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工厂与制度：在生产体系变革中看政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看论文,工厂论文,体系论文,制度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460X(2014)06-0038-06 在工业化进程中，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工厂聚集的城镇和靠工资生活的工人才算真正地诞生，到20世纪初叶，大部分劳动者才基本不在家中从事生产或完成工作。作为一种新事物，工厂的兴起实际上也就是工业化生产方式在工厂中被组织起来的漫长历史过程。在生产的组织方式从家庭作坊向工厂转变的过程中，分工—协作体系也随之建立起来。尽管在农业社会以及之前的社会里也存在着一些模糊的劳动分工思想，但工业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分工—协作体系则建立在技术知识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活动的基础之上，并在不断分化的过程中使整个工业社会变得碎片化、程序化、模块化、标准化，以及专业化。对于劳动者来说，如果说家庭作坊生产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动者个人技能的话，那么，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则出现了去技能化的趋势。工业生产机器在取代人的劳动的同时也将劳动同质化，并使工作变得简单、确定、可操作，工业生产要想取得高效率也就变得非常容易了。因而，工业社会的分工—协作体系所蕴含的逻辑是：劳动分工越精细，工作就越专业，也就越需要协作来加以整合。而在这个追求确定性的社会里，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则是达致协作之目标的基本路径。生产体系中的这一控制逻辑映射到了工业社会的其他领域中，因而，整个工业社会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方式都遵循着这一逻辑。然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看到了网络技术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广泛前景的人们相信，人类将在经过精心设计的网络化家庭中继续从事着他们的工作，并且这将成为人类工作的主要场所。以网络技为代表的创造性技术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活动，变革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距离的消失”不仅意味着把人集中在特定区域的成本将越来越高于信息传递的成本，收益将越来越低于通过信息技术从事生产活动的收益，而且它还意味着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并行地从事生产活动。如果说与工业社会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相适应的是法律制度和管理型政府模式的话，那么，在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进程中，创造性技术所引发的生产体系变革将要求一种全新的制度安排和全新的政府模式。 一、工厂体系映射下的社会治理逻辑 如果说人类对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科学探索是认知性的，那么，基于科学知识之上的技术知识则很显然是要应用于实际生产活动才能发挥出它们造福人类社会的能力。因而，技术进步最直接、最快速地反映在了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方式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业生产活动中人的流动是以工业生产的载体为中心的，而这个中心正是工业革命中兴起的工厂。从工业革命的历史事实来看，工厂的兴起只能是近似的历史事实。因为，事实上，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劳动力大量集中的大型作坊了，它们所进行的生产活动也已经具有工厂生产的近似特征了。然而，当去观察工厂兴起的真正理论意蕴时，我们便会发现，如果说家庭代表消费的时空而作坊代表着生产的时空的话，那么，工业革命中兴起的工厂则意味着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在这个意义上，工厂体系的建立就在时间和空间上将工人集中在了指定场所并在特定时间段内从事生产活动，正因为如此，技术知识和工业生产的共同结果是人的集中。在工业社会的工厂体系兴起之后，工人们集中在同一区域中，按照生产程序进行区划，遵守严格的劳动纪律，并接受必要的管理。因而，“在技术专门化、劳动组织和同时利用非人力的动力资源方面首次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凡是作坊内部的劳动纪律同技术专业化、协作和非人力动力资源的应用结合起来的地方，新型的工厂就会出现”[1]。在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中，等级制、机械化、劳动分工都不能单独地被视作为工业革命与以往不同的新突破，因为这些在工业革命之前便已经广泛存在了。然而，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家庭作坊的生产方式逐渐消失了，而代之而起的是工厂体系，因而，工厂体系的建立及其对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和治理方式的映射，则成了工业革命的重要标识。 