里人民的生活要比苏联好。他们强烈要求改革，到处流传着要解散集体农庄的传言。群众强烈要求把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转到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上来。当时，苏联在国际上获得了空前的威望，改革的国际条件比较好。但是，斯大林总结说，卫国战争的胜利是苏维埃制度的胜利，错误地判断了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拒绝改革，仍然奉行30年代的政策，使安德列耶夫“包产到组”的试验破产，主张重视价值规律作用的沃兹涅先斯基被处决，又开始了新一轮大镇压，与西方国家搞强硬的阵营对抗战略，不顾人民的生活贫困状况，集中物力和财力大力发展核武器。苏共错过了改革的一个有利时机。
3.赫鲁晓夫的改革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框架，丧失了又一个时机。1953年斯大林逝世，为苏联提供了又一次改革时机。改革是苏联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贝利亚在内务部实行的改革和针对柏林起义提出的新方针，马林科夫提出的农业政策和对乌克兰问题的处理方式，莫洛托夫起草的解决朝鲜战争的新方案，都表明改革或改变斯大林的“既定方针”已经在各个方面悄然兴起。赫鲁晓夫当政后，继续马林科夫的改革方针，在农业、工业等方面进行了改革。
有专家强调，从客观上看，赫鲁晓夫的改革是向斯大林体制发起的第一次冲击，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但是，赫鲁晓夫更多是从感性出发进行改革的，其改革措施大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反对斯大林不人道的镇压，但并不反对斯大林的体制，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斯大林个人，而对党的责任、对斯大林的亲信、包括他自己的责任，则闭口不谈。
专家们不同意把苏联剧变的根源归为赫鲁晓夫的改革。赫鲁晓夫并没有背叛列宁、斯大林在苏联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他提出的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时间表，是斯大林在党的十八大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方针的继续和具体化。苏共二十二大制定的新党纲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共产主义文件，赫鲁晓夫提出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强调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要通过和平手段战胜资本主义，因而他大力发展核武器，与美国抗衡。有学者指出：关于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早在30年代中期，苏联讨论并通过斯大林宪法前后，这个问题就已作为现实问题提出来了。当时就有学者强调苏联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全体人民的国家，斯大林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因此“全民国家”理论在苏联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全民党的问题是全民国家问题合乎逻辑发展的结果。
如果说赫鲁晓夫在苏联剧变问题上负有某种责任的话，主要是他的改革是用斯大林体制改革斯大林体制，没有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开辟一条新路，更没有避免出现勃列日涅夫的倒退与停滞。
4.勃列日涅夫拒绝改革，也不许别国改革，使苏联走近衰亡。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在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领导下，苏联还在纠正赫鲁晓夫改革偏差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改革，当然仍然是对斯大林体制的修补。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苏联的改革也就中断了。此后，勃列日涅夫满足于苏联表面上的歌舞升平，不再进行任何改革，整个社会靠着惯性在运动，经济发展速度连年下降。但是，勃列日涅夫并没有往前走，而是往后退；拒绝市场化改革，加强以党代政；强化在意识形态上的垄断和思想文化专制主义，驱逐持不同政见者；取消赫鲁晓夫的干部任期制和更新制，使特权阶层越来越庞大，腐败愈益严重。专家们强调，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共走向丧权亡党的关键时期，勃列日涅夫是苏共的掘墓人。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把改革的目标定为：消除对历史的扭曲，在社会主义选择的范围内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制定“加速发展战略”，仍然没有跳出苏联传统的理论与实践模式，寄希望于用“计划加动员”的老办法解决经济问题。加速战略不仅没有能够改变苏联严重畸形的经济结构，而且由于把大量本来应当用于进口日用消费品的钱用于购买设备，使市场上的商品短缺更加严重。在旧体制下“加速”不了，戈尔巴乔夫才转入经济改革，经济改革遇到严重的阻力，受到党的机关的阻挠，改革进行不下去，他转而求救于政治改革，以消除“障碍机制”或“制动器”。在缺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匆
匆开展政治体制的改革，而这种政治体制改革又不是从机关民主化做起，不是先改革党，而是先从群众民主开始，使整个国内局势失控，结果一步步地把苏联推向解体。
四、经济建设没有搞好，导致人民对苏共产生信任危机，动摇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
专家们认为，虽然在苏共执政时期苏联经济取得了不小的发展，但综合起来分析，完全可以说，苏联的经济建设是不成功的。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苏联经济没能实现稳定增长，呈现的是增长率递减的局面。由于苏联实行片面的追求高速度的赶超战略，其经济发展速度曾在一个时期里高于西方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取得成绩的代价非常大，大量使用犯人劳动，牺牲人民生活)。由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斯大林—苏联模式其功效日益衰退，它的经济明显地出现了从高速、低速、停滞到危机的过程，不可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苏联无论是人口，还是领土面积、资源、社会制度都优于美国，但在苏共领导的70多年里，并没有缩小沙皇俄国时期与美国形成的差距。
2.落后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不能改变，经济效益低，缺乏竞争力。苏联经济的增长是靠大量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达到的，是一种拼消耗、浪费型经济。集体农庄制度极大地伤害并遏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没有能解决农业问题。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它的经济仍是一种粗放经济，经济效益没有得到提高。这种经济在国际市场上与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竞争时，必然被打垮。
3.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比例严重失调，抑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苏联实质上推行的是经济军事化方针，经济发展主要为扩军备战和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服务，是以牺牲消费品生产为代价的，日用消费品的短缺成为苏联经济的一大特色。
4.经济理论的僵化与教条化，严重阻碍经济发展。从苏共70多年的历史看，它在经济理论特别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方面，未能做到与时俱进，产品经济观一直占主导地位，市场经济理论一直被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封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传统体制失去了活力，走进了死胡同。
苏联经济的这种状况，必然导致广大人民对由苏共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信任危机，人们自然会考虑这种社会主义还有没有生命力，它的优越性到底在哪里?特别是当广大群众看到世界发展的真实情况，发现苏联大大落后的事实后，除了产生严重的屈辱感外，人们要继续前进，振兴自己的国家，就会做出另一种抉择——抛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不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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