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远游”：王蒙小说的一个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蒙论文,远游论文,模式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蒙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他所喜欢的一些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抄录下来可能有一长串人名和书名，而且他的有些小说就是在某些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启发下写出来的〔1〕。也许是因为这一点，或许更是由于他复出后在小说表现手法方面的探索和创新，他曾被看作是新时期引进西方现代文学的艺术方法，诸如意识流之类的始作俑者。我倒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王蒙与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学的联系，其实是更紧密、更内在、更深刻的。从他的小说创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丰富的思想和文学遗产的持久而新鲜的生命力。
大体可以说，在王蒙写得最好的中短篇小说中，隐含着一种“一个人远游”的模式。其中，最典型的是《杂色》。这篇作品写的主要是在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后“自愿”要求到边疆工作，后来担任某公社文书、统计员的音乐教师曹千里，一个人骑马外出统计有关数字的一天的行程。比较典型的是《夜的眼》、《春之声》和《海的梦》。《夜的眼》写从边远地区来到某大都市的小说作家陈杲，带着领导的信件去找一位主管干部为修理小汽车“走后门”的过程。《春之声》写出国考察归来的工程物理学家岳之峰，坐闷罐子车回乡过年探亲的经过。《海的梦》则写外国文学翻译家缪可言的一次赴海滨休养的经历。此外，写中央某部副部长张思远重返劳改时生活过的山村之旅的《蝴蝶》，可以看作是这一模式的变体。另外，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也有这一模式的影子，语言学者倪藻是在欧洲旅行时开始了对“久已埋葬的过去”的回忆的。
显然，具有诗人气质的王蒙是很钟情于这一模式的。对此，虽然还不能说他很明确，但似乎也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他在《谈触发》一文中说过，“我非常喜欢使自己的故事发生在火车里”〔2〕。其实，更准确地说是发生在路上。主人公无论是骑马（《杂色》），还是走路（《夜的眼》），是坐火车、乘汽车（《春之声》）、《蝴蝶》），还是去海滨度假（《海的梦》），故事都发生在主人公“远游”的旅途中。通过王蒙的小说创作，上述采用这种模式的小说，无疑都是最具作者个人风格特色的作品。这也颇能反映王蒙个人的文化——审美心理的特点。这一特点与我们民族的文化——审美心理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一个人远游”的叙事结构模式，不论其形式还是其实质，都深深地蕴藏在中国传统的思想遗产和文化遗产之中。
在古代典籍中，我们早就知道了周穆王驭八骏巡游天下、孔子周游列国、老子骑牛西出函谷关等等故事，但是，“远游”作为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既是行为方式，更是精神存在的方式，是从庄子开始的。“逍遥游”是庄子所推崇的最高的心灵境界和人格理想：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
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已，而况利害之端乎？（《庄子·齐物论》）
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庄子·大宗师》）
屈原明显地受到了庄子的影响。“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这是屈原的作品《远游》中的诗句。王逸在《〈天问〉序》里指出：“屈原放逐，忧心憔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吴旻，仰天叹息。”有过这样一番经历的屈原，写下了“泄愤懑、舒愁思”的不朽诗篇《离骚》，诗中先是自述他在地上各处周游，所到之地均不如意，继而叙述他在天上的游历。与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学说一样，庄子和屈原的精神人格也给后世中国文人和中国古代文学以极大的影响。诚如李泽厚所说，“庄、屈、儒在魏晋的合流，铸造了中国文艺与美学的根本心理特征和情理机制”〔3〕。“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山林、江湖、田园，成了政治上失意的大批古代文人的栖游之处。浪迹天涯、漫游天下、逍遥江湖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一个很深的心理情结，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的一种“原型”，也是古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
