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股市投资方略（论文文献综述）
刘涵[1]（2021）在《国泰君安证券公司客户关系管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变革,世界经济格局亦有了相应的改变,基于该一情形,我们国家证券行业面临着全新的发展机遇,大企业的管理变得日益完善,企业间的业务竞争变得日渐白热化。同时他们的竞争是包含多种层面的,既涉及到常见的证券产品销售等产品跟服务层面的,亦涉及到了资源以及客户的角逐等层面。事实上,企业展开业务运行的过程中,均具有其特有的客户资源,然而此类客户资源并非始终稳固的。所以,在跟别的企业角逐的时候,最关键的一点便在于确保客户关系方面,由此实现对客户资源高校科学的管理。基于竞争思想该一前提,首要的便是将重点放置于客户资源层面,由此脱离过去单单注重业务份额的状况。此举的根源在于对证券产品企业而言,唯有确保客户资源方可进一步确保其长久稳固的发展。国泰君安现下已然变成了一个极具系统性的证券公司,当下确立了客户至上的运行观念,然而进行业务实操的时候该理念的体现还是极为有限的,往往在服务办理以及业务开展的时候没能充分考量有关的细节,员工对客户细分并不清晰,缺乏对客户的深入了解,客户管理系统不完善,忽视客户关系管理与业务流程的协调性。本论文里面,首先笔者借助于文献法重点探讨了证券客户关系方面的知识,同时借助于相关的理论与知识就里面存有的问题提出专业性的、实施度较高的建设性建议,然后在对国泰君安进行具体探讨的时候,经由定性探讨方式,进一步掌握客户管理的现有状况与方式,并且现场走访了企业里的有关人员,相关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给予本探讨相应的理论奠基,经由定量分析法整合企业有关的数据,加以分析与统计,探索适用于证券公司的客户关系管理的具体模式,通过这些相关方法的分析从而发现其中的不完善之处。在一系列的调查中了解,目前证券企业主要存在的不完善体现在服务理念没有落实、客户资源管理不完善和人力资源体系不具备系统性等方面。由于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一步步紧缩,在疾风骤雨般的紧密政策量抽离,证券代理公司的运行有着更大的压力。对于企业而言,客户关系维护俨然变成了至为关键的一个要素,证券产品代理公司想要长久稳固的发展,势必要调整以往产品至上的运行观念,进一步增强其客户管理与服务以此增进自身的竞争能力,慢慢地过渡至客户至上的理念。证券产品企业当下已然具备了一个逐步成熟的客户管理机制,可是因为客户身份的逐步改变,他们的关注点亦在慢慢增多,所以客户关系管理事宜上逐步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状况,所以笔者以国泰君安为目标案例,就其客户关系管理的现有状况加以探讨,由此发现这里面的不足与问题,然后基于此给予针对性的策略建议。
李心韵[2]（2020）在《人工智能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正负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理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就是要努力促进我国人民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目标与实践过程的统一,必须在不同时代背景下进行具有时代特征性的研究。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充斥人们生活、对人与社会发展带来越来越显着影响的今天,我国在人工智能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方面的研究略显不足,其深度和广度还需继续加强。因此,加强在人工智能影响下人的全面发展面临的新问题的研究,继续深化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时代内涵,应是当务之急。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入手,在核心概念分析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与人工智能的时代背景相结合,研究人工智能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正负效应。经研究发现,当前研究者们已利用人工智能的特性,开发出越来越多便利人们生活的产品,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带来许多积极的正面效应。但与此同时,在运用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及产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对其进行正确认识与规范使用,也会导致阻碍人发展的负面效应凸显。因此,本文有针对性地对这些问题进行挖掘与剖析,进而探讨优化方略。在新的技术阶段,需要在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引领下,立足实践,对人工智能发展进行积极合理引导,有效利用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正效应,规避其负效应。本文通过探寻人工智能所引发的时代效应下人的需要、能力以及社会关系的优化发展途径,希望对推动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进程做出贡献。
董少明[3]（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文中指出并购重组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从过去国有企业激发活力,实现扭亏为盈和发展壮大,到当下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购重组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从历史演进的大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和历史规律,在历史演进的分析中重新认识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意义和作用,以更好的指导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改革实践。基于此,本论文尝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遵循“理论分析——历史演进——实证研究——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对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研究。论文首先梳理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相关文献、理论,从而奠定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之后,着重从历史演进的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发展的起步阶段（1984—1991）、转型阶段（1992-2002）和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剖析各个阶段的背景、特点和成效;其次,论文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实证检验和绩效评价,总结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成绩,剖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和成因,并进一步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影响因素;最后,论文借鉴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原则、目标和模式,厘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主体定位和政府作用,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提升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对策建议,尤其要加强“顶层设计”,强调“法治企业”,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和破产清算体系,以及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和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李国旺[4]（2020）在《真正的大牛市会在2020年下半年启动？》文中指出2020年是上证指数第三个10年周期,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12年周期来临年,按10年周期与五元运行机制预测,中国资本市场可能出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创新带来的政策红利行情。同时,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扩大对外与对内开放和结构化改造,过度下跌的传统产业上市公司因自身创新有可能出现价值回归反弹的行情。同时,随着注册制的普及,大批科创型的公司因为价值创新而引导行情
王剑[5]（2018）在《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权力结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国有军工企业是国家富强、人民福祉的重要保障,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撑。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国有军工企业需要进一步转型升级,统筹考虑国家背景、体制机制等多方面的综合因素,并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探索,中国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研究是实现其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科学的领导体制是保障一个组织规范高效运作的基础。六十多年来,我国国有军工企业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取得的成就不容置疑,但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进步,企业运营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对我国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历史演变和现实反思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据,遵循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着重思考并探索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方案。其改革方案从有利于发挥管理者效力、提高企业运营水平、规范国有企业权力使用与监督以达到公司治理的最优化、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落实好“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等问题出发,聚焦企业内部权力结构,将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同实现公司股权多元化相结合,在“新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老三会”（党委会、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的组织结构中,论证了新老三会如何代表利益相关者及相互间的内在联系,提出国有军工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党政一肩挑”的实现形式,建构了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前提,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领导体制模型,为国有军工企业提高运营效率,强化党的领导,合理规避风险,兼顾各方利益,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要求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施方案。
盛春辉[6]（2013）在《论技术与资本互动的历史与逻辑》文中指出在当代,技术与资本既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又是现代性的根源所在。技术哲学界长期以来侧重于对技术工具理性的批判,而疏于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单纯对科学技术本身的批判可以从中获得必要的思想力量,但是缺乏的是物质力量。只有从资本逻辑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才能获得真正的物质力量,即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相结合。因此,对技术和资本互动的历史与逻辑的考察一方面是技术哲学理论研究旨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技术哲学面对现代性的积极应答。首先,论文对技术和资本的形态进行了共时性和历时态的考察。概括出社会需求和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关系二者的合力推动了技术的发展。在产权制度中,关键的要素是所有制,而资本的产权归属是所有制的焦点。科技革命和资本形成的机制体制创新的合力推动了资本形态的发展。其次,论文以三次科技革命为主线,考察了技术与资本互动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蒸汽时代,二者的互动体现为相互促进,表现为工艺学、工厂制度；电气时代,二者的互动表现为融合,体现为工业实验室、现代企业制度；信息时代,二者的互动表现为一体化,以高新技术产业区、跨国公司和知识产权资本化为主要载体。同时,梳理了在各个时代技术异化的不同表现形式：在蒸汽时代,技术异化开始显现；在电气时代,技术成为社会运行的基本准则,出现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人；在信息时代,风险社会的全面到来和跨国公司在技术转移中形成的马太效应。再次,论文对技术与资本互动进行了逻辑分析。技术与资本互动何以可能,二者存在着逻辑关系上的契合,表现在本质关系、共时性和历时态三个方面。本质关系上的共契表现技术本质与资本增殖的契合,控制意志的一致性以及技术权力是资本权力的统治力量和模式；二者在共时性方面的交融表现在：技术按照资本的本性从功效性向盈利性转变,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资本的价值构成。二者在历时态方面的契合表现在：技术形态决定着资本形态的发展,资本的有机构成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或提高或降低。技术与资本互动呈现出“强关联性”和“共生性”的特点。“强关联性”是指技术与资本相互塑造,彼此改变各自的基因和形态。资本使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技术使资本具有生产力的功能,也促使剩余价值占有主体变迁；“共生性”表现为技术与资本一体化,即技术资本化和资本技术化。二者的对立表现为有限性与无限性的悖论即资本增殖的无限性和技术有限性的对立,科学技术最终消灭资本。最后,本文提出了技术与资本互动的现实困境和未来走向。技术的资本使用带来了一系列的技术伦理问题：机器对技术使用主体的奴役；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和人类精神生活的现代性。中国社会仍然处于技术与资本互动的社会。因此,一是要把技术批判和资本逻辑批判统一起来,建立技术批判的资本维度。要建立“以人为本”的资本伦理价值观,从资本伦理的视角对科技伦理进行创新和发展；二是建立创新型国家来克服技术转移中的马太效应。
