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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报告》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各界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聚焦。报告称，医疗卫生体制变革的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市场化，体制变革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报告的结论性评价是：“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这一结论证实了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看病贵、看病难”的体验。
而在此前，中国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中宣部等联合主办的形势报告会上就中国的卫生形势做专题报告时，在肯定我国卫生事业50多年来取得的成就的同时，对卫生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做了充分论述。从篇幅上看，高强的报告“报忧”的部分远远多于“报喜”部分。他指出，中国有些医疗机构盲目追求高收入，甚至为了追求收入而损害群众利益，严重影响了医务人员和卫生行业的社会形象。他认为，发展卫生事业应该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同时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高强的报告与上述报告几乎同时发表出来。
医疗体制改革关系到全国老百姓的生死健康。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如何走出困境，是人们普遍关切的现实问题。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参照了外国的某些做法。而外国的做法都是什么？我们参照的是什么、又忽略了什么？还有哪些能给我们以借鉴？
——编者手记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成绩非常突出。医疗卫生事业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导致医疗卫生体制变革中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
一、过分重视经济增长，包括医疗卫生事业在内的社会事业发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二、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缺乏清醒的认识。三、其他方面的体制变动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影响。四、既得利益群体的影响。
——摘自《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报告》
中国：骄人的成绩与巨大的失误
刘继同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涉及环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其中健康照顾服务“社会福利”性质不明确，卫生改革目标和国家福利责任含糊不清，卫生改革措施市场化取向明显和卫生改革理论政策研究严重滞后等问题是改革失败的重要结构性、制度化成因。
建国初期的全民性医疗保障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曾有过骄人的成绩和辉煌。
1949年10月，随着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在革命战争时代打下的基础上正式开始起步。
翻开编年史可以看到：新中国非常重视人民的医疗卫生工作。一系列会议召开了，卫生工作的原则和计划确立和制定出来；一系列机构建立起来，周恩来甚至担任了全国爱卫会的第一任主任；毛泽东的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传遍全国，一系列措施实行起来，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展开了，更重要的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短短时间内，中国的卫生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时东西方冷战的国际背景决定了中国必然是以苏联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管理体制为蓝本，设计中国自己的制度框架。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逐步建立了以公费医疗、劳动保险医疗和合作医疗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健康照顾服务体系，医药卫生体制首次成功实现重大制度性革命与结构性变迁，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国家医疗卫生体制。
