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侃[1]2002年在《试论民族自信心的文化重建》文中认为本文基于文化建设应肩负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这一任务要求，围绕文化重建民族自信心，打破长期困扰中华民族的“自大——自卑”二元心理冲突结构这一中心课题，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进行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尝试性研究： 一、从文化的角度，重新阐释了民族自信心的内涵与外延，揭示了民族自信心与文化的功能性关系。提出民族自信心来源于一种民族文化的建构，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一种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信仰，它构成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核心部位和内驱力量。 二、从古代、近代和当代叁个层面阐发和揭示了重建中华民族自信心的背景与意义，认为古代民族自信心具有的封闭性、自在性和自大性等历史局限，预示着对它进行时代重建的必要。而近代在国势跌落中民族自信心的遭受重创及其给民族造成的心理失衡、文化失落和现代化失措，则表明跨越百年自卑，是今天中华民族蹶而复起的一个重要条件。当下全球化中隐含的文化霸权与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信仰危机，又表明重建并确立健康而又牢固的民族自信，应成为当代中华民族迎接时代挑战的一项紧迫课题。 叁、对以往文化重建民族自信心的简要历程和失败原因进行了梳理和考察，分析了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提出的重建方案的困厄与缺陷，同时在肯定我党领导的文化运动在重建民族自信心方面取得的成绩基础上，也检讨了存在的不足和失误。认为民族自信心的文化重建既不能在复兴传统文化中实现，更不能通过移植西方文化来获取，而自我提升的文化运作也不利于民族自信心的理性重建。 四、于“破”和“立”两个方面提出了当前文化重建民族自信心的路径和方略。“破”，一是破除“华夏中心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两大民族自我的认识误区。为此，提出需要消解情绪化的冲动，改造认知思维方式，确立民族自我认识的文化自觉；二是拆解“西方中心主义”权威神话。在此，主张应当强化与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和对话，切实融入全球化体系，并肯定了“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的拆解价值。“立”，就是根据新的时代条件，构建一个能为民族普遍认同和信仰的新的文化体系，以重塑中华民族的价值世界与意义世界。在此提出并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文化才能重建中华民族自信心这一命题，并阐发了邓小平理论在当代民族自信心文化重建中的地位和价值。
文侃[2]1996年在《试论民族自信心的文化重建》文中提出强悍的民族自信是古代中华民族一项极为优秀的心理品质,却不幸于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失落了.本文试就文化上重建我们民族的自信精神提出若干浅见,以图对时下民族心理的改造、民族精神的振兴伟业有所启示.
隗金成[3]2017年在《当代中国民族自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族自信是支撑一个民族从现在走向未来的重要精神力量。民族自信的生成与发展具有普遍遵循的客观规律,同时也具有极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民族自信既是我们保持发展方向的坚强定力,也是推动我们持续前进的澎湃动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心理保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民族自信的本质特征,深刻认识当代中国民族自信的内在规律,科学分析当代中国民族自信的内涵意蕴,积极应对当代中国民族自信的严峻挑战,努力探索当代中国民族自信的构建路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研究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角,尝试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研究工具,从历史与现实、民族与世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多个维度对当代中国民族自信进行理论解析与实践建构,系统研究了当代中国民族自信的理论依据、历史经验、内涵意蕴、现实挑战、构建路径等问题,深刻阐释了当代中国民族自信的内在本质、生成机制、基本规律、鲜明特色和实践动力,体现了构建当代中国民族自信的高度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一是从对民族与民族自信的概念界定入手,将民族自信归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层面,视为一个由理想、信仰、信念共同构成的思想体系,指出当代中国民族自信的本质是在马克思主义信仰指导下,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定信念。当代中国民族自信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解放理论、人的解放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等作为理论依据,以唯物史观、辩证法和实践论作为方法论基础,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在对以往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深刻批判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契合的思想成果和理论产物。二是通过对当代中国民族自信历史脉络的系统梳理,回顾了中华民族走过的辉煌历史、近代抗争和复兴之路,再现了当代中国民族自信生成、发展、演进的历史图景,彰显了当代中国民族自信兼具科学真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始终保持实事求是的实践态度和与时俱进的生命活力的品格特质,深刻总结了党的领导、独立自主、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等在长期实践探索中积累的宝贵经验,还原了当代中国民族自信从自在走向自觉的思想飞跃过程。当代中国民族自信生成于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境遇,具有历久弥新的文化生命和独树一帜的表达方式,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和谐统一。