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两大史诗成因的文化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印度论文,两大论文,成因论文,史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诗”一词最初源于欧洲，其希腊文原义为“说话”、“谈话”，因习相沿，这个词逐渐与以诗体写的关于英雄冒险事迹的叙述联系在一起。印度“史诗”一词的原义是“过去如是说”，即历史传说。二者都重在颂扬古代社会中的英雄业绩，并通过这样的述说长期缅怀古代英雄及先祖的显赫威名，向后人提供理想英雄行为的榜样，激励他们做出同样惊天动地的壮举。因此，史诗一般具有“包含历史”与“超越现实时空界限”两个特征。
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核心内容是讲述古王国的兴衰、上层人物的冲突斗争、王公勇士的伟业、英雄美人的爱情离合。“包含历史”是说史诗反映了广阔的社会历史生活。其基本素材来自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以及由这些事和人演变成的英雄传说。它既不是史诗作者海市蜃楼般的凭空虚构，也不是历史事实的简单模拟与翻版。因此，印度传统认为《摩诃婆罗多》是“历史传说”。而“超越现实时空界限”在这里更多的是说史诗同时又重在叙述具有娱乐和教育性质的故事。一代又一代作者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叙事技巧，对历史传说进行艺术加工，创造成文学作品。《罗摩衍那》在印度又被誉为“最初的诗”。正因为这两个特征和谐地统一于一体，才使两大史诗成为“包含历史的诗歌”。从史诗中发现的已不是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位英雄人物，而是历史长河中英雄人物的缩影，于是听众或读者才情不自禁地参与到他们的经历中去，与之休戚与共。
两大史诗既然是“包含历史的诗歌”，其产生必然要以一定的社会历史事实为坚实基础，并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两大史诗产生于公元前五六世纪左右，值印度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需要一种“文化精神”作为动力，这种“文化精神”的结晶就是两大史诗，这种文化动力就是史诗中所表现出的一种人文精神。当时是列国纷争的时代，也是呼唤英雄的时代。为了生存和发展的功利目的，各个氏族、部落、部族乃至民族之间经常发生规模或大或小的战争，为了保护个人生命和集体财产的安全，人们渴求英雄和勇士出现，以便寄托自己的希望和理想，在他们身上反映出不同的人生价值与追求，在抒发不同的人生理想的同时，重在表现人性和理性在迷罔与困惑的年代里不间断的胜利。它预示着印度即将告别纷争、野蛮与屠杀的时代，走进统一、文明与自由的王国时代。
《罗摩衍那》主要描写罗摩的英雄事迹和爱情故事。研究吠陀和往世书等著作的学者现在几乎都认为，在古印度曾有一个甘蔗族统治过的阿逾陀地区，该族曾出现过一个叫罗摩的英雄人物。印度80年代的报纸刊登了印度考古工作者在阿逾陀遗址、难提羯罗摩遗址、巴里雅尔、阿拉哈巴德的婆罗杜波迦净修林遗址的考古发现，证明《罗摩衍那》是有历史基础的。印度学者斯·格·夏斯德利也曾断言：“不管怎样，《罗摩衍那》中的罗摩是历史人物，尽管其全部故事不一定是历史事实。”（注：《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季羡林、刘安武编，中国社会科出版社，1984年，第23页。）《摩诃婆罗多》描写的是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印度最古老的诗歌集《梨俱吠陀》曾提及好战的婆罗多族，其后的《梵书》提到俱卢族是婆罗多族的一个分支，不过，只有在波颠阇利（公元前2世纪）的《大疏》中才明确记载了俱卢族和般度族之间的战争故事。尽管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证据，但一般学者都趋于认为这次战争是历史事实。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印度古代文学史》中也认为：“应该说，这部英雄史诗是印度列国纷争和帝国统一时代的艺术反映。”（注：《印度古代文学史》，季羡林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9页。）事实是，这两部有历史依据的史诗，经过长期艺术加工，已经被传说化和神话化了。对两大史诗颇有研究的印度近代大诗人泰戈尔也指出：“《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不仅配称史诗，它们也是历史。”“其历史的价值在各个时代里都发生了变化，然而这部历史的价值没有任何变化”。（注：《泰戈尔论文学》，倪培耕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45页。）
