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过度：事实还是假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假象论文,事实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614（2007）01—0009—04
教育过度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二战以后，尤其是1960年代以来，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人力资本理论的推动下，世界各国都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使得教育普遍有了较大的发展，这对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尽管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和社会进步对教育人口，特别是较高层次人口的需求急速增长，但许多国家却出现了大量的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失业的“反常现象”。此非孤证，有研究指出，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经济实际上都正在经历从一个普遍存在知识分子短缺的时代向一个知识分子日益过剩的新时代的艰难转变时期[1]。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976年，一个叫弗里曼（Freeman.R）的美国人写了一本叫《过度教育的美国人》（The Overeducated American）的书， 在书中，他把自1970年代以来的教育收益率下降的原因归结为教育过度，即教育的供给超过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从此，教育过度一词逐渐为教育经济学和社会学界接受并广为流行。
一、我国学界关于我国高等教育是否过度的讨论
关于我国高等教育是否过度的讨论，在我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由于1983～1988年，我国高等教育超常规发展，新增高校301所，年递增12％以上，在校学生从62.5万人增长到206.6万人，高校毕业生年均递增13.3％。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难点问题。[2] 为此，有论者从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因教育过度导致高学历者失业现象中，总结一些经验和教训，以便给予我们警示和启示。
二是1990年代，特别是1999年高校扩招前，关于我国高等教育是否过度的讨论，大部分学者都持否定的态度，其中以曲恒昌为代表，他认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调整发展的同时，较高层次的教育有了很大发展，基本上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教育的供需之间大致平衡，从总体上看，不存在过量教育的问题[3]。有的论者，特别是力主我国高校扩招的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汤敏博士，还认为我国高等教育不仅不存在过度，相反扩大高校招生在未来四年中可给下岗职工腾出500～600万个工作机会，有利于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至于四年后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在他看来并不难，“四年后，相信亚洲经济已重新腾飞，下岗职工的问题也解决得差不多了，再回过头来解决这批大学生就业问题，应该容易得多”[4]。不过从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现状来看，并不像汤敏博士想象得那样乐观。这一阶段也不乏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当时已超前发展，或者对高校扩招持否定的态度的[5]。
三是2000年以来关于我国高等教育是否过度的讨论，大部分学者从大学生“就业难”，人才高聘低用，假文凭假学历证书的泛滥，高文凭高学历者事业抱负受挫和与“就业难”相关的“考研热”、“证书热”、“出国留学热”等教育深化现象论述我国高等教育过度的存在[6]。有论者更是从“最近几年大学生因就业难退而求其次，或被迫选择读研究生，及‘学历病’盛行”出发，对把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归咎于“就业渠道不畅和大学生就业观念不解放”的观点进行了强烈的批驳。他认为“我国的大学生就业市场已比较成熟，供需见面和双向选择已为买卖双方所熟知，用就业渠道不畅通做解释，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另外，也不应当一味埋怨大学生就业观念落后。当前大学生就业观念无非是期望获得一份与学历相称的工作及收入，这种期望恐怕不为过。大学生就业观念彻底解放的结果，无非是过剩的大学生统统下基层、下农村、去一般水平的私人企业。但这样做并非是在解决问题，不过是在掩盖问题而已，因为人才的学非所用和大材小用加剧了”[7]。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到，关于我国高等教育是否过度的讨论可以说是一波三折。笔者在此不想也无力对各个阶段的观点进行评述，只是阐述有关我国高等教育是否过度的讨论的来龙去脉而已，以便奠定自己的分析基础。这些讨论也表明，我国学界对高等教育过度的判定标准主要是看高等教育的供需是否匹配，供大于求以及高等教育文凭经济价值下降为教育过度。与此一标准相比我们更倾向于美国教育经济学权威莱文（Levin.H.）判断教育过度的标准：（1）相对于历史上的较高受教育水平者，现在受相同的教育水平的人经济地位下降了；（2）受过教育者未能实现其对事业之期望；（3）工人拥有比其工作要求更高的教育技能。因为在笔者看来，教育过度并不仅仅表现为文凭的经济价值下降，更表现为文凭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下降，而莱文（Levin.H.）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判定教育过度，更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判定教育过度，也就是教育过度者在文凭经济价值下降的同时，所从事的工作的发展潜力不大，难以有提升的机会，与接受高等教育前对自身社会价值的评价和预期有出入。
二、我国高等教育过度业已成为事实
