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分流：当前农民工就业的必然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2；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9）09－0098－08
引言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部分企业带来了巨大冲击，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出口加工型企业遭受重创，尤其很多电子、建筑、服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纷纷裁员、破产甚至倒闭，使得主要在这些行业就业的农民工成为最先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群体之一。统计显示，目前在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占全部从业人员的58％，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68％，在建筑业中接近80％；在第三产业的批发、零售、餐饮业中，农民工占到52％以上。在这次金融风暴中，许多农民工被迫提前返乡。根据农业部调查，大约有15.3％的农民工现在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①。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分割，农民工很少能够享受城市居民的相关权益和权利。对于农民工而言，一旦城市就业出现困难，他们就被迫回到农村，等到有就业机会时再进城打工，这种“亦工亦农”、“外出—回流—再外出—再回流”的生活和工作轨迹已经成为中国特有的流动现象，这与国外很多国家农村劳动力“外出—留城”的流动模式有所不同。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产生代际分化。以1980年为界，那些在上世纪60、70年代出生并于80、90年代离开家乡外出务工、现在已届人中年的人称为第一代农民工，以及那些出生在1980年之后、随后于90年代中后期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现在仍很年轻的一代称为新生代农民工②。第一代农民工关注的是地域和职业上的水平移动，他们实现的是农民市民化的第一步——“农民非农化”。而且第一代群体的留城意愿较低，他们倾向于回流到农村。相对于第一代而言，第二代农民工拥有较强的留城意愿。因此，两代农民工就业存在着代际差异。但在金融危机下，面对城市日益减少的就业机会，两代农民工同样因为文化程度低和技能不高，无一幸免地遭受裁员和失业的风险，农民工就业的代际转移现象凸显，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梦被严峻的就业形势所打破。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部分农民工选择回镇不回村，即回到家乡所在的城镇，而不回到乡村。由此可见，农民工就业的代际差异和代际转移现象同时存在。
基于农民工就业的代际差异和代际转移现象，当前我们必须建立健全农民工就业的代际分流机制，全面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拓宽农民工的就业出路。所谓农民工就业的代际分流机制，就是在农民工就业的代际差异和代际转移基础上，针对不同农民工的特点，构建的农民工回流、截流和畅流机制。
一、当前农民工就业的代际差异
当前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造成了较大影响，据有关部门统计，失业返乡的农民工数量占农民工总数的6％－15％，约为1560万－3900万人。据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全国7亿农村户籍人口中，3亿人有过非农就业经历，其中近0.8亿人回到乡村重新务农③，据估计，全国外出农民工中有520万回乡创业。然而，由于两代农民工存在诸多差异，他们在金融危机下做出了不同的就业抉择。很多第一代农民工决定回乡务农或者返乡创业，而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则选择留在城市寻找机会继续务工，毫无回乡意愿。换言之，两代农民工对于城市有着不同心理预期和诉求，农民工就业存在着一定的代际差异。代际差异指的是两代人因为生理、心理、角色和社会地位以及社会经历的不同，在行为和认识上产生差异，不同代的人各自具有以自身群体为中心的价值观，他们对社会现象会有不同的看法。区别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低龄化”（平均年龄在16－25岁之间），而“低龄化”又赋予新生代农民工以时代的特征：在家乡生活时间短，以高中及中专毕业者居多，务农经历少，重自我，少束缚，爱冒险，乐于接受新事物，适应新环境，更愿意彻底融入城市。这些“不愿意回乡”的农民工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利益诉求等各个方面都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极大的差异④。金融危机爆发后，两代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凸显了他们不同的就业打算，他们的人生经历影响着其最后归宿，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以挣钱为主，但新生代农民工以自我发展为主，前者以农村为归宿，而后者以城市为目标。
（一）第一代农民工的“叶落归根”与“回流”驱动
第一代农民工成长于计划经济时代，他们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进入城市务工经商，随后演变成规模庞大的“民工潮”。第一代农民工目前已进入不惑之年，外出动机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进城打工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他们属于“亦工亦农”的一代，由于早年参与过农业生产，他们对农村生活比较认同，以农村人为参照群体，当遭受金融危机带来的失业风险时，他们具有较好的心理承受能力。面临失业以及失业带来的生活困境时，回乡成为他们的一种选择。在东莞打工的李某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典型代表：
李某于上世纪90年代外出打工，曾在一家电器厂做仓管，工作很辛苦。如今打工十几年，家里房子盖起来了，当金融危机来时，他所在的电器厂开始裁员，像他四十多岁，没有技术，辞掉以后就回家了。辞职时买了工厂的电器打算回家卖这批电器。他说，年纪大一些的农民工，尤其是带孩子的，会考虑到孩子在城市的读书、生活成本，如果工厂的效益不好，负担不起，会在家乡找事做，实在不行就回家务农⑤。