有了可以形成史诗的素材，并不等于具备了产生史诗的必然性。史诗作者与素材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它要求那些具有透视历史意识的作者，利用早已形成的史诗叙事形式，对那些素材进行有目的的筛选和组合。他必须具备驾驭这些素材的能力，运用自己丰富的幻想和再创造的技巧，努力去迎合听众或观众的种种欲望，于是这些素材被创作成文本。它们因为是口头传承的作品，还不可能被阅读。史诗最早的作者是许多学者或史诗中所称的“苏多”。《摩诃婆罗多》中的“苏多”与《摩奴法典》所说的一致，是婆罗门女子与刹帝利男子的婚生子。而在《罗摩衍那》中，“苏多”是支持刹帝利的婆罗门，其职责主要是担任帝王的御者和歌手。他们编纂史诗主要是为了颂扬自己所依附的帝王，也努力取悦于其他听众。这些既和人民有密切联系，又了解国王、贵族、武士等的政治斗争生活的自由人，将许多历史传说搜集、加工成史诗中的主要成分，造成历史与神话传说相混淆，许多历史事实被人为地神话化，于是人本位的史实逐渐被变成神本位的史诗。
两大史诗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不断被人增删、加工，演变的总趋势是愈来愈长，这是“伶工文学”的特点所致。中国、印度和西方的一些学者总结“伶工文学”形成史诗的过程时，主要提及两点事实。其一，四处游走的行吟诗人（即说唱某些故事的伶工）开始说唱一些与史诗内核相关的短歌、短叙事诗和赞歌、赞诗等。其二，由于是口耳相传，可以逐渐形成家族或师徒传承的形式，这最适合于史诗滚雪球式的创造与再创造。最后在逐渐成型的口头文学的原始史诗基础上（它们由于不同伶工家族的演唱而千差万别），再经不同的文人之手写成各异的定本固定下来。现在所标明的《摩诃婆罗多》的作者毗耶婆和《罗摩衍那》的作者蚁垤，很可能就是两大史诗原始形式的作者，或在两大史诗形成过程中起过加工、整理作用的最重要的人物。由此得知，两大史诗是在一定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集世代伶工和文人智慧的集体创作，是印度古代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歌谣、民谚等民间口头文学与文人书面文学的集大成。
具备上述诸条件的民族或国家是否就能够像印度一样，产生两大史诗那样极富艺术魅力的文学珍品？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两大史诗还是印度古代人民企图用想象、或借助想象去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并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艺术结晶。而印度始终被认为是充满神话传说的国度，印度人民是一个充满浪漫幻想的民族，这又和印度的人文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分不开。
对于印度自古而来的富于想象的传统，中印两国学者的论述不乏其例。印度当代学者瓦·盖罗拉在论及两大史诗主题的原始来源时，就曾引用周祥光在《中国佛教史》中的观点说：“印度的想象丰富的文学解放了深奥而又缺乏幻想的中国文学。”（注：《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季羡林、刘安武编，中国社会科出版社，1984年，第115页。）其要点重在说明印度文学想象力丰富。其实这种观点在中国也有传统，胡适就曾指出：“中国固有的文学很少是富于幻想力的；像印度人那种上天下地毫无拘束的幻想能力，中国古代文学里寻不出一个例”。（注：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40页。）他的观点尽管有偏颇之处，但中印文学在想象力的表现方面有较大的差别毕竟还是一个事实。季羡林也针对印度文学的成因写道：“印度人民是十分富于幻想力的。