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剧向何处去？——漫议历史题材影视创作之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剧论文,题材论文,何处去论文,影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电影创作不景气，现实题材影片产量不多，历史片就更少了。在我印象里，似乎只有《秦颂》、《荆轲刺秦王》和《鸦片战争》有较大反响，褒贬皆有，毁誉并存。
也许因为电影毕竟是有时间限制的艺术，两部写秦始皇的影片尽管故事内容不同，角度各异，但都像剪影艺术，“剪”出了某些历史学家所谓的“千古一帝”嬴政的肖像。这肖像，自然是周晓文和陈凯歌心目中认为的样子。在不能不对创作者们认真艺术态度由衷尊敬的同时，也萌生几分忧虑：即他们尚未彻底摆脱多年来党八股主流史观束缚，自觉不自觉地便陷入了非艺术学的思维定势中。这直接导致其作品思想立意乏善可陈。
历史片不是电影化了的历史人物鉴定书，尤其不应搞成既有鉴定书的说明。曾几何时，沿袭政治权威对历史人物评价，在其划定范围进行诠释性构思，几成电影家不可逾越之雷池。但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统治者对前朝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臧否，总是以其自身统治意志及其倚为统治基础的统治集团利益得失为标准的。他们不可能站在老百姓立场褒贬历史和历史人物。当然，在特殊情况下，有时统治者也会搞些举措“适应”民众好恶，以彰其“明君”之誉。而骨子里却是出自怀柔统治策略的政治把戏。比如明代在北京阜内大街建了座规模可观的历代帝王庙，供奉的帝王中便没有秦始皇、隋炀帝等暴君昏君牌位，明亡清立，清代诸帝依然对这“帝王集中营”优礼有加，香火不绝。原因很简单，清代统治者为消融民族矛盾、稳固大清统治，就必须尊重汉民族历史，对其历代帝王顶礼崇祀。清代立国267年维护的东西，入民国便成颓砖败瓦破庙，那道理也很简单：帝制崩溃，民国共和，人心所向，就连本质上是搞封建专制独裁统治变种的各路土匪头子、大小军阀们，也都声称皇帝不是好东西。因为不如此，他们也就无法对抗中央政府而占山为王当地方土皇帝了。其后几十年间，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成为某种政治观念或政治权威个人观点的记录。历经多朝皇帝“政审”都未通过，始终未进入帝王殿堂崇祀的秦始皇至此境遇大变。
绕这么大圈子才回到“二秦”电影上来，无非想说明，再有本领的编导，如果创作伊始即先自结樊篱、依个别政治权威的观点而定历史人物是非，那是无法有创作个性可言的。《秦颂》、《荆轲刺秦王》不约而同，全都杜撰了基本不见史载的剧情故事及其人物纠葛；复又不约而同，全都避开了对嬴政集中体现所有封建帝王本质特性的揭示，看来绝非偶然。这两部“历史大片”展示的宏大历史景观画面场面，愈发削弱了按其题材人物本应具有的对荼毒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专制体制的批判精神。这也难怪有半吊子记者写文章说，“影片展示的不亚于兵马俑的古老中华文明令人叹为观止”之类了。英国曾拍过一部表现古罗马暴君荣辱兴亡的历史片《卡里古拉传》，片头即开宗明义出现发人深思的字幕：“一个人要是得到了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会有什么样的归宿？”这引自《圣经》的格言警句，正是该片思想艺术焦点。这类以历史人物为主角的影片，要想拍得成功，剧作本身即应具有发人深思的哲理内涵。二《秦》显然未能臻此层次。
尽管以电脑技术为代表的当代高科技的不断进步，为电影艺术特别是对历史题材影片的创作拓展了不知多少新天地，但数码时代的来临，并不意味着电影艺术水涨船高。《鸦片战争》虽拍摄于90年代，且重叙了50年代名片《林则徐》中所表现的历史内容，但不论在剧作水平上还是在银幕形象塑造水平上，都看不出有多少超越。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丹所塑造的林则徐，在几十年后依然无法被新的林则徐所取代。剧作本身，似在商业片和艺术片之间摇摆着叙事，其结果（怒我直言）是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亦不像骡子。
