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科学的意义之源——量子革命的哲学启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量子论文,启迪论文,之源论文,哲学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 文献标识码：A
“生活世界”一词是胡塞尔提出并在他的后期著作中进行了广泛讨论的概念。他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即生活世界是我们直观地发现的人们生活其中并获得生活意义的世界。“生活世界”思想的提出是胡塞尔为了为自己的现象学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为现象学方法寻找一种新的基础。胡塞尔相信，我们从生活世界的现实出发，能够对科学，进而对哲学的原初动机，可能的方法和应有的目标作出新的洞察。他的最终理想是要发展出科学的哲学方法，“它旨在自我理解我们真正作为人的存在，作为历史的存在所寻求的东西”[1]。
胡塞尔在他的晚期著作《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以下简称《危机》）中对“生活世界”的思想进行了集中阐述，这一阐述是从对以数学为基础的近代自然科学隐藏的危机的深刻洞察和由此进行的哲学批判中展开的。在书中，他首先分析了作为欧洲人根本生活危机之表现的科学危机，他批判数学的科学方法抽空了生活的意义，指出实证科学忽视了人生价值和意义的问题，胡塞尔企图通过这种批判，首先为现象学清理出地基，并进而把自己的思想由此推进扩展到日常经验的广阔领域。
本文将从物理思想史——这是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交汇——中的一段引人注目的史实的分析出发，对“生活世界”思想的深刻函义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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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中，胡塞尔指出生活世界是客观科学的意义源泉。一方面，生活世界是一切科学生长的基础，是科学的根之所在；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生活世界比精密科学对人的现实经验更具有优先权，它不仅要求那些精密科学之外的感性经验的合法性，而且要求作为整体的自身的合法性。在后者的理由中实际上肯定了生活世界对理性的人为自己所提出的问题的最终可能的解答方式的规定。
在《危机》中，胡塞尔回溯了自伽利略以来数学的自然科学方法无限扩张的令人担忧的状况，批判了自然科学对自己直观的基础的背离。这一背离是以自然的数学化表现出来的。他分析说，高度形式化的、单调重复的算术规则，在纯数学中，即在“具体地实质”、“纯粹直观”的数学中，获得直接应用，并进而应用于数学化的自然。造成了一种最极端的扩张。数理科学在从技术上发展它的方法论的时候，它转变成为一种技艺。成为一种按照技术的规则，通过计算的技术去获得结果的单纯技艺。胡塞尔指出了这种方法的合理性具有循环论证的性质，他说，这种技术化方法的结果，实际上就是对它的要求，因此仅是它自身规则的产物。胡塞尔尖锐地指出：这种方法通过以数学为特征的“技术化”抽空了自然科学的意义。
在此，胡塞尔确实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洞见。技术规则在自然科学中的普遍应用和技术的有效，似乎反过来证实了自身的合理性，而掩盖了真正的危机。从事着科学研究的人们极少对此进行自觉的反思，没有引起应有的警觉。在科学已成为普遍社会生活规范力量的今天，在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这种方法论特征下，掩盖了自然科学自身思想发展中对于方法应获得的意义的忽视，致使理论意义的解释出现了不正常的断缺。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量子理论的阐释问题。这个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尼·玻尔曾说过：谁要是不为量子理论所震惊，谁就不理解量子理论[2]。虽然玻尔是以肯定的态度说出以上话语的，但我们由此可以看到，这个本世纪初产生的理论对于物理学，对于整个科学世界和人类思想领域的不寻常的冲击和震撼。从量子理论意义阐释的问题，可以引出我们对生活世界与现代科学的观念和方法的关系的深层思考。