王仁荣[7]（2012）在《跨国公司跨境并购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研究的主题是跨困公司跨境并购及其法律问题。跨国公司虽不是传统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实体,但跨国公司以集团公司的组织结构呈现并从事民商事活动已经得到广泛承认。跨国公司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发挥着巨大影响力。跨国公司跨境并购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近年来,跨国公司的跨境并购五彩缤纷,涌现诸多新现象,带来很多法律问题,亟需从法律层面予以分析,进而实行有效监管。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企业海外并购发展迅速。我国需要培育走向世界的跨国公司,完善境外投资法律,建立风险风范体系,为扮演好国际投资大国的新角色做好准备。本文除导言和结语外共分四个部分。本文第一部分集中论述跨国公司及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主要法律问题。跨国公司通常不为公司法研究所关注,多数学者认为跨国公司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实体。但是跨国公司作为拥有特殊组织结构的集团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从事民商事活动,并且能够作为一个整体,而非各自独立的分支机构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跨国公司作为国际法主体也部分地得到了承认。因此对跨国公司进行法律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跨国公司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工业化的产物,是市场扩张和国际分工的产物,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跨国公司已经从多国公司发展到全球公司,甚至无国籍公司。跨国公司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跨国公司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进步。从19世纪中期单一工厂为主体,到19世界末期大量企业联合体涌现,关于公司的理念实现了从崇尚竞争到追求合作,从排斥垄断、拒绝联合,到允许公司合并、允许股票发行、允许控股公司设立的巨大转变,这些转变都离不开法律的调整与适应。正因为此1889年美国新泽西州公司法变革成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变革之一。然而,跨国公司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造成了全球性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贫富悬殊、腐败、技术壁垒等一系列新问题。跨国公司因此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法律挑战,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监管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跨国公司的发展也给公司与股东相区别的法律人格（legal personality）和股东有限责任（limited liability）等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带来了巨大挑战,以跨国公司不是公司法上的法律实体为定论而忽视跨国公司法律研究已不合时宜。因此,本文研究了各国有关跨国公司的立法,构成跨国公司整体性的特殊法律结构,跨国公司与各利益攸关方的法律关系,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利益冲突,以及跨国公司如何承担其法律责任等重要的法律问题,并建议与时俱进,在公司法修订时考虑增加集团公司和跨国公司的相关条文。跨国公司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跨境并购。一般而言,公司的经济扩张主要通过内部有机增长（organic growth）和外延扩张增长（external growth）来实现。兼并和收购是外延增长的主要途径。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使得跨境并购成为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FDI）的重要手段。由于税务原因和各国公司法的不统一,跨境收购成为跨境并购的绝对主体,而跨境兼并则少有发生。跨国公司往往根据投资东道国的政治环境、经济水平和外资政策等因素,采取多元化的方式和手段,有针对性地进行对外投资,这些方式和手段包括绿地投资（Green-field）、跨境并购、非实体制造（NEM）、内部贸易、战略投资和战略联盟等,不同的方式和手段会带来不同的法律问题和监管难度。跨境并购之所以成为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是因为科技进步、信息化、金融创新、投资自由化、监管宽松化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一旦跨国公司的投资策略与东道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不相契合,跨国公司的投资就可能给东道国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对跨国公司的跨境并购及其他投资手段加强法律监管是非常必要的。跨国公司的跨境并购经历了六次发展浪潮,出现了很多新的特征,也带来了新的法律挑战。研究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法律适用、管辖权冲突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法律问题,可以帮助跨国公司有效实施跨境并购,同时减少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负面影响。本文第二部分着重研究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最新动向,并针对其产生的法律问题展开深入分析。跨国公司已经成为跨境并购的主动力、跨境并购规则的制定者和跨境并购新理念的践行者。跨国公司在跨境并购实践中,在投行、并购律师的出谋划策下,不断尝试新的模式、方法、工具和手段,游走在法律制度和政府监管的边缘,既推动了投资贸易的全球化,又带来了极大的监管难题。这些新的发展动向包括特殊目的公司（SPV）的使用、国有跨国公司（SOE）大举进军跨境并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的参与、反海外腐败法（FCPA）对跨境并购的制约和企业社会责任（CSR）在跨境并购中的作用等。特殊目的公司（SPV）与跨国公司跨境并购密不可分。跨国公司设立SPV是为了分散投资风险、方便后续资产重组、避税、规避监管、规避市场准入限制等。因此,SPV对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灵活机动地开展并购活动并规避风险至关重要,但是,SPV也会带来逃避监管、逃避跨国公司法律责任、损害其他利益相关方利益等极大风险。考虑到SPV的离岸性质,有必要建立起国际社会、跨国公司母国、跨国公司投资东道国、跨国公司上市地国和离岸公司管辖地国等协同作用的监管网络,从公司法、证券法、金融法等多角度实施监管。SPV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得益于境内资本绕道海外红筹上市即境外上市,以及国际资本通过可变利益实体（VIE）进入中国互联网、金融服务等行业，这些行业往往监管严格,对外资进入设置准入限制。红筹上市涉及外汇、税收、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而VIE则是法律的灰色地带。VIE能够给国内的新兴产业和创业企业带来亟需的资金和管理技能,但也可能带来市场准入、产业安全、监管不力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因此,必须加大对SPV和VIE的法律研究力度,及时制定和完善相关的监管法规,在确保利用好跨国公司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的同时,减少其逃避监管的风险。国有跨国公司（SOE）的跨境并购是近几年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国有跨国公司的崛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有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并购受到西方国家,甚至是一些发展中东道国的质疑和抵触。国有跨国公司跨境并购带来的法律和监管问题,包括公司治理、公平竞争、国家安全等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国有跨国公司在东道国面临的政治和社会风险也不容小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在跨境并购中的地位举足轻重。PE不仅参与很多全球性大规模并购,PE自身也独立进行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大的跨境并购。PE在全球跨境并购市场中发挥着参与并购以及为并购融资的双重作用。PE作为战略投资者和金融投资者而非产业投资者,决定了PE发起并购和参与并购的真正目的是投资套利。这种短期套利行为可能会对被并购企业和东道国经济造成严重伤害,因此需要分析其利弊,制定相关法律制度,加强对PE的监管。中国PE的发展突飞猛进,但是相关法律制度仍在不断建立和完善中反海外腐败法（FCPA）对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影响是并购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FCPA将反腐败和会计准则的要求延伸到目标公司并购前的运作,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并购公司的法律风险。因此,跨国公司不仅要在尽职调查中进行专门的FCPA调查,还要在并购完成的同时,将合规制度和系统植入并购目标公司,并经常性地进行审计和评估。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时,也应该将合规和反腐败作为自身的责任和义务,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建立良好的合规系统,防止自身以及公司的关联方陷入腐败泥潭,遭致不必要的处罚。近年来,跨国公司越来越关注企业社会责任（CSR）。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出现在跨国公司的经营理念和使命中,也贯穿于跨国公司的管理、运作、品牌推广以及供应链的所有环节。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非强制性的“软法”在国际投资领域的作用日益显着,跨国公司跨境并购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企业社会责任的约束。国际及各国投资政策越来越多地体现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融合,企业社会责任与国际和各国的投资贸易法律、国际惯例等“硬法”的相互作用,共同规范着跨国投资和跨境并购行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进行跨境并购已经无法回避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扶贫脱困、减少人道主义灾难、减少腐败、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等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严格要求。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也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中国企业必须树立责任投资的意识,改变自身只重视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的负面形象,不仅为国家的发展寻求资源、技术和市场,也要为东道国创造价值,赢得东道国的民心。跨国公司跨境并购出现的诸多问题需要进行法律规制。本文第三部分系统研究了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法律规制体系以及政府实施跨境并购监管的主要法律制度。由于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跨国性,其法律规制需要在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领域同时进行。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法律规制已经初步形成从东道国到国际社会的规制体系,但这离真正的全球规制体系还有很大的距离。这一初步体系主要由全球性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多边机构）、双边组织、跨国公司母国和东道国等国际法主体所组成,即所谓多边机制、双边机制和单边机制。多边机制包括国际组织（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经合组织等）、区域性国家组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TPP等）建立的监管法律制度。双边机制是由两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DTT）所建立的规制体系。单边机制主要是由各国基于其国家主权,按照其竞争法规、国家安全法规、市场准入法规以及贸易或金融等政策法规对跨国公司跨境并购进行的法律规制。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也是跨境并购规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争端解决机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总体仍不尽人意。近年来,国际及各国的外国投资政策出现了很多新发展,总体呈现投资自由化以及投资保护和限制此消彼长的现象,即发展中国家总体更为开放和自由,局部出现限制和保护,而发达国家则出现保守和限制的趋势。这一变化的主要背景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经济疲软,对外投资趋缓,反之,发达国家的企业越来越多地成为发展中国家公司的并购目标,导致发达国家投资保护主义势力抬头。鉴于中国既是吸引国际直接投资（FDI）的大国,也是对外直接投资（ODI）的大国,中国的外商投资政策和境外投资政策备受关注。中国应该在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方面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中国也应该加强投资监管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依照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对外资并购和海外投资进行有效监管。市场准入限制和审查是跨国公司跨境并购面临的第一道门槛,也是主权国家经济主权的彰显。全球市场准入政策法规的走向,体现为东道国在总体宽松的大背景下,对关键产业诸如资源、能源、农业、金融、运输等行业以及东道国冠军产业保护加强的趋势。市场准入限制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和隐蔽,例如控股权要求、外销比例要求、技术转让要求、额外税负、税赋减免等。跨国公司跨境并购前的市场准入风险是投资保护和投资壁垒,而在并购完成后则是国有化的风险。国有化对跨境并购的影响不容小觑,而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实施的“国有化”则是临时性干预措施,具有其特殊性。中国的市场准入政策主要体现在每过若干年修订一次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新版《投资目录》开放了更多的投资领域,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中国需要在改进市场准入制度方面注重投资便利化,提高透明度,尽可能多地体现国民待遇原则。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反垄断审查,即经营者集中审查,是各国竞争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主权国家维护市场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法律武器。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由于其交易的跨国性,可能同时面临多个国家的反垄断审查。虽然反垄断执法领域的国际合作以及全球范围统一反垄断法的努力仍在继续,一个标准化的、统一的国际反垄断法仍遥不可及。各国反垄断法的差异,给跨国公司的跨境并购交易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更是给跨国公司跨境并购带来巨大挑战。而反垄断审查正在论为一些主权国家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保护本国企业免受外国企业竞争的保护工具,这就给跨国公司跨境并购染上了政治色彩。中国实施反垄断审查的历史很短暂,但中国已经成为跨境并购反垄断审查的主角,一些着名案例如可乐—汇源收购案、英博—百威收购案等举世瞩目。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反垄断审查的细则,统一执法标准,并积极开展反垄断审查的国际合作。对外资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国家越来越多,就连对外国投资一向非常宽松的美国,也时常祭起国家安全审查的大旗,力图维持美国经济、科技和军事的霸主地位。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由于规模大、影响深远,更容易触发东道国国家安全审查。由于缺乏透明度和客观标准,国家安全审查很可能演变为投资保护主义的工具。鉴于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时常进入东道国敏感性行业,如资源、电信、基础设施、金融等,在进行投资决策前,我国企业更应对东道国政府的安全审查风险进行充分评估和防范。我国对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已经初步建立,但由于实施细则、审查程序等的不清晰,外资对我国国家安全审查普遍存有疑虑。本文第四部分主要研究如何打造中国的跨国公司,防范海外并购的风险,建立健全中国海外并购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再上新台阶。研究跨国公司跨境并购法律问题的目的,在于总结跨国公司这一典型跨境并购主体的并购实践,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同时,研究各国跨境并购法律规制的目的,在于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因此本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剖析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建立和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扶持我国跨国公司包括国有跨国公司和民营跨国公司的海外并购,建立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防范机制,以及建立和完善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制度提出建议。“十二五”《规划刚要》提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实现对外开放由“吸收外资为主”向“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战略转移。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发展迅速,我国企业参与海外并购的数量、规模、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海外并购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诸多风险也随之而来。我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一些突出问题,诸如并购主体多为国有企业；并购产业主要集中在能源、矿产和基础设施领域；并购执行不符合国际标准；并购整合成功率不高等。加之投资保护主义在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死灰复燃,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虽然前景光明,但道路曲折。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强境外投资的制度建设,鼓励我国跨国公司,包括国有和民营公司拓展海外市场,保障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利益。我国的跨国公司与全球跨国公司相比差距还很大,当务之急是培育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改进公司治理结构,引入国际通行的财务规则,保持透明度,遵守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肩负国际义务和责任。我国跨国公司要研究跨境并购的系统性风险,建立完善的风险防范体系。我国跨国公司要努力成为创新型、品牌化、合规性的国际化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舞台上扮演负责任的投资者角色：帮助东道国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帮助我国攀登全球价值链（GVC）的高峰。