为了改变瘟疫肆虐、疾病流行和缺医少药的状况，彻底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振兴中华民族，政府接管、改造、重建了原有的医药体制，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和以工作单位为基础的福利制度。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事业单位的干部、在乡伤残军人和部分在岗城市居民享受公费医疗。公费医疗预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病人门诊和住院费用均由政府负担，个人基本无须付费。国营和部分集体企业职工则实行劳动保险的医疗制度，各项劳动保险费用全部由企业或资方负担，因工负伤、残疾、疾病、非因工负伤致残、工人与职员及其供养的直系亲属死亡、养老、生育时享受相关保险待遇，企业还有责任为其职工兴办集体劳动保险和职工生活福利救助事业。亿万农民则普遍加入农村合作医疗，人民公社所属乡村集体经济和农民个人共同分担资金，各地的合作医疗采取农民之间合医合药、合住院合门诊、合预防合保健等多种形式，初步建立了全国性、广覆盖、低水平、综合性和全民性医疗保障制度，极大地改善了国民身心健康状况。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前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险制度建设是非常成功的、卓有成效的，创造性地建立了适合国情、独具中国特色的健康照顾体系，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选择社会发展道路和设计制度框架问题至关重要。中国在相对封闭和有限的国际空间背景下，主要借鉴苏联模式并结合中国实际需要的设计，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工人阶级当家做主、集体主义福利文化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等特点，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一、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是基本上将所有国民都纳入某种形式的健康保障体制之中，用世界卫生总费用的2％解决了世界总人口22％的基本医疗问题，极大改善了国民的健康状态。
二、创造性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四大方针。
三、创造了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三大法宝”的（县、乡、村）三级网络、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
四、深入广泛、积极主动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消灭疾病、移风易俗，显著改善城乡环境卫生。最重要和最具说服力的是，全国人民的人均期望寿命由建国时的35岁提高到2000年的71岁，城乡居民健康状况显著改善，建立了完整的医药卫生体系，大大降低了地方病和传染病的危害等。
总体来看，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成绩非常突出。但是也不能不看到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中指出的，当时中国医疗卫生服务的总体技术水平较低；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及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得到充分的调动和发挥；公费医疗和劳保制度对患者约束不足，资源浪费现象比较严重。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最大的感受就是“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拍张X光要自己去“跑”片子， 想住院没“后门”不行……而享受公费医疗的人都或多或少地钻制度的漏洞，开回大量的药存在家里，直至发霉变坏。所有这些，是当时人们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持支持态度的背景。
没有受益者的卫生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卫生改革与发展成为公共政策议程的核心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历史时期的重要标志，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医保制度创新同步进行。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创新相互交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首先始于医院内部的经济核算、经济管理与承包经营责任制。经过改革，初步改变了我国医疗机构不计成本和核算的状况。1980年代中期，现有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与急剧增长的健康需求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问题突出。因此如何扩大、发展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动员社会力量兴办医疗机构和提供医疗服务成为卫生改革的中心议题。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企业劳动、工资、社会保险三项制度改革的深化，医疗服务市场化趋向越来越明显。
1990年代早期，如何解决滥办医和办医滥的问题，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特别是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协调发展，成为医药卫生改革实践的重点。1998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卫生改革超越“卫生系统内部”范围。2000年，国务院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流通体制三项改革，标志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入前所未有的综合性、系统性、结构性和制度化改革发展建设时期。2002年，国务院推行城乡医疗救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极大丰富了卫生体制改革的内涵。这样，经过20多年的改革实践，中国初步建立了现代健康照顾服务体系与医疗保障制度框架。
