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教习”还是“洋文正教习”——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考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习论文,北洋论文,水师论文,史实论文,学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严复的生平事迹，近年来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海内外学者皆称他留英回国后，于光绪六年(1880)“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甚且说“实际承担总办（相当于校长）的责任”，（注：迄今为止，有关严复生平的论著皆如是说，兹不一一列举。近期发表的相关文章有皮后锋《严复的教育生涯》，《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此论似欠准确，实为一种以讹传讹的说法。
从目前已刊各种严复本人的论著看，没有任何自称“光绪六年担任（或者‘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的文字。据笔者查找，此说最早出现于1917年池仲祐编撰的《海军大事记》中。编者称：“（光绪）六年庚辰，天津设立水师学堂，以严复为总教习。”（注：池仲祐编《海军大事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以下简称《洋务运动》）(8)，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79页。）严复亲自为该书作序，简述自己早年就读马江之后学堂，旋登建威、扬武轮实习，“最后乃游英之海军大学。返国年廿七、八，合肥李文忠公方治海军，设学于天津之东制造局，不佞于其中主督课者前后凡二十年。庚子排外祸作，清朝群贵以祖宗三百年社稷为孤注。迨城下盟成，水师学堂去不复收，盖至是不佞与海军始告脱离。”（注：严复：《海军大事记弁言》，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2)，第351页。）序文中惟一与职务有关的“主督课者前后凡二十年”句，语意模糊，既未明说自己于该年或以后担任过水师学堂“总教习”一职，也没有否认。严复去世不久，与严复相交“逾四十年，比岁京居，尤密洽”的陈宝琛，应严复家人请求撰写了《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统严君墓志铭》，只含蓄地说“比学成归，文肃（沈葆桢）已薨。李文忠伟其能，辟教授北洋水师学堂”。（注：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5)，第1542、1541页。）言辞之间，仍然没有明确严复是否任过“总教习”。
后来，严复长子严璩编撰的《侯官严先生年谱》又将其父“光绪六年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的说法进一步细化：“庚辰(1880)，府君二十八岁。直督李文忠公经营北洋海军，特调府君至津，以为水师学堂总教习，盖即今教务长也。”（注：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5)，第1547页。）这可能就是后人“实际承担总办（相当于校长）的责任”说法的渊源。此后，《清史稿·严复传》、王蘧常撰《严几道年谱》及其他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严璩的说法。（注：《清史稿》卷486，中华书局，1977年；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页；另见《严复集》(5)，第1543页。《严几道年谱》在“六年，总教习北洋水师学堂”条下注明：“据陈《墓志》及严璩”，甚为严谨；《清史稿·严复传》称：“学成归，北洋大臣李鸿章方大治海军，以复总学堂”等句，则将严璩与陈宝琛的说法合而为一，略去了中间十余年。）
笔者以为，严复光绪六年北上，在北洋水师学堂所任职务实际是“洋文正教习”，而非“总教习”；升任总教习的时间是光绪十五年(1889)秋后；至于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中称己丑(1889)“直督李公派为会办水师学堂”之说亦不甚准确。由于北洋水师学堂的档案毁于庚子战火，有关严复任职的直接材料已无法查证。为此，笔者将结合上海图书馆所藏李鸿章档案中的相关史料，对严复留学英国、就职北洋等若干史实予以进一步的分析。
一
实际上，严复在光绪六年任职于北洋之前，在光绪二年夏已有一段北上天津任职的经历，对此，迄今未见任何研究者提及，即使严璩的《侯官严先生年谱》亦未载此事。
原来，福建船政学堂开办后颇有成效，始终关注此事的李鸿章早已知晓包括严复在内的数位优秀学生，并有选用的意向。光绪二年(1876)春，他在复福建船政局提调吴薇隐（即吴仲翔，字薇隐）的信中说：“承开示一等驾驶学生履历，藏之夹袋，以备他日驱使。年内英国订造炮船到日，当缄商丁、吴二帅，酌派前来，藉资练习。严宗光《东洋日记》具有内心，诗笔亦颇不俗，洋学谅已精通。欧洲将弁蘼不文武兼资，不似中土武夫，多无文义之诮。望寄语诸生勉为之。”（注：《复吴薇隐观察》，光绪二年四月十四日，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光绪乙巳金陵刊本，卷16。）案：严复，初名宗光。同年夏，严复随舰北行。经过直接观察，李鸿章认为张成、严复等四人“洋学、船学均有涉历，才器大可造就”，奏请将他们留在北洋工作，并得到批准：“张成、严宗光等四弁……敬已遵谕留津效用，暂给薪资。俟英国炮船到后，再派管带回闽，募水手北来。”（注：《复吴春帆京卿》，光绪二年八月初四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案：吴赞诚，字春帆。）
不料，一个半月后，事情出现戏剧性变化，使严复中止了此次短暂的北洋就职。
早在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船政大臣沈葆桢便与陕甘总督左宗棠、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联名上奏，建议选派福州船政局前、后学堂学生分赴英法学习制造、驾驶，令船政局洋监督法国人日意格拟详细章程。（注：沈葆桢等：《船工将竣谨筹善后事宜折》，同治十二年十月十八日，《船政奏议汇编》，福建船政局光绪十四年刊本，卷9；另见《沈文肃公政书》，光绪六年仲冬吴门节署本，卷4。案：几位大臣联署的奏折在个人文集中文字偶尔略有差异，无特殊情况，本文将不再另注。）经总理衙门议请饬下南、北洋大臣会商熟筹后，得旨批准。旋因日本侵台，“倥偬未及定议”，但先后继任的船政大臣丁日昌、吴赞诚依然关注此事。（注：《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8。）光绪二年，马嘉理案结束后，筹议留洋工作加紧进行。李鸿章就选派船厂学生随公使郭嵩焘赴英“水师学堂及铁甲船学习技艺”事，面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Sir,T.F.Wade)，“该使欣然允诺”。（注：《复吴春帆京卿》，光绪二年八月初四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原定由李凤苞任留学监督，日意格得知后，忿忿不平，“以前、后堂学生向系其一手经理，深知其造诣深浅高下，是以沈帅（沈葆桢——引者注）前三年已议定令其管带分赴英法，学习制造、驾驶。今未便分辨，求仍酌派，与丹崖（李凤苞，字丹崖——引者注）会办”，并向李鸿章“再四面陈”。李检视旧章，确有此说；同时也考虑，“若不令出洋，彼（日意格——引者注）必恋栈于船政，徒糜岁薪，所费未省，而制造学生日就疏旷，亦无由观摩精进，以备将来总监工之用”。（注：《复吴春帆京卿》，光绪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于是命李、日共同拟定留洋章程，几经修改后确定船政学堂首批赴英法留学生共30名（后又增加5名）。
然而，船政学堂在挑选留洋艺童时，发现部分学生成绩不佳，不能选派；还有一些学生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不愿出国，致使“驾驶学生出洋缺额”。不得已，留学监督李凤苞请求“先带原调来津严宗光等二人回闽充数。明春三十八吨炮船二只续到，仍祈酌派驾驶可靠而不愿出洋者，北来补额。”（注：《复吴春帆京卿》，光绪二年九月十四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由此，严复留英在一定程度上是个偶然机遇——“驾驶学生出洋缺额”，只好临时调派已在北洋任职的严复等二人“回闽充数”。
