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转换还是学科重构？——关于华文文学与华人文学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文学论文,重构论文,学科论文,华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年轻的华文文学成长之途中一直遭受着身份不明的苦恼。面对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之类的命名，困惑于无法选择之际，似乎又要遭遇釜底抽薪式的打击，“华人文学替代华文文学”之论又不期而至。应该说，“易名论”并非一个新鲜的提法。华文文学、华人文学之争由来已久，几乎伴随着华文文学诞生之始。上世纪90年代初，除明确主张两者之别的主流观点之外，刘以鬯、饶芃子、杜元明等学者试图以广义的华文文学（表现华族文化的文学）来包含华人文学。①近年来，情形似乎发生了某种转机，主张华文文学易名的呼声，从海外到海内遥相呼应，渐成合流之势。海外华人学者梁丽芳、王灵智、赵毅衡等，纷纷主张打破语种界限，开放边界，将华文文学的研究视野扩大到华人文学。②与此相应的是，许多大陆学者亦认为，“从华文文学到华人文学是历史的必然”。“华文文学是一种代表华人文化的文学。”③伴随理论上的呼吁，华侨大学(1991)、复旦大学(2002)等高校相继成立了华人文学／文化研究机构。“语种的文学”、“族性的文学”似乎形成了二元对立、彼消此长的格局，是何种力量让华人文学重现生机、呈现咄咄逼人之势呢？毋庸讳言，华人／华裔的非汉语文学的异军突起，特别是汤亭亭、程抱一、哈金等作家获得所居国主流社会的承认，成为倡导华人文学的最大理由。另一方面，美国华裔／亚裔文学研究从学科命名和批评范式上，无疑提供了学理层面的最直接支援。
需要澄清的是，本文并不怀疑华人文学命名的合法性及研究价值。实际上，在华人文学／华文文学的研究领域，如钱超英的澳洲新华人文学研究、吴奕锜的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王列耀的东南亚华人文学研究、尹晓煌（美）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均是学界有目共睹的重要收获。本文只是对“华人文学替代华文文学”的命题发生兴趣，追问其何以可能？揭示其不可忽视的局限。
华人文学的复杂面相
学界一般认为华人是族性的概念。由于对其内涵存在不同的理解，造成了表述上的模糊不清，导致以写作主体为命名依据的华人文学的边界出现分歧。综合来看，目前对“华人”一词存在三种界定：一是特指东南亚华侨和华族之间的过渡身份及其后裔；二是指称中国本土以外具有中国血统身份的人，包括土生华人、华侨、华人、华裔四种身份；④三是泛指世界上（包括本土在内）具有中国血统的身份的人。⑤如果对照《现代汉语词典》中“华人”词条的义项：①中国人。②指取得所在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⑥上述三种界定，范围上虽有大小之分，似乎均有存在的依据。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华人”一词亦是历史性的建构物，有古代义、近代义和现代义之分。古义与“夷”相别，作为汉族的别称。近代以来，范围扩大为满汉民族共同体，与“洋人”对称，引申为中国人。民国以后，中国已基本不用“华人”一词。二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赋予了其新的意义，特指那些原为华侨但取得侨居国国籍者，也包括他们的后裔。⑦在历史的语言流变中，面对不同的他者，华人的定义发生了变化。正是强调与华侨／中国人的国家认同的差别，华人才获得了现代汉语中的新义。因此，把“华人”等同于“中国人”，在东南亚华语中差不多属于“语言禁忌”，也不为华人学研究界所接受。以作家国籍来区分，华侨文学和暂居海外的留学生文学／新华人文学，似不应归属华人文学的版图。但这明显不符合华人文学研究的现状。由此可见，华人文学的学科边界只是相对的暂时性约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区分。
对于华人文学是否涵盖中国（人）文学，同样出现两类情形：一是狭义的中国本土以外的华人文学。此提法以大陆学者居多，如“以文学主体—华人作为想像的依据，包括了华文创作和非华文创作，是世界华文文学中的非中国部分。”⑧另一种则是广义的全球性的华人文学。此提法以欧美华人学者居多，如赵毅衡将华人文学分为三个区域：大陆台港澳；新马等东南亚国家；真正的流散社区。⑨
在共同倡导“易名论”的背后，狭义和广义的区分却意味着海内外学者不同的策略。我们认为，狭义的华人文学主动回撤边界的姿态，恰恰反映出学科建制上的考虑。众所周知，大陆的华文文学研究一直寄居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从最初的港台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的确立，逐渐形成了目前的学科框架，由中国文学的台港澳部分和海外华文文学两个部分构成。饱受成长焦虑的华文文学，要在现当代文学他者化的镜像中确立自我，对华文文学实施合理化重组，自然成为头等大事：收编华人非汉语文学，让台港澳文学回归中国文学。收放之间重构了全新的华人文学版图，凸现地域上的非中国化，语种书写上的多样性，以此宣示与中国文学的差异。海外学者显然没有顾及大陆学界的良苦用心，只是发现华人外语文学中“不容忽视的中国性”，强调华人／华裔对中华文化的根性认同。