姜英梅[8]（2011）在《中东金融体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尽管自身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相比农业和工业部门,中东金融部门发展相对较好。近年来,中东金融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与政治、宗教和经济的联系日渐紧密。与此同时,国内外对中东金融领域也日益关注。本论文是关于中东金融体系发展问题的尝试之作。论文以中东金融体系演变及演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研究起点,以新制度金融理论为基础,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概况和总结了地缘政治、石油美元、宗教、商业文化环境和金融全球化,这五大因素对中东金融体系发展的影响,并就如何建立完善的金融制度环境、确立中东金融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论文包括引言和八章内容。引言部分提出了“中东金融体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由及意义;梳理总结了国内外对中东金融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评述;简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思路、基本逻辑、框架内容、研究方法和主要的创新之处等。第一章,中东金融体系发展概述。本章主要介绍了中东金融体系发展的脉络和变迁轨迹,按照时间顺序分成四个时段阐述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1973年前是现代银行的兴起阶段,1973-1980s是中东金融体系雏形建立时期,1990s是中东金融体系逐步深化时期,2000年以来中东金融飞速发展时期。重点分析了中东金融体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对这些问题的提出以及对新制度经济（金融）学的解释,引伸到中东金融体系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也就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影响中东金融体系发展的若干因素。因此,对中东金融发展脉络的梳理是探讨影响中东金融发展因素的逻辑起点。第二章,中东金融体系的地缘政治背景。该部分首先分析了石油与地缘政治关系,指出世界强国尤其是美国对中东石油财富的争夺是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的根本原因。论文接着分析了中东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较量对伊斯兰银行的推动,以及西方“伊斯兰威胁论”对中东伊斯兰金融的诟病。“9·11”事件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金融反恐战对中东金融,尤其是对伊斯兰银行、慈善机构造成影响。最后,本文通过对中东地区主要战争及其经济影响的分析,得出只有在和平稳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论断。第三章,石油美元对中东金融体系的推动作用。该部分首先分析了石油与中东经济的关系,指出中东国家经济对石油的依赖性是中东经济易于波动的主要原因,而石油价格的波动也与国际石油市场的金融化态势有很大关系。论文阐述了20世纪70-8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石油美元回流机制。通过分析,指出第一次石油美元回流促进了国际资本大流动和国际债务激增;新石油美元回流有助于全球金融体系稳定,但也可能助长资产泡沫。最后着重阐述了石油美元对中东金融发展的作用,指出石油美元促进阿拉伯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增加银行流动性导致信贷膨胀、催生了金融中心梦想,并实现了从石油资本到金融资本的转变。第四章,中东金融体系的伊斯兰特色。本章首先分析了伊斯兰经济和金融思想,指出伊斯兰金融是伊斯兰教与现代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其次论文分析了伊斯兰金融的兴起与发展,介绍了伊斯兰国家尤其是中东伊斯兰金融发展概况,指出伊斯兰金融的兴起和发展与伊斯兰复兴运动和石油美元息息相关。本章还对伊斯兰金融和传统金融进行比较,指出伊斯兰金融是对传统金融的补充形式。最后,论文阐述了伊斯兰金融与国内政治的关系,指出伊斯兰金融的发展程度与政府有很大关系,政府越支持,发展越顺利。第五章,中东地区特殊的商业文化环境。该部分分析了中东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文化和商业文化习俗、科技信息、市场竞争环境等因素对中东金融发展的影响。指出尽管中东国家公布并实施了许多改革计划,但是改革的结果还是有限的、分散的和没有成效的。中东国家商业环境中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缺乏活力与竞争力。从而导致经济相对封闭、外国投资进入困难、国际融资环境差、普通中小企业不容易获得信贷融资。因此,未来中东国家应着重加强对政治、法律、市场等制度环境的建设。第六章,金融全球化对中东金融体系的影响。该部分主要分析了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实质、中东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金融的影响。指出金融全球化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实际上是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其核心依然是垄断。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进行的,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加大了金融风险并导致金融危机频发。中东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包括货币政策改革、银行业改革和资本市场改革。由于采取了渐进式改革方式,因此金融风险相对较小。然而,金融全球化不存在任何经济绝缘体。国际金融危机虽然没有对中东国家金融体系造成破坏性影响,但也带来一定的冲击。第七章,新兴金融资产——主权财富基金。选择主权财富基金作为论文的案例,与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对主权财富基金的高关注度有很大关系。本章首先分析了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发展概况和金融危机后的变化,指出主权财富基金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新兴力量,其主权特性、跨境投资特点以及不透明的运作方式,使西方国家质疑其政治动机。实际上主权财富基金争论的实质在于国际金融主导权。这也是西方国家实施金融保护主义的根源所在。本章还分析了中东海合会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发展变化,指出主权财富基金实质上是从石油财富演变而成的金融资产。第八章,关于中东金融体系发展的若干思考。基于前述各章的分析,本文认为:中东国家的金融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制度变迁以提高金融绩效的过程;中东金融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其表现有所不同,不能笼统地说哪一种因素是主要因素,那一种是次要因素。中东金融中介并没有很好的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一种结构性分离的特点。中东金融的发展方向可以概括为:金融变迁应以政府主导为主、市场需求为辅;金融部门应主动开放、适度自由、加强监管和保护;以地区整合应对全球化挑战和冲击,逐渐从边缘向中心靠拢,在国际新秩序中获得一席之地。
王立东[9]（2010）在《论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在中国的法律困境及其解决 ——兼论对美国相关法制的借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董事责任保险对于我国而言,是一个兼具熟悉感与陌生感的“舶来品”:说它熟悉,因为它在我国正式出现已经快十年的时间了;说它陌生,因为至今为止,它仍未被大多数人所了解、熟悉、掌握和运用。本文以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与实践最为发达的美国为参照标的,采取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了董事责任保险在美国拥有强大生命力和极高适用性的原因;同时,基于董事责任保险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全面、深度剖析其在我国面临的法律困境,并提出若干改进建议,以期为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与健全提供智力支持,并期望能有抛砖引玉的效果。第一章绪论中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现实意义、写作目的、研究价值、研究现状、理论创新、研究方法、写作思路、研究局限及前景展望。新《公司法》的颁布并没有为董事责任保险在我国的业务拓展打开多大的局面。以保监会为代表的官方机构、紧随其后摩拳擦掌的各大保险公司、其他方面的有识之士仍在为董事责任保险的进一步拓展而不懈努力。为什么董事责任保险在我国自其诞生至今十年时间仍无法彻底打开局面?这个问题促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深刻地思考董事责任保险在我国的法律困境与突破策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摸索着美国董事责任保险发展经验这块石头试探着“过河”。董事责任保险在美国发展得最好,因此,不妨把视角聚焦在美国实践上,因为欧洲、日本等其他国家也是以美国制度为标杆的。董事责任保险的良性发展需要具备很多方面的必备要件,涉及到多学科的共同研究,如果仅把它限定在某一个特定的专业领域似乎免不了失之偏颇。坊间已不乏此类作品,但专门探究董事责任保险法律困境与出路的专题研究却不多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程度日渐深入的情境下,董事责任保险也已被引进、移植进我国的体制之内,但若想使它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需要理论方面、制度方面、体制方面的全面配合,本文深入剖析了董事责任保险的法律困境并对此提出了改进策略,应该能为董事责任保险在我国全面开展提供一定的帮助。第二章专门研究董事责任保险在美国的适用性。董事责任保险是责任保险的一个子项目,它并不诞生于美国,却在美国找到的最好的归宿,究其原因,即在于美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与美国经济发展要求的吻合程度极高。与之相对的是,在其他不具备美国经济发展风格与程度的发达国家,董事责任保险就不是很发达。美国拥有极发达的法律制度和司法体系,民众的权利意识也极其强烈,这才使得美国的公司诉讼极为发达,这些诉讼之中很多是针对公司董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但美国需要这些高级人才为它创造财富,公司需要这些人替它管理、经营业务,这些高级管理人员也需要避免官司缠身甚至“因公”破产,所以,董事责任保险在美国应运而生,并红火发展。从董事责任保险在美国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来看,不难发现,美国董事责任保险虽然适用面积很广、参保客户很多、保险标的额也极大,但是客户群体和保险责任是比较单一的,那就是针对上市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诉讼中涉及的相关费用与责任承担问题。美国现有的董事责任保险有明确、详细的制度支持,各州公司法都有相关规定,其他各职能部门和专业机构也有配套规定。但要注意的是,美国董事责任保险的双方当事人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人才,除具有专业知识外还具有很强的谈判能力,因此美国董事责任保险的保单内容并不是格式化的,每份保单并不一样,也没有统一格式,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董事责任保险在美国的灵活性,也正因此它才能在美国经济的起伏波动中随时调整自己以适应公司与董事的不同要求,进而拥有极强的生命力。董事责任保险在美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就近年来看,它也经历了20世纪70、80年代的危机,2001-2002年前后的低谷以及2008年登峰造极的金融危机的冲击。在美国政府的调控下,美国经济界、法律界、保险实务界人士多方努力,成功地化解了前两次重大危机,虽然目前仍处于第三次重大危机之中,但相信美国一定会采取措施力克困境。第三章在比较了中美董事责任保险实务中的效果差异之后,整理了国内对于董事责任保险的正反两方面看法。从最明显的指标即参保率来看,美国居首位,英国次之,欧洲国家和日本随后,我国香港地区参保率大约在60-70%,台湾地区大约在30-40%,大陆地区还不到10%。针对大陆地区董事责任保险的惨淡经营现状,有学者从正面提出了继续推行董事责任保险的必要性和意义,还有人进一步探讨了完善大陆地区董事责任保险的若干措施。有的学者则认为董事责任保险在大陆地区不具备推行的条件,甚至会有负面效应。应该说,持有这两种方向看法的人都有比较充分的理由坚持自己的看法。董事责任保险是以美国风格为主的一种普通法系精神的产物,与我国总体上呈现为大陆法系风格的法律制度和司法体系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再加上国情、民风的不同,董事责任保险在我国自然会存在一个水土不服的问题。相信如果我国有关权力部门坚持进一步推广董事责任保险的话,将要在两个选项之间做出一个抉择,要不就是改进或变革现有体制与制度,适应美式风格的董事责任保险产品,要不就是开发出中国特色的董事责任保险产品,以符合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需要;但现在的问题是,我国理论界、实务界尚未对董事责任保险的准确内涵有一个统一的共识,大多照搬、复制美式风格董事责任保险的条款与内容,这就造成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产品本身设计缺乏现实针对性,而现实的客观经济环境和法律体系又不支持纯粹美式风格的董事责任保险产品。但只要找到董事责任保险在我国面临的各种困境并有针对性地改进和提高,一定会使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第四章论述了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发展所欠缺的基础条件,这些因素虽然并不完全直接体现为现成的法律条文,但它们也与董事责任法律制度的立法宗旨、功能定位以及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息息相关,互为表里,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也是中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能够突破现有障碍、寻求更大发展空间所必须的。