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 管理学
基于马克思产业资本理论解析美国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
——观察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新视角
方兴起
[摘 要] 马克思产业资本理论将社会经济活动抽象为“三资本模型”，客观上对应现实中的金融业、制造业和物流业，从而为探讨美国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分析框架。美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形成先进而强大的制造业这个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构造”，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从而使美国在二战后的25年处于霸权鼎盛时期。去工业化和加速服务业的发展破坏了美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构造，导致美国工业衰落。奥巴马推行再工业化但成效甚微。特朗普则竭力主张基于“美国利益优先”原则而不是市场原则优先，通过种种贸易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的措施，试图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但历史表明，没有一个衰落的霸权国能够实现制造业的再次伟大。特朗普挑起中美贸易战容易，战胜全球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中国则不可能。当然，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真正建立起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我国必须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实现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转向中高端的发展。
[关键词] 产业资本 经济体系 去工业化 贸易摩擦
运用马克思的产业资本理论作为解析美国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观察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揭示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核心构造”的制造业在美国的衰落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
一、理论分析框架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产业资本定义为：“资本价值在它的流通阶段所采取的两种形式，是货币资本的形式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它属于生产阶段的形式，是生产资本的形式。在总循环过程中采取而又拋弃这些形式并在每一个形式中执行相应职能的资本，就是产业资本”。马克思强调指出，“在这里，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并不是指这样一些独立的资本种类，这些独立的资本种类的职能形成同样独立的、彼此分离的营业部门的内容。在这里，它们只是指产业资本的特殊的职能形式，产业资本是依次采取所有这三种形式的”。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0、63页。 另外，在马克思看来，产业资本包括任何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从而“采矿业、农业、畜牧业、制造业、运输业等等是由社会分工造成的产业资本的分支部门”。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0页。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要基于制造业分析了产业资本在其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的三种资本形式或三种职能形式。借助马克思对产业资本的三种资本形式的分析，可以将由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极其复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抽象为“三资本模型”，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模型，正好对应现实中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行业，即金融业、制造业和物流业，从而为探讨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分析框架，并且可以将这个分析框架运用于解析美国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的过程及其后果。
具体来说，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分析了产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本形式。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当前者发展到由机器体系所形成的大工业时，也就具备了彻底变革传统生产方式的能力，因此，“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首先涉及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一种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一个总过程的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工业部门”。而大工业在农业中引起的革命，首先是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使耕种面积规模化。“随着工厂制度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农业的变革，不仅所有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扩大了，而且它们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成为必要。因此，“撇开已经完全发生变革的帆船制造业不说，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22、440、531、441页。 不仅如此，“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马克思在其晚年已看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曙光——引者注）。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60页。 由此，马克思认为，产业资本（主要是制造业）是“资本的核心构造”，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97页。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构造”。