如不斤斤计较于定义的准确与否，两种分类其实表达了某种共识：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试图囊括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人文学书写，建构“文化中国”的总体文学图像。学界往往借助于韦伯的“原生式”民族认同模式，或是依据生物学的指标（血缘、肤色、族性），或是参照文化的维度（中华性、中华文化），来设定华人身份。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人不分国籍、性别、阶层、语言和宗教信仰，共同以“龙的传人”、“炎黄子孙”的共同身份，构筑跨国性的中华民族／华族“想像的共同体”。Chineseness（中国性／华人性）则合法地成为整合华人汉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不同语种书写的内在依据。
问题在于，Chineseness是个歧义丛生的概念，可以用“中国性”、“中华性”、“中国特质”、“华人性”、“中华文化”等不同的汉语词汇来表述，暧昧的含混性导致多重阐释相互缠绕。何谓Chineseness？“是血缘的、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法律的？由谁依何种方式来认定？是本质论的、建构论的、或策略本质论的？·……其有无中心？何谓边缘？彼此的关系如何？”⑩可谓聚讼纷纭、见仁见智。在讨论“中国性”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时，其复杂程度，一如大陆学者所述：“不仅需要一种历史的‘中国性’概念，而且更需要一种开放性的‘中华性’概念。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华性’即中华文化元素，是海外华人华裔文化认同构成的一个重要元素。海外华文文学的‘华人性’／‘华人属性’由‘中华性’、‘本土性’、‘世界性’以及‘现代性’等多种文化元素构成，涉及政治、经济、民族、阶级、性别、地缘、宗教、族群、语言（方言社群）、教育、宗族等复杂层面。”(11)有意思的是，所引用的不长篇幅的文字中，分别出现了“中国性”、“中华性”、“华人性”和“华人属性”四种表述。理论上通过语言描述似乎可以解决，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在一个漂浮的能指上构筑新的学科无异于一种智力冒险。
全球性“华人文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受杜维明“文化中国”理念的启发。“文化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文化范畴，对应着三个圈层的“意义世界”：大陆、台湾、港澳、新加坡等华人为主体的社会；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世界上所有参与形塑中国文化的非华人的各阶层人士。在杜维明看来，对“文化中国”的认同，并非是对族群的认同，而是对文化的认同，因为“界定中国性时，文化——而非种族——起突显作用”。(12)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文化中国”成为相异于西方文明的另一种文化力量，无疑为华文文学／华人文学提供了最大可能的想像空间，但它只是设置了最低限度的进入标准——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文学均可参与。从语言层面上讲，它是跨语种的；就写作主体而言，它又是跨国家、跨种族的，范围可能不限于华人族群。诸如非华裔的华文文学、东亚国家的汉文学、世界各地汉学家的外语文学，赛珍珠的英文文学，都可归属“文化中国”的第三圈层。这也意味着，“文化中国”只能作为一个持续性的建构才有意义，以此来圈定文学的学科边界可能勉为其难。
跨国资本全球流动的后现代社会，“文化中国”激发了跨国界的族群想像，在一定程度上模糊淡化了国家区域认同。矛盾的是，现实中界定不同类型的华人群体，民族国家体系依然是最为有效的参考指标，跨国的族群想像暂时仍无法脱离国家、地域的标识，不得不面临“再国家／地域化”。因此，当我们借用华人文学的命名，指称跨国性的种族／族群文学现象，凸显共同的中国性／华人性背后，可能会超越、抹平甚至掩盖了不同华人群体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这种分歧不仅仅表现在，中国内外对“华人性”的不同估计上：“在中国者从海外华人在何种程度上依然喜爱中国的事物和忠诚中国代表的立场来衡量这点，而住在国外者通常满足于讲华文、遵循某些习俗和能够卓有成效地动用中国的方式和关系。”(13)这种分歧同样体现在，华文文学界无休止的“中心与边缘”、“中国性与本土性”之类的论争上，如黄锦树将“中国性”和华人“存在的具体性”相对立。这种分歧还延伸至所居国的不同华人群体。美国华人不同的自我定位便呈现彼此相异的“中国性”理念。倡导“华侨文学”的黄运基、王性初、宗鹰等草根文群作家，强调中国的根性认同，论及华裔英语作家：“尽管有一些作者在努力‘寻根’、‘归宗’，毕竟与那些长在‘根’上联在‘宗’上的作者差异极大，其文学同华人社会的关联也远远不及华文文学。”(14)与此相对，华裔英语作家赵健秀辨别亚裔／华裔美国作家时，不仅视林语堂这样的移民作家为异己，甚至将同一阵营的汤亭亭、黄玉雪等华裔作家也排斥在外。这种分歧还表现在华人作家游离不定、彼此矛盾的策略性认同上。如赵健秀在《唉咿！美国亚裔文学选集》(1974)中，断绝与中国文化的一切联系，强调非美非亚的独特亚裔美国感性，以反对美中的“双重宰制”；编辑《大唉咿！美国华裔和日裔文学选集》(1991)时，转而借助中国古典小说建立亚裔美国文学传统，以对抗主流社会对于亚裔文学的刻板印象。可以说，将这些分歧互见，观点对立的文学群落纠合在一起，与其把华人文学视为相对稳定的文学集合场，不如说是内部充满矛盾纷争的聚合体。“对相似性的着意强调”与“对差异性的着意贬低”，从两个维度同时参与着跨国性的华人／华族文学的建构。对族群叙事的同一性的刻意强调，类似于西方主流社会对边缘群体的东方主义话语运作，亦可能形成另一种同质化的刻板印象。这种“自我东方化”的方式，遭到了身为局外人的阿里夫·德里克的质疑：“对跨国际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过于专注也会使人忽略历史、社会现实，而形成对中国特性的单薄概念。……对中国特性的迷恋虽然是对欧洲中心主义提出了质疑，但在更深层次上，它实际上是受了欧洲中心主义霸权思想的同化。”(15)
