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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12月（光绪八年十一月），军机大臣王文韶和景廉因涉嫌与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有关，先后退出军机，所遗两缺，经西太后批准，由翁同和与潘祖荫补授。
在翁同和入参军机前，中法两国就越南问题开始了严正交涉。翁同和入参军机后，不但参与了这一交涉。并针对法国的侵略，先后提出了支持刘永福黑旗军抗法，积极派兵出关抗法之建议，为中法战争初期主战的代表人物之一。军机处改组后，他虽离开，但仍关心战局，并大力协助奕譞，为争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献计献策。
一 面对法侵越 建言加强边备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法国对越南的侵略不断加深。1862年（同治元年），法国武力强迫越南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条约除规定割地、赔款、通商、传教、法国商船可以在江河及其支流自由航行外，还规定日后越南同其他国家的交涉，如无法国皇帝的许可，不得批准。1873年12月，法国再次强迫越南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法国不仅掠得了越南更多的主权，而且几乎是把越南完全置于法国的控制之下。
清代，越南同中国保持宗藩关系。法国侵略越南、变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客观上就是要割断中越的来往，改变中越两国传统的政治关系，并以越南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881年9月，法国派遣海军司令李威利率法军向越南北部发动新的进攻，并把战火延烧到中国边境。越南的阮氏王朝深感亡国的危险，一再请中国救援。1882年1月，清政府应越南国王的请求，训令驻法公使曾纪泽同法国进行交涉。曾纪泽抗议法国对越南的侵略，并向清政府建议，让越南宣布将红河向各国开放，利用国际列强之间的矛盾，打破法国一国对越南的控制，从而达到废除法国强迫越南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达到保护越南的目的。清政府将曾氏这一建议交内阁会议，翁同和以工部尚书身份与会讨论。他认为“劼刚（曾纪泽字）之议不为无见”，表示赞同。又说：“法胁越，中不能坐视不问”〔1〕。但是，曾纪泽的这一建议遭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反对。当时，李鸿章分担了一部分外交事务，正奉旨代表清政府同法国专使脱利古就法国侵略越南一事举行会谈。李鸿章认为法国吞并越南，对于中国只是伏边患于将来，目前并不构成对中国的威胁。又认为中国一向兵力单薄，滇防、粤防更是有名无实，海军又少，“中国决非法敌，战必无幸”，“越南问题终不能不妥胁”〔2〕。所以，从交涉一开始，就“不敢力主进取”〔3〕而主张和平了结。对于脱利古提出的不许中国出兵援助越南等无理要求，李鸿章表示接受。同年9月李鸿章在天津同法国正式议定《中法简明条约》十三款，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控制，并同法国就中越分界和通商问题达成原则协议。当这个草约文本连同李氏的奏报送到北京时，翁同和见后十分气愤，认为李鸿章“专意款法”，一味迁避退让，这个条约等于是要把整个越南的事权、利权统统送给法国〔4〕，反对批准这个条约。他主张：当前与法国交涉只能撇开通商划界问题，专门讨论法国强加给越南的不平等条约。
1883年4月，法军向越南北圻发起进攻。同时，法国海军也在我国东南沿海频频挑起侵略事端。对于法国的军事进攻，翁同和主张出兵关外，援越抗法。西太后召见军机大臣询问对策时，翁同和以中法交战是意料中的事，建言加强边备，沿海设防，作好反侵略战争准备。根据他和李鸿藻等人的意见，西太后谕令李鸿章督办海防，以吴大澂帮办北洋防务；谕令左宗棠督办江防，命令岑毓英、张树声节制滇、粤军务。三个月后，清政府又分别任命徐延旭、唐炯为广西、云南巡抚，率兵出关驻扎。由于翁同和、李鸿藻等人的坚持，清政府才摆出了欲与法国开战的架势。
二 坚决支持刘永福黑旗军抗法