综观20多年来的改革，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变革的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市场化。这些变化表现为，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公有制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险体系初步建立，药品生产与流通走向全面市场化。但是总体来说，20多年的改革基本是失败的，效果越来越差，健康平等和健康公平议题格外尖锐突出，健康照顾与医疗保险已成为制度性不平等的根源。同时，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越来越小，医疗资源浪费闲置问题突出，城乡居民两周患病率不降反升，应就诊、应住院而未就诊、未住院比例不断提高，医疗费用增长幅度远超过百姓承受能力，城乡居民健康状况的差别扩大，健康不平等与不公平的问题突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和医疗事故、医疗纠纷不断增多，出现“上不满意、下不满意，卫生部门自己也不满意”的改革结果，卫生体制改革成为没有“受益者”的改革。
世界各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说明，衡量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成败与否的主要标准是：是否有效地改善全体公民的身心健康状况，是否以国家、企业、家庭、个人可以负担的费用来提供优质、低价、适宜的健康照顾服务，健康照顾服务与宏观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否协调，国家、企业、个人是否从卫生改革中获益，等等。当然我们在否定20多年来卫生改革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涉及环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其中健康照顾服务“社会福利”性质不明确，卫生改革目标和国家福利责任含糊不清，卫生改革措施市场化取向明显和卫生改革理论政策研究严重滞后等问题是改革失败的重要结构性、制度化成因。
重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范围广泛，内容繁多，目前正处于政策模式选择与健康照顾制度框架设计的战略机遇期，卫生改革现状不容乐观。勇于承认失败并正视这一现实是改善和变革现有体制的基础。20多年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为现代健康照顾服务体系的建设与社会福利制度框架设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积淀。
卫生改革实践证明，疾病不仅仅是个人的麻烦和不幸，而是典型的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议题，这意味着国家应在健康照顾服务领域承担基本的社会责任，确保所有公民身心健康地工作和生活。
健康照顾服务体系的公认性质是“社会福利”，而非“有一定公益性质的社会福利事业”，这意味公民有权从国家、社会那里获得免费的基本医疗服务，这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基本做法。
卫生改革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社会平等、社会公正，而不是扩大社会不平等与不公正，只有那些能够有效降低或消除健康照顾领域中不平等、不公正的卫生改革，才是成功的改革。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过程与发展方向是不断扩大医疗保障的范围，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使更多公民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进而改善生活状况，提高公民个人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
医药卫生服务的性质是“社会福利”，政策范畴属社会政策与社会市场，而非经济政策与经济市场，这就意味着国家、社会、企业、个人应从社会投资、社会预防、健康促进和协调发展角度看待健康问题。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卫生改革不能照搬、模仿企业改革模式，健康照顾是“去商品化服务”，只有按照社会市场的运作逻辑，特别是依据公民权利和人类健康需要理论才能发展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医学。
从以上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我们不难总结归纳出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未来发展方向：应按照“一个制度，多个标准”的基本原则，建立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系统性、连续性和综合性医疗服务体系，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
