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当代中国史学的自律与自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当代中国论文,自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正在面临着社会文明转型、市场经济建构等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经济无疑会对基础理论产生冲击。史学处于市场经济的“边缘地带”，不是利益主体，面对商品经济大潮，古老的历史科学显得无能为力。尽管人们对“史学危机”仁智相见，但在热闹红火的“炒”文化、“包装”文化的氛围中，史学处境之艰难自不待言。可以说，中国史学工作者比任何时候都关注史学的命运与未来。市场经济要求人们以理性思考和科学的态度对待现实，诚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离不开理性思维。”史学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结晶，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史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求生存、求发展必须有一种自律与自觉。现代社会多元结构决定了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与之相适应，史学必然也是多元的、多样的。也就是说，史学既面临着各种挑战，也面临着各种机遇。然而，史学必须自律、自觉于学术，而不是其它。
一
在商品经济大潮涌来时，不少人曾探讨让史学与市场相结合，史学与市场有没有结合点？史学能否切入市场？回答显然不是否定的，否则“炒”文化、“包装”文化怎么会不厌其烦地把目光对准史学呢？但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史学发展的真正动力必须依赖市场吗？对此我们不敢枉下结论，至少到目前还找不到某些令人心悦诚服的理论依据。史学与市场经济有可结合之处，但并不是整体上的历史科学都能与市场结合，所能结合的只是历史科学中的一小部分，不会是史学的全部。史学在宏观上是社会文化行为，不是市场经济中的个体行为。史学之于人类精神文化的价值及重大作用，先哲、文化巨匠早已有过明确的表述。在今天，当人们把目光集中到利益与实惠时，当人们不再掖掖藏藏地谈论、追求功利主义时，史学受到了冷落，但其自身价值不应因此贬值或折损。
当今中国史学发展不能仅从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找原因，笔者认为更应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探讨，即从当今中国的文化环境入手进行分析。人称中国公众精神生活的浅层次造成了文化市场上廉价精神产品的泛滥成灾。争先恐后地涉足商海的心态，曾一度造就了“全民皆商”的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于是，中国史学、史学工作者似乎面临着一种尴尬的抉择：要么放下架子，早日步入市场；要么自甘清贫，固守“象牙塔”，惨淡经营。二者虽不能说水火难容，但若想找到结合点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学术界探讨史学出路时，“文史双修”的呼声较高。认为“文史双修”既不有伤斯文，又能为史学工作者提供新的用武之地，并以“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记》为例，说明史学不应是史学家书斋中孤芳自赏的“奢侈品”。有人不厌其烦地声称、论证，史学可在市场找到出路，并由此走向辉煌。我们无更多的理由对之全盘否定，可是至少感到困惑的是：如果“文史双修”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史学还能称得上史学吗？据此，我们不能不对这种史学参与市场的导向产生怀疑。
史学在当代中国必须坚定于自己的生存根本，确定自己的角色定位。这种定位不是飘忽不定的“炒”文化、“包装”文化，而是对史学的高层次追求。史学可以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示自己，但这种展示的根本和出发点在于对高层次学术的追求。换言之，大众通俗文化应建立在雅文化的基础之上。时下某些“史学作品”或“历史题材”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粗制滥造的原因除了为迎合浅层次文化需求外，学术水平低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使史学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自己，其基本前提也不能脱离学术性，脱离了高层次的学术追求，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又怎么可能是高层次呢？