1883年法军进攻河内，应越南国王邀请，驻扎在越南境内的刘永福黑旗军帮助抗法。黑旗军的抗法斗争是法国侵吞越南、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无法实现的严重障碍，因此，被法国侵略者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对待刘永福的问题上，清朝内部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以李鸿章为代表，从对法妥胁退让的立场出发，一直把刘永福黑旗军的抗法斗争看成是他同法国议和的障碍，视刘永福为土匪头子，把黑旗军诬为一伙乌合之众，是“土匪”〔5〕。一再告诫云南布政使张凯嵩和广西巡抚徐延旭等人，不要把黑旗军看得太重，要他们对刘永福黑旗军随时加以裁抑，甚至主张消灭黑旗军〔6〕。在李氏的影响下，张、徐对刘永福黑旗军态度极为仇视。同李鸿章态度相反，以翁同和、李鸿藻为代表，从刘永福黑旗军同法军交战迭获胜仗中，认为它是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黑旗军将士抗法援越与维护清王朝的政治统治体系并无矛盾；黑旗军的斗争阻止了法国对越南的侵略深入，有利于巩固中国边疆的安全。因此，主张支持和援助刘永福黑旗军的抗法斗争。
同年5月，刘永福指挥黑旗军在河内纸桥一带同法军决战，击毙法军头目李威利，歼敌两百多人。翁同和得知纸桥大捷的消息后，十分高兴，称它是“第一捷音”〔7〕。在军机会议上，他提议犒赏黑旗军，授予刘永福顶戴〔8〕。他的这一意见先后得到李鸿藻以及两广总督张树声、云贵总督岑毓英的赞成。于是，清政府赏给刘永福武职游击的官衔，简派户部主事唐景崧前往保胜，同刘永福联络，并接济黑旗军少量的饷械，以示支持。
法国自经纸桥惨败，对刘永福黑旗军恨之入骨。纸桥大捷的第二个月，法使宝海就迫不及待地向李鸿章提出开放保胜为商埠的要求。这一要求除表明了法国扩大对中国西南地区的侵略意图外，还包含驱逐和消灭刘永福黑旗军的罪恶目的。当时保胜是黑旗军的驻地，如果同意这一要求，等于是替法国扫除了一大障碍。
对于宝海这一要求，李鸿章居然认为可以接受，认为保胜开埠通商对中国并无妨碍，并一再诬蔑刘永福抗法是“土寇伎俩，……法国恃强，岂肯终为刘所阻”〔9〕，主张驱逐刘永福黑旗军。军机处会议此事时，翁同和坚决反对将保胜辟为商埠。指出宝海此议包藏祸心，是欲借中国人之手消灭黑旗军，“法人欲于保胜设关，意在驱刘，此层断不可轻许”〔10〕。两广、云贵督抚张树声，岑毓英、倪文蔚、潘鼎新及李用清等官员也纷纷电奏，反对将保胜开埠，表示刘永福黑旗军不能驱逐。由于翁同和、李鸿藻及许多主战官僚的反对，保胜开埠未能成为事实。
同年6月，脱利古新任法国驻华公使。脱利古一上任就跑到天津，蛮横地向李鸿章提出立即将刘永福黑旗军驱逐出保胜的要求。对此，李鸿章表示可以考虑。李鸿章的口头允诺，还不能马上满足法国的愿望，于是法国侵略者直接采取军事行动。6月20日，波滑率领一支三千多人的侵略军向驻守怀德的刘永福黑旗军发动进攻，企图将黑旗军一举逐出越南。刘永福率部奋力还击，并要求驻守北宁的清军赵沃所部予以配合协助，但遭到赵氏的拒绝。赵氏非但不予协助，而且还处处给黑旗军以限制，甚至中途剋扣了黑旗军的弹药和粮饷。法军决堤水淹，黑旗军损失惨重，被迫退至丹凤，途中再遭法军追击，孤军奋战了三天三夜，终因伤亡累累，难以坚守，最后退守山西。
一个月后，黑旗军败退山西的消息传到北京，翁同和心情沉重。在西太后召见时，他与李鸿藻力陈越南形势严重，目前惟赖刘永福黑旗军一面坚持，如果刘军一旦解体，敌人长驱直入，火烧边圉，大局将不堪设想，请朝廷全力予以支持。西太后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谕令倪文蔚接济刘军，并设法劝勉刘永福整军再战。1884年1月22日（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翁同和代拟电旨：“若刘团再建奇功，定加懋赏，并唐主事（唐景崧）亦破格加恩”〔11〕。命令广西巡抚徐延旭先行提拨藩库银十万两犒赏刘军，并源源接济军火器械。但徐氏并未遵旨，刘军难以为战，只得再退兴化。是月底，翁同和再次接到倪文蔚有关刘军溃退的电文，大为忧沮。他说：“刘团已不足恃，日后大局可虑”〔12〕。对刘永福黑旗军不能再战深表惋惜。
三 力主增兵关外 大举抗击法国侵略
黑旗军退守兴化后，法国侵略者气焰更加嚣张，接着又向驻扎在关外的清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面对严重的边疆形势，翁同和忧心如焚。他一再呼吁朝廷立刻电令张树声、岑毓英率重兵出关击敌，阻止法军向中国边境侵犯，并建议在滇、粤等省招募士勇，配合正规军作战。西太后采纳了他的后一条建议，拨款40万两，分发滇、粤两省，令其从速招募，但对于要张、岑出关作战一条没有采纳。