古人谓作诗文，炼字不如炼句，炼句不如炼意。电影剧作何尝例外？“意犹帅也”。《鸦片战争》的创作，未随时代嬗变去开掘题材蕴含的思想内涵，其弊，首在无令人耳目一新之立意。该片故事构思，依然在抗击西方列强侵略，昂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这样一些主旨层面盘旋。这些内容，当然应该表现。但与此同时，不应忽视的重要方面，则是对这屈辱历史一页的反思自责，对鸦片战争为什么单单在大清国发生的探究解析。
在我看来，鸦片荼毒中国，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清王朝封建专制体制以及从上到下的溃烂性通体腐败，在于鸦片成为贪官污吏主要财源，而禁毒竟成为繁殖愈来愈多贪官污吏的绝好温床。不知该片编导对史料的掌握是否只囿于官书文献，倘确如此，那就在相当程度上局限了构思立意天地。只举一条即可说明问题，近现代文史家马叙伦先生曾在其《石屋续沈》中记载，清宣宗（即道光帝）嗜鸦片烟，并说“宣宗之嗜鸦片，自不见于起居注”。（详见建文书店1949年版该书第39页）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也就可解开终道光一朝为何鸦片屡禁不绝的秘密了。似这样重要的材料，不知缘何未为《鸦片战争》编导注意？
《鸦片战争》中可喜可取处之一，也许在于多少把钦差大臣琦善的塑造，向历史本来面目靠近了些，没有沿袭老版影片，把一个清廷大吏弄成了提笼架鸟的花花太岁、漫画化的小丑。但即或如此，该片总体仍无甚新意，尤其是在主人公林则徐的塑造上，仍予人重塑金身感觉，虽灿灿耀目，却腾云驾雾。编导的识见，远远落在新一代史学家最新研究成果后面了，不止一部鸦片战争研究专著（尤其是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指出，多年来，我们对林则徐光环化了，“林则徐的思想被今人夸张了”。当历史人物变成某种民族精神的化身，成为为现实服务的角色后，几乎无一例外都要被披上神话化的彩披风。与此同时，真实的历史和鲜活的历史人物也就被歪曲消解了。
总而言之，近年历史题材电影创作数量既少且质量平庸，总体呈不景气态势，除去客观条件诸原因外，编导自身观念认识水平的滞后，恐怕是主要问题。
与历史片电影情况相反，近些年历史题材电视剧多如过江之鲫。然而多则多矣，佳则未必。貌似求新创奇，实则胡编滥造。这其中，尤以古装剧为最。在这不胜枚举的历史剧中，固有千里挑一的优秀之作，但更多的是平庸货色。有评家将其中那些不顾起码历史真实性，由着性儿瞎编的古装剧称之为“胡说”剧。
“胡说”剧，无法与早些时面世的《戏说乾隆》之类“戏说”剧相提并论。“戏说”之作是在掌握历史和历史人物情况下，为求取娱乐性观赏效果，故意采用夸张、谐谑、指黑为白，甚至是混淆时空语言的插科打诨（如《戏说乾隆》中，乾隆听说某官要卖宅院，便来了句：是啊，现在炒地皮买卖房地产生意挺时髦！）等表现手段，在有意制造布莱希特距离效应同时，使观众与历史人物拉近距离，从而取得较好审美效果。从某种意义言，“戏说”之作是需要编导演相当扎实的基本功的，有点儿类似杂技团里佯装什么都不会的滑稽小丑走钢丝，但实际表演者乃是最优秀演员方能胜任。
“胡说”剧的“基础”，十之八九系编导的无知。如有部《日落紫禁城》，将男主角起名为荣庆，令人匪夷所思。稍有清代史识者都知道，在《清史稿》等439卷有传的荣庆，字华卿，号实夫，蒙古正黄旗人，生于咸丰九年，死于民国六年（1917年），汪以30岁即入翰林院，历任侍读学士、鸿胪寺卿、通政司副使、钦差山东学政使，曾受命协助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与列强议和，直至清室退位前一直担负要职。荣庆且是位廉洁高官，任军机大臣时，送礼行贿请托不绝于门，但他始终“璧其贽，拒其请”，《清史稿》评之为“持躬谨慎”。这样一位晚清重要历史人物的大名，到了《日落紫禁城》剧中，成为一个小太监角色的名字，实在不伦不类。编导的无知令人咋舌。
由于传媒市场化运作机制，由于社会学原则下的审查制度，形形色色良莠不一的历史剧畸形“繁荣”于一时，并不可怕。类似《日落紫禁城》这样的无知无识几于历史无关的胡说古装剧，以及直到现在还充斥荧屏充填电视台开机时间的那些胡打乱闹又哭又笑鸡飞狗跳，谈不上有什么思想内涵审美价值的消闲娱乐古装剧，亦不可怕。