光绪三年(1877)二月十七日，福建船政学堂首批留欧学生乘“济安”号轮船出发，三月二十八日抵达伦敦，部分学生再渡海峡赴法，开始了留学生涯。刘步蟾、林泰曾直接上军舰实习，严复与方伯谦、萨镇冰等人进入格林尼次官学（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
福建船政学堂首批留学生学习期限“以抵英、法都城日起，计满三年为限”（注：见《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附《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8。）（即自光绪三年三月底至六年三月底）。光绪五年(1879)六月，船政大臣吴赞诚“以工次教习需才”，奏调严复提前回国，在福建船政学堂任教习。（注：黎兆棠等：《出洋限满生徒学成并华洋各员襄办肄业事宜出力分别请奖折》，光绪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船政奏议汇编》卷18。）与严复同为驾驶专业、成绩优异的刘步蟾、林泰曾，以及在法国学习制造，学业最为出色，“可与法国水师制造监工并驾齐驱”的魏瀚、陈兆翱，因国内筹建海军，急需人才，亦相继提前回国供职。大部分留学生于光绪六年三月毕业，按时回国。所以，严复是提前回国者之一，并非如有些研究者所说“多学习了半年”。（注：严复提前回国，且日期确凿，本无疑义，少数论著却断言严复推迟半年回国，如皮后锋《严复的教育生涯》（《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或谓光绪六年三月，罗丰禄“才带领严复等已完成学业的留学生回国”。（详见孔祥吉《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上层心态——营务处总办罗丰禄家书解读》，收入孔祥吉《晚清史探微》，巴蜀书社，2001年，第3页》二者均误。）
正因为李鸿章对严复等人印象较好，筹建北洋水师学堂时，经陈宝琛推荐，同意“往调之来津”，（注：光绪六年三月十一日张佩伦在日记中记是晚他与李鸿章晤谈的情况。张问及水师将才情况，李逐一介绍，其中提到严复：“伯潜称严宗光者器识闳通，天资高朗，合肥往调之来津矣。”（《涧于日记》第1册，庚辰三月十一日，丰润涧于草堂张氏石影，民国7年）案：陈宝琛字伯潜；合肥，指李鸿章。）并计划让严夏任教、刘步蟾驾船，惟担心船政大臣黎兆棠（字召民）不肯放人。他在给留学监督李凤苞的信中提到这些情况，也想进一步核实他们的水准；（注：《复李丹崖星使》，光绪六年二月二十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而后又直接致函黎兆棠，请其允准严复来津，并尽快寄一份闽厂练船及驾驶学堂的章程，以便参酌举办。（注：《复黎召民京卿》，光绪六年三月二十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这便是严复第二次来津任职的缘由。
显然，黎兆棠答应了。光绪六年七月，李鸿章致函黎氏表示感谢。信中称：“严宗光顷已至津，蒙预支薪水三月，并给洽装路费，谢谢！此间起造学堂日久，尚未就绪，赖春帆（吴赞诚——引者注）驻局督办，明春当可竣工。严生已饬赴局差委，其薪资即从十月接支也。”（注：《复黎召民京卿》，光绪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旧时文人十分注重尊卑礼仪，李鸿章也不例外，他称严复为“严生”，“饬赴局差委”，显然视为初出茅庐者。黎兆棠既然答应让严复到北洋任职，那么，应李所请，抄录一份福建船政局练船及后学堂章程带去或寄去，以作参考，当不成问题；何况这份章程的主要拟订者实际是吴仲翔；而天津水师学堂章程的主要拟订者是吴赞诚（详后）。所以，尽管李鸿章欣赏严复，但要把草创时期头绪繁杂的学堂建设、管理工作全权托付给一个尚无行政经验、刚留洋回国的年轻人，这一点恐有疑问（从信中看，李当时所依赖的是吴赞诚）。
严复抵达天津后在北洋水师学堂所任职务及升迁情况迄今未能见到官方记载，但笔者从李鸿章为学堂教习和办事人员请奖的奏折中见到了对各员职务的明确表述。
洋务兴办之初，世人侧目，应者寥寥，朝廷制定了一系列优厚的奖励制度，以鼓励参与者、吸引后来者，每三年可以保奖便是其中之一。光绪七年(1881)七月，北洋水师学堂落成，始添招学生入堂肄业。“其时北方风气未开，学生入堂之初，非惟于西语西学咸所未闻，即中国文字亦仅粗通”。经教习认真课导，学生努力学习，三年后，方“成效初收”，驾驶头班的三十名学生“均已毕业，堪上练船”。为鼓励师生员工，“激劝来兹，庶几人材可期辈出”，十年(1884)十一月初五日李鸿章上《水师学堂著有成效请援案奖励折》，奏请奖励学堂的教习、员弁、学生；折末有请奖各员的名单，详细开列职衔、履历、具体工作和请奖理由。其中，严复名列所有请奖人员之首。折中说：“参将衔留闽尽先补用都司严宗光，由闽厂出洋肄业，学成回华，派充该堂洋文正教习，参酌闽厂及英国格林书院课程，教导诸生，造诣精进，洵属异常出力，拟请以游击补用，并赏加副将衔。”（注：李鸿章：“水师学堂著有成效请援案奖励由”，光绪十年十一月初五日，军机处录副档，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曾收入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52，改称《水师学堂请奖折》，笔者将二者互校，完全一致，但吴编《奏稿》中该折折末没有原来所附的请奖各员详细名单。因吴汝纶所编《李文忠公全集》是目前检索李鸿章文集最方便的史料，除请奖名单外，引用仍以此为主，以便利读者查找核对。）由此可知，严复到北洋水师学堂以及其后数年中，所任职务是“洋文正教习”。
清朝对所有领取国家俸禄的官吏以及得到朝廷批准的捐纳官员有相当严格的管理制度，一般情况下，李鸿章绝不会在请奖折中把严复的职衔写错，如果写错，事后必须向朝廷有关部门申明并提出更正。（注：按照清代制度，地方大吏除了对刚到任的下属官员一年后“应出具考语”外，每届年终，还必须对属下的司、道、府、提、镇官员进行密考，向皇帝提交考查报告。如李鸿章每年年终都有一件《司、道、府、提、镇密考折》，正折是套话，折后附单为每位属下的具体考语，包括品德、工作能力、性格、为人等等。因事关重大，当不会假手幕僚书吏，估计也不保留底稿。此外，各级官员升迁、奖励时，均需详细开列该员的现有坐衔、所保原由、原系保举还是捐纳等情况，有时还要叙述其历任职衔和升迁、捐纳的确切时间地点。吏部（文职）、兵部（武职）等主管部门则根据以往的档案详细审核请奖者及所请奖项是否恰当，发现任何人名、职衔或升迁、保奖缘由、日期等方面的疑点，都会具体指出并发回原处，要求复查。有时所保之事已过数年，一旦发现疑问，朝廷依然会追查。如果地方大员与被保举者共同作弊，一旦查实，处罚极其严厉。收到主管部门此类文件后，地方大吏必须重新调查核实，再次上报，或者奏保之后，自行发现开列有误而主动请求更正。）现存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档中的《水师学堂著有成效请援案奖励折》折末还有“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八日军机大臣奉旨：‘严宗光等均著照所请奖励。该衙门知道，单并发。钦此’”的批语，这既表明此奖励已经得到皇帝批准，也说明李鸿章开列的严复职衔经各相关部门审核后认为无误。迄今为止，现存各类李鸿章文献中也未见到他请求更正失误的奏折文书，应该说奖励折中严复任职“洋文正教习”的说法是准确的。