从很古的时代起，他们就创造了不少的既有栩栩如生的幻想又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神话、寓言和童话。”（注：季羡林《五卷书·译本序》，见《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82年，第145页。）古代印度人民这种丰富的想象力，使两大史诗能够以容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将印度古代历史传说、英雄传说、神话传说融为一体。史诗产生的过程就是古代印度人民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将各种古老的传说幻想化、诗歌化的长期过程。
印度的自然条件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向有“世界的缩影”之称。它有各种各样的温度、气候、雨量、植物和动物。既有喜马拉雅山的干燥寒冷，又有科罗德海岸的潮湿酷热，兼具寒带、温带、热带气候。印度一年的季节有二季、三季、四季、五季、六季、七季、十二季、十三季、二十四季之分，可见其气候的多样化。最普通的是将一年划分为六季。印度古代大诗人迦梨陀娑的抒情诗集《时令之环》因将一年分为六季而又被译作《六季杂咏》。它共分六章，每章为一组抒情短诗，分别描绘印度六季（夏、雨、秋、霜、寒、春）的自然景色。诗人见景生情地描写了男女间的欢爱和相思之情，有的成为抒情名篇。两大史诗中对于各个季节也都有精心出色的描绘，表现出印度人民对大自然的敏锐感受力。
印度的地理条件也很独特，山高天蓝，海洋辽阔，平原肥沃。这样多采多姿的自然地理环境培养了印度人民的想象力和形象思维，为他们的美妙幻想提供了一个可以海阔天空、随心所欲驰骋的空间。他们为了表达对恋人的痴情和思念，利用自然万物写了不少“信使诗”，如《云使》、《风使》、《月使》、《鹦鹉使》、《蜜蜂使》、《天鹅使》、《杜鹃使》、《孔雀使》等等。他们凭借自己非凡的幻想力，活跃的形象思维，出于幻域，顿入人间，打破感官束缚，超越时空界限，在神话化的世界里自由遨游。因此，两大史诗中，天上、人间、地府相通，神、人、鬼共处，亦真亦幻，浪漫瑰丽，变幻无穷。现今被视为虚构的“天方夜谭”，在古代印度先民心目中却不是无稽之谈，而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学问”。他们怀着敬畏的心理，充满奇妙的幻想去探寻其中的奥秘。这事关他们的信仰，涉及他们的历史，反映他们的人生追求，表现了他们古朴的宇宙观。
印度素有“人种学博物馆”之称，从远古时期起，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就一直敞开胸怀收容着各个种族的移民。两大史诗从雏型到定型的时期，正是雅利安人逐渐从西北向东南进入印度的时期。在这个移民、征服、殖民、渗透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由半游牧转为农业定居的雅利安人开始过的是村落生活，社会组织是以家族长老为中心的大家庭生活，具有血缘家族的色彩。当时并没有种姓意识，在逐渐进入明显的阶级社会以后，内部开始分化出僧侣贵族、世俗贵族和平民三个阶级。当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分离后，被征服与被统治的原地居民便成了第四等级，种姓制度在此基础上开始形成。这种以种姓划分社会分工的小国寡民政治，逐渐形成了以地域为主的林立密集的城邦制。由于种姓制度的成熟，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一部分有钱而又有空闲时间的人成为了伶工文学发展的基础。史诗的演唱者为取悦听众，根据不同地区人的不同反映，临时即景生情，增加一些新的诗歌，如自然景色的描绘、战斗场面的渲染等等，企图打动听众的心弦。于是史诗逐渐变长，内容也不尽相同，逐渐形成了现在鸿篇巨制的规模。
印度古代如此得天独厚的人文自然地理环境对那些想对两大史诗进行补充、修改的文人（婆罗门）来说，也是如鱼得水。印度许多地方雨量充沛，草木繁茂，森林中的野草、野果以及植物的根茎，可供这些苦修、苦行者作为生存之资。他们在不愁吃穿的心境中，面对山泉林木、鸟语花香的大自然美景，更多出许多耳目视听之娱，想象力也会油然而生。于是自然现象被大量人格化、神化，形成有众多自然神的神话世界。在史诗流传的漫长过程中，这些努力想在创作上施展想象力的文人，不断地将这些人格化的自然神与神化的英雄杂糅其间，使之成为长期给印度人民以艺术享受并为后世文学作品所难以企及的“范本”。
古代印度人独特而奇异的文化心理结构是两大史诗的又一种催生剂。