基于“资本的核心构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考察了产业资本的三种资本形式在流通过程中的运动，揭示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认为，产业资本的运动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货币资本阶段、生产资本阶段和商品资本阶段。“产业资本只有在完成一种和它当时的形式相适应的职能之后，才取得可以进入一个新的转化阶段的形式”。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63页。 因此，整个过程“表现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并在这种意义上表现为再生产过程”。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36页。 马克思强调指出，将单个产业资本的三种资本形式的循环过程区分开来只是理论分析的需要，“实际上，任何一个单个产业资本都是同时处在所有这三种循环中。这三种循环，三种资本形态的这些再生产形式，是连续地并列进行的”。因此，产业资本的三种资本形式就整体而言，在时间上同时地、在空间上并列地处在它的各个不同阶段上。当然，从社会总资本的角度看，这种连续性“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117、438页。 由此，马克思的“三资本模型”揭示了构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三个代表性行业——金融业、制造业和物流业的相互依存的内在联系（内部的依赖性）。
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考察了产业资本的三种资本形式因社会分工而转化成为的三个相互独立的部门，从而揭示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外在表现（外部的独立性）。马克思认为，产业资本在执行其流通资本的职能时，是同它作为生产资本的职能区分开来的。“这是同一资本的两种特殊的、互相区别的存在形式”。而“只要处在流通过程中的资本的这种职能作为一种特殊资本的特殊职能独立起来，作为一种由分工赋予特殊一类资本家的职能固定下来，商品资本就成为商品经营资本”，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98页。 货币资本就“转化为货币经营资本”。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351页。 总之，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商人资本或商业资本分为两个形式或亚种，即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因此，“尽管商人资本的运动独立化了，它始终只是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的运动。但是，由于商人资本的独立化，它的运动在一定界限内就不受再生产过程的限制，因此，甚至还会驱使再生产过程越出它的各种限制。内部的依赖性和外部的独立性会使商人资本达到这样一点：内部联系要通过暴力即通过一次危机来恢复”。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97、339页。 “正是危机结束了生产过程所不断分解成的并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各种不同要素的独立性的这种假象”。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80页。 从这里不难看出，马克思的“三资本模型”揭示了构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三个代表性行业——金融业、制造业和物流业受制于内在联系的外在表现，即受制于内部依赖性的外部独立性。⑤ 本文作者曾对马克思产业资本理论做了较为系统性的探讨。参见方兴起：《马克思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科学分析——对〈资本论〉的新解读》，《学术研究》2019年第8期。
二、美国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过程
美国学者将去工业化时期称为“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即没有工业资本的资本主义，如2006年，微软的工厂和设备的价值仅占其资产总额的4%和市值的1%。① Haskel, J., Westlake, S.,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 ，Copyright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5.而“对任何一个现代经济体来说，制造业都是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远非对GDP的贡献率所能反映出来的”（瓦科拉夫·斯米尔，2017，第166页）。因此，丧失制造业这个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构造”，导致长达一个多世纪拥有世界最大最先进的制造业，从而贸易顺差被视为永无休止的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最大贸易盈余国变为最大贸易逆差国，且贸易逆差被视为永无休止；由世界最大债权国变为当今世界头号债务国，且债务上限的提高被视为永无休止。进而资本从实体经济涌向虚拟经济，金融业成为美国经济总产值最大的贡献者，也是美国频繁的金融动荡的最大风险源。显然，美国去工业化的“宏大实验”严重破坏了其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构造，而“宏大实验”所基于的假设，即“即使在制造业衰退的情况下，一个发达的经济体仍然可以保持繁荣发展，因为服务业以及其他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能够填补制造业衰退留下的空缺，并且促使经济运行更为出色”（加里·皮萨诺、威利·史，2014，第12页），不仅没有成为现实，反而因制造业的衰退导致金融业的过度繁荣或泡沫化，最终引发了美国2007—2009年的大衰退。