严复会不会兼任总教习呢？据《水师学堂著有成效请援案奖励折》，除严复外，“五品军功曹廉正、王凤喈，六品军功陈燕年等三员，派充洋文教习，帮同课导，始终不懈……副将衔补用游击卞长胜，派充洋枪教习，操练认真，俾诸生咸谙泰西阵法，洵属异常出力……附贡生董元度开办学堂，诸资襄理，旋充汉文教习，课导认真，并译成《西法轮船布阵图说》，洵属异常出力……内阁中书郑筹、举人顾敦彝、廪生陈、增生林学、陈锡瓒等五员名，派充汉文教习，训课极为出力”。此外尚有司事、官医等学堂工作人员。（注：李鸿章：“水师学堂著有成效请援案奖励折”，光绪十年十一月初五日，军机处录副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由此可知，折中所列各人的职衔、工作非常详细，连译成一书都具体指出，甚且仅抽象表明“训课极为出力”，若兼任总教习，当不会忽略。而且连司事、官医都有功劳，向朝廷请奖，惟独不提总教习，似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值得注意的是，福建船政学堂早期只有几位专职教师，并没有总教习（详后）；光绪十三年(1887)六月张之洞创办的广东水陆师学堂也仅有各科专业教师而无总教习。（注：参见张之洞《创办水陆师学堂折》（光绪十三年六月十四日）、《办理水陆师学堂情形折》（光绪十五年十月十八日），收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卷21，奏议21；卷28，奏议28。）根据这些情况推测，北洋水师学堂“创办伊始，师徒均少”，（注：《复黎召民京卿》，光绪六年三月二十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另外，《万国公报》（光绪七年正月）刊有《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其第一条规定：报名后，由天津道和海关道初试，“先取百名左右，送赴水师学堂面复……挑选六十名。”实际上，“开馆一年有奇，学生造诣渐有端倪。惟额数未满……终少出色之材。”光绪八年九月，直隶总督李鸿章再发布告示，将学生膳银由每月一两增加到四两，并提高其他待遇，以吸引报考者。（见张焘《津门杂记》卷中，《洋务运动》[8]，第360-362页）可知最初报名者连六十人都不到，而且缺口可能较大。）可能还没有设总教习，该职务是规模扩展后才有的。因此，学堂初设时严复不可能担任一个尚不存在的职务。
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的任职情况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印证。光绪十年八月十九日，始终赏识严复的郭嵩焘从姚岳望（字彦嘉，为郭在伦敦任公使时的部下）处得知，“罗稷臣充天津水师总教习，严又陵充天津水师营务。”（注：《郭嵩焘日记》(4)，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01页。案：郭嵩焘日记中多次记有与姚岳望（彦嘉）的面谈及书信往来，可知关系密切。再，罗丰禄与严复是福建船政学堂同学，又同时留洋，详见本文第三部分。）由此可知，自该年夏天起，天津水师学堂的总教习是罗丰禄（字稷臣），而严复的职务是水师营务。
光绪十二年署洋监督师恭萨克向驻英、法公使曾纪泽汇报工作。（注：恭萨克又作“斯恭塞格”。他是法国海军工程师，日意格的朋友，会讲汉语，于1870年前后到中国，任船政局副监督和留学生副监督，三品衔。主管洋务的李鸿章多次为他请奖。1886年初日意格病故后，继任留学生监督。光绪二年《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规定：“（留学英法的）学生，每三个月由华、洋监督会同甄别一次，或公订专门洋师甄别……所有考册，由两监督汇送船政大臣转咨通商大臣备核。”显然，恭萨克任留学生监督时仍执行此项规定，向驻英法公使曾纪泽汇报工作。）他对福建船政局首、二批留洋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及能够胜任的工作皆有评语：“水师管驾学生二十人，以刘步蟾、林泰曾、严宗光、蒋超英为最出色……刘步蟾、林泰曾知水师兵船紧要关键，足与西洋水师管驾相等，均堪重任。不但能管驾大小兵船，更能测绘海图、防守港口、布置水雷。严宗光于管驾官应知学问外，更能探本溯源，以为传授生徒之资，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薛福成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时查阅旧档，见到此折，并在日记中摘录了主要内容。（注：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出版社，1995年，第205页。）恭萨克称严复的职务是“水师学堂教习”，而非“总教习”。身为留洋学生监督，对学生职衔的陈述不会不准确。
所以，光绪六年严复到北洋水师学堂以及其后数年中所担任的真正职务是“洋文正教习”，而非以往所说的“总教习”，这一点大约没有疑问。
二
严璩在《侯官严先生年谱》中提到庚辰(1880)严复为“水师学堂总教习”时，又言“吴观察仲翔为总办”。“是时，府君仅积资保至都司武阶。当日官场习惯，不得不以一道员为一局所之长，而该学堂之组织及教授法，实由府君一人主之。”（注：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5)，第1547页。）言下之意严复的实际职责与权力尚不止总教习，只不过受限于当日官场轻视武职的陋习，屈居于身为道员实无才干的总办吴仲翔之下。此说恐亦不确。首先，严复到北洋水师学堂之初，学堂总办并非吴仲翔，而是吴赞诚；半年后吴赞诚因病南归，才由吴仲翔接任。其次，不管是吴赞诚还是吴仲翔，到北洋前都曾在福建船政局工作，实际上也都曾经是严复的老师。他们的能力如何？是否仅仅因为严复没有道员职衔，就不得不两次屈居于无能之辈下呢？这个说法仍可商榷。
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上谕命船政大臣丁日昌补授福建巡抚，丁再三辞谢，未允。经与两江总督、前船政大臣沈葆桢反复商量后联衔上奏，推荐时任顺天府府尹的吴赞诚或布政使衔直隶津海关道黎兆棠接替船政大臣职。奏折中称：“查吴赞诚深谙算学，曾在直隶督臣李鸿章处管理机器厂数年，功归实用，费不虚糜，李鸿章称以为能。其前署广东惠潮道时，臣日昌正丁忧在籍，深悉其惠政及民、操守不苟。”（注：沈葆桢，丁日昌：《拟保船政替人恭候简派折》，光绪二年正月十九日，《船政奏议汇编》卷13。）后来朝廷确定由吴赞诚接任船政大臣一职。光绪四年五月初，朝廷令吴赞诚兼署福建巡抚，吴上折力辞。谢绝的理由除早年受伤、病痛时发，“赋性鲁钝，只可专心一事”，“难胜署任”外，还着重说明自己略懂西学，更适合船政工作：“臣粗习算学，略通西法，历在天津机器局及闽厂，随事考究，于测量、制造之理稍窥门径，止堪督率工匠，教导生徒。细壤涓流，无非自效，假以岁月，或望有成。”尽管他十分低调，称自己所学只是“细壤涓流，无非自效”，但折中所说的“粗习算学，略通西法……于测量、制造之理稍窥门径”，能够“督率工匠，教导生徒”，当属不虚，且实际上绝不止“粗习”与“稍窥门径”。吴赞诚还说：“船政为海防要图，刻下洋务虽然平静，而外人犹时藉保护商船之案，肆意苛求，屡思启衅。船工万不能停，而经费又万不能裕，惟恃严汰沈滥，并日经营。臣不敢隳弃前功。坚忍撑持，心力具竭。”（注：吴赞诚：《恭谢天恩沥陈感悚下忱并病体未痊难胜署任吁恳收回成命折》，光绪四年五月十一日，《船政奏议汇编》卷15。）这番表白也颇见吴赞诚能够忍辱负重、弃权势而甘效劳于洋务的心迹。
吴仲翔是福建船政局的元老，开办之初由沈葆桢调入，以绅士襄办文案，旋任船政提调。在船政局中，提调的职责仅次于船政大臣，总司局务、调度全厂：辖数十洋员、一百三十余名行政人员、两三千名工人，管理财务、文牍、工程、前后学堂以及水师营，事繁任重（注：参见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7-80页。）；且必须正派端谨、为人表率，“船政衙门聚员绅、将弁、学生、匠徒数百人于咫尺之地，提调一员非老成端谨，不足以资表率而孚众望。”（注：黎兆棠：《派道员吕耀斗充船政提调片》，光绪七年闰七月十一日，《船政奏议汇编》卷19。）正因为吴仲翔“忠诚精核，经理周详”（注：黎兆棠：《假满赴闽恭折到工任事日期折》，光绪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船政奏议汇编》卷18。），“于船政事务措置咸宜”（注：吴赞诚：《病久未痊吁恳展假暂离工次赴苏就医折》，光绪五年五月十六日，《船政奏议汇编》卷16。），任职十余年，先后受到几任浙总督、船政大臣的一致赞誉。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台，沈葆桢奉命渡海赴台，加强防守，“船政工程委内阁中枢衔莆田学训导吴仲翔提调。”沈葆桢认为，“该员素以笃诚刚直为在事员绅所信，可以保无他虞。”调任两江总督时，沈再次举荐说：“吴仲翔工程熟悉，廉正朴诚，任劳任怨，此臣素所信者。”（注：沈葆桢：《派稽查并提调片》（同治十三年四月十九日）、《报起程驰赴江督新任折》（光绪元年九月二十八日）；吴赞诚：《病久未痊吁恳展假暂离工次赴苏就医折》（光绪五年五月十六日），《船政奏议汇编》，卷12、17。）丁日昌继任船政大臣后，也认为“提调吴仲翔一腔血诚，不避嫌怨，前为沈葆桢所倚信，现更为局中必不可少之人。”（注：丁日昌：《莅工任事叩谢天恩折》，光绪元年十月十五日，《船政奏议汇编》卷13。）光绪五年六月，两江总督沈葆桢、福州将军庆春等人联名奏保吴仲翔，称吴“才大心细，识远思精，留心海防，通晓洋务，堪胜海疆繁缺道员之任”，请朝廷“将该员交军机处存记，以备录用”。（注：沈葆桢等：《提调吴仲翔留心海防通晓洋务请交军机处存记片》，光绪五年六月初七日，《船政奏议汇编》卷17。）