古代印度人多追求出世生活。他们将人生分为学道、家居、林居、出家四个阶段。一些被称为仙人而实际是保存和传播传统文化的人，可以在森林中建立道院，广收门徒，传道授业。这些门徒被称为“青年修道人”，不结婚，称为修“梵行”。如果他们坚持修炼种种苦行，也可以成为仙人。这些修行者也可以在修道之后归家结婚生子，至老年再来森林道院修道，成为“林居者”，最后做“出家人”。这种文化教育方式在印度流传了几千年，至今仍没有完全消失。两大史诗就大力宣扬了这种理想生活，给后人提供传统的生存模式。在古代，这些修道仙人的生活一方面依靠自给自足，另一方面也靠统治者供养。国王需要他们的文化支持，他们也愿意为国王服务。因此，这些仙人为迎合统治者的好恶而对两大史诗进行种种修改、充实，也在情理之中。由于古代印度人普遍存在的追求“出世”的心理造就了他们淡薄名利、不重现世生活的思想，对两大史诗的成书而言，形成了历史背景模糊、作者生平不可考、产生年代缺乏可信的文字材料等不确定因素。
印度自古形成的传统的出世思想，使各种宗教信仰大行其道，印度因而被称为宗教博物馆。宗教思想浸入史诗，使之更宜于被人接受，史诗借宗教成分而得以广泛传播。两大史诗形成的过程正处于吠陀教发展为婆罗门教、进而又演化为印度教时期。当时教派林立，信仰的主神很多，每个宗教甚至教派都需要有自己系统的神话传说，都需要与自己有血缘关系或师承关系的英雄。于是在史诗由口头伶工文学发展为文人书面文学的过程中，各宗各派竭力宣扬自己的学说，互相攀比竞争，形成了后来史诗内容驳杂繁芜的局面。可见，宗教成为史诗的摇蓝，史诗成为宗教的温床，二者相得益彰，共同繁盛。
古代印度人不仅追求一种出世生活，而且重视追求理想。两大史诗是印度古代社会发展到转折时期的产物，面对动荡、变革的社会现实，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有许多新的向往与构想。相应地，在意识形态和文学艺术领域也必然会产生飞跃性巨变，因此，史诗中表现出的理想美也给人以鼓舞、激情、信心和力量。它通过广博的历史画面，反映出古代印度人民不同的价值观与美学观，在抒发不同的人生理想的同时，突出了理性的胜利。因此，印度现代文学巨匠普列姆昌德针对两大史诗中人物的崇高精神境界评价道：“罗摩无疑是人类最高的典范；而悉多则是妇女中履行神圣职责的圣洁的化身；坚战无疑是公正的典型；而老祖父毗湿摩的英勇和自我牺牲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黑天是瑜伽得道者和人类光辉品德的楷模。”“是蚁蛭仙人和广博仙人的诗歌的美使得他们这些人物在我们的心目中由人上升为神，是这两位诗人的笔的赐予，使得今天每一个印度教徒认为他们的名字是值得崇拜的。”（注：《普列姆昌德论文学》，唐仁虎、刘安武译，漓江出版社，1987年，第16页。）两大史诗所表现出的这种对生活理想的追求，不应被视为宗教，也不能肤浅地认为它是超越时空地存在于人心目中的一种信仰，抑或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的道德吁求。在两大史诗中，它不仅是古代印度人民生活品德中的一种良知，同时也是来自哲学和美学的一种思考。这种理想中所包含的人文精神的底蕴，是结合了科学和伦理学来表达的一种积极、正面、向上的宇宙观和人生态度，以及用这种睿智来指导实际人生的一种精神境界。
两大史诗都渲染了由于对女性非礼所引起的大战，以及英雄美人、王国政治、流放生涯、林中遇妖等，结局都是主人公的团圆。透过这些硝烟迷雾，可以发现史诗中洋溢着一种理性精神。它集中地表现在古代印度人称为“法”或“正法”的生活理想中。两大史诗竭力歌颂“法”或“正法”，歌颂正义战胜邪恶，正法战胜非法。当时人的心目中，现实中的“法、利、欲”和非现实中的“解脱”，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的、至福极乐的目标。因为只有极少数人在特殊的生活方式中才能达到“解脱”，所以“法、利、欲”便成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努力争取实现的理想，在三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首先要选择“法”，于是“法”在两大史诗中成为理性的代名词。