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美国进入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去工业化时期。所谓去工业化，就是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特别是向金融业的转变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新常态，从而导致美国的服务业在其 GDP 中所占的比重接近 80%。美国社会主流思潮认为，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沿着农业在一个世纪前所走过的‘老路’”，已走向历史的终结，而“后工业时代”属于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这些关于制造业的错误理解常常导致企业和政府的决策失误”。具体来说，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传统的制造业分化为两部分：传统制造业中有竞争力的企业为追求高额利润，大规模外迁到工资和生活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成为美国的离岸企业；而传统制造业中丧失竞争力的企业则大多数停止了生产，替代方式是通过“出口”巨额美元来进口美国（这个曾经最大的货物生产国）所需要的巨量货物。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制造业曾经一度再现辉煌，但不过是昙花一现。因为进入21世纪，制造业的衰落不仅限于传统制造业，而且“蔓延到了那些一直被视为美国经济实力‘堡垒’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美国半导体产业曾经是业内不容置疑的领导者，“半导体产业公地（industrial commons）深深植根于美国，晶体管、集成电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DRAM）芯片和微处理器都是在美国发明并率先制造出来的。所有关键制造环节的供应商都集中在美国”。但是，“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衰退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相比日本在这一产业领域形成的强大制造能力，美国半导体产业在这一时期因对制造的不重视导致其制造工艺落后于日本。“美国曾提出拯救半导体产业衰退的方案：加强技术突破，将芯片设计和实际制造分离”。这一拯救方案完全迎合了半导体行业的企业为追求高额垄断利润而普遍采取的“无厂设计模式”，即外包低附加值的产品制造而专注于高附加值的芯片设计，从而从整体上加速了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衰落。只有“英特尔公司是唯一一家仍在美国进行大规模生产的芯片企业。英特尔之所以能维持在美国进行生产制造，是因为它是该巨额利润行业的主导者，并凭借工艺技术的领先来保持竞争优势”（加里·皮萨诺、威利·史，2014，第 2、5、7、118-119、120、121、122-123 页）。
南北战争前的美国，是一个依赖从欧洲进口工业品的农业国家。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因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美国制造业得到高速发展，从而实现了工业的现代化，并超过大英帝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而且在制造业中的每个领域中，几乎都是最大的商品生产国”，从而“通过大规模生产为其巨大的国内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产品”。⑥ [美]瓦科拉夫·斯米尔：《美国制造——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李凤海、刘寅龙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67、186页。 二战后的25年，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独领风骚，“在先进科学技术领域，美国企业遥遥领先美国以外的竞争对手，而且它们的海外子公司在当地市场也处于主导地位”。⑦ [美]加里·皮萨诺、威利·史：《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战略与规划研究所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117-118页。 先进而强大的制造业这个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构造”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服务于制造业的金融业和物流业得到充分、稳定的发展，从而使美国在二战后的25年处于霸权鼎盛时期。
英国引领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从民用工业开始的，然后在民用工业的基础上扩展到军事工业。而美国发展现代工业则是从军事工业开始的，然后再扩展到民用工业。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小型武器（步枪、来复枪和手枪）都是利用传统的手工制造的。手工制造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非标准化，从而很难对武器进行维修。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美国政府在五十年间不断对私人开办（国家不开办）的兵工厂进行大规模投资，从而推动了由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转变。随后机器生产扩散到民用制造行业，从而形成了以军工联合体为特征的“美国制造体系”。显然，这是一种需要战争的制造体系，而发生在美国本土之外的两次世界大战为美国特色的制造体系提供了巨大市场，从而为其巩固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任何欧洲或亚洲强国的制造业都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动了美国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对美国国内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的大规模投资”，“国内大多数科学和技术资源都在支持战争的情况下动员起来”，许多军用创新产品如雷达、电子计算机和原子弹等都产生于这一时期。二战后与苏联的军备竞赛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军工联合体的技术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大发展，当欧洲和亚洲国家还在修复其饱经二战破坏的经济时，美国已处于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基因错配”的美国制造业体系的突出优势在于为了保持美国在全球的超强军事实力，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新的军事技术和新的军用产品，从而不会失去任何一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但是“基因错配”的美国制造业体系的最大劣势在于美国政府对私有企业的高强度管控而形成的“政府主导的高度管制的资本主义”，③ [美]劳伦斯·E·米切尔：《美国的反省：金融如何压倒实业》，钱峰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2页。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使企业失去市场主体地位，从而导致民用制造业丧失国际竞争力。
