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家杨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家论文,文学论文,杨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越是深入杨义的世界越是感到：解读杨义，实非易事。他的学术视野之广令人惊奇：从时间上看，由当代一直上溯至先秦；从地域上看，由中国大陆跨越海峡兼及台港，远涉星岛，均有专论，至于行文中的参照比较，古希腊罗马，近代欧美东瀛，现当代西方，几乎无所不及；从文体上看，神话传说、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的诸多样式，广为论列；从学科专业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文艺理论、外国文学、文化学等，均有涉猎。难怪韩国一教授发问：中国学术界有几个杨义？①上下几千年，周行数万里，却绝非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而是脚踏实地、步履雄健，每涉一域，必有创见，其新令人称奇，其深令人叹服。于是，评家蜂起，十年光景，杨义的海内外评论就可辑成厚厚的一册。这固然是走向杨义的路标，但也凭添了深入解读的难度。其难不仅因为解读本身理当超越而非重复，而且更缘于杨义在本已辉煌的建树基础上正朝着新的目标前进。杨义富于挑战性的拓展不断地给学术界提出充满魅力的课题，解读杨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评价的范畴。
三卷《中国现代小说史》：整体性的文学复归
虽说杨义的学术处女作《鲁迅小说综论》（1984年）起点已经不低，纵横捭阖的气势、悟析兼济的灵性、妙谛旁渗的笔触等学术个性均已见出端倪，但使杨义蜚声海内外的还要数150余万字的三卷巨著《中国现代小说史》。
1986年9月，第一卷一问世，就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胡绳院长为本院有这样一位才华出众、建树不凡的青年学者而欣喜，对他的治学道路予以肯定②，并从此热心关注杨义的学术发展。美国著名汉学家夏志清教授从第一卷中看出著者的“用功”与“努力”、“细心”与“博学”，表示“极为佩服”③。等读到1988年10月推出的第二卷，愈加感佩说“一人独力写出二大卷，已极不容易，《小说史》全书完成，杨义的名字必将永垂不朽”④。当他着到1991年5月出版的第三卷，更是抑制不住兴奋之情地写道：“我国代有人才出，我这一代将成过去，您这一代治小说史、治文学史当推吾弟为第一人，假如钟书杨绛兄嫂阅读您的大著，也一定会承认的。像你这样的大才，海外没有，台湾也没有，望自知珍摄”⑤。夏志清在海外汉学界素负盛名，眼界颇高，对大陆学界不无微辞，而且他自身也曾著有独标一帜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如今对杨义巨著与杨义本身竟能如此动情嘉许褒扬，实在不同寻常。确如夏志清所料，小说史在国内也受到极大的重视：大师级学者钱钟书先生称许杨义“积学深功”，“后起之秀，君最突出”⑥；对现代文学史学科建设具有筚路蓝缕之功的王瑶先生肯定杨义小说史“体大思精，多有创见”⑦……1987年，第一卷被国家教委列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人民文学出版社社庆40周年之际，三卷本小说史被列为建社以来最有影响的三种现代文学理论图书之一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在建所40周年学术研究回顾时，将其视为影响较大的十种成果之一⑨。1994年，杨义小说史于中央、地方出版社推荐的52万种图书中，喜跃龙门，荣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须知这是获提名奖的十种文学类图书中，也是连同五种正式奖在内的十五种文学类图书中唯一一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著作。学术著作出版难，而杨义小说史竟能重印九次而仍然供不应求。如此殊荣，如此盛誉，如此魅力，究竟缘何而来？
