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理论的演进与经验事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居民消费论文,事实论文,理论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直以来，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是主流经济学家和各国政府关注的重要议题。从宏观层面来看，居民消费是构成一国总消费需求的主体部分和核心部分，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特别是当一国遭遇投资瓶颈且出口环境不断恶化时，提高该国居民消费增长是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优选择。从微观层面来说，居民消费水平的高低不仅直接决定着每个家庭的效用水平，而且也与家庭的幸福程度密切相关。因此，关于居民消费的理论演进与经验事实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第一部分综述居民消费理论的形成、发展与演进，第二部分讨论国内外居民消费的经验事实，第三部分分析主流居民消费理论的局限与挑战，最后一部分是总结性的评论。 一、居民消费理论的形成、发展与演进 自从Keynes开创宏观消费理论以来，居民消费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理论，它包括Keynes的绝对收入假说和Duesenberry的相对收入假说，研究对象主要是静态的即期消费。 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假说的出现把居民消费推进到不确定条件下来进行研究，即形成了不确定条件下的居民消费理论，这是居民消费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消费理论以不确定性下的持久收入/生命周期假说为主，此后又演化出一系列新的消费理论，包括随机游走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流动性约束假说和缓冲存货假说等。这个阶段的消费理论的研究对象和约束条件也都发生了明显改变。其中，研究对象由静态的即期消费转向动态的跨期消费，约束条件从相对宽松的预算约束变成流动性约束。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居民消费理论进入到第三个快速发展阶段。在此期间，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消费者个体的心理特征和社会形态对消费决策的影响，然后通过内省和心理实验引入影响甚至决定消费决策的社会心理动机，发展出了新的基于非完全理性的行为消费理论。 目前，以持久收入/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为代表的主流消费理论和以心理特征为基础的行为消费理论是现代宏观消费理论发展的两大方向。 (一)确定性条件下的居民消费理论 关于居民消费理论的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Keynes的消费理论。Keynes在《通论》(1936)中考察了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示为： C=C(Y-T)=α+β(Y-T) (1) 其中，C表示居民消费(支出)，Y表示居民收入，T表示对居民收入的征税，α为自发消费，β为边际消费倾向。Keynes认为居民消费主要由当前(可支配)收入决定，而且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是递减的。Keynes的消费(函数)理论后来被称作绝对收入假说。 Duesenberry(1948)对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提出了不同看法。Duesenberry认为，居民在消费问题上存在极强的示范效应：消费者的消费水平不仅会受到自身过去的消费习惯影响，而且还受到周围其他人的消费水平影响。换言之，居民消费是相对决定的，并非完全由他当前的收入水平决定。 不难发现，无论是Keynes的绝对收入假说，还是Duesenberry的相对收入假说，都是在确定性条件下来研究静态的即期消费，它们都没有考虑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 Friedman(1957)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该理论认为，居民的当前消费并不是受到当前的绝收收入影响，也不是受与他人相比的相对收入影响，而是受到个人的持久收入支配。这种理论对应的数学表达式为
Modigliani(1954，1963)则进一步认为，居民消费并非仅与当前可支配收入相关，人们倾向于在更长的时间内来计划消费开支，减少消费波动，以获得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消费达到最优配置。 Friedman的持久收入假说和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说一经提出就在主流经济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风头很快盖过了绝对收入假说和相对收入假说。但是，虽然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②将早期的消费理论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仍然没有摆脱确定性的前提条件，没有打破固有的研究模式而将不确定性纳入到研究框架中来，这也是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往往不能被经验验证的主要原因。直到理性预期假说以及不确定性分析被引入宏观经济学，居民消费理论才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理论 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假说的出现为打破传统的建立在确定性前提下的居民消费研究框架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依据和现实可能性。随着理性预期假说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于宏观经济学，一大批国外经济学家开始转向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居民消费问题研究。就居民消费来说，不确定性的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家庭的未来收入具有不确定性，家庭劳动力的供给、生产率水平、国家制定的退休、养老金制度等因素极易造成家庭未来收入的巨大波动。另一方面，家庭消费偏好、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等因素在未来可能发生重大转变，从而使得居民的消费行为发生巨大改变，最终形成居民消费的不确定性。 受不确定性的影响，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所预言的许多消费特征经常与经验事实发生偏离③。持久收入假说的失效激起了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兴趣，一大批经济学研究者对持久收入假说进行了理论拓展，一些人试图寻找更加合适的消费理论来解释现实中的消费现象。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消费理论当属随机游走假说(Hall，1978)，预防性储蓄假说(Leland，1968；Weil，1993)，流动性约束假说(Zeldes，1989；Gross & Souleles，2002)和缓冲存货假说(Deaton，1991)。 Hall(1978)大胆尝试运用欧拉方程方法对Friedman(1957)提出的持久收入假说进行理论拓展，并提出了消费的随机游走假说(Random Walk Hypothesis)。他假设利率是一个固定的常数，瞬时效用函数是二次型的，则消费者面临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变成
其中，
为初始财富。运用欧拉方程求解得到
表示基于第1期可获得信息的条件期望。当消费者最大化其终生效用时，预算约束必取等号，因而对预算约束两边取期望相等，进而得到
式
表明，如果第一期的信息可以获得，则
的期望等于
。更一般的，对于各期来说，下一期的预期消费等于当期消费。这表明消费变化是不可预测的。根据这种定义可以得到下式：
式(6)便是Hall(1978)一文最核心的结论，它表明居民消费是一个AR(1)过程，即消费服从随机游走。 然后，Hall(1978)选取1948年至1977年美国家庭的非耐用品和服务消费的季度数据为实证样本，分四步对持久收入假说以及随机游走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第一步，他首先考察消费是否真的服从随机游走过程。模型设定如下：
如果β=1，则意味着消费服从随机游走。实证结果显示，β接近于1，表明无法拒绝消费服从随机游走的原假设。换言之，支撑持久收入假说的证据较弱。 第二步，在影响当前消费的内生变量(消费的滞后值)中，持久收入假说假设只有滞后一期的消费值是显著的。Hall(1978)通过考察当前消费与滞后4期消费的关系，从实证角度证实了持久收入假说这一假设的合理性。具体模型表述如下：
如果
，则表明当前消费只与上一期消费有关，消费服从持久收入假说。Hall利用F检验得出，
全为零的F值为1.7，小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2.7，所以接受
全为零的原假设，消费仍然服从持久收入假说的假定。 第三步，在影响当前消费的外生变量中，持久收入假说假设当前消费只受滞后一期的可支配收入影响，而与滞后多期的可支配收入无关。鉴于此，他分别选取可支配收入的滞后期为1期、4期和12期，从而建立三个不同的回归方程来验证持久收入假说的上述假设。具体表达式如下：
其中，y表示实际可支配收入。 结果显示，并非只有滞后一期的可支配收入才能预测当前消费，滞后多期的可支配收入也能够预测当前消费，只是这种预测能力相比滞后一期的可支配收入更弱。换言之，持久收入假说的假设并非完全成立。 第四步，持久收入假说假定居民财富并非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外生变量。Hall使用经过平减指数处理后的标普500股票指数来衡量财富，对上述假定进行了再次验证。具体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S表示财富。持久收入假说预言，当前消费只与上一期消费有关，其他所有的经济变量和信息都已包含在上一期的消费数据中，因而所有财富变量前面的回归系数应当全部为零。Hall所做的实证结果表明，
全部为零的F值为6.5，大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2.4，因而拒绝