正因为二吴都是难得的洋务人才，得到沈葆桢、丁日昌等大员的推崇，所以李鸿章筹备北洋水师学堂时，就请旨“饬派前船政大臣光禄寺卿吴赞诚驻津督办”；吴抵津后，即“勘定学堂地基，遴派局员，绘图估料，克日兴工；一面酌定规条，招考学生入堂肄业。”当吴赞诚因病回南方就医后，李鸿章又奏请“吴仲翔驻局总办”。（注：《奏吴仲翔办理学堂片》（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水师学堂请奖折》（光绪十年十一月初五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0、52。）由于创办初期诸事繁杂，急需干才，在吴仲翔赴部引见、途经天津时，就迫不及待地将他截住，连引见皇帝这样的大事都可推迟。（注：《奏吴仲翔办理学堂片》，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0。）三年后，李鸿章为北洋水师学堂教习、员工请奖时，专片奏云：“吴仲翔才大心细，体用俱备，于西洋水师规制实力讲求，能任劳任怨……该道约束课导，条理精详，现已渐有成效。所定课程规模均臻完善。目今中国自强之计，以整顿兵船为第一要义。该道品学皆优，于船务经营最久，探讨最深，堪以干济时艰。”（注：《奏保吴仲翔片》，光绪十年十一月初五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52。）由此也可窥见吴氏在北洋水师学堂和水师营务中的实际作用。后来，军机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船政大臣裴荫森、两广总督张之洞都曾奏请将吴仲翔调往自己麾下。（注：参见左宗棠《总理船政宜仍用文员并请敕吴仲翔回船政局办事折》，光绪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杨书霖编《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64，上海书店影印本，1986年；裴荫森《请留道员吴仲翔接办船政提调片》，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日，《船政奏议汇编》卷3；张之洞《创办水陆师学堂折》，光绪十三年六月十四日，《张之洞全集》卷21，奏议21，第576页。）这说明吴氏应该不是一个“无能者”。
总之，李鸿章似乎不会费尽口舌去调“庸懦无能”的吴赞诚与吴仲翔来北洋，而后又闲置他们，把创办初期头绪繁杂的学堂建设、管理、教学等工作全权托付给一个尚无行政经验的留洋归国的年轻人。从另一方面说，十余年前，吴赞诚已通晓西学，理事井井有条；吴仲翔任福州船政提调时，“一切章程多资擗画”，“船政始规皆其创办”，（注：沈葆桢等：《提调吴仲翔留心海防通晓洋务请交军机处存记片》，光绪五年六月初七日，《船政奏议汇编》卷17。）来到北洋后，不至于退化到一无所能，百事不问，而让严复独自操作水师学堂的组织及教授法。显然，严璩的上述论断不免有高抬其尊人而贬低他人之嫌。
严复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的确切时间是光绪十五年秋天，而这正是他本人所说。
严复留学英国时深得驻英法公使郭嵩焘的赞赏；回国后，双方亦多年保持信函往来。（注：湖南人民出版社校点的4卷本《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年）中记载颇多，不一一列举。）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初九郭嵩焘收到严复的信，得知“严又陵现充天津水师学堂事宜总教习，保举知府；罗稷臣充总办水师营务处行辕翻译官，以道员归直隶候补”。尽管郭嵩焘此前已从吴维允处大略知道此事，但接信后仍十分欣慰，并认为严、罗“阅历学问，两人可以方驾”。（注：《郭嵩焘日记》(4)，第891-892页。案：郭嵩焘该日日记主要记此事。再，《严复集》中未见该信。）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称严复于是年就任“会办”，笔者未见任何相关史料，不知何据。不过，从严复《送陈彤卣归闽》诗“四十不官拥皋比……嵚奇历落不称意”（注：《送陈彤卣归闽》，《严复集》(2)，第361页。案：严复生于咸丰三年(1853)，1892年虚岁四十。故此诗当作于1892年前后。）等句推测，至少在光绪十八年前后，严复仍未被授以实官。
“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或者“天津水师学堂事宜总教习”究竟有多大权力，是否“主政”？笔者虽多方查找，仍未见到该校的详细行政编制、教习人数及其变动情况等资料，不敢妄下断语。如果后建的北洋水师学堂在许多方面的确效法已办有成效的福建船政学堂的话，那么，从保存相对完整的船政学堂资料和后人研究成果看，“总教习”在学堂中主要负责教学，不及其他，甚且同时存在数位总教习。福建船政学堂创办时并无总教习，聘有九名专职洋教师，其余十余名由工厂洋技师兼任，另有几位中文教习，教授经史。（注：林庆元：《船政初期外国教师任职情况表》（表3），《行政人员构成》（表5），见《福建船政局史稿》第71、82-84页。）随着船政学堂的学生陆续毕业及留欧学生相继回国，许多以往用洋员的职位，“今皆以学成艺成之学生、艺徒代之……其时学堂教习亦半用洋员。今则两学堂以四洋员为总教习，其余每班教习均以学成制造、驾驶、管轮之学生充当。”（注：署理船政大臣裴荫森：《遵议复奏核减快船保案文职员数折》，光绪十三年八月念四日，《船政奏议汇编》卷36。）在官本位的社会体制中，总教习，尤其是一所学校同时有数人任总教习时，其地位并不高，与提调“总司局务”、总办“为一局所之长”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即便严复担任总教习后，其实际权力与“总办学堂”仍有很大一段距离。
严复留学以及回国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整个社会依然以科举为正途，留洋为正途土大夫所不齿，中国首任驻外公使、进士出身的郭嵩焘尚被目为“汉奸”，何况在学堂中所学、所教还是蟹行的“洋文”的严复呢？严复深叹“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四十不官拥皋比……嵚奇历落不称意”，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希望换得文职，而不是“参将”、“副将”之类的武职，皆未果；不得已“入赀为同知，洊擢道员”，（注：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5)，第1542页。）且始终讳言所任课程，应为此种社会风气和个人心态的表现。民国初年，世风虽有所变化，但其子不改“父道”，不提乃父当年“洋文正教习”的“职称”，自也有为亲者讳并高抬亲者之处。陈宝琛与严复相交“逾四十年”、且系严复调往北洋任教的举荐人，理应知根知底，其“教授北洋水师学堂”说，当是深谙朝廷规矩、官场惯例，又不得罪亡友及其家人的高明笔法。
三
从目前已知的各种史料（包括严氏论著）看，在中国海军初创、急需舰队军官时，严复是惟一驾驶科班出身、留过洋，却未能上战舰者，他被调往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洋文正教习”的主要原因与严复本身的体质、性格、知识结构等有关，同时也是几任船政大臣、留学监督、驻英法公使郭嵩焘以及李鸿章等人的观察与安排，并非他人排挤，或不被重用。
海军军官的培养必须是书本知识与舰船实践的结合，而且后者更为重要。福建船政学堂初创时当政者虽已有此意识，（注：船政大臣沈葆桢上折建议：“船成之后，以驾驶为急务……出自学堂者……其能否成才必亲试之风涛，乃足以觇其胆智，否即实心讲究。譬之谈兵纸上，临阵不免张皇。”见《第三号轮船下水并续造第四号情形折》，同治九年五月十四日，《船政奏议汇编》卷6。）但舰船、教习条件不足，学驾驶的学生仅有北至天津、牛庄，南抵新加坡、槟榔屿等地的近海实习经历，扣除舰船靠岸时日，“实在洋面七十五日”；而且“去时教习躬督驾驶……归时各童自行轮班驾驶”，每人实际操作时间十分有限。（注：沈葆桢：《续陈轮船工程并练船经历南北洋各情形折》，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船政奏议汇编》卷9。案：该折未说明1872年北行实习在海上的实际航行时间。即便分开计，比照1873年春季“计四个月，除各码头停泊外，实在洋面七十五日”估算，二者相加，不过百余日。此后虽也有舰艇实习，但时间和航程有限，未出船政局附近的海面。（参见裴荫森等奏《购修夹板复设练船折》，光绪十一年六月初六日，《船政奏议汇编》卷27等）再，对照沈葆桢的各奏折，池仲祐《海军大事记》、王蘧常《严几道年谱》、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等文著中有关驾驶学生实习情况的叙述皆有误。