主要包括三方面的问题:第一,现代公司两权分离机制在我国并没有完全形成,中国董事的实际地位和作用不能与美国董事相提并论,董事定位模糊,在缺乏积极作为动力的前提下对董事责任保险的需求性很小。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与美国不同,美国历来以私有经济为主体,我国则长期处于国家主导经济的模式下,暂且不论近年来“国退民进”的影响和国家调控经济的优劣,单就公司的权利（力）结构而言,尽管部分程度上实现了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但是上市公司中国有股“一股独大”、“一股专断”的情况仍普遍存在。董事仍是由大股东委任的、是听命于大股东的代言人,他的行为基本上由股东指挥,这一方面致使董事缺乏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即便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其职务行为造成损害、受到追究,也因该行为系股东授权、认可而被免责;第二,法律文化迥异致使美式董事责任保险难以在中国适用。中国的立法风格是“宜粗不宜细”,再加上法律本身固有的滞后性,使得我国法律在应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面前捉襟见肘。大陆法系的法律风格是立法至上,法官要严格遵照法律规定按律审判,公司诉讼中的很多问题法律条文上都语焉不详或者付之阙如,这也降低了法官的司法能动性以及参与公司事务的积极性。董事责任保险的最终实现往往有赖于法院做出的权威判定,我国法官不愿介入公司事务的审判,必然影响董事违反义务与否的判定,这也使得董事责任保险的实现变得难以预期。另外,中国没有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之分,更关键的是没有普通法和衡平法之别,所以,衡平法下的受托义务及相关制度难以原样复制,我国法院在审理时很难有准确的法律依据和翔实的司法判例可资借鉴;第三,我国现有的董事责任保险产品在条款设计上的缺陷也影响了它被接受的程度。首先,现有的董事责任保险产品的被保险人范围有限,主要针对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和独立董事,我国推广董事责任保险的功能定位也主要是为了配合独立董事制度的实施与完善,因此其在条款设置上没能照顾到更多的拥有管理职权的有资格的管理者。我国董事责任保险的主体范围的有限性限制了上市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职员享受该制度的保护,影响了该险种的发展壮大。其次,董事责任保险的除外规定使其承保责任范围极为有限,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设计的现有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中的除外条款使得董事的大部分因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不在保险覆盖范围之内。一定程度上使董事责任保险的实用性大为降低。再次,董事责任保险在购买上的程序性约束制约其发展。我国的有关法律文件规定上市公司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董事责任保险需要经股东大会批准,而由于股东大会召开的难度以及大股东的主导地位,实际上是把购买董事责任保险与否的决定权交给了大股东。购买董事责任保险与否全凭大股东的意愿,这实际上也降低了董事责任保险的购买率。复次,董事责任保险的购买方式及保费承担比例缺乏明确法律依据。我国法律没规定董事责任保险必须是强制性保险,也没有说明董事责任保险费的负担比例,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董事责任保险的购买率。最后,公司补偿保险形同虚设也降低了董事责任保险的吸引力。我国公司法上没有规定公司补偿制度,即便在董事责任保险中含括了公司补偿保险的条款,也会因实际上缺乏法律依据和可操作性而使其形同虚设,大大降低了公司为其董事购买董事责任保险的意愿,因为通常公司要承担大部分保险费,也要为董事的过错行为买单,而公司补偿保险的虚置自然使上市公司购买董事责任保险的意愿大打折扣。第五章在第四章的基础上深入、全面地挖掘了董事责任保险在我国面临的具体法律困境。这里也暗含这样一种前提假设,即虽然理论上讲,如果中国要引进和移植董事责任保险的话,可以有两种途径,即或者改进我国经济体制和法律环境或者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董事责任保险产品。但是实际上只有前者是可行的,因为风格上和产品设计上的微小差异并不会使董事责任保险完全匹配和适应中国的公司立法、公司治理和公司诉讼;当然,这并不是说要中国变革体制单纯去迎合董事责任保险的发展,因为体制变革是我国的全局性战略,大到经济体制和法律环境的变革,小到董事责任保险的中国发展,都应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应有之义。无论对董事责任保险做出何种局部调整,但其核心的、特有的理念、精神、目标和价值不会改变,要不然就面目全非了。所以只有改进董事责任保险的生存环境才是真正的可行之路。基于此作者以中美比较的视角总结出目前阶段董事责任保险在中国面临的若干法律困境:第一,中美公司法的性格差异阻碍美式董事责任保险在中国的发展。美国是移民国家,移民在长期独立生存发展之后,根据客观环境需要组建了联合政府,但各州在很大程度上享有立法权和司法权,美国每个州都拥有一个公司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由于公司法的竞争,使得美国公司法呈现出极强的赋权性格,允许、支持、尊重、鼓励公司自治和董事积极创富。我国长期处于统一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出于管理的需要,立法权自然也集中在中央,这在客观上也使得中国的公司立法呈现出很强的管制性特征,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司的自由发展及管理人员的积极作为;第二,董事义务模糊、责任虚化造成董事责任难以确认,公司诉讼难有定论。我国公司法对于董事义务和责任的规定很不健全,即便是《公司法》在2005年全面修订之后,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我国的司法制度要求法官据法断案,法无规定不为罪,法无规定不处罚,公司诉讼的高度复杂性与技术性使得法官很难有依法断案的可能,这种情况下,董事的义务语焉不详,董事的责任难以确定,公司诉讼久拖不决,私下和解屡有发生,这一切都意味着很难进入到董事责任保险的理赔和最终赔偿阶段;第三,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与民商法理念、价值之间仍存在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董事责任保险的发展。民商法中的过错责任和侵权理论有督促行为人提高注意行事、抑制违法行为的功能,这一点在中美的法律体系中都无异议。但是董事责任保险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对民商法上述功能某种程度的背离与冲击。董事责任保险在美国诞生之时,也曾因此而备受争议、广受批评,进而致使其发展比较缓慢,但最终它还是获得了公众的支持,这才有了董事责任保险在美国的辉煌篇章。而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却在很大程度上不愿接受这一矛盾的调和,因此董事责任保险在这些国家、地区中的发展就要比美国滞后和逊色很多。我国对此问题的长期争论也影响了董事责任保险的正常发展;第四,厌讼情结极大地降低了董事责任保险的适用机率。我国传统上对于诉讼的回避心理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被起诉的机率,而不经司法判决,公司董事及高级职员往往不会承认其违反了其应尽的义务,保险公司自然也会拒赔。我国公司诉讼的相关制度不健全、缺乏可操作性,程序法上的不成熟导致董事责任很难真正得到落实,无法落实董事责任实际上就使得董事责任保险丧失了存在的意义。第六章探讨了董事责任保险在我国突破各种法律苦境、发展壮大的若干建议:首先,基于对现实情况的理性分析,不难总结出我国现阶段不适宜推行强制性董事责任保险,否则将会导致利益格局的失衡以及董事责任保险市场的畸形发展;其次,我国推行董事责任保险是为了配合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但如果独立董事因无所事事而无险可言的话,董事责任保险也将无用武之地,所以要想发挥董事责任保险的功效,必须真正地激活独立董事积极任事、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勇气、热情和责任感;再次;各国董事责任保险的实践证明,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在董事行为的法律定性上往往不能达成统一,致使董事责任保险的功用无法快速、有效实现。判断董事行为的性质及责任的划分的终极权威定论必须通过司法途径获得,这就是说,必须提高公司法的可诉性、便利股东诉讼,才能促使董事责任保险尽快发挥损害填补的功能;最后,我国的法律文化和司法传统造成我国公司法上商业判断规则制度的欠缺,只有充分利用这一规则制度才能帮助法院尽快做出合理判断,只有健全商业判断规则才能保证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纠纷解决所依赖的权威判断的快速形成。
颜伟[10]（2010）在《人民币汇率改革配套政策调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94年,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确定为以市场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1994年开始,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很长时间内都是追求促进出口和获得外汇的目标,为此设计了强制性结售汇制度、不对称外汇市场和极其优惠的利用外资政策三大配套政策。本文主要研究了这三项制度的持续实施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不利影响之一是三项配套政策的持续实施所带来的财政负担巨大,主要包括出口退税、税收优惠、发行央行票据对冲外汇占款增加的利息损失,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等财政成本,通过估算发现,从1994年这些财政成本是巨大的,这些配套措施不加以调整将是难以为继的。为了实现促进出口和获得外汇的目标而大力实施的利用外资政策在前期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在后来不利影响不断显现出来。利用外商直接投并不天然加剧二元经济,相反,如果引导和管理好外商直接投资,它还会加速二元经济的转化。我国主要是对外商直接投资引导不力管理不善而导致外商直接投资流向极不均衡,最终导致二元经济加剧。本文重新构造了两个指标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二元对比系数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从整体上来说导致了二元经济结构加剧。同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人均GDP的差异与各地利用FDI的指标呈现出很强的正相关性。本文借用Evans和Lyons（2002）曾提出的“三回合（threeround）交易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我国外汇市场设计的不合理是导致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直接原因之一。国际收支顺差表现为我国居民个人与企事业单位外汇收入收支净盈余,在强制性结售汇制度、外汇经营银行外汇周转金限额制度,人民币汇率过于稳定的作用下,这些外汇净盈余最终流入中央银行成为外汇储备。本文还专门从供给角度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运用我国出口额、中美利差、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零售额的月度数据对我国外汇储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与我国外汇储备呈负相关关系。由于我国汇率改革的目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是促进出口和获取外汇,之后是名义汇率的稳定,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即一国的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是不能同时实现的。强制性结售汇制度、外汇市场设计的不合理以及大规模利用外资政策引起的外资大量流入、外汇储备超常增加导致我国货币政策经常面临严重困境。我国央行为了对称外汇占款增加,不断增发央行票据,导致干预成本不断上升,更为严重的是对称干预可能导致我国经济的滞涨结果。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物价变化的实证分析也表明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不断下降。如何调整人民币汇率改革配套政策以降低其不利影响呢?根据前述章节的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设想：完善外汇市场,把汇率的决定交由外汇市场做市商与不断增加的外汇市场参与主体来完成,真正形成市场决定汇率的机制；严格控制游资流入,与此同时,加大现有外汇储备存量的运用,提高其经济效益；加快人民币区域化进程,首先力争人民币早日成为东亚地区贸易与投资的计价结算货币；切实加强对外资的引导与管理,鼓励与引导其向中西部地区与农业倾斜；采取一切措施扩大内需,将严重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转移到依靠内需的模式上来。由于学术水平和资料来源有限,本文对1994年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配套政策的分析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一是如何界定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配套制度的不利影响哪些是必须支出的,否则似乎有点草木皆兵的嫌疑；二是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配套制度与二元经济加剧是单向关系还是双向关系,还有待于深究。
二、2002年股市投资方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股市投资方略（论文提纲范文）
（1）国泰君安证券公司客户关系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本文研究的意义和目的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文献概述 |
| 1.3.1 国外探讨概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客户关系及其客户关系管理 |
| 2.1.1 客户关系 |
| 2.1.2 客户关系管理 |
| 2.1.3 客户关系管理功效 |
| 2.2 证券公司的客户关系 |
| 2.2.1 证券公司的客户关系 |
| 2.2.2 证券公司的客户关系管理 |
| 2.3 客户关系对证券企业的功效 |
| 3 国泰君安证券公司客户关系管理现状 |
| 3.1 公司的基本情况 |
| 3.2 客户关系管理现状及措施 |
| 3.2.1 客户细分 |
| 3.2.2 客户办理业务流程 |
| 3.2.3 客户回访 |
| 3.2.4 客户关系管理信息系统 |
| 3.3 国泰君安证券公司客户关系管理成效 |
| 3.3.1 市场客户满意度调研 |
| 3.3.2 市场客户忠诚度 |
| 3.3.3 客户价值分析 |
| 4 国泰君安证券公司客户关系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4.1 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1.1 员工对客户细分并不清晰 |
| 4.1.2 客户缺乏了解 |
| 4.1.3 客户满意度不高 |
| 4.1.4 客户管理系统不完善 |
| 4.1.5 忽视客户关系管理与业务流程的协调性 |
| 4.2 原因分析 |
| 4.2.1 没有对客户进行分类区分 |
| 4.2.2 高价值客户没有得到重视 |
| 4.2.3 缺少适合企业客户的管理系统 |
| 4.2.4 没有针对客户实施全面质量管理 |
| 5 国泰君安证券公司客户关系管理提升的对策分析 |
| 5.1 借助于数据进行客户区分 |
| 5.2 针对高价值客户制定策略 |
| 5.3 创新模式得到愈发多的忠诚客户 |
| 5.4 优化企业客户的管理系统 |
| 5.5 强化客户实施全面质量管理 |
| 6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人工智能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正负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重难点及创新点分析 |
| 1.4.1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人工智能与人的全面发展基本理论 |
| 2.1 人工智能的含义特征及应用领域 |
| 2.1.1 人工智能的含义与特征 |
| 2.1.2 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 |
| 2.2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基本理论 |
| 2.2.1 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辨析 |
| 2.2.2 人的全面发展的要素分析 |
| 2.3 人工智能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
| 2.3.1 具有一致的发展目标 |
| 2.3.2 在实践中的相互优化 |
| 第三章 人工智能对人的全面发展带来的正效应分析 |
| 3.1 人的需要的满足 |
| 3.1.1 智能医疗更好地满足人健康生存的需要 |
| 3.1.2 智能机械系统更好地满足人享受的需要 |
| 3.1.3 智能教育更好地满足更多人发展的需要 |