全部为零的原假设。 综合起来看，由于Hall选取的回归方程和变量不同，使得最终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但是，他所提出的随机游走假说在消费理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开启了不确定性条件下消费理论研究的序幕。Hall(1978)提出的观点与以往的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理论截然不同。他认为，当产出或者收入出乎意料的下降时，消费的下降仅仅等于持久收入的下降，因此不能准确预测消费会恢复。而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理论认为，当产出或者收入下降时，消费随之下降，但预期消费会恢复，因而预示着消费变动是可以预测的。除此之外，Hall(1978)一文的学术贡献不仅体现在对持久收入假说的拓展上，并且提出随机游走假说。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后来有关收入的可预测变化是否造成消费的可预测变化研究打开了一扇重要之门。 Campbell & Mankiw(1989)，Shea(1995)分别利用宏观的总量数据和微观的家庭调查数据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检验。Campbell & Mankiw(1989)使用工具变量的方法，采用1953年至1986年间美国家庭非耐用品消费和服务的人均实际购买量，以及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季度数据为实证样本。结果发现，随机游走假说预言的消费不可预测性在数量上和统计意义上存在着显著背离，当收入增加1美元时，消费增加约0.5美元，收入变化对消费没有影响的随机游走假说被强烈地拒绝。Shea(1995)采用密歇根大学发布的美国家庭收入动态面板数据(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PSID)⑤，构造了一个包含647户家庭的观测值样本，样本期从1981年到1987年。这些家庭都有长期工会合同，这些工会合同提供了有关家庭未来收入变化的详细信息，因而可以成为判断未来预期收入变化的晴雨表。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的可预期工资增加会明显带动消费增加，回归估计系数为0.89，标准差为0.46。这一结论显然再次推翻了Hall(1978)提出的随机游走假说。 受到Hall(1978)研究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家进一步考察了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当前消费的影响。依据Hall(1978)的假定，二次型效用函数意味着边际效用在消费达到一定水平时将变为0，然后变为负数。由于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因而个人的绝对风险厌恶系数递增。在这种情况下，当家庭变得更为富裕时，他们愿意放弃更多的当前消费以避免未来消费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事实上，Hall(1978)运用欧拉方程方法就已经得出，若效用函数是二次型的，则边际效用函数是线性的结论。此时，消费的边际效用的预期值等于预期消费的边际效用，即
。但是，如果二次型效用函数的三阶导数为正，即u"＞0，则u'(C)是C的凸函数。在这种情况下，则有
。进一步，若
，从而
的边际下降会增加家庭的期望效用。因此，如果家庭的未来收入面临不确定性且瞬时效用函数具有正的三阶导数，则会导致家庭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Leland(1968)将这种情况称为“预防性储蓄动机”(Precautionary Saving Motivation)。Weil(1993)通过数学推导证明家庭在消费过程中不仅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而且预防性储蓄动机与未来收入的风险相关。他指出，在面临不可分散(Non-diversifiable)的劳动收入不确定性时，运用值函数的方法可以推导出具有无限寿命的代表性消费者⑥的动态随机最优消费问题的解析解。消费者面临的最大化问题为：
其中，
是劳动收入变动的确定性等价。 式(17)表明，当不存在不确定性时(
)，则消费服从
，这与Hall(1978)运用欧拉方程方法得到的结论颇为相似。当存在不确定性时(
)，预示着消费明显受到劳动收入风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总的来看，预防性储蓄假说预言，由于人们预期到未来的收入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因而为了平滑终生的消费水平，人们在当前会倾向于增加预防性储蓄和减少消费，借此来抵御未来的收入不确定性风险给当前消费造成的负面冲击。 另一方面，持久收入假说也假定，当家庭面临低收入情况时，可以通过借款来维持原有的消费水平。只要家庭能够最终偿还其所有的贷款，就可以按照与储蓄利率相等的利率进行任何借款。然而，这种情况成立的条件极为苛刻。首先，它要求存在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而且个人拥有良好的信用记录，从而有助于他们在金融市场上自由借款。其次，还必须规定家庭借款的利率不能高于储蓄利率。事实上，这些条件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同时满足。家庭为了购房、购车还贷的借款利率远远超出储蓄利率，而且少数信用等级低或者没有固定收入的人群不论以什么利率都无法借款。这种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消费者面临低收入时往往不能通过金融市场的借贷抑或抵押来应对收入水平的暂时性下滑，被迫选择降低当前消费、增加储蓄的情况恰恰意味着家庭在消费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流动性约束(Liquidity Constraint)。 一般而言，流动性约束的存在往往会增加家庭预防性储蓄的动机，从而做出增加当前储蓄、减少消费的决定。一方面，如果流动性约束是束紧的(Binding)，在家庭当期收入低于持久收入时，他们并不能通过借贷来增加当期收入。此时，当前消费完全取决于当期收入。与没有流动性约束的情形相比，家庭此时的消费水平将明显下滑。而另一方面，即使某些家庭在当前不受到流动性约束的限制，但是人们预期未来流动性束紧的事实也会降低当前消费(Zeldes，1989)。Gross & Souleles(2002)通过检验信贷约束的变动对美国家庭信用卡消费的影响，从实证角度有力支持了Zeldes(1989)的预言。他们发现，流动性约束的变动不仅对那些受当期约束的家庭至关重要，而且对可能受到未来流动性约束限制的家庭也同样重要。基本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i表示第i个家庭，t表示月份数，B表示付息信用卡债务，L是信贷约束，X表示一组控制变量的向量。 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表明，消费者可以通过减少当前消费，增加储蓄来提高低收入年份的消费水平，从而达到平滑终生消费的目的。但是，Deaton(1991)却指出，消费者不仅可以通过增加储蓄来平滑消费，而且通过持有资产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⑦。他认为，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的双重影响为消费者持有资产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和动机。特别是当消费者相对缺乏耐心且面临着流动性约束时，家庭资产将扮演一种非常重要的缓冲存货(buffer stock)角色，从而有助于保护消费者在面对收入突然下滑时，仍然能够维持当前的消费水平，这就是缓冲存货假说(Buffer Stock Hypothesis)。具体模型如下：
(三)基于心理特征的行为消费理论 主流消费理论主要是在持久收入/生命周期假说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新古典消费决策理论，它的核心思想是理性的代表性消费者(代表性家庭)在跨期决策中实现个人(或者家庭)终生效用最大化。这种动态的跨期消费决策的核心就是在预期的终生资源总量的约束下，消费者对一生中每一时期的消费数量进行决策，从而使得长期贴现效用之和最大化。消费者终生效用最大化意味着，他们在一个固定的贴现率基础上，平滑了终生的消费水平，换而言之，在收入较高时选择储蓄，而在收入较低或者退休之后选择消费。进一步研究发现，主流消费理论所预言的终生效用最大化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代表性消费者是完全理性的，他们能够根据当前的信息和预期的未来信息做出合理的决策，而且决策失误的可能性非常低。第二，贴现率是一个固定的常数，代表性消费者对当前消费的贴现与下一期消费的贴现是一样的，不会因消费期限的不同而产生显著差异。 然而，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对于现实中的消费者而言过于苛刻，消费者往往具有不完全的计算能力、不完全的自我控制力(self-control)和对财富消费的不完全替代性(fungibility)。事实上，就连最简单的动态规划问题求解对于消费者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即便能够求解得到令自身长期效用最大化的各期消费决策，消费者也往往缺乏足够的控制力(耐心)来执行这种最优消费决策。因而，消费者具有明显的非完全理性和自控力不足的特征。同时，对于不同的财富持有形式，消费者对于它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偏好也有所差别，无法实现不同财富之间的完全替代性。但是，这些问题都被主流的消费理论忽略了，因而造成在近二十年中，现实世界中的居民消费行为与主流消费理论预言的理性模式产生重大偏离，甚至完全背离。“退休消费之谜”(Retirement Consumption Puzzle)、“(中国)高储蓄之谜”(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和“炫耀性消费之谜”(Conspicuous Consumption Puzzle)等异象就是有力的佐证。 鉴于上述考虑，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以行为分析为基础，开始关注个人心理对自身消费的影响，试图为现代宏观消费理论提供合理、可靠的微观基础，从而最终建立起一套能够更好解释现实居民消费现象的消费理论，这也是行为消费理论产生和形成的现实背景。行为消费理论是在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以消费者的跨期消费决策为考察对象，这一点与主流消费理论完全一致。但不同之处在于，行为消费理论对消费决策中的消费者心理和社会特征给予更多的关注，同时放松了以往的代表性消费者具有完全理性的无限决策能力和时间一致性条件，提出了消费者是非完全理性的，而且对时间偏好也不一致。然后，从非完全理性行为人的心理、社会特征出发，建立了一套系统的不同于持久收入/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模型的跨期消费决策模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快速发展，行为消费理论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宏观消费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以持久收入/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为基础的主流消费理论共同构成了现代宏观消费理论研究的两大方向。行为消费理论关于消费者的基本行为假设主要有五点：自我控制不足(self-control)、延迟(procrastination)、估测偏见(projection bias)、心理核算(mental accounting)和心理构建(framing)⑧(方福前，2010)。行为消费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有四种：行为生命周期模型(behavioral life-cycle hypothesis)、双曲线贴现消费模型(hyperbolic discount)、动态自控偏好消费模型(dynamic self-control preference)和估测偏见消费模型(projection bias)⑨。 1.行为生命周期模型。Shefrin & Thaler(1988)将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构架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相结合，首次提出了行为生命周期消费假说。行为生命周期消费假说的核心假设是，即使不存在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不同的财富类型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是不可完全替代的(nonfungible)。其中，财富被划分成三种不同的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s)，即当前可支配收入、当前资产和未来收入⑩。