从某种意义上说，华人文学的复杂性正缘于华人群体变动不居的流动性。“华人”作为华人文学的唯一修饰词，与生俱来就包含着多重身份的纠葛。正是不同身份的在场，呈现迥然相异的面相：土生华人、华侨、华裔、华族、华人散居者、海外华人、中国人、东南亚华人……另一方面，“文学”作为华人文学的核心主词，亦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不再拥有稳定的所指，传统的写实主义、现代主义的自我书写和后现代方式的元叙述，杂然并陈于当今的华文文学／华人文学之中。游移的主体身份与多元的文学观念之间的不同链接，型塑着五彩斑斓的华人文学的同时，也构筑了“易名论”出场的混杂的背景。
覆盖面的大与小
“华人文学的覆盖面大于华文文学”的判断，源于这样一个等式：华人文学=华文文学+华人的非汉语文学。如此，华文文学易名为华人文学，则意味着学科边界的扩大、意味着“学术视野的拓展”。(16)这一等式暗含了一个需要质疑的前提：华文文学等同于华人的华文／汉语文学。华文文学的创作主体实际上由华人和非华人两类作家组成。华文文学并非简单地包含于华人文学，华人文学也无力对华文文学实现有效地全覆盖。受中国现代文学分期的影响，学界一般将华文文学的传统定位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汉语等同于白话文的现代汉语。以此来考察华文文学创作，因为华人作家与非华人作家的数量和创作实绩的悬殊，顺理成章地推论“华人文学必然代替华文文学”。
以现代新文学的视野来考察，非华人作家的华文书写同样不容忽视。我们在有限视域中，依然会发现众多非华人作家的存在，如韩国的许世旭、美国的葛浩文、澳大利亚的白杰明、德国的马汉茂等，而日本、越南等国从事华文创作的非华裔作家数量更多。他们的华文写作也表现出相当高的水准。作为一种研究对象，不能因为其比例较小、处于华文文学的弱势边缘地位，就存而不论甚至剔除在外。这样简单化处理或是策略性排除，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悖论的事实：当我们向华人外语文学开放边界时，却顾此失彼地将非华人的汉语写作拒之门外。
如果我们以汉语写作为整合维度，将古典的文言书写纳入研究视野，就会发现华文文学／汉语写作作为一种跨民族、跨国界的现象，事实上早已出现。(17)“从周代开始具有书面文献和文学传统的主导语言的‘雅言’形成，决定了周边接触语言的同化趋势，决定了东亚大陆持久扩展的‘汉语化’历史潮流。”(18)特别是唐宋以后，由于中外交流频繁，同属汉文化圈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产生了浩如烟海、卷帙繁多的汉文学作品。域外汉文学在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大致出现过四次高潮，都与中国文学思潮息息相关、遥相呼应。第一次高潮以8至10世纪的日本为代表，是汉唐文学的咀嚼期。第二次高潮以12世纪至15世纪的高丽为代表，是宋元文学的咀嚼期。第三次高潮为15世纪至17世纪，是程朱理学文艺思想的光大期，各国汉文学发展水平逐渐接近。第四次高潮是18世纪至20世纪初各国汉文学的全盛期，也是明清文学的咀嚼期。(19)各国均涌现出数量众多的汉文学作家，与中国文人交往密切，甚至在中国本土产生了影响。如朝鲜时代崔致远的诗歌曾被《全唐诗》收录。清代学者钱谦益的《列朝诗集》收录朝鲜作家43人，日本作家8人。光绪年间，学者俞樾应邀将日本诸家汉诗集编成《东瀛诗选》正编四十卷，补遗四卷，共收诗人548人，诗作5297首，并撰《东瀛诗纪》予以评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佳话。(20)域外汉文学在所在国曾被视为“官方文学”、“正统文学”、“男性文学”，享有过“辉煌的地位”和“崇高的荣耀”。(21)它的繁荣，显然溢出了族群认同的阐释边界，更多地表征了汉文化／中华文化的辐射作用以及对域外作家的神奇引力存在。
域外汉文学的繁荣，无疑对华文文学研究带来诸多启示。一、域外汉文学本身经历了对中国文学的模仿到汉语书写本土化的变迁，华文（汉语）文学由此超越了简单的族群区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汉文化，在国内突破了汉族的局限贡献于整个中华民族，在国际上亦曾超越了中华民族而成为整个东亚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恰如胡适先生所言：“古文不但做了两千年中国民族教育自己子孙的工具，还做了两千年中国民族教育无数亚洲民族的工具。”(22)这一趋势在近现代史中发生了戏剧性逆转。“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文学界。”(23)在王国维看来，日本充当了西方现代文艺思想输入中国的“驿骑”。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文学”、“美学”、“美术”等核心概念，最初均受益于日本学者的汉译发明。鲁迅、郭沫若、郁达夫为代表的留日学生群体，以“盗火者”的启蒙姿态，参与了中国现代新文学传统的创建。由此看来，跨国家／族群文化视野中的文学／文化传统，只能视为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性存在，不可能是纯净无瑕的结晶体，或多或少的混有异质性的元素。