由量子理论所刻画的量子世界有着令人惊奇的特征，这就是量子世界特有的不确定性、非分立性和非定域性。这是经典物理学中所不具有的，在感性世界中不能被直观理解的特征。在量子世界中这些刻画是以纯数学的工具来进行的。例如，薛定谔用被函数及其波动方程描述了微观粒子的波粒二相性以及它们所有可能的行为：M.波恩则进一步赋予波函数以明确的物理意义，他将波函数解释为某种“几率振幅”，波函数的平方就给出了特定时间和地点粒子出现的几率。不确定性的另一表述，是海森堡所提出的著名的“不确定性原理”。这个原理表明，在亚原子领域，我们不能同时精确地知道表征微观粒子物理状态的两共轭量。比如位置和动量，或者是能量与寿命。如果我们准确地测出粒子的动量或者是能量，其位置或者寿命就将是不确定的，反之亦然。在描述量子行为时，量子力学应用统计数学的方法给出粒子状态的几率，几率描述是量子世界的唯一合法语言。
这个被誉为物理学史上最具革命性的理论，对于传统的因果观、传统的物理实在直至科学世界图景的冲击是如此巨大，致使许多曾为这个理论做出过贡献的科学家也对量子理论的诠释方式感到不安，普朗克、洛伦兹、爱因斯坦、薛定谔等都曾以各种方式表达过对这一理论结果的困惑和不满，他们很难相信几率的语言是对量子世界的最终描述，而宁愿将其看作是数学工具导致的结果。
在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传统中，数被认为是世界的本原，数学是上帝用于书写宇宙的工具。科学史家们指出，由伽利略等人所开创的近代科学方法，正是在某种意义上复活了毕达哥拉斯传统。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们倾向认为，数学的抽象的但又是理想的描述，才是自然最真实的本质体现。因此在许多科学家看来，在科学理论中，不是数学描述应该用于说明感性世界，而是相反，感性世界应设法去理解这种数学图景。这种思想又似乎被科学的应用功能所肯定，科学世界的实践规则显示，即使不能被直观理解、解释的理论，只要具有数学上的意义就是可实际地操作、应用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下量子理论的情形就会明白。20世纪的物理学很大一部分正是从其中生长出来的，它也是今天电子科技、计算机以及信息工业的真正策源地之一。
由于伽利略以来就存在的对数学手段本身意义的忽视，直接导致了自然的数学化。数学化将数学的理想性误植于现实世界中，其最直接的结果之一，就是导致了经典物理学所确立的单值对应的、严格精确的机械因果观，并认为这是宇宙最终所必然遵循的规律。
然而，同样基于自然的数学化的倾向，以尼·波尔等人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相信，量子理论的几率描述并不仅是量子力学所用数学工具导致的结果，而应被看作量子世界的固有特征。
在以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理论科学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大的分裂：理论的数学意义、物理意义、以及从感性直观去理解的感性实在意义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这种分裂使得，如不通过数学的中介，人们就不能将理论的结果描述与感性世界联系起来。理论通过数学媒介在抽象领域中延伸，远离了感性，以致最终不能通过直观去理解。比如根据量子理论，我们获得了在某一具体条件下量子方程的解，我们进而得知这一数学描述的物理意义为某一粒子的运动状态，但它却表现为几种可能态的叠加，这在我们的宏观世界或者说感性实在中没有任何对应物，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感性地直观到几种可能态叠加出的现实运动，或感性地分解出某一现实运动的几种可能态。然而，哥本哈根学派却告诉你，这就是量子世界的最后现实。人们迷失了对通过不懈的努力而揭开的科学世界新的一角的感性直观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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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到在理论科学中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这种分裂，胡塞尔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批判。他指出，对于科学的成就的真正意义，只有在面对具体对象的过程中，通过直觉的思想才能获得。如果这种意义被数字、字母以及表征它们关系的运算符号所排挤出去，我们无疑失去了我们最初始、最根本的东西，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实际的科学研究中“真正地给予这种技术过程以意义和给予这些正常的结果以真理的本来思想被排挤出去了。”[3]