基于当前可支配收入获得的消费对消费者诱惑(temptation)最大，其次是消耗当前资产获得的消费，基于未来收入得到的消费对消费者诱惑最低。Shefrin & Thaler进一步指出，行为生命周期消费假说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自我控制、心理核算和心理构建。其中，自我控制又由三个子部分组成，分别是内在冲突(internal conflict)、诱惑(temptation)和意志力(willpower)(11)。 为了形象、生动地刻画内在冲突、诱惑和意志力三者间的内在关系，Shefrin & Thaler巧妙地采用一个双重偏好结构来刻画消费者的理性决策和感性方面的冲突。具体内容如下：假设消费者个体存在双重的偏好，也就是说，在消费者体内存在两个相互冲突的自我。第一个自我只关心短期的即期消费，暂且将他称为行动者(doer)，他的效用函数只与当期消费有关。第二个自我只关心长期消费，可以将他称为计划者(planner)，他的目标是最大化终生效用水平。很显然，计划者要降低行动者的消费就必须要利用意志力，而这种意志力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心理成本，这种心理成本随着即期消费的减少而增加。因此，自我控制暗示着消费者在消费决策时具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心理成本。 基于上述分析，Shefrin和Thaler指出，计划者要想实现最优化目标必须要借助心理核算。根据行为生命周期消费假说的核心假设可知，消费者对不同心理账户中的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各不相同。当期可支配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最大，其次是当期资产的边际消费倾向，而未来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最小(12)。由此可见，不同财富并非是完全可替代的。这一点与主流的持久收入/生命周期假说截然不同，主流的消费理论假设在资本市场上，不同形式的财富具有完全的可替代性。 总的来看，主流的持久收入/生命周期假说暗示着消费者经过求解最优化问题后能够得到最优解并实现最优化(first-best)，而行为生命周期模型却预示着消费者受人类本能的诸多局限性影响，即使能够求解得到最优解，也无法始终执行并实现最优化目标，最终只能得到次优解(second-best)。虽然行为生命周期模型并没有提出完整的数学模型和最优化推导公式，但是在具体的方法处理上，该模型仍然取得了三点重要突破：第一，行为生命周期模型在传统的单一效用函数中加入了消费行为因素；第二，考察了以往被忽视的有可能影响消费的因素，例如年龄层次、财富构成和消费的支付方式等；第三，严格地将实际选择控制在预算集内。 2.双曲线贴现消费模型。一般而言，主流消费理论假设贴现率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常数，通常记为δ。此时，贴现因子为
，贴现函数可以表示为
。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有学者对贴现效用模型中假定的贴现率逐期不变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消费者在制定动态的消费决策时，对于时间的偏好并非完全一致。Strotz(1956)指出，以幂函数为代表的贴现形式无法准确刻画消费者对于时间偏好的不一致性特征。但是，他并未以任何数学形式提出可以替代的贴现函数。Thaler(1981b)通过实验研究的方法，证实了时间偏好的不一致性在消费者的日常消费决策中是很常见的。他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若想让实验参与者认为当前的y美元和t期的x美元是无差异的，需要向参与者补偿多少钱，其中数额x和t期都是可变变量。这种方法可使研究者直接求解出实验参与者对不同时期的贴现率，Thaler研究得出，贴现率是时间t的递减函数，参与者对于时间的偏好不再具有一致性特征，这种不一致性特征无法运用标准形式的幂函数贴现来表示。 事实上，第一个正式的双曲线贴现模型是由Chung & Herrnstein(1967)、Phelps & Pollak(1968)提出来的。Chung & Herrnstein(1967)对动物进行实验后提出了一个双曲线贴现函数，具体形式为D(t)=1/t。Phelps & Pollak(1968)为了研究代际之间的利他行为，对Chung & Herrnstein(1967)等人提出的双曲线贴现函数进行了修正，提出了一种准双曲线贴现函数(quasi-hyperbolic function)，即
其中，β＜1，表示当期与下一期之间的贴现因子要小于后续各期的贴现因子。瞬时贴现率为γ/(1+ατ)，α，γ＞0，τ表示消费的时间期限。在极端情况下，β=1暗示着准双曲线函数退化为指数贴现函数。 更为一般形式的双曲线贴现函数是由Harvey(1986)提出，经由Loewenstein & Prelec(1992)等人发展得到。具体形式为
，其中，系数α决定着这一函数在多大程度上偏离逐期不变的贴现函数。当α趋近于零时，该函数在连续时间情形下将退化为指数贴现函数
。瞬时贴现率为
，α，γ＞0，τ表示消费的时间期限。 虽然，少数学者随后提出了更为复杂的双曲线贴现函数，但是考虑到计算的简洁性和可操作性，目前关于行为消费研究的文献中主要采用两种瞬时贴现率设定，即Phelps & Pollak(1968)的γ/(1+ατ)和Loewenstein & Prelec(1992)的
。(13) 双曲线贴现模型的优势在于能够较好地刻画消费者的时间偏好不一致问题，并且符合经验事实，这是因为它假设消费者具有更加偏向当前消费的偏好，换言之，人们总是赋予当期效用相对较大的权重，未来效用的权重较低。而且随着时间期限的扩大，消费者对基期消费的效用所赋予的权重将会不断变大。但是，双曲线贴现模型的劣势同样明显。第一，由于双曲线贴现模型的贴现函数是动态变化的，从而导致偏好也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这会大幅增加模型的复杂性，从而导致动态规划情况下的最优解求解异常困难。第二，双曲线贴现率是在对实验参与者采取虚拟奖励的情况下得出，而非采用实际的货币奖励。这种做法缺乏实际有效的激励，因此可能导致实验结果的可靠性降低(威尔金森，2012)。 3.动态自控偏好消费模型。面对消费者自我控制不足导致的时间偏好不一致性问题，Gul & Pesendorfer(2004)采用另外一种理论模型来解释，即动态自控偏好消费模型。该模型的核心思想是消费决策者的偏好应该等于消费获得的效用和抵制立即消费诱惑的负效用(disutility)之和。因此，偏好就变成当期消费和当期可行消费的联合函数。具体描述如下：
其中，b表示第1期的财富水平，z(b)表示消费-储蓄决策问题，c表示当前的消费选择，b'=(b-c)(1+r)表示下一期的财富，常数r是利率。 Gul & Pesendorfer将动态自控偏好消费模型中的偏好称为“承诺的偏好”(preference for commitment)，而将双曲线贴现消费模型中的偏好称为“可逆转的偏好”(preference reversal)。“承诺的偏好”形式规避了偏好的动态变化，大大降低了计算的复杂性，提高了运算效率，而且相应增加了偏好中的选择决策因素。经过简单处理就可以使得建立在承诺偏好之上的效用函数与消费计划直接相关，从而有助于求解出动态规划问题下的最优解(15)。这正是动态自控偏好消费模型优势所在。基于承诺的偏好形式，消费者在抵制当期消费的诱惑和长期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取舍，从而决策出最优的消费路径。 4.估测偏见消费模型。受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情绪波动、社会影响和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消费者的未来偏好可能与当前偏好产生巨大偏差。然而，人们总是倾向于夸大未来偏好与当前偏好的相似性，这种现象被称为估测偏见(projection bias)。估测偏见的存在会导致个人高估当前消费对未来效用的影响，从而选择在一生中过早消费和延迟储蓄。估测偏见消费模型的建立是以习惯形成(16)的消费理论为基础。根据习惯形成的消费理论可知，如果个人在过去消费越多，那么现期消费越多就越能够获得效用，这样会导致消费者愿意在当前消费(17)。估测偏见消费模型假设效用取决于当前消费和决定当前偏好的状态，后者是由除当期消费之外影响瞬时效用的一切因素决定。 Loewenstein，Donoghue & Rabin(2003)首次考察了估测偏见对消费者的跨期消费决策的影响。不失一般性，他们假设一个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存量是上一期的习惯存量和当期消费的加权值，即
代表t期的习惯存量，
表示t期的消费，γ∈(0，1]。很显然，习惯存量随着当期消费增加而增加，而且习惯存量变大会导致消费的边际效用增加，因此，对于消费者而言，最优的消费决策就是增加当前消费。他们进一步指出，对于习惯形成的效用函数来说，t时期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表示一个往期消费的复合变量。在t+1期，消费者的真实瞬时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但是消费者无法准确得到t+1期的瞬时效用函数，只能在t期时预期t+1期的瞬时效用函数为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预测偏差模型可得：
其中，
，α∈[0，1]。当α值越高，预测偏差就越严大，表明人们更加倾向于低估未来的效用，也就是说，消费者存在短视行为。反之亦然。 总起来看，估测偏见的存在意味着改变了的未来状态不能被完全预期到，消费者对未来状态的预期往往系统地受到当前状态的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估测偏见消费模型实际上是状态依存偏好的一种特殊形式。 二、居民消费的经验事实研究 任何经济理论的发展和演变都离不开经验事实的支撑，而且历史证据也能够表明，一旦经济理论脱离实际、凌驾于现实之上，必将失去经验事实的强有力支撑，从而导致这种经济理论遭到摒弃。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居民消费理论从早期的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逐渐发展、演变到随机游走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流动性约束假说和缓冲存货假说，以及当前的行为消费理论，背后都离不开众多经济学家对于现实中居民消费的经验事实研究。这些实证研究不仅考察了现有居民消费理论的合理性和可靠性，而且也为新的消费理论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实证基础和理论参照。 接下来，我们将从居民消费与异质性收入以及预期的关系、居民消费与家庭财富的关系、居民消费与利率的关系、居民消费与其他因素(不平等和消费承诺)的关系四个方面来阐述各国居民消费的经验事实，从而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一种判断各类消费理论有效性的依据。 (一)居民消费与异质性收入以及预期的关系 家庭的异质性收入包括持久收入和暂时性收入两种，前者一般是指以工资水平为代表的而且能够持续多期的收入，后者大多是指家庭在某一时期突然获得的意外收入，例如政府采取的临时性减税和转移支付等。Hall & Mishkin(1982)的一项早期研究表明，居民消费对于异质性收入冲击的反应各不相同。首先，他们将家庭收入分解为三个部分，即：
其中，
表示一个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直到退休才迅速下降的确定性成分；
，表示一个随着个人寿命变化而改变的随机成分；
