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国家安全战略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安全论文,战略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世界是开放发展的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显著，但“冷战思维”仍然存在，美国更加积极地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给国家间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江泽民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和东方社会主义大国的政治家，以面向未来和开辟新世纪的战略家眼光和胆识，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洞察错综复杂的斗争风云，着眼于国家关系大局，提出了“摈弃冷战思维，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的新思想。
一、站在跨世纪国家利益发展的历史高度，立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新的国家安全观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中的最高准则。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我们都关心自己的国家，“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1]（P330 ）而国家安全则是国家利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个主权国家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要求和保证。没有国家安全，就无国家利益可言。由于我国特定的历史环境，我国国家利益主要表现为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发展的不可侵犯性；对本国资源的充分利用，发展社会经济，提高生产力；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同世界各国加强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关系，扩大对外交往与合作。由此决定了我国传统国家安全观的特定内涵：国家的生存权可能受到外敌入侵的威胁；威胁的主要载体是领土、主权和资源；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部分是军事力量，军队的稳定与强大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决定性因素。传统国家安全观是我国百年沧桑的近代史的现实反映，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
随着冷战结束，多极化世界格局日渐形成，全球经济一体化显著发展，国际关系中经济科技因素日益突出，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形势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在这种形势下，江泽民创造性地继承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阐明了我国关于维护整个世界安全的基本主张：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别国无权干涉；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霸权，推行强权政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或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应通过对话协商，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多边、双边协调合作，逐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和问题；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加强和扩大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反对经济交往中的不平等现象和各种歧视性政策，反对动辄对别国进行所谓经济制裁。江泽民新国家安全战略观旨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以经济安全为核心，协调、兼顾政治、军事、文化等多种安全利益，运用综合手段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创造安全可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赋予了国家安全新的内涵。
二、站在世界战略的高度，在世界普遍安全的战略格局中谋划国家安全
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呈现出国家安全因素多样化、安全利益多元化、安全关系多边化、安全问题国际化的趋势。世界的普遍安全已成为各国安全的基石和保证。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安全去谋求自己的国家安全。江泽民指出：“中国是国际大家庭的一员。中国离不开世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需要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世界也需要中国。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需要中国的稳定和繁荣。”[2] 这深刻揭示了我国的国家安全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制约关系。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与推动世界普遍安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世界普遍安全的战略格局是我国国家安全的外部国际环境，没有世界安全，也就没有我国的繁荣与稳定。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江泽民不仅着眼于中国，也着眼于世界；不仅着眼于当前，更着眼于未来。他敏锐洞察到，世界多极化战略态势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纵横捭阖、发挥独特作用提供了有利的历史机遇和巨大的活动空间，应当积极发展中国同世界各大国之间的建设性关系来推动多极化进程，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分量，创造有利的战略态势，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江泽民指出，冷战虽已结束，但“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3] 必须摈弃“冷战思维”，必须尊重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国家间的分歧应当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通过“协商对话、加深了解、增进信任、扩大共识”去缩小，反对利用分歧制造麻烦，主张不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来进行“世界权力的再分配”，不以“冷战思维”处理国际问题，在世界普遍安全的战略格局中谋划中国的国家安全。
三、全方位、多领域维护国家安全，赋予国家安全新的内涵
当今世界，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全方位的综合实力观取代了传统的以军事或政治作为支柱的实力观。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不再仅仅以军事或政治安全作为依托，而更多的是以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环境、资源等综合安全为保证。江泽民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高度、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广度和经济科技因素上升的深度上考虑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他指出，“无硝烟、不流血、看不见”的战争越来越成为新时期国家安全的主要危险，非军事力量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作用日益突出，国家安全越来越具有综合化的特征。
江泽民新国家安全战略观是一个融各种国家安全因素为一体的科学体系。它包括政治安全观、科技安全观、军事安全观等一系列广泛的和互相联系的内容。在政治安全上，江泽民指出，国家的主权和统一不容他国侵犯，国家的内政不容他国干涉，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在涉及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我们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在经济安全上，江泽民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应建立在平等合作、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决不允许以经济和贸易制裁对他国实施报复，更不允许以其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主张“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应遵循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开展贸易和经济合作，废除国际经济生活中存在的贸易歧视和贸易限制，以利共同发展、共同繁荣。”[4]在科技安全上，江泽民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把科学技术进步作为国家安全的支撑点。他主张科技成果应首先用于维护人类的安全，促进人类的繁荣与发展。在军事安全上，江泽民强调，军事力量是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支柱，强大的国防是国家安全的必要保证；应加强我军质量建设，改革现有军事体制、编制，实施科技强军战略，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巩固国防并不等于加强军备竞赛，更不等于扩大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同盟。各国应当在军事领域开展必要的合作，增加信任，维护共同安全。此外，江泽民还就环境、文化、社会、资源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新的安全思想。他指出：“生态环境恶化、贫困失业、人口膨胀、疾病流行、毒品泛滥、国际犯罪猖獗，以及妇女儿童权益得不到保障等等，都是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2 ]这些问题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因此，在环境、社会、资源、文化等领域加大治理力度，加强各国在这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要求和基本保证。
