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叙事的语言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传统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1)04-0007-04
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问题化”，解决一系列贯时性问题以后，“重写文学史”者才能无愧地说，我们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我谈20世纪里的语言传统问题，因为在同一个世纪中，没有任何一国的文学语言经历了这么大的变革。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学界对现代白话文的研究与成绩估价相对不足。
我把探讨范围局限于叙事文学，基本集中于小说。20世纪是个小说的世纪，它所使用的语言可以包容散文叙述和戏剧对话，又不像诗歌语言那样故意地打破规则。我主要从三个问题入手：1、什么是现代白话叙事文学的语言起点？2、现代白话叙事文学的书面与口语之间的关系和流变究竟如何？3、现代白话为中国小说叙事的发展拓展了多大空间？
一
现代白话叙事文学的语言起点在《狂人日记》，现代特质的白话文的建构肇始于鲁迅。这样说，必定要引起一系列的疑问：胡适提倡的白话观与鲁迅的践行之间有何联系与区别？白话文运动以前的白话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的区别与联系何在？鲁迅小说的语言践行作为现代叙事文学的起点有什么特质？
鲁迅作为现代白话文的践行者，与作为白话提倡者的胡适差别十分明显；他们间的联系，仍可以“听将令”（《呐喊·自序》）的说法解释。胡适仅仅在理论上以“活”的俗语与“死”的古文争胜，他是“‘知’胜于‘行’”；鲁迅却建构了全新的叙事言语方式，在“‘行’中见‘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既往描述，总是过度强调理论倡导，而相当程度地忽略着践行者的更有意义的成就。论胡适对现代白话文在叙事文学中的贡献，除了提倡而外，难再夸大他的功劳。即使早期白话诗，他的贡献也仅只是个开拓者，而非完成者。
胡适并非凭空倡导白话文，当时他除了有身处美国的语言经验外，更多地在中国历史的延续中找到了“活”的源头。关于中国旧白话的传统资源，他追溯佛家语录，宋人讲学语录，接着是《水浒》《三国》《西游记》和戏曲……，“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见《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他喻现代白话为“活泼泼的美人”，古文则是“冷冰冰的冢中枯骨”（注：胡适：《新大陆之笔墨官司》，同上。）。以“活”和“死”来强调、对比现代口头白话与古文传统文字，说明胡适除了描述和举例验证以外，还不具备充分揭示现代白话特质的可能性及“语用”研究的能力。我们还应该注意，胡适倡导白话的思想动力也部分地来自传统。由近处说，晚清裘廷梁即曾在《苏报》(1897)倡言“崇白话而废文言”，他是以启蒙的实用性为指归，为“兴实学”而设论。梁启超的“新文体”有许多近乎俗语的成份。秋瑾是那一时期的俗语践行者，她的通俗文章《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敬告姊妹们》写得晓畅淋漓，只是为宣传实用而作，与审美宗旨无关。从远处看，明末顾炎武即感受到中国文学语言之缺乏创造，他很为厌弃“文人模仿之病”，对“剿说”、“雷同”痛心疾首（注：顾炎武：《日知录》，转引自《朱自清全集·十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朱自清是胡适的学生，每喜追寻新文化运动与胡适的思想源头及其延续，此处引证，信非穿凿。），只是顾炎武没有、也不能跳出文人圈子，从世俗途径寻求用语的别开生面。胡适以一个“活”字将俗话语用的审美价值揭示出来，寻求、昭示一条文学进化与创造的新途。然而单凭这一个“活”字，要想概括鲁迅在倡导不久之后即创造出来的现代白话文的美学价值，未免太过狭窄。而且，胡适所倡言的白话与传统的联系似乎比差别还要明显。