表示一个只受暂时性因素影响且平稳的随机成分。 然后，他们从密歇根大学发布的美国家庭收入动态面板数据(PSID)中选取2309户美国家庭在1969年至1975年间的食物消费和劳动收入数据，构建了一个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家庭的消费对持久收入变化的反应强于对暂时性收入变化的反应，约80%的居民消费仍然服从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而只有约20%的消费与自身的过去值，以及收入的多期滞后值相关。很显然，并非所有的家庭消费都是受到持久收入/生命周期假说的支配，消费对于每单位收入变化的调整机制也不尽相同。Carroll(2009)指出，如果消费者是缺乏耐心的，且同时受到暂时性收入冲击和持久收入冲击的双重影响，则家庭消费对持久收入的反应更加强烈，而且持久收入冲击的边际消费倾向大致处在0.75到0.92的区间内。臧旭恒(1994)对我国居民消费与异质性收入关系进行了最早研究。他假设中国家庭的持久收入近似等于实际收入的三阶移动平均值，同时还假设暂时性收入是现期收入同持久收入的差额，即
其中，
表示持久收入，
表示暂时性收入，
表示现期收入。 然后，臧旭恒选取1953-199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收入数据为实证样本。研究得出，1952-1977年，暂时性收入占居民收入份额的比例在10%以下，平均值为5.4%；持久收入占收入份额一般在90%以上，平均值为94.6%。1978-1991年，暂时性收入份额的平均值明显上升，为13.1%，而持久收入份额的平均值却下降到86.9%。同时，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在1954-1978年间高达0.994，但是在1978-1988年间却下降至0.825。暂时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在1954-1978年为0.757，在1978-1988年间为0.818。这一结果与Carroll(2009)相比，暗示着我国居民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普遍高于发达国家水平。 Flavin(1981)、Jappelli & Pistaferri(2010)指出，在多数情况下，居民消费对于可预期的收入冲击和不可预期的收入冲击的反应机制截然不同。具体可以划分为：可预期的永久性(暂时性)收入增加，可预期的永久性(暂时性)收入下降，不可预期的永久性(暂时性)收入增加以及不可预期的永久性(暂时性)收入减少等。一方面，根据主流的持久收入/生命周期假说预言，当异质性收入变动是可预期的，则家庭消费并不会因为这种收入的获得而发生明显改变。但是，如果当前消费对这种可预期的异质性收入变动做出明显的反应时，则被称为消费的“过度敏感性”(excess sensitivity)。 Flavin(1985)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利用1933年至1941年，1950年至1981年美国年度的消费和收入数据，构建一个数学模型来考察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问题。如下所示：
其中，Δ表示一阶差分，
表示t期的持久收入，
表示影响消费的其他因素。如果消费对
和
的反应超过持久收入假说的预测值，则表明存在消费的过度敏感性。 结果表明，非耐用品消费对于当前收入变动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368，远远大于持久收入假说预期值(为0)。即使选取季度数据作为实证样本，得到的边际消费倾向仍然高达0.355，明显拒绝持久收入假说，换言之，美国家庭消费中的确存在对于当前收入变动的过度敏感性。但是Flavin进一步指出，如果选择美国的失业率数据作为流动性约束的代理变量来考察，得到的非耐用品消费对于当前收入变动的边际消费倾向将从0.368下降至0.146，降幅超过60%，并且在统计上表现为不显著。Attanasio & Browning(1995)使用1970年至1986年英国家庭支出调查数据，调查样本数是44334户家庭，他们在调查数据获得上控制了家庭的构成和年龄等一系列人口统计学变量后，发现英国家庭的消费增长对劳动收入增长的过度敏感性几乎消失。 教育支出变动可以看成是可预期的收入变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一个自然实验。Souleles(2000)采用1980年至1993年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消费支出调查数据(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CEX)(18)研究发现，教育收费的增加对美国家庭居民消费的影响较为有限，这与生命周期假说预言的结果基本一致。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家庭成员在需要支付教育费用的年份中通常选择相对较好的工作来平滑消费，而非采用降低消费水平来应对教育支出的增加。但是，杨汝岱和陈斌开(2009)利用CHIP数据(19)进行实证研究后却发现，我国高等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有着显著的挤出效应，它使得有大学生的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了约12%。 Souleles(1999)，Shapiro & Slemrod(1995，2003，2009)、Parker(1999)从政府政策角度，考察了政策引发的可预期收入变动对于家庭消费的影响。Souleles(1999)利用1979年至1990年CEX公布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联邦收入税退款会引起家庭在非耐用品和耐用品消费上的显著增加。Shapiro & Slemrod(1995)采用电话调查的方式(调查样本约500人)来研究美国在1992年实施的所得税代扣变动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他们得出，美国居民消费对暂时性收入冲击的反应较弱，尤其是家庭居民对于预扣税款突然降低而获得的暂时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 2001年，美国政府再次实施大幅度的退税政策，此次退税使得大多数家庭额外获得了300美元或者600美元的收入，这些退税额几乎占据家庭收入预缴税款的10%。Shapiro & Slemrod(2003)基于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公布的月度调查数据(20)，考察了2001年美国政府实施的退税政策对于家庭消费的刺激效果。结果发现，只有约22%的家庭会将意外获得的退税款额全部用于家庭消费，大多数人选择将这部分收入储蓄起来，或者用于偿还其他债务。但是，Johnson，Parker & Souleles(2006)利用CEX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式(29)设定的模型研究得出，美国政府在2001年实施退税之后的前三个月内，美国家庭在非耐用品消费上比之前增加了约20%-40%，但在耐用品消费上并没有出现明显增加。
其中，
是第t季度第i个家庭在非耐用品消费支出上的变化，
是一个时间虚拟变量，
是一个人口统计学向量，
是第i个家庭收到的退税款数。 Kaplan & Violante(2011)对Johnson，Parker & Souleles(2006)建立的消费模型进行拓展，尝试将Baumol-Tobin的货币需求理论纳入考虑。首先，他们假设家庭只持有两种资产：一种是低收益的流动性资产(如现金、支票账户)，另一种是高收益的流动性资产(如房产、退休账户)。两种资产之间转换需要交易成本。然后，选取美国家庭消费金融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同样得出家庭对于额外收入具有较大的消费倾向。他们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Johnson，Parker & Souleles(2006)的结论。 Shapiro & Slemrod(2009)利用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月度调查消费数据，考察了美国政府在2008年实施退税政策对家庭居民消费的影响。他们发现，将近20%的被调查者愿意消费所有的退税所得，这一结论与Shapiro & Slemrod(1995，2003)所得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然而，Parker et al.(2013)利用CEX的调查数据却发现，2008年美国实施经济刺激法案以后的前三个月内，家庭将获得的额外收入的12%～30%用于非耐用品消费，而且在耐用品消费上也有显著增加，几乎占据了平均支出的50%～90%。 Stephens(2003)采用CEX发布的消费调查数据，考察了美国家庭消费对于社会保障金变动的反应。结果发现，当受访家庭收到社会保障金之后，消费总额和增加额外消费的可能性都在显著增加。Parker(1999)考察了居民消费对于可预期的社会保障税变化的反应。他首先选择1980年到1993年间CEX公布的家庭消费数据，而选取的社会保障税的数据来自美国社会保障总署在1993年发布的《社会保障公告》(Social Security Bulletin，1993)。然后，他运用一个线性的欧拉方程计算得出，对于可预期的收入下滑，非耐用品支出的弹性接近1/2。具体设定如下：
其中，i代表第i个家庭，m代表长度为三个月的数据集，d是代表时间跨度小于一年的数据集，Z包含第二次和第五次问卷调查中家庭规模的一个二阶多项式以及关于被调查者年龄的一个四阶多项式。
表示家庭收入在社会保障税变动时增加的百分比。 而另一方面，如果居民消费对于未预料到的收入变化的反应程度较弱，则这种现象被称为消费的“过度平滑性”(excess smoothness)(21)。一大批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这种平滑性现象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最具代表性的解释有三种：第一种是由于持久收入的波动幅度往往低于当前收入的变动幅度，加上持久收入假说假定居民消费只受到持久收入支配，而非受到当前收入决定，所以极易造成总消费变动对于当前收入波动并不敏感。Quah(1990)对这种解释做了进一步拓展，他将劳动收入分解为永久性成分和暂时性成分两类。然后提出持久收入假说能否准确预测消费平滑性，完全取决于劳动收入中永久性成分和暂时性成分的相对重要性的结论。建立的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
代表劳动收入中的永久性成分，
表示劳动收入中的暂时性成分。β∈(0，1)表示主观贴现率，如果β接近于1，则预示着劳动收入中的暂时性成分对消费影响较弱；反之，如果β接近于0，则表示劳动收入中的永久性成分对消费影响较弱。 虽然不能全面否定持久收入对于消费平滑性的影响，但是Campbell & Deaton(1989)基于现实数据的考量，对消费平滑性现象产生的根源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他们首先建立了一个包括收入和储蓄的二元向量自回归模型，即
其中，
表示收入增长率，
表示储蓄率，σ为储蓄率的均值。然后，利用美国战后的总量收入和储蓄季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样本期为1953年第2季度至1984年第4季度。结果发现，总量消费相对当前收入变动呈现出的平滑性现象并非完全受制于持久收入影响，而是因为总量消费变动滞后于当前收入变动所致。 第三种代表性解释是，消费者永远比计量经济学家掌握更多、更全的信息，额外的信息有助于消费者降低自身消费对于收入波动做出的反应，这一点是计量经济学家在进行建模时所容易忽视的。但是这种解释受到了West(1988)，Campbell & Deaton(1989)的激烈批评，他们提出，即使代表性消费者拥有较完备的信息，也无法从根本上完全解释总量消费的平滑性问题。 不过，有学者指出，中国家庭并不存在过度平滑性现象。Meng(2003)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00年发布的《城镇家庭收入、支出和失业(1999)》数据，基于Paxson(1992)建立的消费函数(22)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家庭居民的消费可能并不存在Deaton(1987)等人提到的消费“平滑性”行为。与没有失业人员的中国城镇家庭相比，未预期到的失业冲击直接降低了拥有失业人员的家庭收入，提高了此类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并最终导致当前消费明显下滑。 (二)居民消费与家庭财富的关系 正如Hall(1978)所说，家庭财富变动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原因。家庭财富不仅包括厂房、设备和住宅等不动资产，而且还涵盖了股票、债券和基金等流动性资产。对于拥有房产的家庭而言，房屋价格的上涨将会提高家庭的财富水平，提升家庭的未来收入预期，从而促成这类家庭增加当前消费支出。Modigliani(1971)利用美国1954年第1季度到1967年第4季度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和家庭净资产等数据，估计得到美国家庭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05，也就是说，如果维持家庭可支配收入不变，家庭财富增加1美元能够带动消费支出增加5美分。Engelhardt(1996)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房价上涨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他选择PSID数据库中年龄在65周岁之下且拥有房产的家庭为样本，利用1984年至1989年房屋净资产作为衡量家庭真实财富的代表变量，估计得到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房地产收益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03。Benjamin et al.(2004)吸收了行为消费理论中的心理账户概念，假设人们对不同种类的财富变化拥有不同的心理反应，从而构建了如下的消费函数：