胡塞尔认为，由于存在着由伽利略时代就延续下来的对自然的数学化的原初意义的漠视，导致了现代人对于理论科学的严重的误解。那种“数学的存在”与数学化了的实在之间的差别变得模糊不清，并随着形式数学的发展和它作为有效方法的不断应用而愈加严重。这表现为“空间”与纯粹形式地定义的“欧几里德集”相混淆；作为纯几何和纯逻辑规则的自明的公理与作为定义中的自恰的“集”的命题相混淆。由此，科学家把纯数学的自明性、理想性理解为自然自身就具有的性质，是现实世界最真实的本质展现。这种混淆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在理念科学中那些伟大的成就，既是发现又是掩盖。人们发现了数学化、理念化的自然中，那些精确的规律、“先天的形式”，掩盖了生活世界中那些没有被精确化（实际上永远在抗拒精确化）的感性内容。掩盖了人们实际生活其中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的东西，也掩盖了我们真实的生活和生活的真正意义。由于这种掩盖，虚假的结果也就必然产生了。胡塞尔忧虑地指出，这种夹杂着虚假的思想已经统治了现今的一切有关世界的观点。这种思想断定关于感性直观的自然和整个世界中的一切具体的可感现象只是主观的东西，这些现象只存在于认识主体之中；我们直观的感性世界完全是主观的，因而是不稳定，也是不肯定的；只有在超越它的那个作为科学对象的世界，那个依存于数学的精确性而存在的世界中才有完全的真理。
胡塞尔以“理念的存有”指称自然科学中以数学语言为工具描述的自然图像。科学所创造的“理念的存有”在技术化过程中已被偷偷地置换了我们实际地被直觉到的、被经验到的和可能被经验到的世界。理论科学及其技术扩展的片面的、暂时的有效性，也企图扩张为这种置换的有效性。在胡塞尔看来这种情况是我们观念上的误会，是在认识上倒因为果，因而不可能最终解决我们在生活世界中的根本问题，他质问道：我们在生活世界中为自己提出的问题以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无限的科学任务真能在这种“理念存有”中无可置疑地存在下去吗？
在物理学中发生的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传统的科学家同以尼·玻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的那场可称为世界之争的论争，几乎直接为胡塞尔作出了图解。我们看到：那场关于量子理论的几率特征究竟是暂时的，由数学描述工具引入的还是最终的量子世界的本质特征的论争，必然是在量子理论的数学意义、物理意义与感性实在意义相分离这一特定语境中发生的。争论的焦点正在于这个革命性理论的感性实在意义上。哥本哈根学派极力要维护的正是几率描述的量子世界的终极地位。
玻尔认为，由于我们对实在的基本观念以及对世界进行描述的语言，都来自经典宏观世界并受其制约，这误导我们倾向于将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非分立性和非定域性等特性简单地归结为仅是由于我们对微观世界知识的不完备而导致的结果。玻尔坚持认为，量子世界可能是与宏观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不能从经典的观念出发去推测。无情的数学推导已显示出量子世界的几率特征就是我们所能知道的量子实在的最终表现形式。它们就是微观世界的本质属性，如果有什么能称得上是本质的话。
显然，哥本哈根学派仍致力于将量子世界纳入人的感性直观理解力的范围，但又发现这是极其困难的。玻尔的解释首先是承认这种断裂，但又要寻求这种断裂的合法化。因此，他只能将量子世界“悬空”，成为思维认识中一块漂浮的王国。
然而，这立刻就引出了经典物理学的实在和量子实在怎么取得统一的问题。M.波恩力图弥合这一裂罅，他的解释代表着物理学家中典型的观点。他认为，“实在”的意思在物理学中应被也只能被理解为观察中不变的东西的总和，其特征是超越主观性而具有主体间的一致性。对于量子实在、对于微观世界的观念，只能以我们在认知上已获得的和能获得的知识去建构。我们关于我们所获得的世界形象，不会超过人的传导神经纤维所特征化的给定强度和频率的脉冲给予大脑的有效信息的总和。数学手段和仪器数据是我们唯一可依靠的能深入微观世界的方法。“对于科学中由放大仪器得到的超经验来说，这个下意识的过程就中断下来。但这时我们可用数学推理的方法完全有意识的使它继续下去，其结果就是理论物理中所提供的实在。”[4]
波恩的观点是最显然的自然数学化的思想，即用数学的直观性和明证性取代感性的直观性和明证性，企图以这样的方式来达到生活世界与量子世界的统一。这正是在《危机》中，胡塞尔所批判的那种观念，即认为几何学以自己直接自明的先天“直觉”和借助于这种直觉来操作的思想，创造出自我完备的绝对真理，并且这样的真理又可以“不言自喻地”在生活世界中具有完全的有效性，能在现实生活中毫不费力的应用。胡塞尔尖锐地指出：“这种不言自喻性是一种幻想。”[5]在量子世界的意义追问中，玻恩设计了一个闭上眼睛的游戏，即在将量子世界悬空的同时，将宏观感性世界也悬空，以为这样一来，二者就有了统一的基础。但显然，这仍不能将那个“理念存有”纳入感性直观的理解范围。
但胡塞尔始终坚信，数学化过程中的意义保持不但是可能的，并且应该成为一种在实践中的自觉原则，他呼吁在运用科学的方法时应避免那种危险的意义转移，时时记住这种方法本来应有的意义，记住只有通过将意义赋予方法才使得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成为真理。在《危机》中生活世界思想的提出，就是要力图重新寻回科学本身赖以存在的基础；要回复“生活世界”与“理念存有”原本的关系；要寻回科学方法作为一种手段要达到的伟大目标和应有的意识；要寻回科学仅仅作为在其中人们为自己提出问题和解答这些问题的方式之一的广阔的人类生活原本的意义。