根据世界各国成功经验和中国社会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应按照“一个制度，多个标准”原则，改革现有医疗保险制度框架，重新建构现代的、覆盖全民和具有社会平等取向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所谓“一个制度”是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多个标准”是指根据全国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社会经济状况确定不同的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标准和医疗保障水平，这样就可以将所有国民都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框架之中，从而确保所有公民在患病之时得到国家应有的基本健康照顾服务。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的历史经验已证明，“广覆盖、低水平”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是可行的。目前建立这种保险制度的社会环境与社会经济条件也已经具备，中国社会与政府完全有经济能力建立“广覆盖、低水平”的全民性医疗保险制度，关键是人们的观念所能达到的水平，以及如何更加科学合理地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照顾制度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框架。不言而喻，按照“一个制度，多个标准”原则设计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优点非常突出，它既保障健康公平与平等目标，又有助于减少资源浪费，实现条块分隔的健康照顾服务的制度化整合，降低行政管理成本，避免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等棘手难题，发挥医疗保险的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建立全民性基本医疗保险是世界各国健康照顾的“国际惯例”和成功经验。
美国：市场化与政府作用
刘克军
美国医疗服务体制的市场化有其自身的优势。它能够通过供需双方的博弈，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不同消费需求；它是在强有力的管制条件下进行的，医疗质量安全方面有较好的保证。
作为超级大国，美国在科技和经济领域中具有优势地位，成为各国纷纷效仿的榜样，然而其医疗保险制度，却不被许多研究者看好。中国市场化取向的医疗改革带来“看病难、看病贵”现象，被某些学者诊断为患有“美国病”。
美国的医疗保障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它是以民间的私营医疗保险为主，政府辅以对特殊群体的社会医疗保险与补助。
美国约40％的医疗费用来自私营医疗保险计划，即使是政府医疗保险计划，其很多操作工作也是由私营医疗保险公司去执行的。这些私营保险公司主要分为两类：非营利性健康保险公司，如蓝盾、蓝十字公司，及营利性商业保险公司。两者竞争的手段是采取费用分担办法降低保险金。它们只提供对较低费用的医疗项目的保险服务，对一些昂贵的医疗服务项目则设立单项保险。
政府对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险和医疗救助主要分为：医疗照顾制度（Medicare）和医疗救助制度（Medicaid）。1966年，医疗照顾制度正式实施，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卫生服务经费管理局直接管理。它包括医院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两部分，前者的资金来源于社会保障工资税，后者的25％来自申请人的投保金，余下的75％由政府一般收入解决。该制度是对65岁以上，及65岁以下因残疾、慢性肾炎等疾病而接受社会救济金的人群提供医疗保险。保障的范围包括大部分的门诊及住院医疗费。
医疗救助制度是政府对低收入人群、失业人群和残疾人群提供医疗服务的一个最大最具代表性的项目，联邦政府支付55％、州政府支付45％，以便对上述人群实行部分免费医疗。
此外，还有工伤补偿保险、某些少数族裔免费医疗、军人医疗计划等特殊医疗保障项目。
美国的医院有公立、私立之分，主要提供住院医疗服务。公立医院包括各级政府和公立大学办的医院，由政府拨款，占美国医院总数的约30％；私立医院有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之分，分别占医院总数的约55％和约15％。非营利性医院一般由私立大学、宗教团体及其他非营利组织经营；营利性医院主要服务对象是具有支付能力的患者。
美国大多数医生拥有自己的诊所，承担门诊治疗。尽管有些医生也参与医院的工作，但他们和医院只存在业务协作关系，并不隶属于医院。由于美国医疗费用支付体系明确设立了医生的收费项目，因此医生与医院的收入是各自分开的。例如一个住院病人的医疗费用分两部分，一部分直接支付给医生本人，作为其技术劳动价值的体现，另一部分支付给医院，作为医院提供医疗设施的补偿，其中包括医院工作人员的报酬。医生既是医院的客人，又是医院的消费者，他们治疗病人消费了医院的医疗资源，使得医院的投资得以回收。美国的医生和医院之间是双向选择的关系。
虽然美国的医疗卫生保健体制以市场化为主导，但却不能忽视政府所起到的作用。
美国政府承担了对疾病预防和食品与药品安全进行管理的责任，主要执行机构是疾病控制中心和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所需经费全部由政府财政的公共卫生支出。
美国政府还有针对性地设立公立医院，尤其是私人不愿投资兴办的医院。这种做法与医疗照顾制度和医疗补助制度一同部分地弥补了医疗服务市场化造成的社会不公平。
在保障公平性的同时，美国政府通过建立有极强针对性、时效性的卫生法体系，对保险费用的筹集和分配，对各利益团体各相关主体的责、权、利做出统一规定。
