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后发展继续教育的一些想法和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继续教育论文,中国论文,入世后论文,想法论文,建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岸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百余年来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里程碑，也为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带进一个最关键的阶段。简而言之，入世的意义使中国的经济活动自由化，并根据国际规则与世界市场接轨。众所周知，这一发展将为中国带来无穷的机遇与挑战。
在中国入世的各项重大准备工作中，人才的培训应该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因为人才是一切事物的根本。唯“科教”才可“兴国”，这是不易的道理。
一、从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看继续教育的重要性
（一）人力资源的弱势
人才既为中国入世和现代化的最基本要素，则以中国教育、人才素质和就业结构的状况来衡量，其弱势是非常明显的：
1、入学率——据1999年的统计，中国大陆小学毛入学率为94.3%，初中毛入学率为88.6%，高中阶段（含成人）毛入学率为41.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0.5%。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高中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明显偏低。在发达国家，适龄青年的高教毛入学率都在50%以上，美国、俄国在80%以上。中国原本计划到2010年提升到15%，现在提前要求在2005年达到。届时仍与发达国家相距极远。换言之，中国的传统“正规”教育（为儿童和成长中的青少年而设的）在未来一段极长时间内，仍处于相当落后的情况。
2、人才素质——我们可从一些宏观数据，进一步了解中国大陆人才资源的整体状况：
(1)据政府统计，中国现有人才总量为4465万名，按照经济起飞时人才资源密度不低于7%的要求，现时尚缺1663万名。估计到2010年，短缺更增为4611万名。换言之，从整体而言，中国还不完全具备经济起飞的条件；而展望未来，人才短缺的情况将会恶化，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
(2)在产业部门，技术人员大学及中专毕业的在5%以下。技术人员中高级工只占2%，中级工为24%，初级工为74%。在农村，每万名农业人口中技术人员还不到7人。
(3)在每万名劳动者中，从事研究和发展的科技人员只有8.4人，相等于中等发达国家的1/5，发达国家的1/9。
(4)懂得现代管理和国际专业准则的人才非常缺乏。例如，朱镕基总理早于两年前已经提过，中国当下需要30万名懂得国际会计准则的人才。其他方面的人才如MBA、法律等，其短缺均以数十万计。在一些行业中，专业技术人员表面上有供过于求的现象，但真正具有现代专业技术知识并能与国际运作接轨的人才，则求过于供。
3、人力配置与转移——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同产业之间的劳动力需要重新配置和不断转移。现时第一产业的劳动人口已经非常过剩，产生了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据英国《经济学人》估计，中国农村约有1.5亿剩余劳动力。在第二产业中，高科技技术人员缺乏，已如前述。而在入世之后，就业结构将会快速变化。农业人口将继续减少（或进一步过剩）；第三产业（服务业）人口的需求将大幅增加；工业和制造业则因个别产业的拓展机会和受到冲击的情况不同而需要大幅调整。
4、就业需求——社会劳动保障部部长张佐己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表示，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将面临极大的城镇就业压力。职位需求总量超逾5,200万，其中包括新增就业人口约4,000万；但就业机会也只有4,000万，那么，余下1,200万的就业需求应该如何解决呢？经贸委主任李荣融亦表示，三年国企改革中，有2,600万人下岗，其中一半获得就业，100万人退休，其他的均在等待工作机会。其实，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因现时国企雇用中国工业劳动人口的2/3，而其产值只是国家工业产值的30%。换言之，国企若要提升生产力和竞争力，就必须继续大量裁员；这在入世后将变得非常迫切。
（二）继续教育的角色
从上述情况可见，中国人才短缺的问题极其严重，教育供求失衡，而再培训的需求庞大。要解决人力资源薄弱的各项问题，传统的正规教育，当然要不断大力发展和改善，这已是国人的共识。但若从另一角度分析中国人力资源薄弱的问题，发展传统的正规教育，只能对当前的困难提供部分的帮助。要提高庞大的已就业人口的素质和知识水平，解决经济转型和开放市场所带来的就业变化、失业和人才需求问题，中国必须在继续教育方面大力拓展。