二、把域外汉文学引入华文文学的研究领域，意味着华文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血脉贯通。华文文学将有效地突破现当代文学时间分期的局限，获得了深邃的历史纵深，依据“古代和近代、现代以及当代的不同历史阶段”，重写华文文学史因此成为可能。(24)
三、从写作主体切入华文文学研究，可以获得两条有意义的线索和脉络：一是以华人为主体的海外移民史线索；另一条则以非华人为主体的文学／文化传播史线索。以此视野来观照，许世旭的华文写作将获得全新的意义。由于兼具华文作家和汉文学研究者的双重身份，他的写作在传统与现代的连接交汇处，成为“韩国华文文学的现代转型”重要见证。(25)
四、域外汉文学的双重性同样引发了归属之辨：一是归为所在国的文学；一是中国文学的支流说。(26)这一争论至今似乎未有定论。对我们有启发的是，这一问题产生的背景，与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与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出现密切相关。同理可推，华文文学的“中国性与本土化”论争，只是现代性语境中特定意识形态的产物。
文学性与族裔政治的纠葛
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为“易名论”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援。(27)应该说，文化批评并非是华人文学的专利，同样适用于华文文学。饶芃子先生曾提出将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学的方法引入华文文学研究。(28)刘登翰先生亦就“语种的华文文学”、“文化的华文文学”、“族性的华文文学”几个重要概念进行过细致的学术清理。(29)或许文化批评更多关注主体的身份问题，华文文学的语种分类模式似乎与之抵牾，易名华人文学可以满足理论的自洽性。当我们挪用西方的批评模式，往往把西方特定语境中的合理性当作华文文学范式转换的合法性。华文文学与华人文学的关系，于是被想像成文学与文化、审美与政治之间的对立。从这个意义来说，华文文学只是充当了文化批评争夺话语权的假想敌，华人文学亦被窄化为单一的批评视角、阅读策略或是切入文本的具体路径。以文化批评的视野观之，文学文本不再是自律封闭的、唯我表意体系，作为意识形态的话语生产方式，它成为各种社会力量交汇的场所，铭刻着福柯所言的“知识／权力”运作的痕迹。
西方左派推崇的“种族、性别、阶级”三位一体的理论构架中，基于血缘和文化上的天然亲近感，中国学者似乎更容易接受种族的维度，受杰姆逊“民族寓言”理论，德勒兹和瓜塔里“少数文学”理论之启发，将华人文学视为一种边缘化的少数文学，视为华人族裔政治的再现和阐释，文学书写也被视为边缘族群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对抗叙事。学理上呈现出与美国华裔／亚裔文学批评一脉相承的内在脉络。这种文化研究范式，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批评视角，更关注作为集体的“民族性”身份的再现，按照霍尔的说法，这种文化身份是“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在迄今出现的对边缘化民族的诸多再现形式中，它继续发挥一种强大的创造性力量。”(30)华文文学经历了从华侨文学到华人文学的转变，身份认同与文学书写无疑存在着密切关联。(31)运用族裔批评的模式，族裔身份对文学书写的影响于是得以显豁，诸多的研究成果也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族裔政治关注的是作为群体身份的集体言说。验之于单个作家，个体意义上的自我书写常常与此产生偏离。对于现实的个体而言，理论上存在着多重的社会身份，诸如性别(gender)、种族(race)、族群(ethnicity)、民族(nation)、阶级(class)、宗教(religion)、语言(language)等多重认同。族裔身份能否转化为具体叙事身份，往往取决于作家的主观选择。族裔身份并非华人作家唯一的合理选择，至于何种身份在文学书写中得以呈现，取决于现实语境中的多重因素，或者说是多重身份“协商”的结果。具有一半华裔血统的水仙花姐妹，同属于美国最早的亚裔小说家，价值取向却大相径庭。姐姐水仙花(Edith Maud Eaton)主动为华裔美国人写作，“生动描写了亚裔美国人和欧亚混血儿在由白人统治的种族主义社会中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妹妹(Winnifred Eaton)却化名川边小野，借用日裔美国人的身份撰写通俗小说，“小说和自传都反映并利用了社会上流行的一些看待亚洲人士和妇女的刻板模式。”(32)另一方面，个体认同的多元化带来文学书写的多样化。王灵智先生曾以“根”为喻，归纳出美国华人的五种认同：叶落归根、斩草除根、落地生根、寻根问祖、舍根离祖。当今的海外华人作家中，既有黄运基、宗鹰那样坚守族裔身份、认同中国根性的华人作家，也不乏张翎、欧阳昱那样寻求超越族裔、超越原乡、超越语言边界的文学实践。