| 3.2 人的能力的提升 |
| 3.2.1 智能工作助手促进能力的多元发挥 |
| 3.2.2 增强智能概念助力能力的全面提升 |
| 3.3 社会关系的优化 |
| 3.3.1 生产关系各环节的智能化促进经济关系的丰富 |
| 3.3.2 治理方式的智能化促进政治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
| 3.3.3 智能化全方位推动思想文化关系的和谐与繁荣 |
| 第四章 人工智能对人的全面发展造成的负效应分析 |
| 4.1 需要的全面发展中的负效应 |
| 4.1.1 人机交互过程中隐私的需要受到侵犯 |
| 4.1.2 智能科技快速发展导致欲望过度滋生 |
| 4.1.3 消解主观能动性导致的需求观的失衡 |
| 4.2 能力的全面发展中的负效应 |
| 4.2.1 取代人类劳动力导致失业危机 |
| 4.2.2 技术依赖阻碍人类能力的发挥 |
| 4.3 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中的负效应 |
| 4.3.1 智能资源的分配不均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 |
| 4.3.2 人工智能立法的模糊易造成政治关系的混乱 |
| 4.3.3 智能推送导致社会文化和价值观过度差异化 |
| 第五章 规避人工智能对人的全面发展负效应的方略探析 |
| 5.1 需要全面发展角度的负效应规避 |
| 5.1.1 重视隐私的需要,增强人机交互中的隐私保障 |
| 5.1.2 倡导理性科技观,促进公众合理应用智能科技 |
| 5.1.3 强化主体性原则,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需求观 |
| 5.2 能力全面发展角度的负效应规避 |
| 5.2.1 强化人工智能的教育普及,加快适应职业转型 |
| 5.2.2 倡导个人能力的综合拓展,主动规避技术依赖 |
| 5.3 社会关系全面发展角度的负效应规避 |
| 5.3.1 建立共享机制,推动人工智能红利惠及大众 |
| 5.3.2 强化立法完善,解决政治关系的混乱与冲突 |
| 5.3.3 规范智能推送,促进文化和价值观协调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范畴界定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基本概述 |
| 一、研究范畴界定 |
| 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动因分析 |
| 三、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类型 |
| 第二节 企业并购重组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资本流动与资本集中理论 |
| 二、现代西方企业重组理论 |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起步阶段(1984-1991) |
| 第一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现实背景——国有企业普遍亏损 |
| 二、理论背景——对“两权分离”的认识突破 |
| 第二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企业兼并的目标转向自觉优化经济结构 |
| 二、交易的自发性与政府干预并存 |
| 三、兼并方式以承担债务式和出资购买式为主 |
| 四、局部产权交易市场开始兴起 |
| 第三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地方探索 |
| 一、成都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二、武汉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三、保定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转型阶段(1992-2002) |
| 第一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中国经济制度环境的变迁 |
| 二、企业重组受到政府高度重视 |
| 三、各类市场体系的建立 |
| 四、国企脱困和国企改革任务 |
| 第二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产权市场普遍兴起 |
| 二、企业并购的规模逐步扩大 |
| 三、政府积极参与引导 |
| 四、上市公司并购成为热点 |
| 五、部分中国企业开始参与跨国并购 |
| 六、外商并购国有企业成为新景观 |
| 第三节 转型阶段的并购重组成效 |
| 一、国企成功脱困 |
| 二、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 三、利用国内国外资本市场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 |
| 第一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发展 |
| 二、鼓励混合所有制发展 |
| 三、法律法规逐步健全 |
| 第二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战略并购成为企业并购的重点 |
| 二、国企大型跨国企业的出现 |
| 三、以横向整合与纵向整合为主 |
| 第三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取得的成效 |
| 一、国企各项经济指标增长迅速 |
| 二、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
| 三、国有企业治理规范化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制度演进:绩效、问题与成因 |
| 第一节 国企并购重组取得的辉煌成绩 |
| 一、优化了产业布局,提升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
| 二、提高了资产证券化率,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
| 三、盘活了国有资产,提升了国有企业经营绩效 |
| 第二节 国企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 |
| 一、并购重组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
| 二、并购支付方式和融资渠道单一 |
| 三、盲目规模扩张与多元化转型并存 |
| 四、标的公司资产质量差导致并购效率低下 |
| 五、并购双方缺乏深层次整合 |
| 六、海外并购重组困难重重 |
| 第三节 国企并购重组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 |
| 一、企业并购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
| 二、政府“缺位”和“越位”现象并存 |
| 三、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尚不发达 |
| 四、企业自身条件缺乏 |
| 第六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国有企业并购下政府与国企高管的行为动机分析 |
| 二、国企高管行为影响并购绩效的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一、变量选择 |
| 二、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数据描述性分析 |
| 一、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
| 二、变量趋势分析 |
| 第四节 计量模型设定 |
| 一、实证基本模型设定 |
| 二、面板数据模型 |
| 第五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面板数据模型形式检验 |
| 二、计量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
| 第七章 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 一、美国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二节 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 一、日本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三节 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 一、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及教训 |
| 一、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教训 |
| 第八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目标与模式 |
| 第一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时代特征 |
| 一、通过调整结构来优化供给侧的重组方式 |
| 二、在重组中解决亏损企业与多余的产能 |
| 三、并购重组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步进行 |
| 第二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 |
| 一、最大限度地释放和激发国有企业竞争力 |
| 二、在国企并购重组中推进国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三、在国企并购重组中促进产能的优化配置 |
| 第三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目标导向 |
| 一、促进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
| 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 |
| 三、服务“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 |
| 第四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模式 |
| 一、横向重组模式 |
| 二、纵向重组模式 |
| 三、混合重组模式 |
| 四、策略联盟重组模式 |
| 第九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主体定位与政府作用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主体分析 |
|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不宜作为国企并购重组的主体 |
| 二、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凸显优势 |
| 三、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 |
| 第二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作用 |
| 一、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正面效应 |
| 二、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负面效应 |
| 第三节 政府在国企并购重组中的角色定位 |
| 一、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政策引导者 |
| 二、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宏观调控者 |
| 三、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信息中介者 |
| 四、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服务者 |
| 五、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具体监督者 |
| 第四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制度创新 |
| 一、保持国有资产管理权的独立性 |
| 二、完善法律制度 |
| 三、营造公平竞争的并购重组环境 |
| 四、制定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战略规划和指导政策 |
| 第十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指导思想 |
| 一、深化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顶层设计 |
| 二、强化并购重组的理念共识 |
| 三、明确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指导思想与基本要求 |
| 第二节 强调“法治企业”,突出国企总法律顾问作用 |
| 一、全面打造法治企业 |
| 二、深化国有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 |
| 第三节 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及破产清算体系 |
| 一、建立健全产权保护体系 |
| 二、构建破产清算体系 |
| 第四节 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 |
| 一、加快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
| 二、完善资本市场退市制度 |
| 三、健全资本市场推动并购重组的作用机制 |
| 第五节 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
| 一、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发挥社会托底作用 |
| 二、加大失业救助力度,维护社会稳定 |
| 三、完善再就业服务保障机制,促进再就业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真正的大牛市会在2020年下半年启动？（论文提纲范文）
| 政策创新组合与2020年股市的情景关系分析 |
| 供求关系与2020年股市情景分析 |
| 业绩增长与2020年股市情景分析 |
| 市场情绪与2020年股市情景分析 |
| 估值水平与2020年股市情景分析 |
（5）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权力结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目的意义 |
| 1.2.1 研究源自新时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国企变革的要求 |
| 1.2.2 研究源自军工集团对旗下各企业高管提高企业家素质的需要 |
| 1.2.3 研究源自加强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要求 |
| 1.2.4 研究源自寻求助力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需求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比较研究法 |
| 1.4.3 实证分析法 |
| 1.4.4 多学科综合研究法 |
| 1.4.5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4.6 技术路线图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的性质、目标与社会责任 |
| 2.1 关于企业的性质与边界 |
| 2.1.1 西方学者对企业性质与边界的论述 |
| 2.1.2 马克思对企业性质与边界的阐释 |
| 2.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性质 |
| 2.2 国有企业的分类及目标 |
| 2.2.1 国有企业的分类 |
| 2.2.2 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 |
| 2.3 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
| 2.3.1 体现国家意志 |
| 2.3.2 支撑引领并带动经济社会发展 |
| 2.3.3 应对突发事件和抵御社会政治风险 |
| 2.4 国有军工企业的性质及特征 |
| 2.4.1 国有军工企业的性质及地位 |
| 2.4.2 国有军工企业的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概述及发展 |
| 3.1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内涵及意义 |
| 3.1.1 企业领导体制的内涵 |
| 3.1.2 领导制度、体制、机制的关系 |
| 3.1.3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作用 |
| 3.2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历史沿革 |
| 3.2.1 领导体制的初步探索 |
| 3.2.2 全面试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
| 3.2.3 领导体制的十年混乱期 |
| 3.2.4 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
| 3.2.5 厂长、经理负责制 |
| 3.2.6 现代企业领导体制探索 |
| 3.3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
| 3.3.1 国际政治与经济竞争挑战军工核心竞争力 |
| 3.3.2 新时代的安全发展新需求挑战军工国防保障力 |
| 3.3.3 军民融合发展国家战略挑战军工市场竞争力 |
