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突破论文,史研究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思想史本质上是一门关于历史的科学，但是中国学界迄今尚无一本贯通中西、谈古论今的经济思想史。浙江大学蒋自强教授率领他的学术团队（其中包括张旭昆、袁亚春、曹旭华、罗卫东、王如方五位中青年学者），积三十余年功夫，继主译《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后，又推出了230万字四卷本《经济思想通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巨著，填补了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空白。该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色：
第一，突出了“通”和“达”。这是本书的最大特色，它在时空上融会贯通了三个层次。这是经济学研究对象领域的一次革命，使研究体例有焕然一新之感。第一个层次是打通了经济思想史、经济学说史、狭义政治经济学史和广义政治经济学史的界限，拓宽了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而经济学说史和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起点仅限定于重商主义），突破了学科间的界限和樊笼，也突破了时空的障碍和局限性；第二个层次打通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和外国经济思想史，突破了地域的障碍和局限性，从而实现了学贯东西；第三个层次是打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说史，这是突破了意识形态的障碍和局限性。
这样就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范围和研究平台，从而有可能实现治史的宗旨和境界，即“达中外之情、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众所周知，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经济思想、文化、文明是在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竞争、互相冲撞或融合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这是一条规律。因此，《经济思想通史》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体例就便于我们打破时空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在更广阔的视野和背景下着力探讨各国经济思潮的相互影响，比较各国经济思想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有助于比较属于不同传统的经济思想的优点和缺陷。例如，该书既研究了东学西渐问题，第一卷第三篇阐述了中国明末清初的社会经济思想以及该时期中国古代文化和经济思想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也研究了第一次西学东渐问题，第三卷第四篇阐述了17世纪至20世纪的“西学东渐”与近代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事实表明，（1）中国的经济思想在西方经济学的鼻祖法国重农学派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演变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或者说它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2）东学西渐在前，西学东渐在后。应该强调指出，无论是东学西渐还是西学东渐，都是各种文化、文明、思潮相互交流、渗透、撞击和交融的产物。王国维指出，“学问之事，本无中西”、“中西两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而第一次西学东渐更是近代全球化的产物，英国是近代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受益者。因为发端于英国的产业革命尤其是蒸汽机和电力带动的运输革命以及斯密倡导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克服了各种生产要素流动的技术障碍和思想障碍。这是第一次“西学东渐”的总背景。严复深感“研讨西学”、“师夷制夷”是“中国复兴”、“中国之强”的必由之路，遂译斯密的《国富论》即《原富》以及一批国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称为“传播西学第一人”。人们把上次世纪之交的这次“西学东渐”的积极成果概括为：送来“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其实还送来一位“富”先生（Wealth）。因为《国富论》的主旨是强调“富国裕民”、“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主义和以近代工厂制度为标志的社会化大生产（该书75处涉及中国，并把自给自足、中央集权、轻视对外贸易和不保护个人私有财产视为是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因而对中国近代工业化（“振兴实业”）起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第二次西学东渐则是当代全球化的产物，这次世纪之交的第二次“西学东渐”伴随着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当代全球化，这次全球化高潮得益于美国作领头羊的知识经济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带来的通信革命以及新自由主义。美国是当代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受益者。而这次“西学东渐”送来“马”先生（Market）、“骡”先生（rule of law）和猴先生（Human right；Humanitarianism；Humanism）。不应过分高估或者恐惧“西学东渐”的负面影响。
第二，突出了“破”和“窖”。不“破”不“立”，有“破”才有“立”。“破”到“立”的中介是“容”，这体现了中国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兼相爱，交相利”和“有容乃大”——的真谛（注：参见《国语》卷六，“郑语”；墨子：《兼爱中》）。这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注：《马克思恩格思全集》，中文版，第4卷，1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一言以蔽之，不破不立、不容不立。
一是破“卢森贝模式”。M.H.雷金那的《经济学说史教科书》是卢森贝1932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史》的改进型。该模式突出苏联中心论，一味突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因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来源而否定其他经济学流派和经济理论并把它们打成庸俗经济学。其基本指导思想是，经济学说史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配套课程，主要以批驳西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敌对思潮”和服务于阶级斗争为主要任务。自新中国成立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这种指导思想在我国学者所著述的经济学说史教材中也有所反映，