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在人类社会工业化进程中兴起的现代工厂体系给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活动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变革，工厂管理中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塑造了政府的社会治理逻辑。我们看到，工厂的集中化生产反映在社会治理活动中就是将公众限制在一个与其生活和消费的时空相隔离的生产时空之中。而在这种生产和消费时空分离中，人们在不断分化的领域中穿行，为了那勉强维持生计的微薄工资和少得可怜的社会福利匆忙地奔走于家庭与工厂之间。在表面上看来，人们乐意于在工厂与家庭之间来回地穿梭，但实际上，这种生活方式背后隐藏着的控制逻辑违背了人们选择如何生活的自我意愿。工厂体系建构了一种组织化机制，而在社会的高度组织化中，组织往往可以通过等级制形式来降低人的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并通过各种形式的激励机制来促进人们为了组织目标的实现而协调一致起来。然而，当人们想要选择在家还是在指定区域中从事生产活动或完成工作任务时，按照工厂的区位选择逻辑，在投入(资本、劳动)和产出(数量、质量)之间的比率不变的情况下，工人的选择取决于工人移动与信息传递的成本—收益分析。我们看到，在信息传递成本高且收益低的工厂体系中，工人移动则无疑是一种优化选择，更何况工人移动过程中产生的成本是计算在休闲时间而非工作时间中的，并且这些成本往往又是由工人和提供公共设施的政府来承载的。而在社会治理中，管理型政府乐意承载这样的成本或者将它们转嫁给镶嵌于工厂体系中的人们。如果说家庭作为私人的生活领地而不能由社会治理主体轻易地突破的话，那么，当人们进入到工作场所之后，实际上，他们也就进入了一个控制体系。在这个控制体系里，一切形式的行为选择都将处在社会治理的庞大控制体系之下，每个人都在为生计或幸福奔忙，他们似乎没有感受到社会治理的控制体系在什么地方，实际上，作为社会治理唯一主体的政府正是通过工厂这样的生产体系来建构人们服从于它的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的。 在生产体系的比较中，我们看到，家庭作坊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愿性，工匠们可以在任何时间点选择休息或是工作，工作多些还是少些，因而收入多些或是少些，而在工厂体系中，工人们显然已经失去了自由选择休息或工作以及因此产生的收入水平的机会。工人的作息时间受到工厂规章和制度的严格限定，因而他们没有自主、灵活选择作息时间的机会。在工作时间里，快节奏的机器生产使得工人们不得不时刻保持快速、努力的工作，否则就会被扣除工资，甚至失去作为生存保障的工作。在工休时间里，工厂对工人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也进行了严格限制和安排。作息时间安排的自主权和选择权的丧失，导致工人们的福利迅速下降，他们没有更多的自由去兼顾家庭和工作，整天生活在没有人情味儿的工厂里。工业社会的治理支持和建构了这种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工作和休息的时空被特定的规章和制度严格限定在了工业社会这部官僚机器当中，失去了自主权和选择权的人们被快速运行的生产线和通勤工具镶嵌在了官僚制的结构化体系之中。整个社会就被这样的一个镶嵌结构包裹着，经济发展的动力并不来自于人的创造力，而来自于人们为了生存以及更好地生存而开展的相互竞争。当人们在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疲于奔命之时，整个社会却因惧怕竞争造成的社会失序而努力对人们的行为加以控制，从而使整个社会在获得经济发展驱动力的同时又陷入到了呆板、僵化和滞胀当中，而社会治理的一切制度设计和方式选择都在强化这种日益僵化了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体系。在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和方式选择上，人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因为对于如何进行社会治理，人们已经从工厂制度中获得了一个基本的逻辑，即在封闭的空间中建构一种控制的体系。因而，按照这样的控制逻辑进行下去，只要将整个社会设定为一个类似于工厂的封闭空间，并通过控制导向的治理方式开展社会治理活动，那么，社会就能够在高度程式化的控制体系中获得特定形式的运行秩序。其实，在社会治理中，人们假设了政府与公众之间构成的是类似于工厂生产体系的结构化关系，为此，在管理型政府的社会治理逻辑中，通过法律制度去严格限制和安排人们在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以及日常生活领域中的不同生活方式则是最好的治理方式选择。因而，这种治理方式的逻辑和现实的结果都是，工业社会中的人已经丧失了其作为人的总体性而变成了碎片化、单向度的人，而通过这样的人去承载起来的社会治理活动则必然也是扭曲、变形，以及僵化的。 二、分工一协作体系中控制导向的政府 随着人类社会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技术创新越来越要求人们具有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能力，因此才能对技术应用可能产生的效果作出正确的判断，进而决定是否采用新技术以及采用何种新技术。我们看到，18世纪中后期以来，生产的有效组织越来越需要专业知识的支持，而这是任何单个家庭作坊所无法应付的。不像现在即买即用的生产设备，当时很多新设备、新技术都需要在不断地测试、检测，以及试验之后才能被用于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学习和掌握知识的能力与生产所需的资源一样重要，尤其是在单个工人的能力已经无法满足越来越复杂的工业化生产时，人与人之间在知识上的差异是劳动分工中自我区别于他人的一种强大优势。