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面孔审美的生物共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性论文,面孔论文,人类论文,生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5；B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2-0159-05
面孔是影响人类个体外表吸引力的中心身体部位，并在人类的社会认知行为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长久以来，面孔审美标准被坚定地认为是依照个别观看者的审美品位存在的，从而是绝对多样化的。但近年的诸多实证研究显示，人们对面孔审美具有较高程度的一致性，甚至能够超越种族、国家和年龄[1]。审美活动是一种意识活动的高级形式，涉及情感、想象、记忆和价值评判等多重内容，为何人类对面孔的审美具有跨越种族和文化的普遍共识呢？
时代文化对面孔审美具有不可忽视的导向作用，但多属于社会风尚、艺术品位或生活方式的外在性要求，是对面孔审美外在的、偶然的影响。心理实验证明，尽管面孔审美的一些特征反映了文化习俗，但面孔上引发美感的“几何形态特征”却反映出普遍的共性，人类的面孔审美是一种先天机制。由于先天本能往往来自于生存的需要，面孔的形式逻辑便与生物的功能逻辑联系起来，同外部环境的任何联系以及任何生物性接受都是在获得信息。那么，本能的面孔审美是否可能基于客体生物信息的评价机制呢？本文认为，人类面孔审美活动包含三种生物信息评价内容，即对“人性”度的衡量、对人类繁殖潜能的评价以及对个体内在性格特质的考察，它们揭示了面孔审美的生物共性，构成了面孔审美的内在基础。
一、面孔审美包含对“人性”度的衡量
种群识别是动物用来确认和识别其他同种个体的行为，是一系列社会行为的重要前提。在自然界中，动物以其特有的一种或多种感觉机制实现对本种族成员的识别。如通过嗅觉感知同类释放的外激素，鳞翅目昆虫(如蛾类)能够完成3千米之内的种群识别；海豚以特有的声音判别本种族的成员；包括人类在内的灵长类动物的种群识别主要是依靠视觉和听觉，其中视觉识别是尤其重要的方式，面孔则位于视觉识别的中心位置。种群识别方式所依据的化学、声音和视觉信息等都具有某种限定模式，也就是说具有某种规定的“理想形式”。成员越是接近这一理想形式，就越能显示其种族身份，也越容易得到同类认可。如某只海豚的声音越能体现海豚的声音特征，它就越具有“海豚性”，同时也意味着它越容易得到其他海豚的认同。同样，人的面孔越是接近标示出“人性”程度的“理想形式”，主体就越容易受到同类的认可，亦即被感受为“美”，反之则为“丑”。
人类能够依靠面孔确认同类，这种对面孔“人性”度的判断是一种本能行为。面孔审美是以极其自然的直觉方式进行的，并不需要什么后天的知识。1980年代心理学家便通过对婴儿的观测验证了此点，研究者在2-3岁和6-8个月大的孩童眼前展示面部照片，每一次都并列地摆放分别由成年人评判为美和丑的两张照片，经过数次实验观测发现，孩童明显地对被成年人评判为美的面孔照片注视更久[2]。这连同后续展开的相似实验都通过尚未习得后天知识的儿童证明，人类对面孔美丑的判别是一种先天机制。这说明标明人性的面孔理想形式深植于审美主体的内心，它可以归结为许多哲学术语，最为贴切的是荣格的“原型”。荣格认为，进化和遗传为人类的心理结构提供了一个蓝图——“集体无意识”，从个体出生的那一天起，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就为个人的行为提供了一套预先形成的模式，它决定了个人将以什么方式对生活经验做出反应：“个人因而同往昔联结在一起，不仅与自己的童年的往昔，更重要的是与种族的往昔相联结，甚至在那以前，还与有机界进化的漫长过程联结在一起。”