类似李某的第一代农民工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兼业农民，经历了集体化时代物品短缺的感受，参与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对土地产生了依恋，正是有了土地的保障，将来他们不能再打工时就可以回到农村。农民的惯习在他们身上有着深刻的印痕。布迪厄认为惯习（habitus）就是一种心智或认知结构，借助这些结构人们可以处理社会世界⑥，一定时间内的惯习是人们在集体历史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正如英格尔斯所言，一个人的早期社会经历可能是他的现代性中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他们更相信童年时期的影响会有持久的效果，成年后的生活经验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改变它们⑦。第一代农民工由于长期积淀的农村生活记忆，即使到了城市后他们有机会广泛地同城市文明的现代因子接触，但多年积淀的农民习性在城市社会难以改变和更新，与此同时他们背负着家庭的负担和责任，所以第一代农民工的“根”仍扎在农村，其最终归宿也是农村。在金融危机造成第一代农民工收入减少、失去工作时，他们可以选择回乡创业或务农：
30多岁的周英属于三湖镇的第一代农民工，对于外出打工，她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动心。去年在佛山一家玩具厂工作，上半年工资还可以，最高一个月能拿到1800元，不过下半年就不行，每个月工资不足800块，后来厂垮掉了，她一时半刻找不到工作，就提前回来了。“工作不好找，在外面生活又苦，先在家待着，过一段时间再看。”周英说，家里也有很多事情要忙，她出去找工作也没有年龄优势，除非有很好的机会，不然就不再出去⑧。
可见，全球金融危机给农民工就业以重创，周某正是由于金融危机的缘故丢掉了工作。当她失去工作在城市无生活来源时，在推力和拉力的综合作用下，选择回乡生活。这说明，第一代农民工不但在农村拉力下主动选择回乡，而且在城市的推力下被迫返乡，拉力体现在其对于乡土社会和农业生产具有浓厚的情结，推力表现为第一代农民工很难靠打工年限的增长来实现职业身份的转变和社会地位的上升，相反，随着年龄的增长、体能的下降，他们逐渐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外，此外，他们自身文化程度低、技能有限、年龄偏大，很难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金融危机爆发后，农民工主要就业行业遭受重创，且危机后劳动力供过于求、岗位竞争更加激烈，很多农民工由于在城市没有找到工作，迫于城市生计的压力，主动选择回到家乡：
“在家种地不赚钱，所以出来打工，由于自己文化太少，只能出苦力挣点汗水钱。学技术学不会，做生意没本钱。对于在南京的打算，没有想过在城市安家立业，在南京打工呆一天算一天吧，打工以后回家造房子，将来不打工的时候回家种田，养家糊口。总之我不会放弃农村土地的”。（甘肃人，40岁，小学文化，建筑工）
以上是笔者对南京建筑业打工的一位农民工的访谈，表明在金融危机形势下，仍有部分第一代农民工依旧选择外出，尤其是内地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在农村增收有限情况下，农民认为在家务农一年收入好则两三千元，差则三五百元，甚至亏空。而在城市打工几乎一个月就能挣到1000元，因而在创业受阻、务农收益低下，外出打工既是谋生的手段，也是较好的选择。总之，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最终会返回农村，在农村寻找自己的出路，即所谓的“叶落归根”。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落地生根”与“畅流”愿望
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于改革开放后，务农经验较少，对村庄和土地的情感趋于淡漠，所以他们对农村社会的认同感不强，属于“宜工不宜农”的一代。由于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他们不断接触城市文明的因子，逐步调节和形塑生活习性，适应城市社会的现代生活，换言之，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具备了城市性。沃斯（Louis Wirth）认为，城市性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具有其有别于乡村的一整套社会与文化特质⑨。其实，城市性就是一种与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相匹配的文化适应方式。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动因、生活方式、人生规划与心理预期等方面，已经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属于走出学校就进入城市的一代人，过早地接触了城市文明，在生理和心理都还未成熟之际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这种环境促使他们以市民为参照群体，模仿城市的生活方式，学习城市社会的规范，从内心逐步接纳城市价值观念，以城市为最终归宿。尽管金融危机造成就业难的局面，但是新生代农民工不会轻易放弃在城市找工作的打算：
四川李某，虽然在农村长大，却毫无乡土味，在乡下上完初中，读完中专就在广州打工。在厂里做技术活：质检员。在外打工四年，李的生活已经“城市化”，他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如上网、逛街和朋友出去玩，他认为农村生活很单调、无聊。即使在金融危机下，城市比较难找工作，他也不愿意回到农村。
李某属于典型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他来说，回家乡意味着过单调无聊的生活，不能享受城市现代化的休闲娱乐设施，这表明长期在城市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已经城市化了。当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陷入失业困境时，他们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选择回归农村，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外地过着流动的生活。在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看来，家乡虽好，但不吸引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家乡的感情随着在外时间的增长而逐渐淡漠⑩。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就是把“根”从农村拔出来了，生活方式趋于“城市化”，情感认同偏向城市，价值取向背离“乡土”(11)：
28岁的朱某两个月前辞工到东莞的多宝针织服装有限公司工作，一心想留在城市里生活的她自信地说，“目前，我的朋友圈里如果自己愿意，还没有找不到工作的，相信只要有技术就可以长久地留在城市，将来在这里安个家。”(12)
