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教委1996年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96年1月23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教委论文,工作会议上论文,讲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这次会议的主报告和两个文件，大家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认为柳斌同志的报告是实事求是的，两个文件思路是清楚的。《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将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作适当修改；国家教委“1996年工作要点”就这样定下来了，在执行中将考虑大家提出的意见。
一、关于教育事业“八五”计划
讨论中，同志们重点回顾了“八五”期间和1995年的教育工作，有喜有忧。但总的认为“八五”期间教育事业的发展，成绩是主要的；是教育事业取得很大成就、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五年，也是不断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的五年。教育事业“八五”计划进展顺利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六五”、“七五”教育事业的发展给我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六五”、“七五”，也就是文革之后拨乱反正和理顺工作思路的十年，工作环境很好，工作思路不断理顺，特别是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86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义务教育法”。这十年，用了很大的力量恢复高等教育，解决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地区、民族地区中小学的“一无两有”，筹集了1千多亿元经费，使校舍危房面积从16%降到3%，并使全国90%的人口地区普及了5—6年小学教育。目前正在出现的“普九”好形势就是在前十年工作基础上继续发展的。所以，我们应该感谢前任同志们所作的艰苦努力和奠定的良好工作基础，使“八五”期间的工作总的说得以进展顺利。
其次，我感到“八五”工作进展比较明显，是同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以及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与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抓教育工作分不开的。党中央、国务院前年直接主持召开的全教会确实带了好头。这五年教育工作取得的重要进展，使我们深切感受到全党和各级政府加强对教育事业领导的重要性。教育正在真正成为全民的事业。“八五”形势非常喜人，“九五”要保持下去，我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
“八五”工作进展顺利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教育战线有一批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和在困难的条件下仍然能够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各级教育行政工作队伍和广大教师队伍。特别要感谢省、区、市教委和中央各部委教育司局的同志对国家教委工作的支持。感谢在座各位在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方面所作出的卓有成效的贡献，你们的很多好经验对全国推动很大。我们希望能够互相鼓励与支持，迎着困难上，“九五”时期还要这样去做。
二、因地制宜，认真制定好各地、各部门的“九五”教育
计划和1996年的工作要点
“蓝图”已经有了，这就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关键是“施工”。所以说，今后五年工作的方向仍然是《纲要》50条。再就是按照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不断修整、完善改革和发展工作的思路；最重要的是着力解决好教育事业奋斗目标、改革思路和政策措施三个部分之间的关系。