[3]40构成集体无意识的是诸多“原型”意象，其含义是“最初的模式”，通过它，人可以拥有一些先天倾向或潜在可能性，因而能够采取与自己祖先同样的方式来把握世界并做出反应，当对象能够唤醒、触发或符合审美主体所深藏的原型意象时，主体即会做出反应。但原型并非心中充分形成的明晰画面，它意味着“某种类型的知觉和行为的可能性”，是“一张必须通过后天经验来显影的照相底片”[3]45。面孔的理想形式可被看作是普遍存在于个体心灵的各种原型的一例。就此而言，面孔的美是审美主体所直觉到的原型意象与审美客体的外在模式相契合的产物，当人通过本能对一张面孔的外在形式做出判断，识别出一张具有“人性”特征的面孔时，便会在意识中受到吸引并做出积极的情感回应，达到“审美”的快感，它尤其恰切地体现出“人在对象世界中直观自身(指欣赏者和人类)所获得的精神愉悦”[4]这一美感的本质特征。
标示“人性”的面孔理想形式虽然不是后天习得的知识，但却在人们孜孜不倦的探求中渐渐显影。经由观察和实验总结出的面孔理想形式包含着许多规整精细的数的规律，古希腊罗马理论和中国画论都曾指出理想面孔由发际线、眉毛、鼻尖所在水平线所分割的三等分关系。达·芬奇曾指出理想面部器官之间精准的比例关系：眼睛位于头顶和下颌的中间水平线；鼻子中点位于眼睛和下颌的中间水平线；嘴位于鼻子中点和下颌的中间水平线；嘴角与眼睛中点成垂直线；耳朵上方与眉毛平齐，耳朵下方与鼻子下方成水平线。这张面孔被后人誉为“新古典规范”。美的面孔亦能全面展示出创造视觉愉悦感的黄金分割比，美国整形医师史蒂芬·马夸特发现，以黄金分割比几何构成的十边形矩阵为基础而成的一张“黄金面具”可以界定人类的理想面孔，而且，这张将黄金分割比全面纳入面部系统的面具显示出跨越种族的高度有效性[5]。此外，面孔上还存在着一个以“人的内在尺度”所规定的数，这是一些从事面孔审美研究的神经心理学家近年来的发现[6]。研究者由人在观看面孔时的眼球运动方式，联想到眼睛虹膜尺度与面孔可能存在的关联。他们随后的实验显示，在理想的面孔上，虹膜的尺度几乎决定了面孔的每一维度：鼻梁宽度、鼻头尺寸、鼻翼尺寸、鼻子下部到上嘴唇的距离以及下嘴唇厚度都恰恰是一个虹膜宽度；同时，面部各部位器官之间的距离亦均能由虹膜尺度及其整数倍所构建。由此，研究者认为虹膜尺度是面孔上统摄全局的数。类似的研究还有不少，包括对理想面孔局部特征、对称性、平均化等的发现，但是数的规律尤其能够界定“人”的特性，说明面孔所具有的复杂而精确的规定形式。这些研究的意义在于，它能够从反向验证人类面孔理想形式的存在，即关于“人性”的期望模式的存在，从而说明面孔审美的“人性”度衡量功能。就此而言，“以貌取人”的说法是一种人性的真理。
二、面孔审美包含对人类繁殖潜能的评价
进化心理学界广泛认为，异性面部偏好深深植根于配偶选择的生物性评价中。人类面孔能够显示出个体的性别特征信息，它们包括在睾丸激素影响下形成的男性特征以及在雌激素影响下形成的女性特征。男性面部性别特征主要包括：小眼睛、大鼻子，较长、较宽的下巴，位于面部较低位置的下颌骨以及更显著的眉骨和颧骨[7]。女性面部性征主要有：短小、尖细的下巴、饱满的嘴唇、大眼睛以及细而弯曲的眉毛[8]。总体看来，男女面部性别特征呈现出大致相反的形态。
面部性别特征量值由性激素水平决定，两者的关联已得到生物医学证实。一张充满女性特征的面容可以显示主体的高雌激素水平，如嘴唇的厚度与依赖于雌激素的女性脂肪积累有关，饱满、轮廓鲜明的嘴唇所显示的隐性生物信息就是主体的高雌激素水平。而雌激素水平正是丰腴多产的基础和标志。在众多审美评测实验中，异性眼中女性的面部美多与鲜明的女性特征成正比，这说明，在对女性面孔的审美中包含着对其繁殖潜能的评价。
