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大潮中的浙江人口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潮论文,浙江论文,市场经济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浙江人口移动现状
1.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口迁移活动趋于稳定
按人口活动的一般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迁移活动将日益活跃，而浙江省出现相反的运动趋势：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人口迁移相对稳定。
1956年，浙江全省平均人口2414.69万人，迁移人口（包括迁入和迁出）1742875人，总迁移率（迁入和迁出人口之和与年平均人口之比）为72.2%。1990年全省年平均人口为4221.89万人，迁移人口为116.82万人，总迁移率为27.7%。1990年与1956年相比，全省总人口增加74.84%，总迁移率则减少了34.5个千分点。
所以产生以上差别的根本原因是政治性迁移的大幅度下降；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浙江经济的超高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大量劳动力在本地就可得到合理的配置，加之经济发展带来的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成为浙江省外出人口的强大回归力，外省、市劳动力短缺岗位的较高收入虽吸纳了大量的浙江劳动者，但这些外出劳动者不愿放弃浙江户籍，故乡的较高生活质量吸引着他们准备随时返回。
2.随着市场经济发育浙江人口流动日趋活跃
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1990年7月1日，浙江省共有离开户籍地县、市一年以上流动人口214.50万人，为1990年迁移人口总数116.82万人的1.84倍。至于离开户籍地县、市不到一年的流动人口，据第四次人口普查前调查摸底数据推算，浙江全省约有70余万人。据第四次人口普查前的户口整顿资料，1990年初，浙江省县、市内，乡、镇、街道之间人户分离人口（即有户口而无人居住和暂住而不带户口的人）有130多万，如果以上三类流动人口合计，总数大概为同期迁移人口的3.55倍，占1990年全省平均人口的9.8%，规模惊人。
3.经济性移动成为人口流动的首要原因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中，浙江省人口迁移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原因，尤其是婚姻上的原因，经济动因作用较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大转换，经济因素对人口迁移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在流动人口上表现得更加明显。据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1989年4月30日对进入杭州市区、并暂住三天以上的人口调查，经济性流动人口（包括当合同工、临时工、建筑工、运输工，经商，办服务业，供销出差等）占被调查人口总数的75.68%，而过去探亲访友、治病、寄养等非经济性流动约占70%以上；据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加项调查，浙江省外出人口带有明显的经济性，从事经济活动的外出人口为96.3%万人，占外出人口总数142.23万人的54.67%。
大量外出经济性流动人口的主要行业流向：一是工业，二是建筑业，三是第三产业。
4.人口移动呈现明显的区域性
据第四次人口普查，浙江省迁移流入人口中，与浙江接壤的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福建5省、市合计，占省外迁入人口总数的47.06%。另外，区域性经济因素作用也同样会导致人口流动的区域性。1990年浙江省外出人口分布于29个省、市、自治区，其中人均国民收入较高的北京、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福建、山东、广东、新疆等9个省、市、自治区就占了总数的51.24%，人数达39.84万。省内各县、市间的外出人口流向也具有很强的区域性，这种区域性主要表现为从农村流向城镇。
二、人口移动的经济后果分析
1.人口移动成为浙江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
浙江省外出人口的84.95%为农村人口，这是一种十分正常而健康的现象。浙江历来人多地少，2585万亩耕地容纳着1299万农业劳动力，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的耕地仅1.99亩，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以移动的方式与外县、市、省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不失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捷径，同时也是贫困地区农村发展经济的捷径。
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也同样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发展。整个浙江，特别是浙江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但城镇的部分行业和岗位，及部分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地区却产生了劳动力短缺问题，影响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此，从外地引入的劳动力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2.人口移动促使流入地劳动力结构的优化
以浙江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城镇来讲，从劳动力的年龄构成看，老化现象日趋严重，一些需要较大体力消耗的行业和岗位，劳动力短缺现象更为严重，极需落后地区的年轻劳动力来填补，年轻型的流动人口正好符合了这种客观需要。从劳动力的就业结构看，浙江多数城镇的第三产业在业人口比重均偏低，而相当部分的第三产业部门所需投入资金少，对劳动力的容纳量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很高，很适合外来劳动力的进入，再加上浙江广大农村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有经商的传统，如温州各县、绍兴、东阳、义乌、永康、温岭、天台等县、市的农民凭藉祖传的一技之长，师传徒学、沾亲带故、乡亲乡邻成群结队外出经商或从事服务业，从而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从事第三产业。从有关资料看，浙江省外出经济活动人口中从事第三产业的比重高达40.78%，比从事第二产业的比重仅低2个百分点，足见第三产业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之大。
对发达地区农村讲，大量外来人口除了能弥补第二产业中劳动力的不足，还能弥补第一产业中劳动力的不足。发达地区农村由于大量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出现了老年化、女性化和短缺现象，影响了这些地区的农业发展。落后地区的劳动力进入正好满足了这些地区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比如，地处宁波近郊的庙堰村，从天台、三门、宁海等县引入务农劳动力，承包了全村1/3的耕地。
