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论之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之谜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是哲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产生、形成、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因此，掌握和应用实事求是哲学来认识和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重要意义。
一、130年才认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
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存在商品市场经济，到1979年邓小平同志发表谈话，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相距131年， 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以来，经历了一百多年才认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确实是一个“谜”，怎样揭开这个“谜”？这有多方面原因。
一是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思想不解放。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没有讲过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在未来社会里，“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这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国家同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所作的预测，但是，后来的实践，却是在资本主义比较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首先一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作教条式的、机械的理解，思想凝固化和僵化，本来在这些国家，理应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却是害怕商品生产，采取各种办法限制、禁止以至“消除”商品经济，谁要是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便认为是离经叛道。对这个问题。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虽然作了部分解决，但都没有前进到市场经济的高度上来，因而循循相因，沿袭了一个多世纪。
二是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而且加以恶性发展，使之成为“顽疾”，由于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刻印在几代人的脑海之中，成为一种“可怕”的习惯势力，加以有些教条主义者和极“左”思潮，把马克思主义极端化、绝对化，更加使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的禁区，例如博古，延安整风时期，他在检讨中反省自己曾经提出和宣传：“凡是马恩列斯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照办。”这是最早的“两个凡是”。象金箍咒一样束缚人们的思想。
三是理论的误区。从对待马恩列斯“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出发阐述的理论，必然会陷入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资本主义的误区，难以自拨。
四是缺乏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即使有了一些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未能作出正确的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完全没有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只能对社会主义作一些预测，很难要求预测都准确，列宁只有七年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其中一半时间处在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激烈战争之中，列宁已经初步认识社会主义不能消除商品，必须重视商业、流通、市场和商品生产。斯大林和毛泽东有二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但未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予以总结，更加偏到片面地发展计划经济，仍然停留于生活资料是商品和承认价值规律在流通中的作用，也未能到达市场经济的地步。
以上是在100多年中未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谜底”。 这个“谜底”找到了，就会或迟或早地予以揭开的。
二、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哲学的功能
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要求，必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人不能解决，后人是会解决的。为什么到了邓小平同志才能总结和概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同志是怎样应用实事求是哲学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呢？
——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哲学为指导，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是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根本前提。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解放思想，消除僵化。他认为无论做什么工作，首先要解放思想，才能“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他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以下凡引自《邓小平文选》的，只注明卷数、页数）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得到发展，否则，这都不可能。他高瞻远瞩，智慧深窨，回顾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以马克思主义的极大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敢于说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未曾讲过的话，干前人未干过的事业，创造性地提出和概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解决了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创新意义，也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成果。
——注重实践，尤其是强调实事求是哲学中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功能，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排除思想障碍，开辟道路。在实事求是哲学中，包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能搞“两个凡是”之时，立即出现轩然大波”，甚至有的人认为这是“砍旗”、“掉刀子”，“犯了弥天大罪”。邓小平同志很重视正在进行针对“两个凡是”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他领导、支持这场讨论，而且作了高度评价。他多次说过真理标准讨论越来越显示它的重要作用。的确“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它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解决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主要表现：一是克服以“两个凡是”为特征的新教条主义，或叫现代教条主义，清除现代迷信和个人崇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发扬，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和理论工作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是重申、恢复和发展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使之成为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和群众手上的思想武器。邓小平同志指出，实践不仅是检验理论的真理性唯一标准，而且“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第3卷，第28 页）三是在正确思想路线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使被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还历史本来面目。包括众多的方针政策、理论，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等等。四是只有以实事求是哲学为指导，才能正确地再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怎样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问题，促进了思想的升华、认识的飞跃；对于清除“四人帮”从极“左”方面强加给社会主义被歪曲的形象，例如“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绝对平均的社会主义、否定商品、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的空想社会主义等。也都是离不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哲学的指导的。
——新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科学总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的物质基础和哲学基础。邓小平同志不仅有民主革命的实践，而且有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他作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时期，更是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之中，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且要把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摆在战略位置。邓小平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没有或只有短时间社会主义实践不同，他有四十多年正反两方面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取得了很大成绩，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甚至曾经一度处在“崩溃边沿”的危险境地，他有亲身经历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感受和切肤之痛，能够应用实事求是哲学进行科学总结。邓小平同志最重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但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呢？他根据实践的证明指出：“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第3卷，第148页）他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认为经过一系列体制改革，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路子才是正确的。由此，他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如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第3卷，第148—150页）
——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本国的经验教训，又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概括起来的。搞了80多年社会主义的苏联为什么一旦解体，引起东欧剧变，原因有多方面，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不进行改革，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改善，是主要原因之一。自从凯恩斯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罗斯福实行“新政”以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把计划经济引进到资本主义经济中来，出现了德国、美国、英国、日本等不同计划模式，打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水火不相容的界限，在不同程度上发挥各自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更不能捆住自己手脚，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结合起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服务。
三、又要14年的原因何在？还是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辟道路