以后现代的眼光来打量，文化身份不再具有固定的本质性，而代之以流动的混杂性。如霍尔所言，“应该把身份视做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33)文化身份模糊同样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受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被誉为“建立华裔美国文学的新传统”的汤亭亭，便认为“美国华裔作家”的称谓，“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也许过于狭窄，因为每个作家都想成为全球化的作家”。“华人作家除了DNA相同外，每个作家的写作风格、主题和情节都不相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用我们的写作去重新界定‘世界文学’这个领域。”(34)谭恩美、任璧莲，李健逊等华裔作家均有意突破族裔写作的局限，寻求全球化写作的自我定位。以内容题材论，对于华裔美国文学发生的新变化，正如美国学者苏珊·科伊夏指出的，“其创作题材的多样化、多层次，以及多类型，使美国亚裔文学绝非昔日以移民或多元化族裔身份为主的常规题材所能涵盖。”(35)
不同的理论话语拥有各自特定的视角与核心范畴，产生新的洞见同时亦会造成新的遮蔽，不可能具有必然的普适性。就阐释框架或议程设置而言，特定的批评模式形成的期待视野，又会导致出现一种选择性阅读。如女性主义批评关注性征差别，阶级视角则强调弱势群体的阶级对抗。同样，族裔批评关注集体性的言说时，往往会忽略具体文本的美学差异。写实主义的文本，现代主义的自我写作和后现代主义意义上的书写，由于存在文学观念、旨趣上的分野，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艺术追求。80年代后期，以刘索拉、高行健、赵毅衡等为代表的移居海外的大陆作家，仍延续自我意义的先锋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不断“逃离文化身份”(36)，华文／汉语写作对他们而言，“不是自我在主宰诗性的酿造，而是艺术语言在拼补作家分裂的自我，往灵魂的空皮箱中装入意义。”(37)而迷醉于后现代书写的新生代的华裔作家，在消解颠覆一切宏大叙事的狂欢中，对族群神话、中国素材不断进行戏拟、拆解和改写，与经典意义上的传统早已分道扬镳、愈行愈远。
移植新锐的文化批评，对沿袭“历史／审美”批评模式的大陆学界，无疑产生良好的纠偏之效。但返观其“原产地”，诞生于上世纪60、70年代“泛亚运动”背景之下的亚裔／华裔美国文学，原本便是种族政治的产物。它常常以“政治正确性”为导向，过于简化政治与文学／美学之间的关系，“几乎每个时期的亚／华裔美国文学研究都打上了‘身份政治’的烙印。这种政治的诉求使亚裔美国文学研究的视界过于狭隘，还没有全方位地展示出亚裔美国文学的丰富内涵。”(38)对于文学性与社会性、美学与政治之间的价值分歧，显然不能简单套用社会科学领域中“先进／落后”的线性评价标准。西方文化批评范式的跨界旅行，将有助于拓展和丰富华文文学研究的视野，不会也不可能作为华文文学批评话语的终结者，“终结华文文学研究的纯文学批评／纯审美研究的传统，终结文学性与非文学性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成规。”（事实上，华文文学并不存在新批评意义上的纯审美研究传统。）借用文化批评的视角，我们的确可以发现文学文本隐含的意识形态功能，但这不应该以忽略或遮蔽美学特性为代价。在激进的文化研究者看来，文学性、审美价值已经沦落为精英主义的行业标准，充满着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贬义。其实，当文化研究过多指责审美批评时，不期然也陷入了一种精英主义，“因为它在批评美学时，它认为自己的方法比其他学科的方法更有权威性。它同时也陷入它在批判美学时所指出的普遍化姿态”。(39)
跨学科与学科建制之惑
学科建制可能只是中国大陆情境中的“本土性”问题。“易名论”在此承担双重功能：一是使学科边界趋于清晰。避免以往学术的分工中，世界华文文学不包括中国文学的尴尬。二是借以脱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依附地位，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学科独立。
依据目前的研究现状，华人文学一般包括华侨文学、华人文学、华裔文学、还有新华人文学／留学生文学。以写作主体的国籍来分类，华侨属于中国国籍，华人、华裔属于所在国国籍、留学生则处于未定的两可状态。这样，以写作主体身份命名的华人文学，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国文学的边界发生交叉，同样遭遇华文文学类似的尴尬，难以使学科边界趋于清晰。其次，作为一种跨国界、跨语种的文学，华人文学至少涉及两种语言，需要面对不同的文学传统、文学经典、审美生成机制，实际上涉及到比较文学的范畴，极有可能被中文系的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专业所收编。(40)学科独立化的革命行动蜕变为更换门庭的改良行为。这一出乎意料的结局，显然有违学界当初自立门户的雄心。