最可怕者，乃是在中国经济结构转轨和社会结构乃至政治体制面临变革之际，某些电视人在金钱利益驱动下，迎合某些反改革政治暗流势力，假历史剧之名而拍摄出的复古倒退、充满奴才意识的胡说历史的古装剧。说这类古装剧是历史剧的假冒伪劣品种，并不为过。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首推曾被爆炒一时的《雍正王朝》。
该剧名为根据二月河所著长篇小说《雍正皇帝》改编，但实际已去原作甚远，尽管在为雍正“平反”恶名上，二者一致。而为雍正“正名”理由之一，即这位皇上“勤政”空前绝后，用二月河先生的话说是“先是一条‘勤政’就令人心仪敬佩……13年，千余万言的政务批语，康熙、唐太宗上溯到秦始皇这些勤政君主，没有一个比得上他的。”（见《新闻出版报》1999年2月3日《二月河与雍正皇帝》一文）
睹此观点，不禁哑然失笑。如何评价历史人物，仁见智见，理应共存。然好比照相，倘所照形象逆光剪影而美丽非常，即布告天下“此为绝世美人也”，而一旦引人观其正脸，却满目狰狞，岂非误导观众！
还是让我们把雍正脑袋（且不管清西陵地宫中他是否因被人削首而按了个金脑袋）扭过来看看罢！
据专家研究，密封奏折制始于顺治，推行于康熙。至雍正，由于夺嫡继位，“得国不正”，树敌遍朝野，为既保绝对权力又保绝对安全，他深居大内，开创了几乎完全凭密折统治天下的密折政治。据统计，从六部九卿的尚书、侍郎到大学士、总兵，从各省督、抚到藩、臬、提、镇，乃至品低职微的芝麻官儿，进密折者多达一千一百多人。密折是直送雍正亲拆亲行，绝对不许第三者一窥的；雍正亦严令进折特务们绝对保密，骨肉至亲也不许知。
想想看吧，这么多耳目不时进密折，雍正如何闲得住？以此密折特务网维系政权，好像很“绝”，迫大官小员只由其一人掌控，官官相监督。但实际却弄出不少冤假错案，树敌益多，雍正自己也在这网中成了短命鬼儿。
因此，对大搞密折特务统治而不得不夙夜匪懈宵肝焦劳的雍正大加推誉顶礼，并因之为其恶名翻案，实在是只看现象不察本质的肤浅史观。至于编导声称什么表现“勤政皇帝”，即是“为国家和人民利益服务精神”唱颂歌云云，则十足是白日鬼话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皇权统治即家天下统治。雍正勤政是为其爱新觉罗家族子孙永坐江山，岂有他哉？
《雍正王朝》主创人员对传媒一再声称，该剧“绝非戏说”，而是忠实于历史的“正剧”。导演甚至说：“英雄对一个民族的提升太重要了！我渴望英雄。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千百个荒淫皇帝中塑造一个好皇帝。”编剧则在为雍正大唱颂歌后叹谓：“他（雍正）能推动整个国家，却天生悲剧性格；他有恩于民族，却被后代子孙唾骂”，“雍正命运的悲凉以及历史对他的不公是帝王中独一份，……历史沉默着，五十年过去了，一百年过去了，二百年……雍正真是冤啊！”这真是为雍正喊冤叫屈如丧
妣溢于言表，几近声泪俱下了，即或是爱新觉罗嫡脉孝子贤孙也也未必如此罢。而雍正饰演者更是在答记者问时吹捧说，“雍正还是一个最节俭的皇帝，对生活没有什么要求，最常吃的菜就是青菜豆腐，剩下一点饭用开水一冲就当汤喝了……他还很少翻牌子（宠幸皇妃）。这在历史中都有据可考”，云云。（上述均引自《北京青年报》1999年2月12日第七版）。
对电视剧在上述主旨下把雍正美化成“高大全”式无私无欲的道德皇帝，就连小说作者二月河都感到难以认同了。原小说尽管谈不上有什么历史认识价值、思想深度，在清廷仪礼官制典章乃至服饰、诗词歌赋等方面的描写错讹百出，只是个距史实甚远、三实七虚的通俗演义故事，但毕竟还突写了雍正的阴损狠毒奸险凶诈的种种。但电视剧中的雍正，却几几乎变成完善无瑕，可超越时空的统治者楷模了！
八十年代初，即有学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当时最新发现的部分未批奏折时，意外发现雍正亲笔字条，一张夹在川陕总督年羹尧于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十八日的奏折中，全文为：“再，宁夏出一种羊羔酒，当年有人进过，有二十年停其不进了。朕其爱饮他（它），寻些来，不必多进，不足用时再发旨意，不要过百瓶。特密谕。”另一张则夹在河南巡抚田文镜于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的奏折里，全文为：“秋分，牡丹花移送些来，不必过多，四百本即足用矣。”（引自《文汇报》1984年3月19日，薛瑞录《从几则史料看雍正帝的虚伪性》一文）要外臣进贡牡丹花，似无可厚非，而密令进献羊羔酒，则恰好佐证了湖南文人曾静在其著作中列举雍正失德十大罪之一的“酗酒”这一条。值得一说者，是索酒适值其刚继帝位的雍正元年，而“二十年停其不进”，恰说明康熙帝德和雍正在当皇子时即是酒徒了。