二是破“美欧中心主义”，其代表作是埃里克·罗尔的《经济思想史》、斯坦利的《经济思想史》和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的《经济思想的成长》。夏尔·季德和夏尔·李斯特写的《经济学说史》是一个例外，该书用大量篇幅介绍了法国本土的经济思想史。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分别评述了从纪元前四五百年希腊-罗马时期起，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作者去世前为止，绵延二千四百余年的经济分析发展史，包括各个时期的重要人物、思想观点、学说体系、分析工具和方法、贡献和影响、评价等等，是迄今西方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学说史，特别是关于经济分析方法的演变方面最广泛、详尽，而追根溯源又比较深透、分析评论又多具特色的第一本巨幅专著（张培刚语）。并且该书不仅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和方法论，而且在第五篇第三章“极权主义国家的经济学”还着重介绍了俄国的经济思想，尽管篇幅很短。但总的没有跳出美欧中心主义的窠臼。当然这是一本未完成的遗稿。就各部分的内容而言，有些地方显得不甚均匀或相互重复。
三是破否定一切和怀疑一切的“激进主义”左倾思潮。《经济思想通史》吸收了经济思想史学界的大量研究成果，其卷末刊登的主要参考文献近千种，充分体现了一个“容”字。中国学界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为该书作者提供了大量可供研究的思想资料。例如，陈岱孙教授的《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若干主要学说发展论略》和《西方经济学中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思潮的消长》科学地阐述了经济思想史发展的线索和演变规律。鲁友章和李宗正的《经济学说史》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长处，后者培育了整整几代经济学家。但是仍然打上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注重大批判的学术风格。陈岱孙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优点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囊括其中。经陈岱孙教授审定由汤在新、颜鹏飞撰写的《近代西方经济学》和《近代西方经济学学习指南》（上海人民出版社）把经济学说史划分为七个演变阶段，并且阐述了各个历史阶段上各种经济思想演变的路线和总背景。胡代光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则深入阐述了西方经济学的六次革命。马涛的《经济思想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力图从经济学的范式和范式转换的角度阐释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谈敏的《法国重农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为该书“东学西渐”章提供了第一手丰富的思想资料。
第三，突出了经济思想发展的主线。《经济思想通史》四卷本以研究古今中外经济思想的发展为内容，涵盖了从远古至20世纪80年代的中外经济思想。对于地域如此辽阔，时间如此久远的内容，应该如何选材，材料如何安排成体系，材料本身如何处理，这就需要高屋建瓴，提纲挈领，抓住主线、中心和典型。
第一条基本主线：迄今为止的经济思想史划分为四个基本历史时期。（1）早期经济思想（从远古至18世纪中叶）。这个时期是各种经济观念、经济思想，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的时期，但在该时期，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尚未形成。（2）西欧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和俄国、中国社会性质转变时期的经济思想（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这个时期是各种经济理论体系形成的时期，主要是古典经济学体系形成并向现代经济学演化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创立的时期。（3）西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思想以及该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民主派的经济思想（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时期主要是现代经济学的形成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的时期。（4）当代经济思潮（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时期主要是宏观经济学体系建立与发展以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毛泽东经济思想体系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时期。这是《经济思想通史》的基本构架。
第二条是提出了以三大革命和三大综合为标志的核心红线。其一是指发生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斯密革命”或称“斯密-李嘉图革命”或称“古典政治经济学革命”以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第一次大综合。作者把大量分散、似乎各不相关彼此独立乃至对立思想观点人物和流派纳入有机的联系之中，从而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基础上，艺术地再现了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形成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及其向现代经济学的演变，其结构编排颇具匠心。首先阐述亚当·斯密经济学革命（它标志着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形成）；接着从四个层次分别描述了亚当·斯密经济理论体系的分化。第一次分化的后果是李嘉图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完成，第二次分化的后果是作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完成者和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创始人西斯蒙第的经济理论的完成；第三、四次分化的后果是分别引出了马尔萨斯和萨伊的经济理论。然后顺理成章地从对立面的角度，阐释了斯密理论体系的反对者即德国历史学派先驱者李斯特和奠基人罗雪尔的经济思想。最后则阐述了古典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演化过程中的李嘉图主义者、西尼尔与和谐经济论者的经济思想，以及穆勒的折衷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其二是指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西方“边际革命”或称“新古典革命”和第二次大综合。作者首先阐述边际主义经济学革命及其先驱者的经济理论。然后，分国别阐述了奥地利边际主义者，英国边际主义者，法国、意大利和美国边际主义者的经济理论。接着对第二次大综合即马歇尔-威克塞尔的综合经济理论体系作了系统的评价。最后，作为演变和发展的趋势，介绍了英国剑桥学派和美国经济学家对马歇尔经济理论体系的发展，以及北欧学派、奥地利学派、新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的新发展。
其三是指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到60、7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以及希克斯-萨缪尔森-帕廷金的第三次理论大综合。作者首先阐述凯恩斯革命（它标志着西方宏观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开始）；接着从五个层次分别描述了凯恩斯经济理论体系的分化。第一次分化的后果是凯恩斯理论的解释和综合。第二次分化的结果造成投资理论、消费理论、货币需求与资产选择理论以及开放经济的宏观均衡理论的发展。第三、四次分化则是分别提出了经济周期理论发展、经济增长理论、通货膨胀理论以及发展了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第五次分化则是新剑桥学派等对凯恩斯革命的重新解释及对微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造。随后又从对立面的角度，全面的分析和阐述了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和供给学派）、新自由主义、新制度经济学，里昂惕夫投入-产出经济学以及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