胡塞尔指出：生活世界是自然科学的被遗忘了的意义基础。这首先在于，生活世界是理念化的自然科学得以生长和存在的基础，是它的“真正直接直观的和原初直观的源泉。”然而更重要的是，生活世界正是科学的目的所在。“这种根本目的必定存在于这种前科学的生活中，必定跟它的生活世界相关联。”[6]这就是生活世界对于科学本原的意义。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人的精神和身体的存在方式是与这个世界相适应的，这个世界既是一切人类思想行为的出发点，又是人的最终归属。
关于量子力学意义阐释的争论本身我们留给物理学家和物理史家，而它对于我们的启示在于，哥本哈根学派辩解式的不断诠释似乎隐喻了：即使在那些借助于数学自明性而无限生长的“理念存有”中，生活世界是它怎么也摆脱不了的支撑点。生活世界正是给理论灌注意义的源泉，用伽达默尔的话说，“‘生活世界’的本质坚持着生活世界的一切形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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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的批判并未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触及到这种科学危机更为深层的涵义。他认为，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科学只寻求事实的确证而漠视了一切有关人的价值的问题，漠视了人的文化特征、人的理性本质和他的一切精神的存在。“生活世界”思想的提出的，就是要回复人的完整的存在。科学只是在前科学的生活世界中发展起来的一种认识方式，它如果离开了生活世界，它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条件，失去了它的真理意义，生活世界含容着人的存在的一切方面。确立自己作为一个哲学家而生活的胡塞尔认为，哲学或科学的目标应是达到在世界中的人的完全的自我理解，但只有回复到生活世界中去探寻科学的意义和观照人生，才能达到这种理解。
我们仍通过量子思想发展中那些富有启发的历史的回顾来更深入地领悟生活世界的对于科学和哲学的具有启示性的双重意义。在量子思想史上，有一封受到广泛重视并经常被引用的爱因斯坦致M.波恩的信，被认为是理解那场世纪之争的重要文件。从我们的视角再一次引用它：“你相信掷骰子的上帝，我却相信客观存在的世界中的完备定律和秩序，而我正试图用放荡不羁的思辨方式去把握这个世界。我坚定地相信，并且我希望，有人会发现一种比我的命运所能找到的更加符合实在论的方法，或者说得妥当点，会发现一种更加明确的基础。”[8]
为什么是“你相信”？为什么是“我信仰”？这些最伟大的科学家，这些以客观证据为唯一合法理由的人们在对理论意义阐述的根本性的争论中，却发现这种阐述必然涉及到客观证据无法叙说的意义。诉诸信仰是一种本能。接照实证科学的原则，“是”与“非”这类直谓逻辑所做出的事实判断，是科学唯一可接受的语言。科学理论的结构和功能，都建立在这种单一的规范之上。事实判断（包括模态的判断）所及以外的事物，对科学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单一的规范及它在现代世界中的统治力量，消除或掩盖了我们生活世界多样的生存方式，那些真正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我们实际生活的多样的因素和丰富的内容，包括我们生活的历史和我们真实的内心感受。我们的渴望、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价值判断无疑都超越了事实判断的狭隘视野。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科学只是在前科学的生活世界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方式，它本身是生活世界的一种表现，是从属于生活世界的。生活世界才是事实判断得以存在的前提，是事实判断的方式，它的目标以及它的界限等等先在的规定。我们看到当抽空了生活意义的“理念的存有”在面临我们来自生活世界的实际问题时（当然也包括有关事实判断方面的问题，只是这些问题从更原初的意义上提出），难以避免地暴露出它的虚弱。在此，生活世界又要挣脱着显露出来。于是爱因斯坦就要诉诸信仰——回复到生活世界中去。而这挣脱出来的信仰，它的合法性在于它是生活世界本身的一部分，但它仍然是可反思的，它只是用它的启发性力量帮助人们寻找“更加明确的基础”，它仍然会回归于前科学的生活世界中。这就是科学史中显露出的生活世界的深刻含义。
收稿日期：2002-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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