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历史回顾与反思——纪念北大征集歌谣八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历论文,歌谣论文,十周年论文,北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8年2月1日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校长启事》：“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石破天惊，从此打开了中国民间文艺学——俗文学——民俗学等学科研究的大门，在中国的文艺史和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这一破天荒的壮举，使受人歧视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艺，进入了最高学府的学术殿堂，这是五四革命精神的生动体现，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八十年来，由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1918)→歌谣研究会(1920)→《歌谣周刊》(1922-1925,1936-1937)→中山大学《民俗周刊》(1928-1930、1933)直到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面的民间文艺普查，编选数百卷的“十大民间文艺集成”和35卷的《中国民俗大全》等巨型系列丛书，从少数人“零砖散石”的搜集到全国性的“文化万里长城”的巨大文化工程，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如今的民间文学刊物和民俗专著、民俗文学作品选集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我们已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俗文学和民俗学的理论体系。在这巨大的成绩中溶汇了几代人的心血和汗水，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非常丰富的，其中有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的实际工作，仍然有不小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深思，促使我们上进。钟敬文先生提出纪念北大征集歌谣八十周年，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历史，而且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更好地向新世纪开拓前进。在此谈几点粗浅的意见。
一、关于口头文学的记录问题
北大征集歌谣的起点很高，一开始就提出了科学记录口头文学的一些最重要的原则，又不断在实践中加以改进提高。
在刘半农教授拟定的《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已明确规定了忠实记录的作法。如“歌词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这是很严格的“一字不动论”。方言的记录比较困难，又规定：“一地通行之俗字为字书所不载者，当附注音字母，能用罗马字（即拉丁字母——段注）或phonetics（指语音学的国际音标）尤佳。”而有音无字者则宁缺勿乱，以“□”（空格）表示“而以罗马字或pho-netics附注其音，并详注字义以便考证。”（注：《歌谣周刊》创刊号，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9日、3月21日、9月21日之“日刊”和《北大纪念册》又重新发表））当时确定语言学家钱玄同、沈兼士负责“考订方言”，要求严格按口头语音记录，这是对口头文学的尊重。要求用音标注音，就避了用汉字记音的缺陷，因为一个汉字在各种方言中有不同的发音，如只记汉字而不注音，则不能知道实际读音，于研究不利。后来关于记音问题钱玄同又有《歌谣标音私议》、林雨堂有《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的观察点》、魏建功有《蒐录歌谣应全注音并标语调之提议》（注：《歌谣周刊》周年纪念增刊。）此后，语言学家把歌谣、故事作为研究活语言的重要根据，在方言调查报告中，记录了许多歌谣、故事，如著* 记录歌谣看似简单，实际干起来也颇为不易，要反复磋商才行。1918年11月13日北大日刊的“歌谣选61”发表了一篇当时《新潮》主将罗家伦记录的北京民谣：“凉棚、水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注解是：“此六事，为北京高等旗人家中之所必具，故京人有此谣。”发表后，很快收到常惠先生的来信，指出：“凉棚，北京人叫天棚，决没有叫凉棚的。”水缸应为鱼缸。旗人只有穷富之分并无高下之等，所以“一处地方的习惯名，在普通文字中或可随便改得，在于歌谣之中，就断断改不得的。要改了，就失了研究歌谣的本旨了。”（注：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15日）随便改词儿，是不科学的，坚持一字不动的原则是好的传统。当时罗家伦并不是乱改的，情况比较复杂，他回信说：此谣是图书馆长李大钊先生办公桌上随手写给刘半农先生的，经再向口述者王觉生核对才发现，这并非北京人自己的说法而是旅居北京的南方人所编，通行于“客藉”社会，所以用词有南方特点。刘半农作为编者也扦讨他把原来的“亲贵”改为“高等旗人”是不当的，表示“自悔”，并说：“习惯名之不可擅改，极是极是。”（注：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25日）此语对于自视甚高随便改动歌谣的“加工”，当是一个当头棒喝，值得我们警醒。
二、关于“全国搜集”的问题
