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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一个面积620平方公里、人口约300万的小国，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发达，跻身于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被称为“亚洲奇迹”。其成功经验产生的“新加坡效应”，影响了东盟、印度、巴基斯坦、越南及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大陆。
然而，经济腾飞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件孤立的事，国家政治体制状况如何，与此有极大关系。政治体制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探讨新加坡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时，有必要对其政治体制作进一步的研究。许多学者都注意到新加坡政府在经济起飞中的作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其成功的关键是因为有一个好政府。笔者认为新加坡政府之所以能发挥巨大的作用，还是与它一整套较完善的政治体制分不开的。
新加坡政治体制概述
（一）行政、立法机构与行政效率
新加坡宪法规定，总统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是总理；管理国家大事的中枢，是总理所领导的内阁或由总理主持的部长会议。
在新加坡，总统原由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四年，可以连选连任。总统不得在任何法院任何诉讼中受到控诉，可随时向议长提出辞呈，并可依照不少于全体议员2/3的票数所通过的决议被罢免， 总统不得担任任何赢利职位，不得从事任何商业活动。新加坡总统职务纯属礼仪性的。1991年1月3日，新加坡议会通过法律，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其权力大为扩大，包括有权否决内阁和议会的有关使用全国后备军事力量、重要的文职和司法官员任命的决定。
新加坡政府是这样产生的：总统任命总理，总理不仅是议会成员，而且能得到议会大多数的信任，各部部长由总统在议员中挑选，经总理表示同意后予以任命。所谓内阁，即部长会议，由总理主持，总理及其内阁集体向议会负责，内阁由以下各部组成，即总理公署、交通部、新闻与艺术部、社区发展部、国防部、教育部、环境部、财政部、外交部、卫生部、内政部、劳工部、法制部、国家发展部、贸易和工业部。内阁讨论国家的重要问题、各部的政策，决定采取必要的行动，其在国家活动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新加坡政府原设有第一、第二副总理，1990年新内阁废除了这个头衔，设立两名地位相同的副总理；内阁有内阁办公厅，各部设部长、高级政务部长、政务部长、高级政务次长、政务次长、常务次长、副次长。
在政府各部所属单位中，有两类不同性质的机构：一类是国家行政机关；另一类叫法定机构，它是履行某种特别任务，由议会通过相应的法案而成立的，其性质与任务是既代表政府行使本部门的行政权力，同时又是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自主经营的企业。法定机构在新加坡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成为新加坡政治体制中重要而颇具特色的一环。
新加坡实行议会民主制，其立法机构，即议会由选举产生的代表所组成。新加坡议会实行一院制，其前身是自治邦的立法议会。根据新加坡宪法规定，立法工作包括总统和议会在内，由议会与总统一起行使立法权。议会有权制定、修正和废止法律，但须得到总统的同意，议会通过的各项法案，经总统同意之后才生效施行。全部议席为81席，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全国划为75个选区，每一选区选出议员一人，另外6 员议员由非选区产生，以保证在议会代表中有最低数额的反对党议员。
新加坡议会任期5年，每届议会任期自第一次会议召开之日起算， 议会每年至少必须举行一次会议。议会开会时由议长主持，任何一届议会的末次会议与下届议会的首次会议之间相隔不应超过6个月。 出席议会的法定人数不得不于议员总数的1/4。议会使用马来语、英语、 华语或泰米尔语。议会开会时向公众开放。
新加坡议会的立法程序包括两个阶段，即形成阶段和实际立法阶段。在形成阶段，法案主要出于政府内阁，议员个人提出的极少。在实际立法阶段，需要经过一读、二读、三读才能通过。由于新加坡议会中一个党占绝对优势，迄今还没有出现过法案不予通过的情况。
新加坡政府以高效而著称，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从行政体制看，新加坡由于国家小，管理层次少，没有地方行政机构，中央政府直接处理各项事务，政府作出的决策很容易传达到基层，且不会出现失真，下面的情况也很容易准确地反映到最高决策层。
第二，从政府机构看，新政府很重视人员安排对工作有利，如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法制部长兼内政部长，外交部长兼社会发展部长，这样交叉、联系兼职，既精简人员，又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
第三，新加坡的文官队伍素质高，忠于职守，办事很有效率。
第四，行政效率还与决策本身的效率有关，新加坡政府先后三次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迅速地制定了相应的策略，并辅之以配套的政策，使新加坡能抓住机遇，经济持续发展。政府决策正确、及时，就是其行政效率高的具体表现。
第五，从决策过程看，由于人民行动党在议会中占压倒多数，政府提出的方案较容易获得议会的通过而变成法律条文，便于实施。
此外，新加坡还有专门的旨在提高效率的生产率委员会。新加坡政府着意推行电脑化策略，这些都为提高行政效率创造了条件。作为一个国家，行政效率有其完整的要求，即要求所有环节的配合。新加坡政府比较注意把勤政和廉政相结合，既廉洁，又高效，这对促进新加坡经济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司法机构与廉政建设
新加坡是法制国家，实行司法独立原则。新加坡的司法机构由最高法院及下属法院组成，最高法院包括高等法院、上诉法院和刑事上诉法院。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和其他法官，在征求总理意见后由总统任命，对于其他法官的任命，总理在表态之前要征求首席法官的意见。连首席法官在内，最高法院共有法官8人。
下属法院包括区法院、治安官法院、少年法院、验尸官法院和小案审判庭。以上的法官和审查员，由总统根据首席法官的推荐任命。区法院和治安官法院对刑事和民事案件有初审权，各种法院判刑年数和能处理的金额有不同规定，少年法院处理案件的对象为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验尸官法院主要是针对死亡原因的，小案审判庭是为解决契约争议等而设。