史学研究的高层次追求可能会与市场经济有矛盾之处。史学的学术性丈量标准首先不是迎合公众或市场效应，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其实这一点不仅史学如此，基础理论差不多都具有这一特点，因为基础理论研究不是为了立竿见影，许多情况下不能立竿见影，更不可能急功近利，其对社会、人类的影响和贡献是长期的，有时甚至是永恒的，许多基础理论研究的超前性往往表现在这里。市场效益、公众需求是史学应当考虑的因素，但不可能是决定的因素。古今中外恐怕找不到靠市场推动而走向繁荣的史学。以功利、利益驱动史学的学术研究可能会带来泡沫式的表面繁荣，却也极易导致学术研究的扭曲。在史学研究方面，功利主义的负面作用远远大于正面影响。虽然没有必要让史学在功利主义和学术研究两方面选择其一，但史学自律、自觉于学术则是最佳选择。
我们之所以提出当代中国史学的自律，主要是因为当代中国史学被人为地注入了太多的非史学因素，或者说太多地受制于非学术性因素。而当前，最让人无法理解、不愿看到的则是史学受制于经济利益，如前所述，史学不是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法追求利益最大化。“轰轰烈烈”之后，若冷静思考，不难发现某些与史学不合时宜，乃至风马牛不相及之处。我们不妨以“文革”为例。文革中，史学可谓“重灾区”，原因在于当时的史学和其它各门学科一样，彻底受制于所谓“政治”，今天“儒法斗争”，明天“批孔”，等等等等。如果我们对此深恶痛绝的话，那么今天让史学受制于经济利益，听命于金钱，让经济杠杆驱动史学轮盘转动，其后果与“文革”中史学的命运很难说不是殊途同归。
我们提倡史学自律于学术，除了学术性受到冲击、被人淡化外，还因为充斥今天文化市场、大众传媒中许多所谓“史学作品”、“历史题材”的各类作品中，科学的、真实的历史含量并不多，贻笑大方的东西比比皆是；许多冠以“学术”的作品，不过属于“炒冷饭”之类的低层次重复劳动，或“天下文章一大抄”而已。在这里，绯闻野史成了信史；不切实际的“翻案”使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奸佞之徒成了“中国近代的先驱者”、“改革开放的开拓者”〔1 〕加入到“名人伟人”的行列；那些“炒冷饭”之作也敢自吹“新意”其中。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文化市场中某些现象似乎还容易被人理解，而学术研究中的某些不正常现象则令人无法接受。有学者尖锐指出：“本不是搞史者，也大谈陈寅恪，岂不让人言下齿冷。”〔2〕类似这种批评告诫我们， 史学外部文化环境越是不尽如人意，史学越是要坚持自觉、自律于学术，以学术性规范自身，不能让史学研究面目全非。
当代中国史学自律于学术实际是指史学自律于自己的中心价值——学术性。学术性作为史学的中心价值是不能随便转移的，也就是说史学的主业是学术探索，而不是其它。我们之所以把史学的中心价值定位于学术性，是因为“历史是一个追求真实的事业”〔3〕。 如果我们把史学研究活动视为周而复始的圆周运动的话，那么圆心则是中心价值——学术性。史学的所有活动都不能离开这个中心，当史学围绕学术性运作时，史学的发展是有序的、规则的，如果离开了这个中心，把学术行为变成商业行为、逐利行为，一方面与史学研究大相径庭，另一方面也会使史学误入无序状态，这显然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
史学自律于学术是历史科学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炒”文化、“包装”文化属商业行为、逐利行为，与史学学术研究有着巨大差别，史学的学术研究作为高层次精神文化活动不以赢利为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史学研究的价值低于“炒”文化和“包装”文化，史学学术活动优劣的评价标准及对人类文化、人文精神的贡献不能以商业利益、占有文化市场的多少为尺度。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学术大师所以能垂名青史，并不在于他们的学术贡献有多少商业回报，也不在于对文化市场的占有，恰在于学术上前无古人的建树。当然，我们不可能让所有的人成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大师，但史学自律于、定位于自己的中心价值——学术性无疑是实现自己价值的最佳选择。过去、现在、未来都将证明这一点。
二
古罗马历史学家萨卢斯特有一句名言：“历史是艰辛的劳作”。此话虽不是千古真理，却也深得史学研究实践之印证。
史学研究不仅是一项“艰辛的劳作”，更是一项清贫的劳作。像美国历史学家罗德斯那样先经商致富后进行史学研究者实在是极少数。〔4〕历史科学的基础理论性、不实用性似乎决定了史学、 史学工作者不能唯利是图，也无利可图。因此，让利益推动史学进步是不现实的，也与史学本身背道而驰。这也决定了对史学的认识和评价不能以赢利、“创收”为参照系数，相反只能以学术水平为衡量标准。学术性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史学不仅在主观上自觉于学术，而且在客观上也要以学术性为自律，任何商业行为都无法取而代之。