杨义小说史是文学本性的复归。他不是从某种政治观念出发，也不是刻意地寻绎与勾勒政治运动在小说中的投影，而是以小说的文学本性为基准，来判定哪些作家作品可以入史与地位的孰轻孰重，来探询小说发展的文化背景与演进趋势，来析理小说流派的成因与流变，来确认作家的创作个性与作品的艺术风格。这样，小说史才不因苏雪林在鲁迅逝世后发表过恶毒的鞭尸文章而将她有意识“遗忘”，或加以情绪性的鞭挞，而是从艺术的视点出发，于清隽可读处首肯之，于因其依附政治而艺术味荡然处惋惜之。再如对叶灵凤，没有因其与创造社左倾走向的背离而加以割舍，也没有因其作品精神上的某种消极性而否定其艺术创造的探索性与艺术形式的多样性。正是由于坚持了文学视点，张爱玲这一向来被文学史冷落的作家才得到应有的重视，辟出专节予以评析。也正是由于坚持了文学视点，艺术分析才不再成为思想分析的附庸一笔带过，而是占有重要的比重，得以从容的展开。这样，我们就随着著者的引导，领略了张爱玲“化古老为新鲜的笔情墨韵”，把握了她那阴沉、迷惘而悲凉的小说基调；认识了叶灵凤、靳以、吴浊流、梁山丁、程造之等过去较为陌生的作家的小说艺术风貌，也重新认识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小说大家的艺术个性。
艺术的定位建立在披沙拣金的资料的搜集与筛选的基础之上。以往的现代文学史，大多局限于以几位大作家与几种文学现象来验证某种理论框架或历史模式，无须乎大量占有资料。框架如何暂且不说，其史料的严重匮乏也很难令人服膺。而在杨义看来，尽可能地博览群书、其中包括本来价值不大甚至根本不值一读的粗糙低劣之作，以告诉一般读者哪些书可读哪些书无须去读、哪些书当精读哪些书只须浏览，这正是文学史家的职责。也只有在大量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才能写出一部资料详实的“信史”。为了写出这样一部“信史”，他阅读了两千余种现代文学原版书与大量报刊资料，记了一万多张卡片。尽可能地全面占有资料，反反复复地揣摩比较，这才有了可以使自己安心、使读者信服的作家定位与史脉勾勒。同为文学史家的夏志清对杨义的“用功和努力，极为佩服”，确为个中之言，这“用功”实在是学者、尤其是文学史家的基本功。
杨义小说史史料之富赡足以让人惊叹，其构架更是给人以大气磅礴之感，有论者赞之为气势美。一以贯之地以流派为线索，从三个层面——小说观念与思潮的变迁、小说文体演进的趋势；流派的成因与流变；作家的艺术个性——来架构现代小说史，形成了张弛有度、浑然一体的整体性，这从写作的技术操作来说无疑是一种富于挑战性的选择。形式结构的深层更包蕴着视野开阔、涵容弘大的精神结构。这样，才能揭示“五四”小说革命的必然，才能理清“京派”与“海派”的来龙去脉，才能录入台湾文学的别致景观，也才能勾通旧派通俗小说与新小说的内在关联。宏阔的框架正是大气之史识的结晶。
文学史自然可以有多种风格，但杨义小说史可以说是最本色的文学史。他以多彩的笔墨描绘出一部绚烂的历史。揭示文学革命与后来的风云突变的背景时，语言仿佛携带着劲风和雨云，节奏急促，色调滞重。评析作家创作个性时，随物赋形，千姿百态。写鲁迅时语调沉雄，写冰心时色彩明丽，写废名时文笔轻盈，写丘东平时情调悲壮，写路翎时情绪激昂，写张爱玲时笔致幽曲……三卷小说史，愈到后来文笔愈为圆润多姿，愈见诗之灵气，愈有散文之美。譬如说张爱玲“对语言的颜色、情调、动静和意蕴多有极其敏慧的体悟，写肖像，写口吻，写神态，写氛围，不乏笔致轻灵，才华闪烁，潇洒自如。纵笔所之，宛若热锅烧豆，欢蹦活跳处粒粒圆熟。”“她以东方圆润的笔墨，给予景物以动的生命，又以西方静观的沉思，给予景物以启示的精魂。”如此美文，能不引人入胜？有论者称杨义小说史是“大雅大俗”，其言不妄：专家学者可以从中领略史德之风范、“史诗”性构架、史识之卓见、史功之扎实，一般读者也可以藉此了解小说史之全貌、思索文学发展之规律，并从富于感情而文采斐然的描叙中获得审美的怡悦。如此巨著佳构，不仅是杨义治学道路的里程碑，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世纪性成熟的重要标志。
转向古典文学：主体性的历史复归
杨义小说史完成了现代文学史研究向文学的整体性复归，实在功莫大焉。卓然建树，为海内外所瞩目。杨义的研究动向，也为学界所关注。他的选题常常出人意外，当年个人申报多卷本小说史曾让人不敢置信，在现代小说史大功告成之后，他把主要精力转向中国古典小说，又着实让人吃惊之余更添困惑。
