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在田野调查中的性别处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田野论文,处境论文,性别论文,女性论文,调查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14)03－0057－07 一、前言 在社会学的研究报告中，一般仅能读到研究结果，研究者实际的研究经历和研究经验一般不会写在发表的论文中，研究报告描述的是一种“构建”逻辑，而非“使用”逻辑。女性主义研究者Shulamit Reinharz就曾指出：图书馆充斥着研究的“发现”，却很难找到有关实际研究过程的文献。[1] 而事实上，社会科学一直以来都在效仿自然科学，采取否定研究者的阶层、性别、生活经历等个人特质的“保持距离”的研究方法，将研究结果视为客观的和价值中立的；研究者的主观性在研究中也被排除在外，并且认为研究具有可重复性，即由不同的研究者来操作，都可获得相同的事实和结论。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往往过多地强调信度、效度、统计分析、问卷调查、资料分析等等，而将研究者自身因素排除在外。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界和人类学界已经有学者对研究者角色进行反思，1985年女性研究者Joan Neff Gurney提出：“尽管有很多研究证据显示男性与女性研究者的田野研究经验不同，但是质性研究方法的数据依旧持续忽视田野研究的性别差异。”[2]Rebecca Horn也指出：“研究者受到鼓励反省其在研究过程中的角色，然而研究者的性别与研究环境的互动却依旧没有受到重视。”[3]在中国社会学界也是如此，本土关于研究方法的书籍在讲述实地研究方法时，几乎没有谈论性别差异所导致的研究过程的差异性。 二、女性研究者与田野工作 Lois Easterday等研究者指出，从事田野研究的单身女性，遭遇到许多因为性别角色而特有的研究问题，可是在有关研究方法的课程和教材中往往将研究者视为一个普通人，只是教导学生或读者应该如何收集、记录和分析材料，对研究者的性别与研究关系之间的影响没有任何的评述。[4]研究者进而讨论了在田野研究中不同性别角色的长短之处，对年轻女性研究者应该如何在田野研究中减少因其性别角色而遭受到的伤害提出了建议。年轻女性研究者在田野研究中与田野对象之间的性别角色关系被归纳为以下五种： 1.兄弟关系，即研究者要熟悉田野语言，成为田野对象的哥们； 2.调情或追求，即田野中的男性对女性研究者所问的问题往往草草回答，反而热衷于研究者是否已婚、是否有男朋友等； 3.跑腿，即驱使研究者做诸多事情，并且认为理所当然； 4.幸运符，即田野对象会表示“有一个美丽的姑娘陪着不错”； 5.父母关系，即年长的男性会将研究者作为女儿这样的晚辈来教导、保护或教训。 同时，研究者们发现女性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也具有一定的优势，例如，由于年轻女性给人的感觉是没有侵略性，较为温和，因此在一些男性难以进入的田野，她们可能会较为容易地进入，并且可以趁势利用女性的特质获得自己需要的资料。 由此可见，田野调查中的被访对象基于传统主流的性别价值，通常会将女性研究者视为一般传统女性，视其扮演的角色也多为女秘书、情人、女儿等，而忽略了其作为研究者的角色，女性研究者也往往难以抗拒在田野调查中所遭受到的性别歧视。因此，究竟应该如何凸显自己的专业能力，成为一名可以信赖的研究者，一直是女性研究者面临的困境。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拟了解女性研究者是否因为自身的性别而遭受性别困境，其性别先前理解又是如何影响她对于性别差别遭遇的反应的。研究对象主要由两种途径获得，一是阅读省内有关田野经验研究的学术论文，通过电邮渠道邀请作者接受访谈；二是来自研究者本人的社会关系，通过学术同行介绍正在从事田野研究的女性。本研究共访谈了12位女性研究者，年龄在22岁到46岁之间，其中7人已婚，专业技术职称有大学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和实习研究员，另有一些为在校研究生，专业领域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较常从事田野研究的学科领域。 