因非本文主题，兹不展开。）稍后，《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参照国外经验规定，学驾驶的留学生先在英国学校学习枪炮水雷等课程一年，再陆续选拔优秀者“上大兵船及大铁甲船学习水师各法，约二年”，“其未到班者，仍留大学堂学习”，（注：《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见李鸿章、沈葆桢等合奏《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折末附件，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8。从黎兆棠等《出洋限满生徒学成并华洋各员襄办肄业事宜出力分别请奖折》（光绪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李鸿章等《出洋肄业在事各员请奖折》（光绪七年正月十九日）中所报告的留学生在英法的学习情况，可看出肄业章程中的规定是基本遵照执行的。见《船政奏议汇编》卷18；《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0。）但出海训练时间仍然不足，更无实战经验。致使中法战争中“马江、石浦诸役，死事、获咎各学生，内有叠经英国水师兵船总统书院教习甚为褒奖、出具切考、给凭回工者，乃临事仓惶，不能出奇制胜，固因船小力单，形见势绌，要亦各船士卒疏于训练所致”。这是以血换来的惨烈教训。痛定思痛，船政大臣裴荫森与福州将军穆图善、闽浙总督杨昌濬等联名奏称，“以为诸费可省，练船之费必不能省。创深痛巨之余，惩前毖后，万难再事因循”，建议船政学生出洋留学和国内的教育方式皆须作重大调整：“查船政前届出洋章程，习驾驶者每年在船仅两个月。现拟咨商北洋大臣大学士臣李鸿章，请改为每年在船必扣足六个月，冀增功课”；国内则将平远号夹板船改为练船，令学生“赴船肄业，严定课程，稽核日记。由远及近，东则日本、高丽各洋，南则新加坡、槟榔屿各埠，北则旅顺、大连、海参卫，西则印度洋、红海、地中海。每年春出秋归，冬出夏归……定准三年为期，与学堂轮番更换……果有胆略非常，人才出众，再赴各国兵船，涉历一年半载，便能得其体用”。（注：裴荫森等：《购修夹板复设练船折》，光绪十一年六月初六日，《船政奏议汇编》卷27。案：“英国水师兵船总统书院”，即严复等中国留学生就读的“格林尼次官学”。）三年后，裴荫森再次奏请将靖远号改作练船，“俾驾驶、管轮两项学生得以衽席风涛，以备海军之器”。（注：裴荫森：《调回靖远轮改设练船折》，光绪十四年四月十六日，《船政奏议汇编》卷38。但实际状况并不如人意。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曾亲自校阅南洋水师学堂毕业生的海上演习，发现练船毕业生装配药弹、演试炮准、行船、撞船“手法生疏草率……十分可骇”，“各项功课实际毫无”，“三年之中，并中国所辖海面之琼州、钦州及日本、西贡最近之海洋亦不能到。”（《张之洞全集》卷59，奏议59，第1536页）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未来的中国海军军官如此不堪，直如张之洞所说“不知该学生等所练何事，所毕何业”。二十多年前英国军官寿尔看到的中国海军的弊病（详后），丝毫未因岁月流逝以及中法、中日战争惨败的教训而改正。）后起的南洋水师学堂更是明确规定：“水师则分堂课、船课两限。由英文普通渐进至驾驶、管轮专门，堂课需四、五年，船课又需三、四年，前后八、九年之多，方能毕业。”（注：端方：《南洋水陆学堂情形折》，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六日，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417页。）
比照这些条例，严复一生中仅在船政学堂时有过数十天的近海航行实践；留英两年多，同行的驾驶学生都上“铁甲船实习，历赴地中海、大西洋、美利坚、阿非利加、印度洋等处，学习操防，排布迎御之法”，还随舰参加英军的海外作战，（注：黎兆棠等：《出洋限满生徒学成并华洋各员襄办肄业事宜出力分别请奖折》（光绪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船政奏议汇编》卷18）中有留洋学生某人上某舰的具体奏报，对照留学生名单，惟一没有上舰者是严复。李鸿章等《出洋肄业在事各员请奖折》（光绪七年正月十九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0）亦有类似内容。）严复则始终在抱士穆德和格林尼次官学“考究数理、算学、气化学及格致、驾驶、熔炼、枪炮、营垒”诸学，未曾登舰出海，（注：黎兆棠等：《出洋限满生徒学成并华洋各员襄办肄业事宜出力分别请奖折》，光绪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船政奏议汇编》卷18。）可谓特例。尽管目前难以查到严复在福建船政学堂及英国格林尼次官学的各科成绩单，但从现存中文档案看，不能不实事求是地说，严复在校学习虽“考课屡列优等”，（注：黎兆棠等：《出洋限满生徒学成并华洋各员襄办肄业事宜出力分别请奖折》，光绪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船政奏议汇编》卷18。案：笔者未能查得福建船政学堂及英国格林尼次官学的“优”、“良”、“中”的评分标准，从30余年后国内学校的考试看，“优秀”的标准非常低。当时学部规定百分制，考试分数80分以上为最优等，70分以上优等，60分以上及格。不少学校考虑到实际情况，往往将及格线降至50分，甚至更低，60或65分以上就是上等、甚至优等，50分以上即为中等。宣统二年三月南洋海军学堂毕业考试成绩可为一例：“计平均分数在八成以上者徐祖善等四名，应作为优等；六成五以上者朱宝清等五名，应作为上等；五成以上者谢浩恩等六名，作为中等，均属及格。”（《筹办海军处奏南洋海军学堂学生毕业请奖折》，宣统二年，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423页）1907年严复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时，曾将该校预备班学生考试的及格标准降至40分，仍有38人因不及格被淘汰，招来不少怨怒，并引发学潮。参见《与甥女何纫兰书九》，《严复集》(3)，第833页。）但并不等于最优；其海军专业课中书本知识较好，实际操作能力并不突出，同时代人（包括非常赏识严复的沈葆桢和郭嵩焘）的评说留下了这方面的记载。
同治十一年(1872)夏秋及十二年二月至六月，船政学堂驾驶班学生随洋教员出海训练。船政大臣沈葆桢奏报实习情况后说：“其驾驶胆大心细者，则粤童张成、吕翰为之冠；其精于算法、量天尺之学者，则闽童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为之冠。臣谨拔张成、吕翰管驾闽省原购之海东云、长胜两轮船，使独当一面，以观后效。”（注：沈葆桢：《续陈轮船工程并练船经历南北洋各情形折》，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船政奏议汇编》卷9。）两年后，福建船政局派日意格回国采购挖土机船、新式轮机等件；并挑选前、后学堂“学业最精”的优秀生徒，“乘便偕行，涉历欧洲，开扩耳目，既可印证旧学，又可增长心思。”十分欣赏严复的沈葆桢所选却是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五人。（注：左宗棠、沈葆桢：《报明艺童随日监督出洋片》，光绪元年三月十三日，《船政奏议汇编》卷12。）
光绪元年五月，沈葆桢与陕甘总督左宗棠、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瀚章、福建巡抚王凯泰联名上奏，首次为船政局237名本国人员请奖。（注：此前曾有过两次请奖，因日本侵略台湾等事项而未果。）以当时船厂共有197名管理人员，前、后学堂三届学生合计114名（实际上因二、三届学生入学时间短，所请者皆第一届的两个班，共54名），加上为数不多的“在船的管驾、管轮”，应当说请奖的比例相当高。其中船政学堂的学生有：黄煊、罗丰禄，“通晓英文、算学，训迪有方”，“请以县丞不论双单月，遇缺先前选用，并赏加五品衔”；“魏瀚、陈兆翱、刘步蟾、林泰曾、陈季同五名，在学堂多年，西学最优……应以破格奖叙，以为后来者劝”；林日章等也有程度不等的奖励。（注：沈葆桢、左宗棠等：《船工告成遵将积年出力员绅将弁艺童匠徒择优并案请奖缘由》，光绪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台北中研院编《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海防档》（乙）《福州船厂》(2)，第568页。案：总理衙门审核后，删除了请奖名单中的部分人员，或者调整所请奖项。详见《议复沈葆桢请奖积劳出力文武员弁折》，同书，第596-614页。船政学堂学生数见《海军各学校历届毕业生名册》，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434-436页。）他们都是严复的同届或同班同学。