“把华人外语文学划归外国文学，无论讨论者与被讨论者，都会感到很不舒服：他们与外国文学精神距离很远，与中国文学却是近距离接触。”(41)这一情感化的观点其实有待辨析。以主体国籍身份划界，华侨文学、留学生文学似可视为中国文学的海外延伸。如果所居国愿意扩大视野，以创作地域为底线，华侨文学、留学生文学又能以移民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身份，进入所居国文学的版图。另一方面，华裔外语文学即便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中国性”，无论是作家个人意愿还是主流社会的认可，归属所居国文学应当无可争议。如亚裔／华裔美国文学，最初被定义为：“亚裔美国人用英文写作的、表现亚美感性的作品”，本身便是“还我美国”理念的产物。(42)华裔作家汤亭亭等人的作品，相继被权威的《哥伦比亚文学史》(1988)、《希斯美国文学选集》(1990)、《诺顿美国文学选集》(1998)等收录，意味着亚裔文学／华裔文学已经进入了美国文学经典和文学史。(43)中国大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0)列入了马克西姆·洪·金斯顿（汤亭亭），明确将华裔文学列入美国文学的教学大纲。相较而言，受多元文化观念的影响，虽有跨语言文学史写作议程的提出，美华文学寂寞的边缘地位仍未有根本改观，尚在主流批评视野之外。(44)基于与现有专业设置冲突的考虑，学界把台港澳文学归为中国文学，不再归为华文文学；依此逻辑，华裔外语文学既然属于外国文学，似不应再归为华人文学。我们不难发现，这里存在着双重的划界标准，暗含着清晰的中国定位。正是这种定位，促使与中国文学划清学科边界，却将进入外国文学领地视为勇敢的越界行动。
就华人文学所倚重的文化批评范式而言，与学科建制之间同样呈现内在的紧张。我们知道，文化研究的理论渊源，无论是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还是欧美反人文精英传统的学院政治，均遵循“跨学科”、“反学科化”、“反体系化”的学术理路。恰如杰姆逊所言，“文化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也许最好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入手，把它看作是一项‘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45)学界借用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少数族裔批评模式，均与西方解构主义思潮紧密相关。因此，具有双刃性的文化批评，其“反学科化”的天性可能会阻碍、压抑乃至消解华文文学／华人文学学科化的企图。现代性的问题可能遭遇后现代式的解构，寻找建构自洽性的理论，实现华文文学／华人文学学科化的目标极有可能落空。如何有效地吸纳文化批评的理论范式，同时将它牢牢控制在文学研究的边界之内，应该是不容回避却又难以化解的现实难题。北美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旦消弭了文学与非文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差异，文学学科的独立性都成了十分可疑的命题，当文学让位于文化，再奢谈华文文学／华人文学的学科建制，无异于缘木求鱼。
小结
综上所述，“华人文学替代华文文学”的命题，表面看似是华人外语文学兴起的必然结果，其深层意义上却纠结了更多的学理因素，牵涉到文学场中不同的文学观念、批评范式乃至学科定位之争。在我们看来，作为具体的学科分类模式，华文文学、华人文学、国家文学、区域文学，都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协商存在，并无高下之分，优劣之别。华人文学与华文文学并非是范围上的包含关系，也不是研究范式上的先进／落后的替代关系，而是一种共存共荣的交叉互补的依存关系。作为一种学科命名，华人文学无疑具有存在的合法性，但不能以此当作替换华文文学的理由。在此意义上，“易名论”在学界的再度浮现，可视为学术研究的主流话语转换的风向标。至于其成功与否，尚待时间来确证。
注释：
①饶文引用了刘以鬯的观点，详见饶芃子：《九十年代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思考》，《香港文学》1994年第2期。杜元明：《试论华文文学的母土性、区域性和环球性》，《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8年第1期。
②梁丽芳：《扩大视野从海外华文文学到海外华人文学》，《华文文学》2003年5期；王灵智：《开花结果在海外——海外华人文学国际研讨会综述》，《华文文学》2003年第1期；赵毅衡：《三层茧内：华人小说的题材自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③华文东：《“世界华文文学”及其“走向”——差别：强势或弱势文化的反弹》，《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相关重要文章，可参见：黎湘萍：《族群、文化身份和华人文学》，《华文文学》2004年第1期；陈思和：《学科命名的方式与意义——关于“跨区域华文文学”之我见》，《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古远清：《21世纪华文文学研究的前沿理论问题》，《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刘登翰、刘小新：《华人文化诗学：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式转移》，《东南学术》2004年第6期；刘小新：《从华文文学批评到华人文化诗学》，《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1期；黄万华：《华人文学：拓展了的文化视角和空间》，《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④王列耀：《东南亚华人文学的“望”、“乡”之路》，《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⑤黎湘萍：《族群、文化身份和华人文学》，《华文文学》2004年第1期。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著，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41页。