研究领域如此大跨度地转移，动因何在？首先是为了搞清20世纪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内在联系，文学史是一条割不断的长河，即使像新文学这样从精神意蕴到文体形式都同古代文学迥然有别的新质形态，实际上深层也有传统文学的底蕴在支撑。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撰述中，杨义为探源溯流而披阅过不少古典文献，如果说那时还是服务于现代小说史之研究的话，那么现在则是以整体性地理清中国小说发展脉络为目标了。这是又一种整体性的复归——历史复归。
其次是想解开“不惑之年的新的迷惑”⑩，即五四以来以为天经地义的文学进化观是否符合历史，也就是说，是否现代作品都比古书高明，是否现代文学在观念和文体上每前进一步，都是对古典的超越和突破。这是一种挑战，对既定观念的挑战，对认知模式的挑战。索解历史密码比描述历史脉络具有更大的难度，也具有更大的刺激性。
第三，建立一种宏观的、动态的中国文学评价标准和参照系统。杨义认为，中国文学有自己独立的漫长的历史，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文体表现形式，它与西方文学是两个虽然相切但并非同心的圆。譬如神话，古希腊罗马神话有复杂的情节与史诗的结构，而中国神话则于非情节化中蕴含着神秘性与多义性；再如小说的叙事方式，西方崇尚科学主义，把完整之物通过破裂而窥其原理，而东方崇尚生命主义，透过表层的形迹而体悟其形成圆融的生命的神理，也就是说，非破裂而重圆融，是中国叙事方式的精蕴之所在。西方的文学观念与学术规范是西方文学——文化土壤的产物，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无疑具有借鉴、化用的价值。但若完全移植过来，或挦扯西方文学观念的皮毛，牵强附会或隔靴搔痒地给中国事例贴标签，或满足于为西方观念做例证，则不可能真正切入从而把握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无法传达出中国文学独特的生命形态。中国文学许多领域是尚未充分发掘与进行深度现代化转化的原矿，它的充分发掘与深度转化，不仅可以创造出适于中国文学自身的学术体系，而且将与西方学术平等接轨，引起人类文学观念的巨大拓展、甚至深刻革命。这一跨世纪的历史命题唤起了杨义巨大的探索热情，他要历遍整个中国古典文学世界，在历史追溯中确认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他的治学方略是“利用原有优势，拓展新的优势”(11)，他从中国现代小说史走来，步入古典世界时便自然首先走进了古典小说领域。
杨义果然不同寻常。他“自讨苦吃”地步入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世界不久，就以开阔的现代意识与出色的悟性，独辟蹊径地品出古典小说的深刻意味与别致情韵。譬如《山海经》，杨义注重的是其神话思维，指出它较之西方神话更具原始性与洪荒的气息，人、神、兽形体错综组合，人性、神性、兽性杂糅互渗，见出怪诞与神秘，也见出原始生命意识；其叙事的直觉性或感应性大于戏剧性；其自然神话已赋予人间意味，见出人间历史的痕迹。《穆天子传》也是一部奇书，由于本文缺陷、风尚差异等原因，导致了种种误读。杨义透过神话象征色彩的表层描写，洞察出其史诗价值，指出其想象粗犷雄奇、历史记事与虚构叙事交叉、文体韵散交错等史诗风彩。以往的古典文学界在探讨话本和章回体小说的韵散交错的文体特征时，往往注目于唐代变文，略为前溯也只是提及六朝《桃花源诗并序》一类作品，而杨义则通过《穆天子传》的分析将韵散交错的最初萌芽上溯至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先秦典籍。再如汉魏六朝的“世说体”小说的流变、杂史小说的形态、志怪书的神秘主义幻想、唐人传奇的诗韵乐趣、敦煌变文的佛影俗趣等，一经杨义发掘、勾勒、品味，均令人耳目一新。