1996年8月22日《深圳特区报》载《法国档案馆藏有雍正皇帝求婚信》一文，介绍说，1726年（雍正四年），雍正致函教皇克雷芒十一世，请求挑一名知书达礼美貌忠贞的西方女子，最好是教皇侄女或教廷中的“名门闺秀”入宫。天！原来这位雍正爷早在250年前就寻思着“泡洋妞儿”啦！
再对照一下雍正申斥当时文人曾静责其失德十大罪的“上谕”中是如何说的：
“又逆书谓朕为酗酒，夫酒醴之设，圣贤不废。古称尧千钟，舜百榼，《论语》称孔子惟酒无量。是饮酒原无损于圣德，不必讳言。但朕之不饮，出自天性，并非强致而然。前年，提督路振扬来京陛见，一日忽奏云：‘臣在京许久，每日进见，仰瞻天颜，全不似饮酒者，何以臣在外任有传闻皇上饮酒之说？’朕因路振扬之奏，始知外间有此浮言，为之一笑。今逆贼酗酒之谤，即此类也。”
“又逆书谓朕为淫色。朕在藩邸，即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远色二字，朕实可以自信，而诸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今乃谤为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宠者何人？在逆贼既造流言，岂无耳目而乃信口讥评耶！”
两相对照，雍正无赖嘴脸活现无遗。类此史料不胜征引。不知该剧编导演何以自圆其说？
一部电视剧，其人物塑造和剧情结构体系乃至细节设置等，都是为体现立意主旨及思想内涵服务的。以此观照《雍正王朝》，便恍然大悟：它原来是依据雍正自辩大著《大义觉迷录》为基础组织剧情内容，按“雍正思想”构思故事情节，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来塑造这位“爱民”、“勤政”、“菩萨心肠”、“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仁德天子”、“好皇帝”光辉形象的！简言之，《雍正王朝》即《大义觉迷录》的荧屏化翻版。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大义觉迷录》是雍正谎言欺世的自辩书，向为正人君子所蔑弃。雍正矫诏篡位“得国不正”，宫廷内幕传言流布。湖南百姓曾静投书川督策反，信中列出雍正十大罪：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利、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斥其为搞阴谋诡计篡夺帝位的无德暴君，根本不配当皇帝。雍正自作聪明地将其自辩上谕与曾静口供等案审材料汇编成书，亲自题名，下令颁发全国并命必须家喻户晓。孰不知谎话难圆，越描越黑，反倒把宫廷内幕隐秘公布了。这部皇上和平民囚徒进行大辩论的御制国书，不惟不能使臣民“觉迷”，倒适得其反。故雍正一死，刚继位的儿子乾隆帝即下旨宣布《大义觉迷录》为禁书，全面取缔，私藏者治罪。
就是这样一部连雍正儿子都觉羞耻的书，却被电视剧炮制者奉为圭臬，鼓捣成欺世盗名的《雍正王朝》了。倘他们坦率承认于史无知，纯粹为赚钱而拍此“胡说”剧倒也罢了，因为众所周知，连所谓“国家领导人”的堂堂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都沉溺于金钱而忘大义，又如何厚非某些商人、艺人为搂钞票而不觉迷呢！令人不得不与之较真儿的关键在于，该剧主创者哭着叫着拼命为雍正涂脂抹粉地“正名”，且誉之为“改革皇帝”，振振有词地声称他们“为雍正洗冤”、“真实地再现了雍正形象”，“这在历史中都有据可考”云云。
不要说上析满纸谎言的《大义觉迷录》根本不足为据，就是“清实录”中的《世宗实录》、《上谕内阁》、《上谕八旗》以及《雍正硃批谕旨》之类东西，亦无一不经雍正本人审定，稍触其忌讳的原始史料即通被抽毁，保存下来的则被改得面目皆非。已故著名清史专家孟森先生，早在30年代即指出：“凡历代实录所载，其直接关系帝王本身事者，为最难得实”；他特别指出，“人第知清初国政，皆高宗（乾隆帝）所删汰仅存，殊不知清列朝实录，直至光绪间犹修改不已。”（《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520页，中华书局版）不客气讲，现存皇史宬，记载大清九帝的《清九朝实录》，是一堆装璜精美的糊涂帐！其中记叙雍正父子的《圣祖实录》和《世宗实录》就更是烂浆糊帐。故多年来，关于康熙死因，雍正继位……诸多问题皆成悬案谜团迄无定论。