具体方法是，在访谈中询问女性研究者的研究经验，由被访者自己决定想要谈的话题，然后根据访问大纲对想要知道的内容采用追问的方式获取，试图从最为贴近受访对象的角度了解性别在其田野工作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作用，产生了哪些影响。访谈时间一般为2—3个小时，并且不以一次为限，最多的接受过3次访谈。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作为女性，在田野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不同于男性的处境，这些遭遇有可能来自她们自身的身体特质，也有可能来自她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并且这种遭遇在不同文化的女性中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一性。[5] 一般来说，当研究者进入田野环境中，田野中的人就会给她一个定位，同时研究者自身也在寻求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田野对象对研究者的定位实际上反映的是一般的社会性别价值，它表现为将女性研究者视为一般传统的女性角色，而忽视她们的专业角色，因此女性研究者需要比男性更为费力地表现，才可能使对方认可其研究者的身份。 (一)贬低女性研究者 在一个由男性主宰的田野中，女性研究者很难建立起研究者的专业角色。[2]进入田野之初，由于女性研究者尚未展现自身的专业素质，加之田野人对女性研究者的社会地位不熟悉，因此常常对女性研究者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或使用贬低女性的称呼，随意回答研究者问话，甚至将关注点放在女性研究者的身体上，将女性研究者编排在田野中的妇女事务领域，等等，造成女性研究者与其研究的隔离。 1.视而不见 视而不见，并非是田野中被访者没有看到女性研究者，而是在他们的传统认知中很难想象女教授、女研究员是什么样子，难以理解这样的社会角色。女人出现在田野的研究情境中被视为是一种位置的错置。 一名女研究生和一名男研究生以及一名男老师，一起去恩施建始县下面的几个乡镇进行调查，同行的还有省农科院和建始县的工作人员，整个调查团队中只有该女研究生一名女性。她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较为奇怪的环境中：“开会的时候，我提问，所有人回答的时候都会对着我的同学或者老师，当我继续追问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回答也依旧如此，好像我根本是空气，不存在。”在后面几天的调查过程中，当地的男性被访者往往也是热情地招待男性研究者，而女性研究者只是一个陪衬而已，负责倒茶、陪伴吃饭等事情。在大学中，研究生导师出于安全的考虑，在外出调查时一般会安排男女学生一起去市场等较为复杂的环境，但是这样的安排经常会使女研究生产生受挫的感觉：“我和同行的男生一起去拜访开餐馆的男性老板，他邀请我的男同学坐下，而我却始终站在边上，他似乎压根儿没有搬把椅子给我坐的意思。”另一位女研究生和自己的男友一起去市场调查，男性受访者却始终只和她的男朋友交谈，而无视她的存在。不仅仅是年纪相对较小、田野经验较少的女研究生会遭遇到这样被视为“透明人”的境地，就是从事田野工作多年的女性研究者也难免遇到这样的尴尬：“课题负责人是我，但是市场部的主任来了后，只对我们团队中年纪比较大的老刘说话，他真的是先挑男的，再挑男的里面年纪大的，对我们女的好像就是没看到。” 2.使用贬低女性的称呼 女性研究者的专业角色被忽视，最直观地显示在田野对象对她们的称呼上。女性研究者仿佛没有正当的身份，无论她是教授、研究员，还是学生，统统被称为小姐。拥有博士学位、在国内某重点大学任教的W是从事小城镇经济发展研究的，然而在田野调查中，却没有人会严肃地以女教授的身份对待她。“在调查中，即使是在正式的场合，我也会被称呼为W小姐，但是我也无法去要求对方称呼我W博士或W教授，尽管那样称呼我会感觉比较受重视。”一般年纪较小的女研究生会被称为“小妹妹”或“小丫头”，尽管对这样的称呼她们多少也觉得有些别扭，但是往往不会做声，因为担心“如果表现出不高兴这样被称呼的话，他们会不会不配合我的访谈调查呢”？这种贬低女性研究者的称呼，恰恰反映出田野被访者不愿意正视女性研究者的专业身份，用这样一个称呼将其放置于一个相对较低的社会地位，同时维持着男人所享有的主宰地位。 3.敷衍了事 从事人类学工作八年的X，谈到她接触到的地方官员的态度时这样表述：“即使你是用一种专业者的身份去拜访他们，他们的态度也还是一样的，认为女人怎么会是专业的？