虽然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医疗改革宣告失败，但我们不可否认，美国医疗服务体制的市场化有其自身的优势。它能够通过供需双方的博弈，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不同消费需求；它是在强有力的管制条件下进行的，医疗质量安全方面有较好的保证。另外，将新技术、新设备的研发成本计入生产成本，将医疗行为与经济利益、处罚机制和诚信制度挂钩，极大地促进了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提高。
但是，美国市场化医疗体制也存在着固有的缺陷。
一、市场化带来服务和保险的不公平。医院和医生会排斥无力承担医疗费的病人，保险公司会通过提高保费排斥高发病率普通人群。
二、医疗服务的市场化带来诱导需求。医院和医生的收入与服务量直接挂钩，那么他们至少具备增加服务数量的动机；而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客观上使得医生具有诱导需求的条件。
三、商业性保险公司保障了高收入、低疾病风险的人群，而将低收入、高疾病风险人群排斥在外，这是一种“撇奶油”的行为，其结果是，政府对被排斥人群所实行的社会保险计划这块“蛋糕”，就变得很昂贵。
其实，医疗服务是个特殊的市场，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对这一市场的影响是有限的，即市场失灵。与此同时，在这个市场中，医生对医疗服务的消费有最终决策权。美国的经验表明，将医生收入与市场挂钩是产生各类问题的根源。我们一方面应该汲取美国的旨在刺激医疗服务质量的成功经验，探索对提供合理而及时的服务给予奖励的制度；另一方面，应该建立健全各类监管机制，对少提供或不提供合理服务的行为给予重罚。
一个社会有责任让每个公民获得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而商业医疗保险市场无法实现这一功能。所以，政府应该主导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在此基础上，引导私立医院和医疗保险公司去满足部分消费者更高的医疗服务需求。
中国既然被认为患有“美国病”，要想认识和治疗“美国病”就得看看美国人是怎么生病和治疗的。例如，有管理的保险模式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推行，对抑制美国医疗费用的过快上涨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英国：渗透“福利国家”理念
田晓晓
英国的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呈金字塔型，底部是初级保健——全科医疗，塔尖是三级医疗专家服务，患者从塔底部向塔尖，然后再从塔尖向底部方向流动。
英国的医疗体制被称为国家卫生服务体制（National Health System， 简称NHS），是典型的全民福利型医疗体制模式，“福利国家”理念渗透其中。这种体制主要由政府提供医疗保健，公立医疗系统提供的服务覆盖99％的英国人。私营医疗作为NHS的补充，服务对象是收入高、要求高的人群。
NHS分三级管理体系：社区医疗服务保健体系，按城市行政区划设立的医院， 及政府在某些城市中兴办一定规模的专科医院。医疗管理网络中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的公共财政拨款（约为85％），另外部分来自医院特需服务，以及病人就诊时的处方费收入。
社区医疗保健体系是整个系统的“守门人”，这里的全科医师不隶属政府部门，政府卫生部门向他们购买大众的初级保健服务，并通过合同的形式对全科医师提供的服务进行服务内容、服务范围及诊所最低标准等方面的管理。每个居民需指定一位全科医师作为自己的家庭医师。
患者想到二级医疗服务机构就诊，需持有全科医师的转诊单。二级医疗服务机构的规模由政府管理部门按照该地区的人口决定，医院的医师从转诊单了解患者的病史，并把出院后注意事项交代给患者的全科医师。若患者病情较重或较疑难，二级医疗服务机构会将患者转到三级医院治疗，三级医院由专家提供临床某专业内复杂疑难问题的服务，不负责一般的诊疗。
NHS有许多优点，比如它能合理利用卫生资源。 英国的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呈金字塔型，底部是初级保健——全科医疗，塔尖是三级医疗专家服务，患者从塔底部向塔尖，然后再从塔尖向底部方向流动。这个网络赋予全科医师守门人的角色，使得大部分健康问题在这个层面得以识别、分流，并通过健康教育等预防手段得以控制，充分合理利用医疗资源。而且，它覆盖面广和基本免费的特性，保障了“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公平性。NHS还降低了卫生总费用，由于由政府预算决定总支出，政府对机器设备、新型技术开发和传播的投资严格控制和管理，使全社会的卫生总费用保持在较低水平。近年来英国卫生保健支出只占GDP的7％左右，远低于美国的14％。
当然，这一制度并非尽善尽美。随着其开销的日益增加和全民医疗保障要求的提高，NHS保健资金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维持庞大的医护体系， 真正用到病人身上的费用不到总数的40％。免费医疗制度使公立医院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医护人员的工资待遇不高导致他们普遍在私立医院兼职。哈里街最大的私立医院伦敦诊所介绍说，许多医生都与两家以上的医疗机构签有应诊合同或有自己的诊所。英国的医疗管理机构除制定规章对此进行约束外，并不予以制止，长此以往，国家医疗服务力量的逐渐削弱将影响国民的身体健康。另外，各级医疗机构的工作效率很低且医护人员积极性不高。患者到公立医院看一次病从预约到就诊有时要等三四个月时间，若想早获诊治只能去昂贵的私立医院。据统计，英国现在有3138名病人等待手术，其中一半以上已经等了半年。一些无奈的英国人只好自筹资金，转往欧洲其他国家进行治疗。
对于存在的种种问题，英国曾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如建立“内部市场机制”（即引进竞争机制，医院和地区卫生部门签订合同，采取合同制管理）、建立医疗质量评价制度等，这些措施虽改善了效率低下的状况，但也一定程度地降低了医疗服务的公平性。