这里，β表示总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
表示转移支付所得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表示金融财富，
表示房地产财富。然后，运用1952年第1季度至2001年第4季度的美国实际房地产和金融财富、转移支付所得以及家庭可支配收入等数据估计得到，当维持其他条件不变时，美国房地产财富增加1美元，能够立即带动当期消费增加8美分。换言之，房地产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08。同时，估计得到的金融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仅为0.02，几乎只有房地产财富的1/4。 然而，对于没有固定房产而选择租房的家庭来说，房价的上涨必然会对家庭在非耐用品和服务上的消费支出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削弱家庭在其他方面的消费开支。Campbell & Cocco(2007)利用1988年至2000年英国家庭支出调查数据(23)，通过建立一个基准回归模型考察了英国房价变化对家庭消费变化的传递影响。
随后，Campbell & Cocco(2007)采用多种不同设定形式来进行回归：
基于上述回归结果，Campbell & Cocco得出，对于年长的有房一族而言，房价变化对消费影响最大，房价上涨的消费弹性为1.7；对于年轻一代的租房者来说，房价变化对他们的消费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果暗示着房价变动在不同年龄群体之间具有异质性。与此同时，他们还发现，地区性的房价直接影响着地区性的消费增长。可预期的房价变化与可预期的消费变化相关，特别是当家庭受到流动性约束限制时，这种现象表现得更为明显。 近年来，在中国各大城市的房价越来越高的背景下，我国学者对房地产的财富效应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也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况伟大(2011)利用中国35个大中城市1996年至2008年总量的房地产和家庭消费数据，包括住房销售额、住房销售面积、家庭消费支出、家庭住房支出、家庭人均储蓄余额、家庭人均住房面积等，对两类异质性家庭(房东和租客)分别建立两期房价与消费关系模型。经过简单的假设(24)，况伟大得到代表性房东i的期望效用最大化问题为：
实证结果显示，房价上升使得房东在非住房消费支出上明显增加。虽然房价上涨提高了租客的居住成本，但是他们往往通过减少居住面积来应付房价上涨，并且在非住房消费支出上略有增加。总的来看，对于房东和租客而言，房价变动对非住房消费支出影响并不显著，表明房价上涨对非住房消费无明显的财富效应。 黄静和屠梅曾(2009)则认为，采用房地产宏观数据所做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样本量不足缺陷，这种缺陷极易导致估计结果的可信性大大降低。为了弥补这种不足，他们利用中国房改以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在2000年、2004年和2006年3次调查中城镇家庭的调查数据(样本总数为1916个)来考察居民房地产财富与消费之间的关系(26)。从理论分析上看，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应主要通过6种不同途径来影响居民消费： (1)可兑现的财富效应。拥有房地产的消费者在房地产价格上涨后，通过再融资方式或者出售房屋的方式来兑现资本，获得的新增收益必将促进消费者增加消费。 (2)未能兑现的财富效应。当房地产价格上涨时，房产持有者并没有对现有房产进行兑现，这种没有兑现的财富仍然能够促进居民消费，这是因为房产持有者预期未来收益增加，从而提高当前的消费水平。或者说，财富的贴现价值提高了。 (3)流动性约束效应。若房地产价格上升，消费者可以用升值的住房作为抵押，获得更高额度的贷款，从而增加当前的流动性。但是，这种效应随着金融体系完善程度的不同而不同。 (4)预算约束效应。对于无房而又暂时无力购房者(租房者)而言，房价上涨会提高居住成本，增加住房的消费支出。在总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房价上涨必将挤出消费者在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 (5)替代效应。房价上涨会减少计划购房者的家庭消费。当然，对于一些拥有住房的消费者，在房地产资产价格上涨的投资回报率较高的诱惑下，可能会加大投机购房的消费行为，从而对其他消费支出产生挤出。 (6)间接财富效应。房地产价格的趋势性变动反映了未来收入预期与价格预期的变动趋势。如果房价持续稳定上涨，则投资者会将房地产市场的收益由暂时性收入转化为持久收入，从而提高房产所有者的消费水平。进一步，房产所有者的消费水平增加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又会继续带动其他家庭消费(Poterba，2000)。 随后，黄静和屠梅曾建立了一个包含持久收入和家庭财富的消费函数，从实证角度考察了我国房地产财富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建立的消费函数如下：
其中，lnC、lnYP、
分别代表家庭在第t期的消费、持久收入和房地产财富的对数值。
×
(i=2004，2006)表示房地产财富与2004和2006年度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用来分析3次调查的房地产财富效应大小的差异。
代表所控制的家庭人口学特征、收入不确定性和支出不确定性方面的指标。为了进一步检验房地产财富在不同收入、不同年龄、不同住房来源以及不同地区的家庭之间的差异，黄静和屠梅曾继续建立了一个新的消费函数：
这里，
表示房地产财富与相应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研究结果表明，房地产财富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房价上涨并没有使这种财富效应在我国出现增强，反而有所减弱。拥有自住房家庭的财富效应高于住房来源于单位的和国家的家庭。房地产财富效应在自有产权住房与租房的家庭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户主越年轻的家庭，收入越高的家庭以及处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家庭，房地产财富效应都比较大。 谢洁玉等人(2012)采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城调队收集的中国城镇住户微观家庭数据和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提供的中国城市房价数据(27)，运用一个基准模型来检验房价与家庭消费的关系。具体模型如下：
代表家庭特征变量，例如家庭中是否有未婚男性。当加入代表家庭中有无未婚男性(18周岁以上)的虚拟变量
之后，谢洁玉等人发现房价变化对不同家庭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其中房价对家庭消费的平均抑制效应是11.7%，而在有成年未婚男性家庭中，房价对消费的抑制效果显著增加了3.5%。换而言之，房价对有成年未婚男性家庭的消费抑制效应达到15%。 而另一方面，对于持有股票、债券和基金等流动性资产的家庭而言，随着股票价格上涨，家庭财富抑或未来的预期收益都将随之上升，进而促进这类家庭增加当前消费支出。反之，如果遭遇到股票价格的大幅下跌，则这类家庭会因为未来收益下降而减少家庭消费开支。对于股票资产的财富效应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Hall(1978)的文章，他建立了这样一个方程
，研究发现家庭持有的股票资产变动对居民的当前消费变动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特别是当股票价格上涨时，居民消费将随之明显增加。 Nardi，French & Benson(2012)研究了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实际人均消费支出迅速下滑的根本原因。结果发现，股票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衰退导致美国家庭财富缩水是引发此次观测到的家庭消费水平明显下滑的罪魁祸首。Bonaparte et al.(2012)将家庭财富分解为两类：一类是以货币和债券为代表的无风险、低交易成本的资产，另一类是以股票为代表的高风险、高交易成本的资产。当家庭面临收入波动冲击时，他们可以通过改变持有的没有调整成本的资产来缓冲收入冲击，从而达到平滑消费的目的，而非采用具有调整成本的资产组合再平衡的方法来平滑消费。Lettau & Ludvigson(2004)指出，理解家庭财富和居民消费之间的真实关系，必须要考察两者之间是否存在重要的一致性变动。对于目前存在的大多数模型，无论是在考察消费和财富联系的发生时间上还是传导程度上都具有误导性。他们通过研究提出，美国家庭的净资产波动的88%是由暂时性冲击引起的，特别是与股票相关的财富波动。虽然暂时性冲击在二战以后的财富波动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家庭的消费波动仍然主要受到持久性冲击的影响。 (三)居民消费与利率的关系 在早期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假设利率是固定不变的(Hall，1978)。这类研究在利率不变的前提假设下，考察消费者如何选择消费决策使得自身的长期效用最大化。Hall(1978)指出，固定利率条件下的居民消费是一个随机游走过程，也就是说，除了消费本身以外，其他变量都无法准确预测未来的消费波动。然而，这一结论被越来越多的经验事实所否定。一般来说，利率是影响居民消费—储蓄决策的重要因素。以实际利率上升为例，它既会给单个家庭带来增加消费的收入效应，也会带来抑制消费、增加储蓄的替代效应。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纷纷采用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来衡量利率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Hall(1987)对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他指出，第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跨期消费模型是由Breeden(1979)提出来的，Breeden在博士论文以及后续文章中通过详细的数学推导和证明，建立了一个包含利率变化的跨期消费函数，具体形式如下：