《纲要》六个部分50条，大的划分也就是这三方面。一是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的奋斗目标是什么？我们的年度计划实质上就是分解这个目标，每年要有进展。这个目标包括事业发展，也包括各级各类教育的改革。二是奋斗目标如何达到？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工作思路和改革思路，包括体制改革和教育领域改革。我们如果只研究工作目标进度，不研究工作思路，特别是改革思路，要达到奋斗目标也是很难的，三是要研究包括投入、师资队伍建设在内的一些重大政策措施。对于中国历史条件下这么庞大的教育体系，要达到这个奋斗目标，没有足够投入是不行的。教师队伍是我们依靠的对象，所以我们必须研究《纲要》的第五、六部分。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不断落实、完善和深化上述三个方面，只抓一个方面出不了成果，三个方面要完整地去做。有些事情是我们教育内部的事情，我们是做得了主的；如果思路是正确的话，就很有效。思路不正确，也可能没有效。有些事情不是我们做得了主的，可能要靠很多政府职能部门来支持，来配合。有些事情还要靠政府决策，但是这个决策也要靠我们提建议，出主意；去推动，我们要提出方案，包括政策措施。总之，各地、各部门在制定工作计划和规划时，必须考虑到并把握好上述三个方面的关系。
三、正确处理好各级各类教育的关系，务必把“两基”放
在重中之重的地位
各级各类教育都是重要的，我们都应该努力完成各级各类教育预定的目标。但中国现阶段的历史条件要求我们一定要把“两个基本”放在教育内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这一点对每一个省、区、市恐怕都应如此，无一例外。大部分省区都还处在“普六”、扫盲阶段，“普九”任务还很艰巨；就是一部分省市宣布实现了“普九”（现为三大直辖市；宣布基本完成扫盲的有八个省市），恐怕还是基本标准而已，离高标准“普九”及扫盲还远得很。因此，把“两基”列为重中之重，我估计，起码要十年，即“九五”和“十五”。十年之后，也许有一些地区会有区别。但从全国范围看，这个“口号”恐怕要十年，因此近五年“两基”重中之重地位绝对不能动摇。如果在这个势头上滑坡，在中国教育史上将是很大损失。我们从解放初期谈扫盲，谈义务教育，谈到现在，快半个世纪了。四十六、七年未能兑现，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所以现在有的同志仍没有信心，担心依旧是空话，本世纪末做不到。我不这样看，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做到的。
首先，教育的外部环境与文革前根本不同。自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而重视教育这一点是在不断加温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并把握这一好机遇，竭尽全力推动教育事业发展。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讲，普及教育和扫盲这个阶段是逾越不过去的，越早把这一问题解决好，我们就越主动。经济发展这么快，社会发展这么快，必然要求我们大面积提高国民素质和劳动力素质，不然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如何持续得了？目前，我国“两基”的基础不同程度还是很薄弱的，包括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特别是困难地区，更是如此。每年我都有2—3次机会到贫困地区看一看，那确实是相当的困难！经济和社会要飞速发展，教育不走在前面怎么行？这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啊！我觉得要看到这一客观形势，要有高度紧迫感、责任感。
第二，从教育本身发展的规律以及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性质看，我们也应该把“两基”扎实搞好。教育要发展，如果基础教育都没搞好，别的教育有条件发展上去吗？能高质量发展上去吗？是不可能的，这是教育本身规律。教育总是呈宝塔型的，一层一层搞上去。特别是中国这样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总要给大家提供一个普遍受教育的机会，首先是基础教育，而且力求使人均受教育的年限尽可能长一点。去年11月份我有机会访问两个国情同我国相似的人口大国，有很多收获，也有一些很深的感触。其中之一就是要着眼于人民群众，从基础教育和扫盲抓起；一味发展高等教育而忽视基础教育，必然使教育为少数有钱人服务；文盲充斥于国内，经济肯定上不去；倒“金字塔”型的教育，肯定发展不了教育；这实质上是社会制度问题。所以，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首先要重视为广大劳动人民、工农群众提供最基础的教育，而不能不顾这一头，只发展高层次教育，谁有钱就给谁办教育，我们的社会制度绝不能这样。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发展教育正确的工作思路。
第三，基础教育是政府行为，政府财力很有限，各类教育都要争着上，这是一个矛盾。我们对政府和社会应继续呼吁多给教育投入；但从教育内部，我们则要善于处理好各类教育之间的关系。哪个优先？哪个稍缓？要心中有数。从我们的财力看，如果发生矛盾，首先应该放在基础教育和扫盲上，这一点要坚定不移。只有这样，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精神文明建设，还有各类教育，包括高层次教育起的作用就越大，这才是一个正确的路子。这样，政府和社会才会认为教育部门是深思熟虑地使用教育经费的。如果我们的基础教育搞得很糟，文盲不断增加，社会就不会认为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总之，把“两基”看成是奠基工程、重中之重，同志们一定要坚定不移。