我国目前仍实行三级医疗体系，正面临着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公立医院的改制、医疗机构的分类管理等问题。要使社区医生切实起到守门员的作用，要使非营利医院切实地保持非营利特性，从而建立合理利用资源的医疗网络，这一切都需要配套政策的支持，这方面，英国NHS及其改革有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德国：保护弱者与谋求公正
邹珺
德国的社会医疗保险有足够的法律保障，总体上体现“高收入帮助低收入，富人帮助穷人，团结互助、社会共济、体现公平”的社会医疗保险宗旨。
德国有与自由至上的美国不同的国家原则。战后崛起的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把社会福利作为国家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即国家有义务保护社会弱者，并不断谋求社会公正。在此基础上的医疗体制具有法制健全、体制完备、互济共助的特点。
在医疗服务体制的建设上，德国不实行医疗定点制度，任何人可以选择到任何医院、任何药店看病买药。德国严格实行医药分开，医生开处方，病人到药店买药，医生的处方权和药店的售药权严格分离，医生不得建议或暗示病人到某一特定医院买药，这就避免了医生滥用处方权与药商共谋的情况。在德国药品不是一般自由交易的商品，药店需要病人凭处方才能卖出定量的药。
德国的门诊和住院是严格分开的，门诊服务由个体医生负责，住院服务需要门诊医生的转诊手续，否则医疗社会保险不予报销。这样做的好处是保证了转诊渠道的畅通，医院滞留病人获取利益的情况被杜绝。
德国医生认真负责，服务态度也很好，这与医院对医疗质量安全的严格管理密切相关。如果因责任心不强导致患者伤亡，医生不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会立即遭到解聘，并被没收医生执业执照。同时，因为严格按照区域卫生规划的标准确定区域内医生的数量，不少地区取得医生执业资格非常不容易，因此，医生也就相当珍惜自己的工作机会，态度认真负责。
德国没有拥挤到大医院看门诊的“中国特色”的现象。德国当前共有医院2300余家，按财产关系可分为公立医院（40％）、教会医院（24％）和私立医院（24％）等类型。按照床位分，800张以上的医院有99所，其中仅七所是1500张以上集医、教、研一体的国家医学中心。由于转诊制度的限制，一般病人不能到这些大医院去治疗，而是到全国各地的1900所（占医院总数的83％）社区医院解决基础医疗服务的问题。
此外，德国的医院都是非营利性的，州政府和保险公司的投入是其主要的经济来源。中国的医院以所谓“非营利性医院”为主，但是由于保险覆盖面小、财政投入有限，这些医院主要依赖于业务收入生存，这就难以从根本上保证医生行为的“非营利性。”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社会保险的国家之一，医疗社会保险是德国医疗筹资的主要途径。德国的社会医疗保险有足够的法律保障，总体上体现“高收入帮助低收入，富人帮助穷人，团结互助、社会共济、体现公平”的社会医疗保险宗旨。按照德国的社会保险法律，除了收入在一定水平之上的市民可以选择不必加入社会保险，其他就业者都必须参加医疗社会保险，子女随父母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弱势群体可以减免保险费加入社会保险，但享受同等待遇。
德国的社会保险覆盖面广、保障范围宽。社会保险覆盖面达90％以上，另外9％左右则选择私人医疗保险。德国的医疗保险范围宽广，基本做到应保尽保、全程覆盖，对预防、早期诊断、治疗、康复都提供保险，而且还有疾病津贴、丧葬补贴、生育优惠待遇等。
德国的医疗社会保险在管理上有值得中国管理者深思的特点。一、政事分开。虽然政府强制性要求国民参加医疗社会保险，但并不直接经营管理社会保险，而是交给若干家独立经营的医疗保险公司运营。政府主要从事制定和颁布医疗保险政策、研究问题和进行宏观调控。二、自由选择投保。这有助于保险公司提高效率、改进服务，也为他们对医疗服务提供者进行监督提供了动力。三、共同管理。医疗社会保险公司成立由保险公司、投保职工和雇主三方组成的自我管理委员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在政府的严密监督下进行共同的自我管理。四、协商服务价格。医疗服务的收费标准、医生进入医保的资格和报酬都由保险公司和医生协会共同商定。医生协会是医生的中介组织。
由于老龄化进程加快和医疗技术的进步，德国的医疗费用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2％，目前医疗社会保险费平均占工资的14.3％，而30年前这一比例只有8％。
2003年，德国开始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对按照病种付费进行改革。同年，德国政府还推出了医疗保险改革方案。该方案的基本内容有：一是扩大缴费基数，投保人不仅将工资收入计入缴费基数，其他非工资性收入也同时一并计入；二是取消不应由医疗保险支出的项目，如丧葬、安装假牙、配戴隐形眼镜等；三是适当提高住院治疗自付费用；四是建立以家庭医生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将门诊与住院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
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德国医疗保障体系的基础，而德国人事事认真的民族禀性、政府市场干预和强大的治理能力，及民间合作传统，都是德国社会保险的生存土壤。此外，大量卫生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人才为政府对医药产业的有效管制提供了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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