你懂什么？你能做什么？和你说什么有用吗？你管事吗？可是如果换成男同事就不会有这样的质疑，他们往往比较配合，态度也认真得多。”一位做博士毕业论文的女研究生在社区进行田野调查时，当尝试着向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询问关于社区事务的看法，对方“仅仅是一边忙活自己手里的事，一边心不在焉地简单说几句，要不就是‘对啊’、‘是呀’地敷衍我罢了”。遇到这样的情形，有过数次访谈经验的女性研究者似乎已经习以为常，她们采取的做法也多为假装没有注意到对方态度上的区别，继续留下来努力地“旁听”或“插嘴”，或者就是自己尽量多说些，向对方证明自己还是懂一些专业知识的，够资格与之交谈。 4.女人的事情 根据传统的性别期待，较为专业的领域往往属于男性，而女性则更多地被认为应该待在家中，处理家庭事务。Warren指出，许多女性田野工作者都有相似的隐身经历，因为女性传统的社会角色总是躲在男性的背后，成为母亲、妻子、秘书等专门角色。[6]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当女性出现在专业场合时，田野对象往往会自以为是地给她们寻找一个“应该”的角色位置。就算是女性研究者可以以研究者的身份出现在田野中，田野的研究对象也会自然地认为“男为主，女为辅”，或是男人和男人一起谈论他们认为该谈论的事情，女人和女人一起谈女人的事情。研究少数民族婚俗的女研究者L的经历充分论证了这一点：“我们课题组组长觉得我也应该去接触土老司，我也需要和他们建立联系，所以后来每次他去拜访土老司的时候都带上我。本来是希望可以一起谈事情，慢慢地混熟，可是对方总是很自然地将妻子介绍给我，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男的去谈事情，而我却是由妻子陪着聊天，或者是陪小孩子一起玩。”这种不愿意和女性研究者谈论“正事”的情况，反映出的是男性对于女性专业化水平的不信任，认为部落、族群里的事情是男人的事，而谈论家长里短、陪孩子玩是女人的事。 汶川地震后，女研究者Zh参加灾后重建队一起来到当地勘察，讨论灾后的重建工作。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她发现当地人在与重建队进行互动话题时，会不自觉地按照性别的不同将队员分成男女两组。“可能由于我是女的，在工作中一般‘深奥’的事情他们不乐意和我谈。一个村干事和我谈了地震当天和之后居民们的生活状况，但是一旦涉及有关政策方面的问题就不会和我说，而是找男同事讨论。后来回到单位才知道有的女同事遭遇‘更惨’，她们到灾区向当地人说明来意后，村民和当地领导就会分成两组，所有男的会围在男同事身边讨论他们觉得政府此时应该提供怎样的帮助，咨询什么事情应该去找哪个部门解决等；而所有女人就会围在女同事身边，念叨生活有多么不便，对未来生活的困惑和恐慌。我们同行的几个女同事后来说起这事，都觉得因为自己是女性，所以就自觉不自觉地被排除在一些议题之外了。” 列举上述女性研究者遭遇的田野困境，并不是说对不同领域的信息有高低优劣的价值之分，而是想说明女性由于受到固有的社会角色期待的限制，难以进入关乎资源、权力配置等方面问题的对话中来。虽然日常的生活事宜和国家大事一样关乎民生，一样重要，也是田野工作所需要触及的方面，但是传统的社会性别价值观却往往强硬地将女性和男性规范在不同的领域之内，阻碍了研究者进行各种社会互动的可能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贬损了女性研究者的专业价值。 (二)被视为服务者的女性研究者 在田野调查中，“服务者”也是女性研究者经常被冠以的角色。访谈中，一位女研究生和女教师分别这样描述其经验： “在社区的时候，一起的男同学要做报告，社区办公室的领导就会提前一天和我说，叫我第二天早点来，把卫生搞一下，烧好水，沏上茶等等。在放幻灯片的时候，也会示意我去把窗帘拉一下。这个时候我会觉得因为自己是女生，所以这些事情就会找上来，似乎这个才是我应该做的。” “我刚来的时候，和普通工作人员还是蛮好沟通的，很快我们就打成一片，但是所在处的处长对我很冷淡，一般不怎么理睬我。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同事比较忙，一边要影印材料，一边还要打字，我就会主动去帮忙，或者去做些跑腿的事情，反正年轻也不觉得怎么样，所以在一开始我心里觉得自己深入田野场景还蛮顺利的。结果有一次省里领导来视察，各个处/所需要整理出工作总结，这个不是我的工作，但是却被拉去打字，并且是几乎将所有的文字材料都交给我打，一连几个晚上我都在加班。