在本文看来，就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而言，不管是从宏观层面，即从教育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之间的比较以及教育系统内部的比较，还是从微观层面即受过高等教育者自身来看，都存在一定的过度。
（一）从教育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之间的比较看
1.根据专家测算，从长远发展看，我国GNP每增长3％，高校毕业生只能相应增长2％。近几年，我国GNP平均增长率为8％， 按这一比例我国高校毕业生只能保持在年增长率为6％的速度以内，而事实上，我国2003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总量达212万，2004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总量达280万，比2003年增加68万，2005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总量达338万人，比2004年增加58万人，200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413万人，与2005年相比增幅达到22％，这种增幅远远高于6％。这种增幅使得知识型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率是需求增长率的4倍多， 这自然会导致许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结局。有论者指出，“1990年代末，高校入学率年增长30％～49％是非理性的”[8]。
2.我国国家统计局的测算表明，20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而1990年代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我国GDP对就业的拉动关系，也就是就业弹性，从1980年代到现在已经下降了2／3，目前我国的就业弹性仅为0.1（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就业增长0.1个百分点）[9]。进入21世纪以后，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创造60～70万个就业岗位，而且今后还有进一步减少的趋势。照此计算，我国每年最多只能提供800万个就业岗位。在这800万个新增岗位中，按照目前脑、体劳动人数比例，以及脑力劳动中知识结构层次需求的比例人数估算，适于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岗位绝不会超过100万个。而2003 年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人数已达到212万人，这212万人的毕业生要与城镇新增劳动力800万人、下岗失业的600万人、机关事业分流的300万人，以及“农转非”人员、复员转业军人（尚不统计上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来竞争区区800万就业岗位，形势十分严峻[10]。
从以上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我国每年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的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似有“大跃进”之嫌。
（二）从教育系统内部的比较来看
教育系统内部的比较主要包括高等教育与初、中等教育的比较，以及高等教育内部的各学科专业之间的比较。
1.从高等教育与初、中等教育的比较看。各个层次的教育在规模方面具有显在的关联性，这意味着中等教育的发展必须兼顾初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而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必须考虑到中等教育乃至初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就目前我国教育层次之间的发展关系来说，已经有论者指出“目前，我国初等教育发展相对不够，中等教育呈单一化方向发展，而高等教育却快速扩张”[11]。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数量达8507万，占总人口的6.7％。另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2000、2001连续三年我国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99.1％，较1998年仅高0.2个百分点，且2004年全国普通小学在校生减少443万[12]。与此相反的是，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人数却不断增加，《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数据显示，自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超常规扩张，1999年招生159.7万，比上年增长47.3％，2000年为220.6万，比上年增长38％，2001年为268.3万，比上年增长21.6％。到了2005年我国普通高校的本专科招生更是达到475万，研究生招生人数为37万。国务委员陈至立在第五届国际高等教育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中指出：“今天，中国高等教育在校生已达到21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毛入学率也达到了21％，进入了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有论者对这种扩招速度提出了批评：“这种速度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只是见之于‘大跃进’的年代。如果欠债太多，快速增长一两年可以，但如果连续五六年快速增长，这个问题就很严重。”[13]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初、中、高等教育规模应呈宝塔型，即初级教育的投资比例最大，其次为中等教育投资，而高等教育的投资比例最低。即便随着经济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教育投资分配结构也逐渐向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倾斜，但世界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800～2000 美元的国家平均的教育投资配置状况是：初级教育占41％，中等教育占29％，高等教育则占18％。