进入古典文学领域，杨义并不满足于历史评价与审美分析，他还瞩意于中国小说叙事智慧、叙事典式、叙事技巧等的开掘，为建构中国的叙事学体系而努力。一部《红楼梦》，千人评说，百家争鸣，光是作者问题就争得不可开交。杨义从叙事学角度切入，认为大可不必由书题的复名性与作者的多元性之谜制造查无实据的著作权公案，其实，“烟云模糊处”乃是一种叙事谋略，它借作者的五化身，把文本推向一个包括天与人、僧与俗、京师与外省的宏大空间，展开隐括叙事者审视与体验天地人生的多元视角。而这种富于层次感，穿透力与幻设性的多元视角，只是《红楼梦》实现天书与人书的诗意融合的一种叙事手段，与此相关的还有非情节化描写、影子描写木、超现实叙事、预言叙事等，它们共同架构了《红楼梦》恢弘壮丽、幽曲深邃的叙事结构。关于《金瓶梅》，杨义从“戏拟(parody)”谋略、嘲讽心态、情欲与死亡之母题、市井腔调的叙事语言、具有独特文化内涵和审美奇思的叙事结构等方面，揭示了其世情书与怪才奇书迭印的双重品格。正是通过对历朝小说的叙事结构分析，杨义走向了中国叙事学的理论架构。《中国叙事学：逻辑起点和操作程式》就是对中国叙事文学传统的综合考察与理论概括，文中认为，“中国叙事文学具有自成特色的体制、模式、趣味和评价系统”，这一系统的逻辑起点是作为中国人宇宙论和生命论动态原型的周行不殆的圆形思维结构。因而，叙事文学作品存在着潜隐的圆形结构，变动不居的参数叙事，阴阳两极相离相对、相接相间、相含相蕴、相聚相斥所生成的叙事流程、叙事节奏、叙事构成、叙事频率，以及由圆形结构与阴阳互构互动的方式所决定的流动视角。杨义最近完成的中华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小说史论》，既是这一理论构架产生的胚胎，又是一块已获丰收的试验田。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杨义前导性的开拓、探索与整个学术界的共同努力，独具风韵的中国叙事学一定会为人类智慧做出可以夸耀于世的贡献。
学术个性：追求大家风范
若从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算起，杨义在学术道路上已走了17个年头了。这期间，杨义发表了近二百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十余种学术专著（《鲁迅小说综论》、《鲁迅小说会心录》、《文化冲突与审美选择》、《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中国历朝小说与文化》、《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上下卷、《路翎研究资料》等），年内又将有五种专著问世，总字数达五百余万字之多，可谓建树卓著。他先后破格晋升副研究员、研究员，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成就的专家”、“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硕士学位获得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博士生导师，被美国《世界名人录》列入“世界五百有影响的领先者”，获美国和英国剑桥“世界传记中心”的“二十世纪成就奖”。
49岁的杨义怎么竟取得如此赫然的成就？学术前辈、同代人、尤其是莘莘学子都想索解个中原因。杨义的学术成就不是轻易能够达到的，他那业已成熟且仍在发展着的学术个性可以给我们以许多启迪。
悟性与理趣
读杨义著作，没有那种生硬、艰涩之感。这固然得力于行云流水、随物赋形的语言功夫，但更由于在语言表现的深层，涌动着充满灵气的悟性。这种悟性使审美观照切入自然、把握到位。譬如像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小说大家相互之间的区分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当然艺术个性的准确定位同样需要良好的悟性），但像同属左翼文坛乡野风的魏金枝和叶紫，同属东北流亡者作家群的端木蕻良和骆宾基等就较难区分。然而杨义在小说史中以敏锐细腻的悟性将魏金枝和叶紫的创作个性区别为“浙东曹娥江的忧郁”与“湖南洞庭湖的悲愤”，将端木蕻良从“现代小说界的边塞诗风”与“大江南北的风俗文化反省”两个方面定位为“土地与人的行吟诗人”，将骆宾基于“从边陲烽火中获取忧愤和灵感”与“乡邦和人生反省的交错”两个方面定位为“北望边陲的人生体悟者”，都切中肯綮，给读者提供了阅读的可信参数。