在这里，我们可以参看发达国家的情况。过去二、三十年间，由于科技的急速发展和知识经济的来临，继续教育在各经济先进国家均有重大的发展，而这些国家本来在正规教育方面已是很先进的。情况显示，本来教育愈发达的国家，对继续教育的需求就愈大。这一点从高等教育学生的年龄比率中可以看到：在美国，24岁以上学生的比例由1972年的29%增加到1990年的50%；在英国，22岁以上的新生比例，由1981年的42%增加到1991年的52%；在法国，1990年20岁以下的大学生占1/3，21岁以上的占2/3，26岁以上的占1/4；在德国西部，1995年26岁以上的大学生比例为33.3%。换言之，这些本来教育底子都已经很好的国家，仍在不断地通过继续教育提升其人力素质。
而在中国大陆，正规教育本来不太发达，在五十年代建立起来的成人教育体系只具雏型，在文革期间更停止了运作。1978年之后政府逐步整顿和恢复了各种成人职训，1984年加强推动成人高教的发展，并将成人教育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87年，国家教委作出了《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称“成人教育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在观念上首次突出了继续教育在现代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但时至今日，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的规模，仍是非常落后的。以成人高教为例，1990年在校生总数为167万人，1997年时为272万人，去年招生人数超过100万人。十年之间，其增长不可谓不迅速，但相比于发达国家而言，差距仍然太远。在九十年代的“八五”和“九五”期间，由政府主导的在职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人次达到7,000万；对同期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贡献。
我们必须了解，成人（21岁以上）的继续教育在21世纪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传统的正规教育，而已经成为另一教育“主流”。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教育不单在正规教育方面落后，在继续教育方面亦是非常落后的，这是一个“双落后”的形势。我们若不能大力发展继续教育，就不能解决上面所提到的各种人力资源问题，亦决不能在人才素质和教育上追赶发达的国家。
二、中国入世的管理人才需求
中国入世对人才的需求，可以笼统地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科技人才，第二类是管理人才。
科技项目及有关人才的要求均比较容易界定；其效益标准和成果亦比较容易衡量和确认。然而在管理方面，则由于“懂”与“不懂”，“可行”与“不可行”之间并不完全明确，人的管理观念和行为亦深受传统体制、文化、办事习惯和既定利益影响。因此我们对有关管理人才问题上的所谓“需要”及其迫切性的认知，可能并不足够。
在管理方面，中国现在严重地缺乏五大类人才：
（一）公共行政人才——表面而言，加入世贸对中国的最直接影响是逐步开放市场，包括降低关税，取消出口补贴，取消非关税壁垒，开放服务贸易等，但其核心精神在于建立一个法理上公平而透明度高的市场环境和机制。要遵循国际经济活动的惯例，中国将必须对其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一次大改革，包括财税体制、价格体制、金融管理体制、投资管理体制、对外贸易管理体制等。此外，政企将要更清楚地分家；经济政策必须有高度的透明度和预见性；市场在不同地区之间须建立一致性，法律要具完整性，政府和官员都必须“依法行政”。要达到这些目标，中国的公共行政不啻要发生一场革命，我们亦必须拥有大量的现代公共行政人才。
（二）现代商业人才——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已近二十年，然而入世之后的“市场开放”，将与我们已经历过的市场开放在“质”和“量”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取消非关税壁垒及相类的政策（包括中国内部的）。当中国的商业和贸易对外开放时，当然亦必须对国内民间资本开放；中国的市场，也会由于地区壁垒的打破而形成大一统的局面。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找到足够的现代商业人才，以应付外商的挑战和开拓内外市场的新机会？我们的公营、民营企业对培训现代商业人才的认知和努力是否已足够？
（三）金融人才（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投资）——众所周知，中国的金融业将在加入世贸之后受到外资的重大冲击。要迎接这一重大挑战，当然要从体制改革和人才入手，而体制改革本质上亦是一个人才问题，也是一个管理问题。再者，现代银行的经营，是愈庞大愈有竞争力，而其业务则包含复杂的外汇管理、投资管理、风险管理和各种中间业务；近年银行业更需要大力发展网络服务，跨国服务和混业经营。同样的经营趋势，亦发生于其他如保险、证券和信托投资等金融业间。面对这种形势，如果以五年时间作为过渡，中国的金融业在这期间是否能找到足够的人才去巩固自己的阵地？或与外资一较高下？
