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访著名世界经济问题专家李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经济问题论文,当代论文,著名论文,专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对当代资本主义认识的展开，一些疑点、难点问题逐渐凸显。进一步探讨和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引向深入。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琮研究员。
记者：李老师，目前学者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分歧较大。先请您谈谈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李琮：列宁曾认为，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又有了新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早在30多年前，我国、前苏联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多数人认为，资本主义已从一般垄断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比一般垄断，代表更高程度的生产社会化，并且出现了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所没有的重要特征，即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相结合，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干预和调控。我个人也是赞成这种观点的。
记者：您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是否已被一个更高的阶段代替了？
李琮：对这一新阶段的起点，有些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30年代大危机时期，以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发表为标志，资本主义即已进入这个新阶段；也有人认为，30年代大危机及其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特殊时期。资产阶级国家为了应付当时的紧急情势，求得生存，不得不直接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只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新的科技革命，生产力水平有了新飞跃，生产社会化达到更高的程度，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成了常态，成为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内部因素，只有这时，才算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新阶段。
如果从二次大战结束后算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有半个多世纪。在这期间，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宏观调控，从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手段，方式，重点和具体目标等，都在不断变化。西方资产阶级从这一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我认为，直到现在，这个阶段仍在继续，并没有终结，没有被一个更新的阶段所代替。
记者：有位著名的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是社会资本主义，您有何评论？
李琮：早在20多年前，我国就有学者提出，当今的资本主义已经是社会资本主义。其理论根据，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股份制时，曾指出股份资本已不是私人资本，而是社会资本（见《资本论》第三卷，第27章）。从那以后，股份制形式的社会资本规模不断扩大，后来的一般垄断资本乃至当代的国家垄断资本，都是社会资本，而且是社会化程度更高，规模更大的社会资本。但如果据此而把当代资本主义说成是社会资本主义，则显得过于一般化，我们从中看不出资本主义发生了怎样的阶段性变化。
记者：还有专家提出，当代资本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跨国垄断资本主义。您对此怎样看？
李琮：提出目前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跨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其主要根据是近20年来跨国公司大发展，垄断性跨国公司实力大大加强，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空前提高。
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似乎是自然的，合乎逻辑的。但问题在于，目前是否已经完成了这一转变？
当前，以巨型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确实在迅速发展壮大，其活动是国际性的，或全球性的。但它们仍然是隶属于某个国家的。它们不能没有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也不能不受国家的管理和制约。跨国公司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国家。西方有人断言，这些跨国公司是全球公司，它们“没有国籍”，不属于任何国家，这种看法，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西方还有一种相当普遍的说法，认为国家的作用越来越削弱，而跨国企业则日益强大；将来有可能取代或超越国家。这种说法也是言过其实。国家和跨国公司二者是不同的两件事：前者是政治组织，后者是经济单元；前者是“社会的正式代表”（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后者是企业所有者利益的代表；前者是宏观活动的主体，后者是微观活动主体，等等。后者无论如何发展，也代替不了前者。
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转变，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大趋势，但如果说现在已经到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恐怕为时尚早。
记者：李老师，目前国内学者一般从生产力、科学技术、产业结构、所有制关系、劳资关系、上层建筑、文化统治、世界体系等方面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不知道西方学者是怎么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的？
李琮：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从来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都是反应敏锐的。但他们惯于从技术上或表面现象上看资本主义的变化，回避生产关系，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实质。