“两基”从1994年到1995年已开了三个“片”会，强调了“分区规划，分类指导；积极进取，实事求是”。首先，态度是积极进取，要研究困难；然后要实事求是，从地区实际情况出发，决不能弄虚作假，不能有水分，不要走过场，特别是督导验收，一定要非常认真。关于“两基”的进度指标要求并不像一些同志所说的那样，习惯称“按照国家教委的要求”；实际上，国家教委没有给哪个省下过指标，都是自下而上规划的，国家教委在汇总时都是留有余地的。如第三片九省区，我们的“普九”奋斗目标是65%人口地区；而西藏地区的奋斗目标是80%人口地区“普六”。在年限上也是留有余地的，如第一片基本目标提1996—1997年，我们没有说一定是1996年；达不到可以延到1997年，不必有压力。但两句话应坚持，还是要坚持“积极进取、实事求是”。如果搞强迫命令，瞎指挥，那一定是弄虚作假，一定会走过场。普及教育和扫盲千万不能走过场，要不然还要验收一遍。要处理好验收标准和进度的关系，标准搞高了，我们什么都做不到，把群众的积极性给伤了。因此，应该有一个基本标准，然后不断提高这个标准。“两基”目标全国分成1996、1998和2000年三个阶段。今年要宣布第一阶段数字，我们第一阶段的目标是40%——45%，这次1996年工作要点中提的是40%以上，给全国留了很多的余地，即5%的余地，我们还是希望达到45%，现在看还是有可能的。
四、关于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在抓好“两基”的同时，要积极发展职业教育，适度发展高等教育。今年我们将与劳动部、经贸委三家一起召开职业教育工作会议。这个会要开好，一要认真研究《纲要》中积极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和措施；二是理顺包括这次会上大家提出的领导体制上的许多问题；三是贯彻即将通过的《职业教育法》。
高等教育的问题，涉及规模、体制、效益、质量，希望“九五”期间都能有所前进。
关于高教规模“九五”适度发展的提法，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同志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认为增长比例太低。我想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看：一是“九五”期间普通高校本专科生年均增长率3.8%说的是平均数，各个地区会有不一样。二是各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不要只算地方院校的“小帐”，应该算包括设在本省、区、市的部委院校在内的“大帐”。如这样计算，各发达省市的高教规模大概还是很可观的了。三要看到目前高教管理体制正在理顺之中，“八五”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但还没有决定性的进展。体制不顺，主要表现在：中央和地方是条块分割的；一个省、区、市内部，教育部门与厅局管院校也是分割的。不合理体制下的重复设置专业，不协调地各自发展各自的高校，难以避免；这样基础上的大发展不可能是高效益、高投入、高质量。“九五”一定要把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放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要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不要简单地变成学校下放。经过几年摸索，现已找到一较合理机制，这就是“省部共建”。我们尽量按照地区布局，让中央部委学校首先为所在省、区、市服务，为所在大区服务，也为自己的行业服务。对教委学校而言，首先为所在的中心城市服务，为所在省、区、市服务，为所在大区服务；但因委属高校规模大，专业全，地方可能用不了那么多人，那可以同时为全国服务。另外，学校分科太细也是大问题，知识面太窄，难以培养出高水平的合格人才。学科怎样调整？如果每个学校都走自我膨胀、办起文、理、工、农、医、综合性学科齐全的学校，这可能吗？不可能。所以我们提倡外部联合办学的办法，鼓励学校就近合作，互聘教师，资源共享这样一个机制，而不是简单的合并。总之，“省部共建”与“合作办学”的目的都是为了理顺体制。如果现在我们的精力还不放在理顺体制上，而一味强调固有不合理体制的格局下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估计再过若干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两基”过了关，可以腾出手来真正需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当年的所作所为是“欲速而不达”了。