睾丸激素水平所决定的男性面部特征则揭示个体的身体状况和遗传基因信息，但其原因较为复杂。进化生物学家扎哈维于1975年提出并获得广泛认同的“缺陷理论”为此提供了理论说明，动物界那些付出代价的行为或身体特征(如孔雀大而华丽的尾部)是身体状况和基因品质的信号。这些行为或特征需要耗费个体的能量，它们间接地说明个体已经成功地经历了风险考验，具有高水平的身体素质[9]。“缺陷理论”直接为男性身体性别特征与繁殖潜能建立了连接。生物为了避免寄生虫在主体间的相互传染或波及后代，普遍将对寄生虫的免疫能力设为性选择的关键标准，人类所采取的选择性繁殖策略偏向于那些免疫力强大的健康异性。然而，人类的免疫系统是与大脑系统相当的极具消耗性的系统，睾丸激素却对免疫系统具有负面影响[10]。因此，只有那些最具活力的个体才能在并不影响其免疫系统的情况下发展出最为突出的男性性征。这说明，那些面孔上明显显露出男性特征的个体不仅成功地抵抗了寄生虫的侵害，还留存有剩余力量，显示出优良的繁殖潜能。
女性对男性面孔的条件性偏好能够最有力地证明面孔与繁殖潜能的对应关系。精神生物学家塞利雷诺曾设计出相应的实验，他招募了清一色的女性被试，并预先测试这些被试身体所处的生理周期，而后对照她们对不同男性面孔照片的审美评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实验显示，处于生理排卵期的女性更偏好于男性特征明显的阳刚面孔，而处于非排卵期的女性则较为偏好那些具有一定女性特征的阴柔面孔[11]。塞利雷诺认为，由于生理上处于排卵期的女性在潜意识中会为自己寻找合适的性伴侣，因此试验中她们对男性阳刚面孔的偏好就说明这种面孔形态指向了主体优良的繁殖潜能。女性的选择偏好可能是基于对生育成功最大化的条件性策略：为生殖需要，选择阳刚面容的男子作为最佳性伴侣；在平时，则选择更适合抚养下一代的阴柔面孔男子作为伴侣(这与面孔所指向的性格特质相关，见后文)。对于这种条件性偏好产生的原因，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来自进化心理学界，人类的心理适应是在进化过程中塑造的，人类祖先可能是在对生存和繁育后代有利的条件下，逐渐发展出以面孔特征作为性伴侣价值可靠信号侦查机制的。
面孔还以其他一些方式标示主体的身体素质和繁衍潜力。“平均化”被看作面部美的关键因素，它最早由新西兰人奥斯丁通过观察体视镜发现于19世纪，并在20世纪借由计算机技术得到了反复验证。“平均化”理论认为，经不同面孔融合而成的新面孔比原始面孔更具吸引力，而且随着融入面孔数量的增多，吸引力程度也不断增强。对平均化面孔吸引力的解释众说不一，其中较有影响的推论[12]认为，平均化面孔之所以美，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生物性标记，因为经由多重融合的面孔能够标示出远系繁殖或遗传多样性，而这是生物抵抗寄生虫的有效途径。另外，面部审美显示出对“对称”的偏好。对此可以做出一般的解释，因为人类普遍以和谐、均衡为美。但据生物形态学理论，个体身体的稳定和平衡能够作为信息标示出个体对遗传变异、寄生虫、毒素等有害影响的抵抗能力[12]。而且，人类中身体较为对称的男性也被证明比起其他普通男性拥有更多的欲望、能量和性交机会，且较为健康。由此，对于对称面孔的偏好可能也是一种基于配偶选择的生物性评价。
综上所述，面孔性别特征能够反映出个体的免疫能力，同时面孔还能标示出个体所承载的遗传水平之类有助于繁衍行为的重要信息。塞利雷诺实验以与繁衍行为直接相关的女性生理周期作为中介说明，女性将男性面貌的阳刚特征作为选择性繁殖的重要线索，面孔审美包含着对繁殖潜能的评价。对此，芬克·尼夫说：“面孔作为一个永久性的视觉资源直至今天仍然承载着繁殖潜能的信息，我们看到的仍旧是祖先所观看和觉察的内容。”[7]
三、面孔审美包含对个体性格特质的考察