⑦参见张从兴：《华人是谁？谁是华人？》，华语桥网站huayuqiao.org/articles/shcheong/shcheong02.htm；另可参见蔡苏龙：《“华侨”、“华人”的概念与定义：话语的变迁》，《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⑧刘登翰、刘小新：《华人文化诗学：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式转移》，《东南学术》2004年第6期。
⑨赵毅衡：《三层茧内：华人小说的题材自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国内学者有类似观点，参见黎湘萍：《族群、文化身份和华人文学》，《华文文学》2004年第1期。
⑩单德兴：《重建美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
(11)刘小新：《原乡意识的变迁——以马华新世代作家为例》，《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第十三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万华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页。
(12)郭齐勇、郑文龙：《杜维明文集》第5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381页。
(13)王赓武：《单一的华人散居者？》，《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4)宗鹰：《从美国华文文坛看“草根文群”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1999年版，第338页。另可参见同书的两篇文章：王性初《移植之树常青——华文文学的定位和旧金山华文作家群》；黄运基《美华文学发展初探》。
(15)［美］阿里夫·德里克：《对“中国式资本主义”模式的反思》，《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6页。
(16)施建伟：《从边缘走向主流：海外华人文学的现状和将来》，《华文文学》2003年第1期。
(17)严格来说，应该是书面形式的汉语，因为各国对汉文学采取着不同的诵读方式。关于把域外汉文学引入华文文学研究的观点，具体参见：王润华：《越界与跨界：世界华文文学的诠释模式》，参见《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324页；［日］甲菲胜二：《从日本初期和歌理论〈歌经标试〉讲到“古代华文文学圈”的观点》，《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695-704页；陈辽：《汉字文化圈内的域外汉文小说》，《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3期；许翼心：《关于华文文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世界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第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杨振昆等主编，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
(18)李葆嘉：《汉语起源与演化模式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页。
(19)王晓平：《亚洲汉文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20)俞樾自称收录作者550人，现据蔡毅统计。详见蔡毅：《俞樾与〈东瀛诗选〉》，《中国诗学》第五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
(21)张伯伟：《域外汉诗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展望》，《中国诗学研究》，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324页。
(22)胡适：《国语文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23)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7页。