（四）人力资源管理人才——中国传统的人事管理是管家式的人事管理，并严重地受到过去官僚体制和具多重目的的计划经济制度所影响。这与现代为开拓人力资源、并以提高生产力和管理效率的人力资源管理观念相差甚大。一个机构若不能有良好的人事管理和开拓人力资源的制度和方法，也就不能吸纳、善用和留住人才。换言之，各公共行政机构和各行各业都必须运用现代的观念和方法，以管理人事和开拓人力资源。但这类人力资源管理人才，中国还比较缺乏，各级政府机关和各行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不够。
（五）会计师和律师——会计师和律师是现代管理制度中两大专业技术支柱，而两者在中国都仍只是“新生事物”。目前国内约有7,000间会计师行，其中只有百余所具有从事上市公司审计的资格。同时，大部分的会计专业人员都不具备有关国际准则的会计知识和能力；会计师行的独立性和公信力仍未稳定地建立；它们的主要功能仍只是审计，而缺乏现代会计师行业所具有的业务及管理咨询功能。在律师专业方面，入世将对中国立法、执法和司法体系产生影响；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将对外开放和全面融入国际法律服务市场。但中国律师行在规模、知识、经验、体制、观念、服务和人才等各方面，大抵仍只在“小学生”的阶段。
上述的五大类人才，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要建立先进的管理制度的五大环节。在竞争激烈的全球一体化的经济环境中，我们必须快速地追赶，尽快培育和训练这些人才。现阶段的继续教育，必须针对这种需求而发挥其作用。可以相信，中国的“管理革命”，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需要通过继续教育来完成的。
三、当前发展继续教育的方略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要在入世的挑战下顺利推动现代化的进程，亦必须将发展继续教育作为重要的战略手段之一。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继续教育的发展，必须采取以下的方针和途径：
（一）教育产业化
“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已在中国的教育界喊了一阵子，但成果不彰，并引起了相当的争议。多年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提倡“教育产业化”，并解释为“教育活动市场化”，“教育机构企业化”和“学生受教育投资化”。这是非常有远见的观点。
在实际的环境中，政府的资源将主要投放在传统义务教育和正规大学教育部分，这一环节的教育政策和工作，并不需要以“产业化”作主导。但在继续教育的部分，大量的工作是可以通过“产业化”来发展和完成的。
大部分继续教育的机构或部门都应该走上自给自足或自负盈亏之路。要达成这一目的，有几点做法可以考虑：
(1)继续教育应以“用者自负”为原则。这也就是“学生受教育投资化”，让“学生”作出投资以获得日后的回报。这里的所谓“学生”，可以引伸至其背后的机构或产业单位。若机构和产业单位觉得投资在雇员身上的培训值得，则应由它们去支助学费。换言之，学校应依成本收足学费，政府也必须容许学校这样做（现在不是）。政府与其补贴学校，不如让各部门及单位拨款培训员工；或对个别学员提供各种鼓励、资助或贷款的计划。
(2)继续教育必须降低成本。其主要办法有：①继续教育机构可以尽量“精兵简政”，而不需要设立与传统学校一样的整套架构，不要搞式式俱全；以达到最直接、最具体的教学效果为依归。②继续教育机构必须尽量利用“母体”机构或校外的各种设备资源，找寻一切可以运用“边际效益”的机会，以降低成本。所谓“教育机构企业化”，应该包含上述的观念。
(3)大力扩大继续教育规模，降低成本。事实上，大规模的运作能非常有效地降低成本；因为它可以产生“企业化”的效益。要做到这一点，教育活动就的确需“市场化”，或以“市场化”为主导。问题是，政府和教育界是否能突破过去观念上的框框。
（二）开放教育市场
在过去二十年，中国的教育市场已经逐步开放（主要是容许和鼓励民办学校和中外合作办学）；但若以教育的需求来看，这一市场应该和可以更大程度地、更大胆地开放。这在继续教育领域尤其如此。
其实，世贸有关服务贸易的总协定的第十三条中，“教育服务”的条款规定除政府彻底资助的教育活动外，凡带商业性的教育活动，所有协定签署国都有权参与服务竞争。因开放办学会影响教育主权和办学方向，已经签署了上述协定的只有约40个国家。一般国家的教育大多数只是局部地和有条件地对外开放。以中国的国情估计，在加入世贸之后也不会在短期内全面对外开放教育市场。但我们必须要为此作好准备，亦应该利用教育市场的开放，加速提供各种教育机会，训练人才，以应当前之急。
在现阶段进一步开放继续教育市场可以去做的事包括：
(1)不再限制大学（或部分经评定之大学）不由政府资助的课程的办学规模，收费标准等。让大学以自己的资源，根据市场的情况，逐步建立有规模的、相对独立的和自给自足的继续教育部门。