对落后地区农村讲，剩余劳动力的输出，减轻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压力，缓解了这些地区的就业矛盾，加速调整这些地区在业人口的就业构成，这不仅表现在象义乌这样“市场人口”现象显著的地方，更表现在一些落后地区农村。以位于浙江中部的贫困县——磐安县为例，该县人均耕地仅0.53亩，农村劳动力剩余率估计为一半左右，尽管人口及劳动力快速增长，乡镇企业发展迟缓，给该县劳动就业结构的调整带来很大的困难，但人口移动使该县在劳动力就业结构调整上得益匪浅，其就业结构调整竟跃入“双向飞跃型”的现代模式。
3.人口移动是浙江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推动力
人口移动的最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较高的物质利益获得率，一般讲多数移动人口能达到这一目的，结果是促成了浙江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以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的龙港镇为例，大批外来暂住人口进入后，收入水平大有提高，他们进入龙港前一年每月平均收入仅180.4元，而1991年1月至11月平均收入提高到437.3元，提高了142.2%。
人口移动一般总是从人口经济压力高的地区流向人口经济压力低的地区（人口经济压力是指某地区所承受的人口物质消费和劳务消费的重负），因为人口经济压力低的地区更容易就业，更容易获得较高的收入。与此同时，人口经济压力较高的地区，由于人口流出，人口经济压力减轻。表现在流动人口的主要发源地——剩余劳动力众多的农村，由于当地劳动力流出，人口剩余程度下降，每个劳动力负担的耕地增加，推动了一定程度的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促成未流动人口的收入增加。我们分析了外出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的27个县市（多数为经济落后和较落后县市），发现其人均储蓄年末余额1990年比1985年的增长，一般都比其他条件相近的县、市为高。其中有60%的县市高于全省同期的平均增长水平，有20%多的县市接近全省的增长率，这就是很好的证明。
4.人口移动，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
人口移动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现象，而它又往往带动了物力、财力的流动，使市场经济的发育产生一种加速度。比如，浙江省到山西省的外出人口多达3.99万人，占浙江省出省人口的5.13%，这些外出人口的绝大多数从事原材料、燃料的购销，把大量煤炭运回浙江，形成了一个规模颇大的煤炭市场，在相当大程度上缓解了浙江的能源短缺问题。同样，大量流动人口也把浙江几大市场的商品带到了全国各地。大量的流动人口还带动了资金的大流动，这不仅如前所述，他们把大量资金从流入地汇回流出地，而且也存在着把大量资金从流出地转向流入地的情况，比如义乌的“小商品世界”建设资金3000万元，而外来农民投入的就达2750万元；该市朝阳门商业街建设资金1752万元，外来农民投资1052万元；近几年的公路改造，外来农民的投资每年都达1000万元以上。再如“中国农民城”——龙港镇建设投入资金4.5亿元，其中的98%以上的投资来自于外来农民。
不可否认，人口移动也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主要有：
其一，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某些流出地农村的经济发展；
其二，使某些城镇的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人民的正常生活；
其三，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劳动力浪费。
三、浙江人口移动社会后果的分析
1.人口移动推动了浙江人口城镇化的进程
人口移动主流是从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从农村到城镇，人口移动的力度越大，移动区域内的城镇化进程也就愈迅速。1982年以来，是浙江人口大流动的年代，也是浙江人口城镇化起飞的时代。1990年，浙江省城镇人口达到1291.8万人，比1982年增加292.1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也由1982年25.7%上升到1990年的31.2%，其比率每年递增率达2.45%。而1982年与1958年相比，其比率每年递增率仅0.83%。1990年浙江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在全国排列第10位，而在1984年时浙江城镇人口比重在全国的位次仅居第21位。
2.人口移动促成人们观念的迅速更新
人的观念与人口移动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人口移动伴生了各种观念的撞击、融合、转换，一些陈旧的传统观念迅速消退，一些新的现代的观念迅速成长。以人们的生育观为例。流动人口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意识在流动人口中影响日渐扩大，从而对人们的生育观产生深远影响。具体表现在：⒈市场经济的竞争观念要求以人口素质取胜，不靠人口数量竞争。较低素质的人口在流动中很容易归于失败而被迫返回原籍地，流动人口进行经济竞争的实质是人口素质的竞争，所以，他们比非流动人口更为深刻地感受到对子女智力投资的重要性，从而使他们在生育上从注重于人口数量，多生孩子转向注重人口素质，优生、优育、优教。⒉流动人口的生活节奏完全不同于以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方式，他们深感“时间就是生命”，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要用于从事快节奏的生产经营、获取信息、开展公关活动，既没有太多精力，也没有太多时间化费在养儿育女上。子女培养与生产经营的矛盾会逐渐降低子女的价值。⒊在人口移动中，人们对人的社会价值日益重视，“竞争、创造、进取”的要求越来越深入人心，取代了“老婆孩子热坑头”和“子孙满堂”的追求。⒋受收益差异的吸引，人口流动的方向主要由低收入地区至高收入地区、农村至城镇，这些流动人口受高收入地区和城镇人口生育观的影响，会较快地改变自己的生育观。
3.人口移动加强了地区间、民族间的交融，扩大通婚范围，提高了人口素质
长期来，我国农村人口的通婚圈很小，近距离的婚配降低了人口素质。流动人口的大量出现，可以有效地扩大通婚半径，甚至可以促使地区间、民族间的交融，加速人种基因的交流。
4.人口移动加速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
人口移动的大潮是商品经济发展推动下出现的，同时它又促进了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人民收入的提高。
很多国家调查资料表明，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50美元以上时，人口生育水平开始下降；我国一些地方的调查同样表明，人均收入达到1400元时，生育率会下降。以外来女性人口从经济落后省份进入浙江为例，外来女性人口流出集中地区的妇女总和生育率绝大多数均在2.5以上，而她们进入浙江后，生育率均大幅度下降，经调查测算其总体总和生育率绝对不会超过2.0。可见，人口移动引起的经济加速发展，可以使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及早转变为现代社会的再生产类型。
当然人口移动对浙江社会发展也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为：
其一，由于流动性强，增加了社会治安工作的难度；
其二，由于管理工作跟不上，非计划生育形成了对人口数量控制的冲击；
其三，由于非婚同居、重婚、骗婚等的出现，产生了一些婚姻家庭问题；
其四，由于女性的流出，进一步加剧一些流出地的性比例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