朱某因为拥有一技之长，加之年龄的优势，所以她对城市有着更高的预期，其外出动因已经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那种挣钱养家的人生诉求，她渴望长久地在城市工作生活，并能够安家立业。也就是说类似朱某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目的已经多元化。新生代农民工外出的主要动机在于提高自身素质、开阔眼界、定居城市、享受城市文明、满足经济需求等，他们年轻力壮，文化水平比老一代有所提高，并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公平和公民权利观念，他们注重职业培训，有自己做老板的打算，在城市打工主要提升人力资本。从外出动因看，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有着较高的预期和诉求。新生代农民工处在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过程中，“农民”只是贴在其身上的标签。较之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职业追求、劳动技能等方面具有优势，加之他们重视非农就业的职业性，因而他们渴望在城市长期生活。他们在城市的经历、所接触的城市文明使其具备了一定的现代性，他们渴望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有安家立业的打算。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两代农民工做出不同的就业抉择，很多第一代农民工打算返回农村，而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素质有所提高，但是仍难摆脱农民工职业身份与社会地位相悖的状况。两代农民工就业的代际差异如图1所示：
图1 两代农民工就业的代际差异
二、当前农民工就业的代际转移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居住环境以及就业质量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他们渴望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成为“城市人”，农民工就业的代际差异显现，但现实情况不容乐观，他们仍很难摆脱农民工群体的命运轨迹。全球金融危机后，新生代农民工同样沦为城市的失业群体，由于缺乏相应的城市社会保障，他们处于社会弱势地位，极易沦为城市的贫困阶层，即农民工的身份和边缘地位正进行着代际转移。所谓代际转移就是指农民工、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等在内的贫弱群体目前有定型化趋势，并且代际传播态势明显增强，低教育、低素质也似乎在进行着“世袭”，发展性贫困问题在农民工中变得严重(13)。
（一）两代农民工是徘徊城乡的边缘群体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体制以户籍形式固定下来，农民工的“农民”身份难以改变。长期以来，农民工徘徊在城乡两头，“农民工”这一称谓体现了其矛盾性，“农民”是户籍身份，而“工”是职业属性。目前城市对农民工采取“经济吸纳”和“社会拒入”的双重态度，一方面城市经济发展需要这些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另一方面，城市社会又拒绝他们，使得他们难以融入城市，仅仅充当城市的“匆匆过客”，所以很多农民工只能徘徊在城乡之间，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民工群体中分化出来并逐渐成为主体力量，虽然他们渴望留在城市“落地生根”，但很难实现户籍—职业—身份的突破。由于城乡二元分割就业市场的限制以及国家实行封闭、排斥性的社会政策，导致缺乏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工作经验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很难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只能从事些脏、差、累、险的工作，不但收入低廉，而且极不稳定。对比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吃苦、工作挑剔、追求生活享受，非理性的消费使得很多人成为“月光族”，生活陷入贫困状态，导致他们也生活在城市边缘地带、成为城市底层群体。新生代农民工不愿返回农村，但又难以留在城市，他们的“根”漂浮不定，正处在一个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尴尬状态。总之，两代农民工都很难融入城市社会，只能成为徘徊城乡的“两栖人”，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失业潮更凸显了农民工的就业难题。
（二）金融危机凸显农民工就业的代际转移
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的出口加工型企业带来了巨大冲击，而主要在这些企业就业的是农民工，因而两代农民工无一幸免地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在进入城市之后，由于缺乏经营资本和社会资源，绝大多数的80后农民工依然缺乏融入城市的社会基础，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也会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悄无声息地成为底层社会的一部分。底层社会的含义不仅仅是经济的，同时也是社会的。农民工就是一个典型的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一个底层群体(14)。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一样都处于城市中的底层阶级，很难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两代农民工都面临着失业风险，农民工就业存在着代际转移现象。正如孙立平所言，对于一个在农村只完成了初中或小学教育的人来说，进入城市完全是进入另一种社会和文化氛围，甚至是进入另一个时代。这另一种社会、文化甚至文明所需要的技能、知识甚至修养，是他们基本不具备的(15)。与第一代农民工一样，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文化程度较低、受到职业教育有限、劳动技能不高，主要在城市的非正规就业市场找工作，致使两代农民工基本权益难以维护、工资收入不高、工作时间长，且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带，很难建构城市交往圈以及提升城市生活质量。目前，两代农民工就业领域和就业途径仍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仍主要集中在建筑、工业和餐饮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较差的职业性质决定了他们难以获得较好的经济收入和身份地位；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依靠互联网寻找工作的比例较第一代增多，但是仍以依靠血缘、地缘关系网络为主，这与第一代农民工就业途径相比也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农民工就业的代际转移凸显。如图2所示。