在搜集范围方面，原来的“简章”中曾作了许多限制，如规定只收录“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童谣之“有天然之神韵者”、有关“政教沿革者”、“寓意深远有类格言者”，把此四项作为入选的“资格”，其搜集范围是不全面的。这一缺点到1922年12月《歌谣周刊》创刊时已予以纠正，在创刊号上重新刊登的“简章”将此类限制全部删除，并明确规定：“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由寄稿者加以甄释。”关于这一方针，在同期所载之《发刊辞》中有更详细的说明：
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的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之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
在这里把全面搜集与精选出版分得清清楚楚，是非常正确的。后来在1958年第一次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制定的“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十六字方针”，正是对这一优良传统的很好继承与发展。“全面搜集”就是要一律采录，编印供研究之用的内部资料本——科学版本；重点整理则是精选优秀作品整理出版文学版本，大力推广使它得到更广泛的流传。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左”的干挠，有些人分不清搜集与编选的界线，不能很好执行“全面搜集”的方针，从而使许多该记录的作品像风一样消失了，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例如，把记录宗教信仰方面的歌谣、传说，当成是“搞封建迷信”，把记录荤故事、荤情歌，当成“宣扬低级趣味、有伤风化”；把记录讽刺歌谣当成“传播反动歌谣”，以致自古以来“采风问政”的传统也中断了。这方面的禁区甚多，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被打破，但在执行“全面搜集”方针时仍不免战战兢兢，大打折扣。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作为人民心声、人民文化代表的口头文学，其内容是非常丰富而复杂的，作为科学研究，就不应有禁区，怕碰一些困难的、复杂的东西，那绝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有的科学态度。不全面的资料只能得出片面性的结论，是缺乏科学性的。一些群众意见及时上报领导机关，也有助于社会流弊的克服，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
当然，民间文学中绝大多数作品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其中也会有片面的、偏激情绪或失真的道听途说，甚至会有伪造的作品，但伪作毕竟是极少数，而且要能流传开来就更难，对于某些我们认为与今天时代精神相悖或有负面影响的作品该怎么办呢？我认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可以采录它们，然后进行分析研究，该解释的解释，该澄清的澄清，我们相信真理和正义一定能战胜邪恶与虚伪。这里需要科学的精神和态度，进行认真仔细的分析。
民间文学的内容是复杂的，有些被视为“封建迷信”的作品中，可能会有科学的内核。（如谚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之类）而不少“荤故事”并非黄色低级的，其中可能有一些深刻的寓意和幽默，有些在性教育中还起过好的作用。故而绝不能用简单化的办法一概否定，更不能听而不闻拒不采录。我们应该认真吸取80年来的经验教训，大胆执行“全面搜集”的正确方针，千万不要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以致作出令后人遗憾的、不明智的事来。
三、关于立体描写问题
1918年2月1日发表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从一开始就要求，在记录歌谣时要作必要的注释，除前述方言注音外，还有几条有关立体描写方面的。如：“歌谣通行于某社会、时代，当注明之”，这包括流行地区、行业团体及时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歌谣是集体创作，是流行区域内民众的共同作品，在内容与形式等各方面都与其流传地区、时代有密切联系，如不注明流传情况，就像文人作品不知作者一样，很难进行深入研究。
“简章”还规定“歌谣中有关于历史、地理或地方风物之辞句当注明其所以”。这是要求记录者注明与歌谣相关的各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等情，这是更加重要的立体描写的要求。因为歌谣本身是一种民俗，它又产生在一定的民俗环境之中，所以与当地民俗生活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密不可分，本地人对此当然是非常熟悉的，但在外地人眼中则显得非常陌生，如不加以清楚的注释说明，就会使人难以真正理解作品的深刻内涵，这不仅对科学研究非常不利，即便对艺术欣赏也是很不好的。
当时还规定：“歌谣之有音节者，当附注音谱（用中国工尺、日本简谱或西洋五线谱均可）。”这是对歌谣的表演情况进行记录的立体描写要求。因为歌谣与文人诗不同，它不只是平面的语言艺术，而且也是与音乐、舞蹈、仪式动作等方面紧密结合的立体艺术，要对它进行全面的忠实记录，确是需要立体描写的。当时提出的这两条要求是符合歌谣的立体性特点的，是难能可贵的。
