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对象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政治论文,教育学论文,对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对象问题是学科得以成立首先需要明确的前提性问题。自从学科创建以来，致力于学科研究的学者们都在不断地探索着这个问题。但由于学科自身的特点、年轻和不成熟，也由于各个学者研究的重点和角度各不相同，至今尚未形成某种较为一致的看法。这已成为困绕思想政治教育学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难题。正如列宁所说，“如果不先解决一般的问题，就去着手解决个别的问题，那么，随时随地都会不自觉地碰上这些一般的问题。”（注：《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76页。）笔者对此深有感触，所以特别提出自己对此问题的一种新的思考，以求教于学界。
一
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对象问题，就是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研究领域所具有的不同于其它科学的特殊矛盾性。从1980年我们党明确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特别是1984年教育部决定在部分高等学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采取正规化的方式培养思想政治工作专门人才以来的十几年中，思想政治教育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种进展一方面表现在新的一代学者继承了老一代所规划的研究领域，不断取得更为深入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表现在新的一代学者对老一代所规划的研究领域有所突破，他们在研究中不断开阔视野，拓展领域，使学科的研究对象更加丰富起来。我们要在这样的前提下重新思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对象问题，就面临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是要从学科创始人那里寻找学科成立的根本依据，二是要从当代学者那里把握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只有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在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中认清学科发展的大致方向，继而沿着这个方向揭示出学科对象的特殊矛盾性。这种探索学科对象的方法，是一种从实然到应然的科学推断方法。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实然材料进行考察，由此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知识科学，它的理想状态是什么的这样一个应然问题。
在本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探讨社会学对象时，曾勾划出三条主要的途径，具体说来就是：1.历史的途径，通过对经典社会学著作的研究，寻求“创始人说了些什么？”2.经验主义的途径，通过对现代社会学著作的研究，以发现“当代社会学家在做什么？”3.分析的途径，即武断地将某个较大的问题加以划开，确定它们各自的范围，划归不同的学科，实际上是在问：“理性的指示是什么？”（注：英格尔斯：《社会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2页。）英格尔斯的三条途径是用来探讨社会学的对象问题的，但它作为一种方法，实际上也是由历史和经验的实然来获得“理性指示”的应然。这样就给我们一个启示，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对象问题，完全可以把英格尔斯的三条途径嫁接过来，用同样的方法解决不同学科的问题。这就是我们重新思考思想政治教育学对象问题的基本思路。
二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创始人说了些什么，这是我们重新思考思想政治教育学对象问题时首先需要从历史的途径给予明确回答的问题。虽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社会阶级斗争和社会实践的重要活动内容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虽然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际中积累了十分宝贵而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但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明确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概念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当时党的理论工作者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关于“宣传工作”、“政治工作”、“政治教育工作”、“思想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系列论述和我党几十年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经验，首次提出“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和“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这两个概念，并就此在报刊和学术会议上进行讨论；紧接着，1984年教育部决定在十二所高等学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自此，围绕着学科发展和专业建设，相关的科学研究便蓬勃开展起来，几年里出版了一大批系列教材和理论著作。在这些教材和著作中，编著者为了给这一刚刚诞生的学科以坚实的根基，使它能够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屹立于诸多学科之林，都对学科对象问题进行了大量积极的探索。最早的探索可见1982年杨静云先生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一文中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科学，它研究的是人的思想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及对人们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注：杨静云：《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冶金高等教育研究》1982年，第1期。）。紧接着，1983年张蔚萍先生在《思想政治工作概论》一书中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学是研究人的政治思想和行为的活动规律以及党对群众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规律的。”（注：张蔚平：《思想政治工作原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页。）类似地，1986年裴广发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学作为一门科学是把人的思想政治状况及活动规律，以及党对干部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注：裴广发：《思想政治工作原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页。），1988年陈百君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研究人的政治思想、品质、观点的形成、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及向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注：陈百君：《思想政治工作原理》大连工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4页。）。1991年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也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关于人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是依据人们的思想活动规
律而科学地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注：陆庆仁：《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第7页。）所有这些，尽管表述各不相同，但总的说来都是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归纳为两个基本方面，即一方面研究人们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活动变化的规律，另一方面研究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这就是学科创始人最初规划的学科研究领域。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在做什么？这是我们从经验的途径重新思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对象问题时需要明确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如下两条途径进行考察。
