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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果说农业科研成果不少，水平不高的爬坡徘徊局面给未来农业的发展笼罩了一层阴影的话，那么，现有的新成果新技术很难推广，就更是农业主管部门和农业科技部门迫在眼前的烦忧了。举例说，我国是个水资源很紧张的国家，过去我们1毫米水只能生产0.2-0.3公斤粮食（发达国家早已达到1公斤／1毫），现在我们这方面的技术已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可至今无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为什么？农业部科技司主管农业科技计划的刘兴海处长就此阐述了他的看法。他说：这主要是我们在农业科技上缺少“二传手”。这个“二传手”首先是一个专门的推广计划。没有计划，便没有经费，没有经费，对于需要有土地、化肥、机械等生产资料配套才有可能实现推广的农业科技，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应该看到，从1987年开始实施的全国农牧渔业丰收计划，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广了一大批农业科技成果和先进适用的科学技术，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刘兴海认为，丰收计划实质上是一个生产性的大推广计划。一项成果往往是没有经过“中试”，一下子就大面积连片实施，就如同工业上的成果，没有经过工业化阶段就直接进入产业化。这不仅风险很大（谁能保证在几万亩试验田里获得的产量一定能在几百万亩甚至更大面积里同样获得呢？），而且全国光小麦就有4亿亩，科研人员不可能深入地头去手把手地教农民。在现有体制下，只能依靠推广人员，可没有了中间层次的推广计划，组织不起示范学习以更新推广人员已经老化的知识、技术，使他们及时掌握新成果新技术。
这种中试性质的农业科技推广计划曾经是有过的。一年大约3000万元经费。虽然不多，但对于农业成果的推广来说，却也能做不少事了。当年在全国范围普遍推广地膜覆盖技术，收效那么大，不过才花了1700万元。可后来，这笔钱为什么会减为1000万元后又减为600万元，最后，干脆就减没了的？尽管也许事出有因，尽管几经周折，有关部门已初步同意从明年起恢复这笔开支，但一些专家仍认为，说到到还是对农业和农业科技不重视。
（二）
然而，即便每年有两三千万元示范推广经费，农业科技成果与农业生产之间就果真能消除“隔膜”，架起一座通畅的桥吗？
事情显然不这么简单。
钱，不过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将这个物质基础与科技成果以及转化成果所需的生产资料配套“启动”起来的人（推广队伍），才是实现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二传手”中最活跃的因素。
可是，正是这个“最活跃的因素”，在默默奉献了40多年后的今天，终于大部分“线断、网破、人散”了。据了解，全国近120万农业科技推广队伍，由于经费严重不足，有相当一批推广机构处于“缺钱养兵，无钱打仗”的境地。为了生存，他们中有办实体的，有做生意的，真可谓“多种经营，各显神通”。更有一些地方，索性在机构改革时，将农科推广机构撤并，队伍解散，事业费“断奶”。就连原本推广体系建设得很不错的山东省，也有40%的推广机构散了。甚至在中央六部委“关于稳定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的通知”要求扭转各地下放乡推广站，撤并机构的错误作法后，仍在为农业科技推广机构该定为事业单位还是该当作一般经营性实体争论不休，至今未能定位。
一些专家在谈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下降原因时喟叹：推广队伍如此情形，谁来转化成果呢？
可以肯定，这是看问题的一个角度。但是，推广队伍又怎么会有这般命运呢？有人认为，这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产生的一些思想混乱有关。比如，一说科技成果要走向市场，有的地方就不作区别，一厢情愿地提出，农业科技成果也要通过市场有偿转化。正是这种观点，使很多地方至今仍不能确定推广机构的性质。可是，被“赶”下“海”的农业科技和农科推广，却发现自己没有“市场”（如水产养殖等经济效益好的除外）！刘兴海描述现今农村的状况说：科学技术对农民到底有多少效益？比如种植业的精量播种技术，我们现在小麦是30公斤／亩，发达国家是12-13公斤／亩，这项技术如果能推广，全国4亿多亩小麦，每年光种子就节省60亿公斤。可对于每户农民，他就三五亩地，多用几斤种子少用几斤种子无所谓。