我心里就开始嘀咕，如果我拒绝，后面的工作是不是就会很难开展？那个冷冰冰的处长是不是会赶我走呢？” 在进一步和她们交谈后发现，其实女性研究者排斥的并非是比男性多搞卫生、多跑跑腿，多干些琐碎的工作，问题主要出在一旦遇到自己的“正事”时，对方的态度就不那么热情和积极了，似乎自己就是一个秘书，而非懂得专业的研究者。这种情况下，女性研究者往往会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成功地深入到田野研究中来，表面的友好关系是不是只是对方想让自己多干些事情而已，自己究竟是享受待遇的获利者还是被歧视的牺牲者呢？ “所以说，真的不能看表面，和其他男研究者比，他们会更加热情地叫着我的名字，但是同时也会热情地叫我做这做那，我的性别真的会使我在研究中获得好处吗？还是只是让我成为免费的‘秘书’？当我还在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得了便宜的同时，是不是也正在失去更多？在我自以为获得优惠的时候，是不是其实受到的是更大的歧视？只是一切都是以一种隐蔽的形式出现的。”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田野研究者来说，担任跑腿、服务等工作或许有益于同田野对象建立关系，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田野事务的运作，但是女性研究者必须注意的是不能因此而沦为廉价的帮工，导致正常的研究工作无法进行。因此，研究者必须既投入，又保持某种距离，同时扮演多重角色，恰当地在不同角色中跳跃，才能使自己不受到漠视或是避免做一个从头到尾都装傻的“小女人”。 一个有经验的田野观察者的行动策略往往是因时因地、因当下的情景而改变的，即便是面对同一位田野对象，也可能会因为情景的改变而有着不同的对待方式。初入田野时，研究者或许是不自觉地回应田野的性别规范，但是一旦对田野熟悉后，他对角色的选择与应用就应比较轻松地转换。 C常年从事劳工心理研究，她在深圳一家港商工厂进行研究的经验就充分体现了多重角色的应用。“在这工厂打工的多为男性，每天干活其实很无聊，他们薪金是按件数计算，所以劳动强度大不说，压力也不小。这种情况下，传统女性的角色会比较有用。比如说，工厂里伙食一般都不怎么好，老板也不乐意专门花钱找会做菜的师傅，都是工人兼顾着凑合做做饭。有一天我下厨炖了鱼，煲了冬瓜老鸭汤，他们吃得特别开心，说是好久没吃到这样好吃的家常菜了。后面我有时间就会给他们弄点小菜，他们很开心地说，‘C小姐很能干，既会念书又会烧饭’。慢慢地由做饭还真就培养出了感情，彼此也信任了很多，他们比以前更乐意和我说心里话了，我也从中了解了更多自己想要的资讯。后来混得更熟了，他们也不把我当外人，主动带我去他们的社交圈子里玩，从而认识了更多的人，这对我的研究来说是十分有益的，可以说有些是意想不到的额外收获。”C同时表示，尽管她作为一个年轻女性单独和一群男人一起在外吃饭、唱歌，较易遭人误会，但是为了研究项目，她必须要放下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他们打成一片，因为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女性的性别不利条件太多了，必须要运用女性的优势来帮助自己的研究工作。 (三)遭受性骚扰的女性研究者 虽然被访者往往对女性研究者的专业角色视而不见，但是对其身体或情欲客体的角色却很容易重视起来。前文叙说的不受处长正眼瞧一眼的女老师，到了晚宴时却摇身一变成为众人瞩目的明星。她说：“到了晚上，工作结束后，大家有时候会一起吃饭，饭桌上总是有人不断地要我喝酒。一般吃完后还会去唱歌，他们好像专门找那种爱情歌曲，还是对唱的那种，要我陪唱，或者是别人唱要我陪着跳舞。”也就是说，女性研究者在“研究”的情境中隐而不见，然而到了非研究的社交场合，其“女性”身份就会彰显出来。 从事人类学研究的X，谈到她接触到的一位地方官员时说：“我遇到过一个区长，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小姐你几岁啦？结婚没有？我看你也就20出点头吧，美女啊’，我觉得他说话的语气和表情好像在挑逗的样子。而他对同行的青年男同事就会说，‘小伙子年轻有为啊！大有前途’，完全不一样。” 另一位女研究生反映，她在整个田野调查过程中，那个被访者几乎都没有理睬她，但是临走时对方问她：“你有男朋友吗？我们这儿好多帅小伙呦！”也许对方并没有调情或是追求的意思，但是这样的对话，其内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般的社会期待，即女人的最终归宿是婚姻。 “女人是弱者”也是一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使得女性研究者在田野中更容易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性骚扰或性侵犯。以下是几种常见的骚扰方式： 1.言语上的性骚扰。从事少数民族部落研究的D说：“研究经常要下到各个部落，村落中的男性会对我们女性研究者说，‘你结婚了吗？我们这的XX说你长得好看呢，自打你上次走了，他都落下相思病了，哈哈哈……’”进行少数民族婚俗研究的L也提到：“有时候去村落和一群年轻男子交谈，他们会相互诡异地笑，并用当地的母语交谈一番，我是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的，但是那种情况下也必须要装傻，装作自己听不懂，等他们笑够了，才好继续我们的交谈。但是我很不喜欢这种感觉，感到有点受到了侮辱。”在这样的事例中，女性研究者性别、阶层、种族等几种社会身份交织于一身，但她们首先感受到的是性别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其他，她们没有因为自己是不同民族而感到不适，却会因为自己是女性而产生某种压迫感。 2.倾诉私事。田野对象有时会向女性研究者诉说超过彼此交情的私事，例如二十几岁的女研究者Ch就曾遭遇过一位五十几岁的男人向她抱怨自己的私人问题。“吃饭的时候，他和我说起自己的家事，说那天是他妻子的生日，但是他根本没想什么庆祝的事，而且觉得反正孩子也那么大了，俩人也没什么话可以说的，彼此看着也觉得没啥意思……”被访者对女性研究者说这样的话，一方面可能是男人习惯于将女人作为情感发泄的出口，希望获得对方的安慰；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是借以释放情感的讯息，试探对方的态度，看看有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由于被访者Ch是此次田野工作中较为重要的一个人，能否获得被访者的支持关系到后面工作能否顺利进行，因此Ch也只能继续与之互动。 3.过度的关心。女研究者尤其是较为年轻的女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一段时间后，难免会遭遇到一些青年男性的“热情”帮助。“开始还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后面我觉得有点过分了，他时不时就会来找你，这样的热情叫我觉得成了工作的一个负担，每天都要想怎么来应对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我去哪里干什么，他都会跟着，帮你拿这拿那，还会送吃送喝；晚上会邀请一起吃饭，哪怕你拒绝很多次，他下次仍然还是会继续，或者是表示出很失望的样子。” 4.以提供信息作为交换条件。Ch提到，当地一位经常要接触的社区工作人员就曾多次半开玩笑地对她说：“你想要资料，晚上就要一起去吃饭。” 5.身体的性骚扰。田野女性研究者除了可能会遭受身体的凝视、追求、调情外，更有甚者会遭遇到身体的骚扰。女研究生An这样说起自己的遭遇：“我是去蔬菜批发市场做问卷的，但考虑到单纯的问卷调查获得的只是数据，最好还是有些访谈能更好地帮助分析，所以打算找几个样本做下访谈。没想到在做到第六个访谈时，对方竟然趁我不注意时摸了一下我的屁股，然后还和边上的男人哈哈大笑。我被吓坏了，因为同行的都是女生，所以我们顾不得别的，只有赶紧跑掉。” 无论是哪种文化背景下的研究，都有女性研究者遭受到性侵犯的案例，甚至在同一个田野中不止遭受一次侵犯。这样的经历使得女研究者心理恐惧、厌恶，但是碍于研究的目的、个人的理想、职场上的压力，她们常常无法理直气壮地对侵犯者进行反抗。这一切都会使得女性研究者在田野工作时比男性更加艰辛。 (四)利用女性的优势 性别虽然使女性研究者在田野研究中不被严肃对待，但同时也可能给调查工作带来一些便利。例如，由于女性尤其是青年女性一般被视为没有权力和威胁性的角色，因此会较为容易进入田野，研究对象也会允许她们听到一些特殊信息，对她们的戒备心较男性研究者要小。访谈中T说：“一般人对女性，尤其是单身的女性会比较没有防备之心，所以你也就容易和陌生人展开话题。如果慢慢大家熟悉了，成为朋友，他们还会比较同情你，觉得一个单身女人自己在外面很不容易，会问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等等。” 女性研究者甚至还可以在某些情境中以装傻、耍赖、撒娇等特有的方式获取到自己需要的资料。