第五届参评作品的拍摄风格已趋向于时尚摄影，时装人像、婚纱摄影与人体写真所占的比例较大，一些作品题材出现缺失。外模占据了很大比例，模式化、类型化、形式感，缺乏个性和神情表达是这一时期作品普遍存在的问题。当时有评委提出 “中国的人像‘十杰’不能脱离自己民族的人像创作”。
2017年以来，特朗普接受了奥巴马的再工业化主张，但两者的再工业化存在明显的区别：如果说奥巴马的再工业化主要是限于美国国内来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那么，特朗普的再工业化则是将美国自身的问题转嫁到国外，即认为是一些国家“抢走”了美国的制造能力和不公平贸易，导致美国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因此，特朗普竭力主张基于“美国利益优先”原则，通过种种贸易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的措施，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具体来说，特朗普首先退出与美国利益优先原则相悖的一些国际协议，放弃或修改奥巴马政府时期与美国利益优先原则相悖的国内监管法规，进而通过对企业大幅减税、增加财政支出（主要是增加军费）、降低环保标准和放松监管，刺激国内外企业扩大在美国的投资规模，以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岗位的增加；另外，凡是不接受美国利益优先原则的国家（无论是盟国还是非盟国），特朗普皆采取种种贸易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的措施加以打压，诸如加征关税、配额限制、禁售禁购、长臂管辖、强买强卖、霸王条款、经济制裁，甚至政府倾全力在全球打压对手国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及武力威胁国家间的正常贸易关系等。难怪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沃尔夫认为美国已变成一个“流氓超级大国”。不过，客观地说，特朗普政府之所以要不择手段地迫使盟友和对手就范，就是要在全球以美国利益优先的单边贸易体制替代多边贸易体制。与当年尼克松废弃基于多边货币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美国单边利益为基础的国际纯信用货币体系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冷战时期的尼克松可以仅凭一纸声明在一天之内就废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全球化时代的特朗普想废弃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却并非易事。但是舍此之外，通过自由经营、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则不可能在短期内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这意味着特朗普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从而将其作为连任总统的最大资本就是以盟国和对手的制造业衰落为代价的。基于这一视角观察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战，时间优势显然在中国这一边。这是我们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时必须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我们看来，现在就判定正在进行中的中美贸易战谁赢谁输为时尚早。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全球唯有中国拥有的完整工业体系，远胜于美国陷入“党争死亡螺旋”的政治制度和缺乏对贸易战承受力的衰落制造业。不过，人们都看到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战已从贸易战延伸到科技战，而特朗普在2019年7月3日发推文指责别国操纵汇率，声称“美国要采取力道相等的行动”。这是否意味着美国会将贸易战延伸到汇率战？这一问题值得高度关注，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可怕经历应该提醒了我们，贸易与货币战争像马和马车一样并存。既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政府正在全面实施保护主义的‘美国优先’议程，爆发货币冲突只是时间问题”。① 哈罗德·詹姆斯：《没有货币战争的未来有多远》，《参考消息》2019年7月9日。 当下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包括中美达成贸易协议），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无论特朗普采取何种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手段，都不可能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起来。
由于触犯到垄断资本的利益及缺乏有效的政策措施，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成效甚微，且无助于缓解严重失业和贫富两级分化问题。在一个阶级利益严重对立且垄断资本的利益处于主导地位的美国社会，以奥巴马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不再被认为有能力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而被抛弃，自信力挽狂澜的垄断资本家亲自出马竞选总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房地产大亨特朗普在2017年1月坐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
