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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我们党经过近2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做好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的根本要求，是全党同志的光荣责任。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是做好正在做的事情的根本保证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在近20年的时间里，全党和全国人民一直在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没有写过，我们的前人未曾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要做好这件事情，唯有靠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实践中探索前进。
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这个理论，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率领亿万人民，坚持探索、勇于创造的实践总结。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和政治保证。邓小平理论总结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在改革和建设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创造性思想，全面揭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遵照这个理论所揭示的规律想问题、办事情，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会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邓小平理论集中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它把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理想和追求，用最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语言生动而准确地表达出来，撼动人心，深入人心，把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事业、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无一不是邓小平理论指导的结果。离开邓小平理论，人民不答应。只有坚定不移地沿着邓小平理论指引的方向努力奋斗，才能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美好理想。高举旗帜，是做好事情的根本保证。
在理论上认识这个问题，还有两层深刻的含义：
第一，从理论自身的沿革说，一种理论之所以能够被继承，是因为它本身能够根据时代的要求不断地有所发展。所谓发展，当然包括继承前人提供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以及那些仍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论断。同时，更重要的是，后人能够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人民群众活生生的实践出发，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它。把马克思主义同现实生活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就失去生命力。邓小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因此，我们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做好我们当前正在做的事情，只能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第二，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说，无论人的主观愿望如何，一个时代的实践必然产生能够指导当代实践的理论。实践只承认和选择具有时代特征、具有指导和推动作用的理论作为自己的前导和旗帜。理论只有为最广大群众所接受，才能够更直接、更彻底地转化为物质和实践的力量。一个有伟大理想和进取精神的政党，只有高举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旗帜，才能够号召和团结人民去开创新的伟大事业。离开邓小平理论，就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的事业就没有希望。
做好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扎扎实实地干好我们正在干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邓小平理论的主旋律。我们要运用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用新的实践成果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为什么要这样讲？说到底，还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理论来源于实践。这不仅体现在实践永远走在理论的前面，没有实践就没有理论，而且还体现在理论必须回到实践，指导实践，用实践检验自己，在实践中发展自己，以获得新的生命力。所以可以说，做好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做好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要排除各种干扰。高举旗帜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离开了发展，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的事实说明，贫穷就要挨打。这个历史教训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从50年代中期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到现在，经过40多年特别是近20年的发展，我国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各项事业有了很大进步。然而总的说来，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社会主义法制还不健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并千方百计地解决这个问题，才算是真正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与此同时，要注意克服两种情绪：
一是急躁情绪。我们干革命、搞建设，就是为了改变现状。我们总想把步子迈得更快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犯急性病，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往往给事业造成的损失更大。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这种急性病危害很大，常使我们一些同志对革命和建设，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艰巨性，缺乏足够的思想和心理上的准备，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提出一些超越阶段的口号和目标，干扰方向和视线，影响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在小生产势力还有广泛影响的条件下，尤其需要下气力克服这种急躁情绪。
二是盲目乐观情绪。改革开放，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许多方面的总量指标都在世界前列。但是，从根本上讲，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相当落后，绝大多数人均指标水平很低。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不能因为取得一点成绩就头脑发热，背离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放弃或淡化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贻误中华民族的前途。
广西的情况也是如此。十四大以来的5年，广西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16.2%的速度增长，比全国高出4.1个百分点；199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全国第28位上升到第19位；基础设施建设有长足的发展，基本形成海陆空相互配套的大交通网络；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各族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但是，与发达地区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对照十五大报告列举的初级阶段九个方面的特征，当然还是处于不发达的初级阶段。我们一定要统一全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坚定不移地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动员全部力量，一心一意，加快发展。
“三个有利于”是做好一切事情的根本标准
做好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会遇到许多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风险。克服困难，战胜风险，需要以改革的精神，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不断开拓我们事业的新局面。这就涉及一个衡量标准问题。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什么叫“一切”？从实践的主体讲，无论什么人，无论哪一级组织，你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要符合“三个有利于”；从实践的目的讲，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无论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还是物质产品的生产，都要“三个有利于”；从实践的结果讲，无论你主观愿望如何，无论你付出多大的努力，最终要“三个有利于”。否则就不能去做，不要去做。什么叫“根本”？也就是说，这是判断人们一切思想和行为是否正确的最高标准，其他所有的标准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都要服从于这个标准。事情做得好不好，根本的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
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将把我们从各种禁锢中解放出来。只要我们真正树立并自觉地运用这个标准，研究和分析问题的方式就会更加切合实际，认识就比较容易统一，许多影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矛盾和疑惑就会迎刃而解。比如所有制形式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疑虑重重。实际上，混合经济中的国有、集体成分是公有的，其他成分也在公有成分的控制下，为发展社会主义服务。个体私营经济的原始资本是私有的，但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管理下，发展生产，按章纳税，扩大社会就业，对搞活经济、壮大地方经济实力都有益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各种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特别是在广西这样资源丰富，市场广阔，而经济活力不足，资金明显短缺的省区，放开手脚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有的地方、有的产业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比例稍高一些，其意义和作用就更加突出。
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是排除错误倾向干扰的有力武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含两个方面的概念。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初级阶段”。这两个方面相互衔接，不可分割。我们既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讲初级阶段，也不能离开初级阶段讲社会主义。从我们党的历史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看，有右的干扰，但对我们影响大的，是脱离实际、照搬本本、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思想和观念。“左”的观念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的表现是很多的。但上升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来分析，其症结就是判断改革的是非得失离开了“三个有利于”这一根本标准。在新情况、新问题面前，“左”的习惯是抽象地谈论姓“资”姓“社”；而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要问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前者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仅在上层建筑范围提出问题，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后者是以生产力为起点，从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高度，解决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做好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事业就一定大有希望，中华民族就一定会在21世纪有更大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