研究文学，固然要占有第一手材料，也要有现代意识，但怎样使材料与意识活起来，为我所用，成为既符合历史真实，又显示出研究者个性与时代感的新生命，则需要悟性。对此，杨义早就有清醒的意识，或者说对自己的悟性有明确的体认。他在《中国历朝小说与文化·序言》中说：“我之研究文学，非常推崇悟性。众皆知晓，禅宗是以悟为妙谛的，妙谤旁渗，使我国近千年来论诗衡文都是以一个‘悟’字作为沟通天人与真幻的心理契机，即所谓‘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文字传。个里稍关心有悟，发为言句自超然’（戴复古《论诗十绝》）。如此论悟，似乎有点虚玄。但若能以悟观文，由文出悟，则是古中国文论中足以同西洋分析文论并峙的一种审美心理优势。”杨义把这种传统审美心理优势继承下来，并且予以当代理性——现代意识与现代批评方法——的烛照，熔铸成由悟入析、悟析兼济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择取恰合对象的切入点，保持历史描述、理性分析中的审美生命力，也可以增加审美感悟的理性力度，拓展审美观照的联想空间。譬如在唐人传奇的阅读中，杨义首先感悟到其间存在着一种“进士与妓女”的潜隐母题。接着他又从《通典》、《续通典》和《北里志》等文献的考察中，进一步感悟到进士和妓女处在唐代社会的荣辱两极，两极相遇，乃是唐人风流的象征。再推究以当时的婚姻制度，就得以分析到“这种风流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感情可选择性以及命运的不可选择性。这就造成了大喜大悲的感情波澜和聚散离合的悲剧结局。复考究传奇作者不少人出身进士，因而悟知他们写这个母题不含儇薄之意，倒含有几分风流自赏，并藉言情悲剧寻‘诗’，寻找唐人至为心折的精神生活方式”(12)。单靠悟性，洞察之力必有所不殆，单凭理性，分析必失之浮泛空洞，悟析兼济，方能得出如此丰满而深刻、圆润而清晰的结论。杨义的学术著作，无论是文学史类，还是史论类，都贯穿着悟析兼济的方法，只是前者悟性显得更为突出、理趣较为潜隐，而后者则有所变异罢了。
战略性与开放性
杨义的学术研究富于宏观性、整体性、前瞻性、历史性，这里姑且称之为战略性。
从选题与框架来看，《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中国历朝小说与文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二卷）、《中国古代小说史论》，都见出一种大视野、高视点的战略构图，将要完成的《中国叙事学》更是有一种贯穿古今、平视西方的磅礴气势。研究小说，他注意小说的文化背景，把作品、作家及其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作为一个大语境来看待。研究作家，他注意这一作家所受思潮的影响、与历史现象的源流关系、与其所属流派的关联以及与其他作家的异同。胸有全局，局部及细部的操作便有大气贯通其间，每每给人以小中见大、微波巨澜之感。而大的构想，又是从一点一滴做起的，步步为营向前推进。现代小说史完成之后，向古典小说延伸，古典小说研究扎稳营盘之后，再旁及古代诗词、戏剧、散文、历史，走向中国叙事学的建构。从眼前做起，又能放眼未来，或者说为了一个高远的目标，从切近处做起，这就是他的前瞻性。
世纪眼光是杨义学术战略的重要表现。世纪虽是人为的划定，与历史发展阶段并没有整齐划一的必然联系。但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的确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尽管旧物的影响一时难以除尽，但皇权毕竟进了陵墓，皇陵成了黎民百姓可以前往参观的文物，文学也从道统与文言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真正回到人的怀抱、回到人民手里，这样，世纪眼光就有了独特的意义。