根据《邓小平文选》第2卷和第3卷的记载，邓小平同志共有10次讲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次是1979年11月26日， 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任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谈话，明确的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第2 卷，第231页）。第10次是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的南方谈话， 对中国搞市场经济作了总的概括。党的十四大是1992年10月12日召开，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体制写入十四大报告、十四大决议和党章总纲之中，为全党所接受，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以党中央决定的形式具体规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针、政策、措施，作为党中央的文件确定下来。这就是说，从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党中央作出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后共有14年，为什么花费这么长一段时间呢？
首先，消除对市场经济的传统偏见和误导有一个过程。前面说过，在国内和国际的很长时间中都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划等号，计划经济则划入社会主义范畴，学术研究、理论宣传和政策措施都进行了误导，形成一种僵化的心理状态，实行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需要有个时间进行多方面的深入细致的工作。建国以来，有“左”的影响，也有右的影响，无论是右还是“左”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第3卷，第375页），包括对市场经济“左”的偏见。“建国后，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第3卷，第249页）“‘左’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势力”，“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第3卷，第228页）需要花大气力，认真对待才行，但往往对右严对‘左’宽，不仅对‘左’的思想理论没有认真清理、批评，在组织上更加没有真正解决。这就更加拖延下来。
其次，要通过较长时间反复实践的检验，排除障碍，才能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基础。实践的检验，不是一次性就完成，需要多次进行，才能找到反复出现带有必然性的客观规律，更好地清除对市场经济怀疑、否定的思想障碍，使之顺畅发展。在这段时间对促使广大干部群众容易接受市场经济理论的有三次重要实践：头一次是废除人民公社，把“三级所有认为基础”，改变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个重大改革和新的实践，它的实质是把人民公社基本上实行自给性生产的产品经济，改变为将整个农村推向市场，进行商品生产（小商品生产），发展商品经济，逐步地由小到大，经过较长的过程形成大市场经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我国多层次生产力，特别是农村基本上以手工工具为主、以畜力为主要动力的生产力状态相适应；使各家各户成为生产的主体，经营的好坏同全家有直接利害关系，充分调动家庭成员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获得大发展，各个方面取得优良成绩。实践证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正确的、成功的。
还有一个新的实践是成立经济特区，中央只给方针政策，灵活措施，要它们“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就是说从一开始就把经济特区放到市场经济的大海，让它们在市场风浪的磨炼中求生存、谋发展。经济特区一旦生，就确定以引进外资和外销为主，建立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同国际经济接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可以说，经济特区是在市场经济中成长和发展进来的。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辉煌的战果。1987年，邓小平同志就说：“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第3卷，第239页）
又有一个新的实践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它们的资金、原材料靠自筹和通过市场来解决，产品由市场推销，国家不拨款，也不包购包销。它们有问题只能找市场，不能找市长。经过几年发展，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它们的优异成绩，促使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打开眼界，亲眼看见乡镇企业走市场经济的路子行得通、成效很大，是应该加快发展市场经济的。
再次，要用实事求是思想有针对性地做耐心说服工作，提高对市场经济重要性的认识，才能逐渐地为大多数所接受。邓小平同志不采用行政手段强制施行，也不运用搞运动的办法，而是针对各种偏见，循循善诱，不厌其烦地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好处，消除误解，正确引导。现就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10次谈话作些阐释，可以看清来龙去脉及其发展过程。
第一次是1979年11月，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重大的突破和新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但国内各大报只登了200字左右的消息，市场经济只字未提。 可见思想差距之大。
第二次是1980年1 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业化和协作，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第2卷，第246—247页）1980年2月，人民出版社按照原话出版《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单行本。但是， 1983年7月把此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版出版，把“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修改为“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是不同的两个涵义：前者把计划和市场摆在同样重要地位，互相结合；后者改变为只承认计划经济，不承认市场经济，仅仅是起辅助作用的市场调节。可见，邓小平同志的市场经济理论，也受到干扰。1994年10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版出版，又恢复原文。
第三次是1982年10月14日，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的谈话，指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第3卷，第17 页）他用好和糟的提法以引起对市场经济的重视。
第四次是1984年10月22日，《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就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他作了充分肯定，特别强调实践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指出，这个文件好在有些我们老祖宗对社会主义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是‘异端’。我们要用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第3卷第91 页）这个文件有新的突破，但还未上升到市场经济上来。它认为“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市场调节只起辅助的作用。也就是说，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因此，邓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我们老同志有这个任务。”其实，不仅是老同志，全党都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搞好经济体制改革。
第五次是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的谈话，针对那些认为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公有制存在根本矛盾，不能相容的观点，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可以“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消除怀疑和否定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思想障碍。
第六次是1987年2月6日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谈话，批评那些“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排除又一个思想障碍，他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不属于所有制问题，而是中性的概念，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又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不存在姓“资”姓“社”的区别，它的性质依具体条件而定。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宣布取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提法和措施，因为“计划经济为主”就是把计划经济放在主体地位，其他都是从属，仍然脱离不了计划经济的笼子。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搞计划经济是从苏联学来的，其实日本和美国的经济也有计划。他说：“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第3卷第203页）这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成果，排除了长期困扰实行市场经济的被看作不能逾越的障碍，推动了市场经济前进一大步。
第七次是1989年6月9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谈话》，自从发生政治风波后，社会上刮起一股否定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风，邓小平同志及时地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在具体做法上可以灵活一些，“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第3卷，第306—307）
第八次是1990年12月24日，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他指出“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要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提高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消除怀疑。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计划和市场都得要。”（第3卷， 第364页）
第九次是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在上海视察过程中同上海市场负责同志的谈话，又一次说明计划和市场“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3卷第367页）手段是没有阶级性的，各个阶级都可以用，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应该解放思想，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十次是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南方谈话”，对市场经济和有关问题作了总的概括和肯定，也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纲要，有着极其深远意义的。
邓小平同志应用实事求是哲学，经过十多年来持续不断地宣传和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克服种种思想障碍，解决了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问题，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问题，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的结合问题，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问题，方法、手段与姓“资”姓“社”无关问题等等，对这一系列问题作了新的突破，终于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全党所赞成，写到党中央的报告和文件之中，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指导，制定贯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针、政策、步骤和可操作性措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体化和规范化，变为实际行动，以取得丰硕成果。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计划经济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市场经济地位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