特朗普作为霸权衰落期的美国总统，能够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吗？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衰落的霸权国能够成功复兴其制造业，从而再度处于霸权兴盛期。荷兰在17世纪末凭借其强大的工场手工业称霸世界，到“18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了，荷兰已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因此，荷兰在1701—1776年时期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66页。 衰落的工场手工业与过度繁荣的金融业同时并存的利益格局，使荷兰的霸权在失去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现再工业化的动力中走向衰亡。大英帝国霸权的衰亡同荷兰如出一辙，其霸权在衰落的工业与过度繁荣的金融业并存的格局中，失去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再工业化的动力走向衰亡。当今处于霸权衰落时期的美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美国霸权的衰落并非由于其错失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美国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而是由于其现代工业存在“基因错配”问题。
1.2.1 饮食护理 发病后因显著增加消耗，热量供应要适当增加，与单纯2型糖尿病比，热量供应要多10%，碳水化合物适当增加，促进葡萄糖耐量改善，并增强胰岛素敏感性，增加后要特别注意患者负氮平衡情况。饮食坚持“三高两低”的原则，“三高”指维生素、蛋白质、热量高，“两低”指盐分、碘摄入量低，同时，动物脂肪、胆固醇过高食物避免食用。如患者体质非常虚弱，出入量平衡注意保持，血容量适当补充，水电解质紊乱有效纠正，且钙质及维生素要注意补充。
A.20世纪70年代初期 B.20世纪70年代中期C.20世纪80年代初期D.20世纪90年代中期 E.20世纪90年代初期
长久以来，柴油机已成为货物运输船舶推进动力装置的主流，其运行状态直接关系着船舶安全。因此，对柴油机的工作状态进行监测并诊断故障，提高设备的维修效率，从而确保系统正常运行和保持最佳的运行工况，为船舶安全提供保障,又减轻船员的劳动强度。[1]
三、“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的海市蜃楼
在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战的初期，特朗普乐观地认为“打贸易战很简单”，“美国很容易赢”。但是，一年多来的打打谈谈，虽然特朗普无所不用其极地压中国尽快签订一份美国利益优先的贸易协议，但都没能得逞。在中美贸易磋商中，中方的立场是明确和坚定的，即“双方达成协议的前提是美国取消全部加征关税，采购要符合实际，同时确保协议文本平衡，符合双方共同利益”。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人民日报》2019年6月3日。 而美方的立场也是明确和坚定的，即强权就是公理。显然，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在短期内中方与美方要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白宮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不得不承认，美中贸易谈判要达成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② 《纳瓦罗称中美磋商朝正确方向前进》，《参考消息》2019年7月4日。 但是，美国经济受到特朗普挑起的全球贸易战，特别是中美贸易战的冲击日趋严重，各阶层要求特朗普停止中美贸易战的呼声高涨。美国的真正经济复苏才刚刚起步，却可能正在接近新一轮的衰退。美国近半数的经济学家担心2020年美国经济将出现衰退。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通过电脑模型分析，认为如果特朗普坚持落实他扬言的所有惩罚性关税，将会促使美国经济在2020年步入衰退。显然，这对希望借助强劲的经济增长来确保自己能在2020年连任的特朗普来说是极其不利的。抛弃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深信政府原教旨主义的特朗普，自认为在短期内靠贸易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的政府行为，阻断对手在全球的供给链和压缩对手在全球的市场空间，就可以不仅迫使对手屈服，而且迫使美国离岸企业回归本国，从而快速使“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出现的是美国下任总统的竞选活动已经开始，而民意调查的结果是四位民主党参选人的支持率都超过特朗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美元首在日本大阪会晤时，特朗普不得不作出妥协，按下了中美贸易战的暂停键，恢复中美贸易磋商。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也认为特朗普正在输掉对华贸易战，因为“特朗普对轻松取得贸易胜利的设想正在变成一场政治消耗战”。③ 保罗·克鲁格曼：《特朗普正在输掉他的贸易战》，《纽约时报》2019年7月4日。
与德国一如既往地在世界工业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无数公司和行业的产品都是国际市场上同类产品中的领头者）相比，美国“新经济泡沫的幻灭和经济危机使政治家和企业家们认识到，强大的工业是保证就业率、经济稳定增长、社会和平、公民幸福的重要保障；也正是强有力的工业才促使了服务业的发展”。② [德]乌尔里希·森德勒主编：《工业4.0》，邓敏、李现民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32页。 因此，奥巴马自2009年任美国总统后，就提出再工业化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以修复美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构造。具体来说，一方面，奥巴马为控制金融业脱离制造业的泡沫性扩张，从而创造再工业化的良好金融环境，在2010年通过了改革其国内金融监管体制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另一方面，奥巴马主张政府主导的产业创新目标就是要抢占产业创新的制高点，确保下一次制造业革命在美国发生。为此， 2012年其在俄亥俄州的杨斯敦创建了第一个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人们在该中心学习3D打印技术。奥巴马强调指出，“3D打印有可能革命化我们制造几乎所有产品的方式”，他宣布要再成立3个这样的制造业中心，并且向国会提议帮助创建包括15个这样的中心的网络，并计划美国对外贸易在5年内翻一番。另外，在奧巴马看来，哪个国家能够驾驭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它就能在21世纪成为领导者。因此，他在其经济刺激计划中布局美国的未来，即将新能源作为美国势在必得的全球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值得一提的是，奥巴马呼吁一些将生产环节外迁的大公司要爱国，将外迁的生产环节再迁回美国。这些公司的回应是：只有赚到钱才是最大的爱国，而在什么地方生产并不重要。奥巴马愤怒地说，我就是一条狗，他们要我干什么，我就必须得干。