在八十年代，我们对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才有了明确的理论概括。其主要内容是：1.民间文学在口头流传中必然产生各种异文，每种异文只是它的一个平面，所有异文的总和构成一个立体，这才是此作品的全貌。2.民间文学的表演性构成语言、音乐、舞蹈、动作、表情等侧面的综合，这是立体的。3.即兴创作的环境是立体的，触景生情而使作品内容与形式都发生巨大的变动。4.民间文学的多功能性、实用性构成立体。5.多种科学价值也反映了它的立体性。（注：参见《民间文学论坛》1985年第5期《论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这些立体性特点和立体记录（立体描写）的要求，五四当时虽没有如此全面，但主要内容大体都有。当时还特别注意各种异文的记录。当然在简章中还未作出规定，这是在实践中逐渐提出来的。1918年10月15日读者关延龄在信中认为日刊上的异文是“记错了”，这是对立体性不理解而产生的意见。而就在同时，周作人致刘半农的信中却指出不同的异文反映了歌谣的流变，故须同时记录，“考查此类歌谣变迁之迹，足为研究历史童谣起源者添一例证，甚可喜也。”（注：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15日）到1922年《歌谣周刊》创刊时更强调搜集异文对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发刊辞》说：“欢迎歌谣及讨论的投稿，如特*
办的东方文化书局重印，说明它是受国内外学者欢迎的。可惜这一经验未能坚持下去，对异文的搜集亦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直到编选“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时，立体搜集的问题才提上日程。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总方案》规定：“在普查中……对于本地区本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品种，主要作品的分布、流传情况，重要故事讲述家、歌手、艺人的情况和有关的风土人情，都要调查清楚”，并且规定在记录作品时要有注释说明，注什么？“注释：作品的题记、难词、方言、人名、地名、物名、年号、宗教、习俗、事件、典故等的注解……附记：有价值的异文和有关资料……署名：讲述者（演唱者）、记录整理者、翻译者（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以及采录时间、地点和流传地区，均以小五号排在每篇作品之末。重要故事家、演唱家的小传用小五号宋体字载于本人在本卷第一篇作品之前。”如此详细的规定，确是很好的“立体描写”记录方法，其内容已大大超过了以往，如能严格执行，则科学性、文学性都甚高。1990年我曾向一位在澳大利亚工作的美国博士赫特介绍这些做法，他表示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了，并说过去一些美国学者把中国说得一无是处，“看来有很大误解”。日本故事学大师关敬吾先生也说：过去日本记录了很多故事，可惜记录得早，不如中国现在更科学更全面。而这种立体描写的科学方法早在五四时代已开其端，是值得很好发扬光大的。目前有些刊物（如《民间文学》）发表
四、领导与群众结合的问题
八十年的历史经验甚多，其中领导与群众的结合是取得成效的重要一环。
首先是依靠领导重视。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国文系主任沈尹默、文科国学门负责人沈兼士对征集歌谣非常重视，热心支持，就使北大成为轰轰烈烈的歌谣学运动的策源地。但正当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取得不小成绩时，换了校长，朱家骅上台就给民俗学运动泼了凉水。如今民间文艺十套集成的工作也依靠国家和地方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现在需要建设民间文学资料馆与民俗博物馆，以便把普查得来的珍贵资料妥善地保存起来。这同样也需要领导的重视。否则，如果资料散失，就将遗恨千古了。
同时也要依靠群众。在北大主要依靠广大师生，在校外，也依靠各报刊宣传，当时曾总结搜集数量最大的要数中小学教师们了，他们在教学中、在寒署假给学生布置作业，发动他们去记录，成绩斐然。《江苏民歌选》一套五册涵盖全省，内容非常丰富，即是教育部门发动中小学教师采录而成的。我们在三套集成工作中不少地方也成功地使用了这种方法。我在澳门大学教书两年，虽然每周讲课十二小时，非常紧张，但仍发动学生记录了几百篇歌谣和故事，数量之多，令谭达先博士吃惊。我们合作编成了《澳门故事》、《澳门谣谚谜语》二书，即将出版。这当然也得益于历史的经验。
三套集成完工之后，搜集工作就可以停止了吗？显然不能，我们还要不断地扩大战果，把“漏网之鱼”找补回来，把新的民间口头作品（包括异文）不断记录下来。这就仍然需要领导与群众的结合，通过文艺立法，建立经常化的采风制度，规定各地文化馆站负责，专家与群众相结合，全面搜集，还可以加工、改编、创作出新的文艺作品来。同时对科学记录的资料本也应定期上交国家民间文学资料档案馆保存。并精选若干在刊物上发表。
三套集成的容量有限，有大量作品未能入选，还存放在各县集成办公室或个人笔记本上，这些资料也极其宝贵，应该妥为保存，合理运用。例如，编“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这项工程看起来非常艰巨，使人望而却步，但这是必须要做的，如果把群众发动起来，大家动手来写故事提要，汇编类型索引，就可以化整为零，少化钱，多办事。我建议由民协、文化部、社科院牵头，把各县编故事集成的人发动起来，办一个短训班，讲一点母题、类型及故事分类的基本知识，让他们动手去把本县所有的故事作类型分类，编本县的故事类型索引，然后汇总到省、到中央，这样各种故事类型的分布状况、异文种类就全都有了。因为普查的故事比集成本内的还多得多，所以这种资料是最齐全的，只靠专家少数人去搞是无论如何难以完成的。专家与群众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这正是中国特色，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回顾80年代艰难曲折而又光辉灿烂的道路，历史的经验甚多，只谈以上几点粗浅的意见，希望能对下一世纪的民间文学工作的大发展有所裨益。我们已经打好了一个牢固的基础，在普查成果的基础上，研究的任务更重，但只要坚持最科学的唯物辩证的方法，吸取丰富的历史经验，民间文学工作一定能在各方面取得新的巨大进展，中华大地的民间文学之花，将香飘五湖四海、嘉惠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