第一，考察当前学者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哪些文章。我们仅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的复印报刊资料《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考察对象，因为“人大复印资料”作为我国收集整理社会科学研究讯息最新最完整的情报资料，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能够基本反映学科研究的总体动态。从1997年第1—8期《思想政治教育》所收集的297篇文章来看，当代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新形势下（或者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中、“两个根本性转变”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或者说思想政治工作、宣传思想工作、思想道德建设等）进行总体上的再认识，重申其地位和作用、揭示其新的特点和时代价值，这方面的文章共有86篇，占所收集的全部文章总数的28.9%；二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研究，具体涉及到爱国主义教育、“三观”教育、政治理论教育、道德情感教育、艰苦创业教育、党风廉政教育等方面，共有53篇文章，占总数的17.8%；三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这方面的文章共36篇，占总数的12.1%，其中既有关于方法论的，又有关于具体方法的，既有关于传统灌输方法的思考，又有更多的对现代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行为科学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的研究；四是关于不同行业、不同阶层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这方面的文章共有114篇，占总数的38.4%，其中有关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或企业文化的59篇，有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或高校德育的32篇，有关基层机关、农村和军队的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23篇。除了这四个主要方面之外，在这八期《思想政治教育》中，还有关于学科研究信息的4篇，关于外国思想政治教育的3篇，关于人的思想构成发展的1篇。所有这些，基本上反映了当前学者学科研究的一般视野。
第二，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论文选题方向的构成。因为研究生作为当代学者的新生力量，他们的研究方向不仅反映了其自身的学科视野，也反映了其导师——当代学者中坚力量的学科旨趣。通过对研究生论文的考察，可以明确当前学者学科研究的基本领域。我们仅以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三所高校1993年到1997年92名毕业研究生的92篇硕士学位论文为考察对象。这92篇论文大致涉及到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这方面的论文共计44篇，占“三校”五年论文总数的47.8%，其中关于大学生价值观（既有笼统的人生价值观、价值系统、价值理论，又有具体的经济价值观、道德价值观、职业价值观、义利观等）的演变、选择、导向、教育的有18篇，关于大学生心理素质培养、健康人格塑造、社会心态调适的有8篇，其余的18篇分别涉及到了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历史观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成才教育、体育育人、美育育人、校园文化建设、影视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教育等诸多方面。二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的，这方面的论文共计20篇，占总数的21.7%，其中有7篇是关于毛泽东、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其余的13篇大体研究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生命力、基本矛盾、基本规律、基本方法、评估体系、理论模式构建以及人的思想行为转化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三是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这方面的论文共计10篇，占总数的10.9%，具体涉及到了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以及美国、西欧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学校德育、政治社会化等的理论和实践。四是关于当前以社会思潮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社会热点、难点、疑点问题的，这方面的论文共有8篇，占总数的8.7%，具体研究了拜金主义问题、人权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反腐倡廉问题。五是关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这方面的5篇论文占了总数的5.4%，具体研究了企业道德、企业文化、企业政工干部队伍、外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六是关于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这方面也是5篇论文，具体研究了新时期干部的政治教育、反腐倡廉教育以及跨世纪干部的素质构成等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当代学者的学术成果，大体能够准确反映他们学科研究的基本旨趣和方向。
三
历史和经验两条途径的考察为我们重新思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对象问题提供了实然的基础。我们发现，在这个实然基础内部至少存在着两重矛盾。其一，创始人所规划的研究对象并没有成为当前学者研究的重点。按照创始人的规划，思想政治教育学应该研究人们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活动变化的规律以及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对于前一个方面，当前学者所做的至多是把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的相关理论借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学中来，很少有人能就人们政治思想的活动变化进行特别研究，揭示出政治思想活动变化的特殊规律来；对于后一个方面，大多数当前学者也没有从一般意义上着重进行研究，他们所研究的较多是现实形势下不同层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改进和加强。这样，创始人提出的作为一种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并没有按照最初规划的方向发展下去，它在当前学者这里并没有构筑起坚实的理论根基，尚缺乏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存在的足够力量。其二，当前学者所研究的实际内容已超出了创始人所规划的研究领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蓬勃开展，当前学者的研究视野已经跨出了中国国界，投向了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事实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性质的政治思想活动规律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已经成为当前学者集中研究的核心问题。此外，企业文化研究、校园文化研究、健康人格研究、心理咨询研究、社会思潮研究等也都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层次，越来越引起当前学者的关注。这样，创始人所规划的研究领域已经不能完全涵盖当前学者所进行的广泛研究，当前学者已经在研究中不断开辟出了全新的研究领域。
针对实然基础内部的这两重矛盾，我们在重新思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时，应该紧紧把握住这样两条基本原则。一是科学性原则。要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前者是一个政治范畴，它本身就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是一个学科范畴，它只是以前者为研究对象而建立起来学科体系。这就要求我们要以一种真正科学的态度，深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中去，揭示出其中固有的规律性的东西来。但时刻都要明确，我们从事的是一种科学理论活动，而不是政治实践活动，政治实践活动只是科学理论活动的对象，只有科学理论活动才是我们活动的根本。二是现实性原则，重新思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对象问题，就要从学科发展的现实状况出发，把当前学者在研究中不断明确，不断拓展的新领域全都考虑进来，使之作为一个现实的基础，包容在重新规定的研究对象之内。按照这两条基本原则，我们就可以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重新规定为这样一种活动及其过程，即一定国家或社会的一定阶级或集团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有目的、有计划地对人们的思想施加政治、道德、法律、宗教、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以形成以阶级或集团所需要的心理状态、思想意识、精神品德等。这种规定和创始人的规定相比较，至少实现了以下三个突破。
一是突破了学科研究的中国界限，按照这种规定，思想政治教育学不仅要研究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活动，而且要研究世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活动，不仅要揭示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规律，而且要揭示世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这样，既能顺利实现学科的对外交流，使之与国际上相关的学术研究相接轨，又能充分体现学科的存在价值，使之为国家社会的发展提供现实服务。
二是突破了学科研究的狭窄范围。创始人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主要限制在人们政治思想的发展变化以及政治思想教育的开展实施之内，我们今天的规定突破了这个狭窄范围，使学科的研究对象由原来狭义的政治教育扩展到包括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三观”教育、心理教育等在内的广义的思想教育，这样既能适应全面提高人们思想素质（不是单纯培养政治素质）的时代要求，又能涵盖学科发展中呈现出来的最新方向。
三是突破了学科研究的高度抽象性。创始人规划的对“两个规律”的研究，特别是对人们政治思想活动变化规律的研究，具有较高的抽象性，研究者对此往往不知从何下手，即使开展了一些研究，也很难跳出相关学科的既有范式，很难取得独具特色的研究成果。今天的重新规划可以使学科获得一个新的生长点，研究者可以从过去的高度抽象中走出来，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国家、政府、社会、集团的一种具体行为，运用实证的方法，从实践过程中提炼、归纳、总结出相对稳定的观点，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学最基本的概念、范畴、规律、理论等，然后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