第三条内在主线：贯穿于《经济思想通史》之中的古典范式-新古典范式-凯恩斯范式及马克思范式的演衍和变迁。
这是隐藏其后的更为凝炼的一条内在主线，因为范式的形成和转换揭示了经济思想演变的内在规律。
古典经济学是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形成时期，其距今也不过三百多年的时间。其代表性人物有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前驱配第和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这一时期初步形成了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即客观价值理论、自然秩序论和抽象演绎的分析方法。自1830年以后，古典经济学沿着萨伊和李嘉图开辟的两个方向发展：一派的代表性人物有法国的巴师夏和英国的西尼尔；另一派代表性人物为折衷主义大师约翰·穆勒。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代表了古典经济学常规研究中的一种新方向，提出了刺激总需求以适应总供给的思想，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范式，成为凯恩斯经济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古典经济学范式大发展的19世纪中期，受到了来自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和边际效用学派的的挑战，促成向新古典范式的转折。
1870年的“边际革命”实现了古典分析范式到新古典范式即现代分析范式的转换。“边际革命”是经济学范式的一次重要革命，其核心是用主观心理分析的价值论取代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分析，并且强调“边际增量”分析，把数学方法引入到了经济分析中，所谓“增量分析”就是假定相互作用的经济因素中都是一种函数的关系，某种或某些经济因素不变，来考察另一种或几种因素的变动的限度。如在需求不变的条件下，任何一个生产要素使用量的增加，超过一定的“边际”就会产生递减的报酬规律。他们还把边际增量分析的方法运用到他们的价值论和分配论上，甚至推广到其他经济问题上。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完成了第二次大综合。
“凯恩斯革命”是一次经济分析方法的革命，其实质就在于否定了“萨伊定律”，提出不是供给创造需求，而是需求创造供给，资本主义经济不会自行达到均衡，货币对经济的运行具有实质性的影响，经济体系更不会总是在充分就业的产量水平上运行。作为这次革命产物的凯恩斯范式取代了新古典范式。并经过后人的修补尤其第三次大综合（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将以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综合起来，创立了一个“新古典综合”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体系）而完善。凯恩斯之后的经济学进入了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大发展时期。但是该书对马克思范式没有做过多的理论探讨。
总而言之，四大历史分期，三大革命和综合以及四大范式是经济思想通史赖以旋转的轴心和主线。它表明，革命-综合；破-容-立、从属型发展-创造型发展正是经济思想史产生、演变和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经济思想史所着力反映的经济形态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原文并无黑体——引者注）。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可见，“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235～2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此外，《通史》的方法论也是有圈有点的，即以过程分析为主，以原因分析为辅。对于经济学演化的原因，它不再简单地视为阶级斗争的需要，而是认为需要多方面地寻找：第一，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第二，以往积累的经济理论；第三，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乃至一般文化背景等。对于过程分析，《经济思想通史》以研究经济思想主流的演变过程为主，研究某个经济学家的思想演变过程为辅。对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经济思想演化过程，该书抓住了典型和主流。具体而言，奴隶制形态经济思想的典型和主流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经济思想；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以及整个世界的封建社会经济思想的主流在中国；关于资本主义形态的经济思想的主流有两个：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此可见，古希腊、古罗马、中国、近代欧美以及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和学说就是该书写作的主要线索。并且对于经济思想演化过程还采取了描述与分析兼顾的方法。它按照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尽量按照本来面目叙述经济思想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代表人物；并且解释它们产生、发展的原因、特征和结果。这种史论结合的方法就是要具体地分析经济思想的供给和需求及其变动。另外，经济思想史的常见写法是将所涉及的思想归结为几个要点，然后分别论述。这些要点虽不缺乏一定的逻辑关系，却往往没有理论上的现代化的系统性。逻辑关系本身是一种系统性的表现，但重要的是这种逻辑关系必须与现代的理论逻辑关系相一致。而该书具有这种理论上的现代化的系统性，这特别表现在它以当代西方经济学为理论框架分析中国古代著作《管子》所包含的经济发展想上。作者还论证：《管子》接近于提出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国民生产总值概念；所考察的经济是一个只有一种产出的模型，它的生产函数中包含的生产要素只有土地和劳动，而这两种要素数量的增加就构成了当时的经济增长；《管子》中不但有总量分析，而且有部门分析，它认为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先驱部门，但又主张适度发展工商业；在政策主张上，《管子》不但重视政府政策的作用，而且强调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些内容构成现代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来源。
该书的不足之处：对于经济学范式的探讨还要进一步加以深入发掘；各个章节阐述的深度不尽相同，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第二次西学东渐应该纳入本书的写作范围；如何重点选择和评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经济思想（该书只阐述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张闻天的经济思想），如何重点选择和评介经济学界的经济思想（该书暂付阙如）等等。但是蒋自强教授及其率领的学术团体毕竟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从而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厚实的学术平台。
标签：政治经济学论文; 凯恩斯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凯恩斯经济学论文; 凯恩斯模型论文; 经济论文; 新古典经济学论文; 西方经济学论文; 边际分析方法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 思想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