总之，当前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企业不得不减薪和裁员，给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带来了困难，向上流动的空间受阻，农民的贫穷和弱势地位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正进行着代际转移。李培林认为，在现实中，“社会复制机制”和“社会更替机制”是同时并存的，只不过前者侧重于描述“存在的”社会分层结构的延续性，而后者侧重于“生成的”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异性(16)。在“存在的”社会分层结构体系中，强调社会身份、财富、家庭出身等先赋性因素的世袭性。而“生成的”社会分层结构更侧重于个人努力、能力、技术水平、机会选择的自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贡献。从社会分层结构生成性和延续性来看，农民工就业的代际差异与代际转移同时并存。由于农民工群体的底层性，加之受金融危机等外界因素的影响，部分农民工职业提升空间有限，实现定居大城市的打算有一定困难，因而通过建构吸纳农民工到家乡城镇的截流机制，能有效分流农民工就业压力，解决这部分农民工的就业出路。
图2 两代农民工就业的代际转移
三、促进农民工就业的代际分流机制探析
针对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农民工就业的严峻形势，党和政府从战略的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并且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办法拓展农民工的就业出路。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出现代际分化，他们有着不同的就业抉择，但又由于代际转移的凸显，所以农民工就业状况存在一定差异，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世袭”。基于此，通过构建代际分流的三种机制（即回流、截流、畅流机制）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意义重大。
我们试图结合帕森斯的AGIL功能分析模式来建构农民工就业的分流机制。帕森斯认为，某些社会制度或社会结构通过满足社会的需求和解决不断重复出现的社会问题从而使社会制度或社会结构保持平衡。每一个系统都要满足四种功能，即适应（adaptation）、达鹄（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和维模（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其中，“适应”功能主要指社会系统由其外部环境获得足够的资源或能力，以及这些资源或能力在该系统中的分配；“达鹄”主要指社会系统必须有能力确立其目标，并调动系统内部的资源和能源以实现系统目标；“整合”主要指为了保证正常运行，社会系统需要对系统内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调整和控制，以防止相互冲突的局面出现。“维模”具有双重功能：一是确保行动者在系统中积极地扮演他们的角色或维持系统的价值体系；二是为内部紧张关系的管理提供运作机制(17)。根据该模型，农民工就业的代际分流机制主要有社会化和社会控制的功效，且具有促进农村和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乡和谐以及文化融合（AGIL）的四种功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根据AGIL分析框架，每个系统都可以相应地划分为四个子系统（本身是独立系统），因而也面临着同样四项必须满足的功能要求，AGIL可以作为适用于各个层次行动系统的功能分析框架(18)。作为代际分流机制的子系统：回流机制、截流机制和畅流机制也同样能实现AGIL四种功能。如图3所示。
图3 农民工就业的代际分流机制的AGIL分析图
（一）创造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回流机制
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第一代农民工选择回乡创业。由于他们长期吸收城市文明，积累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通过积极地创造第一代农民工的回流机制，鼓励他们回乡进行非农创业或从事规模、特色农业生产，不仅能补充农村地区的劳动力，而且可以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由于他们的“根”扎在农村，对于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参与意识，第一代农民工回乡后不会产生太大的心理落差，容易适应农村生活，这有利于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此外，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经历，使得他们可以将城市现代文明的因子传播到农村地区，促进农村现代化建设，推动城乡文化融合，促进城乡和谐发展。随着发达地区商务成本的提高和农民工归属感的增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会出现大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高潮期(19)，因此，我国政府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逐步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支持和服务力度，吸引更多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积极发挥他们在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作用和主体力量，同时也要做好新生代农民工继续外出务工的组织和培训工作，促进农民工输出与回流创业的良性互动。
（二）吸纳农民工到家乡城镇就业的截流机制
金融危机爆发后，农民工流动的新趋势就是“回镇不回村”，即回到家乡所在的城镇务工。对于不想返回农村渴望留在城市而又不具备实力留在大城市的农民工来说，建立吸纳农民工到家乡城镇的截流机制，避免劳动力盲目流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充分利用沿海地区回城农民工的经济收入和人力资源，鼓励他们转换职业，积极地在内地城镇就业和创业，这对于促进内地城镇的经济发展，解决我国城市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的问题，推动城乡和谐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农民工回到家乡城镇后能较快地适应当地经济生活、建立社会交往圈以及具备良好的心理调适能力，这有利于他们适应城镇生活，促进当地的社会稳定；农民工从沿海发达地区回到内地家乡城镇，他们将发达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市场理念、城市文明等现代性元素带入内地，推动城乡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总之，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要内容。由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与沿海地区相比仍然较低，所以在金融危机形势下，随着沿海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中西部地区应该加快对中小型城市建设的投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制造业，吸纳更多的农民工就业，为农民工向家乡城镇转移创造条件，从而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和小城镇建设。