为此，适应于复杂工业生产任务的劳动分工促进了知识专业化。因而，知识专业化和分工—协作体系是相伴而生的，或者说，工厂体系中生成了这样一种任务分配方式，即按照复杂性程度和知识专业化要求将工人分派到不同的岗位上，并因此给予其不同的工资、权力和地位，同时又在组织协调和劳动纪律中确保他们之间的相互协作。而如果说工厂体系是通过知识专业化之上的分工—协作体系将人嵌入到标准化、程序化，以及等级化的官僚机器当中的，那么，管理型政府模式则一方面复制了这种分工—协作体系来组织它自己，而将行政人员嵌入到官僚制组织等级化的镶嵌结构之中，另一方面则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通过官僚制组织形式来建构社会等级化的中心—边缘结构，在这种结构之下，不断分化的知识领域和学科范畴则把整个社会带进了知识专业化和职业专门化的进程中，管理型政府模式所建构起来的知识管理体系则正是这种知识专业化之上的分工—协作体系的制度保障。因而，在这样的社会治理逻辑下，社会治理的一切领域都复制或模仿了工厂的分工—协作体系，并且，在工业社会这个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里，工厂生产体系的几乎一切制度设计和管理方式都会迅速地映射到社会治理领域，管理型政府就像一座庞大的工厂一样管理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并在社会的领域分化进程中建构起了这个日益碎片化的工业社会。 在工厂有限的空间里，工人之间的近距离接触、彼此熟悉，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相互信任可以转化为一种有效的知识分享模式。然而，工业社会的工厂体系并不支持它在客观上所形成的知识分享。实际上，工厂的集中生产将具有不同知识的人汇聚到了一起，这既确保了工业生产所需的知识支持，但同时工厂主们又担心更多的技术知识被工人们所掌握进而弥散到其他工厂或企业那里去。而所有这些在制度设计和治理方式上都获得了工业化进程中建构起来的管理型政府的积极支持。如果说人类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所建构起来的自由民主制度催生了工厂体系的建立的话，那么，反过来，工厂体系的建立又对工业化进程中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的建构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因为在工业社会的工厂体系中，工人无疑是受雇于资产者而从事生产活动并以工资来维持生计的劳动者。在阶级不断分化的社会里，通过分工—协作体系的建构，工业社会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呈现出了中心—边缘的结构形态，而管理型政府作为社会的中心，其治理逻辑和治理方式不仅巩固了作为竞争优胜者的那些中心，而且，它还在这种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中将来自于家庭作坊的工匠们驯化为工厂里温顺的工人。在这一政府模式的治理逻辑之下，社会治理的理想结果是，人们在家庭与工作之间移动并将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与陌生人相处，在受到严格作息时间限制的车间和办公室里为了生活而像机器零部件一样地运转着。实际上，在这种政府模式的官僚制组织方式中，行政人员也是如此运转着的。这样一来，整个工业社会都遵循了相同的运行逻辑，即原本为了服务于人们的物质消费和社会治理需求的工厂体系和政府模式却发展成了奴役、驯化、控制人的一种制度体系。因而，在这样一种制度框架之下，工业社会的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就像工厂体系一样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走向了“异化”。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既然情况如此糟糕，工业社会的自由民主制度却依然能够使人们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自愿接受这样一种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治理方式。实际上，在工厂和家庭作坊的相互竞争中，人们看到的是工厂体系的胜利以及家庭作坊的崩溃，因而，工业社会的自由民主制度所创设的这种竞争环境迫使人们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自愿到工厂工作而不是呆在家里或是进行家庭作坊生产，他们只有做出如此的“自由”选择才能在这个适者生存的竞争环境中谋得生存。实际上，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正是通过对这种竞争环境的创设来建构它可以被自愿接受的控制体系的。 在竞争的环境中，工厂不断地将最佳的新技术应用于生产活动中，并通过夺取市场份额赚取更多的利润来实现不断的扩张。而那些采用陈旧的、低效率技术的企业则因失去了市场份额而被淘汰出局。在农业社会相对封闭的、彼此保密的生产技艺体系中，从其他作坊和工匠那里学习或模仿是非常困难的，这也造成了家庭作坊生产的规模小且精细化程度低。然而，在工业化进程中，管理型政府则努力创设一个相对开放的竞争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工厂的技术应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开放性，因而技术优势并不在于谁掌握了某种新技术，而在于谁将最佳的技术应用于生产过程。与工业社会的工厂体系建立同步的是，日益加剧的竞争环境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机制的竞争环境既起因于人们逐利的内在动机，同时也归因于管理型政府对这种竞争环境的创设。