本次会议又有同志重提“专科”放开，我仍认为为时过早。我们八十年代中期曾放开过，高校增加了一倍，没有触动体制，系低水平上的重复。还有同志提出“中心城市办大学”，我劝大家也要非常谨慎。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是多方面的，一个县级市能办一个什么人才都包罗进去的高校吗？不可能。只能办有限的若干个专业，有限的若干个专业对这个县来讲，可能三四年内是需要的，但三四年以后可能就饱和了。你总不能今天办这个专业，明天办那个专业吧！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了。教育规律不是这样的。高等学校的设置与布局还是应该着眼于省、区、市；要有全国、大区和省、区、市的全盘考虑。有的部将改制为“集团公司”，之后大学怎么办？我认为：从职能看，管理体制没有转变前，恐怕仍然要参与管理和领导。“共建”后怎么办？可以按“共建”精神去办，去划分职能。总之，决不是简单地部委体制一变，学校管理体制随之而变。务必从全局上考虑问题，不然，教育要受损失。江泽民同志最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告诫全党要讲政治就是这个意思。希望同志们务必从全局上考虑问题。把高校管理体制改革视为全党、全民的重要事业。
至于高校招生收费“并轨”问题，我也希望同志们从改革角度来看。首先，非义务教育阶段应该收费，过去免费入学并不合理。接受高等教育只是少数人，与义务教育不一样。首先是观念上的转变，李鹏总理和李岚清副总理很强调这是一个机制转变，不要算经济帐。我们希望第一步要平稳过渡。过渡阶段千万不要高收费。将来收费可能按属地原则，但收费标准仍要从社会稳定和群众承受能力考虑，而且要有奖、贷、勤、补、免等各种配套措施。“并轨”希望1997年能基本完成。希望大家不要观望。
好多改革不进则退，“不战、不和”，“优柔寡断”，不可取。35所委属学校第一年全部就转了。高等教育改革对于“九五”非常关键，在座很多同志从事一辈子教育，能够遇到改革思路非常清晰，特别是改革大环境非常匹配的机遇很不易，如果把握不住，稍纵即逝，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们要把精力放在这方面，来理顺这一体制，包括后勤改革，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五、教育部门要把相当的精力放在教育投入和改善教师待遇上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情况要明。现在《教育法》都很明确，教育投入要有监测指标，我们会同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一次，已公布两年了。我建议省里也应该公布，包括教育经费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例，以及占GNP的比例。情况明才可能正确判断形势。第二，解决教育经费还要多渠道。教育经费筹措的格局大致经过“七五”和“八五”的努力，已逐步走上以政府财政为主，财、税、费、产、社、基多种渠道筹措的格局。从1991—1994年已公布的数目看，除科研费外，教育经费总支出为4150亿元，财政预算内的占61%，教育费附加占9.5%，这两项约占70%，收学杂费占7.5%，还有校办产业减免费等，这个格局大致已形成。我们还是要走多渠道的路子，但财政仍是主渠道。对政府财政的投入，我们一定要十分关注，争取更多的投入。
1995年在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的支持下，有两笔专款得到了落实，即“贫困地区义务教育”专款及“211工程”专款。对这两笔专款大家认为数量小了些，但我们认为已是很不容易了。1995年“两款”共5.5亿元起步。其中“贫困地区义务教育专款”5年39个亿，“211工程”专款共28个亿。39亿如果没有配套经费，确实较少；但各省、区、市政府有配套的话就可以达到100个亿，或更多些。财政主渠道要靠中央和省两级一起努力。
1996年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应做好，这就是要专门研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NP比例到本世纪末怎样达到4%？从现在财政的实际情况看，4%完全依靠财政估计困难，要有新的附加费的征收办法。此外教育财政拨款体制也应该研究。现在人头费的比例越来越高，生均公用经费、就是办学经费逐步下滑，这种状况与我们的拨款体制有关系，这个问题也需要研究。总之，对教育投入，每年要想点大的思路，也要有点具体的工作目标，解决点什么事情。
此外要帮助教师尽可能解除后顾之忧。教师队伍中与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教育部门都应放在心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拖欠教师工资。拖欠教师工资一定要兑现，这是基本生活条件，也就是生存权。工资改革大家还不很满意，但对农村中小学教师来讲，这个工资标准如能按时兑现，就相当不错了。问题是如何兑现？拖欠问题我们很着急，大部分省区也都在努力解决。作为教师，如果工资不能保证的话，别的问题都谈不上。不是一个月、二个月，而是八个月、十个月不发工资，叫人怎么生活？怎么工作？不稳定就谈不上“两基”了。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去研究。同样是贫困地区，为什么云南、江西等地就解决得好一些？一千多万教师的基本生活，要挂在我们的心头，这也是个群众观点嘛！基本生活条件要保障，拖欠教师工资问题，一定要解决。