高等法院有不受限制的刑事和民事案件的初审权。所有刑事案件包括判处死刑，必须由高等法院审理。高等法院对下属法院有监督和复审权。上诉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刑事上诉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均已经初审者），若再要上诉，就是枢密院的司法委员会，其诉讼在英国进行。
新加坡检察院分立法、民事、刑事及电子计算机信息服务等部门。检察长是政府的主要法律顾问，他有权提起、进行或中止任何刑事诉讼，检察长也对立法的起草工作负责。
新加坡的廉政建设为世界各国树立了典范。从历史上看，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当局是非常腐败的，今天新加坡政府能以廉洁高效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并对其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是和其政府领导人高度重视、以身作则，同时又建立健全关于这方面的规章和司法制度分不开。特别是贪污诉讼程序调查局（CPIB）和审计总署，为廉政建设提供了制度保证。
贪污诉讼程序调查局是新加坡唯一的调查贪污罪行的权威机构，公私方面都管，直接由总理府领导。无论多大的贪污案件，该局都有权进行调查，其调查工作有《防止贪污法》为依据。该法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
⑴确定了贪污罪和受贿罪的适用范围；
⑵严厉禁止公职人员收受礼品；
⑶规定贪污受贿犯罪的特殊形式；
⑷规定反贪污调查局的特殊权力；
⑸严格保护举报者；
⑹规定证人拒绝作证的法律责任。
该局以法律为武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支持，同时它没有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哪些领域、哪些人员易于利用职权营私舞弊，并推荐预防的办法。
审计总署是根据审计法而成立的一个独立部门，对廉政建设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它不受其它部门的干扰，审计长是由总统根据总理征求公务委员会主席的意见后的推荐而任命，对政府各部、局的工作进行审计。审计长独立、客观、公正、无所顾忌地行使其职权并受到法律的保障。
总之，新加坡政府除加强教育、培训以提高公务员的基本素质外，还非常重视健全各种规章和司法制度，严格执法，从而真正发挥出法制预期和应有的作用。
（三）文官制度与官员素质
新加坡的文官制度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初莱佛士即着手此事，但那时的文官是殖民者的臣仆。独立后的新加坡，文官制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经济腾飞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新加坡的文官制度属于英国类型，其法律基础是1965年新加坡宪法。文官的录用实行“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首先必须经过严格的录用考试和体格检查，合格者还必须接受国家严格审查；对被录用的文官实行严格的试用期制度，只有试用合格者才能最终正式任用；政府每年拿出大笔资金对公务员进行各种培训，包括任职前培训、管理培训、专业化和在职培训、语言培训、领导能力培训。文官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公务委员会和财政部的公共服务司（原财政部人事管理局），公务委员会的职责是管理各机关公务员之编制、任用、认可、晋升、调迁、免职及采取惩处行动，它按公务员的能力和要求将其分为第一、二、三、四类，在第一类之上有超类，多为高级主管，工资亦最高。
此外，政府里还有一个与文官制度有关的委员会，即“生产率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推荐关于改善工作态度，提高生产率，改进劳工与管理之间的关系和协作等方面的方法。
与文官制度紧密相联系的是官员素质问题，新加坡文官以办事效率高、廉洁闻名于世，人员少而精，这和文官的素质高有明显关系。
首先，官员素质高和整个社会人员的素质有关系。新加坡是个移民社会，独立后政府十分重视教育，把培养人才看成是新加坡的生存之本，70年代就已普及10年教育，全体国民受教育程度高，为官员整体素质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官员素质高还得益于其严格的录用制度，除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之外很难有其他途径可进入文官队伍。
再次，政府每年拨出大量经费对政府官员和公务员进行各种各样的岗位培训。官员的晋升依据其资历、业绩和能力来综合评估，只有不断提高业务能力，才会获得加薪和升迁，这对官员自觉地提高自身素质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最后，李光耀及人民行动党在用人的指导思想上信奉精英主义。李光耀本人十分尊重和重用人才，认为唯如此新加坡才能生存和发展，对官员的素质要求较高。
确实，政府官员的素质如何，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有极大的关系，它直接影响到政府对内对外的形象和行政效率，值得高度重视。
（四）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
关于新加坡的政党制度，政治分析家们常用“优势政党制”或“一党独大制”来概括。这主要是指人民行动党处于压倒优势，无可与之竞争的对手。
现在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成立于1954年，由李光耀等人发起组织。该党最初的名称是“民主社会主义人民行动党”，1959年5 月在大选中获胜执政至今。它主张对内追求经济和社会的公平，对外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合作，维护本地区的稳定，重视发展经济。人民行动党党员分为四等：预备党员、普通党员、预备干部党员、正式干部，其最高领导机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由数名委员组成，《行动报》是党的机关报。
新加坡其它政党有：社会主义阵线、新加坡马来亚民族机构、人民联合阵线、工人党、民主党、正义党、新加坡华人党、人民统一党、统一民主党、新加坡联盟党、新加坡人民党等。
在新加坡，每次大选均有好几个政党参加竞选，但均无力与人民行动党匹敌。因为它主要是凭优异的政绩、廉洁与高效赢得人民的信任。每隔四年就必须重新举行一次信任投票，重新取得人民的委托。自由选举制度象一条鞭子，督促人民行动党励精图治，使它一点也不敢松懈。从这个意义上看，一党独大制是新加坡保持长期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新加坡政治体制的特点分析