| 3.3.4 国企体制改革全面深化使军工企业改革进入机遇期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当代反思与检视 |
| 4.1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变革反思 |
| 4.1.1 党、政、工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 |
| 4.1.2 领导体制变革的时代背景 |
| 4.1.3 领导体制的确立及变革依据 |
| 4.1.4 领导体制贯彻的原则 |
| 4.2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模式的利弊分析 |
| 4.2.1 党政分设领导模式 |
| 4.2.2 党政“一肩挑”领导模式 |
| 4.2.3 党政一体化领导模式 |
| 4.2.4 党政交叉兼职或交流任职 |
| 4.2.5 总经理负责制和企业委员会制 |
| 4.2.6 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
| 4.3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当下反思 |
| 4.3.1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取得的成就 |
| 4.3.2 领导体制改革过程中暴露的现实矛盾 |
| 4.4 国外典型国家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参考 |
| 4.4.1 美国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模式 |
| 4.4.2 俄罗斯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模式 |
| 4.4.3 日本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模式 |
| 4.4.4 国外典型国家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启示 |
| 4.5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个案检视 |
| 4.5.1 红林公司企业概况 |
| 4.5.2 红林公司领导体制回顾 |
| 4.5.3 红林公司领导体制现状剖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理论基础 |
| 5.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立论依据 |
| 5.1.1 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为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指明政治方向 |
| 5.1.2 中国特色的根本经济制度为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确立了所有制格局 |
| 5.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提供机制框架 |
| 5.2 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理论基点 |
| 5.2.1 现代企业制度为建构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提供了选择基础 |
| 5.2.2 现代企业制度基本要件是建构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主要基石 |
| 5.2.3 新时代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要求是建构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行动指南 |
| 5.2.4 领导体制相关理论是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中的重要指导 |
| 5.3 组织行为理论是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
| 5.3.1 组织结构原理是建构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需坚持的基本原则 |
| 5.3.2 群体行为基本原理是建构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需注意的基本范式 |
| 5.3.3 领导力及其相关理论是建构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需考虑的关键因素 |
| 5.4 领导理论是建构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重要补充 |
| 5.4.1 领导的本质是建构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力量源泉 |
| 5.4.2 领导的职能是建构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精神内涵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现实基础 |
| 6.1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建构基础及差异 |
| 6.1.1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构建基础 |
| 6.1.2 企业领导体制的差异性比较 |
| 6.2 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法人治理结构 |
| 6.2.1 公司治理的基本问题 |
| 6.2.2 企业法人治理的原则 |
| 6.2.3 法人治理结构框架组成 |
| 6.2.4 国有军工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现状 |
| 6.2.5 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
| 6.3 股权多元化为国有军工企业发展提供新动力 |
| 6.3.1 股权结构思考 |
| 6.3.2 我国企业的股权构成 |
| 6.3.3 国有军工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
| 6.3.4 股权多元化对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影响 |
| 6.3.5 股权多元化改革对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要求 |
| 6.3.6 国有军工企业的改制上市 |
| 6.4 党的领导是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政治核心 |
| 6.4.1 坚持党的领导是国有军工企业的独特优势 |
| 6.4.2 新时期国有军工企业党建工作要求 |
| 6.4.3 党组织在现代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定位 |
| 6.4.4 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国有军工企业党建工作的新要求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建构理念及方略 |
| 7.1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应当处理好的基本关系 |
| 7.1.1 产权与政权的关系 |
| 7.1.2 集权与分权的关系 |
| 7.1.3 规范管理与民主管理的关系 |
| 7.2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价值标准 |
| 7.2.1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基本原则 |
| 7.2.2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检验标准 |
| 7.2.3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责任目标 |
| 7.2.4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目标 |
| 7.3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层次 |
| 7.3.1 国有军工企业治理结构层面 |
| 7.3.2 企业运行机制层面 |
| 7.4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建构机理 |
| 7.4.1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建构维度和方向 |
| 7.4.2 国有企业领导体制建构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模型建构 |
| 8.1 股份制国有军工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
| 8.1.1 股东 |
| 8.1.2 经营层 |
| 8.1.3 企业职工 |
| 8.1.4 用户(部队或厂所) |
| 8.1.5 供应商 |
| 8.1.6 债权人 |
| 8.1.7 政府 |
| 8.2 “新三会”、“老三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 8.2.1 “新三会”与“老三会”的关系 |
| 8.2.2 “新三会”、“老三会”与企业利益相关者 |
| 8.3 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现实特色 |
| 8.3.1 党组织在国有军工企业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
| 8.3.2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 |
| 8.3.3 法人代理的信托责任 |
| 8.4 “六会七方”领导机构设置的科学组合 |
| 8.4.1 主次型机构设置 |
| 8.4.2 参与型机构设置 |
| 8.4.3 兼职型机构设置 |
| 8.4.4 复合型机构设置 |
| 8.5 侧重于利益相关方的领导体制组合 |
| 8.5.1 识别军工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
| 8.5.2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事权路径 |
| 8.5.3 侧重于利益相关方的领导体制组合模式 |
| 8.6 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模型及应用 |
| 8.6.1 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权力结构 |
| 8.6.2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建构模型及解读 |
| 8.6.3 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模型的具体应用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学习期间的学术研究成果 |
（6）论技术与资本互动的历史与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技术批判理论的研究综述 |
| 1.3.2 资本理论研究综述 |
| 1.3.3 国内外学界对技术和资本关系的研究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4.1 论文的研究思路 |
| 1.4.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3 论文的创新点及难点 |
| 第2章 技术与资本的内涵和本质 |
| 2.1 技术的内涵及其本质 |
| 2.1.1 对技术的多维解读 |
| 2.1.2 技术的涵义、属性以及要素 |
| 2.1.3 技术的本质 |
| 2.2 资本的内涵及其本质 |
| 2.2.1 对资本概念的多维解读 |
| 2.2.2 马克思的资本思想 |
| 2.2.3 资本的本质 |
| 第3章 技术形态与资本形态的发展 |
| 3.1 技术形态的发展 |
| 3.1.1 技术形态的共时结构 |
| 3.1.2 技术形态的历时情境 |
| 3.1.3 技术形态发展的动力 |
| 3.2 资本形态的发展 |
| 3.2.1 资本形态的共时结构 |
| 3.2.2 资本形态的历时情境 |
| 3.2.3 资本形态发展的动力 |
| 第4章 技术与资本互动的历史考察 |
| 4.1 技术与资本互动的端倪——资本主义萌芽时期 |
| 4.1.1 新技术的使用产生了新的企业主阶层 |
| 4.1.2 商业资本为技术创新提供了社会条件 |
| 4.2 蒸汽时代技术与资本的互促 |
| 4.2.1 蒸汽时代资本促进技术勃兴的具体体现——工艺学 |
| 4.2.2 蒸汽时代技术促进资本增殖的制度保障——工厂制度 |
| 4.2.3 技术与资本互促时代的情境 |
| 4.3 电气时代技术与资本的融合 |
| 4.3.1 技术和资本融合的载体——工业实验室 |
| 4.3.2 电气时代技术与资本进一步的融合——现代企业制度 |
| 4.3.3 技术与资本融合时代的情境 |
| 4.4 信息时代技术与资本一体化 |
| 4.4.1 信息时代技术与资本一体化的生产组织方式——高新技术产业区 |
| 4.4.2 信息时代技术与资本一体化的企业组织形式——跨国公司 |
| 4.4.3 技术与资本一体化的产权形式——知识产权资本化 |
| 4.4.4 技术与资本一体化时代的情境 |
| 第5章 技术与资本互动的逻辑分析 |
| 5.1 技术与资本互动的逻辑共契 |
| 5.1.1 技术与资本的本质融合 |
| 5.1.2 技术与资本的共时性的交融 |
| 5.1.3 技术与资本的历时态的契合 |
| 5.2 技术与资本互动的“强关联性”和“共生性” |
| 5.2.1 “强关联性”：彼此改变各自的基因和形态 |
| 5.2.2 “共生性”：技术资本化、资本技术化 |
| 5.3 技术、资本和制度的耦合推动了经济增长 |
| 5.3.1 技术、资本和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各自作用分析 |
| 5.3.2 技术、资本和制度的耦合程度决定着经济增长的快慢 |
| 5.4 技术与资本互动中的悖论 |
| 5.4.1 有限与无限的矛盾 |
| 5.4.2 科学技术最终消灭资本 |
| 第6章 技术与资本互动的现实困境及未来走向 |
| 6.1 技术伦理问题的主要根源——技术的资本使用 |
| 6.1.1 技术使用的历时情境 |
| 6.1.2 技术的资本使用带来的技术伦理问题 |
| 6.2 技术与资本互动的未来走向 |
| 6.2.1 实现技术批判与资本逻辑批判的统一 |
| 6.2.2 技术转移中马太效应的克服 |
| 第7章 结论 |
| 7.1 总结出技术形态和资本形态的发展及其动力 |
| 7.2 概括出技术与资本互动的历时态 |
| 7.3 对技术和资本的互动进行了逻辑分析 |
| 7.4 提出了技术与资本互动的现实困境和未来走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着及获奖情况 |
（7）跨国公司跨境并购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
| 二、境内、外研究动态分析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部分 跨国公司及跨国公司跨境并购 |
| 第一章 跨国公司及其法律问题 |
| 第一节 跨国公司的发展与影响 |
| 一、跨国公司的界定 |
| 二、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 |
| 三、跨国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 |
| 第二节 跨国公司理论 |
| 一、跨国公司主要理论流派 |
| 二、跨国公司理论的法律因素 |
| 第三节 跨国公司立法 |
| 一、跨国公司(集团公司)对传统法律的挑战 |
| 二、境外跨国公司立法 |
| 三、中国关于集团公司和跨国公司的相关立法 |
| 第四节 跨国公司的主要法律问题 |
| 一、跨国公司的法律地位 |
| 二、跨国公司的法律结构和法律关系 |
| 三、跨国公司的公司治理 |
| 四、跨国公司的法律管辖冲突 |
| 五、跨国公司的法律责任 |
| 六、跨国公司的其他法律问题 |
| 第二章 跨境并购与跨国公司投资战略 |
| 第一节 并购与并购整合 |
| 一、并购的界定 |
| 二、并购的基本类型 |
| 三、并购整合 |
| 第二节 并购理论 |
| 一、西方主要并购理论 |
| 二、关于三种并购类型的理论 |
| 三、并购是否创造价值 |
| 第三节 跨境并购特点与驱动力 |
| 一、跨境并购的界定 |
| 二、跨境并购的特点 |
| 三、跨境并购的驱动力 |
| 第四节 跨境并购与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 |
| 一、跨境并购与国际直接投资 |
| 二、跨境并购与绿地投资 |
| 三、跨境并购与跨国公司非实体制造(NEMs) |
| 四、跨境并购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 |
| 第三章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 |
| 第一节 跨境并购的历史回顾 |
| 一、并购的六次浪潮 |
| 二、跨境并购的发展轨迹 |
| 第二节 跨境并购的现状、特点和趋势 |
| 一、跨境并购的现状 |
| 二、当代跨境并购的主要特点 |
| 三、跨境并购的发展趋势 |
| 第三节 跨国公司是跨境并购的主体 |
| 一、跨国公司是跨境并购的产物 |
| 二、跨国公司是跨境并购的主角 |
| 三、跨国公司是跨境并购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
| 第四节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管辖冲突及争端解决 |
| 一、关于兼并与收购法 |
| 二、跨境并购的准据法之选定 |
| 三、跨境并购的管辖权冲突 |
| 四、跨境并购的争端解决机制 |