对民转公问题，总的来讲不容易，人事部门还是很支持的，两年解决了30万指标。若各个省、区在这个基础上相应再配一些指标，到本世纪末，这个问题就有可能解决。教师待遇问题是十分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我们的农村教师队伍是稳定不了的。教育事业的奋斗目标最终靠第一线的同志，“两基”“两全”都是，我们要关心他们的疾苦。还有一个“安居工程”，岚清同志亲自抓。已开了两次全国性的会议，形势非常好，1995年总投入119亿元，比1994年增加30亿元。各个省、区、市都非常努力。今年决定要开第三次会议。趁全国这样好的大环境，把教师的居住问题解决得好一些。还有医疗问题，报销问题，特别是农村。教育部门应该把教师的切身利益放在心头，要心中明，有些问题不是我们自己能解决的，但情况清楚，给领导出主意，协调也可以，使教育事业处在良好环境下。所以，我们还要把相当的精力放在经费投入和教师待遇上。
六、教育“热点”问题要及时疏导
要及时疏导“热点”问题，对“热点”问题要保持清醒头脑。不一定所有“热点”问题我们都能及时疏导得了，但是我们的是非和工作方向要明白，头脑要清楚，不能让“热点”问题以及不大正确的倾向牵着我们走，最好不让它形成气候。比如乱收费，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乱收费。同志们认为，不该列入反腐败，我同意，这不是腐败问题，但也有腐败现象，有些事情还触目惊心。乱收费情况确实较复杂，但中央已把它列入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之中。我们必须高度正视。二月初国务院要召开第四次反腐败工作会议。李鹏总理要发表讲话，国务院指定几个部长发言，其中有教委。要我讲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乱收费问题。同志们，我们这个形象不是好的。在这里讲可能都是振振有辞：“择校生”是历史现象，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上好学校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教育经费不足，这是一个弥补的渠道；有人愿意出钱，这也是引导消费的正确方向；等等。我认为不能这样看，义务教育阶段是有“法”的，免收学费、就近免试入学是有法律规定的。政府应该提供这个条件，虽然不可能一步到位，但经过若干年的努力要逐步做到。这是工作方向，要逐步做到免收学费，免试就近入学。如果不把义务教育看作素质教育，只凭分数入学，从小学就要开始竞争；要么钱多入学，要么靠分数入学，这怎么行？
关于大中城市出现的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生高收费问题，还要综合治理，要向社会呼吁，向家长呼吁，希望大家共同治理。治标要从严，治本要有一个过程，要标本兼治。应着眼于整个教育环境，不能光从几个学校着眼，要使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全面地、生动活泼地发展。义务教育阶段“一校两制”不可取。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就失去了社会的同情。
校园治安问题、民族学校团结问题都关系到政治稳定，必须引起我们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高度注意。另外，在一些地区和学校，社会上的一些不法分子滋扰学生和破坏校园安全的事件也有上升趋势。对这一问题，各级教育部门要高度重视，依靠社会各方面综合治理。特别是校长，更要多操心，家长把孩子交给学校，我们不仅要使他们学业有成，还应该使他们健康成长。学校领导每年要认真研究这方面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定期检查可能引起的不安全、不稳定的隐患，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对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与安全教育以及心理素质教育。学校还要与家长和社区建立广泛的联系，共同努力创造一个适合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环境。
七、教育行政部门要转变职能
国家教委要带头。首先是法律法规要健全。全国教育法律的大框架已确定；我们的努力目标是一年一个法律，一个规章。因全国差别大，要鼓励各地制定适合地方实际情况的法规和实施办法。
文件要少而精，今年国家教委要下决心精减会议，各司局的业务性会议一般只开一次，不得超过两次。其余开些小型座谈会。对地方更多是业务指导，要互相尊重。会风要严格简朴，要求做到“三不”：即不迎送、不请吃、不送礼。厚礼不送，薄礼也不送。希望地方谅解，大家齐心协力，欢迎大家对我们监督。各种评比、评估要减、停下来。“两基”督导验收要认真去做，“211工程”还要评估，其他暂停。不要轻易搞表彰，有些表彰总是一些重点校的领导人，面太窄。自然形成的典型要表彰，要少搞形式，多务实。要重视信访工作，信访工作太重要了。这是了解下情的重要途径，要有鉴别力，凡是署名的都要查，这是对人民负责、对工作负责的表现。通过信访，我们可以了解很多情况，希望同志们重视群众反映给你们的信访材料，也重视教委转到你们那里的信访材料，支持把举报材料搞清楚，不要护短，当然对信访材料中的不实之词应该实事求是。
最后我衷心感谢同志们对教委提的很多意见，感谢“八五”期间同志们对教委工作的大力支持。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