不惟他们生平如此不明不白，实录本身亦存疑窦：康熙在位62年，实录仅300卷，年均卷数不到5卷；雍正在位仅13年，就有实录159卷，年均12卷多，比他爹多了两倍多。历来诸多史家将雍正视为矫诏夺位杀兄屠弟、复删史档编造谎言以掩其阴谋的嫌疑犯，并非空穴来风。后世陆续发现的史料，亦足证当时曾静等人指责雍正失德十大罪，的确属实。
窃以为，按雍正及其后代“钦定”史料而为之歌功颂德，若非智商出了问题，便系“皇帝佬儿好卖大价钱”使然罢。史剧表现帝王，核心在能否揭其本质。报载该剧导演声称“中国银屏需要塑造民族英雄形象”云云，令人瞠目，多年未闻这种以无知为基础的信口开河了。早在明末清初，便有位思想家唐甄，在其名著《潜书》中一针见血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比皆也！”三百年后的今人识见竟不如古人了，岂不可悲！即以封建道德伦理衡度，在中国历史559个形形色色封建帝王团队中，雍正也远远算不上什么有“帝德”的角色，将一个阴险毒辣的专制帝王吹捧成“民族英雄”，不折不扣是对时代民主大潮流的反动。照此逻辑，倘以“批判男权社会”为名，炮制出为慈禧翻案并歌功颂德的《慈禧王朝》恐亦为时不远矣。慈禧比雍正“当这个家更不容易”，前后长达48年呢！
如果说《雍正王朝》内容胡说，思想反动，但在艺术表现上还有不少可称道之处的话，那么继其后推出的46集之长的《太平天国》，则是属于不论在内容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大为失败的“胡说”剧另一代表作。尽管这部耗去一亿五千万巨资的古装剧，早在投拍阶段即大炒特炒，播出后又请出些专家“托儿”来鼓吹，仍无济于事。在一家网站关于这部“央视大片”的BBS里，百余条评论中，只有三条持肯定看法（见《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0年7月25日），可谓惨极矣。
该剧失败，首在被某些传媒尊为“编剧大腕”的这位编剧。该剧开头几集即拖拖拉拉，不知所云，令人叫苦不迭，以至开播不到十集，便有评家表示，此剧名不副实，不必瞎耽误工夫了。不知是否为挽颓势，随后有报道称，世界著名的美国华纳影视公司购买了它的海外发行版权云云。正疑惑，又传来最新报道，原来是人家将这46集剪辑成8集版本发行。被剪去近六分之五，这是光荣还是耻辱呢？
在我看来，《太平天国》从策划构思伊始，即注定其必然失败了。只看编剧声称“洪秀全当然是大英雄，他利用拜上帝会团结苦难的人民，揭竿而起，创建了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中国电视报》2000年第32期）直如60年代中学生诵读课文儿，便觉陈腐不堪。
长期以来，中国影视作品也好、文学作品也好，鲜有世界影响杰作，大题材却难成大作品，每每成为既有观念甚或政策的演绎工具。史学研究也多有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实际却是阉割马克思主义，代之以实用主义的史观，取我所需，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胡说八道。在这种错误观念下形成的所谓“主流史学”一旦遇到政治气候嬗变，就将自己置于了十分尴尬的地位。
明摆着的事实是，当套在人们头上的“凡是”论桎梏去掉后，许多历史和历史人物就面临再评价课题。这其中，自然就有对太平天国主流史观的质疑。那种“凡是造反起义就是革命，凡是革命就是进步”、“凡是农民起义就得大唱赞歌”之类党八股，恐怕再没几个人迷信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已然佐证了这些观点的荒谬。
可惜《太平天国》作者，仍未跳出“凡农民造反之庙即要磕头烧香顶礼膜拜”的囿限。这自使其不可能从本质上认识，洪秀全这尊大神究竟算不算是英雄人物？