其中，α是相对风险厌恶系数，
表示在t期一单位投资在t+1期对数值的均值分布，k表示与
和
的协方差相关的一个常数，
表示随机干扰项。后来，Grossman & Shiller(1981)、Hansen & Singleton(1983)、Browning(1989)等人对Breeden(1979)的跨期消费模型进行拓展，将式(47)中的1/α用跨期替代弹性σ取代，建立了新的跨期消费模型：
在式(48)中，跨期替代弹性σ表示当可预期的实际利率增加1%时，下一期的消费比现期消费增加σ%。 基于上述跨期消费模型，许多经济学家纷纷开展关于美国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研究。Hall(1988)指出，关于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估计值大致存在四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的消费跨期替代弹性接近于零。这类研究一般采用美国利文斯顿调查数据(Livingston Survey)中的通货膨胀和股票价格预期值作为可预期的实际利率值。第二种观点选择1924年以来美国的年度消费数据和经过简单加权的美国短期国库券的实际收益为实证样本，得出跨期替代弹性是负的。 第三类观点以Summers为代表，他采用美国在二战以后消费和实际税后短期国债收益的季度数据研究发现，跨期替代弹性接近于1(Summers，1982)。Laitner & Silverman(2005)采用1984-2001年CEX公布的美国家庭消费数据和健康—退休调查面板数据(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 Panel Data)(29)中的个人收入数据估计得到，美国家庭在正常退休之后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为0.87。Nakamura et al.(2013)提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例如消费灾难(30)发生时期，跨期替代弹性会大幅提高，甚至接近于2。针对这一结论，Nakamura等人认为是合理的，这是因为在消费灾难发生之初，代表性消费者预期将来的消费将大幅下滑，因而提高了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如果跨期替代弹性较小，则股票价格将会在消费灾难之初出现反事实的繁荣现象，而现实中并没有发生这一幕，所以跨期替代弹性较大。然而，以Hall为代表的第四种观点则提出，跨期替代弹性并不是一个常数，而是围绕零值附近上下波动。对于上述种种差异，Hall(1988)指出，这是由于可预期的实际利率的估计值较难获得，因而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替代变量选择不同会造成研究结论的巨大差异。 (四)居民消费与其他因素的关系 除了上面涉及的三类因素以外，居民消费还与不平等(inequality)以及消费承诺(consumption commitment)等因素有关。第一篇研究不平等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文章是Deaton & Paxson(1994)。他们指出，如果居民消费满足持久收入假说，且经济中不含有不确定性，则消费满足一个鞅过程(martingale)(Hall，1978)，即
记
表示消费取对数后的方差，他们采用这一指标ν来衡量消费不平等性(31)。这样处理的依据是，在一个具有不变弹性的跨期分配模型中，如果没有异质性的随机冲击(
)，则消费取对数后的方差应该是一个常数，这为考察个体在不确定性下进行分散消费决策提供了一个基本参照点。 基于指标ν的定义，Deaton & Paxson(1994)推测，随着年龄增加，在某一出生组内(within-cohort age)消费不平等程度也随之增加。换言之，假设其他因素不变，老年人的组内消费不平等程度必然大于年轻人。但是，这种组内的消费不平等增加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整体消费不平等程度在增加，这是因为总体不平等还要受到出生组组间效应的影响，而出生组组间不平等有可能上升，也有可能下降，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新一代人的收入(或者消费)与上一代人的收入(或者消费)之间的差异。随后，他们分别采用美国、英国和中国台湾的面板数据(32)研究发现，同一出生组内的消费不平等的确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而且三个经济体中的消费不平等有着极为相似的增长率。 沿着Deaton & Paxson(1994)的开创性研究，Storesletten et al.(2004)和Blundell et al.(2008，2012)从经验事实的角度再次印证了美国消费中的确存在不平等性。但是，由于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的差异，造成不同学者对消费不平等产生的原因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Storesletten et al.(2004)采用的美国家庭消费数据与Deaton & Paxson(1994)完全一样，收入数据选自1969-1992年的PSID数据，通过构建一个世代交叠一般均衡模型(33)研究得出，造成美国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异质性收入冲击的持续性、家庭的总量财富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Blundell et al.(2008，2012)分别从收入不平等、工资不平等角度来分析消费不平等问题。(34)首先，他们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间，美国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的波动特征。他们指出，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远远高于消费不平等。消费不平等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呈现出平缓的特点，但是收入不平等却在持续上升，只是上升的速度有所减弱。其次，他们将收入分解成持久性成分和暂时性成分两部分，分别考察各自冲击对消费的影响，具体形式为
是扣除了可预期的消费成分后的实际消费对数值，
表示持久性收入冲击对消费的影响，
是暂时性收入冲击对消费的影响，
都是载荷因子，
是随机误差项，用来表示与收入无关，但是会影响消费的其他变量。然后，假设
是相互不相关的(
表示收入中的暂时性成分)，可以推导出：
由于主流的含有风险偏好的期望效用模型并不考虑消费承诺的影响，因而通常假设代表性消费者能够在任何时间在所有商品中自由交换。但是，如果当商品之间的交换并不能自由进行时，或者说，商品之间的交换是有成本的，则标准的期望效用模型不再适用。在这种情况下，Chetty & Szeidl(2007)提出，在不完全信息的前提下并且受到消费承诺的约束，家庭如何做出最优的消费选择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随后，他们首次在代表性家庭(个体)的效用函数中加入住房的承诺性消费约束，进而考察消费承诺对消费者制定最优消费决策的影响。Chetty & Szeidl假设，代表性家庭(或者个体)能够存活T期，只消费两种商品：一种是没有调整成本的商品，如食物(记为f)；另一种是承诺消费的商品(记为x)，例如房子。他们重点强调的是，对于房子的消费或者转让是具有一定的调整成本，这种成本与承诺消费的房子有着直接关系，具体表示为k·x，k＞0。此时，消费者面临的终生效用最大化问题变成：
为了简化计算，Chetty & Szeidl假设家庭对于未来效用的贴现为零，利率也为零。u(f，x)关于f和x都是严格递增、严格凹的，三阶连续可微。
表示家庭拥有的一个风险收入流(a risky income stream)，
表示t期初的财富值。 标准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表明在面临上升的收入风险时，家庭可能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然而，当Shore & Sinai(2010)将消费承诺纳入到一个标准的预防性储蓄模型中，却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Shore & Sinai假设代表性家庭只存活两期(t=1，2)，只消费住房和食物两种商品，分别记为h和f。不失一般性，将两种商品的价格都设为1，即表示不存在商品价格风险。然后，假设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是一个可分的函数，具体形式为：
其中，他们假设两期消费的效用之间不存在替代性，即两者对家庭同样重要，所以β=1。
表示在第一期中，家庭预期第二期的收入。
表示改变承诺消费的商品所产生的交易费用，c表示改变一单位承诺消费商品的费用。通常来说，房屋持有者的交易费用远远高于租房者。 因此，家庭的最优消费选择是
基于上述模型，Shore & Sinai研究发现，消费承诺能够扮演家庭消费决策中的风险角色，当存在消费承诺商品时，收入风险上升会导致家庭更大的消费和更低的储蓄，这与不考虑消费承诺商品的预防性储蓄模型的预测结果完全相反。 三、居民消费理论的局限与挑战 近年来，“退休消费之谜”(Retirement Consumption Puzzle)、“(中国)高储蓄之谜”(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和“炫耀性消费之谜”(Conspicuous Consumption Puzzle)等一大批消费异象的出现，极大地挑战着居民消费理论的现实解释力，它们不仅暴露出主流消费理论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居民消费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退休消费之谜 根据主流的持久收入/生命周期理论可知，消费者预期正常退休之后收入下降，会选择在退休之前进行足够的储蓄，从而保证退休前后的消费一致性和平滑性。然而，一大批经济学家却发现，许多国家的居民消费行为与主流消费理论预言并不相符。相反，消费者往往在退休之后一次性下调消费支出，这种现象被称为“退休消费之谜”。Hamermesh(1984)对美国家庭在退休前后的消费行为差异进行了最早的研究。他使用1973-1975年的退休历史调查数据(Retirement History Survey，RHS)(36)研究发现，美国家庭在退休之前的消费平均水平超出家庭总收入(包括工资收入、金融收入和退休金等)的14%，换言之，人们在退休之前总是过度消费，从而被迫在退休之后通过降低消费水平来弥补退休之前留下的收入缺口。Haider & Stephens(2007)选取更长范围的样本期(1969-1979年的RHS数据和1992-2000年的HRS数据)来研究，同样得到了与Hamermesh(1984)相似的结论。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等国家也都普遍存在着退休消费之谜的现象(Banks et al.，1998；Battistin et al.，2009；Wakabayashi，2008)。Li et al.(2012)选择北京、辽宁、浙江、安徽、湖北、广东、四川、陕西和甘肃等九省市为代表，采用1997-2009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城市家庭调查(Urban Household Survey，UHS)数据后发现，中国城市家庭的消费行为也同样存在着退休消费之谜现象。其中，城市家庭在退休之后非耐用品消费支出减少约18%，即使排除与工作、娱乐相关的支出，非耐用品消费支出在退休之后的减少幅度仍然高达15%。 目前，大多数文献主要集中在讨论各国是否真正存在退休消费之谜的现象，以及分析传统的持久收入/生命周期模型为什么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只有极少数研究者尝试对主流的消费模型进行拓展和改进，试图更好地解释退休消费之谜现象背后的机理。Aguiar & Hurst(2005)的研究工作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首先，他们打破了标准的消费函数设定，将时间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引入到消费函数中，提出了一个包括支出和时间在内的家庭生产函数(37)(Home Production Function)，进而考察标准的消费跨期决策问题。具体形式如下：