1884年2月（光绪十年正月）法军进逼清军驻地北宁，中法战争一触即发。这时全国主战舆论空前高涨。翰林院编修张佩纶、内阁学士廖寿恒、詹事洪钧、御史陈启泰、刘恩溥、黄体芳、黄国瑾等先后条陈，呼吁派大员出关督战，“外保藩封而内固强圉”。两广总督张树声、云贵总督岑毓英、长江水师提督彭玉麟、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吴大澂等也纷纷陈奏，要求出战。翰詹科道的主战呼吁和疆臣大吏请缨杀敌的要求给翁同和以极大鼓舞。在军机会议上，他大声疾呼，要求给云、粤将领增饷拨械，增兵关外，大举抗击法国侵略。但是，他的上述主战要求却得不到主持军机处的恭亲王奕訢的支持。
奕訢自同治末年遭西太后黜辱，失去议政王之后，虽仍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但其行政已大不如初，早已失去当年同顽固派斗争的那股锐气。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对于外国侵略，他变得畏葸不前，不敢同外国侵略者斗争较量。从中法越南问题交涉一开始，奕訢就主张“勿轻启衅端”，赞同李鸿章议和了结的意见。当时他年仅五十岁，已是一副垂暮之年的样子，每逢军机处开会，他不是请假，就是借口家中有事不来。讨论越南问题时，他“始而犹豫，终而无策”。对翁同和、李鸿藻等人的主战意见根本不感兴趣，一概斥之为“不知量力”而大加驳斥。2月25日（正月二十九日）北宁失守的警报传到北京，翁同和再次呼吁赶紧筹兵添饷，饬令张、岑出关作战，并颁谕布告天下：若法军再向中越边境侵犯，中国“定当开仗”〔13〕。对他的这一呼吁和建议，奕訢仍无动于衷。翁同和起而抗争，被奕訢斥为不谙军事的“书生之见”，是“迂腐”。翁同和对奕訢这种态度感到难以忍受，心中因此常常抑郁不欢。在此后西太后的多次召见中，他一再要求退出军机处，专责讲帷。翁同和这样作，实际上是对奕訢对法消极退让、妥胁求和的不满，也是自己抗战主张得不到支持、内心痛苦的流露。
1884年3月底，法军已把侵略战火延烧到镇南关一带。枢廷的软弱无能、前线的败北，早已激起全国上下的愤懑。4月2日（三月初七日）国子监祭酒盛昱上了一道《为疆事败坏、责有攸归》的奏折，直接指参奕訢及全体军机大臣在中法越南问题上，俯仰徘徊，坐观成败，苟安旦夕，置朝纲于不顾，要求将军机大臣交部严议，责令戴罪图效，以振纪纲而图补救。西太后为了独掌政权，早对奕訢心怀不满，遂借盛昱奏折，趁机将奕訢及全体军机大臣罢免，另外组成以礼亲王世铎为首，包括额勒和布、张之万、阎敬铭、许赓身、孙毓汶在内的新的军机处。踵接又宣布：日后军机遇有紧要事件，会同醇亲王奕訢一并办理。
在这次军机处改组中，翁同和的处分罪名最轻：“逋及枢廷，适当多事，惟既无建白，亦不无应得之咎”〔14〕。不过他虽离开了军机处，但对中法战争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四 协助奕譞 为抗法斗争出谋划策
翁同和离开军机处后，因光绪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譞对他的才干极为赏识，每遇有关战争的重大举措、决策仍不时地斟求他的意见，而翁同和也借此发表个人对战争的看法，提出个人的意见和建议以供奕譞采择参考。所以，翁同和与中法战争的关系仍很密切。
翁同和出军机处不久，奕譞就给他一信，表示抚慰：“宏才未竟，遽被牵率，局外静观，眼光益明，万望随时示我南针，俾免滥竽伴食之诮，拜恳，拜恳”。〔15〕奕譞奉旨参与军国政要后，又给翁同和写了一信，信中说：“弟责重力微，虽与同事和衷商榷，恐挂漏孔多，难副清问。惟望南针详示，择切要远大之条数则指我迷途，俾竭力有资以答简命。”〔16〕此后，再度致函：“弟自顾迂疏，更鲜药石之助，惟望示以南针，俾巨细秩然，勿贻外人讥笑，国家之光即不少之大幸也。”〔17〕自中法越南问题交涉发生到中法战争结束，仅翁同和保存的有关奕譞与他论中法战争的往来函稿就不下一百八十多通，其中醇王来函一百多通，翁同和复醇王函三十多通。在这些函稿末尾，多数注有“阅后付丙”字样，可见其机密程度和它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后来翁同和将它编为《朴园越议》第一、第二两部分，这些函稿使我们对翁同和离开军机处后他对中法战争的态度有了进一步了解。