面对竞争环境所制造出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作为社会治理唯一主体的管理型政府，不论在消极的还是在积极的行动中，它都走向了一种控制导向的治理逻辑。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管理型政府一方面通过促进人们之间的竞争而获得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科技创新的驱动力，另一方面又在维系这种竞争机制的过程中将每个人都嵌入到了它支持竞争的控制体系当中。这样人们就在追求自由、平等之上的竞争的过程中落入了标准化、程序化，以及等级化的社会控制体系当中。管理型政府在确保人们之间的竞争的确定性和有序性的过程中通过法律的制度创制了工业社会的秩序，并因而使得这一政府模式的建构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建造强大的社会控制体系的道路。实际上，在这一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治理方式甚嚣尘上的工业社会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渗透出控制的图景。 此外，在“脱域化”过程中，人们纷纷地从家庭作坊中被解放出来之后，遇到了一件令雇佣他们的人深感麻烦的事情是工作技能的获得。一般而言，组织希望劳动者有一定的工作技能，但却不希望他们有复杂的而使之能够独立的工作技能。与以往那种劳动技能由父母或师傅言传身教和个人自学而来不同的是，作为工业社会典型组织形式的官僚制组织则要求其成员越来越多地接受专业化的工作技能教育和培训，使他们具备在组织中工作的必要技能。然而，我们看到，在工厂里，工人们所接受的教育和培训通常不会是科学知识以及如何制作机械的数学原理，而是如何使用和操作机器的技能，以及如何适应工厂生活的社会知识和道德素养。在政府中，行政人员所接受的教育和培训通常不会是如何为公众服务的理论和知识，而是如何服从上级命令、实现组织目标，以及遵守法律规范。也就是说，人们所获得的工作技能教育和培训实际上并非要使之成为具有决策能力和独立自主人格的行动者，而是被动、消极的执行者。这就是人们经常看到的，在工业社会的官僚制组织体系中，教育和培训其组织成员尊重他人的私人权利，学会守时、听话和自我节制，遵守组织纪律和规范等，这些都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因而，管理型政府不论是在什么时候都非常乐意地去自己花费或鼓励社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兴办学校、向学校提供补贴、签订用工合同等，以培训人们的工作技能，灌输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生活理念，塑造他们的责任心、上进心和忠诚度。因而，管理型政府及其治理方式并不是因为得到了人们的认同而被自愿接受，而是这种政府模式通过教育和培训来告知人们去接受它的社会治理方式，或许人们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意识到这种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背后所蕴含的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因为它们经常以形式合理性面目来误导人们。 三、网络化生产体系中的服务型政府 20世纪七八十代以来，随着会议电话、电子邮件，以及互联网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家庭、企业，以及人类社会几乎一切领域之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正在变得越来越微弱，正如凯恩克罗斯所说的“通信价格的下降将影响人们在哪里工作和在哪里生活。工作和家庭之间古老的分界线将会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工作地点的转换、城市的新角色、家庭的新功用，以及重塑了的社区”[2]。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无限制地降低人们之间的信息传递成本，人类社会在技术和社会这两个层面上都生发出了网络结构。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网络技术发展的种种迹象都表明人类的生产、生活都将连接到这个虚拟世界之中，它同时也意味着人类原本生活的自然界和社会将以一种更加灵活、复杂的方式存在。创造性技术的涌现可以帮助人们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完成工作而因此有了进行其他活动的时间和机会，与此同时，它又使人类社会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并行地进行同一项或多项工作。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创造性技术的涌现对人类社会治理具有革命性意义。就人类社会的工作模式而言，在涵盖全球的网络结构中，人们将越来越多地采用远程工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如果越来越多的新信息是编码化的，那么，不通过人与人之间直接联系而进行的接触可能会取代很多不必要的现场交流”[3]。在社会的网络结构中，人们甚至不需要亲自掌握那些自己不知道但别人知道的言传知识和意会知识，正如计算机及其网络可以帮助我们记忆那些我们遗忘了的知识和信息一样。“大量程序化的信息处理……现在可由计算机完成。另外，数字文件允许信息在全球的‘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被提取，如果信息系统是那样设计的。”