随改革开放，中西文化交流，大量中外史料以及太平天国史研究表明，长期以来为主流史观推上“大英雄”神座上的这位“洪火秀”（洪秀全本名），是个十足的混世魔王。洪是个没学问更无文才可言的土塾师，所以屡试不第（只看其所写“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之类蹩脚鄙俗诗，便可知为何他能当“天王”却不能当秀才了）。他为出人头地铤而走险，从广东跑到地瘠民贫又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的广西聚众暴动造反。他压根儿就不是主流史家颂扬的什么“反帝反封建制度的革命领袖”，而是利用百姓无知，自称是“上帝小儿子”、“耶稣的弟弟”，大搞神灵附体之类把戏、妖言惑众的邪教教主。诚如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博士所说：“太平诸领导，尤其是洪秀全，基本上是个发宗教狂的狂热教主，和吉姆·琼斯是同一类人物。琼斯所追求的也是一个‘天国’——一个不受世俗权威干扰的，任由他和他的信徒们去过那自由自在的共产主义的宗教生活——‘琼斯堂’的生活。”“所以‘太平天国’这国号，原来实在只是梦想中的‘小天堂’，一个宗教名词而已。”（《晚清七十年》第89～90页，1999年岳麓书社版）太平天国立国后制定的种种法规制度，亦在在佐证了洪秀全们搞的纯粹是反人性的、极残酷摧残老百姓身心的邪教乌托邦，除以其为首的上层特权统治集团可以荒淫无耻为所欲为地享受天堂奢侈生活，广大民众只能在灾难痛苦中熬煎呻吟。
因此，在五十年代主流史观未一统史学界之前，很少有史家对太平天国持肯定态度。广大百姓亦以“长毛”“发匪”视之。冯友兰早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质疑，认为太平军的主张，是想模仿西方中世纪出现的神权政治，他警告：“洪秀全的理想若真实现，中国就要倒退。”在此之前，毛泽东也是不推崇太平天国洪、杨之辈的，他在给友人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亦能如彼之完满乎？”（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书》）
因此，《太平天国》剧作者就使自己陷入了进退维谷境地。他力图美化洪杨等人物，将其利用邪教把戏聚众起事写成“农民起义”，但一到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就又不得不按史实表现其腐败腐烂直至灭亡的历程了。从这个角度言，此剧未像《雍正王朝》那样颠倒黑白地为主人翁树碑立传，还是可敬的。
在人物关系结构构思上，《太平天国》剧鼓捣出那么多的美女充斥剧情故事中（观众叽评为“美女如云”），实在不高明。从史料看，天（南）京美女多确有其事，但作为历史剧，充斥虽穿戴天国服饰，言谈举止气质却和当代都市丽人无二的美女，结果是不伦不类，历史剧不像历史剧，言情剧不像言情剧。主创者似忘了题材本身性质，并不适宜套用《春光灿烂猪八戒》之类构思模式也。
不要说剧中几组三角关系恋爱戏构思流于俗套（刑场婚礼之类），编、演平庸了，即或均属上乘，恐怕也难为人认同。太平天国史料表明，女性在天国根本没有社会地位，仅有的几个有高级官衔的女官（如丞相、女军帅），只是宣传摆设，实际无权，更不能干政。剧中出现的程岭南（杨秀清小老婆）、石益阳（石达开义女、李秀成恋人）、洪宣娇（洪秀全义妹）、傅善祥（杨秀清恋人）、曾晚妹（陈玉成恋人），以及洪仪美、韦玉娟等等十几个有名有姓的女性，史有其人的只有洪宣娇和傅善祥。但电视剧中有关她们的故事情节，可说全系虚构出之——事实上，不虚构也不行，史实中的天国女性，根本就不为洪秀全们当作人对待，只有血泪斑斑，哪有什么剧中那些浪漫故事的影儿！（这方面情况，可参阅潘旭澜先生《太平杂记》，其记叙妇女受摧残之状，令人发指）。
就人物塑造而言，这部电视剧惟一可取处，是“清妖”头目曾国藩、左宗棠。究其因，是如实地表现了他们本来的历史面目，故塑造得有血有肉很是生动。
《太平天国》剧面世，有两条功不可没：一是让广大观众形象地感受了从前不甚了解的太平天国原来如此（不少观众对洪秀全搞“拜上帝教”装神弄鬼之类，视为与李洪志一样，称原来150年前即已有大邪教也）。二是随电视剧播出，多种有关著作出版，推动了太平天国研究和进一步质疑主流史观中的农民起义功过是非问题。而天国中造神运动的荒谬和愚民把戏，以及统治集团中权力争夺倾轧的残酷血腥，更让百姓深思：所谓邪教，不仅只是利用宗教手段，任何与现实不符，经实践检验证实根本无法实现，且给民众民族带来灾难，凭借权力硬要人们去相信的乌托邦瞎说，恐怕都可视之为是邪教瞎说也。“文革”理论即可归入其中。