史学、史学工作者自觉于学术是历史学科本身的要求。已如前文所述，史学学术活动本身是思想活动，学术性必然离不开思想性。有人认为历史学家首先应是思想家，史学工作者理应是“思想者”；英国学者柯林伍德认为：“历史是过去思想的重演”；罗素则认为：“历史学之有价值，不仅仅是对于历史学家，不仅仅是对于档案和文献和专业工作者，而且对于一切能对人生进行理性观察的人。”〔5 〕史学工作者的各类学术活动首先表现为思想活动的结晶。史学“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6〕。据此， 我们有理由认为史学的中心价值是人类思想活动的结晶，是通过史学工作者思维创造、学术活动得以实现的。
我们曾提到非史学学术因素太多地制约着史学，是因为这些因素既无思想性，又无学术性。当然，人们之所以淡漠了学术性是因为史学学术活动不是商业活动，很难与利益挂钩。当我们提倡当代中国史学自觉于学术时，不能苛求学术性创造出诱人的经济效益，更不可企求等值回报。如果我们强调效益问题的话，那么社会效益无疑应大于经济效益。虽然人们对史学价值的实现有着各种各样的议论，有各种各样的设想，但离开了学术性，史学到底还有何价值可言呢？
史学的学术性及其实现有赖于史学、史学工作者对学术性的自觉，即对学术的专一和奉献精神。事实已经证明，史学与市场接轨太难了。史学发展至今，有赖于一代又一代史学工作者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学术事业的专一追求，并不是市场经济推动的结果，是无数史学工作者自觉于学术的结晶。尤其在今天，当更多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时，当史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举步维艰之时，探求生存和发展，史学只能自觉于学术。当然，史学自觉于学术并非让史学坐以待毙，因为史学的发展前景主要还是促进学术进步，扩张人文精神，推动人类文化走向繁荣，而不是其它。正如我们提到的，史学家是思想家，史学工作者是“思想者”，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对思想家、“思想者”的需求不会是过剩的，关键在于思想家、“思想者”是否名副其实。
关于史学的学术性，著名思想家培根如是说：“历史可分为自然的、政治的、宗教的与学术的，这里边的前三种，我以为是现在已有了的，惟第四种，我觉得还是缺乏。……少了这种学术史，我觉得如同玻里菲默的雕像少了那双眼睛，缺少了最能表现人的精神与特性的部分。”〔7〕培根对于历史的分类，我们也许不能认同， 但培根关于学术性的认识是中肯的、有价值的。无论历史科学的功能与价值是否以“入世”、“指导现实”来体现，史学的学术性是不容忽视的，离开了学术性的历史科学不啻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缺少了最能表现人的精神与特性”的历史，自然也就失去了真正的价值。因此，史学工作者自觉于学术，不为其它经济利益所左右似不应存在太多异议。
人们经常津津乐道于司马迁、司马光等人的历史著作对统治者的“史鉴”、“垂训”之功用，但抬高“史鉴”功用时，是否有降低这些历史著作的学术价值之嫌呢？比如说，“二司马”的著作的确有让统治者“借鉴”的功能，这种功能的取得恰恰是他们著作学术性的结果，如果没有学术性，没有他们在创作历史著作过程中的求真精神，“借鉴”从何而来呢？又如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等人对中国社会不乏真知灼见，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学术上不断探索取得了许多人无法与之比肩的成就；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名望是通过他们学术上的成就获得的，他们的思想所以能熠熠生辉，不是因为他们是商贾巨富，而因为他们是学术大师。
史学的生存与发展在多元化社会中必然是多元的，然而无论有多少“元”，其中心价值——学术性是不能悖离的。在今天，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更加认真、冷静地思考如何实现史学的价值。正如当初人们纷纷弃官、弃学经商、惟恐赶海不及，而后又纷纷“回头上岸”一样，许多史学工作者业已考虑如何让史学回归学术家园。这种行为不仅说明了史学工作者对史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更说明史学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考验之后，自律、自觉于学术已不是一席空谈，开始回归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基点，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认同，其价值、意义是“炒”文化、“包装”文化所不能比拟的。