式(64)的含义是消费商品j的边际效用等于商品j的价格乘以一单位额外的货币的边际效用，式(65)的含义是闲暇的边际效用等于花费在商品j上额外的搜索时间的边际值乘以一单位额外货币的边际效用。 基于上述改进后的最优化模型，Aguiar & Hurst(2005)较好地解释了1989年至1991年和1994年至1996年间美国家庭在退休之后出现的消费下滑现象。结果显示，虽然从表面上看被调查家庭在食物支出方面明显下滑，但是家庭成员在正常退休之后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在消费方面，尤其是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寻找物美价廉的食物，从而保证家庭成员在退休之后的食物消费数量和能量摄入上并没有出现恶化。 Blau(2008)认为，退休对于每个家庭或者个人而言并非都是同质的。如果家庭成员到了正常的退休年龄而选择退休，则这种退休是确定的，也是可预期的。但是，如果由于自身原因或者意外的解雇造成的退休，则它是一种典型的不可预期的负向收入冲击，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随后，他在家庭的效用函数中加入退休类型的异质性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家庭的最优消费决策问题。效用函数形式如下：
还有一些学者从行为消费理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行为生命周期模型、双曲线贴现消费模型、动态自控偏好消费模型以及估测偏见消费模型等来解释家庭在退休之后的消费下滑现象(38)。 (二)(中国)高储蓄之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储蓄率始终处在高位运行，在1995年至2005年间，中国城市家庭的平均储蓄率增速高达7%。过高的储蓄水平造成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出口和投资。这种“高储蓄之谜”现象偏离了主流消费理论所预言的最优化消费决策。方福前(2009)对当前中国居民消费不足以及储蓄率过高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了系统梳理，主要有以下四种：“居民之间收入分配不公”(或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说、“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特点”说、“中国福利制度改革”说和“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换代”说。他提出，中国居民不敢消费、储蓄过高的根源在于中国家庭(居民)具有“重小轻老”倾向，未成年人负担率上升显著减少了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从而导致居民储蓄率水平居高不下。Chamon & Prasad(2010)则认为，不断高涨的房价、教育支出以及医疗费用才是中国居民喜欢储蓄的根本所在，而且金融市场发展的严重滞后进一步恶化了居民的消费环境，迫使居民的储蓄水平进一步升高。 目前，有关中国高储蓄之谜的研究和讨论犹如过江之鲫，将所有之前的研究都进行梳理和归纳似乎是多余的。所以，我们试图找出当前为解释这种高储蓄现象所提出的最具吸引力的理论。其中，Wei & Zhang(2011)、Du & Wei(2013)提出的“竞争性储蓄理论”提供了这样一种参考。他们研究发现，由于中国具有区别于其他发达国家的特殊国情，因而直接套用国外经典的主流消费理论来解释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是不合适的。所以，必须要将国外的消费理论经过适当的修改和拓展，才能用来研究中国问题。于是，他们提出了一种“竞争性储蓄动机”(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理论来解释中国当前的“高储蓄之谜”。 竞争性储蓄动机是指，中国国内持续上升的性别比例失衡，导致婚姻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拥有一个儿子的家庭为了提高儿子找到配偶的可能性以及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不得不提高家庭的储蓄水平。而另一方面，拥有一个女儿的家庭也会保持较高的储蓄水平，这是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婚姻稳定的首要前提就是门当户对，而且为了保证婚后女性在家中的地位不被削弱，拥有一个女儿的家庭也会进一步提升储蓄水平。换言之，拥有一个儿子家庭的高储蓄率对其他家庭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而且这种溢出效应的传导途径就是房价。 随后，他们建立一个面板回归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其中，储蓄率根据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得到，sex_ratio表示性别比例，province fixed effects表示研究省份的固定效应，year dummies代表关于时间的一个虚拟变量(39)。实证研究发现，不论是跨地区的数据还是来自中国家庭层面的调查数据都支持“竞争性储蓄”理论的观点，这种理论能够有效解释1990年至2007年中国家庭新增储蓄的50%以上。 (三)炫耀性消费之谜 主流的消费理论往往假设代表性消费者都是同质的，具有相同的消费行为、消费习惯以及消费文化等。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之间的消费行为差异非常明显，而且这种差异有可能是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黑人的消费行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南非，黑人家庭的收入均值明显低于白人家庭。但令人惊讶的是，低收入的黑人家庭非但不增加在食物、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投入，反而竭力购买衣服、项链和汽车等可视化商品(visible consumption goods)，这种反常的消费行为被许多经济学家称之为“炫耀性消费之谜”。 Charles et al.(2009)对黑人的炫耀性消费行为的产生机理进行了详细论证。他们在标准的消费模型中引入异质性消费个体，建立一个寻求社会地位(status seeking)的信号模型来解释黑人群体的炫耀性消费现象。信号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在家庭支出的预算约束下，如果个体偏好消费衣服、项链和汽车等象征社会地位的东西，则必将挤出家庭在食物方面的支出份额。信号模型具体内容如下： 首先，假设同一群组中的个体具有相同的偏好和社会地位，且只消费两种商品，包括可视化商品和非可视化商品，前者包括衣服、项链和汽车等，后者是指食物、医疗和教育等。效用函数为：
这里，u(·)是递增的凹函数，c是可视化商品的消费，y-c表示对非可视化商品的消费，s表示社会地位。
然后，Charles et al.(2009)采用1980年第一季度至2003年第一季度CEX公布的家庭收入与消费数据(部分数据来自NBER)研究发现，当控制家庭的持久性收入水平之后，黑人家庭比白人家庭在可视化商品消费上多支出约30%；当控制家庭在可视化商品上的消费支出后，黑人群体比白人群体在教育和医疗支出方面分别减少约25%和8%。同时，在所有群组中，可视化商品消费与均值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换言之，群组的均值收入水平越高，个体对可视化商品的消费需求越低，反之亦然。但是，家庭在非可视化商品上的消费与均值收入水平之间并不存在系统性关系。总的来看，Charles et al.(2009)建立的信号模型的本质是黑人群体对于可视化商品的过度消费实则是他们追求社会地位的现实需要。Charles等人认为个体的社会地位只能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第一条路径是消费可视化商品，第二条路径是提高群组内的平均收入值；而社会的现实环境决定黑人群体提高收入水平的上升通道比较狭窄，所以在谋求社会地位的道路上黑人群体只能通过过度消费可视化商品来体现。 Kaus(2013)指出，由于Charles et al.(2009)研究对象是生活在美国的黑人群体和白人群体，而且他们建立的信号模型也是以美国的现实情况来进行假设和构建的，因此对于该模型的适用性仍然值得商榷。考虑到南非也是一个多人种群居的国家，Kaus(2013)研究发现，生活在南非的黑人群体比白人群体存在着过度消费可视化商品现象，但是，Charles et al.(2009)建立的寻求社会地位的信号模型的核心假设只对生活在南非的黑人群体适用，对南非白人群体并不适用。由此可见，关于炫耀性消费现象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要想建立一套具有较强现实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还需要国内外经济学家在未来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 四、总结性评论 基于对大量文献的梳理和归纳发现，20世纪30年代至今，居民消费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和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是这个时期的主流消费理论。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持久收入/生命周期假说长期占据着消费理论的主流地位，成为研究居民消费行为的新范式。目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个体的心理和社会特征，成为行为消费理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甚至可以说，它与主流的消费理论形成了并驾齐驱之势。 近年来，退休消费之谜、(中国)高储蓄之谜以及炫耀性消费之谜等消费异象的频频出现，深刻地暴露出主流消费理论的不足与缺陷。因此，需要国内外众多经济学家在未来继续深入研究居民消费的行为特征，不断提高实证研究方法的水平。从目前情况来看，不论是在居民消费的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证研究的方法创新上，我国与国外的经济学水平相比都有着较大差距；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学者多是套用西方主流的居民消费理论来解释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这种做法虽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并非长久之计。事实上，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的转型时期，基本国情以及居民消费的文化、习惯等都与欧美发达国家有着较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直接运用国外经典的主流消费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极易产生偏误，其中，“高储蓄之谜”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要想真正理解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不仅需要中国的经济学人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证技术，更需要对于中国国情的深刻洞察，两者缺一不可。 ①具体的推导过程如下： 考虑一个具有T期生命的个人，其终生效用为：