具体来说，美国政府可以以军用品研发和采购为由，将大量财政资金投入到私有企业，私有企业就可以不受成本收益原则约束研发新的军用技术和军用产品。而高成本开发出来的军用产品可以供应给美国以管控全球的庞大战争机器，以及高价出售给盟国。同时将军用技术转为民用，就可以开发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用产品。但是，为了防止军用产品或军民两用产品流入竞争对手和敌对国，美国政府必须高强度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生产什么和为谁生产，不是企业说了算，而是政府说了算。即使是对以美国产品作为投入要素再生产出来的新产品，美国政府也拥有“长臂管辖权”。由此，就形成了国际贸易中的“里昂惕夫之谜”，即里昂惕夫在1953年认为全球最发达的美国，却“出口那些在国内生产需要劳动多和资本少的货物，而进口那些需要资本多和劳动少的货物”。① [美]沃西里·里昂惕夫：《投入产出经济学》，崔书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00页。 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美贸易所呈现的现象：高度发达的美国如同发展中国家一样向中国大量出口牛肉、大豆、石油和天然气等，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则如同发达国家一样向美国出口大量的高科技产品。如果说“里昂惕夫之谜”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令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费解的话，那么，当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去工业化时期后，“里昂惕夫之谜”也就大白于天下了。用马克思的这句话来揭开谜底可能比较恰当：“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67-68页。 马克思产业资本理论告诉我们，从产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独立出来的货币经营资本（金融业）和商品经营资本（物流业），自身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就可以赚到钱，尽管在现代工业社会就一国范围来说，它们归根结蒂是靠生产过程或生产资本作中介才能赚到钱的。但是对产业资本特别是制造业来说，生产过程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而必须干这种“倒霉事”的美国民用制造业因军工联合体制的管控，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不过西德。但是，随着美国霸权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衰落时期，美国民用制造业也可以不再干这种“倒霉事”而赚到钱。
1971年，超经济发行的美元不得不与黄金脱钩而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失去经济实力支撑的美元只能任其汇率浮动，从而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由固定汇率制转变为浮动汇率制，由此标志着美国霸权进入衰落时期。浮动汇率制所形成的汇率风险及其衍生的系列风险，一方面促使美国的许多企业转移到具有“小布雷顿森林体系”之称的亚洲各国，成为美国离岸企业；另一方面刺激了金融业的金融创新以防范风险，从而带来金融衍生品的层出不穷。原本是为防范风险的金融衍生品渗透进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改变了产业资本，特别是制造业原有的经营模式，如期权激励促成了股票市场“对美国企业行为的统治作用”，因为，如果企业“无法实现季度指标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示公司股价会出现大幅下跌。如果这种情况经常出现的话，那么股票价格下跌会造成高级管理人员股票期权的报酬下跌”，并损害股东利益。因此，“现代股票市场变成了美国管理者紧盯的目标。股票市场的动向决定着他们的投资、经营和计划决策以及美国经济本身发展的道路”。公司管理者更愿意为了自身利益和股东利益外化生产成本，③ [美]劳伦斯·E·米切尔：《美国的反省：金融如何压倒实业》，第5、6页。 即将生产过程“外包”，从而使许多美国制造企业蜕变为没有生产过程（国外企业代工）而只有产品设计和销售的金融—物流经营模式。由于这样的美国公司拥有核心技术、品牌和全球销售网络，因此只需专注产品的无厂设计，而无需在美国本土大批量生产完整的产品，就能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由于许多高端产品不再在美国国内大规模生产或属于非贸易产品，而大多数中低端产品美国因其丧失了竞争力而不再生产，所以美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的总值必然大于其出口的制造业产品的总值，相比之下，美国农产品的出口量就显得很大。“没有生产资本的资本主义”导致美国这个在全球拥有最先进技术的国家的制造业在整体上衰落了。失去工业支撑的美国物流业只能依托于进口货物得到发展；而失去工业支撑的美国金融业只能利用金融衍生品投机和诈骗，如次级贷款的证券化等，制造一个又一个的泡沫。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所言，“泡沫的不断增长是产生目前次贷危机等类似事件的根源”。④ [美]罗伯特·席勒：《非理性繁荣与金融危机》，何正云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ⅩⅩⅫ页。 泛金融化导致市场总是朝着产生泡沫的方向发展，形成脱实向虚的趋势。由此，美国与历史上的霸主殊途同归：在霸权衰落时期，形成衰落的工业与过度繁荣的金融业并存的格局。