四、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把经济安全提高到关系国家总体安全的战略地位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经济科技因素明显上升，“经济优先，发展至上”已成为世界各国制定内外战略决策的基本原则。江泽民指出：“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这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乎各国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的因素。”[5] 世界各国的竞争突出地表现为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发展经济居各国战略目标的首要位置。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没有经济安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决定着国防潜力的大小。经济实力决定着国家的安全和国际地位。
江泽民把经济安全提高到关系国家总体安全的战略地位，把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反复强调要把国家安全建立在经济安全的基础上。他说：“经济是基础，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结底要靠经济的发展。”[6]经济发展了，综合国力增强了， 国家安全就有了坚实的保障。因此，一方面要使国内经济在金融危机、失业、生态灾难、通货膨胀、大规模的贫困、商品不安全、外来人口冲击等方面保持稳定、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又要在国际经济上保持国内经济所依赖的国外资源和市场的相对稳定和持续，以免受国际游资的冲击和打击。他要求把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作为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工作来抓：“金融体系的正常安全运行，对经济全局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7]金融不安全，势必会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危及国家安全。为了更好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江泽民强调，国家的经济安全应与对外开放有机结合起来。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置身于世界经济之外，在开放的世界里，谁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去发展自己的经济。我国要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中，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来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和化解各种金融风险的能力，切实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
五、着眼于跨世纪的挑战和机遇，运用综合手段捍卫国家安全
我国国家安全既面临着难得的大好机遇，也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有损我国国家安全的领域既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科技的，也有文化的、环境的、人口的和资源的因素；既有国际上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也有不少国内自身的矛盾和困难。我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问题之广泛、形势之复杂、任务之艰巨，都是前所未有的。过去那种仅仅通过军事实力或采用某一种手段维护国家安全的做法已不能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江泽民指出，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变化，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要随之变化。江泽民在应对处理各种复杂的国际国内问题时，娴熟运用各种措施、手段，坚持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表现出高超的驾驭艺术和非凡的政治谋略。
通过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运用经济手段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安全问题，是江泽民探索维护跨世纪国家安全新途径的一大特色。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的时代，江泽民强调要把经济工作做好。一方面下大力抓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在经济领域的“增效器”作用，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经济的跨跃式发展，练好“内功”，增强依托高效的经济发展解决国内自身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国际交往中，江泽民以积极的经济贸易来促进国家间政治、军事、环境、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江泽民运用经济和政治两手共同发展、相互促进、互不干扰的策略，把争议暂时搁置起来，以积极的经贸活动促进双边对话与接触，最终获得双边主要问题的解决。
灵活的外交策略艺术是江泽民实现国家安全的有效手段。江泽民根据新的国际关系提出了“以两手对两手”的外交斗争方针，以接触对接触，以斗争对遏制。同时又开创了外交史上以信任取代猜疑，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协商取代冲突，以互谅互让取代争夺，以人类共同安全取代集团安全的新型“合作安全”模式。他首先着眼于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与亚太周边国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解决了许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在多极世界格局中，中美、中俄、中日关系是中国外交和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带全局性的重大课题。江泽民在把握和推动中俄、中美、中日关系上表现出了谋划全局的战略眼光和卓越才智。当西方大国在战略上挤压俄罗斯、在外交上贬低俄罗斯、在经济上羞辱俄罗斯时，江泽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给予俄罗斯人民真诚的理解和支持。他指出：“俄罗斯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世界上应该享有自己的地位和尊严。”[8] 由于中国正确的对俄政策和中俄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两国建立和发展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与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关系是对抗还是合作，成为制约两国国家安全及世界安全战略的重要因素。为此，江泽民提出了处理中美关系十六字原则：“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他紧紧抓住中美关系中最核心的台湾问题，与美国既对话又斗争，既合作又保持自己坚定的原则立场。一方面加紧发展中美之间的经贸、科技、文化方面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又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人权等存在分歧的领域，特别是台湾问题上，坚持斗争与磋商相结合的原则，以斗争捍卫国家安全。江泽民针对“台独”或“独台”势力和任何想插手台湾问题的外来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出我国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统一上的强大决心和坚定原则。在人权问题上，江泽民主张双方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扩大共识、加强交流的精神，通过政府和非政府级别的对话来讨论这一问题，而不应该利用人权分歧制造麻烦，搞对抗。由于江泽民牢牢把握了中美关系的正确航向，使中美关系平稳渡过了危机，在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道路上不断迈进。中日关系是中国外交和国家战略的又一个重要方面。由于中日之间特殊的历史原因，江泽民既坚持发展同日本的睦邻友好关系，加强双边经贸合作，同时又时刻警惕日本国内政治“右倾”的态势。1998年11月28日江泽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的《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演讲中，鲜明提出：要百倍珍惜和维护中日两国人民历尽艰辛共同建立起来的睦邻友好关系；要正视中日关系史上出现的那段不幸经历，从中真正吸取历史教训；要随着时代的前进推动中日两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随着中俄、中美、中日关系的调整与改善，极大地推进了世界多极化进程，缓解了大国力量失衡状态，增强了我国战略地位，拓展了我国战略发展空间，为跨世纪国家安全奠定了牢固的战略格局基础。
江泽民对新时期军事力量的地位作用进行了深入思索。一方面要求军队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另一方面又强调国防现代化是我国国家安全与经济建设的基本保证。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必须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增强国防实力。江泽民提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依托的思路。他要求军队要“充分利用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和国内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大力推进我军的质量建设”，[6] 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依靠科技强军，实现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把我军建设成为捍卫国家安全的坚强柱石和钢铁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