（三）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就业的畅流机制
金融危机凸显新生代农民工的失业问题，他们向上流动的渠道受阻，给社会安全带来隐患，因而需要建立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畅流机制。实践证明，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拥有特殊技能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较好的工作。每个位置都会为在职者谋求生计，也就是给予其经济报酬(20)。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充分利用政府提供的职业培训机会并在平时业余时间内，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掌握特殊技能，这样才能在城市里找到较为理想的工作，也更容易立足城市。同时，我国政府也应顺应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要求，尤其要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力度，促进劳动就业、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与户籍制度相关的配套改革，逐步形成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制度体系，并鼓励城市吸纳有能力的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角色的转变，来顺应社会历史的必然要求。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对于满足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求，带动城市发展意义非同寻常。通过帮助“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较高、物质和生活享受要求较高、工作耐受力较低）的新生代农民工转变身份，增强他们对城市的适应能力和心理认同感，降低他们的游民意识和过客心理，能促进城市的稳定与和谐。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畅流机制，有利于城乡和谐发展，更有利于他们立足城市，接触和吸纳城市文明因子，促进农民工整体素质的提升，这对于发展城市文化、传播现代文明具有积极作用。
总之，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农民工就业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农民工是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革的巨大力量，其就业出路尤其值得重视。通过建立农民工就业的代际分流机制，实现两代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分流，解决我国农民工的就业难题，是当前农民工就业的时代要求和必然选择。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李庆同学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作出贡献）
注释：
① 陈柳钦：《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及其应对之策》[EB/OL]，光明网－光明观察，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5/08/content_918441_2.htm,2009-05-08.
② 王兴周：《两代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差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③ 中国社科院“农民工返乡机制研究”课题组：《徘徊在城乡之间的中国农民工》，《光明日报》2009年4月9日。
④ 甄月桥、陈蔚、葛列众：《农民工就业心理的代际差异探析》，《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⑤ 刘茜：《两代农民工，两样广东梦》，《南方日报》2009年1月23日。
⑥ George Ritzer.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390.
⑦ 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页。
⑧ 杜安娜、何涛：《金融危机下返乡农民工的下一步抉择》[EB/OL],人民网,http://gd.people.com.cn/GB/123937/123964/8832570.html.2009－02－19.
⑨ Louis Wirth.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44(1938):1－24.
⑩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11) 刘成斌：《生存理性及其更替》，《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7期。
(12) 王攀、孟娜、陈济朋：《中国农民工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自信选择去与留》[EB/OL],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8389242.html,2008－11－22.
(13) 李恒春：《浅谈我国农民工现象的“代际转移”和发展性贫困问题》，《北方经济》2008年第12期。
(14) 孙立平：《资源重新积聚背景下的底层社会形成》，载《中国社会学》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2005年版，第66页。
(15)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
(16)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7页。
(17) 鲁思·华莱士、艾莉森·沃尔夫：《当代社会学理论》，刘少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32页。
(18) 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232页。
(19) 杨群红：《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研究》，《南都学刊（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6期。
(20) 戴维·格伦斯基（Gavid B Grusky）：《社会分层》，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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