“法”又称“正法”，梵文音译“达磨”，曾在两大史诗中多次出现。约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二世纪之间成书的印度著名法律书《摩奴法典》指出：“吠陀、传承、良习、知足，被贤者宣布为义务体系的四源。”（注：《摩奴法典》，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6页。）这个“义务体系”就是“法”。它是古代印度人信奉的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永恒道德价值与人生追求。《摩诃婆罗多》中的坚战说：“我把法看得比生命本身、甚至比进天堂更重要。”他遵奉达磨、服从达摩最坚定、最彻底，所以达磨给了他名誉和力量，使他成为战无不胜的英雄。而难敌虽然臂力过人，武艺超群，但他猖狂地违反、践踏达磨，致使他成了史诗中最坏的顽凶。《罗摩衍那》中的罗摩依傍达磨、躬行达磨才完善了自己的德行，受到人民拥戴并获得王位。悉多则“依法”忠于丈夫，屡受折磨与考验，最终才成为后世传颂的贤妻良母。罗什曼那信奉“世界上好人的达磨就是：弟弟要听从哥哥的吩咐”，所以他被称为“知法的贵人”。在两大史诗中，“法”如同真理一样至高无上，遵循者能成正果，违反者没有好下场。它寄托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努力认识事物本质的美好愿望。其中虽不乏封建社会的思想意识，但以人的理性和理智判断是非，择善而从，仍不失为当时印度人民的美德标准。
两大史诗作为人类童年时代创造出来的充满神话传说内容的史诗，之所以像荷马史诗一样具有“永久的魅力”，是因为在它形成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同凡响的文化底蕴。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针对神话和史诗的产生所作的著名论断：“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因为“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这里指一切对象的东西，包括社会在内）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就能成为埃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的。（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页。）对印度两大史诗而言，作为艺术，它的产生也必须有适应其生长和生存的“土壤”和“母胎”。这其中不仅有“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先决条件，（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页。）还必须具备人文、自然、地理环境那样的“土壤”条件；最重要的条件应该是孕育、创造史诗的“母胎”，即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三者缺一不可。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针对神话和史诗的产生问题，还提出了人类童年时代“有粗野的心童和早熟的儿童”与有“正常的儿童”的区别，（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页。）正是由于这些区别才得以产生异彩纷呈的神话和史诗。与古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的比喻相对应，可以认为古代印度人是“早熟的儿童”。如果认为古希腊人以正常儿童的心态创造出充满希腊神话的荷马史诗，那么充满印度神话的两大史诗就应该被理解为是古代印度人在早熟儿童的心态中创造出来的。因为两大史诗所表现出的印度人民对理想的追求，对理性的理解，已经具有早熟儿童的特征。作者和史诗中的人物善于理性思考，对生活充满信心和理想，处理问题从人性出发，抒发感情注意把握“度”，人物在矛盾中表现得深沉、成熟，不仅遵法行事，而且守法、护法，具有一种内外和谐统一的人性美。他们在神的光环下，更注重人的自我表现，充分显示出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类童年时代的“早熟的儿童”那种冷静观察世界，少喧哗、多深沉、多思考，努力追求道德完善的精神境界。
标签：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史诗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读书论文; 摩诃婆罗多论文; 摩奴法典论文; 罗摩衍那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