[4]24我们看到，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人们不再需要辛苦地填充自己而去抹平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是更加重视个体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工厂体系的标准化生产方式显然不再适合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创造性和多样性将极大地冲击规模经济的效用。新的工作生活方式的种种迹象和趋势已经向我们展现了一种网络化生产体系的可能性，并且它需要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来支持它。我们看到，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正在遭遇生产体系变革的挑战，然而，人类社会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方式还没有作出及时的回应。或许我们可以说，“全面接受未来的新生活方式不得不等待新一代工人在硬件遍及家庭的时代下成长起来。对于他们来说，互联网是一种自然物品”[5]，但是，人类社会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所能做的不只是等待，而是要积极行动起来。实际上，在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变革上，我们从网络化生产体系的兴起过程中获得这样一个启示：与工厂生产体系相适应的社会规范体系将在后工业进程中不断地向边缘位移，直至一种与网络化生产体系相适应的社会规范体系逐渐建构起来。因而，在这种位移的过程中，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也将实现从管理型到服务型的根本性变革。 相比较来说，工厂中的分工—协作体系所蕴含的控制逻辑映射到了社会治理领域当中，这就使得整个工业社会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方式都遵循着这一逻辑。因而，在社会治理层面上，按照管理型政府的治理逻辑，新的工作和生活模式将使得现有的治理体系遭遇如何监控员工努力程度的问题。在官僚制组织的理想类型中，劳动纪律严格控制员工的行为，并迫使他们像机器零部件一样地运作，严格按照规则行事，以确保组织预期目标的达成。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如果说教育使人获得了自我激励，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似乎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对于任何组织来说，可能都存在着这样两类人员：一是努力自我实现并值得信任的人，二是需要进行监管的人。在官僚制组织中，不论是哪一种人存在于组织中都不会影响组织的良好运行，因为通过劳动纪律的控制，必须得到监控的员工受到了监控，而那些努力自我实现并值得信任的人在这种纪律之下，尽管也被扼杀了积极性、主动性和独立性，但对于整个组织来说，效率得到了更多的保障，甚至还有大幅度的提升。而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使得官僚制组织这种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不仅失去了效用，而且还导致它不断地膨胀而走向了僵化。或许，远程工作降低了人们的疲劳程度和工作压力，更没有同其他人一同工作时所产生的各种烦恼，但在人类交往过程中，确实也存在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工作场所除了给人们带来接触上的便利之外，在就近接触过程中，人们所使用的口头语言、语音语调，以及行为举止等无疑增加了人们的熟悉程度，从而营造出一种彼此信任、相互支持的氛围。因而，与管理型政府阻碍人们之间自由畅通的交往不同的是，服务型政府的建构支持了人类的交往、沟通方式的变革，它使得人们重新意识到工作场所的直接接触和联系的真正意义，因而，也就发出了重建工作场所的要求，使它不再是一种开展监督和控制活动消极、乏味的场所，而成为人们进行积极、广泛的交往和沟通，建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从而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行动的场所。对于人类社会及其治理来说，距离消失和远程工作的意义或许远比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和休闲的时间和地点还要重要，因为它蕴含着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深远意义。因此，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呼唤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模式变革，后工业社会的治理也只有通过服务型政府所开展的合作治理行动，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解放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反过来，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又以行动者的自我定位积极建构社会治理的合作体系。 我们看到，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服务型政府模式的建构将给予人们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过去，被安排在流水线上和隔间里工作的人们痛苦、孤独地“独自玩保龄球”，人们需要也渴望交往和沟通，并增加“社会资本”[6]，然而，管理型政府控制导向的治理逻辑将人们这种需求和渴望淹没在了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的结构化体系当中。