鲁迅心中的、践行的白话比胡适更具有现代意义，更成熟。胡适没有以生产叙事类文学作品为突破，而他的新诗也是一种“后放脚”，所以要到胡适这样的倡导者那儿去寻求真正的现代叙事语言的源头就错了。鲁迅曾以“文体家”为荣，特别地讲究表达的言语方式（注：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其中谈到对白话的运用，仅有一人（黎锦明）能够以stylist来评价其成就。），从《狂人日记》开始所践行的小说语言才是真正的现代白话，这可以从措词与符号、从语法结构的弹性与信息包容量，从修辞手段中的混叙与沉默等多种运用，从文本结构中的特殊的运行方式或主导方式的基本设置，从多主体的复调语言，从中国与外国、现代与历史之间的文本间性诸方面得到印证。
要获得白话文现代特质的认识，只要看一看《狂人日记》的“沉默”的修辞方式及以此为主导的文本结构的运行就够了。《狂人日记》采用了西式标点符号，省略号的意义传达功能第一次给国人以深刻的印象。文本叙述中，6处是表示狂人的意识追究的深邃与意义的无穷，5处用于对话中，引述对话者的含糊措辞，闪烁暗示其内心，1处表示狂人宣言的急切与痛感。这12处沉默中，各自显示的白话语言意义的细微差别，这是只表示句读的旧式语言无法达到的情境。
以沉默的语言符号征指沉默的历史语境中蕴含着即将喷薄而出的时代震撼，鲁迅更用一种特殊的运行方式来构建文本结构。以“沉默爆发”的语言构架为基础的文本结构体现着现代白话特出的主体表述功能。《狂人日记》13节内容，1～3狂人整个处于“沉默”，没有他的语言的引述，他只是“怕”、“想”、“研究”，这几个语境词引领着人们步入充满紧张的言语场域——个人主体与历史主体展开着冲突性的无声对话。4当中有些简略的对话引语，又归于沉默。8引入了问吃人的事的对话。直到10，狂人结束了“沉默”，转入爆发性的大段对历史的追问、对现实生活的谴责，对未来生活信念。余下的3节，狂人不得已地又回归沉默，祷念“救救孩子……”。通过一连串的语境词的展示，和引语的混叙，将狂人的意识幽邃的沉默及风暴突起的外泄艺术地组织表达。不采用白话语言的表述手段，鲁迅根本无法将这么复杂的精神意识的活动与反常的行动传输到目的接受者那里。传统的“水浒”式的俗语、即使是吴趼人经晚清的意识改良过的白话，也根本作不到这个地步。卓有成就地用现代白话的言语方式建构叙事并使之成为经典的是鲁迅。
我们不应该忘记，除了“鸳鸯蝴蝶”的骈偶体以外，民初的一些旧派小说家们也使用过白话，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也自陈在提倡白话文前即与有功焉。包天笑确实参与了白话现代化的进程，然而民国的旧派小说家们基本缺乏现代主体的鲜明独立性，也就缺乏了语言个性。包天笑、周瘦鹃等做过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的工作，然而他们并没有对白话从口头走向书面作出多少语言现代化（或曰西化）的建树，还是基本沿袭着《水浒》、《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言语方式。胡适整理白话传统，以吴趼人为传统源头之末，而吴趼人与包天笑实际上处同一时期，在作小说上也是师友关系，吴趼人在这个语境中是一个群体的代表，他代表着一个语言渐近改良的旧派小说家群体。胡适将这种改良整合到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是历史的传承，也表明他对现代叙事言语方式并没有成竹在胸。《狂人日记》的语言文本的践行，才让人们看到究竟什么是现代的白话文，才从鲁迅身上看到现代白话文的特质。