叁是系统剖析当代中国民族自信的深刻内涵,将理想自信作为当代中国民族自信的方向引领,构建了以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有机统一的理想体系;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作为当代中国民族自信的核心内容,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特色;将对党的自信、对人民的自信、对青年的自信作为当代中国民族自信的主体力量,展现了党领导全国人民继往开来、接力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乐观前景。当代中国民族自信体现了中华儿女矢志不渝追求理想、坚守信念的伟大奋斗,折射出社会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运动与时代张力,蕴含着中华民族从现实走向理想的思维理路与实践规律。四是指出当代中国民族自信是一个开放的、流变的系统,面临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冲击和挑战。从社会现实看,外有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国际政治民主化等国际环境的深刻变革,内有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等经济社会的急剧转型,当代中国民族自信赖以依存的社会基础正时刻处于难以预知的动态变化之中。从思想文化领域看,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族主义等社会思潮的明争暗斗,更是直接销蚀着当代中国民族自信。对此必须以高度的忧患意识积极应对,深刻认识我国当前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问题,深刻认识各种国际舆论和社会思潮的外在表现、内在本质和最终目的,在复杂局面中始终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定信心。五是认为当代中国民族自信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更有赖于中华民族主观建构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构建当代中国民族自信,就要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搞好经济建设,努力夯实支撑当代中国民族自信的物质基础;就要坚定理想信念,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武装头脑,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来正确认识历史、认识国情,构建当代中国民族自信的思想共识;就要牢记实干兴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众志成城的强大合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就要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在国际社会争取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充分展现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和国际形象,使中华民族更加充满自信地傲然屹立于世界。
周杨[4]2016年在《全球化视域下民族自信心的构建》文中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唤起全民族的自信心,积极地发挥其指导性作用。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民族自信心也面临着相应的挑战。我们需清醒地认识到,民族自信心不是自发生成的,它的产生,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每一阶段历史进程中的优秀文化,并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步趋于理性,而非盲目自大。本文对全球化进程中民族自信心的构建从五个部分进行了论述。第一部分首先对民族自信心进行了详细的读解,阐明民族自信心是指一个民族对自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及其发展前途的信心,是对本民族的认定和确信,是肯定的、积极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并对与民族自信心相关联的民族、民族认同的概念进行了解释。从一般性上对民族自信心的概念、特征及作用进行了简要说明。第二部分进一步深入论述民族自信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用,作为精神引领和价值支撑,民族自信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它可以让民族成员忠于自己的民族,以民族文化为自豪,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它促进中华儿女的精神觉醒并对开辟历史新时代注入崭新的时代内涵;它作为参与国际竞争的精神源泉提升国家综合国力,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精神基础。第叁部分阐述了全球化时代民族自信心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全球化时代文化的相互融合,使各民族都有了展示自我、发展自我的舞台,而当我们面对与世界强国的差距,再加上文化的多元化与利益的多元化,民族自信心则面临了相应的冲击和挑战,遭到了弱化甚至动摇。第四部分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经典理论,从物质层面、文化层面及其有机统一的角度,通过历史、现实和未来叁方面,阐明了中华民族自信心的确立根基。第五部分从策略及方法上提出全球化视域下构建中华民族自信心的根本途径:对内,我们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精神的培养,坚定不移追求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把握现实契机开展家国情怀教育;对外,我们更要积极汲取他民族国家一切为我可用的优秀文化,使中华文化得到丰富与充实,提升综合国力,进而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
朱言坤[5]2016年在《跨文化对话中的民族自尊与自信——新世纪“跨国题材电视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世纪"跨国题材电视剧"的"跨国叙事",写出了自晚清以来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与自信从被挫败到再度重建的"民族心灵史"。剧中的"跨国平民"与"跨国革命者"在跨国流动过程中,始终处于跨文化对话状态,他们的民族自尊与自信,各有其特定的具体内涵,并且是"与时俱变"的。在中国国民的跨国流动与移民的故事叙述里,新世纪中国电视剧形象地揭示出了他们的民族自尊与自信的具体内涵及其迁延嬗变的心路历程。