研究者C在研究劳工和企业主关系的问题时就曾故意装作自己什么也不懂，对任何人构不成威胁，她也因此能够旁听到很多信息。“那是年末，我访谈一家台湾企业的老板，正好遇到岁尾要发放劳工工资的时候，老板好像是资金链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在访谈的过程中他接了好多电话，电话里就说到劳工工资的事情，他可能觉得我一个小丫头什么也不懂，所以打电话压根儿没有避嫌的意思。我也就顺势在边上喝水，一副什么也不懂的样子装傻，结果我就听到了很多很难正面获得的信息。” Nancy Macdonald根据研究涂鸦文化的经验指出，由于她是女性，又是局外人，代表一种安全的听众，反而可以进入男人私密的领域。[6]在涂鸦的次文化里，涂鸦者要随时展现男性气概，但是在女性面前就不必这样，这使得她反而更可能进入比较属于情感层面的领域。面对田野中的男性，女性研究者如果有能力并且愿意冒风险，则可能运用女性特质来操纵男性研究对象以获取资料，但是这种互动是双方的，利用女性特质也会同时带来困扰，因此必须小心处理。因为女性研究者可能会因此进入一种未明了的承诺之中，譬如如果拒绝田野中的男人进一步的追求，则可能会触怒对方或是使对方伤心；但如果接受对方的追求，则可能会使自己陷入一个新的关系之中。[3] 对这一点，受访者D就指出，虽然女性的吸引力有时候对深入田野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如果利用这一点进行研究则有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孩子在田野工作，随时都可能会招来一些男生在身边，他们特别热情，比如天热会主动给买饮料，天冷会约一起吃火锅等。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是不要利用他们的感情来完成自己的工作，所以我对这样的热情都会比较谨慎和注意，因为我不想由于自己的行为而造成对方的误会，日后可能会比较麻烦。” 值得思考的是，这种利用女性特质的行为方式，对于女性研究者的工作处境是否真的有所改善？是不是在不影响田野根本权力关系的前提之下才能得以实施？研究对象给予女性研究者的资料究竟是关键性资料，还是无关紧要的资料？如果女性研究者只是以传统的性别角色同田野对象进行互动，那么对改变性别结构究竟有多大的可能？对此，本次访谈对象X表示，当我们讨论女性研究者是否应该“善用”女性特质来获得研究方便和好处时，应该思索一下，这所谓的好处和方便究竟有哪些？背后的本质又是什么？“其实，这些方便和好处依旧是符合社会传统的性别角色价值的，因为对女性抱有善良、单纯、温顺等性别角色期待和认知，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女性会比较容易接近一些资源，但是这些资源背后往往并不会牵扯到太多的权利，或是在对方认为女性是‘无力’利用这些资源改变当前的权利分配的情况下才提供的。这样最终的结果却是将女性推到一个性别刻板的框框里，从而抹杀了女性研究者在研究中所付出的种种努力。” 五、结语 从本研究的结果中可以看出，虽然处于不同的年龄、专业领域，拥有不同的生活阅历，但是女性研究者在田野中的经验却有着相似之处，即女性研究者所面对的田野人对她们的专业和研究能力多持怀疑态度，她们在田野工作中都在一定程度上遭遇过被视而不见或被作为对方的情欲对象的经历。[7] 田野是社会的一部分，因此女性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会遭遇到一些不同于男性研究者的问题。本研究通过访谈对象诉说自己在实际田野工作中的遭遇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那么，面对这种性别困境，是维持田野中的人际关系，还是挑战其中的性别歧视，就成为女性研究者田野工作中的两难抉择。为了使研究能够顺利进行，通常她们选择的方式是表现得有礼貌或者不得不忍气吞声。[8]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即访谈对象所处理的均为异性恋女性研究者的田野处境，如社区、村落、工厂、市场等，对于女性研究者面对具有高度性别意识的田野，如女性社团等，会有怎样的研究经验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同时，本研究没有触及自我认同为女同的受访者，所研究的田野也不包括女同空间。 收稿日期：2014－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