问题是，历史上的世界霸主都是在衰落的工业与过度繁荣的金融业并存的格局中衰亡的，为什么当今的世界霸主美国却在衰落的工业与过度繁荣的金融业并存的格局中衰而不亡呢？究其原因，得益于美国对任何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无论是盟国还是非盟国，无论是小国还是大国）所推行的遏制战略十分成功。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有实力挑战美国的霸权，而历史上荷兰的霸权是被后来的挑战者英国所取代，大英帝国的霸权则被后来的挑战者美国所取代。而美元霸权与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的相互支撑则是遏制战略成功的重要保障。如果没有充当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的支撑，美国超强的军事机器早就成为一堆废铁；而在超强的军事实力的支撑下，美国的印钞机如同16世纪的西班牙国王可以任意开采通过武力掠夺的美洲金银矿藏一样，成为任意“挖掘”美元的“挖矿机”。正是全球泛滥的美元维系了美国长期的巨额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而不使用美元或美元使用不当的国家必将招来美国军事打击的横祸。但是，历史上好战的西班牙虽然“握有货币泉源”，却不用来发展国内的生产能力，而是用来发展战争机器和发动战争，最终导致其金银消耗殆尽，不得不采用低劣的铜币，其争霸的行径也成为一场耗费高昂的低劣表演。“握有货币泉源”的美国与历史上的西班牙如出一辙：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将“美金”打回到纯粹的信用货币，而用这种低劣的主权货币充当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支撑庞大的战争机器和不断发动的战争，进口美国不再生产的巨额产品，清偿天文数字的国家债务。由此，泛滥于美国国内外的美元形成“潮汐效应”，既伤及美国民用制造业，又周期性地形成资产泡沫，更冲击各国的经济与金融。这种美国霸权衰而不亡的局面，在世界呈现出去美元化的趋势下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
采用实地勘测、线路调查、地形测量等方法，结合GPS技术的应用，对地形地貌变化、水系调整、植被破坏面积、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水土流失面积等进行监测。
综上所述，美国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的实践表明，被美国学者称为“产业公地”的制造业才是一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构造，才是一国强大的根基，无论它吸纳的就业人数多少和在GDP中占比多大。可惜的是，历史无情地证实：衰落的霸权国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难以复兴其衰落的制造业，从而难以避免其霸权衰亡的命运。在美国东海岸面对大西洋或在美国西海岸面对太平洋时，特朗普或许能从海市蜃楼中看到“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但他没有能力将这种海市蜃楼变为现实。在G20大阪峰会期间，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曾对记者说：“特朗普这次遇到了真正的、强悍的对手，他会认清事实，要知道，最后的赢家是中国。”
四、结论
马克思的产业资本理论告诉我们，工业社会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构造是制造业，其他产业的发展都取决于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而制造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因此，工业社会已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目前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之中。美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形成先进而强大的制造业这个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构造”，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从而使美国在二战后的25年处于霸权鼎盛时期。去工业化和加速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的发展破坏了美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构造，导致美国霸权衰落。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坚持发展制造业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构造，成为全球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这是特朗普挑起全球贸易战遇到唯一“真正的、强悍的对手”的原因所在。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失去第一、二、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从而就整体而言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真正建立起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必须“走好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即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实现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转向中高端的发展。
2.打好“文化牌”，提升软实力。抓文化就是抓发展，抓文化软实力就是在更高层次上提升发展的软实力和硬动力。我们要坚持全方位、多角度精心打造“以团队文化、亲情文化和安康文化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品牌，用和谐文化来教育、感染、凝聚员工，实现队伍的和谐稳定。在团队文化建设中，尤其要注重逐步培育和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文化体系，为发展油田、振兴油田提供强大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
〔中图分类号〕 F091.91；F0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9）09-0075-08
作者简介 方兴起，广东财经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广东 广州， 510320）。
责任编辑：张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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