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通过服务型政府模式的建构以及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人们的工作和休闲在时间和空间上变得更具灵活性与可选择性，人们不必每天按时到特定地点上下班。在休闲时光里，人们可能会选择在家或到很多人都会去的公共场所聚集在一起，相互交流与沟通。服务型政府不仅不会阻碍或抑制人们个性化、多样化的生活方式，而且它还会在积极行动中给予这种生活模式建构以支持和服务。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社区的兴起也是人们交往需求的一种体现，是缺乏交往活动的工作场所的替代。因而，社区之所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是与人们的通勤成本降低有着密切关系的。只有人们在工作之外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人们才会想方设法建构一种支持多样性的社会建制，或者是安排家庭和社区生活，或者是进行网络社区交往活动。如果网络技术的发展意味着“虚拟世界”的出现的话，那么，人类将游走于自然界、社会，以及虚拟世界当中，越来越多的行业将打破既有的区位和地理限制，互联网的带宽将决定人类远程工作的通勤效率。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在家中设计、布置自己的工作空间，并保持一种自由、灵活、轻松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态度。人的工作和生活增添了很多的异质性，并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和安排时间。信息技术正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作为在复杂组织里管理信息以及进行信息处理的手段，劳动的职责区别和分工明确正让位于通过计算机信息系统而进行的信息建构。如果消除亚单位和人之间的人为界限，组织结构更多的任务可由信息系统承担”[4]23。因而，科学技术进步的良好趋势推动着社会的变迁，并在这种变迁中积极推动着政府模式的变革。“模式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经过经验的积累和升华，形成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带有规律性的定式。”[7]因此，在服务型政府模式的积极支持下，人们有了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和调整工作和生活节奏的机会，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灵活、自由的选择，他们也就能够更好地整合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并在这种良好关系的建构中寻求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如果说创造性技术为人们实现不受时空限制地选择工作和生活模式提供了技术条件的话，那么，服务型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则决定了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样的目标。 总而言之，创造性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体系从分工—协作体系向网络化合作体系的变革。如果说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的结构在分工—协作体系的映射下呈现为中心—边缘结构的话，那么，在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的网络结构正在生成，一切对人加以区隔的上下、左右边界都将在这一过程中消融掉，旧的社会结构对人们工作和休闲的时空限制将被打破，人类将在自由全面发展中迎来社会空间结构的变革。与此同时，人类的思维结构也在社会的网络化建构中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重建。也就是说，社会空间结构的创造性建构将从根本上变革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活动，这也就从根本上撼动了工业社会的那种制度设计和治理方式，特别是其控制导向的思维模式和行动逻辑。因而，在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必须变换思维方式，确立全新的理念，并在社会网络结构中寻求变革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的道路。如果说与工业社会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相适应的是法律制度和管理型政府模式的话，那么，在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进程中，创造性技术所引发的生产体系变革将要求一种全新的制度安排和全新的政府模式，而这种全新的制度便是道德制度，这种全新的政府模式便是服务型政府模式。标签：工业生产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组织环境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控制环境论文; 政府治理论文; 控制活动论文; 工作选择论文; 生活管理论文; 工作管理论文; 企业协作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工厂模式论文; 知识体系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