宋伟[6]2017年在《大学参与重建中国文化自信的路径选择》文中研究指明重建中国文化自信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坚实基础,是应对越来越激烈的世界范围内各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竞争的必然选择,是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中国具有5000多年悠久灿烂的历史,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然而,自晚清以来的历史巨变之后,中国逐渐丧失了曾经拥有数千年的文化自信。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间,中国文化建设始终处于不断探索中。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60年代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直至改革开放之后的今日,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市场化运动中,中国文化建设始终面临着历史上最为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存在诸多的困难和障碍。当今在我们过分强调经济作用的时候,曾经以市场为圭臬的西方,又提出了“文化软实力”的概念,以文化霸权主义的狰狞面目,处心积虑地实行文化扩张,给我们带来严重威胁和挑战。面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迷失,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我们究竟怎样建设自己的新文化,如何重建中国文化自信,是亟待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和重要实践问题。当代中国大学由精英化迈向了大众化,毛入学率已经超过40%,“十叁五”时期将超过50%,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显而易见,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学已经由象牙塔变成社会普通民众的公共消费品,走进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家庭。大学也因此成为当今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重建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这既是大学在今天独有的历史担当,又是社会发展对大学提出的必然要求。文章运用历史研究法、比较分析法、文献研究法等方法,认真梳理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厘清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曾经长期处于强势和优越地位的中国文化,为什么丧失了自信力和影响力,进而寻找当今为什么要努力重建中国文化自信的现实原因,并提出重建文化自信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文章着重论证当代中国大学参与重建中国文化自信的路径和方法。这既是理论探索,又能对重建中国文化自信的实践给出具体的政策性建议,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经过认真分析梳理,文章提出了大学参与文化自信重建的路径选择。也就是:建设有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大学,推动强化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大学教学改革,培养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人才,汇聚文化精英作为大学教师队伍,引领中国文化的发展,架起中国文化辐射的桥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重建社会信仰、构建道德教化高地,建设大学校园文化,繁荣文化产业使文化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学通过这些途径,积极发挥自身文化建设职能,促使大学自觉参与到重建中国文化自信的伟大实践中,成为重建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和重要阵地,为中国文化自信的重建做出历史性贡献。
李万波[7]2005年在《试论民族精神培育体系的重新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六大在党的历史文献中第一次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时代发展的主题思想提出来,激发了理论界对民族精神的探索热情,但是从我国思想理论界现有的研究来看,这种探索主要停留在对民族精神的价值的研究和内容体系的建构层面上,而对于民族精神的有效实现途径特别是对民族精神的培育体系的探索尚属空白。本文正是以此为立论的出发点,试图建构既具有民族特色又符合时代特征的民族精神的培育体系,既填补了理论研究的空白,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建构民族精神的培育体系首先需要明确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时代意义。本文正是从这一问题入手,全面而深刻的剖析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建构民族精神培育体系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们要建构的民族精神培育体系要想真正经得住实践检验,就必须符合民族精神的发展规律,必须是科学的,这样才能保证它的切实可行,这就要求我们在建构这一体系之前要首先探寻它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本文从这一主旨出发,尽可能重新界定民族精神的本质涵义,深刻剖析和准确把握民族精神丰富的内涵,从而保证我们建构起来的民族精神培育体系严谨科学。 建构民族精神培育体系还要求我们正确对待我国过去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过程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不能讳疾忌医,要本着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正确态度,通过多方位、多角度的比较研究,解决好弘扬和培育的关系、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掌握建构民族精神培育体系的必要的和正确的方法,从而保证民族精神培育体系的建构能够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党的十六大提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这为我们建构科学的民族精神培育体系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建构民族精神培育体系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它要求我们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我国现有的国民教育体制,在国民教育的各个环节合理安排、科学设置民族精神教育的内容,制定培育民族精神的长期有效的机制,发挥国民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在培育民族精神中的主渠道作用,采用多种形式有效的整合国民教育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资源的在培育民族精神过程中的作用。