三
当史学自律、自觉于学术性之时，史学以何种方式表现自己的中心价值显得特别重要。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堪称辉煌的学科之一便是史学。且不说前人为我们留下的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就是那部“二十四史”也足以让国人自豪，让洋人感叹。“二十四史”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治史传统之久远，另一方面反映了历代统治者对历史的重视程度，并由此形成了传统史学“鉴戒”、“垂训”之突出功能。“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被历代史家奉为治史的指导思想，而且这种思想模式一直流传到今天。然而，这种传统模式多少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任何时空中的人或事无疑都要接受历史的裁决，这恐怕是孔夫子留下那句至理名言的原因之一——历史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提醒与“制约”。但历史对现实社会的人们有多少“制约”作用呢？恐怕要另当别论。我们知道，历代历朝英雄豪杰史不绝书，可是乱臣贼子、奸佞之辈也并未因惧怕历史上留下恶名而绝迹，这是否说明历史的“制约”作用的有限性呢？无论我们怎样认识古代史家治史的动机与目的，中国史学发达与统治者的重视有直接关系。无论哪朝哪代，修史成为不中止的官方行为，据此，绵延不绝的“二十四史”才得以流传至今。
就“二十四史”产生的时代背景而言，每一部均可称为“当代史”，所以对统治者的借鉴作用显而易见。借鉴的作用、功能成为史学实现自身价值的主渠道。由此，人们认为历史科学的价值功能在于应用性，或称“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不能说空口无凭。然而，斗转星移，今天的史学是否仍应像“二十四史”那样以“入世”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呢、体现自己的价值功能呢？有人一再坚持强调历史科学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之功能，但笔者认为，今天突出强调“现实意义”、“指导意义”等传统上的史学入世功能不免有些偏颇。历史曾是中国封建时代统治者的“百科全书”，举凡治国方略、大政方针的制定无一不与历史的借鉴有关，史学的经验性、教化性被人看重是有理由的。然而，设想让现代国家、政府的政策、方针制定者们再以历史为依据，制定事关国计民生的政策、战略可能吗？黑格尔曾经说过：“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8〕无论是大家名师的论述， 还是我们自己的理解，对颇有影响的史学“入世”功能不得不产生动摇。
有学者曾提出当代史学“入世”功能已呈弱化趋势，这种观点不无道理。英国学者柯林伍德认为：“每一个新的一代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重写历史，每一位新的历史学家不满足对老的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在其试图重新考虑一个老问题时，也会发现那个问题已经改变了。 ”〔9〕柯氏所言“新的一代”显然不同于以往的历史学家，即当代历史学家，史学工作者与“二十四史”的作者迥然不同，所以新一代——当代史学工作者对历史的把握、体验必须具备时代特征。不仅研究历史如此，认识历史亦应如此。今天的时代早已不是封建君主统治的时代了。封建时代统治者看重历史的目的明确而又单一，他们视历史为“高等顾问，每遇疑难，咨以决焉。”〔10〕正因为如此，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11〕有了这样的前提，中国古代史学才能发达繁荣，经久不衰。史学家的治史活动是国家的重要政务之一，封建国家对修史的重视程度众所周知。在科学不发达，文化少昌明的封建时代，重经验，轻理性、轻科学必然是整个时代的精神文化特征，以人治代替法治是其政治制度特征。因此，注重史学之借鉴功能，“以史为鉴”差不多为历代“贤君明主”所认同，历史也就成为帝王君主、文武百官的“必修课”。统治者看重历史不是因为史学的学术性，而是经验性。于是，唐太宗“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便成为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并为其后历代史家反复提及，用以支撑史学“垂训”、“入世”传统的可行性、必要性。然而，社会发展到今天，各种情况早已发生了天壤之别的变化：法治代替了人治，科学代替了经验；重理性、重科学、重思考远远大于对经验的信奉和尊崇。且不说信息时代的电脑和“因特网”多么神奇；且不说领导科学、管理科学等新兴学科的问世让古老的史学“入世”呈弱化趋势，就市场经济本身而言，也要求人们由经验向理性、由人治向法治转变，因而也决定了史学“借鉴”功能的弱化。