光绪五年九月，严复已经归国并在福建船政局任教数月，但李鸿章、沈葆桢联衔的《闽省出洋生徒请予蟾联折》中提到“先期学成而归者”并无严复，而是在他之后回国的刘步蟾、林泰曾，（注：李鸿章、沈葆桢：《闽省出洋生徒请予蝉联折》，光绪五年九月二十日，《沈文肃公政书》卷7。）这似乎不是无意中的忽略，“学成而归”四字尤值得玩味。同折中沈葆桢还以个人名义建议，订购的四艘战舰即将抵闽，“拟先尽刘步蟾、林泰曾驾驶，馀亦以闽厂学生之久于练船者充之”。新战舰令闽厂学生而不是科班出身且留洋回来的严复驾驶，对其军事技能显然并未肯定。与此同时，丁日昌建议更换现任水师将领，“另择出洋学生之技优胆壮而又忠爱笃实者为统领”，而“学生之技优者曰张成，曰吕翰，曰刘步蟾，曰林泰曾，曰蒋超英，其造诣皆可观。”（注：《前福建巡抚丁日昌折》，光绪五年九且二十二日，《洋务运动》(2)，第413-414页。同折中，丁亦具体指出刘步蟾等人的不足之处。）光绪六年十二月，船政大臣黎兆棠、福州将军穆图善等联名奏报福建船政学堂首批35名出洋学生在英法学习及上船训练的详细情况，并为他们请奖，折中再次明示：“其先经限满学成回华之魏瀚、陈兆翱、刘步蟾、林泰曾等四名经臣等会折，奏请奖励”；学驾驶的其余十人，“蒋超英所造最深，林颖启、江懋祉、黄建勋亦能专心学习”，只字未提严复。（注：黎兆棠等：《出洋限满生徒学成并华洋各员襄办肄业事宜出力分别请奖折》，光绪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船政奏议汇编》卷18。案：《船政奏议汇编》中该折未收入请奖人员名单，不知所请人数。但从折末所录上谕“蒋超英等均著照所请奖励。该衙门知道。单并发”看，这次所有请奖者均获批准。台北中研院编《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海防档》（乙）《福州船厂》没有此折。）一个月后，李鸿章、黎兆棠等主管大臣为在英法肄业的任事各员请奖，内容与上折大同小异，虽正面表示“各生徒俱已竟功，虽天资不一，造就有深浅之殊，而按章督课，实与诸官学卒业之洋员无所轩轾”，但具体提出的优秀学生是“其制造如魏瀚、陈兆翱、郑清濂、林怡游；开采熔炼如罗臻禄、林庆升；驾驶如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方伯谦、萨镇冰，颇为优异。其余加以陶熔，均可成器。”（注：李鸿章等：《出洋肄业在事各员请奖折》，光绪七年正月十九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0；另见《船政奏议汇编》卷18。）可见，前后十余年，诸位主管大臣对船政学生成绩与能力的判断几乎一致，优秀者名单中都无严复。
不过，第一批海军技术人员终究都是备受珍爱的人才，“虽所造深浅不同，而均不为故步所域，可备朝廷器使，勉效驰驱”。（注：李鸿章、沈葆桢：《闽省出洋生徒请予蝉联折》，光绪五年九月二十日，《沈文肃公政书》卷7。）所以，早在同治十一年，沈葆桢已对船政学堂学生毕业后的工作有原则性的安排：除逐步取代洋员洋匠，制造、驾驶舰船外，“其学生中有学问优长而身体荏弱，不胜入厂上船之任者，应令在学堂接充教习，俾指授后进天文、地舆、算学等书”。（注：沈葆桢等：《船工将竣谨筹善后事宜折》，同治十二年十月十八日，《船政奏议汇编》卷9。）
光绪四年十一月廿九，郭嵩焘在使馆与几位来访者谈及“英、法两国肄业生所成就与其志愿”时，称魏瀚、李守田、吴德章“皆旷时良才”；“制造则杨廉臣、林怡游、郑清濂；数学则陈兆翱；水师良才曰刘步蟾，曰方伯谦，曰萨镇冰，曰何心川”；“林泰曾、林永升、叶祖珪办事精细，而胆略不及刘步蟾等”。萨镇冰“体瘦而精力甚强，心思亦能锐入，能比他人透过一层。”“问：‘严宗光宜何用之？’曰：‘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曰：‘何宜？’曰：‘交涉事务，可以胜任’”。而且严复的识见远远超过陈季同。（注：《郭嵩焘日记》(3)，第716页。案：以今日的眼光看，海军军官与外交官各司其职，难以类比，在一定意义上也无法互换，此语实有那个时代右文轻武的烙印。）实际上，此前数月，郭嵩焘已照会英国外相，请派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在学的五名中国学生登兵轮实习，让严复再留校半年，俾于返国后担任教职。（注：《英国外交档案》，F.O.17/794。转引自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岳麓书社，2000年）第217-218页。案：照会英国外相，理应是外交文件，但目前所见的清廷档案未有记载，郭嵩焘日记、文集中也未提及此事。）不数日，郭嵩焘接到罗丰禄、陈敬如（陈季同，字敬如）分别寄自柏林的信。罗、陈二氏对各位留学生，尤其是严复、刘步蟾、魏瀚、陈兆翱、罗臻禄等人都有好评，分别为办理交涉之才、储用之才、教导之才、绩学之才；可任总教习、水师统领、管理厂局者，等等。（注：《郭嵩焘日记》(3)，第721-722页。）
留学监督除了关心学生的学习情况外，也有实地考察他们的才情资质，以备回国任用的职责。李凤苞在给李鸿章等洋务大员的信中屡屡提及“严宗光堪充教习”。（注：《复黎召民京卿》，光绪六年三月二十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前述恭萨克的工作汇报中，除“何心川因病回华”外，他对福建船政局学管驾的其余11个学生都有评说。其中对刘步蟾、林泰曾等9人完全从海军将领所应掌握的军事理论及专业技术上评定，尤其是刘步蟾、林泰曾，“知水师兵船紧要关键，足与西洋水师管驾相等，均堪重任。不但能管驾大小兵船，更能测绘海图、防守港口、布置水雷”。其余数人也都有“均堪胜管驾官之任”、“堪胜水师管驾之任”的明确表述。对严复的评语虽高，却着重强调其“应知学问”和理论渊源，“以为传授生徒之资，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注：见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第205页。奇怪的是，恭萨克将蒋超英列为“最出色”的四人之一，但在具体评语中，却与相对一般的林颖启等三人归为一列，仅有“堪胜水师管驾之任”一句，不像其他人那样还有能力、性格等方面的具体评语；而方伯谦则只说“可谓水师中聪明谙练之员”。）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避开实践能力的委婉表述。（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办洋务者（包括洋监督）多从正面立论，多说洋务（包括洋务学堂学生）的成功之处，以争取朝廷支持，抵抗来自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或者为自己评功摆好，其良苦用心完全可以理解。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其中难免有溢美之语。而同时期在华洋员的观察、评说则更实际一些。如1876-1878年英国军官寿尔随田凫号军舰到达中国和日本，将他的观感写成《田凫号航行记》。书中除肯定中国短短十余年中已有了“令人惊羡的革命”，取得很大的成绩外，也如实记载了一个内行人观察到的不足之处。（见《洋务运动》[8]）该文中译者坦言，“（文中）显然不适当的，悉予删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删汰”可以理解，却违背了史料的真实原则。即便如此，还能看到“删余”之后的某些评说，其中包括福建船政局学生在校学习及在扬武号练舰上实习的情况：“中国舰船的纪律是松懈到了极点……指挥官缺乏领导的知识和技术。”“海军士官候补生要进行很正规的学习，但是这些年轻绅士实际上是否真正可以成为良好的水手，是另一个问题。我知道他们不喜欢体力劳动，因为怕弄脏了手指……有时候他们奉命爬上桅顶，体态难看得可怜。操演时有一些人守在桅上，但是，他们看来是不快乐的，是不称职的。”“我有一天参观他们的枪炮操练，但是他们似乎把整个事情看成是玩笑。”等等。（《洋务运动》[8]，第375-376页；第389-391页）。苏小东《北洋海军管带群体与甲午海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对北洋海军军官的整体素质、军事技能、体质状况等等有详细分析，此不赘言。）也就是说，严复真正的长处是语言、军事理论、交涉等，而非驾舰出航、纵横大洋。从上述黎兆棠等人奏报的严复在英国所学课程也可看出诸位大臣、留学监督、洋教师们因材施教的某种安排，他们皆认为严复可任教职，而不是率舰征战的海军军官。这样说并不是非议严复，何况担任教习并非鄙薄，在当时右文轻武的社会环境中可能还是一种褒扬。不仅时人评说海军军事技术娴熟，“西学最优”的魏瀚、陈兆翱等人可任总教习和教习，数年后，除严复外，陈兆翱、刘步蟾、林泰曾、陈季同，以及第二、三届留学生黄庭、王回澜、林正峰等人都曾先后担任过教职，甚至毕生任教。（注：见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第82-84、341-343页。）由此，船政大臣吴赞诚因“工次教习需才”，奏调严复提前回国；李鸿章也会在筹办北洋水师学堂时同意严复北上任教。