王蒙曾明确表示，他对李白、李商隐、苏轼怀有特殊感情，对屈原的《离骚》等作品印象颇深，对《庄子》更是爱不释手〔4〕。庄子和屈原上文已经谈到，李白青年时代便“仗剑远游”，遍访名山大川，在长安政治上受挫后，他继续到各地漫游，浪迹天下。他的“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人生在世不得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诗句，是他愤世嫉俗的傲岸姿态的自我表达。苏轼则在胸怀抱负、积极入世的同时，不时发出“世事大梦，人生凄凉”的深重叹息，经常流露出“小舟从此始，江海寄余生”的退隐情绪。在著名的《前赤壁赋》中他写道：“寄蜉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即使是政治热情一直很高的李商隐，在“欲回天地”的襟抱的另一面，也仍然怀着“永忆江湖”的愿望。在王蒙的隐含着“一个人远游”模式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上述古代作家和诗人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是叙事结构上的、艺术上的，也是内在精神气质的。可以说，“一个人远游”是王蒙小说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原型”。王蒙对于蕴含着这种模式的古代作家、诗人的作品的有意或无意的摹拟与化用，使其小说既能表现出这一模式的叙事特长、艺术功能和文化意蕴，又不能不受到此种模式所特有的文化内涵和守美旨趣的规约与限制。
王蒙隐含着这个模式的小说，一般说来有这样一些主要特点：1.有一个突出的主人公，而且对于作者而言，这个主人公具有某种自传性质，当然主要是精神上的自传性。曹千里、陈杲、岳之峰、缪可言等人物，均可作如是观。2.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着重表现的是人物的心理、情绪、感觉、联想、回忆、感悟和思考，即使反映了社会现实，也主要是通过主人公的“心理现实”折射出来的。3.重过程而轻结果。如，王蒙曾提到一位友人说看《杂色》有一种上当感，“耐心地跟着曹千里上了山了，想知道知道他上了山有什么遭遇，结果小说忽然结束了”〔5〕。实际上作品里交代得很清楚，曹千里“骑马去做什么，这是并不重要的，无非是去统计一个什么数字之类，吸引他的是骑马去夏牧场这本身”。王蒙还提到过，有人认为《夜的眼》虎头蛇尾，前边写各种景色占的篇幅太多，后边进入正题写陈杲为修汽车走后门碰壁就草草收兵了。但是，恰如王蒙自己所说，“这篇小说的灵魂恰恰不在于走后门，而在于他零零星星的感受上”〔6〕。
《庄子·德充符》接连写了三个“兀者”，三个“恶人”，虽然他们身体残废或者相貌丑陋（断足、跛脚、缺唇、颈上生有大瘤），但都是形残、貌丑而德充之人，是内在道德、人格之美超越了外在形体之丑的人。王蒙上述小说的主人公很容易令人想起庄子笔下的这些人物。陈杲（《夜的眼》）“土气，皮肤黑，粗糙”，“走起路来有一点跛”。缪可言（《海的梦》）左腿小腿肚子在“恶攻”罪“审讯”中曾被踹了一脚，游泳时抽了筋。曹千里（《杂色》）面孔“上宽下窄，后脑像长茄子”。张思远（《蝴蝶》）则有“弓曲的腰和背”。他们也大都是内在的精神、人格、理想、信念之美，超越了外在的形貌之丑的人物。
而且，同那些政治失意以后逍遥山村、浪迹江湖的古代诗人一样，他们也都是带着精神创伤的人，他们的心灵在政治运动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特别是曹千里和张思远，更使人联想到屈原，《杂色》和《蝴蝶》也很容易让人想起展示了屈原那颗受了伤的烦乱、痛苦、愤懑、困惑而悲哀的心灵的《离骚》。不仅如此，曹千里和张思远的不变的信念与无悔的追求，既分明镌刻着“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的屈原的精神印记，也多多少少承继了“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的古代文人的文化遗传。
《庄子》中有一些具有超凡智慧的人物，如南郭子綦（《齐物论》）、蘧伯玉（《人间世》）等。王蒙小说的主人公也大都是一些智慧型的人物，是智者，是生活的思考者。他们思考社会、思考人生，也思考自我的命运和价值。在“到处听到人们在谈论民主”的特定时代氛围中，从边远小镇来到大城市的小说家陈杲，虽然比较年长，而且显得土气，但同那些“表达了许多新鲜、大胆、尖锐、活泼的思想”的，比他年轻、肩膀宽、个子高、眼睛大的同志相比，他似乎更多了几分清醒和冷静，因而也就多了几分理性和智慧。他既嘲笑了“羊腿”，也嘲笑了“民主”，“并不认为大谈民主就行，他知道中国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羊腿比需要民主迫切一些”〔7〕。 下到基层之后的音乐教师曹千里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有时候又是令人沮丧的真理”：“人必须吃饭”。工程物理学家岳之峰坐在条件恶劣的闷罐子车里，在嘈杂纷乱的环境气氛中，发现了“每个角落的生活都在出现转机”。