面孔形态对个体性格特质的揭示是直观有力的，几乎每个人都能隐约感受到他人面孔所显示的某种性格模式或社会化信息。因此，面孔的这一功能很早便被察觉出来，并被运用在生活和创造实践中。在东方，面孔与性情甚或命运的对照关系被作为相学郑重地提出，相学一直被视为专门的学问，而且对中国古典人物画产生了深远影响，逼真绘人与对面相的明察秋毫被直接联系起来。元末王绎《写像秘诀》称“凡写相者需通晓相法”。张大千也说：“画人物先要了解一些相人术，不论中西大概都以习惯相法来判别人的贤愚与善恶。”[13]的确，西方人从未熄灭过对“观相术”的热情。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和医生盖仑便勾勒出从人的面上征候来推断性格和诊断疾病的观相法。18世纪，瑞士哲学家拉瓦特在《了解人类及被爱的艺术》中再度阐明和发展了古希腊的观相法。他将人体比作植物，认为就像植物形态的每一部分都保留了根茎的特点一样，人的个性与靠表情丰富了的形态也存在着关联，个性可由不变因素(骨骼、软骨、脂肪、纤维组织)及可变因素(肌肉、皮肤)辨识，并推断出“外表说话的表情”[14]。
虽然相学和观相术的科学性在当代受到争议，其根本思路却启发着面孔审美研究，一些心理学实验被设计出来以期证明面貌与内在性格的相关性。
2007年，密歇根大学丹尼尔·克鲁格的系列实验[15]显示了面孔对性格认知评价的重要影响。克鲁格向近一千名男女大学生被试展示一系列的男性面孔照片，这些面孔形象能够在计算机软件的几何处理下(包括改变下巴形状、眉骨强度、嘴唇薄厚等)显得更为阳刚或阴柔。被试需要从照片中分别选择出自己心中最理想的配偶、约会伙伴、父亲、女儿的约会对象等生活角色，并凭感觉指出最有可能从事某类行为(如发起斗殴、勾引他人的女友等)的男子。克鲁格发现，被试对面孔的性格认知和生活角色的取向具有较高程度的一致性，面部越显阳刚的人，则越易被认为从事危险的、具有竞争性的举动，热衷于性生活，且对下一代的养育不尽责；而那些脸上显露出极端男性特征的人，则被认为更易于发生身体冲撞，与上司交锋，与许多异性共眠，欺骗同伴或有意抢夺他人女友。与此相反，那些面部显得阴柔的男子则被认为是好丈夫、好父亲、努力工作的职员以及可以在长久关系中得到拥护和支持的伙伴。以此分析上述塞利雷诺实验就会发现，女性在不同生理期对男性面孔的条件性偏好可能是女性在高睾丸激素水平所指向的有利于繁衍的基因品质与其所指向的不利于看护后代的个性特征之间所做的权衡。
克鲁格实验直接显示出人们在对面孔审美认知中所存在的较高程度的群体一致性，从而验证了面孔审美对性格特质的考察功能。但其问题在于，为了保证照片中面孔形象变化的准确性和连续性，被试观看的是经计算机处理的形象，因此根本不存在面孔的主体，从而也无法将被试的主观判断结果与实际情况进行对照。但是，对于面孔主体的实际性格这一隐性内容，研究者并未回避，而是寻求用一些中介(如词语、主体生涯情况等)来考察。
早在1990年代，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乌尔里希·穆勒和阿兰·玛佐的著名论文《人类强势面孔作为男性特质的可靠信号》[16]就将职业生涯、面孔的阳刚特性和强势性格建立了连接。他们选择美国西点军校1950届437名出生在1924-1929年的男学员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搜集三类材料：一是毕业年鉴上这些年轻学员的统一制服、发型，无髭须和眼镜、未显示任何身份信息的大头照片；二是年鉴所记录的西点军校给予这些学员的校评“学员军衔”；三是1990年通过自传式问卷调查所获取的这些学员在其业已完成的职业生涯中的晋升和执行任务情况。1990年，研究者约请20～40人对照片进行主观评级，并告之强势性格表现为支配他人行为、广受尊敬、富有影响力以及经常处于领导地位，而顺从性格表现为缺少影响力、优柔寡断以及通常受人支配。判断者从对面孔的感受出发对面孔主体按照由顺从至强势程度的1～7分(1分表示极为顺从，4表示中等，7表示极为强势)进行了评分。对部分面孔上的降低强势特性的较大笑容，研究者在获取分值后进行了数值上的调整。将实验“评分数据”、“学员军衔”、“学员职业生涯”三方数据进行对照发现，在学校中，强势面孔与“学员军衔”明显相关。在被评为最柔顺面孔的学员中，获得较高等级“学员军衔”的人仅占9％，随着面孔由柔顺转为强势，这一数值逐渐升高，在被评为最强势面孔的学员中，获得较高等级“学员军衔”的人达到46％。