与此同时,要把培育民族精神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纳入到精神文明建设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使民族精神从理论走向实践,成为全民族的精神统帅,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娄明阳[8]2010年在《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文化重建的想象》文中研究说明鸦片战争以来,在与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中,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所承载的一整套文化系统逐步开始了自觉的反思。“文化重建”被提出并成为时代课题。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相关问题就是包含于这一时代课题之内的。本文以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叁份“文化宣言”为例,通过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甲申文化宣言》的梳理、比较、考察,研究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文化重建”想象中的精神脉络、情感变化、学理逻辑,对其时代背景、思想环境、价值取向等作一个学术上的考察。不论是上世纪叁十年代、五十年代还是当今文化界,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文化重建”的建构努力始终仍存在于想象之中,叁份“文化宣言”很好地印证了这一观点。首先,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在历史的“文化重建”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为只有历史的“参与者”才能够真正地现实地实践自己的文化理想,“文化重建”对历史的“旁观者”来说只能是流于一纸空文。《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因其起草者来自法律、经济、政治各界,且得到当时官方舆论支持,故对现实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则基本上是“历史的旁观者”的话语。《甲申文化宣言》的起草者们有政治人物、学者、科学家、演艺人员、医生等各行业的代表,所以在推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更具有实践能力。其次,中国思想界自“朱陆之辩”以来,一直存在着“尊德性”或是“道问学”这样的主流理路。“文化宣言”所关注的话题内在包含了这一历史的争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们所信仰、弘扬的文化是“道问学”的文化还是“尊德性”的文化直接关系着他们是否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理想。在民族危机、文化“隳落”时,需要“尊德性”以扬士气,故《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大呼口号适得其宜;在远离政权、流落江湖时,需要潜心“道问学”以积蓄实力,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有不通时务的一面;在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时,知识分子只谈“尊德性”就会显得高唱赞歌、粉饰太平,故《甲申文化宣言》不谈“问学”是为憾事。必须看到的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文化宣言”中的表述大体上仍是漂移在社会实践之上的。这些观点和理论在学术的层面上反映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尤其是文化心态方面的微妙变化。宏观上,我们可以说叁份“文化宣言”体现的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文化重建”问题上日趋自信的心理轨迹。但是,他们的文化保守程度则基本上与自信程度成反比,呈日趋保守的态势。具体到叁份宣言,《甲申文化宣言》因自信太大而保守最多,《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是较为虚心、开放的表述,《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则因远离大陆文化圈的现实原因不能直接反映现代思想史上自信程度与保守程度的反比关系,相比来说,这份宣言的起草者最乏自信,但他们的心态较《甲申文化宣言》起草者则更为开放。当然,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文化重建”的想象并不是完全抽象的。“文化宣言”内在地对应着一种“文化重建”后的景象,即文化的“本我”。“文化重建”的实质应当是一个新的“文化本我”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占据主流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叁份“文化宣言”所内在反映的“文化本我”分别为“叁民主义”、“新儒家思想”和近似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叁种系统。
贾效明[9]2016年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论》文中提出文化,对于民族而言是内在血脉,对于人民而言是精神家园。中华文化的浮沉更迭,始终牵动着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从其形成来看,是“文化自觉”的成果;从其本质来看,是“自觉文化”的体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思想政治工作任重道远:一方面,要继续巩固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要不断夯实和筑牢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根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德性”特质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属性为纽带,二者形成了一种“融合”关系,其实质体现在思想政治工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运用上,其内涵表现为主体层面的理性阐释、对象层面的人性构建、方向层面的良性互动、方式层面的隐性渗透以及环境层面的适性创新。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的根基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资源。