他种，也只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从来没指望靠种地奔小康。加上现在粮食等农副产品价格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越种越赔。因此，从国家的角度，希望粮食亩产800斤，农民却觉得有600斤就够了，他会算这笔账。在这种情况下，从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稳定出发，推广新成果技术，说服农民接受它，在农民看来，是你科学技术“求”他，而且，现阶段农民的素质普遍偏低，就是不算经济账，也未必相信新技术。当初刚推广地膜覆盖技术时，不就有农民半夜去揭地膜，道理是“地膜把苗都捂死了”吗？可见指望农民自觉自愿去“买”科技成果至少在目前大部分地区还基本没有可能。刘兴海因此感慨地说：“这就叫先进的科学技术与落后的小农经济‘文不对题’！”
（三）
当然，没有理由指责农民。小农经济不是他们的错，对科学技术暂时缺乏热情也不是他们的错。事实上，广东、江苏、北京等地区的实践已说明，凡是乡镇企业发展快，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小农经济就会发生变化。绝大多数农民不再是传统观念所理解的农民了，他们变成了离土不离乡的工人。土地则集中由少数种田能人承包，农业也由一家一户的生产，实际变为一种农场式的规模经营。这时，新成果新技术在规模经济上常常表现出巨大的规模效益，而乡镇企业也有财力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作科技上的投资，农民对科学技术就会有一种迫切需求。
无奈，全国绝大多数农村还远不能象这些经济发达地区一样“财大气粗”，农民也没有到把科学技术当作阳光、雨水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将新成果新技术推广“灌输”给农民，让他们接受并使用呢？
刘兴海认为，在目前新旧体制交替、过渡时期，在农村推广科学技术应该是一种政府行为。
他说，对于现阶段的农业，市场经济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有利的。有的可以完全搞市场经济，如养鱼养虾等，这方面的科研、推广也可走市场经济的路；可粮、棉、油、菜蓝子等，这些方面的科研、推广不仅不能靠市场，国家还应该加强计划。因为这些方面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的安全稳定。
加强计划，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应增加投入，比如将具有“中试”意义的推广计划实施起来。就是在广东这样的富裕地区，政府可以少投入一点，但也不能不投入。刘兴海说：“这样一来，好象又是要钱。其实，现在国家和一些沿海地区每年都花不少外汇进口粮食，而在粮食生产上，我们有些技术并不差。若每年把进口粮食钱的三分之一用于我们自己成果的推广，效果会比进口粮食好得多。”如果有来自多渠道的经费保证，队伍就能稳住，不用为生计发愁，各级推广机构才可能真正“围绕推广办实体，办好实体促推广”。
不过，有专家同时提出，在国家和各级政府增加了投入后，要取得最佳效益，还必须以推广队伍强化竞争机制为前提。只有在竞争中缩小队伍，才能在淘汰中稳定队伍。否则，“就是给他增加五倍工资，他也不会认认真真地做推广。”
持这种观点的人虽然遇到过一些异议，认为在一个有着八亿农民的国度，120万农业科技推广队伍不是太庞大，而是太不够了。但人们都承认，我们农技推广服务的效率之低，实属少有。刘兴海介绍说，在发达国家，一个推广人员可能就要负责一个县，而且是“全才”，美国的推广人员为了能胜任工作，每到农闲还自费上大学，去更新知识，掌握新的成果和技术。我们的推广人员却分了种了、植保、土肥、机械等专业，每个人都只能“单打一”，而且，所掌握的技术很多已经退化。也许就是基于这种低效率的状况，在“九五”期间，农业部将采取保证高层次推广的思路。刘兴海说：“如果能保证50万高层次的推广队伍，效果一定会比维持100多万人好。”
除了增加投入外，专家们指出，所谓政府行为更主要的含义还在于，用行政手段，组织领导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他们说，60年代推广杂交水稻和70年代推广地膜技术时，如果没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给予强大的经费和行政支持，组织成千上万人的推广队伍，很难想象会有后来那样的效果。而今天，这种行政作用，在主要以一家一户为经营单位的现行农村经济体制下，应该说较之过去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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