作为现代语言起点标志的白话文的特质，在于它是审美的、虚构的、真正个性化、书面化的语言，是鲁迅将白话带入了审美的个性化领域。在鲁迅以前，为虚构的话语主体考虑如何去“言语”，怎样与接受者对话，怎样将复杂的意识内容符号化等，几乎没有作为。胡适整理的白话传统，在叙事文学范围内基本脱不了“声音中心”的面目，因为施耐庵的“话本”传统就是以声音传播为主要交际渠道。尽管吴趼人们的小说的生产方式几乎都是书面印刷，然而他们的言语方式并没有摆脱“声音中心”。作为现代白话的特质标志之一，就是要打破传统白话讲究“口”与“手”一致的“声音场”的限制，赋予它新的言语方式，适度地与声音脱离，使白话进入“文字中心”，开辟一个充满着张力的白话“文字场”。这个工作，如上文所示，是鲁迅完成的。
二
现代白话并非一直在鲁迅开辟的“文字场”上成长，而是反复在“文字”和“声音”的场域间徘徊动摇。书面语（文字场）和口语（声音场）并没有构成二元对立，却在不同的时期形成了有偏倚侧重的流变过程，左右着叙事文学创作中的语言取向。对80年的现代白话作出一个宏观的阶段描述，并对个别阶段进行实证性的剖析举隅，是当下研究不可缺少的基本步骤。
追溯现代白话的经验，我们可以勾勒出现代白话文在传承中被不断地从事文学写作者一再塑型的历程。就白话语言的生长过程而言，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受鲁迅影响，白话现代化总体特征基本完型，它以“文字场”为核心特征，有“欧化”的倾向。小说家们很少在意胡适由语录、“说话”发源的“声音中心”，而大多数受鲁迅的影响，在文字上显示出现代白话塑型的努力。所以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偏离了本土传统的声音场中的口头俗语的叙述，而趋于在欧化的文字中锻炼现代的白话句式，提高文字的张力与弹性。第二个十年开始，既有的白话语言的实验越来越远离口语，大有被对话者拒绝的危险，一度人们称之为“新文言”。相反的努力就是“大众化”，刻意模仿大众语言而失去书面语的美学价值的危险也在威胁着现代白话。二者冲突、衍生、整合，出现了沈从文、老舍等一批新的典范。第三个十年，语言场域价值取向发生重大分歧。国统区和沦陷区已经将前此的白话成就作为传统来继承并源源注入新的生机。在解放区，赵树理重新营造“声音中心”，以极为突出的面目赢得了现代口头叙述前所未有的辉煌地位，这一“农民进步政治主体”的口语主导着中国现代白话叙事达30年左右，并因其与主流意识形态合拍，赢得了独占的话语权力。被带有霸权性质的话语权力支配着，80年代以前白话叙事呈萎缩的单音调言语方式，主体的单一化使得语言的调性功能被意识形态高度化约了，作家语言素质偏低，使得写作失去了语言塑型的能力。“工农兵语言”被定在一个简单的交际功能圈子里，白话失去了张力，多重语义的表述功能几乎瘫痪。八九十年代，白话语言被世界交流重新激活，被停顿了多少年的翻译介绍又将发展变化着的欧化语言源源地送进了新作家的语言陈述中。极为少数的能够吸纳异国语言的作家，有追逼五四作家的姿态，但他们的古汉语资源仍是一个缺失。从意识形态高度化约的情境中走出来，进入一个多元文化的语境，语言资源的急速膨胀带来了现代白话叙事的“众语喧哗”，在这一派喧哗声中，小说家们的语言风貌多了好些新创，也有许多因分辨不清语言资源的意义价值而迷失的。