| 第二部分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新动向及其法律分析 |
| 第四章 特殊目的公司与跨国公司跨境并购 |
| 第一节 特殊目的公司(SPV)界定与地位 |
| 一、SPV的界定 |
| 二、SPV的法律地位 |
| 第二节 特殊目的公司(SPV)跨境并购的意义 |
| 一、SPV的经济意义 |
| 二、SPV的法律意义 |
| 第三节 可变利益实体(VIE模式)和跨国公司跨境并购 |
| 一、VIE模式的由来 |
| 二、VIE模式进入中国 |
| 三、VIE模式的结构 |
| 四、VIE模式的法律问题及风险防范 |
| 第四节 离岸公司的监管 |
| 一、离岸公司跨境并购的国际监管 |
| 二、欧盟和美国对离岸公司的监管 |
| 三、离岸公司注册地的监管 |
| 四、中国对离岸公司的监管 |
| 第五章 国有跨国公司的跨境并购 |
| 第一节 国有跨国公司解析 |
| 一、国有跨国公司界定 |
| 二、早期国有跨国公司与当代国有跨国公司的比较 |
| 三、公司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体 |
| 第二节 国有跨国公司重上历史舞台 |
| 一、国有跨国公司势头强劲 |
| 二、发展中国家国有跨国公司异军突起 |
| 三、国有跨国公司业务多元化 |
| 四、国有跨国公司成为争议焦点 |
| 第三节 国有跨国公司的法律问题 |
| 一、公司治理问题 |
| 二、市场准入和国家安全问题 |
| 三、公平竞争和反垄断问题 |
| 四、反海外腐败法适用问题 |
| 第六章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跨国公司跨境并购 |
| 第一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与并购融资 |
| 一、PE的界定 |
| 二、PE的特点 |
| 三、PE与VC的区别 |
| 四、PE的退出模式 |
| 第二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的发展和影响 |
| 一、PE的由来和发展 |
| 二、PE在中国的高速发展 |
| 三、PE在并购融资中的积极作用 |
| 四、PE的消极影响 |
| 第三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助推跨国公司跨境并购 |
| 一、PE与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联系 |
| 二、发展中经济体PE在跨境并购中的表现 |
| 三、PE参与的跨境并购的规模和分布 |
| 四、PE在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中扮演重要角色 |
| 第四节 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的法律规制 |
| 一、PE的组织结构 |
| 二、PE的常用法律条款 |
| 三、对PE的监管 |
| 四、进一步发展PE的建议 |
| 第七章 反海外腐败法与跨国公司跨境并购 |
| 第一节 反海外腐败法(FCPA)解析 |
| 一、FCPA引人关注的背景 |
| 二、FCPA的主要禁止性规定 |
| 三、FCPA的约束对象 |
| 四、腐败的动机和有价物的定义 |
| 五、违反FCPA的后果 |
| 六、FCPA执法的趋势和积极的抗辩 |
| 第二节 反海外腐败法(FCPA)对并购交易的影响 |
| 一、FCPA带来的并购风险 |
| 二、FCPA凸显尽职调查的重要性 |
| 三、交割后合规整合的重要性 |
| 第三节 反海外腐败法(FCPA)尽职调查 |
| 一、FCPA尽职调查的重点领域 |
| 二、FCPA尽职调查的过程 |
| 三、FCPA尽职调查的程度 |
| 四、发现问题后的对策 |
| 第四节 反海外腐败法(FCPA)与基金并购和资产分拆 |
| 一、私募基金问题 |
| 二、资产分拆问题 |
| 第五节 反海外腐败法(FCPA)风险防范 |
| 一、跨国公司的反腐败责任 |
| 二、跨国公司跨境并购中的反腐败风险防范 |
| 三、反腐败与中国外资并购和海外并购 |
| 第八章 企业社会责任与跨国公司跨境并购 |
| 第一节 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全球化 |
| 一、CSR备受关注的背景 |
| 二、CSR的解读 |
| 三、中国企业的CSR |
| 四、CSR的全球认同 |
| 第二节 跨境并购中的企业社会责任(CSR) |
| 一、履行CSR促进跨境并购 |
| 二、漠视CSR对跨境并购的影响 |
| 三、跨国“责任投资”方兴未艾 |
| 第三节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分析 |
| 一、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范围和监督 |
| 二、CSR标准与国际投资政策 |
| 三、推进CSR标准发展的政策取向 |
| 第四节 企业社会责任(CSR)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
| 一、制定社会责任法规强化责任意识 |
| 二、引进国际标准倡导责任投资 |
| 三、借助专业公关公司改善中国企业海外形象 |
| 第三部分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法律规制 |
| 第九章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规制体系 |
| 第一节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规制的必要性 |
| 一、跨国公司跨境并购规制必要性和可行性 |
| 二、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监管的特点 |
| 第二节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国际监管体系 |
| 一、国际组织对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法律规制 |
| 二、区域性国家组织对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法律规制 |
| 三、双边合作对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法律规制 |
| 第三节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规制体系的新发展 |
| 一、国外关于外国投资的立法和监管的发展概况 |
| 二、国际投资保护协议领域的新发展 |
| 三、国际投资政策法规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
| 第四节 中国外资并购和海外并购监管体系 |
| 一、中国外资并购和海外并购的法制建设 |
| 二、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 |
| 第十章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与市场准入审查 |
| 第一节 产业政策和国际投资政策的互动 |
| 一、产业政策影响跨境并购 |
| 二、国家产业政策和外资政策的互动 |
| 三、国际投资协议中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的互动 |
| 四、产业和投资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 |
| 第二节 市场准入限制的主要形式 |
| 一、市场准入限制是普遍现象 |
| 二、市场准入限制的不同方式 |
| 第三节 市场准入限制对跨境并购的影响 |
| 一、跨境并购前后市场准入的影响 |
| 二、跨国公司跨境并购与国有化 |
| 三、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的“国有化” |
| 第四节 完善中国的外资市场准入制度 |
| 一、中国外资并购市场准入制度概述 |
| 二、2011版产业指导目录的进步和不足 |
| 三、我国外资市场准入制度改进路径 |
| 第十一章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与反垄断审查 |
| 第一节 反垄断审查立法 |
| 一、反垄断审查的渊源 |
| 二、国外反垄断审查立法 |
| 三、中国反垄断法之经营者集中审查 |
| 第二节 跨境并购反垄断审查的实施 |
| 一、反垄断审查执法机关和执法模式 |
| 二、反垄断审查标准 |
| 三、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反垄断审查 |
| 第三节 反垄断审查域外效力和国际合作 |
| 一、反垄断审查的域外效力 |
| 二、反垄断审查的国际合作 |
| 三、反垄断审查作为投资保护主义的工具 |
| 第十二章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和国家安全审查 |
| 第一节 国家安全审查辨析 |
| 一、国家安全审查的由来 |
| 二、国家安全审查对象、范围和标准 |
| 三、国家安全审查的机关 |
| 四、国家安全审查的程序 |
| 五、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发展 |
| 第二节 国家安全审查对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影响 |
| 一、国家安全审查的必要性和影响 |
| 二、国家安全审查与市场准入 |
| 三、国家安全审查与反垄断审查 |
| 第三节 完善中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 |
| 一、增加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可预见性 |
| 二、确保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统一性 |
| 三、协调安全审查和产业发展战略 |
| 四、减少海外并购安全审查的风险 |
| 第四部分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防范和制度建设 |
| 第十三章 中国跨国公司海外并购战略 |
| 第一节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 |
| 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历史沿革 |
|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 |
| 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政策法律环境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和挑战 |
| 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和特征 |
|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的挑战 |
| 三、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战略思考 |
| 第三节 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并购 |
| 一、培育精于海外并购的中国跨国公司 |
| 二、中国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其他方式 |
| 第四节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防范 |
| 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的类型 |
|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防范机制 |
| 三、减少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的几点建议 |
| 第五节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规范 |
| 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法律制度构建的指导原则 |
|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制度建设 |
| 三、加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战略调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中东金融体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本课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学者对中东金融体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内容 |
| 四、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东金融体系概述——新制度金融理论的视角 |
| 第一节 中东现代银行的兴起 |
| 一、金融活动产生的原因 |
| 二、现代银行的兴起 |
| 三、商业银行国有化 |
| 第二节 中东金融体系雏形(1973-1980s) |
| 一、中东金融体系雏形的建立 |
| 二、金融中心的转移 |
| 三、中东银行国际化 |
| 第三节 中东金融体系逐步深化(1990s) |
| 一、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 |
| 二、金融部门效率 |
| 第四节 中东金融体系现状(2010s) |
| 一、中东国家金融机构类型 |
| 二、银行信贷膨胀 |
| 三、资本市场发展迅速 |
| 第五节 新制度金融理论 |
| 一、新制度经济学诠释 |
| 二、新制度金融理论阐释 |
| 第二章 中东金融体系的地缘政治背景 |
| 第一节 石油地缘政治 |
| 一、石油与地缘政治危机 |
| 二、石油争夺战背后的金融货币战 |
| 第二节 中东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复兴主义 |
| 一、中东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 |
| 二、伊斯兰教与西方 |
| 第三节 “9·11”事件与金融反恐 |
| 一、“9·11”事件对国际金融格局的影响 |
| 二、金融反恐对中东伊斯兰金融机构的影响 |
| 第四节 战争与冲突 |
| 一、黎巴嫩内战与贝鲁特金融中心的衰退 |
| 二、两伊战争对两国及海湾金融市场的影响 |
| 三、第四次中东战争对中东银行业的影响 |
| 四、海湾战争结束后的金融自由化进程 |
| 五、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祸首？ |
| 第三章 石油美元对中东金融体系的推动作用 |
| 第一节 石油与中东经济 |
| 一、石油与中东经济的关系 |
| 二、国际石油市场金融化 |
| 第二节 石油美元 |
| 一、1970s 和 1980s 石油美元回流 |
| 二、石油美元回流与国际资本流动、国际债务的关系 |
| 三、新石油美元回流与全球不平衡 |
| 第三节 石油美元与中东金融发展 |
| 一、石油美元促进银行机构迅速发展 |
| 二、中东图谋金融权力中心 |
| 三、石油美元、银行流动性与信贷膨胀 |
| 四、石油美元加速中东资本市场发展 |
| 五、从石油资本到金融资本 |
| 第四章 中东金融体系的伊斯兰特色 |
| 第一节 伊斯兰金融思想 |
| 一、伊斯兰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二、伊斯兰金融思想的主要原则 |
| 三、伊斯兰经济和金融思想的主要特点 |
| 第二节 伊斯兰金融的兴起与发展 |
| 一、伊斯兰金融发展概述 |
| 二、中东国家伊斯兰金融概况 |
| 三、伊斯兰金融规模及发展特点 |
| 四、伊斯兰金融兴起与发展的原因 |
| 五、金融全球化与伊斯兰金融发展的二律背反 |
| 第三节 伊斯兰金融与传统金融的比较 |
| 一、主要伊斯兰金融工具 |
| 二、伊斯兰银行与传统银行的比较 |
| 第四节 伊斯兰金融与国内政治的关系 |
| 一、金融与政治 |
| 二、伊斯兰金融与国内政权合法性 |
| 第五章 中东地区特殊的商业文化环境 |
| 第一节 政治文化环境 |
| 一、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 |
| 二、政府治理的低排名 |
| 三、司法体系世俗化 |
| 四、经济发展状况 |
| 第二节 商业文化 |
| 一、传统社会结构 |
| 二、传统商业文化 |
| 三、过度城市化 |
| 四、科技信息 |
| 第三节 市场竞争环境 |
| 一、做生意不容易 |
| 二、竞争环境差 |
| 三、利益集团与低透明度 |
| 第六章 金融全球化对中东金融体系的影响 |
| 第一节 金融全球化 |
|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回顾 |
| 二、金融全球化的含义、实质与影响 |
| 三、金融全球化的理论基础 |
| 四、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安全 |
| 第二节 中东国家金融自由化 |
| 一、金融自由化含义 |
| 二、中东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 |
| 三、金融体系改革任重道远 |
| 四、海合会国家的国际金融合作 |
| 第三节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金融体系的影响 |
| 一、银行业流动性紧张、信贷紧缩 |
| 二、股市下挫，市值缩水 |
| 三、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受损 |
| 四、国际资本流入缓慢回升 |
| 五、迪拜世界债务危机 |
| 第七章 新兴金融资产：主权财富基金 |
| 第一节 主权财富基金的崛起及其特点 |
| 一、主权财富基金发展概况 |
| 二、主权财富基金蓬勃发展的原因 |
| 三、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特点 |
| 四、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主权财富基金 |
| 第二节 主权财富基金之争 |
| 一、主权财富基金的国际影响力 |