(2)适度地进一步开放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教育机构在中国大陆办学，甚至可以让其独立办学。由此尽量利用两岸四地的办学教育资源。
(3)逐步并尽快废除由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任何非学术性质的所谓“学历”界定，不要保留令人费解的比如“有学位而无学历”等制度。对有足够条件和历史传统的学校，适当地下放学术的评审权，让其享有“自我评审”的资格，正如世界其他地区的高等院校一样。
(4)更大幅度地准许外国大学通过与本地教育机构合作办学的形式，引进海外的有用课程。
(5)进一步容许和鼓励非教育机构，例如研究机关、社会团体以及产业部门等，根据自己的专长和条件，并依据一定的教育条例办学。尽量利用社会的一切资源，创造更多的进修机会。
上述开放教育市场的做法，在某些方面和我国一贯的办学观念不完全相符。例如举办课程的多寡和大小，将由市场调节；并通过市场的竞争机制淘汰三、四流的课程和教育供应者。一个课程的教学目标并不一定完全明确，甚至带有一定的模糊性；以学生为本的继续教育将由学生去决定自己的学习目的。这种教育环境的流动性比较大，教育素质比较参差。某些环节甚至可能有些混乱。在继续教育领域里，这些情况应是可以接受或容忍的。
（三）创造多元而“无序”的继续教育环境
过去中国的教育制度是根据义务教育和正规教育的传统观念而制定的，再加上计划经济的要求和传统文化的习惯，其模式和内容，都有严格的规范，并倾向于追求统一性。学生考试、分流、入学、编班、学习进度、毕业等均统一规定和处理；课程的设置及其架构、内容以至教材，都统一设计和安排。此中的教学结构和程序均井然有序，素质亦有一定的保证。但这种制度显然已不适合今日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活动。近年教育界已有不少呼声，认为中国的教育必须从这一“僵化”的制度中解放出来。
在继续教育方面，由于各行业的实际需要，近年在教学形式和内容上均有比较灵活的做法。然而，绝大部分的训练课程，还是由上级部门统一安排。各高校的继续教育部门，大致上仍主要在执行政府所指派或批准的任务，开办系统性和固定性的课程。继续教育需要多样化，在教育界已有不少人倡议过；但此乎并未能在实践中真正开花结果。
事实上，继续教育是最需要灵活化和多元化的。它可以在上述“产业化”和更“开放”的市场环境中以下列“无序”的方式开展：
(1)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入口、多出口的各种课程系统，以适应能力不同，背景不同与学习目的不同的学员的需要。这些课程的架构，又以学分制和学习单元为基础，在学习次序许可的情况下，允许灵活地选择和搭配。学习的周期及长短也尽可能有弹性。
(2)不同的教育机构和不同的课程，可以根据其教学目的而用严进严出、宽进严出、或宽进宽出的不同办法，无需统一。一般的自由进修可以宽进宽出；颁授学历资格的则采严进严出或宽进严出的办法。
(3)由于现代社会人士需要不断开阔个人知识领域，各种长短不一和不同形式的专业课程，包括具学历资格的文凭或证书课程，第二学位课程，研究生专业文凭课程等，都必须大量设置，以方便在职人士建立自己跨科际的知识和能力。
(4)现代社会各种专业，对其成员多有定期进修的要求，其形式应该不拘一格，由各专业根据其特别情况决定。
(5)由于网络教学逐渐发展，教学形式和方法的弹性变得更大。在教育先进的国家，已逐渐发展出更多样化的进修形式，例如各种以“工作为本”的学习课程。我们的教育制度和规章，必须能为这些新的教学模式提供发展的空间。
（四）建立纵横贯通的终生教育体系
早在196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次成人教育会议即强调成人教育应该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到了七十年代之后，终生教育的观念除了要求大力发展成人教育（即继续教育）之外，认为应将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即在正规教育以外的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和非正式教育（即从非教育渠道，或从生活和工作环境中取得的教育）结合成一完整和互相合作的系统。这是一个终生教育的体系，使个人能在一生中的不同阶段，根据不同的需求，都能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法，得到学习和教育的机会。
要建立这一终生教育的体系，必须将各教育系统贯通起来。我们过去建立的教育制度在体制上相当封闭，分开了走的路就各自走下去，没有横向联系，也没有二次机会。纵横贯通的终生教育体系，则将所有分开了的路都贯通起来。大学、专科学校、职训机构、社区学院和技术专业等，都能互相贯通；给予学员无穷的机会，使他们可以根据个人的能力、需要和兴趣去四处“闯荡”。而上述庞杂而“无序”的继续教育，亦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量发挥其多面功能。
继续教育，其本质原来就是开放性和终生性的。中国的继续教育制度，也应该尽快包融于这一广阔的终生教育体系之中。
本文所提及的各种建议，当然有不足和粗疏之处。但相信我们现今最需要的，是决心而不是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