当前的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为西方学者所重视，他们以此为依据，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提出了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观点。如美国著名学者金里奇撰文说，“超资本主义时代”即将来临。他抓住美国在线公司与时代华纳公司（信息技术公司和传媒公司）的“超强合并”的事实，认为建立在生产商品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已让位于建立在人类文化商品化基础上的“超资本主义”。美国的米恩斯和施奈德二人也认为，当今资本主义已是超资本主义。但他们的着眼点，与金里奇全然不同，他们的根据是由于因特网的发展，引起了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如恩科学系统公司，把生产全都分包出去，把众多供应商编成一个“供应网”，公司本身摆脱了作为制造商的传统角色，不需拥有巨大的有形资本，但效率高，成本低，收益大，这是一种“非资本化模式”，“这种超资本主义所节省的大部分财富将最终以更好的产品和更高的生活水平的形式转给消费者”。
西方还有人认为，当前的信息革命创造了新经济，也创造了一种“新资本主义”。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曼纽尔·卡斯泰尔认为，“通过因特网，所有人都可能成为资本家”，“一种带有个体色彩的，分散的资本主义正在诞生”。“硅谷的发展模式预示了这种趋势：大部分的报酬是企业的优先股权和股份，雇员更多地感到的是，自己是股东，而不是单纯的领取薪金者”。
此外，还有“全球资本主义”，“股东资本主义”，“网络资本主义”，“涡轮资本主义”，“务实资本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对于这些提法，这里难以详加介绍，更不可能展开分析评论。我只想说，抓住某一现象，即使是重要现象，就认为资本主义已发生实质性变化，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单纯从技术观点看问题，也是不能充分揭示资本主义的实质的，甚至只能对资本主义进行歌颂和美化。但他们作为根据的那些事实，如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网络经济的迅猛发展，企业生产组织的创新，文化的大规模商品化，股份制的新发展等等，都对资本主义产生一定的影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这些影响进行研究，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记者：您的这个评介真让人开眼界。我还想听听您对当代西方股份制的看法，包括它的发展情况、性质和影响。
李琮：近些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股份制有了显著的新发展，值得注意。这有多种表现，一是企业更多地上市，特别是新技术公司，广泛直接从股市吸纳资金，大大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二是西方国家，股东人数大增。如美国目前拥有股票的人数已占美国家庭的一半以上，在瑞典，这一比例更高达80%；德国股票持有量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90年代初的10%上升到1999年的22%，在英国这一比例更高达82%。三是股票市场国际化，全球化。各股票市场上，不仅有本国的投资者，而且有外国的投资者。这些新发展，与西方国家金融体系的完善，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公司的大发展，国有企业民营化，经济全球化等都是有关系的。如上所说，股份制，已不是传统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或者说是社会所有制，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现在西方股份制的新发展，把这种社会所有制形式推向新的高度，这是历史的进步。股份制，在历史上，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过无与伦比的积极作用，现在股份制的新发展，也将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起重要作用。
但伴随着这种新发展及其积极作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人们热衷于股票炒作，进行投机活动，特别是大企业和大股东的活动，使股市价值远远脱离实际经济，形成股市泡沫，这对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无益，而且蕴藏着泡沫破裂的危机；二是尽管股民人数大增，但大量小股东根本不可能参与企业管理，企业仍然控制在少数权势者手中。据哈佛大学的一篇报告说，即便近一半的美国家庭拥有某种形式的普通股票，但37%的股票则由最富有的10%的人持有，这意味着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美国《华盛顿邮报》，2000年7月7日）
尽管这些小股东不能指望手里的那些股票发财致富，尽管他们仍然是受雇用的劳动者，但股票普遍进入家庭，对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思想，甚至政治思潮，都会产生一定影响，这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记者：近年来，欧美国家一些领导人提出并宣传“第三条道路”的主张。他们提出这种主张的背景是什么？这种主张的中心内容和实质是什么？前景如何？请您谈谈。
李琮：虽然有人把“第三条道路”说成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一条道路，但西方国家的“第三条道路”的提倡者当然不是要抛弃和否定资本主义，而是试图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找出一条能适应生产力的新发展和促进社会经济新变化，克服面临的困难的新途径，新的管理模式和新的政策思路。
“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并不是这些领导人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其缘由的。一是苏联解体后，西方在经过庆幸“共产主义失败”的短暂的欣喜之后，发现他们的资本主义也并非那么完美无缺，欧洲的大规模失业和经济疲弱乏力，美国日益扩大的社会贫富鸿沟，都迫使他们思考如何应付之策。自从二次大战后迄今，在西方，“老右翼”和“老左翼”几度轮流执政，但都是老一套路数，选民们已经对他们越来越不感兴趣，丧失信心，人心思变。二是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强，信息技术革命日益高涨，知识经济来临，如何适应这些历史潮流，在剧烈变化的世界中，使国家和社会保持稳定，并加快前进，而不致沉沦，衰落，这是他们面临的严峻挑战。