《大明宫词》是胡说古装剧的又一类典型。
该剧貌似写史剧，实际是借历史背景和历史人物，去演绎作者自己对权力、爱情的剖析，对皇权、母权、夫权的认识。该剧不是历史人物的再现，而是用历史人物演绎现代情爱观。惟其如此，不仅美化了武则天和太平公主，也将封建皇权专制体制的种种血腥罪恶淡化、过滤掉不知多少。剧中的太平公主，几乎完全不是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书中的那个太平公主了，所叙故事亦大多是于史甚远的虚构。让我们看看它如何胡说。
胡说之一，是将太平公主神圣化理想化了。她成了爱情至上主义者，为此不惜和母后对垒战斗。史实中的太平公主作为武则天小女儿，“喜参政”“多权略”（新旧《唐书·太平公主传》），将面首张昌宗推荐给武则天等，可说母女嗜好几一致。据《旧唐书·贺兰敏之传》记载，太平公主幼时在姥姥家曾遭表哥强奸。这对其一生影响不小。太平公主在私生活上颇混乱，单只史书所载和她私通的，即有胡僧惠范、宰相崔湜、司礼丞高戬三人。她有两次婚姻。第一次嫁薛绍。七年后，大约因武则天准备称帝改“唐”为“周”，需要找个武姓女婿缘故，便诬薛绍谋反，“杖一百，饿死于狱”。（《资治通鉴》卷24）武则天二次为太平公主择夫，选了堂侄武攸暨。暨本有妻室，武则天派人暗杀其妻，硬是让暨当了女婿，史载他“沉谨和厚，于时无忤”。没有史料表明为何武则天这么干。也许这位武攸暨是“窝囊废”一类，绝对不会对则天母女为所欲为有二话缘故吧。他和太平公主育两男一女，共同生活22年之久，在太平公主殁去前一年病故，也算是白头偕老了。
因此，太平公主的婚姻可说是完全配合武则天政治需要安排的。而她亦因从来享有性爱自由，对母亲的决定颇顺从。电视剧将此事作为生发展衍她们矛盾冲突缘由，纯属胡说也。
将太平公主写成“爱情女神”，并以其婚恋作为全剧主旨之一，实在是过于脱离当时社会风习了。太平公主还未纯洁到作者想象的那种地步。
此外，太平公主自始至终是个“政治公主”，而非什么“爱情公主”。早在武则天执政初期，她就在幕后为之“预谋议”政事，但武则天为保护她，不允其公开干政。武在除掉惹麻烦的男宠薛怀易时，即命太平公主秘密运作。她先后三次参与重大政治斗争。先是武则天宠幸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胡作非为，被张柬之起兵诛杀，并迫武则天传位于太平公主的三哥李显。太平公主参与此事，大约主要因其面首高戬被张昌宗诬陷入狱缘故。嗣后，唐中宗（李显）皇后韦氏，欲学武则天，阴结中宗女安乐公主，密谋树党夺权并毒杀了中宗，韦氏立温王李重茂当小皇帝，以便自己摄政，继欲害死小皇帝并除掉太平公主。太平公主遂联合四哥相王李旦（即后来的唐睿宗）及其子李隆基，起兵杀韦氏与安乐公主，并将小皇帝赶下台，请李旦当了皇帝。李旦为保帝位，和太平公主结盟，防范皇太子李隆基。太平公主自不量力，竟密结宰相并联络左右羽林军，企图废掉太子李隆基。结果是被李隆基起兵一网打尽，太平公主出逃山寺，“三日乃出，赐死于第”。
电视剧有意美化、“升华”这位公主，将上述她搞政治～军事政变的种种史实，全去掉了。
该剧胡说之二，是在剧情构思尤其是人物结构关系上，不顾历史地随意编造。如上官仪本是上官婉儿的祖父，剧中居然说成是她父亲。这还不算，有场戏表现上官仪（约608～664年）代高宗拟旨后交武后，武后命太平公主宣读，这真让人喷饭：生于663年的太平公主，怎么可能会去读664年即去世的老臣文章？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莫过于作者让大诗人王维出场，且让太平公主嗔怨其为何不敢接受她的爱情。睹此一幕，目瞪口呆：太平公主至早生于公元663年，而王维生卒年为700～761年，这位田园大诗人比她晚生37年呢，要是让王维他爹来凑分子也许还差不多。
类似处还有不少，就不一一列举了。
该剧胡说之三，是在语言词汇运用、细节表现上的错讹。人物称谓的现代化令人发噱。剧中李显的儿子称李显为“爸爸”，其实唐时长安是称父亲为爷或大大（至今如此），根本无“爸爸”一说。对话中不时冒出的“问题”、“意见”、“接班人”、“查户口”、“立场”，还有什么“象牙之塔”（此语出自十九世纪法国文学评论家圣·佩韦），甚至连汉语音译英语词汇“歇斯底里”、“逻辑”等，都出现在唐代人物口中了。
细节真实与否，是历史剧作者的试金石。剧中表现唐高宗李治去道观，墙上所悬八卦方位图上的符号，既非乾北坤南、乾坤相对的先天八卦，又非坎北离南、坎离相对的后天八卦，是不讲方位胡乱画上去的。看来编导对《易经》更是门外汉。