| 二、主权财富基金争论的实质 |
| 三、主权财富基金的国际监管 |
| 第三节 海湾国家 SWFs——从石油财富到金融资产 |
| 一、石油储备的“地下”财富和“地上”财富 |
| 二、海合会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概况 |
| 三、海合会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多元化投资策略 |
| 第八章 关于中东金融体系发展的若干思考 |
| 第一节 影响中东金融体系发展诸因素 |
| 一、石油美元对中东金融体系发展功不可没 |
| 二、伊斯兰教对中东金融体系发展具有两面性 |
| 三、商业文化环境总体不利于中东金融发展 |
| 四、金融全球化对中东金融深化的显着作用 |
| 五、地缘政治危机对中东金融体系的破坏性 |
| 第二节 金融与经济增长 |
| 一、有关中东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二、影响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主要原因 |
| 第三节 中东金融体系发展的未来态势 |
| 一、政府主导与市场需求 |
| 二、开放自由与监管保护 |
| 三、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论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在中国的法律困境及其解决 ——兼论对美国相关法制的借鉴（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现实意义 |
| 1.2 写作目的与研究价值 |
| 1.3 研究现状与理论创新 |
| 1.4 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 1.5 研究局限与前景展望 第2章 美国董事责任保险法律制度适用性评述 |
| 2.1 美国董事责任保险溯源及其目的探究 |
| 2.1.1 美国董事责任保险的诞生 |
| 2.1.2 美国董事责任保险的核心目标 |
| 2.2 美国董事责任保险的法律框架与产品设计 |
| 2.2.1 美国董事责任保险的法律依据 |
| 2.2.2 美国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典型条款 |
| 2.3 法制和经济环境对美国董事责任保险市场的影响 |
| 2.3.1 20 世纪70-80 年代的董事责任保险危机及启示 |
| 2.3.2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董事责任保险市场的影响 |
| 2.3.3 08 金融危机对美国董事责任保险市场的冲击 |
| 2.3.4 影响美国董事责任保险发展因素评述与反思 第3章 中美董事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实效对比分析 |
| 3.1 中美董事责任保险实践效果的鲜明反差 |
| 3.2 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价值的中国评价 |
| 3.2.1 董事责任保险法律内涵的解读 |
| 3.2.2 支持移植董事责任保险的正面评价 |
| 3.2.3 看空移植董事责任保险的负面评价 |
| 3.2.4 董事责任保险价值目标与实效反差的协调可能 第4章 中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欠缺的基础条件 |
| 4.1 现代公司两权分离机制在我国并没有完全形成 |
| 4.1.1 美国公司的股权分散和两权分离程度极高 |
| 4.1.2 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仍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中 |
| 4.1.3 两权难分使得上市公司董事难以定位、难有作为 |
| 4.2 法律文化迥异致使美式董事责任保险难以在中国复制 |
| 4.2.1 中美立法风格和司法传统难以兼容 |
| 4.2.2 中美法院介入公司的范围和程度差异较大 |
| 4.2.3 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难以准确定位 |
| 4.2.4 美国法上的信托制度与受信义务无法原样复制 |
| 4.3 现有董事责任保险产品设计存在缺陷 |
| 4.3.1 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适用主体范围极为有限 |
| 4.3.2 董事责任保险的除外规定使其承保责任范围极为有限 |
| 4.3.3 董事责任保险购买权的程序性限制制约其展业 |
| 4.3.4 保险购买方式及保费承担比例缺乏明确法律依据 |
| 4.3.5 公司补偿保险形同虚设降低了董事责任保险的吸引力 第5章 中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法律困境 |
| 5.1 我国公司法的强制性色彩限制董事责任保险的发展 |
| 5.1.1 美国公司法是任意性导向的赋权法 |
| 5.1.2 中国公司法是强制性导向的规制法 |
| 5.1.3 中国公司法强制性导向具有很强的持久性 |
| 5.1.4 公司法强制性特征导致董事行为缺乏积极性 |
| 5.2 董事义务模糊、责任虚化造成公司诉讼难有定论 |
| 5.2.1 董事忠实义务及责任的中美法比较 |
| 5.2.2 董事注意义务及责任的中美法比较 |
| 5.2.3 董事义务、责任之制度缺欠使董事责任保险难以落实 |
| 5.3 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与侵权责任制度的功能仍需协调 |
| 5.3.1 欧美对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与侵权责任制度关系的看法 |
| 5.3.2 我国对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与侵权责任制度关系的争论 |
| 5.3.3 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与侵权责任制度不能混同 |
| 5.4 司法救济难以实现降低了董事责任保险适用机率 |
| 5.4.1 厌讼传统降低了董事责任保险的适用机会 |
| 5.4.2 诉讼途径不畅增加了启动公司诉讼的难度 第6章 破除中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法律困境的建议 |
| 6.1 强制性董事责任保险的可行性论证 |
| 6.1.1 董事责任保险强制性与自愿性的选择与评价 |
| 6.1.2 保费承担比例模糊降低董事责任保险购买率 |
| 6.1.3 可能形成保险公司一方获益的失衡利益格局 |
| 6.2 真正发挥独立董事作用 |
| 6.2.1 独立董事制度是董事责任保险的重要制度基础 |
| 6.2.2 独立董事制度效用不彰限制董事责任保险发挥作用 |
| 6.3 提高公司诉讼可操作性 |
| 6.3.1 公司诉讼制度缺陷对董事责任保险的消极作用 |
| 6.3.2 公司法可诉性对于董事责任保险的重大作用 |
| 6.3.3 避免股东诉权滥用对董事责任保险的消极作用 |
| 6.4 建立健全商业判断规则 |
| 6.4.1 商业判断规则的美国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
| 6.4.2 我国商业判断规则的制度欠缺与困境分析 |
| 6.4.3 商业判断规则对我国董事责任保险的积极意义 结论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后记 |
（10）人民币汇率改革配套政策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关于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 |
| 1.3.2 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之争 |
| 1.3.3 人民币汇率退出固定汇率制的途径设计 |
| 1.3.4 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研究 |
| 1.3.5 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经济效应分析 |
| 1.4 研究思路、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配套政策及运行结果 |
| 2.1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历史演变 |
| 2.1.1 计划经济时期的固定汇率制度(1953-1979年) |
| 2.1.2 经济转型时期的双重汇率制度(1980-1993年) |
| 2.1.3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制度(1994.1.1-2005.7.21) |
| 2.1.4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7.21—至今) |
| 2.2 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配套政策安排 |
| 2.2.1 1994年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配套政策安排 |
| 2.2.2 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配套政策安排 |
| 2.3 1994年人民币有管理浮动汇率演变为钉住汇率的原因分析 |
| 2.3.1 经常项目下强制性结售汇制度与资本项目下用汇的严格管制制度 |
| 2.3.2 交易主体、外汇银行持汇规模和汇率波幅三重约束 |
| 2.3.3 中央银行频繁地入市干预以稳定名义汇率 |
| 2.3.4 大规模利用外资 |
| 2.3.5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 |
| 2.3.6 人民币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属于"弱币"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人民币汇率改革配套政策的财政成本测度 |
| 3.1 利用外资过程中的出口退税 |
| 3.1.1 出口退税制度的理论依据 |
| 3.1.2 我国出口退税制度发展概览 |
| 3.1.3 出口退税率与汇率变动的替代关系 |
| 3.1.4 我国出口退税规模估算 |
| 3.2 利用外资过程中的税收减免估算 |
| 3.2.1 税收减免的理论依据 |
| 3.2.2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商直接投资减免税收的发展变化 |
| 3.2.3 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减免税收规模估算 |
| 3.3 央行发行票据对冲外汇占款增加的费用估算 |
| 3.3.1 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依据 |
| 3.3.2 外汇市场干预方式 |
| 3.3.3 我国央行发行央票对冲外汇占款增加的成本估算 |
| 3.4 巨额外汇储备的利息损失估算 |
| 3.4.1 持有外汇储备的成本概述 |
| 3.4.2 持有外汇储备的利息损失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人民币汇率改革配套政策与二元经济结构关系分析 |
| 4.1 二元经济成因概述 |
| 4.2 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测度 |
| 4.2.1 二元部门经济结构强度的测度 |
| 4.2.2 二元区域经济结构强度的测度方法 |
| 4.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化 |
| 4.3.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二元部门结构的演化 |
| 4.3.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二元区域经济结构的演化 |
| 4.4 FDI影响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分析 |
| 4.4.1 FDI对二元部门结构的影响 |
| 4.4.2 FDI对二元地区发展差距的影响 |
| 4.5 人民币汇率改革配套制度与二元经济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 |
| 4.5.1 人民币汇率与FDI的关系分析 |
| 4.5.2 FDI影响二元部门经济结构的实证分析 |
| 4.5.3 FDI影响我国二元地区经济差异的实证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巨额外汇储备的形成及其潜在损失 |
| 5.1 巨额外汇储备形成的表层原因 |
| 5.1.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汇储备的变化特征 |
| 5.1.2 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加的表层原因 |
| 5.2 巨额外汇储备形成的深层原因 |
| 5.3 人民币实际汇率与外汇储备规模的实证分析 |
| 5.3.1 外汇储备规模实证研究的主要方法 |
| 5.3.2 外汇储备数量变动的理论分析—基于供给角度 |
| 5.3.3 外汇储备形成的实证分析—基于供给角度 |
| 5.4 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潜在损失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人民币汇率改革配套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
| 6.1 内外均衡冲突的理论基础 |
| 6.1.1 1994-1996年,较高的通货膨胀和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之间的冲突 |
| 6.1.2 1997-2002年的货币政策困境 |
| 6.1.3 2003-2007年的货币政策困境 |
| 6.1.4 利率政策调整的困境 |
| 6.2 中央银行冲销干预的可持续性分析 |
| 6.2.1 中央银行干预的有效性 |
| 6.2.2 我国中央银行入市干预的两大政策性原因 |
| 6.2.3 我国中央银行干预的可持续性分析 |
| 6.3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检验 |
| 6.3.1 外汇储备对我国通货膨胀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2 货币供应量对产出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完善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配套政策 |
| 7.1 完善外汇市场 |
| 7.1.1 壮大外汇市场主体 |
| 7.1.2 发展人民币衍生产品市场 |
| 7.1.3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
| 7.1.4 适度发展做市商制度 |
| 7.2 实施积极的人民币汇率政策 |
| 7.2.1 采用多层次政策组合 |
| 7.2.2 汇率调整双管齐下 |
| 7.2.3 创新外汇储备管理 |
| 7.2.4. 改进外汇管理体制 |
| 7.3 加快人民币的区域化步伐 |
| 7.4 完善利用外资政策 |
| 7.4.1 逐步取消超国民待遇 |
| 7.4.2 实行以产业为导向的外资政策 |
| 7.5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
| 7.5.1 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 |
| 7.5.2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消费意愿 |
| 7.5.3 以政府投资引导民间投资,促进投资需求 |
| 7.5.4 改变贸易发展模式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全文总结 |
| 8.2 创新点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2002年股市投资方略（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泰君安证券公司客户关系管理研究[D]. 刘涵.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2]人工智能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正负效应研究[D]. 李心韵. 北京邮电大学, 2020(05)
- [3]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D]. 董少明.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 [4]真正的大牛市会在2020年下半年启动？[J]. 李国旺. 国际融资, 2020(02)
- [5]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权力结构视角[D]. 王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 [6]论技术与资本互动的历史与逻辑[D]. 盛春辉. 东北大学, 2013(07)
- [7]跨国公司跨境并购法律问题研究[D]. 王仁荣. 复旦大学, 2012(02)
- [8]中东金融体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D]. 姜英梅.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
- [9]论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在中国的法律困境及其解决 ——兼论对美国相关法制的借鉴[D]. 王立东. 吉林大学, 2010(05)
- [10]人民币汇率改革配套政策调整研究[D]. 颜伟. 中南大学, 2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