“久在樊笼里，复返得自然。”（陶渊明）古代诗人经历了官场倾轧、宦海浮沉和仕途艰窘之后，终于在江湖、山林、田园中找到他们心灵的栖息之所，得到了精神的寄托和抚慰。庄子赞赏“无己”、“无待”、“闲游江海”的逍遥境界。《齐物论》中说：“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已，而况利害之端乎？”所以，他主张“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8〕，“知其不可奈何， 而安之若命”〔9〕，反对“撄人心”〔10〕，强调“撄宁”， “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11〕，即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虽然与外界相接触（撄），可内心总是平静的（宁）。王蒙笔下的人物虽然也由于政治运动而到了边疆或山村，但他们在逆境中能够基本上保持精神平衡和心灵宁静的同时，实际上又难以真正做到“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庄子主张“逍遥无为”，而曹千里则一面靠暂时忘却和漠然来获得精神的支撑，另一方面又是想“有为”的，是想振作起来的。在庄子笔下，“庄周梦蝶”的寓言形象地描绘出忘物、忘我、与物俱化、物我不分的境界，而《蝴蝶》则借用这一寓言，喻指主人公张思远命运的升降起伏的戏剧性变化和对于迷失于这种命运变化中的自我的体悟，以及重新寻求和确立真正的自我的努力。
《杂色》具有较为明显的对《庄子》的模拟成分。庄子在《人间世》中连续讲了两棵“不材之木”的故事，第一棵“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另一棵因其“不材”，“以至于此其大也”，说明人之患在于有才、有用。又以一个叫支离疏的人因为其残废无用避免了许多灾祸，进一步说明无才、无用则无患。《杂色》的主人公曹千里也自称是一个“无用人”。作品中写道：“什么人骑什么马”，这个本来是音乐教师、后来到边疆做了公社文书、统计员的“无用人”，偏偏骑了一匹“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又老又瘦又寒伧的灰杂色马，这一构思创意实在是妙得很，分别隐含着一种《庄子》的意味。尽管作品里写：“当它失去了一切的时候，它却得到了安全”，尽管曹千里用以时时疏导、安慰、平衡自己与世无争、心平气和、谦逊克制、知足常乐、自轻自贱的“生活哲学”，颇有庄子的“安时而处顺”、“不谴是非与世俗处”的味道，但是，曹千里毕竟不能彻底地做到庄子式的“撄宁”、“泰然”和“超脱”，他无法像那匹灰杂色的老马一样“潇潇然，噩噩然，吉凶不避，宠辱不惊”。勿宁说曹千里是外“宁”内“撄”、貌“宁”实“撄”的，在谦卑、带笑、随和与漠然的表情中，仍包藏着自恃自负。当他拿起千疮百孔的鞍子时，当他看到马脊梁上的血疤时，他因心痛而愤怒了。当然他很快又说服了自己，心平气和了。到后来，这个自称是“无用人”的人，终于想起了李白的诗句：“天生我材必有用”。
庄子把不受外物束缚、不受任何束缚的自由，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来追求；而要达到这种“逍遥游”的境界，最重要的是做到“无己”，即忘掉一切。只有做到“无己”，才能够物我两忘，融合于自然。曹千里在那个不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于无意中到大自然中进行一次精神上的漫游。这次漫游写得诗意浓郁、激情洋溢，令人荡气回肠，堪称是一次“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游”。但是，与庄子的“逍遥游”不同的是，曹千里没有彻底忘掉自己的现实存在（“无己”），从而使自己完全融于自然，混同于自然；他在生生不息、郁勃旺盛的大自然面前，感到的是“个人的渺小”，感到的是个人一时的荣辱得失的微不足道。这种在人与自然的比照中对个人的命运和价值的感悟，仍然鲜明地显示了中国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特点，甚至可以说很类似于中国佛教禅宗的“顿悟”。尽管遭受了很大挫折的曹千里自称“很愉快”、“很满足”，但他仍然做不到恬淡无为，做不到一切任其自然，而是盼望着有朝一日自己变成一个有用之人。在这次精神漫游中，大自然不仅仅抚慰了曹千里的受了伤的心灵，而且他还从大自然中获得了启示：自然的生命是不会灭绝的、不可阻挡的，是终究会发挥作用的。他还体验到了大自然的“野性”、“鲜活和强力”，情绪由低沉转向高扬，精神由颓唐变为振奋，从而达到了自由的精神对不自由的社会政治现实的超越和否定。