在1994年4月举行的“巴金与二十世纪”学术研讨会上，杨义以世纪眼光来看巴金的创作，认为在巴金的众多作品中，至少有三种可以传世，这就是《家》、《寒夜》、《随想录》，因为它们最能表现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心声，这就是：反封建。“我控诉”，控诉的是封建家庭专制、封建礼教的罪恶：“讲真话”，就是讲述封建主义残余对人的心灵、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戕害，呼吁决不容许文革似的悲剧重演。1995年1月，杨义发表《中国文学的百年回首》，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性格和主要贡献概括为“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他在充分肯定转型的积极效应的同时，也指出了“新的＝好的”思维逻辑的负面效应。基于对新文学史的考察，他还指出文学的大国气象与大家风范有待于下一个世纪，为此他呼吁以“高峰意识逐渐取代转型意识”，“实实在在地涵养文学的大国气象和大家风范”。
其实，杨义自身就在不断涵养大家风范，开放性正是大家风范的表现。首先他的知识结构是开放型的。早在孩提时代，他接触了《五虎平南》、《薛家将》、《杨家将》、《三国演义》等民间叙事文学。稍大，受父亲影响读了《黄帝内经》、《神农百草》、《伤寒论》。文革中及大学毕业后在工厂工作期间，他浏览了大量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著作，其中包括《资本论》、《鲁迅全集》、《史记》、《资治通鉴》、《元曲选》、《古文辞类纂》等经典。如果说那时的杂学旁收尚属“无为而治”的话，那么攻读研究生以来的博览群书就是有意为之的了。哲学、历史、民俗学、民族学、考据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等，他广泛涉猎。所以他的学养那样丰厚，在著作中上天入地、纵横捭阖，挥洒自如。他的治学方法也是开放的：历史学、美学、版本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分析、接受美学、新批评、结构主义、文献学、文化学、宗教学等方法兼收并蓄、多元互补，因文本而宜，灵活运用。开放的知识结构与开放的方法体系相互为用，小而言之，解决了研究中的不少问题，大而言之，为文化战略的实现提供了保证。譬如掌握了《诗经》中的人称代词的使用方式，再了解了先秦人以毛色辨马的习惯，然后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就破译了《穆天子传》中穆王见西王母时吟咏酬答所隐藏的男女之情的文化密码，也揭示了穆王八骏以八种颜色象征着的世界图式。传统的考据学、版本学一旦与现代批评方法结合起来，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一旦交叉融汇起来，就产生了充满生命力的整合效应。
主体性与原创性
杨义在其文化战略的构架上主张主体性与开放性结合，即一方面克服民族虚无主义，从渊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中发掘民族智慧，另一方面摒除文化保守主义，敞开门户，迎接西方新潮异声，汲取异域智慧，以古今贯通、中西融汇的胸襟与气魄铸造中国现代文化大厦。主体性原则也鲜明地体现在他的具体研究之中。当代思潮波翻云涌，学界文坛八面来风，都在杨义默默关注之中，但他从不追求时髦，更无意于搴旗争当“先锋”，而是以自我的悟性与学养去汲取、咀嚼、融汇，从而丰富自我、更新自我。所以他的观点有发展但没有忽左忽右。他的方法有更新但不是非此即彼，他的研究视野不断拓展，探索深度不断推进，但总是流贯着杨义独有的学术个性。
正是由于坚持了独立的学术品格，不趋时，不媚俗，也不因袭，不封闭，不停滞，杨义的学术研究才表现出较强的原创性。《中国现代小说史》占有资料之多、结构之宏伟严谨、悟析之曲尽其妙、文笔之酣畅淋漓，均独备一格，令人叹为观止。其体大精深、异彩纷呈，第一次向海内外呈示出杨义巨大的原创力。京派与海派，在其文化品位与文学个性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时，杨义追根溯源，发微见著，准确而生动地勾勒出这两个重要流派的来龙去脉、文学风貌，并指出其文化意义。鲁迅、郁达夫、茅盾、老舍、巴金、萧军、萧红等现代作家、学术界的论述可谓多矣，但一经杨义从文化视角切入的独到品味，就给人以新的启迪。《山海经》、《穆天子传》、《世说新语》、唐人传奇、《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古典名著，有关论述更是汗牛充栋，但一经杨义以富于创意的中国叙事学方法加以阐释，便打开了新的视野，一些在古典文学领域耕耘多年的学者也称赞杨义的新发现。