此外，科学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所产生的第一个强烈的后果便是信息量的无限膨胀，给史学工作者认识历史、总结历史增加了前所未有的难度。无怪有学者感慨地说：“为今天的历史研究归纳出一个共同特征，甚至要比归纳19世纪的历史研究更为困难。”〔12〕史学家修当代史，或前一段历史之难，认识上的局限性之大，让历史无法再现昔日“史鉴”之价值。当代的领导者、管理者毕竟不是封建时代王公大臣，他们需要一定的历史知识，更需要丰富的领导科学、管理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我们一如既往地强调史学的“入世”功能、“指导意义”，那么就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出色的历史学家将等于一个出色的政治家、领导者、管理者，这一推理显然不能成立，康德说过：“几乎不能指望君主变成哲学家，也不能指望哲学家当上君主。”〔13〕同理，我们也不能指望我们当代的领导者们成为历史学家、历史学家通通成为领导者。苛求政治家、领导者们精通历史的时代已成为往事。因此，当我们强调当代中国史学自律、自觉于学术时，我们不能不对史学的“入世”、“经世致用”等传统史学一贯倡导的治史思想模式表示质疑。
有关中国古代治史传统，多少年来人们一直热衷于以“经世致用”进行阐释说明。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治史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史学的自觉精神”〔14〕。这种自觉精神实际上是史家对学术性的一贯追求，其影响力远远大于“入世”、“经世致用”。史学的非应用性决定了我们不能再坚持传统的治史思想模式，或者说不能一味地追求“经世致用”，应当看到史学的学术性将会给史学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天地，在文化日益发达的今天倡导史学回归学术家园，让史学坚持如一地围绕学术性发展要比提倡史学“入世”意义更加重大。
四
提到史学“入世”或“经世致用”功能之弱化，是否意味着“史学无用”呢？回答是否定的。但有一点需要澄清认识，即历史科学的复杂性不能用“有用”、“无用”来简单概括。我们提倡史学回归学术家园并不是让史学将自己封闭在“象牙塔”内，固守学术阵地并非固步自封。作为社科基础理论的一部分，史学理应服务现实、关照社会、关怀精神生活，也许正是由于对“理论联系实际”的过分强调，人们才对史学的“入世”、“经世致用”十分看重。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基础理论研究和探讨时常演变为一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把基础理论研究同日常生活中、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相联系。从表面上看似乎无可厚非，但实际上理论研究除了要联系一些可操作性的实际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实际”、“实践”需要“联系”，这里的实践与实际虽然可能不具有可操作性和暂时的不可行性，但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却远不是“入世”、“经世致用”所能概括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史学的价值将从各个方面表现出对现实世界、现实生活的关怀，这些方面的作用将会比“垂训”、“入世”所起的作用更大。今天人类的物质生活比从前更加丰富多采，与之相适应，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必然进入一个比从前更高的层次，史学要适应这种形势就不能再固守传统的模式，而应在更高的层次上，以“求真”（罗素语）的精神对待自身，承载人类思想，科学前瞻未来，并以理性之思想关怀现实。