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是一种技术——动员型体制，其最大特点是由少数人作出决策，然后通过各种手段动员广大群众来贯彻落实其政策，民众在其中只扮演了一个被动员的角色。新加坡以现代化导向明确、高度制度化和较低参政水平的现代型集权政治体制成功地推动了经济现代化进程。这条道路的形成，是新加坡独特的历史文化环境和政治精英们主体性选择的结果。这种政治体制在一定条件下确是顺应民心，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进入80年代，随着工业化的全面展开，经济出现了多元化的复杂结构，人们也产生了多层次和越来越高的各种要求，特别是出现了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增强，政治体制与政治发展不相适应的趋势已经出现，体制上出现了某些变化。这表现在反对党力量增强，人民行动党政府的自我更新加快，在议会中人民行动党议员提出不同于政府观点的质询越来越多。
新加坡的集权政治与传统的专制政治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的基础是现代化工业文明，而后者却很难超越农业文明。新加坡的集权政治与西方多元民主政治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政体上看，它具有西方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政府由大选产生，实行议会内阁制，政府对议会负责，允许反对党存在。但这种一致多半是形式上的，在实际权力分配机制中，人民行动党长期一党执政，党内无派，议会享有法律上的最高立法权，而实际上国家权力完全集中在内阁。国家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经济发展，政府与私人企业关系相当密切。
与亚洲另外三小龙相比，新加坡也有自己的特点。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南朝鲜的政治参与程度高于新加坡，但其制度化水平低，常发生政治动荡。新加坡的政治发展能与经济现代化相适应，重要原因在于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高。此外，与东亚其他国家相比，新加坡的政治发展中没有军人干政的现象，却能保持稳定的局面。
新加坡政治体制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它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语言、多元宗教的新兴国家，地处东西方交通的交汇点，这使它成为东西方文化汇集与交流中心地，政治成为东西方兼容的大杂烩，这表现在很多方面。
政治上，它首要考虑的是从制度上保证国家的统一、团结与稳定；在政体上，它吸取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形式，又加进东方的家长制；将英国国会的两院制改为新加坡的一院制，使执政党绝对专权；在文化教育上，实行英语与母语双语制，学习西方科技的同时，注重灌输东方的价值观念，既提倡个人奋斗，鼓励竞争，又强调东方的集体主义精神，奉行国家高于民族，集体高于个人的准则；对民族关系，采用调和、平衡、溶汇和兼取的办法，努力营造“一家人”的气氛。
三、新加坡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根据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即“没有政府的支持，便没有成功的经济增长”。 [1]有学者认为“新加坡迄今为止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与其说是自由市场调节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伸得长长的国家干预的手捏成的。”[2]新加坡政府在该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作用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世界各国的历史证明，社会政治稳定是一国经济发展和腾飞的首要条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把创造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作为首要任务。新加坡的经济是高度外向型经济，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投资。新加坡吸引外资的其它条件，如自然资源、国内市场、劳动力等都不比东南亚邻国优越，唯有长期的政治稳定是新加坡最重要的资本，是其他邻国所缺少的，这是新加坡成功地大量吸引外资，被誉为“投资者天堂”的最重要因素。
一党独大是新加坡保持长期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一个现代化过程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的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 莫不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3]新加坡政府还想尽办法缓和劳资冲突，建立良好的、稳定的工业关系；新加坡政府始终不渝地推行多元种族和谐政策，以协调和正确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新加坡政府还通过完善而庞大的社会控制体系，有效地将人民动员和组织起来以推行其经济目标；新加坡政府以廉洁、公正、诚实、能干的良好形象，得到人民的信任和赞赏，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根本因素。
（二）适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
新加坡政府善于观察和把握机遇，适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在经济上推行进口替代策略，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着重解决失业问题；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由进口替代转向发展外向型经济，重点发展造船、电子、炼油三大支柱产业；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扶持具有高、精、尖技术及附加值高的出口工业；80年代中期以来重点转向优先发展通讯、金融和咨询等服务业。
（三）促进社会与经济平衡协调发展