以杨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熟悉与把握的程度，他满可以做出更多小说史的子课题，但他不愿重复，而是执意求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是由他创意、策划并作主要撰稿人而推出的新形式文学史。“志”在古代中国是史的分支，将其作为独立形态，则盛于地方志。以志配图，而形式“图志”的，古时也只有地志书。但文学书类配以插图，则规模最为可观，也颇见人间趣味。郑振铎四十年代编选《中国版画史图录》，收录一千数百图，可谓煌煌大观。“但其眼光专注于图，没有超越和透过图，去考察和体悟文学史”(13)。三十年代他曾出版过《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但眼光注重于史，图只是衬托，也没有形成按图索史的透视性眼光”(14)。杨义早在进行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研究时，就从原版书刊的装帧设计与插图中悟出了许多宝贵的信息。经过几年的积淀、酝酿、思索，愈加认识到“作家选作装帧插图的画面也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一种以线条、色彩、构图、情调为符号的‘无语言’的心灵语言。它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信息量，从中可以窥见文化心态、文学气象、文学气氛，窥见文学史。”(15)于是，他邀集两位同道，广收博采，取精用宏，编著出两卷本图有精神、文有情趣、二者之间互动互映、以图出史、以史统图的特殊形式的文学史。海内外报刊选载部分章节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与好评。继台湾版之后，北京版与日文版也正在筹划进行之中。
有人说杨义头脑里尽是点子，推出来的都是“名牌”。杨义说自己涵养的是民族文化的元气和气魄，努力的是中国文化的充分发掘和深度现代化转化，建造现代的“中国心灵”。杨义不是一味埋首书斋的学究，而是有着深广的人文情怀的学者。杨义从广东电白沙滩上走来，带着农家子弟的勤奋与倔强，带头南海潮汛的开放之风与新鲜气息，带着岭南大家康有为、梁启超的乡泽，将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走向充满希望的二十一世纪。他将如夏志清所预见——“真会公认是一代‘通人’”。(16)
注释：
①朴正渊1994年2月25日致杨义信。
②参见孙郁《杨义：从农家子弟到著名文学史家》，《人物》1992年第5期。
③夏志清1988年9月17日致杨义信。
④夏志清1989年8月9日致杨义信。
⑤(16)夏志清1991年9月7日致杨义信。
⑥转引自孙鸿雁《涵养民族文化的元气和气魄——杨义的文化战略》，《作家报》1995年1月28日。
⑦王瑶1989年3月8日致杨义信。
⑧《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40周年(1951-1991)》，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另二种为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严家炎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⑨《光明日报》1993年6月15日报道。
⑩(11)(12)杨义《中国历朝小说与文化·序言》。
(13)(14)(15)杨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