再者，严复在英国留学时就关心当地的政治制度、社会情况，经常旁听议院辩论，多次与郭嵩焘交谈，“论析中西学问同异，穷日夕弗体”。（注：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5)，第1541页。）他的英语水平也应当较高，否则难以听懂议会中党派色彩浓厚、情绪激动、语速很快的辩论。郭嵩焘的记载证明了这一点。光绪五年元旦，郭嵩焘在使馆设晚宴，宴请罗伯逊、金登干、脱拿等外国友人，同时也请了严复，另有姚彦嘉、李湘甫等六位使馆工作人员作陪。席间，罗伯逊起作颂辞，郭嵩焘亦以数语答之，皆由使馆译员马格里口译。事后，郭嵩焘问严复，马格里译得如何，严复说译语过略，未能达意。而使馆的专职译员凤夔九、张听帆却不能辨别。（注：《郭嵩焘日记》(3)，湖南人民出版社，第747页。）郭嵩焘对此甚为感叹。较强的语言能力，关注政治、社会状况和思想文化，这是他后来能够翻译《天演论》等诸多西方学说，成为对近代中国思想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启蒙思想家的主要原因。
但事物皆有两面性。在短短两年两个月的留学生涯中，或许正因为严复的兴趣、志向更偏重于政治与社会，也在这方面花了很多时间精力，难免就会相应减少对专业的钻研。结合恭萨克的评语，或许，这正是福建船政局首批留英学习驾驶的学生回国后，惟严复没有上战舰而去水师学堂任教，且其所教并非海军军事专业而是“洋文”的主要原因。
许多传记作者认为，光绪五年严复的靠山沈葆桢去世，而李鸿章虽然器重严复的才学，但严复不是李的心腹，所以对他的前程大为不利。这种评论恐怕过于表面化。的确，迄今为止的研究者基本都认定，严复能够以第一名进入船政学堂，与沈葆桢的激励和赏识有关。（注：严复《送沈涛园备兵淮扬》诗中自注：“同治丙寅，侯官文肃公（沈葆桢）开船厂，招子弟肄业，试题‘大孝终身慕父母’，不肖适丁外艰，成论数百言以进，公见之，置冠其曹。”（《严复集》(2)，第364页。案：沈涛园是沈葆桢子）。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统严君墓志铭》、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以及迄今为止的众多研究者都沿袭此说。）如果此说不虚，那么，前述从同治末年到光绪初年沈葆桢数次提到或者保奖的优秀学生名单中均无严复，可知他虽然欣赏严复的入学试卷，但更注重学生在校学习的实际情况。再者，就现存资料而言，数十年中，沈葆桢、郭嵩焘、李鸿章、丁日昌、黎兆棠、李凤苞诸大臣以及洋监督对船政学堂所派留学生的评价基本一致，应当断定整体上是公正的。或许也可作为并非李鸿章偏见或者压抑严复的旁证。
事实上，遍阅李鸿章的奏折、函札、电稿，找不到任何鄙薄、贬低严复之语。他识严复之才，且十分欣赏，待之亦不薄。光绪二年奏留严复在北洋工作，七年筹备水师学堂时，再调严复北行。严复本人对此深有感受，对李鸿章的评价也很高。严复给四弟观澜的信中说：“兄吃烟（鸦片——引者注）事，中堂亦知之，云：‘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中堂真可感也！”同函（或另一函）还有“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语。（注：严复：《与四弟观澜书》，《严复集》(3)，第730页。）虽不能确指“此老”即李鸿章，但也难以否认；多见此老的“好处”应当是在北洋学堂的处境乃至仕途。兄弟间的私函，不必故作虚言；函中之语，读来亦觉句句发自肺腑。从郭嵩焘日记也可看出，严复此一时期寄郭嵩焘的信中通报自己任北洋营务、总教习等，心情和语气总体上是欢快的，郭也为其高兴。陈宝琛所说的“李文忠伟其能”，（注：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5)，第1541页。）应是事实。
李鸿章与严复关系之疏远应在甲午之后，此中缘由亦颇耐人寻味。
甲午战争开始不久，淮军各部一败再败，花费数千万银两建立的北洋海军遭重创，谤言四起，李鸿章首当其冲，北洋中人亦受牵累。严复致陈宝琛的信中，不断流露“仆燕巢幕上，正不知何以自谋，沧海横流一萍梗，只能听其飘荡而已”的情绪。同时，屡屡称道张之洞“能用先机大度之言，日后撑住光复，期之一、二人而已”，“张孝帅有总督两江之命，力完气新，极足有为”；且关心其行止，询问“湖广张帅有何措施，走于此老
之诚，□□无已，故于其行事，尤欲闻之”；还请陈宝琛转达劝张帅“作速筹款，设法购办军火为先”等建议，而张之洞无任何反应。严复便直截了当请求陈宝琛为其引介：“孝帅素为公忠体国之人，想必有一番经纬也。复爱莫能助，执事胡勿为之介耶？”在给四弟观澜的信中则说：“兄在北洋当差，味同嚼蜡。张香帅于兄颇有知己之言，近想舍北就南，冀或乘时建树耳。然须明年方可举动也。此语吾弟心中藏之，不必告人，或致招谣之谤也。”数月后，观澜父子想在北洋谋差，严复力劝其勿来，其理由并非不愿帮忙或没有职务，而是“此间官场，因去年威海一役，人人皆憎嫌海军，至海军闽人，则憎之尤甚……意求谋补，无缝可入……此间事势旦夕变更，李中堂今番出使俄国，年底定必回京，饬回北洋，十有八九。那时，兄是否仍当此差，尚未可定也。”（注：严复：《与陈宝琛书一》、《与陈宝琛书三》、《与陈宝琛书二》，《与四弟观澜书》，《严复集》(3)，第498-499、502、501、731-732页。）但张之洞并不欣赏严复，对其非常冷淡，（注：1915年7月，严复致梁启超的信中说：“兄返国后，与香涛督都首次晤面即遭冷遇。”（马勇整理《严复未刊书信选》，《近代史资料》总第10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0页）严复没有说明“与香涛督都首次晤面”的时间，已刊的张之洞集中也未见相关记载，但从严复与张之洞的生平、经历、任职情况及社会背景分析，应是光绪二十二年。案：“督都”，原文如此。）谋职南洋没有成功。
除此之外，多少还有些人事纠葛，尤其是与他的同乡兼同学罗丰禄得志于北洋有关。
严、罗二人是福建船政学堂的同学，又同时留洋，但严复等人是普通留学生，罗丰禄与马建忠、陈季同三人则是留学生兼襄办留学官员的双重身份，既读书，又代表清政府管理近代中国的首批海军留学生。（注：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引见履历单》，转引自孔祥吉《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上层心态——营务处总办罗丰禄家书解读》，收入《晚清史探微》，第3页。）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在日记中多次提到罗丰禄，语气、行文皆视作下属，不同于严复、方伯谦、刘步蟾、萨镇冰等留学生，但对二人的评价都很高，无论阅历与学问，“可以方驾”。（注：如，光绪四年三月初七记：早邀罗丰禄等“为面食作生日。格林里治学馆严又陵、方益堂、叶桐侯、何镜秋、林钟卿、萨鼎茗来贺，因留面食。严又陵议论纵横。”（《郭嵩焘日记》[3]，第473页）以面食作生日，邀请罗丰禄，而严复等学生是“来贺，因留面食”。一个多月后，又带着留学监督李凤苞、罗稷臣去参观严复等人就学的海军学院：“偕李丹崖、罗稷臣……同游格林里治学馆。先至严又陵寓所，方益堂、叶桐侯、何镜秋、林钟卿、萨鼎茗诸人并迎于途次。”见《郭嵩焘日记》(3)，第515页。）回国后，两人又在北洋共事多年，罗丰禄的职务始终在严复之上：光绪七年(1881)六月，李鸿章奏调罗丰禄到北洋水师营务处工作，兼办洋务，严只是“洋文正教习”；三年后，严复充北洋水师营务，罗为水师学堂总教习；再过五年，严任水师学堂总教习，罗已是总办水师营务处行辕翻译官，且因其才华出众、精明能干，（注：罗丰禄任职天津水师营务处时，还充当李鸿章的翻译，“外宾宴会，折冲樽俎，仪态安详，口操五国语言，应对如流。碧眼虬髯者，自惭不及。”（林梵堂：《船政兴衰考》27，转引自林庆元《福州船政局史稿》第334页）如果此说属实，那么，罗丰禄的外语和外交能力显然都在严复之上。1896-1902年，罗丰禄任英国、比利时、意大利三国公使。参见钱实甫《清季新设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61年）第22-23页。）受到吴大澂、李鸿章等人的多次保举。在此期间，罗丰禄通过捐纳等方法，使五哥罗醒臣、九弟罗熙禄先后到北洋就职，前者曾任旅顺船政帮办，后者执教于北洋水师学堂；其侄儿辈，亦多任职于北洋。（注：孔祥吉：《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上层心态——营务处总办罗丰禄家书解读》，《晚清史探微》，第5页。）而严复尚无此能力，不得不时时婉拒家人的请托。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这也会使严复感到不平与不满。这种心态往往在家人面前直接流露。前述致四弟观澜的信中，严复说：“兄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李中堂处洋务，为罗稷臣垄断已尽，绝无可图。堂中洪翰香又是处处作鬼，堂中一草一木，必到上司前学语，开口便说闽党，以中上司之忌，意欲尽逐福建人而后快。”（注：《严复集》(3)，第731-732页。）