关于“第三条道路”的中心内容或要点，至今仍没有确切的说法。有人认为，它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平等和效率的问题。如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伊东光昭发表文章说：“从过去100年的发展历程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社会一直在追求效率与平等。当追求效率时，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信赖显得更为迫切，……而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不平等问题。”也有人认为，“第三条道路”强调的是社会和谐和合作。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威廉·哈拉勒教授等人发表文章说：“当今的知识经济使合作成为创造财富的源泉……企业、职工、政府、投资者和消费者之间可行的合作关系指导着自由市场竞争”，第三条道路就是“把市场与合作结合在一起的切实可行道路”。还有人把“第三条道路”归结为一连串的“结合”和“兼顾”。“它既吸取凯恩斯学说，力主政府须扮演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又吸纳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鼓励个人和企业自力更生”，“既要享受自由贸易的好处，又要限制自由移民；既要鼓励生产外移以减低成本，又要顾及失业率；既要提供社会福利维持社会稳定，又要寻求经济活力以求国际竞争性”，如此等等。
至今，对“第三条道路”之说，仍在热烈讨论，有人对之抱有热望，认为“它会给每个人带来更好的生活方式”，也有人认为“第三条道路不是通往天堂之路”。
“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和人们对它的回应，反映了在新的时代，资本主义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他们正在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继续前进的途径。他们的努力有争取民心的功利主义动机，但也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前途的关切。但据我所知，迄今他们提出的仍多是一些美好的愿望和许诺。“第三条道路”的界定仍然不甚明确，概念仍嫌模糊，近来，他们也在思考如何走上“第三条道路”的步骤，如英国首相布莱尔于今年2月20日在法国《回声报》上发表题为《第三条道路》的文章，列举他要首先解决的六个问题，包括“利用新技术创造财富，满足人的需求”，“对教育进行改革”，“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使政府及公共部门投资实现现代化”，“更新民主制度”，“承担国际义务”等。这些都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有什么新招数，会产生什么实效，我们将拭目以待。
记者：现在人们纷纷谈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您认为资本的全球流动会给所到之处带来什么影响？
李琮：经济全球化是由生产力大发展和遍及世界的改革、对外开放浪潮所推动的客观过程，它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这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空前的机遇，有利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新一轮扩张。例如，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有可能更自由地到处流动。仅世界对外直接投资，近10年来就有惊人的增长，从1990年的2043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1万亿美元。西方跨国公司所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到之处，都会促进那里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全球化条件下，不仅商品和资本全球流动加快，而且西方国家还力图通过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政治理念的广泛传播，向全球各地渗透，企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所到之处，为那里带去一些资金和技术的同时，也在那里制造或加剧种种矛盾，如加深群众的贫困，加重对广大劳动者的压迫，加剧不同社会集团，不同民族，种族之间的冲突，扩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等等，从而激起各国人民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和抵制。
记者：您知道，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对此，有两个基本论断：一是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生了变化，二是这个基本矛盾没有根本改变。目前对这两个论断的论证并不很充分。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什么程度、什么性质的变化？最后想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李琮：我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从表现形态上看在不断发生变化，但从实质上说，并没有变。
从形态上，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都在发生某种变化，如生产的社会化，在今天，已达到更高的程度，可以说已是国际化或全球化了。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如前所说，随着股份制的新发展，也朝着集体化，社会化方向演变。但在这种形式上的变化背后，私人占有的实质并没有变。今天，西方世界的主宰者仍是少数垄断资本集团和人数不多的新寡头。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资本主义不断发展，从一个阶段转变到另一阶段的根本动力所在；另一方面，由这一矛盾新演绎出的社会经济失调、动荡和危机也是层出不穷，此起彼伏。例如，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危机就仍然存在。最近美国经济下滑，险象环生，就是新的验证；又如，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和贫困现象也仍然存在。无论是信息技术的普及，或者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行，都没有能消除这一弊端。相反，信息技术革命在西方国家又引发了“数字鸿沟”，加深了社会的不平等。至于垄断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搏斗，西方国家之间层出不穷的磨擦和冲突，就更不必说了。如果没有这一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与此相伴而生的各种冲突和危机也就都不会有了。但这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表现形态随时会发生一定变化，但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它就不会消失，它将伴随资本主义走完其全部生命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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