史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期，史学的“入世”功能正在经历一个弱化过程，史学的“用途”也由过去的提供借鉴转向其它。比如教育和文化，史学充当的角色是无可替代的，此外“即使历史对手艺人和政治家永远不相关，它对提高人类生活仍是必不可少的，仅这一点足以证明历史学存在的合理性。”〔15〕诚如叔本华所言：“只有通过历史，一个民族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而对人类来说它是指反映和联系对个人的意义。”〔16〕英国学者乔治·屈维廉则进一步认为，历史的主要功用在于教育方面——开拓胸襟、消除偏见、激发志气、帮助欣赏文学作品及凭吊古迹〔17〕。今天，当我们认为史学的“入世”与“指导意义”呈弱化趋势之时，我们必须突出强调史学的教育意义、文化价值，因为以往我们对史学的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功能、价值过分看重，这种“过分”虽然没有泯灭史学的教育意义、文化知识价值，但也或多或少地冲淡了这些价值和功能。所以屈维廉的历史的“真正价值是教育方面的。它能够使人回想过去，从而教育人的心智”的论述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18〕。黑格尔也论及过史学的教育意义，认为：“历史家治史常常要给人以道德的教训。不消说得，贤良方正的实例足以提高人类的心灵，有可以做儿童的道德教材，来灌输善良的品质。”〔19〕因此，当我们强调史学自律、自觉于学术性之时，重视史学的教育功能要比强调“入世”、“经世致用”的意义更为重要。
史学不仅有教育人们心智的功能，更有扩充人类文化知识、扩张人文精神的功能。对人类文化而言，史学理所当然地有一种不可或缺性。休谟在《历史研究》中说：“历史不仅是知识的宝库的一部分，而且向大多数学科提供资料。同时，事实上这些发明将我们的经历扩大到过去的年代，展开到遥远的国家。”〔20〕这段话一览无遗地宣示了历史学对人类文化的作用。人们在探讨罗素醉心于史学时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这是一种心灵的价值，一种美感的价值，一种无与伦比的伟大的精神价值，是一种历史的、世界的、宇宙的感情……。”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只有提倡史学自律、自觉于学术才可能达到目的。
当代人类社会、人类文化的多样化决定了历史科学的多样化。美国学者伊格尔斯指出：“在尝试用新方法研究人类历史广泛的多样性时，当代历史学术已向更接近启蒙时代的思想迈出了一步，这一思想就是：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值得历史的理性研究。”〔21〕历史研究、自身价值的实现也是多样化的，没有必要囿于“入世”与“指导意义”。如前所述，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基础理论不应企求等值回报，它对人文精神的贡献和作用均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我们从史学的中心价值的角度对史学的“入世”功能提出质疑，并非意味着对这一功能全盘否定。只要史学能致力于学术的自律与自觉，这一功能才能得到切实的、真正的体现。
注释：
〔1〕肖黎：《司马迁精神的启示》，《光明日报》，1995年9月25日。
〔2 〕葛志毅：《再造中国文化希望之所在——浅谈近年来的国学研究》，《求是学刊》，1996年第4期。
〔3〕伊格尔斯等著：《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华夏出版社1989 年版，第8页。
〔4〕《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44页。
〔5〕罗素：《论历史》，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页。
〔6〕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7〕莫特玛·阿德勒、查尔斯·范多伦：《西方思想宝库》，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882页。
〔8〕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4页。
〔9〕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281页。
〔1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11〕同上，第13页。
〔12〕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13〕《西方思想宝库》，第1006页。
〔14〕《光明日报》，1997年10月7日。
〔15〕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16〕《西方思想宝库》，第885页。
〔17〕《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
〔18〕同上书，第180页。
〔19〕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4页。
〔20〕《西方思想宝库》，第888页。
〔21〕伊格尔斯等著，《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