不数年，严复因翻译《天演论》等名满天下，李鸿章则不仅要为甲午战败、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负责，还再次签订了赔款4.5亿（加利息9.8亿）的《辛丑条约》，成为千夫所指的罪魁。世人的评价准则以及据此写下严氏《传记》、《年谱》，显然使本来的李、严关系或多或少地变了味。
也有论者认为，继郭嵩焘任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对严复印象亦不佳，加上曾、郭之间有矛盾，迁怒于严复，称严“狂傲矜张”，“抉其疵弊而戒厉之”。（注：据曾纪泽光绪五年三月十三日日记，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初编》第11帙所收曾纪泽《出使英法日记》。案：光绪十九年江南制造总局刊印的《曾惠敏公遗集》日记2卷及单行的《曾侯日记》中均无是日日记。郭嵩焘回乡后曾见到曾纪泽按照朝廷规定寄回总理衙门的日记的抄本，并对此则日记有所评论（《郭嵩焘日记》[3]，第901页），可以证明此则日记的确存在，而以往行世的《曾惠敏公遗集》中的“日记”有删除。）此语广为征引，作为曾氏打击严复的证据，甚至认为曾纪泽对严复“实含妒意、醋意”，（注：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第219页注2，对上述日记有详细注释，十分精辟。但汪先生认为曾纪泽“语似冠冕堂皇”，“实含妒意、醋意”，则不敢苟同。）致使严复不得志，此论似有断章取义之嫌。
在船政学堂派出的数十位留学生中，郭嵩焘的确喜爱并另眼相看严复，其日记里有许多与严复相关的内容。但郭嵩焘在激赏严复的同时，亦有“气性太涉狂易”的评价，并有“负气太盛者，其终必无成，即古人亦皆然也”的忧虑。（注：《郭嵩焘日记》(3)，第570页。）只不过这是他的内心观感，不影响他对严复在一年多交往、观察中形成的整体印象，也从不表露，故外人无从得知。
郭嵩焘离任后，志大才高的严复十分自信，希望新公使也能够了解、赏识他的能力，因而给刚到任的曾纪泽写信，并寄上《纽顿传》、《论法》、《与人书》三文，却接到一封“抉其疵弊而戒厉之”的回信，不啻为当头一棒，也从此与曾氏结怨。
严复从未提及他致函曾纪泽一事，彼此往还的这两封信也未见面世，以后来的结果看，恐怕双方都没有保存。但曾纪泽在光绪五年三月十三日的日记中记下了此事，并有对严复的评语：“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核改答肄业学生严宗光一函，甚长。宗光才质甚美，颖悟好学，论事有识，然以郭筠丈褒奖太过，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近呈其所作文三篇，曰纽顿传、曰论法、曰与人书，于中华文字未甚通顺，而自负颇甚。余故抉其疵弊而戒厉之，爱其禀赋之美，欲玉之于成也。”细品此语，曾纪泽其实充分肯定严复的才质与识见，只不过郭嵩焘“褒奖太过”，助长了严的“狂傲矜张之气”，含有肯定严复而责备郭嵩焘宠爱过分实则害之的意思（但这也是他不了解郭氏内心之故，详后）。何况身为中兴名臣、朝廷重臣曾国藩之子，已袭荫为侯爵，现任二品大员，清朝驻英国、法国的头等公使，去嫉妒一位当时毫无名气、且地位有天壤之别的区区留学生，实在无此必要，也不可能。（注：心理学证实，妒忌（嫉妒）的心理根源是羡慕，甚至贪恋，也就是说，比起妒忌者自身，对方的地位高、财富多、相貌好，等等，绝不可能相反。）正因为曾纪泽“爱其禀赋之美”，所以才会以长函回复素不相识的严复；也正由于“宗光才质甚美，颖悟好学，论事有识”，但“自负颇甚”，因而故意“抉其疵弊而戒厉之”，“欲玉之于成”。但这只是日记中语，严复不可能知道；况且初次交往，不了解曾纪泽的气质习性，体会不到他的心意，于是将收到“抉其疵弊而戒厉之”回信后的失望、愤怒，化作一腔怨气，时时发作。数月后，严复奉调提前回国，从此与曾纪泽无涉，在写给郭嵩焘的信中直斥曾氏“门第意气太重，天分亦不高，然喜为轻藐鄙夷之论。日记中所载中西时事，去事理甚远”；其使馆人员“皆赘疣也，于使事毫无补济”。（注：《郭嵩焘日记》(3)，第912页。）稍后，严复给姚嘉彦的信中又诟曾侯“天分极低，又复偷懦惮事，与使事模棱而已，无裨益”。（注：光绪五年十月十五日郭嵩焘在日记中提到姚嘉彦信以及姚转示的严又陵信。姚嘉彦当时仍在驻英使馆任职，与后任上司曾纪泽关系不佳，曾氏认为“姚岳望挑唆拨弄”。见《郭嵩焘日记》(3)，第950、901页。）
郭嵩焘与曾国藩、曾纪泽父子关系深厚。郭、曾是小同乡（曾是湖南湘乡人，郭是邻县湘阴人），少年相识，意气投契，友谊持续终身。郭嵩焘临终前在枕上作诗数首，其中之一便是怀念丙申年(1835)与曾国藩、刘蓉在京城相识、切磋学问、畅谈天下事的情形。（注：见郭嵩焘《养知书屋诗集》卷15、16，光绪十八年，养知书屋本。）太平天国军兴，郭劝说正在家乡守制的曾国藩出山，并一度入曾幕，是湘军水师的首倡者；（注：参阅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光绪十九年，养知书屋本）第4-6页。）后又结为儿女亲家——郭的长子刚基娶曾国藩女纪纯。但因各种原因，他对继任公使曾纪泽评价不高，甚至有某种偏见（该问题可作专文评说，这里不作展开）。所以，郭嵩焘见到友人携来的曾纪泽《出使日记）中有“讥讽鄙人”的几件事情，颇为不悦，但对其中“褒奖严宗光太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句，则认为“虽属有意相诋，而犹近事理”。（注：《郭嵩焘日记》(3)，第901页。）未几，郭氏检视严复为他开列的英法两国学馆课程，联想到曾纪泽评论严复之语，说：“又陵于西学已有窥寻，文笔亦跌宕，其才气横出一世，无可甚意者。劼刚（曾纪泽字劼刚——引者注）乃谓其文理尚未昭晰，而谓其狂态由鄙人过为奖谕成之。岂知其早下视李丹崖一辈人，非鄙人之所导扬之也。”此后，郭嵩焘接到严复指斥曾纪泽“门第意气太重，天分亦不高”的信，在日记中写道：“又陵言自有理，亦正嫌其锋芒过露。劼刚谓其狂态由鄙人作成之，则亦不知又陵之狂，由来固已久也。”（注：《郭嵩焘日记》(3)，第907、912页。）可见郭嵩焘虽不满意曾纪泽，但也承认曾纪泽对严复的评说“犹近事理”。
在重资历、尊前辈的社会氛围中，这种锋芒毕露且形之于色的“狂傲矜张之气”，自难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更何况所睥睨者之一正是其顶头上司、留学监督李凤苞即就严复本人而言，目中“无可甚意者”的“狂态”，也影响了他看社会、看旁人的视线与观感。数十年后，历事多，磨炼多，严复深悔早岁的“狂傲矜张”，再再教导长子严璩不可如此，惟恐其重蹈覆辙；对年少的三、四子则从正面规劝：“校中师友，均应和敬接待，人前以多见闻默识而少发议论为佳；至臧否人物，尤宜谨慎也。”（注：《严复集》(3)，第807页。）嘱之遵遵，意之拳拳，舐犊之情跃然纸上，其中隐含的则是沉痛与反省。
在以身份、职业衡量个人价值的时代，“总教习”与“洋文教习”或有等差，但从根本上说，严复的历史地位并不因为他是北洋学堂的“总教习”而张大，也不会因为他担任的只是“洋文正教习”而有所贬低。任用严复为洋文教习，或许正是沈葆桢、李鸿章等大臣的识人之处，尽管他们当时完全没有、甚至也不可能意识到严复今后会在“输入”西洋文化方面做出重大贡献。能够译介《天演论》等西学名著，首先当然是严复的个人因素，但留学时打下的基础及此后在北洋学堂任教的经历是不是也对严复本人乃至近代中国都隐含了某种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机缘？严复没有能够上战舰，中国军事史上也许少了一名海军军官，却因此造就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启蒙大师。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