新加坡政府在促进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贯彻社会与经济均衡发展的方针，致力于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它采取“让人民分享蛋糕”的政策，实行教育津贴，使每一个人在发展自己的智能方面机会平等，长期对马来族学生实行免费教育；兴建政府公共组屋，实现“居者有其屋”，强制实行公积金制度，实现老有所养；实行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这些办法有效地促进经济起飞的成果转化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它反过来又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内在动力和源泉。
（四）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设施
社会基础设施是使其他经济部门能更顺利地进行工作的基础，是整部经济机器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由于它投资周期长、风险大、见效慢，私人资本一般不愿意投资这些领域，政府在这些领域直接出面对实现工业化至关重要。几十年来，在新加坡政府财政预算中的发展开支（主要用于社会基础设施方面）增长几十倍。1966年为6.19亿新元，1989年达126.35亿新元，足见新加坡政府对此的重视程度。完善、高效、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是新加坡经济腾飞的一个重要条件。
四、新加坡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的成功不仅表现在政治方面，而且表现在社会与经济的平衡、协调、全面发展方面，它的许多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成功经验，是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的。
（一）加强政府的作用
当今世界不论何种体制的国家，一个共同的事实是行政权力有日趋强大的趋势，这与整个世界范围内国与国之间综合实力的激烈竞争是吻合的。新加坡的实践表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实现经济腾飞的可靠保障。我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加强政府的作用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政府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在民众心里的威信。这种威信的获得，又取决于它自身是否廉洁、是否勤政、是否高效。可见，加强政府自身的组织建设，加强廉政建设有多么重要。
在我国，加强政府的作用，最关键的在于尽快完善和认真实施公务员制度。这是提高公务员素质，提高行政效率的根本保证，也是加强廉政建设的重要措施。实行“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让一大批真正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政府部门去，同时建立和健全各种制度，加强对公务员的管理和监督，提高公务员的待遇，使其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这对改进政府的工作将是大有益处的。
（二）切实加强法制
新加坡厉行法制的经验表明：法制建设对于一个文明社会的建立有多么重要！是否建立健全法制，是否真正实行法治，是一个社会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
新加坡的法律制定得详细具体，执法很严，违法必究，如果执法和监督人员对违法现象不闻不问，就是渎职行为，将受到严厉处分。各种行为规范的约束，首先要求各级政府官员和公务员身体力行。这些做法对我们都有借鉴意义。
（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执政以来，视经济繁荣为生存之本，所制订的一系列严厉的政治社会管制政策，带有明显的经济导向。新加坡今天成绩的取得，是新政府和人民求实的结果。对我国而言，一切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才抓住了主要矛盾，才把我们的社会理想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
（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这也是新加坡给我们的又一启示。新加坡把精神文明建设当做一项完整的社会系统工程来看待。他们眼中的精神文明，不单是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教育，还包括良好的社会秩序、市容、习惯、制度、法制观念、社会人际关系、政治风气、健康文化及生活环境文明的建立。他们把精神文明建设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联系起来，让人民生活在优美清洁的环境中，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国家建设有机的一环。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要设法使它制度化、物化和行动化，变成一种见得到、摸得着和可实行的东西。
（五）依靠科技和教育
要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这已成为举世公认的规律，新加坡的成功为它又增加了一个佐证。新加坡经济的高速发展，科技进步起了决定作用，科技进步贡献率在65%以上。在我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已成全民共识，增加对科技教育的投入，成为实现我国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
总之，对新加坡政治体制及其成功经验的研究，归根结底，是为了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所借鉴和启迪。我们必须学习其他国家的一切先进经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加速发展，使自己能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注释：
〔1〕（美）马尔科姆·吉利斯等著《发展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2〕（新加坡）林琳达《新加坡的成功：自由市场经济的神话》，载《亚洲概览》，1983年6月。
〔3〕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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