在这80年的白话语言现代化的过程中，叙事文学在不同的机制层面上出现过许多的富于特征的言语模型，它们相当程度地影响了文本结构，形成了作家的语言风格，其中最有典范意义的仍应在20世纪的前半叶。鲁迅的“沉默爆发”的言语模式的建构基本决定了他的“呐喊”文本结构；叶圣陶以其谨细的文章脉络规约旧派小说的松散言语方式；郁达夫倾诉着自叙传方式的感伤的主观化言语；老舍以西方语言的句式和谐地包容、拓展中国人的口头表达，将一般叙述中只是作为对话引语的口头言语方式建构成他自己的独具特色的叙述描述语言；茅盾则建立了一种几乎标准化的畅达的书面表达方式；沈从文的言语方式则近乎纯文字化，对话也不在符合口头习惯上下功夫，却将它作为文章机构的关键处理；穆时英的“语言呐喊”不流于混乱，却是以有规则的形式将眩惑的意识状态展示出来；赵树理建立了一个最纯粹的“声音场”，他的言语方式视接受目标为最高价值规约，很大程度上将语言的螺旋弹性拉成直线状态。近年来出现的女性私语的感觉言语方式，狂欢呐喊式的言语表述将语言的主观化推向了一个极致。
这里仅仅对沈从文的“纯文字化”言语方式作一个实证举例。《边城》叙述着一个千年孤独的单纯生命状态，在第一节不足200个语言符号中，沈从文用了7个“一”字，把一个单纯、唯一、孤独的生命情境和盘托出。这一节文字，如果按“声音场”的特征要求来朗读，则是很乏味的，因为它并不构成复沓、和谐的音节美；它只是供人们看的（也不是默读），每一次目光与思维和“一”的撞击，都唤起接受者探询单纯下面蕴含的深厚的动机。《八骏图》中，沈从文呈现乙教授与戊教授达士先生海滨的对话现场，然而对话者之间并没有出现一个言来语去的声音场，却出现了一个说话一个沉默（反复运用省略符号）的相互置换的局面，对话变成了“独语”！可独语者总是面对着沉默背后的对方的反诘。这样的文字组织方式，将对话主体分别孤立、突出，赢得了戏剧对话展示无法取得的效果。这样的符号远距离呼应的组织运作方式，将语义空间极大地拓展开来。
三
现代白话为现代小说叙事拓展了多大的空间？
首先，有必要对胡适“活”的语言加以阐释，因为这一“活”字一定程度地代表着叙述空间的开拓。胡适之原意，是在“活的语言”和“死的文字”之间进行对比，进而肯定唯有白话的文学是千年来的一流文学。活与死都不过是一种比喻论证，“一流文学”并不超出诗文品第的传统判别方式。要论其间的学理，我以为有二：1.“活”的要素融入文学叙事文本的言语机制，就是要在具体叙述者与接受者之间建立有机的语言联系。“活”的语言的立足点在于“当下”、在于活的语境、活在人的口头。清末民初，林纾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章士钊用古文作的小说、徐枕亚用骈文作的小说，其古文的言语机制都有拒绝普通读者的弊端，叙述者的言语和引述的人物言语往往不能唤起读者的兴趣与注意。古文的陈词滥调符合读书人的文章规范，却不能激活接受者的想象，所以胡适称之为“死”的文字。在一个沟通自由的语境中，用鲜活的口语，叙述、传达当下的情思，是胡适对既往的肯定，也是他对未来的期望。2.“活”的语言的客观理论框架是接受理论。虽然在胡适提倡活的语言——白话的时代，世界上还没有谁提出过接受理论，但接受机制的存在是客观的，并不需要等尧斯全面阐述之后才起作用。活的文字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最具活力者在于能够形成一种“呼唤”。其呼唤的结果是引起对话，还是构成如在目前的视觉效果，或者是引起接受者对叙述对象的深深的同情，则不受拘限。由于强调了“活”的当下特征与口头效果，胡适不自觉地偏向于“声音中心”的“话”的立场，而对“文字场”的效果有所轻忽、甚至是惧怕，惟恐这活着的“文字”也会死掉。所以他的“呼唤”与“接受”总免不了停留在浅层次上，他的“活”的侧重点是在叙述者，而不在接受者，他还没有呼唤接受方共同建设完成文本的想法。
胡适之后，一批理论研究与践行创造的大师们客观上对胡适“活”的内涵进行了修正与扩充。浦江清说：“吾国之文言，其美在庄严简洁，其病则在如结晶品之固定而缺乏弹性”。老舍说：“我们自己的文法是简单，简单的没有法子把一句含义复杂的话说的圆满呀！……欧化的语句有时候是必不能舍弃的。”朱光潜说：“就大体说，西文的文法较严密，组织较繁复，弹性较大，适应情思曲折的力量较强。这些长处迟早必影响到中国语文。这就是中国语文欧化的问题”。三人所论，关键词是“弹性”与“欧化”。获得弹性的最佳途径就是在言语方式中吸纳欧化的措词与句式，经由这个过程，中国的现代白话才算是真正地“活”开了，不仅活在口头言语，更活在书面文字。老舍的对话用北平话的自然节奏为主。在叙述描写语句中，他采用欧化句式的弹性包容与汉语的自然节奏相吻合的言语方式。《四世同堂》写祁瑞宣看北平的亡城亡国心态：