那些被评为6分及以上的面孔比被评为3分及以下的面孔的主体具有多出30～80％的晋升率，而且没有一个被评分低于3分的人晋升至将军。穆勒和玛佐配合其他许多对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西点军校学生的面孔很大程度上预示着其毕业时所获得的等级以及后来实际所获得的军衔。性格强势是一种人在社会中获取高地位的重要因素，军衔能够间接地指示出强势的性格。因此，实验所证明的军衔与强势面部的关系说明人们感觉到的强势面孔是一种普遍一致且十分重要的未来指示器。
西点军校，通过对近500名军官的跨越40年的考察，间接巧妙地建立了“面部强势特征(高睾丸激素水平所决定的宽下巴、高眉骨等)——获得社会高地位(军衔)——实际的强势性格”的正向关系。它与克鲁格实验互为补充，显示出面貌对性格较为确切的信息价值。然而，为什么面孔具有揭示内在性格的信息功能呢？
从表面看，这与岁月的雕刻作用有关。面孔是由生活方式和情感体验所塑造的肉体形象，由性情引发的对应表情累积在面孔上，就会逐渐形成某种固定的肌肉结构，久而久之，便可能成为集体所共有的对某一性格和某种面貌的对应性把握。但仅此并不能揭示性格的全部内容，因为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内在的、先天的机制。克鲁格实验是通过男性激素水平所决定的性别特征作为标量，对面部审美所获得的性格特质信息进行考察的。在西点军校实验中，实验者对评分数据与男性面部特征进行对照，结论是强势特征基本等同于男性的阳刚特征，也就是前述的宽下巴、高眉骨、小眼睛等由高睾丸激素水平所决定的特征。这两个实验结合起来说明，睾丸激素水平对面孔反映主体性格特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两个实验都是针对男性的，但对女性的情况也有启示意义，可进行反向推测。通常女性的面孔会被人与温柔善良的性情联系起来，这可能就是因为女性体内占上风的是与睾丸激素相反的雌性激素。人类对女性容貌的偏爱可能是一种对较平均水平更高的睾丸激素水平的积极性(健康的标记)与其负面性(极端男性化的负面性格)的折中。同时，性格会随着岁月发生渐变，老人的脸往往看起来更加慈祥，这可能是由于睾丸激素水平在人的一生中的下降所造成的。两实验所揭示的“面部特征——性激素水平——性格行为”这一公式可能就是面孔形态与内在性格关联的核心原因。
综上所述，面孔审美中包含着具有一定集体共性的对内在性格的认知和判断，这与面孔上所反映的激素水平相关，但是由于性格本身的复杂性和模糊性，这种认知的准确性至今并没有绝对的定论。
四、结语
本文主要论述了建立在本能机制上的人类面孔审美的生物共性。归纳起来，面孔以其外在形式提供了由表及里的关于人类标准、性别征象、性格特质等生物信息内容，这些信息在人类的种群识别、繁衍和社交活动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面孔的审美包含着对这些信息的评价，同时由于这些信息是属于人类共性的内容，因此它们共同构建了人类面孔审美的共性基础。面孔审美研究将美学与科学紧密联结起来，成为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所述的三个方面仍需进一步补充。而且，本文引用的实验多采用被试主观评分和数据分析方法，有其无法回避的主观局限和误差。在这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起蓬勃发展的脑科学为面孔审美认知机制研究提供了契机，具体说来，研究者可以通过无损脑功能成像等技术深入到进行审美活动的人脑中，探测其所激活的脑区及活动情况，从而使研究更为客观和精准。可以预见，对面孔这一人类身体核心部位的认识会更加深入和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