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初级教育占29％，中等教育占38％，高等教育占17％。而中国目前教育投资的配置状况则是：初级教育的投资比重1982年是38％，1997年却下降到31％；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投资的比重却维持在22％的水平上[14]。显然，中国的初等教育经费比重远低于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经费的比重不但高于发展中国家，而且也高于发达国家。“孩子考高中比考大学要难得多”，正是教育资源的扭曲配置的反映。由此可见，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相比，我国高等教育不免有过度之嫌。
2.从高等教育内部的各学科专业之间的比较看，综观近几年我国不同学科和专业的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见不同学科和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中面临的处境是不一样的，有的学科或专业的毕业生需求旺盛，供不应求；而有的学科或专业的毕业生需求很少，大量剩余。从表1 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内部有的学科或专业已经明显过度。再如中新网2006年3月24日电，中国人事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200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接收及2006年需求情况调查分析》显示，与2005年专业需求相比，2006年毕业生专业需求情况总体变化不大，排在前两位的仍然是机械设计与制造类和计算机科学与应用类专业。其中排名前十位的专业共需求毕业生587126名，占总需求数的35.3％。此外，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医药卫生专业毕业生需求增长较快，进入了前十名，需求数为31756名，与2005年需求数17227名相比有大幅增长，预计2006年这部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会相对较好。除排序前十位专业外，2006年需求数量较多的专业还有师范、法律、汉语言文学、经济学、国际贸易、临床医学、化工制药、材料学、通信工程、金融等。言外之意其他学科或专业供大于求。
表1 2001年部分学科毕业生平均就业率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报》2001年5月30日。
（三）就微观层面的受过高等教育者自身来看
我国大学毕业生迫于就业压力，他们不得不屈身俯就、高知低就。换言之，在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迫于就业压力而俯就于中等教育人员就可以胜任的工作，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不得不从事初等教育人员就可以胜任的工作，有的或继续深造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考研热就是教育不断深化的个案。1995年考研人数为15.5万，2003年为79.9万，2004年为94.5万，2005年已经有超过百万的雄师参与角逐，这几年我国研究生不断大规模扩招，但与生源的增幅还不相匹配。与考研热相伴的是，硕士研究生的初次就业率和在人才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也呈现下降趋势。北京师范大学公布的2004届研究生就业情况报告显示，目前研究生中也出现了就业难趋向。有迹象表明这种“难”已经成为很多高校研究生就业的新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某些学校、某些专业的研究生在大城市出现了就业层次下移，硕士抢学士饭碗的现象：一是到中学当老师的比例明显上升，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有1300多名应届毕业研究生（硕士生1048人，博士生267人），其中有157名硕士和1名博士到中学当老师，占研究生总数的12.04％；二是到高校从事学生工作和行政管理的人数大幅增加，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从事行政工作的硕士生有280人，占硕士生总数的26.74％。更让人惊讶的是，据中国人民大学一位研究生反映，“本土博士想留校都很困难，学校更倾向于选择有留学背景的人员”。此外，2005届北师大毕业研究生的薪金期待值虽有所降低，但与现实仍有差距，37.4％的人把月收入期望值降到2000～3000元之间，而从现实情况看，一般第一份工作在转正之前达不到3000元[15]。北京师范大学作为我国的名牌大学其研究生就业情况竟然如此，其他大学的毕业研究生的情况可见一斑。综合各家用人单位的招聘条件，可以看到，“硕士学位以上、男性、35岁以下”是用人单位招聘人才的共同追求和爱好。这样下去，硕士、博士大量失业的现象指日可待。所有这些现象都符合美国教育经济学权威莱文（Levin.H.）判断教育过度的标准。
三、对否认我国存在高等教育过度的观点的批判
在论述我国高等教育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另一种声音，也就是否认我国存在高等教育过度的观点。持此论者大都是从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还存在差距，我国高素质人才的比例严重偏低；与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目标相比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还存在差距等等。诚然，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有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校生人数，以及社会总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数都是偏低的。但是，并不能因为教育的不发达就说不存在教育过度。已有研究表明，不但教育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产生了过度教育问题，许多教育资源贫乏，经济建设急需人力资本的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过度教育问题，甚至比发达国家更严重[16]。