最爱和平的中国的最爱和平的北平，带着它由历代的智慧与心血建成的湖山，宫殿，坛社，寺厅，宅园，楼阁与九条彩龙的影壁，带着它的合抱的古柏，倒垂的重柳，白玉石的桥梁与四季的花阜，带着它的最轻脆的语言，温美的礼貌，诚实的交易，徐缓的脚步，与唱给宫廷的歌剧……不为什么，不为什么，突然的被飞机与坦克强奸着它的天空与柏油路！
长长的修饰与插入成分不全是本土传统与口语中所有。凝缩主句只有五个字：“北平被强奸”，限制成分如巡行的脚步节奏，使句子凝滞、迟缓；插入的好像是口语，其实是逻辑上思而不解的愤懑。用于表达沉痛、表达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尤为合宜。
其次，我们可以从语用角度看现代白语言语方式对叙事拓展的三个特征：
1.它提供了一种个性化的言语方式，使得叙述从权威话语力量阴影中走出来。中国人为什么好“摹仿”（顾炎武、胡适）？只是因为他们在语言思维上已经习惯于臣服权威，没有自觉的个性化言说的追求。文人动笔，“春秋大义”、“班马笔法”、“屈贾风骚”的圭臬先就占据了脑子，临到想说点什么，便有了“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无奈。现代白话从鲁迅开始，就是寻找自己要说的话，自己要采取的言语方式。
2.现代白话成就的是一种“非中性语言”，所谓中性是就语言的主客观心态倾向而言。在古代语言传统中，与“史笔”相伴而行的“皮里阳秋”一向是中国文人叙事的一条准则。“皮里阳秋”的笔法意味着既无“客观化”也没有“主观化”，所以在此传统下，中国的叙事语言中没有西方语言研究对象中的“客观化语言”和“主观化语言”，中国人的价值判断与情感偏好都只能在“暗”中体现，要“暗寓褒贬”。鲁迅开创了有鲜明倾向特征的言语方式，然而他又不是单一性的主客观呈现。在鲁迅的言语方式中，我们首先看到的往往是冷静的客观化语言，然而这下面包蕴着的那一团烈火，终究要采用主观化的爆发方式喷泻而出。这就是《狂人日记》式的“沉默爆发”的言语模式。
3.现代白话不是一元的伦理价值判断语言，而是多元化的价值观念的展示与对话。中国古代的言语方式，叙述者的主体往往是“准圣贤（代圣人立言）”，接受目标是一个空白主体，只等待着接受教育。而现代白话叙事中，往往有两个并存的主体，“狂人”与“大哥”、历史之间的对话，是现代白话叙事的价值所在。它所提供的主观间性与文本间性是现代叙事文本丰富性的根源。
再次，现代白话的践行给中国叙事学开拓出许多新的疆域，正有待理论去坐镇总结。在上文提及和例证者之外，还有诸多有待研究的内容。我只专门说一说小说中的描述问题。旧体白话小说的描述，在言语方式上另成一个系统，它与叙述的言语方式不是一回事。叙述所用往往是胡适所说的活语言，而描述所用则往往是死文字。旧白话小说中的描述，今人读之，往往视而不见、一跃而过。因为那些诗词歌斌的文字实在不能唤起人的兴味，充满着陈词滥调，这便是旧体白话不完全“活”的一个证据。然而，今天的小说叙事中，有很多人文风俗的描述，都不采用诗赋体来表达，老舍、沈从文、汪曾祺等小说中常常充满着这类描述文字。他们的成就是将描述与叙述文字打成一片，融为一体，叙述中包含描述，描述中又常见到叙述的身影。其间的艺术肌理，值得好好地剖析。不另例证。
现代白话的语言形式的不断创新，带来了叙事表现的不断丰富。我们的文学研究，比之西方的“语言学转向”而后走向“文化转向”，中间缺失、跳过了一个重要的环节。今天的文化转向是有必要的，但一个民族在一个世纪里语言有了最重大的变动，而研究给了它最少的注意，这样的研究格局竟有点荒唐的意味了。所以我们要整理、研究现代白话这个传统，继承这个传统，在继承中不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