尽管《大明宫词》是胡说剧，但并非一无可取，至少在服装与美术设计、音乐、摄影乃至色彩运用上，俱见匠心，颇有形式美感。而归亚蕾饰演的武则天，大概是目前为止，最为出色的武则天影视形象了，该剧富于艺术性大半因其杰出表演艺术。有些评家对该剧台词大加赞赏，甚至认为是“文采飞扬”、“十分莎士比亚化”。这种感受，也许是因多年来电视剧对白实在没水平，对冷古丁冒出比较讲究的台词产生的好感。其实，该剧华丽辞藻不仅有堆砌感，且雕琢气十足。“凡装点者，好在外”，细研之，则觉其颇似欧化味儿的不甚高明的翻译语言，与人物思想性格的个性化远未融为一体；更不要说其中还时不时冒出上面例举的现代语汇，令人愕然了。
不同艺术样式，都有其约定俗成的各自独具的艺术审美假定性认同问题。莎士比亚化的语言，是在舞台剧这特定表现形式下才能为人们自然接受的。硬搬到电视剧中，便不和谐。此外，电视剧台词不是孤立的语言艺术，脱离题材内容去显示，得不偿失。再就是，语言艺术本体的内容美与形式美，如果在这样一部表现唐代生活的历史戏里，不与历史氛围交融，体现不出唐代杰出散文尤其是诗歌艺术的神韵，体现不出富于大唐文化气息的民族特色的话，如何让我们对作者由衷钦佩呢？即或是在话剧创作中出色的模仿了莎士比亚语言，恐怕也未必是真正才华的显示罢。当然，以此水准要求时下胡说古装剧或历史剧，也许是太不合时宜，过高估计其艺术美学素养了。
以上，仅对有限几部代表性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谈了管见，大量颇有影响的写帝王的电视剧，诸如《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等等，本文都未述及。这些“戏说”之作，不管水平如何，毕竟是在消遣娱乐剧范畴中，制作者对封建皇权统治，对皇帝，皆充分运用“戏说”假定性，或调侃，或嘲讽，或戏弄，其艺术表现形态本身，即是对封建专制独裁体制，对“皇上”的否定，因此，这类电视剧是在消解封建主义残余，值得予以肯定。
但无可讳言的是，也出现了颇为让人质疑的奇特现象，即越是为皇帝唱颂歌的所谓“历史正剧”，便越是被看好，为传媒大炒特炒，这种“导向”发展到极致，即是胡说剧典型《雍正王朝》的出现。就这样一部赤裸裸宣扬腐朽皇权特权意识，宣扬镇压“天下读书人”和搞文字狱有理，宣扬封建专制极权主义——“以一人治天下”，以及鼓吹以家奴治国才能“国泰民安”等等奴才哲学，与四项基本原则格格不入的电视剧，居然能以“主旋律”之名面世，传媒甚至宣称《雍正王朝》剧被“评审组一致通过，44集一集没删，一集没改”，“这也是一奇迹”云云。（见《北京青年报》1999年2月12日第7版）这一切使人要问，我们究竟生活在什么时代？恐怕只有距今85年前，那个同样“得国不正”，在窃据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又要当皇帝的独夫民贼袁世凯才会欢迎它，当时他纠集一帮政客，大肆鼓吹“中国百姓需要一个皇帝统治国家”之类舆论。可今天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时时强调“舆论导向”，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然而却出现了对《雍正王朝》这样的胡说剧大开绿灯并予以鼓吹的怪现象，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在影视创作上，宣扬复古倒退意识，宣扬封建主义极权专制等腐朽的东西，同样是一种腐败。这种腐败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腐败汇合，将加重荼毒我们国家的程度，并危及全民族的健康。但愿我们正视这种特殊的腐败。还是让我们重温邓小平在20年前的教诲吧：
“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的切实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95页）
庚辰年十二月二十日写毕于墨公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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