在这些函稿中，翁同和重申自己支持刘永福黑旗军抗法斗争的立场。在1884年9月复奕譞的一封信中指出：“刘永福为法仇敌，在我视之固越官也。若法人前不敢提一字，又不设法接济，仍冀其感戴，安有此理。”〔18〕在他的影响下，奕譞表示：“刘如鼓勇，我仍力助。”〔19〕并在军机处会议上提出：“位置黑旗，皆要务也。”〔20〕
在军事上，翁同和仍主重兵出关，抗击法国侵略。8月，法军侵犯镇南关一带，翁同和在给奕譞的复函中建议“调兵团勇，出关击敌，以示必战”〔21〕。
在这些函稿中，翁同和强烈反对对法赔款，对军机处、总理衙门对法妥胁求和表示不满。1884年6月，法军纠集土匪向驻守谅山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谅山事件发生后，清政府派曾国荃为全权大臣、陈宝琛为会办大臣同法国公使巴德诺在上海进行会谈。会谈中，曾表示愿赔偿法国银五十万两以了结。对此，翁同和很不赞同。8月2日（六月十二日）在给奕譞的信中说：“南中轻许
款，大是诧事，闻译署函致邵道（邵友濂）曾示此意，然欤？否欤？”“赔款何如易作兵费，翘野（张荫桓）欲献酌赔之说，众心鄙之，何不学无术耶？”〔22〕指斥军机处、总理衙门一味希和，疏于战守：“主持者外面仍不放松而内气实馁，…一切布置皆留讲解地步，遂令外人气焰日张，此后情形不堪设想矣。”〔23〕“于防御之说仍然松懈。婉劝者均以抚为词，似与赔有间，不过改立名目，于国体亦大伤矣。”〔24〕“窃念旬月以来，内外布置皆虚应故事，目盼神凝，专待调停，安能重新振作，势必仍走疲软一路。”〔25〕奕譞在复函中也承认：“和之误事，有如此者，总署日不暇接，却鲜奇策。”〔26〕
上海和谈破裂后，法国海军攻占了台湾基隆，并一手挑起马尾海战。这时，奕譞已决心与法开战。在致翁同和的信中说：当今“和亦悔，不和亦悔”。“理为势屈，巨款坐输，示弱强邻，效尤踵起，和之悔也；筹备未密，主战难坚，商局已售，船厂再毁，富强之基尽失，补牢之策安施，不和亦悔也”。〔27〕在全国主战舆论的压力下，清廷正式谕令沿海沿江各省作好对法作战准备。当翁同和从奕譞信中得知这一消息后，表示赞同。他致函奕譞：“不必再议，一意主战，惟始终坚持，不以偶挫而稍却，不以偶胜为可恃。”〔28〕
1884年12月，清军和黑旗军包围法军占据的宣光城。次年3月24 日，在谅山一带给法军以重创，取得了著名的镇南关大捷。中国军事上的胜利引起了西方列强的严重不安。“欧洲诸雄俱愿弱中国，而不愿强中国”，“英倭公然接济（法国）煤、药，俄以保护法人自任，尤为不驯”，日本则在朝鲜策动了反对中国的甲申事变。〔29〕在国内，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势力仍然很大，力主“趁胜收束”，并派总税务司赫德同法国议和结束战争。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奕譞只好作出“云粤各军进一步是一步，能到红江边则收束更得力”〔30〕的决策。结果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却与法国签订了议和条约，从而结束了这场战争。
中法战争“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残酷结局给翁同和思想以强烈的刺激。战后，中国边疆危机日趋严重，“俄占吉黑，日志并朝，英觊西藏”，迫使人们去寻求新的图强之策。
注释：
〔1〕〔4〕〔7〕〔13〕《翁文恭公日记》第二十二册，第28、84、98页。
〔2〕〔6〕《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544、1567页。
〔3〕《曾纪泽选集》卷二：《致郭筠仙侍郎》。
〔5〕〔8〕〔10〕《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上），第8，9—10，11页。
〔9〕《李文忠朋僚函稿》卷三：《致张懑斋副宪》。
〔11〕〔12〕《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下），第14页。
〔14〕《光绪朝东华录》（二），总字第1676页。
〔15〕〔16〕〔17〕〔18〕〔19〕〔20〕〔21〕翁同和未刊资料：《朴园越议》第一。
〔22〕〔23〕〔24〕〔25〕〔26〕〔27〕〔28〕〔29〕〔30〕翁同和未刊资料：《朴园越议》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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