应该看到，这种超越和否定不是靠伴随着主人公剧烈的痛苦、怀疑和绝望的心灵冲突的艰辛精神探索达到的，也不是以主人公的自由意志向社会进行坚忍强毅、百折不挠的追寻和抗争来实现的，所以，这一超越和否定又不能不是有限度的。庄子是通过“心斋”、“坐忘”等来泯物我、同生死、超利害，而不是通过在社会中的主体性选择和现实行动来取得个体独立与精神自由的。在曹千里的“逍遥游”中，其精神对社会现实的超越，具有整体的社会政治背景上的被动的、卑屈的、不自由的性质。尽管他一再强调“我是自愿到边疆”、“到基层来的”，“我爱边疆”，“我爱这广阔、粗犷、强劲的生活”，但是，不能否认他之到边疆和基层，毕竟是他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的结果（即使不是直接结果），而不是他个人自由选择的行为，并非他的自由意志之所为，其下基层“改造”的性质无论如何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尽管那场暴风雨加冰雹使他“狼狈万分”，可他又觉得“有点有趣”，从而感到“畅快”，并且“笑出了声”，但是，我们仍然能从这向外啐着雨水的笑声中，感到一种自嘲的、尴尬的、苦涩的味道。尽管作品强调曹千里如果不来边疆和基层，“能享有这种野人式的快乐吗？”“能赤条条地骑着马，在阳光下面，在辽阔的草原上漫游行进吗？”以至于在过了许多年之后的八十年代，主人公仍然“怀念这一切，并充满了由衷的谢忱”。然而，曹千里这次“逍遥游”的根本上的不自由性质，依然是十分肯定的。所以，这种精神对社会的超越和否定是有限度的，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广阔的自由感的。庄子所推崇的“逍遥游”，实际上是在对社会的逃避中的自由追求，所以庄子哲学中必然隐含着“精神自由与迁就现实的尖锐矛盾”〔12〕。采用“一个人远游”模式的《杂色》，实际上也是存在着上述这样一个内在的矛盾的。
上文已提到，王蒙上述小说的艺术特色，也是和其采用“一个人远游”的模式密切相关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表现人物的主观感受和内心世界。王蒙对“写人的扑朔迷离的内心”〔13〕更感兴趣。上述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古代作家和诗人及其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就在于表现人的内心世界、人的精神世界。有人认为《庄子》中的七篇“内篇”实际上是由意识流表现手法联构而成的〔14〕。《离骚》等作品表明，屈原也是非常善于表现人的内在的心灵和情感的。王蒙说过，中国古代诗歌特别善于写人的心理活动〔15〕。而表现、展示人的心境和意绪，则是王蒙最喜爱的古代诗人李商隐诗的显著特色。所以，与其说王蒙是从西方小说中借鉴了意识流等现代小说表现技巧，勿宁说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已经给予了他这种审美滋养和艺术启迪。此外，王蒙在《杂色》中还描写了马的开口说话，这种表现手法也是可以在我们传统文学资源中找到的。在屈原的《离骚》等作品中，鸟兽草木等自然物经过诗人的拟人化手法具有了生命。另外，王干曾认为王蒙小说语言的铺排，很像中国古代的赋〔16〕，是很有道理的。其实，语言的铺张扬厉的特点，在《庄子》中，在屈原的《离骚》等作品中，在李白诗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作家和诗人的作品的思想艺术都可能对王蒙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展开谈了。
写于1995年5月28日
注释：
〔1〕 参见《从实招来》、《我为什么喜爱契佛》、 《文学与我》、《撰余赘语》、《王蒙、王干对话录》、《王蒙文集》第7、8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
〔2〕 见《王蒙文集》第7卷第167页。
〔3〕 李泽厚：《古典文学札记一则》，《走我自己的路》第377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4〕 引自王蒙1994年12月与笔者的一次谈话。
〔5〕 《关于创作的通信》，《王蒙文集》第7卷第629页。
〔6〕 《在探索的道路上》，《王蒙文集》第7卷，第609页。
〔7〕 《王蒙文集》第7卷，第608页。
〔8〕 《庄子·养生主》。
〔9〕 《庄子·人间世》。
〔10〕 《庄子·胠箧》：“汝慎无撄人心”。 《庄子·在宥》：“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
〔11〕 《庄子·大宗师》。
〔12〕 参见李泽厚《刘笑敢〈庄子哲学体系及庄学演变〉序》，《走我自己的路》第150—151页。
〔13〕 《谈触发》，《王蒙文集》第7卷，第167页。
〔14〕 参见玄峻《联想与印证》第276—290页，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
〔15〕 《〈春之声〉通信》，《王蒙文集》第7卷，第599页。
〔16〕 《王蒙、王干对话录》，《王蒙文集》第8卷，第6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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