这是因为衡量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是否过度，不能单纯以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判断，还必须观察高等教育的扩大是否脱离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是一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70％的人口生活在落后的农村，虽然有沿海地区若干现代化的大都市和城乡一体化区域，但就全国而言，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技术进步还是相当缓慢的，内地的许多中小城市经济凋敝，失业率非常高。全国各地高等院校毕业生的大部分都不得不到沿海地区的少数大都市去谋职，而城市里知识型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又十分有限，结果处于失业状态的大量高校毕业生只能滞留在沿海城市或回到故乡，引致“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现象，并为企业的“人才高消费”创造了条件[17]。因此，对于一个国家在某一历史时期，国民普遍接受教育的程度并不是越高越好，关键是如何把握国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这个度。
再者，持此论者在方法论的采用上似有不当，漠视了事物比较的“可比性”，中国的国情与美国、日本相比大概不属同一范畴。我国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而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的国家，这一特殊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教育和就业方面不具有可比性，照搬或模仿外国的就业和教育发展模式未必妥当。更勿论，世界上又有多少国家的高等教育主要是靠国家或政府的投入？大部分国家重点投入的是义务教育，高等院校特别是世界名校大都是私立性质。在我国恰恰相反，有论者曾批评清华、北大等名牌重点大学是国家用钱堆砌起来的。还要看到，我国还有多少贫困家庭的孩子为缴不起学费而无法完成义务教育。更不要说又有哪些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依靠传统的大学连续扩招来实现的。
还有一些学者从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有利于减轻当前就业市场的压力的角度出发提出高等教育应大规模扩招。诚然，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有利于减轻当前就业市场的压力，一是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本身会吸纳新的师资及职工就业；二是较多的就业人口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可以暂时减缓对就业市场的压力，起到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但是也要看到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效应，高等学校毕业生面临的市场是高层次人才市场（相对于未接受高等教育者而言），这一市场需求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经济发展的非跳跃性决定了它对高层次人才需求增加的相对稳定。因此，突进式或跳跃式的高教规模扩张方式所带来的高层次人才供给的跳跃式增长必然会与稳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人才的需求产生剧烈矛盾，从而造成文凭贬值和教育过度现象。这种问题在1960年代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斯里兰卡、印度等国）已有前车之鉴。因此，就我国的实际来看，高等教育需要扩张是毋庸置疑的，但扩张的方式不应采取突进或跳跃的方式[18]。
教育部长周济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上宣布，当前我国高校的工作重心，要从前一阶段高度重视规模发展，转移到更加突出提高质量上来。这一“重心的转变”之说并非从天而降，是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拉动内需而采取超常规的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的反思，是对前一阶段工作的经验教训总结，是在认识到超常规的扩招所带来的问题的基础上而得出的结论。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标准，在人均GDP达到2500美元以后，高等教育大众化才开始到来，但中国的人均GDP才刚过1000美元，2005年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就达2100万，在校生规模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已步入世界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短短6年内翻了两番，在这一成绩的背后，由于就业市场的不成熟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对于人才的真实需求却不能急速增加，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观的人才需求与真实的人才需求的脱节。最终，接踵而来的是教育层次的拔高、知识劳动者的不充分就业和失业。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有过度之嫌，否认我国存在高等教育过度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教育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高等教育过度现象是社会变迁和转型所要警示的。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我国人才资源的短缺；另一方面更要对我国的高等教育过度现象保持高度的警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我国高等教育良性运行和发展。
收稿日期：2006—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