从思想政治工作目标视角来看,传统文化资源体现在人格境界、社会理想、和合氛围、义利追求等方面。从思想政治工作内容视角来看,传统文化资源体现在天人观、知行观、刑礼观、伦常观等方面。从思想政治工作原则视角来看,传统文化资源体现在顺势而为、因材施教、禁于未发、循序渐进等方面。从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视角来看,传统文化资源体现在经典灌输、环境熏染、典型示范、自省修养等方面。这些传统文化资源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丰厚滋养,已经并正在融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和实践之中,润物无声,化人无形。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的历程是与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密切相关的。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来的百年当中,大致20年为一期,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自1917年起处于革命道路探索期,是融合的萌芽阶段,以认识国情为融合的主题;第二阶段自1937年起处于革命理论成熟期,是融合的奠基阶段,以实现民主为主题;第叁阶段自1957年起处于建设道路探索期,是融合的逆反阶段,以探寻理想为主题;第四阶段自1977年起处于改革道路探索期,是融合的重构阶段,以追求义利为主题;第五阶段自1997年起处于改革道路深化期,是融合的深入阶段,以构建和谐为主题。每一个阶段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和传播都植入了传统文化基因,受到了传统文化影响;以此为主线,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不断进行着双向互动。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原则。这个原理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还是对未来走向的预期。首先,要坚持理性态度和科学方法,坚持“马学”为体、国学为根,坚持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其次,要弘扬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弘扬包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道法自然的唯物精神、上善若水的奉献精神、以和为贵的团结精神、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等在内的民族精神,弘扬包括孝悌之德、忠恕之德、诚信之德、谦和之德、忧勤之德、廉俭之德等在内的传统美德;再次,要破除封建因素的消极影响,这些封建因素主要包括特权崇拜、宗法观念、迷信思想、小农意识;第四,要构建多元互动的融合机制,坚持党政主导、学界倡导、文艺引导、媒体传导、大众促导,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正向合力;最后,要认清深化融合的内外形势,其中,我党推行的关于构建和谐社会、推动和平统一、倡导和合外交等方面政策是机遇因素,而当下面临的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开放环境的外来冲击、信息时代的社会困惑等方面问题则是挑战因素。新世纪新阶段,要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的进程。一要运用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阐释,挖掘传统资源,厚植价值基础;二要发挥传统文化在党的建设中的资鉴作用,利用修齐治平经验,提高治国理政效能;叁要确立传统文化在国民教育中的基础地位,加强国学经典教育,提升传统文化素养;四要发掘传统节庆习俗的社会教化功能,宣传文化常识,倡导移风易俗;五要加强社会组织文化建设,通过弘扬家训传统促进家风传承,通过宣传行规传统推动行风转变,通过借鉴民约传统促进民风改进。
袁立莉[10]2010年在《“东方文化派”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为基础,对“东方文化派”的理论学说、思维范式、学术特征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论述。通过对“东方文化派”代表人物思想的分析,可以发现,“东方文化派”具有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结,但与20世纪初中国国内兴起的“复古派”有着本质的差异。其认同吸收西方文明之精髓以重建中华文明,主张中国文化在现代化大潮中理应接受理性地批判与重建。“东方文化派”坚信,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只有通过民族文化复兴才能最终解决。因而,其提出了诸多“文化救国”的思路:杜亚泉从“文化动静说”出发,设计出以新文化、新思想促进社会中两种文明协力发展的方案;梁启超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融合,期望以文化塑造“新国民”;梁漱溟不仅提出了“叁大文化路向”说的主张,而且将自身文化理论付诸“乡村建设”的实践;张君劢从科学观与人生观的关系评判出发,构想出“明日之中国文化”;章士钊更以《甲寅》杂志为阵地,倡导复兴礼教、“以农立国”。今天,我们站在现代视域对“东方文化派”思想进行审视。可以发现,与存在的理论缺失相比,其历史价值、产生的文化影响积极意义得到了更多彰显。此外,它的思想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亦产生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 试论民族自信心的文化重建[D]. 文侃. 华东师范大学. 2002
[2]. 试论民族自信心的文化重建[J]. 文侃. 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1996
[3]. 当代中国民族自信研究[D]. 隗金成. 辽宁大学. 2017
[4]. 全球化视域下民族自信心的构建[D]. 周杨. 辽宁师范大学. 2016
[5]. 跨文化对话中的民族自尊与自信——新世纪“跨国题材电视剧”研究[J]. 朱言坤. 南大戏剧论丛. 2016
[6]. 大学参与重建中国文化自信的路径选择[D]. 宋伟. 大连理工大学. 2017
[7]. 试论民族精神培育体系的重新建构[D]. 李万波. 东北师范大学. 2005
[8].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文化重建的想象[D]. 娄明阳. 苏州大学. 2010
[9]. 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论[D]. 贾效明.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10]. “东方文化派”思想研究[D]. 袁立莉. 黑龙江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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