⑤美国家庭收入动态面板数据(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是由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定期公布的调查数据。这项数据调查研究开始于1968年，抽样调查的样本是美国的5000户家庭和18000名个人，调查过程具有良好的连续性。调查数据涵盖就业、收入、财富、支出、健康、婚姻、生育、儿童发展(child development)、慈善、教育和其他话题。 ⑥无限寿命的代表性消费者具有不变的跨期替代弹性和绝对风险厌恶系数为常数的特征。 ⑦消费者只要将先前持有的资产在低收入年份出售即可获得额外的收入，借此来维持原先的消费水平。 ⑧一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起，许多实验的研究结论表明，当期消费总是会对消费者的心理产生很强的诱惑，造成消费者很难抗拒当期消费的吸引力。即便消费者能够根据最优化决策得出各期的消费决策，但是也缺乏足够的耐心和控制力来执行下去。因此，消费者具有自我控制不足的特征。与此相关，由于储蓄是一种延后的消费行为，所以消费者总是倾向于延迟储蓄行为。而另一方面，人们的偏好是以状态为条件的，决策者对未来其他状态下偏好的估测受到现有状态下偏好的较大影响。换而言之，带有估测偏见的人在试图预测其未来偏好时，会赋予当前偏好过大权重，从而夸大其未来的偏好与其当前偏好的相似性。对于心理核算(mental accounting)的概念，Thaler(1985)曾在《心理核算和消费者选择》(Mental Accounting and Consumer Choice)一文中将心理核算定义为：个人和家庭用来编码、分类和评估财务活动时使用的认知运算的集合。心理构建与心理核算的概念相关联，表示对各类心理账户有不同的决策倾向。关于上述五点基本行为假设的详细内容，可以参见方福前，2010：《西方经济学新进展(第二版)》。 ⑨本文主要梳理了行为消费理论中的四种常见的代表性模型，当然这种划分是较为主观的。根据威尔金森(2012)的划分，行为消费理论还包括前景理论模型、期待效用模型、本能效应模型、心理核算模型、多自我模型和双自我模型等。 ⑩Shefrin & Thaler(1988)指出，当前可支配收入等于当前收入减去养老金(pension)；当前资产包括除养老金之外主动储蓄的累计之和；未来收入是未来的劳动收入和养老金之和。 (11)内在冲突(internal conflict)用来描述当期消费和终生条件下的长期效用最大化是两个相互冲突的对立面。诱惑(temptation)用来刻画当期消费对于消费者具有非常大的诱惑性，但是这种诱惑性随着消费期限的延长而减弱。为了达到长期效用最大化，消费者需要抵御来自当期消费的诱惑。意志力(willpower)用来描述，当消费者根据终生效用最大化来制定各期的消费决策时，消费者需要强大的意志力来执行各期的消费决策。 (12)Shefrin & Thaler(1988)提出，可以假设消费函数为C=f(I，A，F)，I表示当期可支配收入，A表示当期资产，F表示未来收入，则有
。 (13)Laibson(1996，1997，2001)和Harris & Laibson(2001)对双曲线贴现函数的发展和演变进行了详细描述。 (14)执行自我控制会给消费者带来负效用，Gul & Pesendorfer将这种负效用称为自我控制成本。 (15)在可逆转的偏好形式下，由于假设决策者在每个时间内拥有不同的偏好形式，也就是说，每个时期的决策者可以被看成是不同的参与人，使得最优消费路径由这一多人博弈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给出。 (16)早在1948年，Duesenberry就对消费的习惯形成进行了研究，他假设消费水平取决于过去消费的峰值水平，当前效用不仅取决于当前消费，而且还与过去的消费有关，具体形式表示如下：
在这类模型中，所有往期消费值均被看成是一个复合变量
，这些往期值可用指数加权，从而离现在越近的时期获得的权重越大，并且过往各期的消费越高，
值越大。于是效用函数可以改写成：
。 (17)这里暂且不考虑参考点发生改变的情况。因为如果参考点是动态变化的，则有可能产生一个反向的抑制当前消费的效应。 (18)消费支出调查数据(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CEX)是由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定期发布，它主要包括两种形式的调查(季度采访调查和每日调查)，主要为研究机构和个人提供美国消费者的购买习惯信息，调查数据涵盖支出、收入和消费者(家庭消费或者个人消费)特征。 (19)CHIP数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在1995年和2002年通过调查获得的城乡家庭与个人调查微观数据。 (20)自从1946年以来，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Michigan Survey Research Center)每月公布消费调查数据(Surveys of Consumers)，旨在强调消费支出和储蓄决策对于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性。这份调查数据主要包括消费者预期指数(Index of Consumer Expectations)，消费者信心指数(Index of Consumer Sentiment)和当前经济状况指数(Index of Current Economic Conditions)。 (21)Deaton(1987)观察发现，如果劳动收入是一个一阶单整过程，则可观测到的总量消费对当前收入变动极度不敏感，这种消费平滑性现象也被称之为“Deaton悖论”(Deaton's Paradox)。 (22)Paxson(1992)构建的消费函数表示如下：
(23)英国家庭支出调查数据(Family Expenditure Survey)始于1961年，终止于2001年。它包括一系列年度调查数据，内容涵盖家庭和个人收入、特定支出(例如房租、汽油费、电费、通信费、保险、分期付款等)以及一个长达14天的支出记录。
(26)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库是由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卡罗莱纳人口中心(The Carolina Population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和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The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联合调查和创建，数据涵盖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9省，分别在1989年、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和2009年开展了8次调查。每次调查大约访问200个左右的城乡社区，每个社区大约访问20户家庭，共约4000户家庭，城乡比为1︰2。该数据库包含我国城乡居民的医疗、健康、劳动收入、食品消费和耐用品消费以及住房等信息。黄静和屠梅曾进一步指出，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在样本总量、指标类别等方面有着宏观加总数据不可比拟的优势。这些优势有助于深入、细致地考察中国的房地产财富效应在不同地区、不同收入层、不同年龄段以及不同住房类型之间的差异，从而大大提高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27)中国国家统计局城调队收集的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涉及9省市数据，分别是北京、辽宁、浙江、安徽、湖北、广东、四川、陕西和甘肃。所有调查数据的统计口径在2002年进行了调整。中国城市房价数据来自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是利用Hedonic模型估计出的同质价格指数，涵盖了1997年至2008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 (28)考虑到本文在第二部分“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理论”对这个问题有着详细的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述。 (29)健康和退休调查(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HRS)是由密歇根大学组织发起的，由全美抗衰老协会(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和社会保障总署(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资助。该项调查始于1992年，调查对象是50岁以上的美国人(超过26，000人)，每隔两年调查一次，内容涉及收入、工作、资产、养老金计划、健康保险、残疾、心理健康和认知功能、健康医疗支出等。 (30)所谓消费灾难，是指由于经济危机或者其他经济事件引发消费水平出现急剧、大幅下滑的现象。 (31)在具体计算不平等时，到底是选择以家庭为单位还是以个人为单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Deaton & Paxson(1994)认为，由于消费的统计大多数是以家庭为单位，因此他们采用家庭作为研究的对象。同时，采用户主的年龄作为代表性家庭的年龄。 (32)美国家庭的消费、年龄结构等数据均来自1980年至1990年的CEX数据库，英国数据来源是1969年至1990年家庭支出调查(Family Expenditure Survey)，中国台湾的相关数据来自于1976年至1990年(除1978年)的个人收入分配调查(Pers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34)Blundell et al.(2008，2012)采用的消费和收入数据的来源与Deaton & Paxson(1994)、Storesletten et al.(2004)基本一致，其中，收入数据来自PSID数据库，家庭消费数据取自CEX数据库。 (35)Shore和Sinai在文章中将μ设定为1，表示两种商品消费同样重要。 (36)退休历史调查数据(Retirement History Survey，RHS)是由美国社会保障总署的研究和统计局(the Office of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of the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发起、设计的一项关于美国男性和未婚女性在退休之后的经济和社会特征变化的调查，被调查对象的年龄大多是58至63岁。这项调查始于1969年，终止于1979年。调查覆盖五方面内容：(1)劳动力历史；(2)退休和退休计划；(3)健康；(4)家庭和社会活动；(5)收入、资产和负债。
(38)由于本文之前已经对行为生命周期模型、双曲线贴现消费模型、动态自控偏好消费模型以及估测偏见消费模型进行过详细阐述，这里不再赘述。 (39)实证研究中的所有数据来源如下：性别比例的数据从1990年和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中得到，1985年至1998年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以及1978年至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数据来自《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余年份(到2007年)的数据来自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住宅银行存款和人均GDP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社会和经济统计年鉴》，人均居住面积和平均住房价值的数据来自2000年开展的中国人口普查，其他数据来自中国家庭收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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