(24)许翼心：《关于华文文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世界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第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杨振昆等主编，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5)黄发有：《韩国华文文学的现代转型：以许世旭为例》，《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黄万华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715-724页。
(26)持前一观点者居多，赞同“支流说”的学者，如肖芮峰《海外汉诗：亟待拓展的研究领域》；再如日本神田喜一郎，特意将他的《日本填词史话》的正标题叫做《在日本的中国文学》。参见蔡毅：《日本汉诗研究断想》，《中国诗学》第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27)关于华人文学的文化视野，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文学原本便是文化大系统的一部分，华人文学、华文文学自然与中华文化存在关联。本文的文化批评，指西方受解构主义、文化研究的影响，新批评范式之后的文学批评话语。
(28)饶芃子：《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29)刘登翰、刘小新：《关于华文文学凡个基础性概念的学术清理》，《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30)(33)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文化研究读本》，罗刚、刘象愚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09-211页、第209页。
(31)这一变化符合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历史。但在美国，由于1980年代后移民的大量迁入，新移民从数量上超过了华裔人口，华美文学“去中国性”的立场，相应发生了改变。参见赵文书：《华裔身份建构中的破与立：陈耀光个案研究》，《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2期。
(32)［美］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孙宏主译：《剑桥美国文学史》（第7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708页。
(34)卫景宜：《全球化写作与世界华人文学——关国华裔作家汤亭亭、裘小龙谈话述评》，《国外文学》2004年第3期。
(35)转引自［美］尹晓煌著，徐颖果主译：《美国华裔文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页。
(36)参见陈晓明：《艺术创新与文化身份：华文文学的自我超越》，《走向21世纪的世界华文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
(37)赵毅衡：《流外丧志：关于海外大陆小说的几点观察》，《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1期。
(38)饶芃子、蒲若茜：《从“本土”到“离散”：近三十年华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评述》，《暨南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1期；类似文章，可参见赵莉华：《华裔文学创作与研究的误区》，《华文文学》2006年第2期。蒲若茜：《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中国视野》，《江汉论坛》2006年第3期。
(39)詹·韦布：《文化研究与美学：快感和政治》，《文化研究精粹读本》，陶东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
(40)事实上，复旦大学已经将华人文学研究纳入比较文学专业。具体参见林涧：《比较文学的一个新领域——美华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
(41)赵毅衡：《三层茧内：华人小说的题材自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42)王理行、郭英剑：《论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的中文译名及其界定》，《外国文学》2001年第3期。
(43)如《剑桥美国文学史》借用威廉斯的文化研究模式，将亚裔美国文学（英语）视为美国文学的“新兴的文化”。
(44)关于美国华文文学与华人英语文学的讨论，可参看单德兴：《重建美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0-352页。另参见尹晓煌《美国华语文学之历史与现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9月第3期。此文为其专著《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史》的一部分。
(45)［美］杰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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